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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评书播讲：纪实文学《红卫兵档案》第三部分（转贴）——如果有人喜欢，请贴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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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播讲：纪实文学《红卫兵档案》第三部分（转贴）——如果有人喜欢，请贴其他部分。

所跟贴

评书播讲：纪实文学《红卫兵档案》第三部分（转贴）——如果有人喜欢，请贴其他部分。 -- 安普若 - (48410 Byte) 2006-8-09 周三, 21:32 (63529 reads)

木辛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元帅
声望: 院士

加入时间: 2004/02/23
文章: 7094

海归分: 1808921

标题: 有意思。我也来凑个热闹，贴个节选《一个女红卫兵的克格勃生涯》，你们天津的事 (1428 reads) 时间: 2006-8-09 周三, 22:51

作者：木辛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很早以前看过这个东西，很精彩。全贴过来可能太多了。　
校长给查查，你们天津是否确有其人？

第一章　从红卫兵到插队知青

　 1
　

　　　　　　　　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听
　　　　　　说有一名中国红卫兵叛逃苏联时；当
　　　　　　即向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下令：“立
　　　　　　刻派一架飞机，把这个中国姑娘接到
　　　　　　莫斯科来！”

安德罗波夫站在窗前，抽着烟斗，两道锐利的目光透过镜片，直射窗下。从这个视
角望出来，可以望过整座捷尔任斯基广场，看到对面马克思大街的景色。抽着烟斗望街
景，这是安德罗波夫每天上班后第一项必修的功课。
一烟斗烟丝抽完，安德罗波夫来到办公桌前，在皮转椅上坐下，朝秘书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安德烈同志，让我们开始吧？”
“是的，主席同志。”
所谓“开始”，是安德罗波夫一边听秘书汇报重要文件（情报）的概要，一边自己
从案头那叠文件中挑选内容重要的浏览。安德罗波夫有着一项常人所不及的本领：他叮
以一面用英语接电话，头脑里则在考虑着国外的某桩要事，而手里的笔还能用俄语在写
东西。现在，他一面听秘书汇报，一面把文件一份份的翻阅。当秘书汇报完十份文件开
始说到第十一份时，安德罗波夫已经把面前那叠尺余高的文件测览完了，他随手拿起一
个蓝色塑料文件夹，翻阅起里面的那一叠纸。
这是一份文件（情报）目录。安德罗波夫作为克格勃主席，控制着这个庞大特务机
构的所有部门，计有：克格勃中央书记处、第一管理局（对外谍报局）、第二管理局
（国内防谍局）、第五管理局（秘密警察局）、边防管理局（边防军）、第三管理局
（军队监察局）、第七管理局（监视调查局）、第八管理局（联络通讯局）、工业保安
管理局、技术管理局、行政管理局、第九管理局（警备管理局）、人事管理局、档案中
心、档案登记部、财政经费部、特别调查部、经验核对部、保密检查部、国家通讯部、
书刊审查部、训练部、运输部。这些部门由安德罗波夫的六个副手分管着，每天处理各
自的业务。所有送呈总部的文件均先由副手审读，然后将他们认为重要的挑选出来，送
往主席办公室由安德罗波夫亲自处理、挑选剩的则由他们直接处理，但是必须将处理结
果备案。此外，凡是未向主席办公室送呈的文件，每天必须制作成目录，送到安德罗波
夫的案头。现在，安德罗波夫就在浏览这份目录。
秘书翻着文件夹，开始汇报第14份也就是最后一份文件：“1968年4月30日，美国
国防部在诺福克市的‘黑玫瑰皇后饭店’举行了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
讨论问北越战场增派兵力的可行性，与会参谋长……”安德罗波夫突然把手一挥，大声
道：“让那些参谋长见鬼去吧！不要念了！”
秘书一怔的当儿，安德罗波夫已经伸手抓起面前一排电话机中的一个送话器，吩咐
道：“彼罗朱柯夫同志，请您带上那份编号为‘B103’的文件，马上到我这里来！”
彼罗朱柯夫中将是安德罗波夫的六个副手中的一个，负责分管边防管理局。他和其
他五名副手的办公室都在四楼，所以，安德罗波夫刚把送话器搁回机架、他已经推门而
进了。
“主席同志！”
“彼罗朱柯夫同志，请坐！”
彼罗朱柯夫把B103文件递给克格勃主席，然后在墙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秘书见状，
知趣地退厂出去。
安德罗波夫接过文件，二话不说，立刻看了起来。这份编号为“B103”的文件，是
克格勃边防管理局在昨天晚上10点钟以“急件”形式送往彼罗朱柯夫家里的，主要内容
是：苏联、中国边境的36号地区（此为克格勃边防管理局的编号）的苏联边防军执勤人
员，于昨晚8时59分抓获一名从中国方面叛逃过来的女红卫兵。
经初步审讯，叛逃者供称自己名叫傅索安，天津人，叛逃动机是“投奔伟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安德罗波夫阅完文件，皱眉沉思了片刻，望着副手：“彼罗朱柯夫同志，这个叫傅
索安的叛逃者，现在在哪里？”
彼罗朱柯夫略一欠身，回答道：“昨晚我收到这份急件后，立刻和边境方面通了电
话，他们说现关押于边防军营房的禁闭室。”
安德罗波夫微微颔首：“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会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
“难道由此会引起外交纠纷？”
“外交纠纷是不会的……”安德罗波夫站起来，想说什么，但动了动嘴却未开口，
伸手抓起一部红色电话机的送话器。这是“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线的另一头连着克
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可以直接同勃列日涅夫通话。这边安德罗波夫刚抓起
送话器，那边勃列日涅夫已经有了反应，耳机里传来一个鼻音很明显的声音：“唔，是
安德罗波夫同志？”
“是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有一件重要情报向您报告……”安德罗波夫简要地把傅
索安叛逃来苏的情况说了一遍。
安德罗波夫之所以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器重，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是他的思想方法和勃列日涅夫完全相同，这也是他后来成为勃氏接班人执掌苏共大权的
一个原因。现在，安德罗波夫刚把情况说完，勃列日涅夫已经领略了此事潜在的意义，
立刻下令：“马上通知边境方面，必须严格保证这个叛逃者的安全。另外，立刻派一架
飞机，把这个中国姑娘接到莫斯科来！”
安德罗波夫对着话筒点头：“是！立即执行您的指示！”

