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August, 2008

纪念华伯伯追思我父亲

Sunday, August 24th, 2008

　　华国锋去世的消息，勾起了我对父亲的一些回忆。华国锋50年代末期担任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的时候，家父曾是他的部下。借写纪念华伯伯的文章，追思我的父亲。
　　我当时才4、5岁，华部长叫我父亲一起去郊外打麻雀，因为城市里已经基本上没有麻雀了。理由是当时城市里大搞“除四害”运动，有苍蝇老鼠麻雀（还有一害是什么忘了）。消灭麻雀的办法是市里所有地方都同时敲脸盆水桶，弄得麻雀无法停留，最后飞得累死而从天上掉下来。当然，市民打麻雀的积极性还来自另一个共同的求生本能，因为麻雀是上好的野味蛋白质，那对于当时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何等的重要。父亲临走时给母亲留了一句话“我们可能回来吃饭”。那让我母亲早早提前下班回来，使出她本来就有限的本事，用了当然更有限的材料做了几个菜。那几个菜拿到现在一定是忆苦餐，而对于当时的我们，那简直就是共产主义郊区。趁妈妈转背我用小手去夹菜，结果菜没吃成手背却狠狠地挨了一记。好不容易到吃晚饭的时候了。那几个菜是凉了热，热了凉。母亲那句话“也该回来了啊”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我和哥哥眼巴巴看着桌上的菜口水往肚子里流的谗劲，就更不用提了。终于，哥哥顶不住，睡觉了。再终于，父亲推门进来了。母亲往门外一看，问：“华部长呢？”父亲半得意半轻蔑地看着桌上的菜，笑了笑，说: “我们吃过了，华部长带我们在湖南宾馆吃的！”母亲一听，气饱了，干脆什么都不吃，睡了。我呢，饿饱了，也睡了。几天后，母亲回到家里高兴地说：“上次的事情华部长知道了。说下次去湖南宾馆开会允许父亲带上老婆孩子。”那让我好盼了一阵子。终于，那一天来了。哥哥听说有电梯坐（当时湖南宾馆是湖南唯一有电梯的大楼），我知道有东西吃，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母亲穿上她那件唯一的墨绿色西装上衣（是她读高中的时候哪位老师不合身送给她的），完了又帮哥哥把撕烂的袖口缝上。“我呢？”我看着自己只剩下两棵纽扣的上衣。“今天哥哥代表你去，你的光荣任务是看家。” ……天黑了，我没有开灯，一个人坐在黑乎乎冰凉凉的屋子里，想着等我长大了，一定要住在有电梯的大楼里，天天坐电梯，都不让他们来看我。另外，还想这个华伯伯，怎么那么讨厌！第二天，母亲很得意地说：“华部长说我昨天穿的那件衣服很好看。”
　　不久，母亲又接到华部长通知，说中央来了一位很重要的首长，要派几位政治上可靠，穿得漂亮的女同志参加晚上的舞会。华部长还特别嘱咐母亲要穿上那件漂亮的西装上衣。那天，父亲在办公室加班写稿子，我发高烧。母亲早早吃过晚饭，换上她那件墨绿色西装上衣，交代哥哥照顾我，就要出门。我突然喊心里难过，一把抱住母亲。我现在坦白，当时要吐是忍不住的，但吐在母亲的身上是故意的。母亲是又气又心痛，脱下那件臭烘烘的西装上衣。没办法，舞会是去不了了。
　　第二天母亲下班回来，进门就拿我臭骂。因为她受到华部长的批评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她错过了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见面，甚至一起跳舞的机会。那对于她，一个从小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来说，是件几辈子都遗憾的事情。就是那以后，我母亲意识到我实在太影响她的革命工作，终于把我发配到乡下的亲戚家喂养去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那个华伯伯的讨厌，转变成私仇大恨。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曾去湖南看望华国锋，并和华一起回了韶山一趟。再听到华部长的消息，是他成为了英明领袖以后。毛主席临终前的“你办事，我放心”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的前部下我的父亲。网络里有些传说，说毛主席与华国锋有非常的个人关系。我想，就是有，也不奇怪吧！
