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普若经典文章Blog汇集

阿里巴巴香港IPO筹资15亿美元
2007年10月29日
知情人士上周六表示，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Alibaba.Com Limited, 简称:阿里巴巴)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筹资15亿美元，发行价定在指导价格区间的上端，从而一举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中IPO规模最大的一家。
消息人士称，阿里巴巴以每股13.50港元的价格发行了8.589亿股，占扩大后总股本的17%。发行指导价区间为12.00-13.50港元。阿里巴巴是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旗下的企业电子商务子公司。
分析师早些时候表示，阿里巴巴基于2008年预期收益的市盈率为55倍，高于纳斯达克上市的同类企业环球资源(Global Sources Ltd.) 34倍的市盈率，但远低于中文搜索引擎提供商百度(Baidu.com Inc.)的83倍。
阿里巴巴的IPO获得投资者踊跃认购。面向机构部分获得1,500亿美元的认购，面向香港散户部分获得约4,530亿港元认购，在香港IPO历史上居于首位。
另一消息人士早些时候表示，各个市场的投资者均反响强烈，亚洲投资者比欧美投资者更加热情。
阿里巴巴定于11月6日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
持有阿里巴巴母公司阿里巴巴集团39%股权的雅虎公司(Yahoo! Inc.)承诺将认购价值1亿美元的股票。
另外七家主要投资者在阿里巴巴IPO中总共认购了价值2亿美元的股票，禁售期为两年。
这七家主要投资者包括AIG Global Investment Corp. (Asia) Lt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td.)、纳斯达克上市的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以及由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Wharf Holdings Ltd.)主席吴光正(Peter Woo)、马来西亚富翁郭鹤年(Robert Kuok)和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td.)郭氏家族控制的数家投资公司。

中国──加速变革时代的文化冲击
书名：Getting Rich First: Life in a Changing China（《先富起来──生活在变化的中国》）
作者：Duncan Hewitt
Chatto & Windus公司出版
页数：320；售价：21.07美元
这几天，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正在各地热映，影片根据作家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这位中国四十年代最著名的女作家曾在194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感叹：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落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就一定程度上而言，时隔六十多年之后，张爱玲对时代变迁的这番感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能找到共鸣。
1986年，前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邓肯•休伊特(Duncan Hewitt)首次来到中国，在西安学习中文。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新近出版的《先富起来──生活在变化的中国》 (Getting Rich First: Life in a Changing China)一书以开放的胸襟和细致的表述，探究了中国人在大变革面前的各种不同表现──自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七十年代末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之后，中国发生的变化看起来还是很让人振奋的。
就像书名所揭示的那样，这本书着眼于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记录的是受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们的声音，他们当中，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被抛弃了；有些人保持着清醒，有些人仍在苦苦寻找张爱玲所谓的“斩钉截铁的事物”，或者说是确定性。
从表面上看，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的确已经脱胎换骨、借助城市规划和发展跻身于世界级大都市的行列。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为此，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大量积淀着深厚文化内涵的历史遗迹、建筑和街道被重建──或者更准确地说，被破坏。
休伊特在开篇的两章中从文化保护的角度以批判的眼光分析了城市改造项目产生的影响。文中提到了赵先生一家，为了给新建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让路，赵家居住的一幢有一百年历史的四合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赵家的遭遇提醒读者，在城市宏大而光鲜的外表下面，掩藏着个人作出的多少牺牲。
“让人们迁出老屋意味着他们不仅要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而且还要割断与老友、街坊的多年感情，甚至完全放弃原来的整个生活方式。”然而，在效仿北京积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中国各大中城市，官员们对这样的感伤毫无所动。
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甚至让中国人自己也感到困惑和不安。“有一个笑话说，北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们去餐馆吃饭前要打电话过去的地方，但打电话不是为了订桌子，而是为了确认餐馆是否已被拆迁”，休伊特在书中写道。
书中有一章重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不平等和低效率，以及由此对农民生存质量造成的侵蚀。休伊特提到，医疗保健体系落后、教育经费短缺、赋税沉重、司法系统腐败等问题损害着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和打压，农民往往被剥夺了话语权。当然，中央政府近来对人民的呼声有所回应，比如开展医疗改革、增加教育拨款、取消多项苛捐杂税等，但毕竟积重难返，这些行动对于因多年来漠视民生而积累下来的问题并不能药到病除。作者也没能给出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但他认为，关键是要转变地方政府的态度，让农民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而不是只能被吆来喝去。
书中有一个小节描述了被休伊特称为“我”一代的年轻人在培养个体意识、挑战传统观念和信仰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另外一章，休伊特提醒读者，中国的“性解放”存在着摇摆不定的状况，它有时呼吁人们对性工作者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经常面临性病威胁、被盘剥和歧视的处境表示同情，有时，它又号召保护女性及同性恋者的权利、在媒体公开讨论这些以前属于禁忌的话题。
休伊特对每个话题都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在写作上也作了精心构想,他总是以具体事例开头，随后用统计数字和调查结果加以佐证，不过，他的写法本身却存在一些先天缺陷。比如，在将年轻一代称为“我”一代的时候，休伊特是否只考虑到了都市青年，而忽视了中国广大的乡村人口呢？
对这些乡村青年，他对“我”一代的结论还能同样适用吗？随着财富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样的年轻一代是否已出现城乡分化？他所描述的日益加深的代沟、对现状的反抗等等是否只在急速变化的都市里存在，还是已经蔓延到农村？
尽管如此，书中的每一章都以批判的口吻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虽然有时问题显得太过沉重、以致会令读者怀疑是否还有希望，但休伊特鼓励人们，政府已基本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正想法解决它们。不过，要想取得进步，付出的努力或许要比以往更大。
本书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异常迅猛的变化速度、以及这些变化在普通中国人心理上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印记。有些人可能会说，书中讨论的问题大多从改革一开始就出现了。不过，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以及人们对进一步改革的愿望日益迫切，这些问题现在显得更加突出了。由此，休伊特在书的结尾给我们留下了问号。或许，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中国能否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所有这些痛苦的副作用。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现居上海，曾在《远东经济评论》实习。）
Jiefei Yuan

