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哥故事

怀旧故事《大冒哥》

　　写在前面
　　听说我们敬爱的小胡主席废除了户籍制度。农民的儿子可以自由进城打工,农民的女儿可以随时进城卖春。真的让人感慨万分。之余,又想起我年少时候的小朋友大冒哥来。为了那个忘却的纪念,我写了这篇小文,与同辈怀旧,给后辈人……
　　
　　怀旧故事《大冒哥》
又名《“非法留城”的“自然死亡”》
　　
　　“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都免不了会做一些错事，那大冒哥做得最错的事，错得该死的事，就是妄想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家人一起，生活在自己那个土生土长的土城里。”
　大冒哥是臧阿姨的大儿子。我同臧阿姨的关系，当然是因为她的女儿小瑛。
　　1970年，我刚读完初中，还不满十六岁，身体还没长成形，就被祖国需要到了一家房屋修建公司做付工。（就是为砌工送砖、送灰、搭架子，总之是最革命最锻炼人的体力工）
　　一次、我回周南母校看了文艺演出“白毛女”；看到扮演“喜儿” 的小瑛，便立即找到了“大春”的感觉；于是，很快和小瑛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友情。”
　　也正巧，我做事的工地离小瑛家很近。于是，一有空就往小瑛家躲。尤其是与小瑛妈妈臧阿姨见面后，更是没空都要抽空，挤空。在她们家里，有我感情和身体成长所需要的一切营养：母爱、子妹爱、少男少女只敢牵手模头发的爱；当然、还有饭菜。（吃了那么多，也不知道要交一点伙食费）大约只有半年的工夫，我对小瑛家的剪刀、扇子、味精酱油放在哪里，比母亲家的还顺手。
　　找到小瑛家，我是如鱼得水。而小瑛家，却并不缺儿子。因为她有个大姐夫，又高大又英俊。每次碰到和他一起吃饺子，我那一份就不用放醋了。当然，小瑛还有两个哥哥：大冒和小冒。
　　70年代初，像全中国百万知青一样，大冒和小冒也光荣地投身于“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所以我很少碰到他们。
　　那天，我照常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照常把手伸到老地方，却没找到钥匙。（一般这个时候，小瑛家是没人的）我试着把门推开，只见有人蒙着头在床上打滚。我把被子一揭，是大冒哥。他满头大汗喊胸口疼。我问他要不要上医院，他示意没用。我便只能帮他一起出汗。
　　小瑛回来后告诉我，她大哥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发起来就这样。一阵一阵的，查了好多次，也不知是什么毛病。（不过，她再三说明此病不传染）也因此、大冒哥下乡时，医院没给开“有病留城”的证明。大冒哥下去后，多次发病，给当地农民添了不少麻烦，被多次退货。但回家去医院再查，还是不知道是什么病。“上次，我陪哥哥一起去了医院，找到那位从小为哥哥看病的老医生，可有位姓左的年轻医生，对着正在给哥哥作检查的老医生说：‘查了这么多年都查不出什么病，那就是装病。治这种病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开证明。’”（怪不得我问大冒哥要不要上医院，他示意没用）
　　臧阿姨决定把大儿子留在家里，养起来。所以那一段，我常见到大冒哥。真的，没事的时候，他像普通人一样：做家务、刷房子、打牌；时而还帮帮邻居李爹爹买买煤什么的；甚至、偶尔还出去做个巴小时临时工搞包烟钱。发病时，我也开始习以为常，甚至学着小瑛安慰不知内情的外人：“老毛病，不必惊慌，不会传染的。”
　　如果大家听了我的劝告，都不“惊慌”的话，也许，大冒哥还残有一条命，大家也用不着为我这篇文章而伤心。问题是，没过多久，地区知青办就“惊慌”起来。三番五次做家访，十分耐心地说服教育臧阿姨：“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儿子有病，只是上头有政策，没有证明就是非法留城。你一个人可以非法留城，那别的知青也可以非法留城。这样一来，走出门，不就满街都是非法留城的知青！一查起来，谁带的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可是毛主席的指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那就是反革命呀！一家出个反革命，全家都要受牵连啊。我们邻里邻居十几年，总不能看着你老臧走到那一步。”
　　对于臧阿姨，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再把儿子送下乡，就可能是把儿子送上天；而想把儿子留在身边多活几天，那就是反革命，也是死路一条。
　　这时大冒哥有个朋友也在，他很天才地说：“不就是张病退证明吗？”
　　“不就是张病退证明吗？” 说得那么轻巧。如果是改革开放后的现在，只要肯出钱，办法总还是有的？可那是什么年代，人人都讲觉悟啊！“病退证明”，谈何容易。
　　大冒哥的朋友又解释说：“大冒又不是装病，他确实有病。这个医院医生查不出，可以换一个医院，找一个能看得出病的医生看。”当然、这么英明的主意、在当时也只是愚蠢。那是什么年头，能看得出病的医生都在改造思想，要喂猪种菜养活一帮看不出病的医生。
　　那天，我又像往常一样，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才进大院，就撞到小瑛家的邻居李爹爹：“大冒崽发病了，小瑛一家人都去红旗医院了。”
　　我赶紧跑到红旗医院。
　　急诊室挤满了小瑛家的朋友、邻居。在门口，大冒哥的那个天才朋友把我叫住。他告诉我大冒肯怕不行了，让我暂时不要进去。我只好透过玻璃窗，看到了臧阿姨的脸，一张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脸、、、在一个角落，我找到了小瑛的背，颤抖着，一定是在哭。我觉得她此时一定很需要我的肩膀，于是没顾劝告，挤了进去。不知为什么，小瑛没用我的肩膀，只向我借了条满是汗臭鼻涕的脏手巾。
　　这时，一位很帅的年轻医生从手术室走了出来。（听小瑛介绍，他就是左医生）大家一涌而上：“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不有希望？？？”他很镇静，很有风度地：“有直系家属在吗？”（回忆起来，他好像是在拍电视剧）大家把目光转向臧阿姨，臧阿姨示意小瑛，小瑛看了看我。于是我牵着小瑛向前走了几步。脑子里浮现出什么作文中的句子“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
　　左医生看着我们：“你们是死者、、”他猛咳嗽了一下，“病人的什么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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