　　当我随湖南歌舞团乐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录制歌颂英明领袖华国锋的电影音乐的时候，我的父亲却因患癌症，被堆放在病院的走道里等床位（因父亲级别离高干还差一级，所以只能住普通病房。而普通病房没有床位。母亲当时天天盼望病室内那个小年轻赶快死去，好腾出床位来给父亲）。从北京回湖南后我曾在病院走道里嘲弄过父亲，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找他的前主子英明领袖开个后门，被父亲狠狠革命大道理了一顿。父亲几度出院又几度进院，每次都是住在走道里。最后还是我出国后，用我在资本主义国家挣的钱加上我个人的小人际关系，让父亲临死前住进了高干病房，享受了他革命了几十年没能享受的待遇。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纪念华伯伯，更追思我父亲，还有我父亲的那整整一代人。是他们那一代人，为了实现一种理想，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从毛、华、邓、江、到今天的胡，从这个世界形成后，有哪个时期哪个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体验过我们这两代人如此多端的朝代更换社会变革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我们的人生观、是非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人际关系都一直反复无常翻天覆地、像变戏法炒股票般发生着未知的变化。我们这些活着过来的每一个人，哪怕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平淡地口吻述说自己真实的人生，对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甚至我们自己的亲生后代，都是一个天方夜谭般传奇的故事；一出惊天动地的戏剧；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
　　安息吧，华伯伯，还有我父亲那整整一代人，让他们的理想和时代成为永远的历史。
　　
　　成丹 九哥
　　于日本名古屋田舍
　　200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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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Dream 中国梦 （图）

Friday, August 15th, 2008

American Dream美国梦，大家知道，那是美国文化的精髓。许多好莱芜电影，讲的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即一个来自遥远的穷人，怀着理想来到美国，用自己的努力建立富有而美好的家园，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这样的故事，最近却大量迁移到迅猛发展的中国，成为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进城农民的梦想与奋斗目标。
　　周家富，就是我这次在上海碰到的实现了自己中国梦的人类之一。经朋友介绍，我在上海郊区的某个地方等待着这位新撅起的琴弓社老板。一辆颇新的马自达中型车在我面前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位看上去不到40岁的男人。我习惯性地瞟了一眼他的鞋。因为，人的层次或阶级；说错了，应该说人的教养或修养；也不对，哎、就是说判断那人是城里人、郊区人、县里人、乡里人、深山老林人、原始人、类猿人，其实不用多看，只要看他穿的那双鞋就知道了。他穿着一双塑料拖鞋。啊、没错，上海人频率最高的那句话“乡下人”。