CCTV新大楼：大国雄心之建筑版
2007年11月08日08:42
五年前，当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奥雷•舍人(Ole Scheeren)公布他们的中央电视台(CCTV)新总部大楼设计方案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建筑还可以这么做。他们说，就连中央电视台方面也不太肯定能按这一设计盖出大楼来。
从技术上讲，这座建筑存在很大难度。整幢建筑的外形就像是一只被扭曲的正方形多纳圈饼，两座竖立的塔楼向内倾斜，倾角很大；塔楼之间被横向的结构连接起来，总体形成一个闭合的环。
这样一种回旋式结构在建筑界还没有现成的施工规范可循。库哈斯和舍人认为，这种结构是对建筑界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人们通常认为摩天大楼就应该高耸入云直指天空。（这个方案还面临一个难点：北京刚好处于地震带上。）
现在，整座建筑的施工很快就要进入一个关键环节：几周之后，工人们就要开始进行横结构的施工了，而整座建筑的奇异造型用不了多久也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部分的技术要求听起来很有点科幻小说的味道。在半空中连接两座塔楼的部分必须在太阳出来之前施工，原因是白天的阳光会让塔楼不同部位的钢结构膨胀，从而不利于控制施工质量。
这样的变形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如果其中一座塔楼出现变形，它会传递到整个建筑上，整个系统都要为此发生改变，”舍人看着手里的大楼微缩模型说道，那样子彷佛这模型是一个等待他动手解决的魔方。
在北京正在建设的大约10,000座新建筑中，CCTV大楼可能是最能显示勃勃雄心的一座，人们在谈到建筑界把北京称为外国建筑师的“东方淘金地”、“试验田”时，每每都会以它作为典型代表。舍人说，这种结构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准建造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其他地方的建筑规范不会允许建造这样的东西。而中国现在很愿意尝试，这为建筑设计创造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氛围。
为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政府一直希望能让北京这座由忽必烈等古代帝王规划出来的古老城市变成一座现代化大都会。为此，他们试图让一系列新建筑个个都能制造轰动效应，比如外形如鸟巢的奥运会主场馆、蛋形的国家大剧院以及像被水泡包裹着的奥运会游泳馆“水立方”。
不过，所有这些新建筑中，设计造价8亿美元的CCTV新大楼带给公众的视觉冲击最为强烈。这座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引发了很多争议，或许这正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成就的最贴切写照。建成后，它将成为中央电视台这个中国唯一全国性电视台的象征，同时，它也是规模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办公楼。
奥雅纳工程顾问公司(Arup Group)的副董事长陈嘉正(Andrew Chan)说，如果是在五年前，这样一座建筑可能根本没法施工，因为用于地震数据分析的高速计算系统当时还不像今天这么先进。他说：当时我们必须自己编制施工规程手册。
CCTV大楼主体连接工程将从这个月底开始动工，其中悬空的横结构最终将在明年2月前完工。
当年曾担任CCTV大楼设计竞赛评委的香港建筑师严迅奇(Rocco Yim)说，起初他对这个“极其疯狂的设计方案”持相当保留的态度，但到后来，他感觉这个设计能代表“某种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中国在新时期展现出来的东西：不惧权威、敢于尝试，无所畏惧，高度自信”。
塔楼连接部分的结构借鉴了桥梁建筑技术，所不同的是，如果把那部分看作“桥”的话，它将是一座大得出奇、非常笨重的桥。这个桥的某些部分有整整11层楼高，桥上还包括一段伸出75米的悬臂，前端没有任何支撑。
为确保设计方案得到更好的落实，舍人2004年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搬到北京亲自监督施工。按照惯例，设计阶段结束后，施工监督通常是由当地建筑师承担的，但对舍人来说，这一步非常重要。今年36岁、爱穿普拉达(Prada)服装的舍人现在还不像他的导师、曾获得建筑业最高奖普立兹克奖 (Pritzker Prize)的库哈斯那样家喻户晓，也从未参与过像CCTV大楼这样有份量的项目。不过，他为普拉达设计的店铺也曾几次获奖，在业界已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北京建筑行业对建造这个设计方案并无现成的规范可用，于是，北京市政府组织13位结构专家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在设计竞赛两年后，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获准开工建设。