　 2
　　
　　　　　　　　江青给公安部长打电话：“我要活
　　　　　　　　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
　　　　　　　　来！”
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一辆蓝色“上海”轿车从北京城里快速驶往位于西郊的钓
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原是清廷皇帝及皇室成员在一年内的某些日子专门来此举行垂钓仪式的地方，
解放后经过修缮辟作国宾馆，金日成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恩克鲁玛总统、胡志明主席
等众多国家元首访华时都在此下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事活动减少，空出不少别
墅，就作为一些中央领导人及中共文革小组部分成员的临时下榻处、这段时间，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就住在这里，这辆“上海”轿车中的
乘客就是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命令来拜见康生的。
“上海”轿车驶到钓鱼台国宾馆大门口，停了下来，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迎上前去，
查看通行证后，方才放行。轿车驶进大门，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水泥屏墙，上面有用红漆
临摹毛泽东主席颇有特色的笔迹书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轿车顺着用道绕过屏
墙，往里行驶了一会儿，在一幢别墅前停了下来。从车里下来一个身穿人民解放军陆军
干部制服的中年男子，此人姓许，是中央文革小组抓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许某下车
后，从公文包里取出江青手写的便条，走进别墅，递给了一个秘书模样的工作人员，对
方看了看，便把他引进了客厅。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身穿紫色毛衣、外罩丝棉背心的康生走进了客厅。许某连忙迎
上，做自我介绍后，说：“康老，江青同志再三叮嘱要我代她向您老问候！”
康生“唔”了一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随手做了个姿势示意许某坐下。
许某坐下后，用恭敬的目光望着康生，小心翼翼地开腔道：“康老……”康生不客
气地打断道：“你的来意，江青同志在电话里已经讲过。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计
你把有关情况说一下！”
许其额外沁出了冷汗，公鸡啄米般地连连点头：“是！是！我把情况向康老汇
报……”许某奉命求见康生，是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体情况如下：“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鉴于当时
处于民族存亡的紧急形势，急需大批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干部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于
是决定让安子文等六十一名被捕后关押于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内的党的干部按照国民
党的规定办手续出狱。这些干部遵照党中央指示出狱后，积极投入工作，对革命事业做
出了巨大贡献。此事当时经中央集体讨论所决定，所以这六十一人在历史上应当说是清
清白白的，安子文在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却有人提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央文革小组遂决定进行专案调查。然
而，专案调查的工作却开展得疙疙瘩瘩，不甚顺利。江青听许某汇报后，指手画脚发号
施令道：“这事应当去向康老请教，康老是专案问题的专家、权威，没有搞不定的专
案！”
于是，许某便来钓鱼台拜见康生了。
许某把调查情况择要汇报完，正好十分钟。康生听了，在镜片后面转动着眼珠子，
嚅动着嘴唇嘟哝道：“没有章法……战线铺得过宽……没有找准知情人……”见许某打
开本子准备记录，马上阻止：“不许记录！”
许某连忙合上本子，连钢笔一起放进公文包。
康生突然问：“你会写文章吗？”
许某不知所措地回答：“凑合着写过几篇，不过水平极其有限他还想往厂说，却被
康生打断了：“搞专案就像写文章！要有材料，有了材料还要会取舍。取舍，懂吗？”
许某茅塞顿开：“晤，懂！懂了！”
康生打了个哈欠，掏出手帕，摘下眼镜拭泪水，边动作边说：“‘北平反省院’的
事，你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姓张，弓长张，以前在‘北平反省院’管档案的。凡是进过
反省院的人，他应该都清楚他们在里面的表现；。这个人解放初期住在天津，不知道现
在还在不在。可以通过公安机关去查一查，听说他很会刻图章。”
其实，康生说得出此人的姓名、地址，就在几年前，他还派人去天津向那人“借”
过一幅米芾的字。但是，即便是江青本人来问他，他也只会说这些，这是康生风格，也
是阴谋家的风格。
许某离开钓鱼台后，立刻去见江青，把康生的话详细说了一遍。
当天晚上，江青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打电话，要求由公安部出面查张××这么一个人。
谢富治回答：“江青同志，没问题，不论死活，都一下给您找到！”
江青的话有些不合逻辑：“我要活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来！”
谢富治只好点头：“好的。”
但是，谢富治没有料到，就在他下命令让天津市公安局查找张××时，这个人已经
被人打伤，送进了医院。行凶者，正是两个月后越境逃苏的傅索安。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
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傅索安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她的周岁照片曾被照相馆
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从生下来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过不少照片，有的还请人画上
了彩色。这些照片，在博索安后来越境叛逃后，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
二十年后，比傅索安小七岁的弟弟傅索强曾凭他少年时的记忆对1968年时的傅索安
作过了一个白描式的叙述：“她个头很高，大约不会少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体
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间；脸形是鸭蛋形的，五官长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匀，黑
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来总闪着光波，眼睛上部长着一对浓黑的月牙眉。她和当
时的同龄人一样，爱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剪得很短的头发上压着
一顶军帽。”
根据这个叙述，可以想象傅索安当年乃是一个比较俏丽的高个姑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
力的活跃分子。傅索安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又使她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