　　他自我介绍后，我立刻打趣地问他老家那几亩地谁在管，去年收成怎么样？本以为会小小得罪一下刚刚认识的新朋友，没想他一点也没有认为我在拿他开心，反而很认真地回答到∶“我已经出来15年了。家里的事情，亲戚们管着。”
　　一路上周厂长讲起他的发家史来。他告诉我他20出头一个人从河南乡下来到上海打工。记得他抵达上海的头一个晚上，因找不到地方睡觉，就捡了床破席子睡在一个小商店的屋檐底下。想不到刚睡下，从店里跑出来一中年妇女，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把他像狗屎般扫走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耻辱！”事过十五年，周先生讲这句话的时候仍然十分动情。他在上海打过无数零工，几乎干过所有的脏活累活下贱活。终于，一个机会，他认识了一位做提琴弓子的师傅，他对琴弓作迷了，对那师傅说不要工钱，只要一口饭吃。就那样，他在师傅那里干了五年，学会了一手好手艺。经师傅介绍，他进了一家很大的制弓公司当高级技工。很快，他的收入从50块钱一天涨到了100块钱一天。能独立生活了的周先生回到老家，把青梅竹马的对象带到上海郊外结婚了。两年后的一天，周先生突然对老婆说∶“我不想去厂里打工了，想自己一个人干。”妻子看着刚满一岁的孩子说∶“我倒是没什么，只要你不让孩子挨饿就行。”于是，周先生在厂里又干了半年，把收入全部交给老婆，开始独立工作了。“开始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没有底。既没有资金又没有顾客。但是，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边给人加工挣钱，边制作自己的作品卖钱，应该会比过去生活得好一些的。记得2000年我只有200块钱交给老婆过年。老婆接过钱说，年，年年都可以过。200块钱还是留着吧。你放心去做你的，就是到了要饭的那一天，我也会跟你上街的，只要不让孩子知道就行。”于是，周先生从一间小工房开始，只用了八年的时间，他买了三亩地，盖起了大工厂，拥有两辆汽车，厂里上百号技工，年收入200多万人民币。
　　到了周家富的厂里，扎实一栋四层楼的大房子。走进大楼，看见一位中年农村妇女在清扫掉在地上的小木片。周先生叫了她一声什么，说∶“那，不要去捡啦。”对方回答说∶“到冬天，可以用的。”周先生不好意思对我笑了笑∶“我老婆，乡下人小气，改不了的。”
　　从宽敞的楼梯上了二楼，进入到他中国式巨大的办公室。闲话少说，看货。周家富拿出了他厂里的标准产品，即银配件的小提琴弓。本专家一看，怎么说呢？粗看很像那么回事，细看就很不像那么回事了。周厂长和许多中国新撅起的厂长不一样，并没有以为自己已经牛B得接近世界第一了，而是很诚恳地问∶“能不能跟我讲一讲，还有哪些地方不像？”我很惊讶他用了“不像”而不是“不行”两个字。如果他问的是“还有哪些地方不行？”我可能会回答“没有什么地方不行。”而他问的偏偏是“还有哪些地方不像?”那我的回答就只能是“哪些地方都不像。”众所周知（其实很少人知道），如果说小提琴是以意大利Cremona（具体说就是斯特拉蒂瓦利和瓜奈尼）为标准琴型的话，那么小提琴弓就是以法国的萨托利和皮卡特为标准。其实意大利大师们做的小提琴都各有特色，没有人会使用别人的琴型，法国的制弓大师们也是如此。但作为流通商品，就是说被公认、或者说被习惯了的琴型和弓型最容易被消费者接受，说白了就是好卖。所以说，如果周厂长跟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弓样，你看怎么样？”那我的回答便不是“行”还是“不行”，而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而他问我“像不像”，那意思就是问我像不像法国萨托利或者皮卡特的标准弓型，那我的回答就只能是“不像”。如果要我解释哪些地方不像，那我的文章就会变的过于专业。所以我只能说他们做的东西（其实中国生产的许多泊来品产品都是如此）只知道照葫芦画瓢，却不知道也不关心瓢子做好了派什么用场。也因为如此，为了把产品做得比其他厂家更花哨，他们到处使蛮劲却不知道把力气使在点子上，就像蹩脚的按摩师，以为不使出吃奶子的力气弄得自己满身臭汗就对不起客人的那几个钱；或者像香港演艺人士突然为了讨好大陆而憋出来的那几句凄惨的普通话。所以说，有些事情不是靠心情、靠干劲就能做好的。更需要的是学问、修养和悟性。