接下来，在200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专家组做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复制品用来研究。他们把它放在一个可以模拟地震的液压平台上面，平台上安装了数百个传感器，用来监控“塔楼”上10,000多只钢梁的位移，并测量在不同情况下整个建筑哪个部位承受的应力最大。
CCTV大楼的外立面是由大面积玻璃窗与菱形钢网格结合而成的，作为大楼的主体架构，这些钢网格就暴露在建筑的最外面，而不是像大多数建筑那样深藏其中。舍人说，这样一来，应力就基本都能沿着系统传递下去，并找到导入地面的最佳路径。从外观上看，大楼有一部分部分钢网结构（包括拐角等应力比较大的部位）比较密集，它们也是整体设计思想的一部分。
此外，大楼外立面将采用特种玻璃，这种玻璃表面被烧制成灰色瓷釉，可以更有效地遮蔽日晒。舍人说，用这种材料也比较适应北京的空气质量。实际上，在空气污染很严重的日子里，这种玻璃就像融化在空气中似的，人们只能看到大楼的网状结构，彷佛闪电被凝固在空中。
评论家指出，人们无法将这座建筑的形式和职能──世界最大的一家宣传喉舌CCTV的办公所在地──割裂开来考虑。CCTV既是中国最大的媒体公司，也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宣传机构。同时，在明年的奥运会上，CCTV是唯一一家拥有转播权的中国大陆电视媒体。所以，新大楼的形像将进入数百万家庭的视线。
去年，建筑评论家英格•萨弗容(Inga Saffron)曾撰文指出，库哈斯和舍人或许会“将作为让CCTV大楼成为建筑界重磅炸弹的人”而被载入史册。一直是库哈斯作品拥趸的萨弗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个设计传达的信息非常具有震慑力，想想看，大楼顶部的横结构悬在离地面那么高的架子上。”萨弗容说，再加上整个建筑庞大的占地面积， CCTV大楼时刻在提醒你自己是多么渺小，而它背后代表的这个国家是多么强大。
CCTV新大楼的建筑方说，这个项目是按高抗震级别设计的，即使发生大地震也不会倒塌。中国北方近三十多年来最大的一场地震发生在离北京144公里的唐山。这场发生于1976年的里氏7.8级的大地震共导致二十余万人罹难。
为给大楼的主楼和相连的两座靴型塔楼腾出空间，原来居住在那一带的数百户居民被强行拆迁，据他们说，得到的补偿很少。
今年57岁的退休教师邱桂枝有一天回家时发现，家里所有东西除了一台热水器外都被扫荡一空。她简直要气疯了。她说，她当时气得爬上楼顶想往下跳，后来被警察拦住，把她拘留了10天。她还说，当时有关方面保证支付人民币三十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但到现在她一分钱也没拿到。
而孙达（音）和家人至今仍坚持住在CCTV大楼脚下的一幢基本已搬空的居民楼里。楼旁就是一块巨大的奥运宣传广告牌，上面写着“建设和谐社会”。今年44岁的孙先生说：“我支持办奥运，但因为奥运就要让我父母流落街头我不能接受。”
而舍人也在忙着捍卫自己的设计。几个月前，作为柏林美术学院(Berlin Academy of Fine Arts)组织的一个专家小组的成员，舍人在谈到有关建筑师为强权国家设计建筑的话题时说，历史上一直就有建筑师为当权者设计的事例，否则的话，那些伟大的建筑从何而来、或者说谁为它们付钱呢？舍人后来在电子邮件中进一步澄清了他当时的发言。他说，从历史上看，有很多宏大的建筑都是为政府或权势机构建造的，对建筑业来说，这种依赖性或者说与独立性的冲突今后还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他还说，他所在的设计师事务所之前接到了大量暗示甚至很坦率的表态，从那些内容上看，CCTV有意在未来变得更自由、更独立，它也希望能拥有一座帮助他们实现转变的建筑。
他认为，新大楼的设计带来了更大的开放度。比如，建筑的悬臂部分不会留作电视台高层人士的办公室，而是会用来提供公共服务，比如辟成餐厅（整座建筑将开设三个大餐厅，可供4,000人同时就餐）。楼里还会有一个公共观景台，有玻璃地板和廊道，参观者从这里可以观赏令人目眩的悬臂结构，还能看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和里面的工作人员。
舍人说，整个建筑的回旋式设计体现了工作过程的统一协调性，这是制作电视节目的媒体公司需要做到的；回旋设计不会加剧隔离感，而是会鼓励相互沟通和融合。
舍人说，他自己在这个设计项目中投入了很多。大多数外国建筑师到这个阶段都会完全脱身，把设计交给当地工程师和建筑师去落实，但他说，这么做通常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他来说，他不想这样。
Mei Fong