因此，她考虑问题往往比她的同学要深些广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文化大革
命”伊始别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的一般教师时，她已经在写“制定和忠实执行‘资
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区、市教育局长头头的大字报了。当她的同学跟着炮轰教育局头
头脑脑时，她已登上火车去了北京，成为8月18日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
员。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她的串连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不是
游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种社会调查。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
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农村，她甚至还在内蒙古农村认了一位“干娘”，这个举动
为她的越境外逃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
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时，她的母校已经山头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级
林林总总总共有二十多个“造反兵团”、“战斗团”之类的造反组织。傅索安岂是甘于
寄人篱下之徒，所以断然谢绝了几个同班、同年级组织拉其入伙的邀请，自己发起组织
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横空出世”与同校其他造反组织相比，具有一个鲜明
的特点：其成员打破年级界限，从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红五类”、
“黑七类”一视同广，只要本人有革命决心、造反干劲。这样一来，许多被排斥在造反
组织大门之外、从心底里渴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都纷纷投奔“横空出世”。
傅索安鉴于当时特别讲究“家庭出身”，而自己并非出生工农兵家庭，底牌不硬，
所以在讨论总部领导班子时，采劝让贤”方针，把司令、副司令的位置统统让给别人，
她只担任常委，为七人领导班子之一。
但是，傅索安这个常委却有着决定整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方针大略的权力。她
所让贤推举的司令、副司令都是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视她为大姐姐，所以，在常委
会上她的话往往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根据傅索安的布置，“横空出世”在不到半年
的时间里，就以文武手段取消、兼并了本校的十四个造反组织。到1967年8月，“横空
出世”的成员已达一干一百多人，成为全校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造反组织。
“横空出世”兼并其他“造反兵团”、“战斗团”时，提出的是“革令大联合”的
口号，所以，在把对方的人马编入自己的花名册时，不得不将人家的头头列入总部领导
班子。那几个后来的常委、委员都是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上可做傅索安的哥哥、
姐姐，资历也毫不逊色，造反又比傅索安早，所以他们对要听傅索安的号令自是心有不
甘，口有微词。而“横空出世”原先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人对傅索安心怀不满。渐渐，
这两部分人半公开半秘密地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于1968年元月初的一天，突然在
总部全体委员会议上发动袭击，提出改组领导班子，并当即实施。结果，傅索安在毫无
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解除了常委职务，会议念其创建组织有功，保留她的总部委员的
头衔。
傅索安被这个突然袭击搞了个措手不及，气得发昏。当天晚上，她独自缩在卧室中
的床上，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冷静分析面临的情势。此刻，傅索安可以作三个选择：一、
接受这个事实，在委员这个位置上仍干她的造反事业。二、退出“横空出世”，从此不
问造反之事，当逍遥派。三、仍留在“横空出世”，和新领导班子斗一斗。
傅索安经过一夜考虑，最后决定作第三个选择。
当天下午，傅索安以个人名义在“横空出世”总部里面贴出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
《一次触目惊心的政变》。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大字报里，披露了上一天那个全体委员
会议的内幕，傅索安愤怒地指责：“一小撮阴谋家”搞这次“政变”是“别有用心”，
是“干扰革命斗争大方向”，是“帮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及走资派的忙”，等等。
天底下所有的水面都是不平的，傅索安这份大字报一贴出来，马上有人响应，写大
字报、小字报和标语表示支持傅索安。支持者共有五人，三男二女，姓名分别为：金国
安、费磊、李白波、王慧珍、陈冬芳。这五人都是傅索安当初发起成立“横空出世”时
的积极响应者，也是总部的第一批成员，自称“老造反”，一向是傅索安的支持者。
这一炮在“横空出世”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许多红卫兵暂停和对立派的
“派仗”，将注意力转向本组织内部。总部新领导班子见势不妙，立即作出反应，又是
座谈会，又是大字报，又是广播，向众部下说明事实真相，阐述观点，安抚军心，稳定
形势。
傅索安及其五名支持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也是大字报大
标语忙个不停。六人决定抱成一团，和本组织头头坚决斗争到底。金国安提出：“我们
干脆成立一个战斗队，名义上属于总部下面的，实际上是独立的。”
“对！”李白波、王慧珍等人表示赞同。
傅索安考虑下来，说：“不用成立战斗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仅是
代表我们有统一的观点。这样，别人支持我们时不必心存顾虑，被头头疑为已经参加我
们的组织。”
金国安想想也是，便点了头。其他几位也赞成。众人便开始商量名称，但是，议来
议去都是“战犹酣”、“丛中笑”、“愕未残”、“试比高”、“百万雄师”之类，仍
像战斗队的名称，似不合适。最后，还是傅索安一锤定音：“他们是头头，高高在上，
如在山头。我们处在底下，似在山脚下，干脆就叫‘山下派’！”
“山下派”的出现，令“横空出世”的头头脑脑大为头痛。当时，“横空出世”已
成为整个天津地区的大对立派系一派中的一个分支组织，作为“学生军”，有着其他工
人、财贸、农民、机关干部、公检法等造反派所不具备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横空出世”
自有自己的任务。但自从有了“山下派”，总部不得不分出若干力量专门应付、反击，
消耗了大量精力。1968年2月间，“横空出世”总部曾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山下派”
问题。有常委曾主张将“山下派”开除，但讨论下来却找不到理由：傅索安等人只是对
几个常委有意见，并非反对总部的斗争大方向，光靠这点难以开除，否则可能会动摇军
心。
但也不可能长期容忍“山下派”的作为，常委会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
限制“山下派”写大字报、标语的纸张笔墨。
1968年2月底，“横空出世”总部召开全体红卫兵会议，宣布常委决定：各战斗队
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即日起将指定专人写大字报。大标语，
