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从政”经历 
 
司徒允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早年矢志办学，为筹款“化缘”，维持私立南开的运转，与不同时期的军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而现实的关系。但在北洋政府时期，无论是大总统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奉系军阀主政时让他担任天津市长，他均极力辞却，不为所动。以他的学生们的观察：“张先生眼光远大，知道一下海就身败名裂，自身不保，南开学校亦随之瓦解”。可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伯苓刻意回避政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1930年张伯苓南下拜访蒋介石。此前，蒋派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后任教育部常务次长）考察平津地区的高等教育情况，据钱回忆：“在天津，我看了南开大学，和张伯苓详谈……南开大学办得比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后，写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报告。我还对蒋说，南开大学办得不差，但经济比较困难，蒋立即打电报给张学良，叫张学良每月补助南开大学几万元。张学良照办了，张伯苓颇为感激。”张伯苓的南下谒见蒋介石，有着上述具体背景。


　　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较早关注东三省命运的张伯苓更是感触颇深，他把挽救民族危难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由于预见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张伯苓于1936年在重庆购地筹建南渝中学（后称重庆南开中学），蒋介石率先捐助大额开办费用，使该校顺利建成并开学，嗣后成为陪都时期的教育重镇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决心抗战，张伯苓应邀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会上张力排“低调言论”，主张抗战到底。未几，天津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炸毁，张伯苓的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其内心之愤怒和痛惜不难想见。第二年，他在蒋的邀约下加入了国民党，其后又出任战时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主席团主席等职，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来学校规模不大、学科远未健全而声誉良好的南开大学由政府当局决策，与北大、清华合组国立性质的联合大学，先长沙后昆明，构成抗战期间大后方高等教育的翘楚。


　　这样，抗战胜利后“凯旋”回津的张伯苓，其身份较之八年前就有了明显不同，他不再只是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而是在此底色上叠加了某种政治色彩。这段时期天津新闻媒体在报道地方头面人物的活动时常常有这样的排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市长杜建时……”恐怕这并非只是因为杜乃南开毕业，与张有师生关系所致，而是凸显了此时张伯苓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也正是得益于此，这个时期，无论对南开还是对张伯苓个人，似乎都进入了发展的“巅峰”状态：返津复校的南开大学尽管困难重重，但占地面积较先前有了成倍的扩展，为将来发展预留了广大的空间；张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设想，南开中学除已有的天津、重庆两所外，还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似乎指日可待。张伯苓早期艰难办学，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政治与教育相互关系的密不可分，像蔡元培、胡适等教育界人士钟情于“教育独立”理念的言行，在张看来是不现实的。他鼓励当年南开毕业后赴美国取得法学博士的学生归国到南京政府监察院从政，而辞去国内大学的聘约，即是出于依靠政治扶助教育（学校）的现实考虑。他之所以不惜在政治上“跑跑龙套”，未始不是出自同样想法。当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南开同人和校友表示，要摆脱政治，专心教育，但事实上已经难以做到。


　　1948年国民党的“行宪国大”后，蒋介石提名张伯苓担任考试院长。张伯苓一生办教育的“清誉”和他近十年来与蒋的相互信任关系，应是他获得此项提名的两个关键因素。考试院与行政、立法、司法、监察院并称“五院”，乃国民党实行“宪政”的五大支柱之一，考试院长一职长期由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担任，戴死后蒋介石曾有意请胡适继任，被胡婉辞，几经考虑最终决定请张伯苓出山。张伯苓最初亦曾犹豫，以至推辞，但天津市长杜建时衔蒋之命极力敦促，陈布雷也专电恳请。张伯苓性格中具有诚笃仗义的特点，他素来持“你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的做人处世准则，终于允其所请。不过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即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并指定何廉教授代理校务。张伯苓的意思很明显，南开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据说，蒋介石默许了这一附加条件，然教育部方面则存在异议。就在张伯苓与何廉交接校务的次日，行政院的有关决定见诸报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3日行政院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张伯苓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职务的辞呈；任命何廉为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对此，张伯苓既惊诧又无奈，随后便离津赴南京。


　　张伯苓真正在南京考试院视事的时间甚短，他曾表示，“对考试院的业务，向来不熟悉，我可以学。”多少有些既来之则安之的意味。颇有意思的是，南京方面为张伯苓配备的考试院下属多为有南开背景的人员，如沈鸿烈任铨叙部长、田炯锦任考选部长、雷法章任考试院秘书长等。不知事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不久，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南京百官纷纷作鸟兽散，张伯苓年迈体衰，随即避往重庆南开中学，那里是八年抗战时期他的避难栖息之所。


　　考试院长的这段经历，是张伯苓从政的“顶巅”，也是日后在新中国的环境里使他“身价大跌”的原由，即所谓“一脚踏在臭水沟里”。本来一位办教育卓有功绩的社会贤达，转瞬间竟成了“前朝遗老”，当年为之扼腕叹息者不乏其人。他的学生周恩来在1945年冬为军调处执行部成立来北平，与南开同学、时任中央社北平分社负责人的丁履进谈到：“（张）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的政治工作。”反映了中共方面对张从政不以为然的态度。被后人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张伯苓的从政表示了“惋惜”。且看1947年3月18日的胡适日记：“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敖、蒋廷黼、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黼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在胡适看来，社会上应有好人站在政党之外“独往独来”。基于此，他认定张伯苓等人的置身政府之内，得不偿失。因此，胡适在国府委员，乃至其后的行政院长、总统等“官位诱惑”面前，还是把持住了自己，保有一个“独立之身”。虽然胡适与国民党人的渊源瓜葛较之张伯苓更为深厚复杂，但在拒绝官职方面，胡适毕竟表现出更多的个人选择，这里确有某种自由主义的理念在起作用，而这恰是偏重务实的张伯苓所欠缺的。


　　张伯苓在重庆迎来解放，但此段从政经历却使他在新中国的处境颇为尴尬。


责任编辑:刘家昌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