进口国应为中国碳排放买单吗？
2007年11月12日
要想了解国际气候变化之争陷入的僵局，只需看看你的iPod。
全世界绝大多数MP3播放器都是在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中国制造的。制造一部MP3播放器会向大气中释放近8千克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
IPod与中国工厂生产的从玩具到钢材等上万种产品一道，引出了一个日渐成为气候变化之争焦点的问题。如果某产品是由美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供从斯德哥尔摩到圣保罗的全球消费者使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是否应为制造该产品所排放的碳承担责任呢？
世界各国首脑将于下月齐聚巴厘岛，开始制定一项承继《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新协议。《京都议定书》是一项旨在防止全球变暖的国际协约，将于2012年到期。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国和美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要求它们加入新协定。但随着无限制排放的帐单已经开出，在谁该为此买单的问题上正酝酿着一场战争。
以往的协定如《京都议定书》是基于单个国家来衡量排放标准的，即要求参与国减少其国境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就是说，制造国要为污染买单。但如今有一种新方法将会给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带来额外的压力，一些学者、环保主义者和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新的全球气候协定应该考虑到每个国家的排放“消费量”。他们认为，碳排放植根于经由贸易在全球流通的商品之中──因此如果美国从中国进口iPod，美国人就应该为制造它们所造成的污染承担一部分责任。
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政策主管安德鲁·西蒙斯(Andrew Simms)说，随着中国碳排放量的增加，每个人都将矛头指向中国。排放量增加的真正责任应该归于欧美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最终消费者。新经济基金会是总部位于伦敦的一个致力于环保的研究机构。
这一观点正合中国领导人的心意。按某些标准计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提醒西方媒体记者说，他们所吃、所穿、所用的东西很多都是在中国生产的。秦刚补充道，一方面，西方公司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制造产品，而另一方面又在减排问题上指责中国。根据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的排放量大约有23%来自于出口别国的产品。
一些经济学家对这样的论点不以为然，并指出中国乐意从如此安排中受益。“中国喜欢出口，因此他们为自己出口的产品而指责美国是很荒谬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企业与政府学教授罗伯特·史蒂文斯(Robert Stavins)说，“这就叫想鱼和熊掌得而兼之。”
目前，将责任归于买方的方法更多是一种谈判策略，而非重新划定全球排放地图的正式提案。不过由于新的研究途径和大量数据能够用来计算产品内含的排放量，所以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影响关于不同国家应采取何种减排力度的争论。
那些“消费量”计算方法的拥护者认为，这种方法解决了与《京都议定书》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众所周知的碳泄漏(carbon leakage)。一些国家可以将高污染行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减少自己的排放量。这些国家还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成品，这样，虽然单个国家达到了排放目标，但全球的碳排放总量却增加了。
“如果你的排放量受到限制，那么将高污染行业改设在发展中国家或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成品就会变得极具吸引力，”挪威科技大学(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研究员格雷恩·彼得斯(Glen Peters)谈到，“你进口了成品，却把污染留给了中国。”
从技术层面看，近年来美国的碳排放量有所下降，这也是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常常吹嘘的一点。2006年美国的碳排放量降低了1.3%。但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研究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可能是通过将更多的制造工作外包来减少其自身排放量。
研究人员指出，随着过去十年间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美国从贸易伙伴国进口的碳密集产品规模出现了显著增长。研究发现，美国进口产品中所谓的碳内含排放量在1997至2004年间差不多翻了一番。2004年，美国进口产品所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18亿吨，相当于该国2004年碳排放量的30%。这些产品中有许多来自中国。
事实上，美国官员也承认，为了应付环境政策，高污染行业不断转移到了世界上环保压力最小的地方。正因如此，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坚决拒绝加入没有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的气候协定。
这些国家声称，如果强制发达国家同意减排，而对发展中国家却没有相应限制的话，本土企业的产品价格就会水涨船高，使其竞争力受损。他们还指出，这样的政策构架会促使高污染行业转移到其他监管不严的国家和地区中，如此一来任何协定都会变成纸上谈兵。
一些着眼于“碳内含”的提案考虑了开征边境税的方法。在气候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国家可以对那些没有加入协定的国家进行惩罚，具体措施是对进口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如钢铁、铝制品及块状玻璃等）征收额外的税费。今年早些时候，法国提议如果美国不同意加入气候协定，欧盟(European Union)就应对美国进口产品征税。美国国会的几项气候变化法案也将针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碳密集产品额外课税。
不论国际社会采取何种手段为碳排放标上价签，最终的成本都将由购买iPod及其他消费品的消费者负担。
华盛顿的环保智囊团未来自然资源(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的经济学家约瑟夫·阿尔迪(Joseph Aldy)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决定为其排放负责，那么该国的生产成本将会上升。他还指出，一般来讲，在额外征税的情况下，相应成本也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Jane Spencer
本文涉及主题