所需笔墨纸张凭底稿送经主管政治宣传的常委审查批准后去后勤组领取这样一来，“山
下派”没了内江的工具，除非自己出钱去买，但傅索安几个根本没经济来源，他们吃饭
都是靠父母的。此事怎么是好？当天晚上，“山下派”六人聚合于傅索安家里，商量对
策。议来议去，只有一个选择：设法获取笔墨纸张，继续攻击“山上派”。
“山下派”对获取笔墨纸张的手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中
学生成立造反组织很方便，扯个旗号，然后找校长室开证明去公安局备个案，就可以去
刻公章。至于造反所需的经费，学校自会提供，有了经费就可以购置笔墨纸张等等了。
但是，到了1968年，情况起了变化，校长早已关进牛棚，校长室也不复存存，各中学都
只剩两个对方派造反绢织，活动经费一部分主教育局领取，一部分凭本组织出具介绍信
去商店强行除取实物，所欠款项有了钱则付，没钱就“留待运动后期处理”。现在，
“山下派”要获取笔墨纸张，只有一个办法：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出具介绍信去文具商
店强行除龋傅索安拍板：“有进无退！就这么干！”
他们为即将正式成立的组织起了个名称叫“莽昆仑”，商定暂不公布，眼前阶段只
为获取笔墨纸张打“内战”。但是，问题马上来了：校长、校长室都不复存在了，学校
的公章也不知在哪里，谁给开证明去公安局备案？
傅索安想了想，抓来一张白纸，用钢笔在上面“唰唰”写了几行字，递给陈冬芳：
“你和费磊一起去公安局走一趟，设法往上面盖个章，算是备过案就是了。”
陈冬芳的父亲，在公安局当民警，虽然不是掌权的，也总是“自己人”，估计可以
和盖公章的商量通融一下。至于费磊，则和公安机关丝毫不搭界，傅索安派他去，纯是
给陈冬芳个伴儿。
陈冬芳、费磊两个匆匆而去，又急急而回，一看脸色就知道不行。
过了几天，傅索安决定走另一条路。这条路比较简便，但可行性却是个未知数。傅
索安单枪匹马去了一家刻字店，向店员打听：“同志，我们组织的公章弄丢了，能不能
给刻一个？”
店员看她的黄军装、红袖章，回答得很和气：“所有公章都必须凭公安局的证明才
能刻。”
傅索安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悻悻而去。
隔了几天，“山下派”几个人碰头，傅索安一说这事，个个摇头。
王慧珍叹了口气道：“唉——，要是我会刻图章就好了，我们自己给刻一个。”
傅索安被提醒了，说：“哎！我们何不自己设法刻一个章子？”
“可是我们不会刻呀！”
傅索安说：“找个人刻！”
“找谁呢？”
傅索安紧皱眉头想了一会，忽然一拍桌子：“对了！叫这个老家伙给刻！”
李白波问：“谁？”
傅索安眉飞色舞道：“张厚石！”
张厚石就是康生所说的“弓长张”。张厚石是天津人，字初朴，1900年出生于一个
清朝官僚家庭。他自幼攻读《四书》、《五经》，颇有古汉语底子，又写得一手好字，
巳能画画善篆刻，青年时也算得上津门名士。30年代初，张厚石参加了国民党，经一个
亲戚介绍，去北平（今北京）国民党市党部供职，后来奉调去了国民党“北平反省院”，
专门掌管档案。“卢沟桥事变”前夕，张厚石结束了国民党方面的工作，返回天津老家，
开了家小古玩铺，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张厚石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精神，前往公安机关坦白交代了自己
在“北平反省院”的那段历史。人民政府经调查，认定张厚石那时未参与拷打、杀害共
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只是管理档案，且又是最早向公安机关坦白罪行的，所以予以从宽
处理，不予追究罪责。张厚石接到通知后，对人民政府感激涕零，为表示感恩，他对几
个以前和他一起在北平国民党市党部于过事的朋友现身说法，劝他们也走坦白之路，获
得了效果。为此，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还把张厚石的情况作为典型例子写进《工
作简报》，送往北京。其时，康生在负责中共中央社会部，他看到这份由公安部转过去
的《工作简报》后，想起年轻时曾经听说过张厚石这个“津门才子”。康生有收藏古玩
的嗜好，寻思张厚石家里必有珍品，于是悄悄派人去天津找张厚石“借”字画欣赏。张
厚石自然知道康生是什么人，马上选了一幅米芾的字和一方田黄石交给来人。康生用日
黄石为自己刻了一枚藏书章。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后，这枚印章和米芾的那幅字都被
从康生家里抄出来，和其他一些被康生巧取豪夺来的文物一起送往国家文物管理所。
张厚石在50年代前期仍经营着他的那个小古玩铺，后来公私合营了被安排进文物商
店做店员，不久又调往学校教书。1959年，张厚石因历史问题被清除出教师队伍，调往
街道工厂当工人。
他的家从原先的祖传宅邸搬了出来，迁在傅索安家附近。因此，傅索安知道有这么
一位“高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张厚石这样的角色自然成了“牛鬼蛇神”，家里珍藏的
文物被抄了个一干二净，每天早晚得挂着牌子扫街。这时张厚石已是个年近七十的占稀
老翁，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中，他对书画金石艺术的嗜好仍是不变。他时常用拣来的秃笔
在街头被风吹落后的大字报、大标语的背面练书法，绘图画；用普通小刀在萝卜和土豆、
甘薯上面刻字。这一幕经常被傅索安从张厚石门口经过时看到，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在便把私刻公章的主意打到了这个牛鬼蛇神头上。
这天下午，傅索安带着李白波几个来到张厚石家里，大呼小叫点着张厚石的名字，
让跟他们走一趟。张厚实一看这几位全是黄军装、红袖章，只道是让他赶场子唱批斗会
主角，马上拿起那块牌子往脖颈上挂。被傅索安大声喝止，只让他跟着走。
张厚石不知这几位意欲何为，满腹狐疑地跟着傅索安几个来到附近的一所小学校。
当时停课闹革命，小学生都作鸟兽散，学校成了空庙堂。几个人把张厚石带到一间教室
里，喝令坐下。
金国安问道：“张厚石，我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小将！小将！”
“知道就好。唔，听说你很会刻字？”
张厚石连忙站起来，低头道：“那是旧社会的一套，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自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住嘴！毛主席说：看事物要一分为二。刻字，既可以成
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张厚石点头哈腰：“是！是！”
傅索安开腔了：“张厚石，你听着，现在我们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让你刻几个字！”
张厚石似乎预感到有些不对头，连忙说：“报告小将，我的工具早在运动初期‘破
四旧’时就已经交出去了。”
傅索安使个眼色，王慧珍便从军用挎包里取出一把刻刀、两块长方形木头和一个圆
规，放在桌上。傅索安说：“工具都给你备下了。你这就给我们刻一个公章，名称我写
给你。”
张厚石吓了个哆嗦，双手乱摆：“小将明鉴：我只会篆刻，不会刻公章！”
“胡说！都是刻字，分什么篆刻、公章的！”
“篆刻是一门艺术，并不包括刻公章，字体、形式都不一样！就像书法家不会写美
术字一样，属于不同的范围。”
”废话少说！你到底刻还是不刻？”
“小将的命令，我不敢抗拒。但是，我真的不会刻公章。”
傅索安没想到这个牛鬼蛇神竟会抗拒，气得脸面涨得绯红，冷冷一笑道；“你这个
老家伙，胆子真是大得可以！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不知道造反派的厉害！”
接下去就动手了。据当时在场的陈冬芳、王慧珍所写的书面材料说，她们看见是傅
索安动的手，打了张厚石一个耳光。而后来傅索安逃往苏联当了格勃特工后，对比她晚
些时候逃过去的中国知识青年黄一煌说起此事时，则说她没动手，而是李白波打的。
总之，不管是准动的手，反正张厚石挨了一个耳光后，突然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啊！”王慧珍大吃了一惊，吓得尖起来。
傅索安起初以为张厚石装模作样，俯身一看，见他脸色有点异样，这才估计是真的。
她转了转眼珠子，一挥手道：“不管他！走！”
一千人迅速离开了现场。

