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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评书播讲：老鬼真情讲述：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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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播讲：老鬼真情讲述：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转贴）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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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评书播讲：老鬼真情讲述：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转贴） (3907 reads) 时间: 2006-2-27 周一, 05:46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老鬼真情讲述：我和我的母亲杨沫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1945年11月25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呆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又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回家后也不敢说，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无病呻吟。

　　──其实这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来源于母亲的遗传。

　　哥哥还告诉我：他高二时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帮子肿得老大，头昏脑涨，连睾丸也肿了，发高烧39度8。校医给了他一些药后，让他赶紧回家治病休息。怎么回去呢？校医和同学们建议他让家里找个车来接。因为高烧，哥哥走路摇摇晃晃，想到父亲用车很方便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自己发高烧，头很晕，请求父亲要个车来接一下。父亲与母亲商量了片刻后问：你现在能不能站起来？哥哥说能。父亲问：能不能走路？哥哥说头很晕，走路颤颤巍巍。父亲与母亲又商量了一番说，你能站起来，又能走路，还能打电话，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车回家吧。

　　101中学校园很大，从宿舍到车站要走很远一段路。发高烧的哥哥就只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从宿舍走到车站。

　　──换了一般的母亲，哪怕找辆三轮车，也要把发高烧的哥哥拉回来呀！

　　1958年国庆阅兵，清华大学搞了一个特种兵战斗师方队。哥哥手持7.62步枪参加了游行。之后，立刻又赶到西郊百花山种树。其间，因为条件艰苦，劳累过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只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兴，责怪哥哥为什么总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会儿一趟上厕所，最后拉得全身无力，要双手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厕所。母亲也没当回事，只让保姆陪哥哥去医院看了看，拿了点药。以后转变成慢性痢疾，时好时坏，拉得面黄肌瘦。可父母总说他拉肚子不算病。家里来了客人常常当众嘲笑哥哥，说他娇气，小病大养，练武术练成了病包儿。

　　哥哥一肚子委屈，曾一口气写了3封长信给父母，解释自己不是娇气，确实是闹肚子，诉说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亲却怒冲冲说哥哥写3封长信是“一连气向我们投了3把长矛”，把哥哥被冤枉、写长信说成是向她发起“进攻”，母亲只看了其中一封，其他两封连看也不看。她伙同父亲指责哥哥“变质了”，变得“自私卑微”，就“只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个病号，成天拉肚子，没人管，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关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么错呢？那时，饥肠辘辘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点心全给偷吃光，他尽管也饿，还饿昏过，却不曾埋怨我一句，这怎么能说“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亲都会很着急，很担心。可我的母亲却出奇的平静，满不在乎。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的父母对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无形中教育了她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以为这是不娇惯孩子。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母亲知道我饿，有时也给我一点吃的，但次数很少（那时她总住院）。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若少交几两粮票，保姆会追着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为交粮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总向着保姆。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有这待遇，他们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现在老百姓都挨饿，你们小孩子也应该挨饿，如给你们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都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

　　父母什么时候给过我们粮票呢？从来没有。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开始后，父母挨了整，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我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准备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我决不会打砸抢他们。

　　我这个极端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幼稚的，更加剧了父母与我的矛盾。

　　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过着被监督改造的生活。父母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父亲根本不指望。无奈中，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她才能来一封回信，还总是要我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我连想也不敢想她能来草原看看我，帮我解决问题。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来。

　　而我身边的一些知青母亲，别说孩子受了这么大冤屈，就是什么事没有，还能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到内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羡慕，并渴望有这样的母亲。我常想，对孩子来说，要母亲就要有母爱的母亲。不管孩子，再有名气，再有钱的母亲也别要。

　　──小胖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流着泪恳求母亲去唐山帮她一把，替她向领导求求情。母亲却没有理。只让大姐去了一下，没解决问题，后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复了正常。

　　母亲年轻时，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让她妈非常气愤，曾与她断绝关系，停止供给生活费，这对她的伤害是终生的。她也变冰冷，不重亲情，与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与自己的孩子也动不动就断绝关系。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为此产生矛盾，越积越深。一次，哥哥与母亲谈到这个问题时，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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