《财富圈》杂志2007年11月号又登了一篇介绍安普若的文章并配有两幅以前没发表过的正面照片。这篇文章是上一次《名牌》杂志上那篇文章的原版。因为上次那篇文章被编辑改动很大，所以味道也变了。这次发表的是作者原汁原味的作品，我也觉得原版文章写得更加飘逸流畅。如果有兴趣，可以买一本看看。

《财富圈》2007年11月号
封面是谭盾

系列文章《游的七重境界》Seven Heavens

第一篇文章《在梦想中远游》讲的是罗红，第二篇文章《跨越空间的游侠》。

第三篇文章是《峰顶的朝圣者》

还有英文的介绍
Travel Through Space
Taming the Chinese Fire, a long novel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earned great fame for its author, An Puruo. The novel was written with the sight of a "Coming Back,; someone who came back to China after spending a lot of years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described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world in […]

吃喝玩乐系列：说一说定做西装
首先澄清一点，我上次讲到我定做西装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菲律宾马尼拉。
我在菲律宾定做的西装大概是200美元一套。所以，我基本上不太care那些西装，几乎是丢的丢（丢在了酒店，送去洗了忘拿了），扔的扔（因为挂坏了，所以扔了）。
现在还剩下两套，也不好了，因为在肩膀和前胸起泡了。
所以，定做西装尽管合身，漂亮，但是质量确实一个问题。至少在菲律宾定做的西装的质量不过关。因为我经常背电脑包，所以西装一摩就都起泡了。
不要在上海定做西装，上海的价格几乎是香港的一倍。香港定做西装价格有高有低，所以一定要找熟悉的人介绍。
深圳的价格我不太清除。
我在北京定做过衬衫，是在一个朋友的店里。实话实说，除了比较便宜（大概100块钱一件），样子，料子，做工都很一般。所以，我也不再在那里定做衬衫了（另外的原因，我已经做了20多件衬衫了，我有太多衬衫了，所以也暂时不需要了）。
天津有许多给世界名牌西装厂做西装的工厂，他们的料子样子做工都很好，但是他们不接外面的活儿。你需要认识朋友，他们才给你做。
当然，世界上号称做西装最好的地方还是伦敦的萨维尔街（Saville Row），所以下次去伦敦，考虑一下是否去那里定做一套西装。