　 3
　
　　　　　　　　 “张厚石事件”使傅索安成了“文
　　　　　　　　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的第一个插队落
　　　　　　　　户知识青年。
张厚石这年已经六十七岁，又患有心脏并高血压症。他碰了一下，摔倒之后，当即
中风昏迷。傅索安几人离开现场后，看守小学校的那个老校工经过那间教室，发现地下
躺着个老头，上去唤不醒，于是马上去隔壁工厂叫来几个人，把这个不明身份的老人送
往附近的医院。
医院当时治病人规矩很多，先要问成分。那老校工是一问三不知，医院便有些不肯
抢救的意思。老校工恼火了，拍着胸脯声称自己是五代无产阶级，如果医院不肯救死扶
伤，他就要和不是无产阶级的医务人员拼个高低，分个上下。这一唬，才算把医院方面
唬住，组织力量抢救张厚石。
张厚石是个胖子，脸面尤显肥胖，那个耳光在上面留下了五道明显的痕迹。医生一
看，便知是殴打所致，按照有关规定马上报公安局，一边着手抢救。医生用了一些不算
高级的药物，暂时控制了张厚石的病情，但还是昏迷不醒。
这时候，地区派出所接到分局的通知来医院查问情况了。在五六十年代，像张厚石
这样的人，是专政机关的内控对象，派出所榜上有名的角色。两个民警一看那张脸，马
上认出是张厚石。再向那老校工一了解，知道是红卫兵所为，根据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
观念，叫做“好人打坏人，活该”，所以也没当回事，通知一下张厚石所在的单位就算
解决了。那倒霉的张厚石，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里。
就在这天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命令通过专线电话传到天津市公安局，让火速查
寻一个抗日战争前曾在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干过文职差使的张姓男子。市公安局自是
不敢怠慢，连夜直接把情况——向全市各派出所通报，要求立刻着手查找，一有线索，
即报市局。
张厚石居住地的派出所所长接到市局通知，马上想起自己管辖区里的这个内控对象，
当时他也不知道张厚石已经住院，便把情况报了上去。天明时分，市局综合各派出所报
来的情况，一分析，断定张厚石即是公安部要查找的人，于是通知把张厚石送市局。
派出所长便派人去叫张厚石，这才有民警告知昨天那件事。派出所长为稳妥起见，
亲自骑了自行车去医院，得知单位及家属已确认此人是张厚石，这才向市公安局报告。
市公安局值班室随即电告公安部。
一个多小时后，谢富治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看案头的电话记录，因为不知道江青
为什么要找张厚石，起初也没当回事，嘱秘书往江青那里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下就是了，
同时间还要不要把人弄北京来。秘书把电话打到江青办公室，是那边的秘书接的电话，
答应待江青醒来后马上报告。
上午10点多钟，江青看到了那份电话记录。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头脑里阶级斗
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又习惯于用文艺创作的思维去观察、考虑问题，一看之下，马上
一个激灵：我刚要从这个张厚石嘴里掏材料，他就被人打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哪
有这么巧的事？莫非是有人知道了此事，抢先下手，阻止调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
材料？
江青这一想，顿时觉得非同小可，便往钓鱼台打电话，向康生说了此事，问康生身
边的人是否可靠，会不会把秘密泄漏出去了。
康生听了觉得好笑，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身边的人都是绝对遵守纪律的，
决不会泄漏机密；如果真是发生了如江青所想象的问题，也是其他环节的毛玻江青想想
自己身边决无问题，估计毛病在公安部，于是亲自给谢富治打电话，简略地谈了情况，
要谢部长严查张厚石被殴致伤一事；同时要求公安部出面让天津方面把张厚石抢救过来，
然后，转往北京公安部医院。
谢富治这才知道张厚石身上竟牵着这么重要的线索，根据他的经验，此事必须认真
处理，否则会被卷进去都说不定。他反复考虑后决定派一个信得过的干部立刻赶往天津，
主持此事的调查。
派往天津的那个干部，名叫薛贻钧，四十来岁。他抵达天津后，首先让天津市公安
局给张厚石换了家大医院，关照说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对张厚石进行抢救，一
定要抢救过来，使他能思维，会说话。然后，薛贻钧就和天津市公安局的有关人员商议
如何开展对此事的调查。天津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从行凶者查起，只要查清行凶者，
就可以弄清行凶动机，就可以分析并理出制造此案的原因了。薛贻钧听了，认为不无道
理，于是说就这么查。
市公安局便往案发地也就是张厚石居住地的公安分局下达命令，让火速查清把张厚
石揪往小学校殴打的那伙红卫兵。那时已是深夜，分局值班室便叫来两个值班民警，让
他们去张厚石居住地派出所，会同该所力量进行调查。派出所警力配备有限，夜间只有
三人值班，正在处理一起突发事件，听说是为张厚石的事，那为首的副所长更认为又不
是人命案件，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说不如到天明再查吧，先解决眼前这事儿。分局去
的两个民警见状也没法子，只好点头，但一时既没地方去，又不能回分局；留在派出所