　　在世界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制造的小提琴和琴弓，应该占全世界生产总量的50%以上（以后只会更多）。世界上的一些知名的廉价品牌、比如日本的雅马哈、铃木、德国的Gewa、还有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莫桑比克毛里求斯的许多品牌都是中国制造。最近，甚至有外国人花一百美金买中国的白身琴，回国自己刷刷油漆，贴上意大利牌子卖一万美金的。而我们中国，却至今没能出现打着我们中国人名字堂堂正正的品牌。中国的小提琴制作业，像一块被践踏的妓女地，只要出几个小钱，就可以随便玩弄任意蹂躏。而绝大多数的中国小提琴制作从业人员，都只是一些手巧心不灵，只知道然而不知道所以然的工匠。他们为养家糊口辛辛苦苦勤勤劳劳地挣着他们那几个血汗钱。这、便是中国小提琴制作业（其他制作业也差不多吧）残酷的现状。
　　我突然悟到，今天中国的小提琴产业人员，像一群寻宝的人群，千千万万已经涌到了宝藏的大门前，却只能闻到宝藏的气味而打不开宝藏的大门。而懂得那开门经文的，只有像本老九这样为数极少的人（如果不是惟一的话）。我脑子里忽然响起了伟大教导“中国，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加之，这次回上海，和以往一样我又习惯性地拜访了一下我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不同的是，这一回我在学院门口碰到一个人，他是我20多年前的华同学（小提琴制作专业的），现在，他是院长之一了。我们高兴地交谈起来。我还得知我过去的小提琴老师余丽拿现在是学院小提琴教研组的领导。从不同的渠道，我了解到中国小提琴教学的一些困境、其中包括请外教时财力不足。我一相情愿地单相思，有我的专业知识语言才能人际关系生意头脑经营经验、和过去的同学老师绑在一起，难道不能局部甚至全面改变中国小提琴的现状，创造出巨大的精神和物资财富来吗？
　　我侧眼一看，看着我身边那个小我30岁却高出我半个头、那个上海出生日本成长的绝世美女；那个流行韩剧般“爱得死去活来”的青春女主角，耳边响起了哪个样板戏里的一句台词∶“财海无边，回头是岸。”
　　但是、可是、只是、我在日本制造的那一大堆婆娘孩儿们，怎么办？
　　成丹
　　于日本冲绳（丹尼欧洲提琴冲绳出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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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改变了九哥的人生

Tuesday, August 5th, 2008

　　
成丹向世界提琴大师们瞟学琴艺
　　我年轻的时候，作为一名普通的小提琴学习者和演奏者，80年代初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虽从师于余丽拿、盛中华，受盛老师之托也曾拜见过盛家大哥盛中国，并与其家人共餐，但与中国以外的世界第一流小提琴家们见面，一直是一种奢侈的梦想。而成年后的我，作为小提琴制作者和音响专家（具体说是调琴师），我却有幸见到了不少杰出的小提琴家，其中包括一些世界顶尖的提琴大师，如郑京和、理奇、帕尔曼、斯特恩、莫特、马友友等。这里，我列举一些我和这些大师们见面的小故事，还有我向他们瞟学琴艺的小经过，来与大家分享，并希望能对拉琴的同行们和后辈们有所启发和帮助。
　　郑京和（韩国血统、毕业于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定居英国），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记得我在上音读书的时候，老柴的协奏曲，还有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我听遍学院收藏的所有资料后惊讶地发现，我最喜欢的唱片，都是郑京和演奏的。也许是郑京和的演奏里，带有一种东方人细腻而冲动的气质，以及东方人对西方人音乐之理解的特性，每每欣赏她的演奏，我都有自己在拉琴的感觉。一句话，我是她一根很粗很粗的粉丝。我一直想着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如果有机会听她的现场演奏，我一定要冲到台前对她喊，要大声喊得她听见∶“I’m not a great man, but I’m a great fan, a great fan of yours.” (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我是一根巨大的粉丝，你的粉丝。)