这个朝鲜的女服务员叫贺莲，朝鲜话叫“哈云”。

朝鲜姑娘笑得很有特点。

门口代客的朝鲜姑娘。

朝鲜和中国国旗下面写的是：
平壤姑娘青春靓丽，热情服务，为来宾们倾情奉献歌舞表演。
正统的朝阳平壤风味特色美食，还有东洋料理和西洋料理。
包办生日宴席，结婚喜宴，老人寿宴，团体包桌。
朝鲜平壤大同江美食城
电话：0451-84587222
地址：道里区大安街27号
其他哈尔滨的照片在这里：
http://www.flickr.com/photos/anpuruo/sets/72157600928734556/

陈相贵简介：
　　1961年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农村，18岁时成为一名森警战士，复员后，陈相贵怀揣着500元退伍津贴，从做洗衣粉推销员开始，艰苦创业，凭着自己智慧，成功打造了8分钟全国知名的洗涤系列品牌，并畅销全国各地并很快成亿富。如今的陈相贵亲手打造的绿色事业已成规模，目前，他的事业已拥有5个公司、7个分公司及30多个驻外机构的大型企业集团。
20多岁时，陈相贵凭借500元，打造了“8分钟”全国著名洗涤品牌，完成了巨额的资金积累。曾投资电视剧《圣水湖畔》并在剧中扮演“陈书记”，还曾在电视剧《刘老根》中扮演乡党委书记“马书记”。