吧，必定要接电话搞记录什么的，等于义务打工，于是核计不如往家里溜，先合合眼，
等到天亮再来派出所。这样，两人就回家了。
这两个民警中，一个就是“山下派”成员陈冬芳的父亲陈明忠。
这陈明忠是个有着十多年警龄的老公安了，经常轮到值夜班，妻子儿女对他晚饭后
离家直到次日天明后才回来已经习惯了，但这天晚上却是十几年来破天荒地第一次半夜
回来，全家都被惊醒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陈明忠哪里会想到自己的女儿正是他的侦
查对象，便口无遮拦地把情况说了一遍，说完往床上一倒便睡。
这边屋里鼾声连连，那边屋里陈冬芳却吃惊不小，心里好似装了十五个吊桶，只是
七上八下地乱晃。她怎么也没料到，动一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反革命，怎么就会惊动
了中央公安部。陈冬芳很想马上去找傅索安报警，但又怕半夜三更出门会惊动家人，使
父亲引起怀疑。再说这会儿去敲傅家的门也不妥，反倒会惹人起疑，只好捺着性子等到
天明再说。
陈冬芳好不容易等到东方发白，再也忍耐不住，马上穿衣起床，出了门直奔傅索安
家。
傅索安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晨6点钟正是沉沉大睡的好时光，冷不防被陈冬芳唤
醒，难免把脸拉长，说话也不大好听，问女战友来干什么。陈冬芳三言两语地把事情一
说，傅索安的睡意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时间头脑里就像打翻了盆浆糊，糊里糊涂不知作
何反应才好。愣怔了一会，她才作出了决定，把手一挥道：“冬芳，你赶快骑了我的自
行车出去，通知金国安、李白波他们，我们六个人在文庙外的牌楼下会合，大家都必须
以最快速度赶过去，不见不散！”
一小时后，这六人在文庙外天津市里惟有的一座二柱三楼式的明代过街牌楼下会合
了。傅索安此刻已经完全恢复了镇定，她在路上买了一包烧饼，每人给了两个，说：
“边吃边跟我走，我们去找个安静些的地方坐下来议议。”
一行人来到离文庙不远的玉皇阁。这是一座建于明朝宣德年间的道观，后来渐渐衰
落，到了“文化大革命”，给“破四旧”破得一副萧条破落之相，少有游人光顾，正好
给“山下派”暂作议事之地。
六人中，只有陈冬芳、傅索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金国安四人还懵里懵懂，傅索安
说：“发生了一点事情，先由陈冬芳把情况说一下。”
陈冬芳把情况说了一遍，那四人顿时紧张起来，王慧珍吓得脸都变色了。傅索安镇
定自若，目光闪闪，扫视五人，说：“大家不要害怕，现在事已如此，怕也没用，不能
解决问题。我们自己应当有个主张：第一，我们‘山下派’搞的是革命行动，并非是违
反‘十六条’、‘军委九条’以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行为。第二，张厚石是不折不
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这样的人，别说自己发病栽倒了，
就是活活打死也没什么的。运动开始到现在，全国哪个省哪个城市不打死几个个鬼蛇神
‘黑五类’分子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至于公安部调查，那肯定是张厚石
有其他事情，隐瞒了历史问题什么的，这与我们无关。”
傅索安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总算把那几位说得稍稍心定。接着，大家商量如何应付
眼前这一幕。议来议去，决定照傅索安提出的办法做：五人先去郊区躲避一下，留下陈
冬芳利用父亲职务之便探听消息，看情况变化再作计议。
金国安说：“就去大沽口我伯父家吧。我伯父没儿子，挺喜欢我，老叫我去要。他
那里庄户人家，住房宽敞，我们去也住得下。”
傅索安说：“就这样吧，大家回去一趟，带些日用品衣服什么的，对家里人说去保
定串连了，几时回来没准。国安你把你伯父的地址留给冬芳。”
傅索安回家后，可能意识到这次离家要在外面待很长一段时间，便把父母抽斗里的
现款三百五十元全都取走了，另外，她还带上了担任“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常委时搞下
的一本空白介绍信。这介绍信为“山下派”后来去内蒙古农村安家落户提供了方便。
当天下午，傅索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金国安来到了离天津市区百余里的大
沽口农村，在金国安的伯父家住了下来。那里位于海河入海口，附近就是曾闻名中外的
大沽口炮台。这几个城里学生乍来乡村，甚是新奇，忘却了面临的处境，村里村外到处
乱转，嘻嘻哈哈闹个不停。只有傅索安没有参加，也不出门，整天缩在她和王慧珍住的
那间小屋里，或坐或躺或踱步，一副专心考虑问题的样子。据她后来在苏联对也曾是中
国知青身份的克格勃特工胡国瑛透露，那几天里她在考虑前途问题，“感觉到在世界观
转变上有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升华，这是一种成熟”。
这种“成熟”很快就有了发挥作用的时候——三天后，陈冬芳突然来到大沽口，带
来了一个在傅索安意料之中但还是使她有些慌张的消息：侦查触角已经伸向傅索安！
原来，公安机关投入力量侦查这起谢富治交办的案子后，先是去了张厚石家，想弄
清是谁揪走了张。但是，傅索安一行去张家时，张家只有张厚石一人，无人能提供这一
情况。侦查人员又向张家的邻居了解，也没得到什么线索。于是，改变方向，向小学校
的老校工调查。那老校工只在傅索安几个把张厚石押进学校时和这一行人打了个照面，
起初只说得出是几个男女红卫兵，后来经过侦查人员耐心启发，才回忆起为首那个女红
卫兵“好像有些面熟”。
进一步回忆，又说“大概就住在附近”。侦查人员再请老头子回忆，他却无论如何