　　与郑京和相识是在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当时我正在挪威国立音乐学院大学院研究小提琴音响学,利用空隙在史达弯尔市为当地的交响乐团服务（修琴调琴换弓毛），同时，我在当地的罗格兰音乐学院录制我的第一张古典小品CD。只听乐团的人说会来一位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与乐团合作巴托克的小提琴协奏曲。因本人对巴托克一向没有兴趣，故没有注意那著名小提琴家的名字。一天下午，乐团领导敲门走进我的工作室（乐团为我提供了专门的工作室）说∶“你现在有时间吗？有位演员的提琴状态不佳，能不能请你看看。”还没等我回答，他身后跟进来一位中年女士，亚洲人、个子不高、单单瘦瘦的。她穿着一件园领带花的T衫，很随便的样子。我真的一时没有把眼前这个普通的亚洲女子与我心中的偶像挂上勾来。
　　“What’s wrong?” 我用英语问到，没有站起来，甚至都没有放下手里正在换弓毛的那支烂弓子。
　　“E弦高把位有杂音，G弦有点闷，你听听。”她边回答边拉起琴演示起来。
　　就是她那几弓子，把我惊呆了。吓得我屁股粘在椅子上想弹都弹不起来。等她停下来，我没敢对她的演示表示意见，而只是尽量轻松而不失cool地自我介绍到∶“我叫丹尼尔。”
　　“我叫郑京和。”
　　像所有的西方电影里一样，我们握了握手，就算认识了。
　　郑京和手里是一把瓜乃尼蒂杰索小提琴，尺寸比一般标准琴小许多，都快接近八分之七的程度。她所说的“E弦高把位有杂音，G弦有点闷”的问题，被本专家几秒钟就解决了。郑惊讶地问我在她的琴上使了怎样的魔法。盼了几十年，能跟这样伟大的人物见面，几秒钟的时间岂不是太短暂、太可惜。于是，我又把她的琴接了过来，很快，我发现她选择的A弦与E弦不配。所谓不配，就是从第三把位开始就达不成纯五度，而且把位越高差别越大。郑也表达了同样的烦恼，说她试过各种E弦，只有这根E弦（价格很低的德国弦）才能回答她想要的那种哭泣的声音。而因这根E弦与A弦构不成纯五度，一到高把位她的左手就会加倍地忙乎。既然如此，我只能在A弦上下工夫。当然，解决那个问题对于本专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然而，我却故意把它弄得很复杂，以给我和郑在一起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两才同时感觉到肚子饿了。我是东家，又是男的，当然由我请客。于是，她上了我那辆很旧很旧的白色宝马车，一车去了市里最像样的中餐馆。路上，我打开车里的音乐磁带，接触不良的破喇叭里断断续续出现她演奏的西班牙小夜曲。（后来她教我拉了这首曲子）她把脸转向车窗外，不知是怕暴露她内心的愤怒还是喜悦。
　　中餐馆王老板是我一位好朋友的弟弟，所以没有少听他哥哥为我吹牛，说我的小提琴拉得是如何如何地牛B，是拉粱祝的那个人的学生，还有盛中国的妹妹的学生云云。这回看到我带了个背提琴的女士进去，问∶“喂，成丹，是你的学生吗？”我马上告诉他，郑不是我的学生，是个琴拉得比我好，好得多的人。那王老板一听，来劲了。比你的琴拉得还好，那一定就是那个拉粱祝的人。我再次告诉王不是，说郑是比拉粱祝的人拉得可能还要好一点的人。王老板这一次认为自己绝对猜对了，跑上去握住郑的手，说∶“欢迎欢迎，我一眼就认出你是盛中国、、、的妹妹。来给我们拉一首粱祝，啤酒我请客。”我立刻告诉郑说这个王老板也是她的大粉丝。被粉丝纠缠，对郑来说是一件极其习惯的事情。她当然边握手边敷衍。我立刻又告诉王老板，说郑听不懂他的话。王老板一听，不乐意了，使出吃奶子的力气把他的广东普通话说得尽可能标准∶“枕磨（怎么）听不懂呢？呕（我）讲得似（是）普通哇（话）呀！”