106号文 最后一颗深水炸弹？
2007-10-19
　　主持人：杨永翔 《投资与合作》副主编
　　特邀嘉宾：徐新今日投资创始合伙人
　　李大诚DLA Piper中国区VC和私募融资业务负责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份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的"106号文"还没有完全公布，只是下发至各地外管局，但嗅觉灵敏的VC/PE已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7月11日，一些VC针对106号文专门召开了一个闭门会议，许多VC听后，一个频率最高的词就是："以后做起来难度更大了。"
　　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有人说，106号文只是一个开始，其实更严重的还在后头。10号文这只"鞋子"落地后，它的细则其实成了投资人日夜担心的另一只"鞋子"，不知哪一天能落地。据透露，商务部10号文细则不久就会出台，那将会对外资VC/PE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难道外资VC/PE的好日子真的走到尽头了吗？也许答案并不如此简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美元基金的日子没有原来好过了，但对人民币基金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
　　二位都是业界对政策反应极为敏感的人，106号文出台后，你们认为这对整个VC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徐新：两周前，证监会组织大部分VC/PE 在武夷山开了一个会，大概有八到十家比较活跃的ＶＣ/PE。这个会表达了这样几个意思：第一，中国A股市场股权分置改革效果非常明显，股市流通量增大，相信以后企业在A股上市退出是能赚到钱的；第二，希望VC投资的企业能在国内A股上市。尽量让好企业在中国上市，让中国的投资者和老百姓也能分享到企业高速增长的利润。政府希望外资VC投资的企业回来，是因为VC投资的企业，都是经过尽职调研的，偷税漏税、虚假账的少，并且这些企业通过VC资金的注入都会成为行业领先者。如果通过VC/PE把这个源头解决好了，就会有很多高质量的企业在A股上市，对大家都有利。以韩国为例，VC能赚到钱，主要是因为其本国的退出机制非常通畅，所以流通性强，市盈率高，当地企业不用到国外上市，VC就可以在国内顺畅地退出赚到钱。作为VC来说，我们可以理解这些情况，但是也不希望把我们去海外上市的门堵上，应该让企业自己选择去哪上市。
　　李大诚：106号文出台后，国家有关部门也可能会出台后续的相关规定，这将会导致：第一，小的项目不好做了；第二，对那些有限制的领域投资更为困难。现在我们说的新浪结构，以后可能不能用了，只能用一个正当的传统业务结构。很多高科技项目可能要冷下来，除非是国家鼓励的高科技，比如软件、电子元器件等。VC/PE将面临一个非常苛刻的环境。因此项目数量会降低。小的项目融资也会更困难，尤其是3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投资人不愿做3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是因为其费用高还是别的原因？
　　李大诚：太小的项目去融资，融资额与其费用不成比例。按现在做下来的费用比以前要高出许多，仅律师费就会高很多。
　　我们也没法预测未来到底会怎样，从目前来看，可能会对美元基金产生影响，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过现在好像变得更严重了。
　　徐新：以后国家对于中国企业境外上市会有一些限制，这是一个大的趋势。目前，中国外汇很多，股市也很好，让好的企业在国内上市，能保证供需平衡，走出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大势已定，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会出现106号文和10号文这样的细则。因此外资VC/PE也要确确实实地考虑如何在A股上市。"为什么在A股上市"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的是"如何在A股上市"。我们在8 月份还会组织一次会议，专门来探讨如何在A股上市，请一些在A股赚了钱的VC现身说法，看看别人是如何吃螃蟹的。而政府那边我们还是会继续沟通。不过大的方向已定，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做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中外合资公司（JV）在中国境内上市。
　　刚才李律师也谈到，以后境外上市可能会很难，对于你们才募到资金的VC来说，以后在投资方面该如何进行调整呢？
　　徐新：我们已经调整了，在境内上市。我们最近投资的一大半企业包括真功夫、德青源等，其结构都是考虑未来在境内上市的。
　　李大诚：从JV的角度，合同涉及中国政府审批的问题，包括优先权在内的境外条款在执行上有问题。
　　徐新：也有一些重要的保护条款，比如一票否决权、能上市不上市等等，也可以做一个香港的仲裁，尽管保护条款可能没有香港这么完善，可是如果有这个保护条款，企业家还是会按这个遵行的。
　　李大诚：以前我们帮一些世界500强企业在国内设过JV，但JV经营合作方面出了问题后，想撤资把钱拿回来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大家都在国内做JV，那么,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及投行在国内的收益就会受影响。
　　徐新：是的，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所以他们需要作调整。武夷山的会给我的感觉是，投行有很多人在2009年会失业的。因为IPO没有了，该做的国企都没有了，民企不让在境外上市，明年大家把手头的案子做完，2009年要大面积"炒鱿鱼"了。
　　李大诚：这也会殃及到我们这些国际事务所。
　　徐新：国际律师所还可以。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境内计划，也不是完全过渡到国内律师事务所，也是国际律师和国内律师合作，就是国内的律师做尽职调查，国际所的律师做文件。
　　你对于徐总刚才谈到的那种操作模式怎么看？
　　李大诚：外国基金境内直接投资做JV是可以的，不过JV也有风险。JV很难讲对外资是一个公平或者说是安全的操作模式。如果真的有了问题，走上法院，外商投资会更容易受伤害，因为对地方而言，政府更倾向于保护中方。