也提供不出新的线索了。
侦查人员于是开始发动群众，在以小学校为中心的方圆二公里范围内进行查摸。排
出了大约二十来名嫌疑对象，傅索安便在其中。侦查人员之一陈明忠是认识傅索安的，
因为她是陈冬芳的同学，这天在饭桌上便向女儿打听傅索安的近况。陈冬芳一听便知道
坏事了，佯作镇静敷衍了几句，待父亲一走，马上奔大沽口来报警。
当下，傅索安听了陈冬芳的一番叙述，强迫自己压下心头涌起的惊慌，说：“没关
系，意料之中的事，我已有了思想准备，他们迟早要找到我们的。”
陈冬芳说：“我这就赶回去，再打听打听情况。”
傅索安说：“你不要回天津了，你一回去，多半就会被公安局抓去！”
陈冬芳吓得脸色惨白：“这……这是怎么的？”
应该承认，傅索安在同龄人中确实属于思考问题方面的佼佼者，她对面临的情况进
行了分析：公安局侦查案子，只要到了已有确凿怀疑目标的地步，案子就差不多要侦破
了。她傅索安住得距张厚石最近，应当是二十来个嫌疑者中的一个重点怀疑对象。而且，
由于其他嫌疑对象没有做此事，所以肯定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只有她连人都不知
去向。这样，侦查人员势必把她作为惟一的目标来进行重点侦查。只要稍稍一查，他们
就会发现她的周围是哪几个人，而这些人正好和老校工所看到的人数、性别等都相符，
到这一步，案子就算破了。所以，现在六个人谁也不能回去，一回去就会被抓起来。
那五人被傅索安的分析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有人战战兢兢地问：“那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傅索安在这三天内已经对终于面临的这个“万一”反复作过考虑，当下断然道：
“这里也不能待，必须离开，一个小时内就离开！”
“啊？为什么？”
傅索安摊出了她的分析：侦查到她头上，民警定会去她家，一查没人，马上会认为
已逃脱；于是计议追捕，追捕要线索，其他五人即是线索，只要查清五人的亲友关系，
他们会一一登门查找的，所以金国安的伯伯家定在追捕范围内。
那么怎么办呢？对此，傅索安也有考虑：事到如今，先要保证自身安全，所以得逃
避追捕。鉴于他们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所以他们应当找一份工作。全国的城市都在闹
“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因此宜去农村。去哪里？可以去内蒙古傅索
安“革命大串连”时认下的干娘那里。干娘挺喜欢她，一定会接纳他们一行，而且，干
爹是生产队长，有权安排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
傅索安一说，金国安五人都愣住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当“山下派”的结果竟会
是去内蒙古当农民！一时间，他们谁也不吭声，用沉默来表示对傅索安这个决定的怀疑、
不解和反对。傅索安知道这层意思，于是又抛出了她这几天思考的部分内容，大意是：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当儿，还没有马上结束的迹象。这场革命，在政治上自是一个
极其伟大的胜利，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是在经济上却是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根
据“美国之音”、苏联“和平与进步”等电台（傅索安有时收听这些短波敌台）所透露
的数据看，“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两年，全国工业、农业、商业等的产值都直线下降，
对国民经济构成了一种目前看来尚算潜在的威胁，但即使现在就结束“文化大革命”，
这种威胁也会在一年二年后显露出来。
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观点看，今后一段时间，国内不可能、也没有经济能力大力发
展工业。而这两年来，全国的应届毕业生却有成百上千万，大学又不招生，这些人的出
路安排显然是一个大难题。估计弄到最后，中央会下命令让各届初高中毕业生全部去农
村安家落户。所以，城市学生去农村估计会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战略步骤。照此估
计来看，迟早要去农村安家落户，倒不如乘此机会先下去，将来全国铺开这项工作时，
他们倒可以作为典型被广泛宣传也说不定。至于“张厚石事件”，到那时已经时过境迁，
不会被追究了。傅索安临末总结道：“因此，这是一步必须走的棋子，但并不是一步险
棋，而是一步稳棋，值得我们一走！请大家想一想后迅速作出决定，不超过一小时。一
小时后，我就要走了，你们要跟我走的，就一起走；不想走的，就自便。但是，希望看
在我们在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这么一段时间的情谊上，谁如果落网了，不要向公安局透
露我的去向行踪。”
傅索安说完，不再看谁一眼，而开始自顾整理她简单的行装。
等她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时，那五位已经齐崭崭地站在她面前了，金国安说：“索安，
我们一块儿走！”
傅索安一阵激动，用湿润的眼睛望着战友，激动地和他们一个个紧紧握手，然后说：
“我们马上走！”
傅索安的干娘所在的农村在中苏边境额尔古纳河畔的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左旗境
内。从天津这边过去的近路是从东北走。
为防止警方在天津火车站设卡守伏，傅索安六人经过短暂的商议，决定不从天津、
北京那条线走，而是从塘沽去河北唐山，再往哈尔滨进入内蒙古海拉尔，经根河去目的