　　见郑京和不理会他那几句烂普通话，王老板使坏了。这是他的地盘，一定要整整这个装模作样的上海阿拉，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盛中国的妹妹。王老板知道，上海人是不吃辣椒的，上海不是有名言说“辣椒不补，两头吃苦”吗？所以他交代厨师，不管我们点什么菜，都往里面撒一把辣椒。菜上来了，我还没吃，辣味已经要把我的眼泪熏出来了。奇怪，王老板开的是广东餐馆，怎么一下子变到四川去了。我是湖南种，再辣怎么还能低档一阵，可我们伟大而娇小的郑京和怎么办、不行不行……我正起身，建议郑去另一家意大利餐馆，郑眼睛亮了起来∶“啊！辣椒，辣，好好好。”她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说∶“你怎么连我的口味都知道？！我在西方生活，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吃不到正宗的辣。”我这才想起，韩国人吃辣，可谓世界第一，于是脸上堆满意外的笑容，告诉她这就叫歪打正着、或者叫心有灵犀。她问我灵犀是什么东西。我解释了半天解释不清，干脆告诉她“灵犀就是缘分。上帝安排我们认识，是一种缘分。”这一回她听懂了，连连点头∶“缘分，缘分。我同意。”当我们津津有味享受着辣劲的时候，王老板却躲在远远的地方窥视着，想像得出他心里是何等地得意。也许是实在过意不去，王老板最后还是送了两瓶啤酒给我们。王用广东国语抱歉菜太辣，郑用英语表扬他菜辣得好。两个人一来一去谁也不懂谁、却谁都以为对方懂了自己。我呢，随他们去，只管自己喝啤酒。
　　约好第二天上午继续为她调整提琴，我一车把郑送到了她住的酒店。路上，她打趣地问∶“喇叭，怎么不开了呢？”
　　第二天上午九点，郑京和准时到了我的工作室。按乐团安排，上午是休息的。也就是说，不受任何人的干扰，我和郑有半天的时间一起工作。她的E弦与A弦的纯五度问题很快解决了。接下来我调整了她的几支弓子，并和她一起试验各种松香。郑是连连吃惊，说∶“喂！你是人还是鬼？你不是人才，而是天才。”
　　之后她试过我亲手制作的两把小提琴。她惊讶地说没想到新琴也能发出如此沉着的声音。并说如果她能有一把和她的瓜乃尼蒂杰索一样尺寸的小提琴，她平时就可以用新琴来练习，好让她的瓜乃尼蒂杰索多休息一下。我答应试一试按尺寸做两把仿造琴。于是我把她的瓜乃尼蒂杰索拍了许多照片，并详细量了尺寸。
　　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郑问我给她提供的服务是不是很贵，如果很贵的话，她得告诉她的经纪人。我告诉她我的服务的确很贵，就像她给人上一堂提琴课一样贵。于是，我们搭成协议，她教我一首曲子。
　　教我的曲子的弓法指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同时也会对拉琴的同行们有帮助的是她拉琴的方法（称为她拉琴的秘密也行）。郑告诉我，我们拉琴时有三个支点，肩膀与腮帮的夹琴点、左手支琴点、弓毛与琴弦的接触点。在这三个支点中，最最重要的是弓毛与琴弦的接触点。弓毛接触琴弦的位置、角度、重量、压力、速度，决定发音的质量。为达到最佳发音、或者自己所期待的发音，支琴点左手就不能紧张过硬；而要做到左手不紧张过硬，夹琴的肩膀和腮帮就不能紧张过硬；要做到肩膀和腮帮不紧张过硬，肩膀和上身的重心就要稍稍向后而不是向前；（只要上身一向前，双肩就会紧张；双肩一紧张就会把琴夹得死死，琴头也会往下掉；琴头一往下掉，左手就会用力去托，重心就不在弓毛与琴弦的接触点，而在左手与琴颈上了。还有，人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对于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来说，身体某部分紧张，必然导致身体其他部位也紧张。）要做到肩膀和上身的重心稍稍向后，坐的时候重心要落在屁股根上，而不是夹紧屁眼把重心落在大腿上。这让我想起帕尔曼拉琴一直是坐着，身体向后，而且常常背靠在椅子靠背上。像帕尔曼那样的姿势拉琴，真的是上身想紧张都使不上劲。不信你试试。要做到肩膀和上身的重心稍稍向后，站的时候时而弯曲一下膝盖，或者翘一翘臀部，都可以帮助释放上身的紧张。在台上，女人穿着长裙子，臀部和膝盖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小动作。而男士，就得想想既能放松自己，又不失样子的办法来。