　　徐新：JV的法令文件和境外的相比，哪个对我们保护更好，当然是境外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双方约定俗成的，而且有一个合约，国内的JV肯定没有国外的保护那么多。但是，很多合同要是走到打官司的那一步，无论官司是赢是输，我们都已经输了。所以投资一个是法律的保障，另一个就是在投资决策之前，对人和企业的判断，还是要靠眼光。其实合同就像家里的锁只防君子不防小人，所以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去境外上市。
　　据悉DLA Piper创造的一个双型结构，既可以海外上市，也可以境内上市，请李律师作一介绍。
　　李大诚：我们称之为"hybrid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里既有JV，也有wfoe，既可以海外上市，也可以国内上市。
　　徐新：那怎么申报？
　　李大诚：在海外上市就用wfoe的境外股东，在国内上市就用JV来变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当然，海外上市和境内上市都可能涉及国内的审批，如果政策不允许还是不行的。
　　徐新：对，如果上面不批，就没法做。比如说今年就批三到四家H股，红筹基本上不批，如果冒着这么大的政策风险去走境外的话，就没有必要了。国家的政策方向已经明确，如果非要去境外上市，那么风险就是很大的。
　　李律师你怎么看这个风险？
　　李大诚：这个风险我也同意，我们也不会是第一家出去的，除非是很明确的，比如商务部或证监会同意，这件事情可行的话，我们才会协助客户去做。我们现在的结构就是让外资的钱进来，使公司可以发展运营做事情。
　　既然面临如此大的形势改变，请问你们在投资策略和投资领域方面是否有改变？
　　徐新：一如既往，就是两个投资主题：一个是围绕中产阶级和他们生活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投一些中国创造的制造业，具体的行业就是消费品、零售、教育、制造、物流，也包括一些互联网。
　　李大诚：我们比较担心是10号文细则，担心以后商务部不会让VC/PE投那些限制性行业，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那么整个VC行业将会受到比较大的打击。因为商务部有一个投资目录，对限制及鼓励的项目都有明确的规定，其中互联网、电信业是不许外资投的。
　　刚才李律师也谈到JV结构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还是把某些项目做到海外去上市？徐新：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很完美，国内的法律文件不如境外保护得好，有一定的风险，而把公司架构做到国外去，外管局已明确表示不鼓励，商务部再出一个细则也不鼓励。既然国家大的政策方向是不鼓励境外上市，如果硬要去境外上市，那么风险就会很大。虽然两种结构都不完美，但应该看风险和回报哪一个更合算。国内的中外合资结构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硬着颈项要走出去上市，其风险可能会更大。作为投资者是要看商业回报的，如果A股真的是市盈率30多倍（香港20多倍），加上流通性好，上市费用低，为什么一定要去境外上市呢？我们要算这个经济账，证监会说得对，A股市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后应该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为什么不回来呢？从目前来看A股市场改革效果是不错的。可以看到，我们投资的一些消费品公司比如真功夫、德青源，都是消费者们天天能看到的，如果未来在国内上市，作为消费者可以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这样对企业的品牌提升和扩大影响都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这类公司没必要到国外上市。
　　但是，在A股上市有一个三年的锁定期，这个怎么解决？
　　徐新：现在是这样的，如果投资的公司在一年之内上市，就要锁定三年，这是个大忌。所以我们投资的企业都不是一年之内马上要上市的，因为我不想锁定三年，如果不是一年之内上市，就不用锁定三年，而是一年。其实在香港上市也要锁定半年，所以也就差了半年。
　　现在是A股较火的时候，因此p/e值也相对较高，两年之后，等到你们投资的公司上市，那时候的p/e值会是什么样，所以很难预料，这里面的风险你们如何控制？
　　徐新：这是市场行为，我们没法预测，其实这不仅是A股市场，香港市场、nasdaq也一样有这样的风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中国钱很多，流通性很好，所以证监会要把供应量提起来，让钱流通起来。不能人为的压低和抬高股市，合理的做法是把好企业带上市，让供应量达到一种平衡。我们希望是一个稳定发展的市场。
　　你认为106号文它卡在什么地方？
　　李大诚：我们说106号文只是一个开始,即将出台的商务部10号文的细则可能更厉害。以后的项目会很难投,比如说互联网、Web2.0、电信、医疗、媒体、广告等，这些都有限制。现在80%的VC喜欢看的东西都是有限制的。外资不能占到50%的话就不能合并报表，不能并表就不能拿这个企业去上市，不能上市就没有退出。
　　VC/PE难道以后就没有事情可做了吗？
　　李大诚：当然不是，可以做人民币基金、中外合资基金。
　　你谈到的新架构在商务部10号文的细则出台之后还能做吗？
　　李大诚：还可以做，因为我们这个架构不是10号文细则规范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架构不是完美的，只能让你投资某些项目，国家禁止的项目也不能投资。问题是说，假如商务部明确规定某个项目不能做的话，即使我们有相应的构架也不能做。

资料备查：商界精英防身术（转帖）
在激流勇退之际，他写下了多年来的从商心得，作为自己的教训和感悟，以此告诫中国的商界精英，如何躲过枪林弹雨，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一、不要著书立说，星星不能比月亮更亮
二、不要行贿受贿，可以礼尚往来，送礼不要记黑账
三、不要借钱给人，可以送钱给人
四、不要与下属发生经济往来
五、不要和与你有利益冲突的女人有暧昧关系
六、不要对你亲密的女人讲你的商业细节
七、国企商人一定要认清权利的有限性，责任的无限性
八、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学会尊重前任
九、不要在你的团队里有家庭成员的影子
十、企业千万不能重用不孝敬父母的人
十一、不要用民主测评的方式考核你的下属
十二、时刻注意收集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