地。六个人凑了一下，身边总共有三百八十元钱。金国安担心不够，又向伯父要了一百
元钱。
临走时，金国安对伯父说，他们一行去江南串连。次日，当天津的侦查人员来到大
沽口追捕时，金国安的伯父如实奉告，结果很使他们白白忙碌了一阵。
由于这次事件中有陈冬芳在内，她的父亲陈明忠受到了审查，不久被调离公安战线，
去一家工厂当保卫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公安机关让他归队，他没答应，一直在那
里干到退休。
傅索安一行从大沽口步行赶到塘沽，购买了去唐山的火车票。
抵达唐山站后，他们没有出站，轻而易举地混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当时，仍有
少数学生在东游西荡进行“革命大串连”，所以铁路部门对红卫兵乘车的查票并不很严
格。这样，他们混到了哈尔滨，又用同样的办法混到了内蒙古根河（额尔古纳左旗政府
所在地）。
额尔古纳左旗当时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日常工作由旗委、旗人委（即人民委员会，
也就是政府）中未被打倒靠边的干部负责维持。傅索安六人抵达根河后，用傅索安保存
的“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空白介绍信开了一份证明六人系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小将，自
愿要求赴边境地区投亲安家落户，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并安置等等内容的公函。直奔旗
人委，把公函投了进去。
根河属于边境偏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十有八九连北京都没去过，“文化大革命”以
来只听说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如何了得，却从无缘分能去实地考察，现在
天津的红卫兵小将出现在面前，而且是来安家落户的，这不禁使他们甚为兴奋、激动。
那些干部怀着革命激情，热情接待傅索安一行，请他们住进旗招待所，免费提供食宿。
同时，根据傅索安的要求，给他们出具了去傅索安的干娘所在的奇玛村安家落户的公函。
两天后，傅索安六人告别了额尔古纳左旗人民委员会那些热情的干部，坐着一辆由
旗人委给他们联系的卡车，风尘仆仆前往奇玛村。
奇玛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黑龙江省的交界处，距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
到二十公里，离另一条界河黑龙江也不过百来公里。奇玛村虽然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但全村群众均是清一色的汉族，而且百分之九十姓李，以种植农作物为生。生产队长名
叫李能达，是个年近五十的憨厚汉子。他的妻子郭菊花，四十出头，是个泼辣、正直的
农村妇女。两人结婚多年，不知是哪一方的原因，郭菊花从未怀孕生育，四十多岁还膝
下无人。1966年秋，傅索安出现在奇玛村时，马上引起了郭菊花的注意。正好生产队长
让她清出一间屋子供傅索安作卧房，她便把傅索安拉到家中，亲亲热热一起过了十天。
临走前，傅索安答应当她家的干女儿，郭菊花夫妇大喜过望，杀了一头猪、三只羊，请
全村人吃饭，也算是举行认女仪式。傅索安回天津后倒也有情有义，不时寄包裹，把像
章、食品、日用品等在奇玛村被认为是稀罕东西的物品送给干爹干娘。
有了这层关系，当傅索安一行来到奇玛村安家落户时，自然受到了欢迎。李能达以
生产队长的身份，布置村民给傅索安等人盖了一座结实的茅草房。全村社员每家都向来
自天津的新村民赠送东西，从棉被、衣服、食物、蔬菜一直到各类大大小小的家具、日
用品，令傅索安六人激情满怀，热泪盈眶。
李能达又拿着旗人委的公函去大队部，张罗着给博索安六人上了户口。至此，傅索
安六人成了奇玛村的正式农民。他们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最早赴农村插队落户的
知识青年。就在这年12月，诚如傅索安所估计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
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
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中央的一项战略步骤，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历时竟达十
年之久。可以想象，随着“张厚石事件”的淡化，张厚石没有起到江青所期待的作用
（张厚石后来被救醒后送往北京，但因他当年在“北平反省院”工作时只管档案而不看
档案，所以，不能提供什么材料而被关押，1969年因心肌梗塞死于北京关押点）。他们
六人的行为不会被追究，而他们带头领先一步插队落户的举动则可能会被作为先进典型
而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表彰，他们的处境无疑会得以改变，各种荣誉也会随之而来。
然而，事情的发展有时往往不会顺着人们主观想象的轨道进行，就在傅索安六人刚
刚在奇玛村安下家，准备将大批判的热情和干劲转向战天斗地时，发生了一起事件。这
起事件，导致傅索安成了祖国的叛徒，民族的败类，克格勃的特工。

第二章　知青挑起的械斗事件

。。。

作者：木辛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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