　　教完琴，郑说：“你还很能拉两下子，怪不得你对提琴懂得那么多那么深那么细。”到这个时候，我们双方都已经觉得很熟了，于是我跟她讲了实话。我告诉她我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当演奏家的梦想。即使现在，我还每天练琴，在录制CD，并表示如果有机会，还想去美国印蒂安纳大学院去深造。听了我的解释，郑收敛了笑容。她把琴放下，闭上眼睛让自己休息了一下，然后说∶“丹尼尔，我把你当成朋友，给你一点点忠告。”她告诉我如果我继续把演奏作为奋斗目标，去追寻那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再奋斗十年，二十年，也是无法达到她那样的水平的。如果我再怎么努力都只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小提琴家、我是说杰出的二流小提琴家的话，那与现在的生活，包括经济生活，都不会有太大的不同。相反如果我继续做我现在的事情，也就是修琴调琴，我将是世界第一、第一流的提琴音响专家和调琴师。我调琴会比拉琴更加被人需要，我会在各方面（包括经济上）都生活得更充实。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小提琴音响专家和调琴师，我照样可以拉琴。接着，郑给我讲起了她为了购买她手里的那把瓜乃尼蒂杰索小提琴，是如何历经辛劳的过程；还有她最终又是如何决定嫁给她的丈夫的。（这些属于个人隐私，我就不在此多说了。）最后，她对我说∶“丹尼尔，你是一个男人。男人是要挣钱养家的。等你有了孩子后，你就知道了。就连我，生了孩子后的那一段时间，根本不想碰琴，成天是我抱着孩子到处跑，保姆拧着我的提琴跟着追。我这些话你现在可能听不进。但十年后，相信我，你会感谢我的。”
　　应该说，郑京和的忠告对我是起了作用的。也因此，我现在的确生活得很充实，从精神到经济上都生活得很充实。也正是由于我放弃了演奏，我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我一个又一个的附属梦想，比如当小说家（2002年被评选为台湾优秀作家并出书；并号称在日华人第一扬名写手），去美国好莱乌学习电影写作（英文剧本“提琴夫人”为2003年度南加州电影学院最佳剧本）等等。
　　当天晚上郑京和演出，她在门口给我留了一张票，票上她亲笔写上了我的名字。演出后她又把我作为她的私人朋友邀请到晚宴上，并把我作为“调琴天才”介绍给其他人。(之后挪威报纸电台都有所报导)
　　与郑分手的时候，我们说好如果她的琴有什么问题，她会随时打电话问我。如果我有什么人生的问题需要与她交流也可以打电话给她。她给了我她在英国和韩国老家的私人电话，并告诉我如果找她，不要说找郑京和，而是另一个只有朋友才知道的名字，那样的话，如果是别人接了我的电话，就不会把我当一般粉丝敷衍我了。之后，我们确实通过电话，记得有一次是在我晚上因孤独而睡不觉的时候。
　　再次见到郑京和，是十几年以后的名古屋。她演出后我带着鲜花去台后见她，想告诉她，我接受了她的忠告，现在生活得很好，汽车洋房成堆、老婆孩子成群。郑在不同的国度再次见到我感到很意外。她高兴地把我介绍给了她的钢琴伴奏，并不顾在外面等她的粉丝群，而提笔给我写了满满一页字∶“Dear Daniel, It is so nice to meet you again in Nagoya…”之后，在我和她与她的钢琴师合影后，我陪同她去见了她的粉丝群。那让我在日本的提琴顾客们面前又足实地风光了几分钟。
　　那以后，我们没有再联系。下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国度？ 我希望是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个她成为我偶像的地方。如果真能那样，就真的是缘分了！
　　续，下次继续讲其他大师们的故事。
　　成丹
　　于日本冲绳（丹尼欧洲提琴冲绳出张所）
　　
　　1992年与郑京和合影于挪威罗格兰音乐学院
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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