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与利玛窦

作者：汪伟
徐光启在这个时代里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不能说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而在世界历史上，这同样是富有伟大的转折意义的时代。

１１月９日，距徐家汇数公里的闵行，工人在修整即将亮相的徐光启和利玛窦的铜像

　　徐光启其人

　　徐光启生于公元１５６２年，距明代大儒王阳明去世３２年。他比利玛窦年轻１０岁。在３８岁那一年（１６００年）见到利玛窦之前，徐光启已经中了举人。

　　乡试高中的经过是传奇性的。１５９７年，已经多次落第的徐光启到南京参加乡试，文章并没有得到阅卷人的青睐，但当年主考的焦竑翻检落榜生员废卷时看到他的试卷，大为激赏，一举拔为头名。７年后，他又考中进士，在参加翰林院选拔时列第四名，即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是明帝国皇家学院的博士研究生。

按规矩，徐光启需要在那里花３年时间，精研宫廷图书档案，为日后管理帝国做知识上的准备。

　　明代传统，“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入翰林院当然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时刻。然而，这一刻的到来，不仅艰难，而且充满心酸。

　　徐光启家世平凡，父亲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破产后在上海务农，家境不佳。徐光启在中举前后以教书为生，跟着主人家东奔西跑。用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话说，“在１６世纪８０年代曾经当过到处游走的私塾先生——在明代的中国这种职业常常是一种穷困潦倒的标志”。总的说来，他的科举成绩不算出色。１９岁时中秀才，此后１６年才中举人，如非焦竑识人，几乎难有生路，此后又７年才中进士。这还不是坎坷的科举之路的终点。他殿试排名三甲五十二名，名次靠后，照理没有资格申请入翰林院。他的同科进士、也是他年满花甲的老师黄体仁主动让贤，把考翰林院的机会让给了他，徐光启才可能实现科考入仕之路上的这次飞跃。

　　中进士入翰林院，３年毕业后，徐光启开始做官。去世前徐光启官至礼部左侍郎、文渊阁学士，称得上职高权重，不过考虑到他成为大学士的时候年事已高，而且一生屡遭弹劾，数次称疾去职，徐光启的仕途很不平坦。

　　《明史·徐光启传》开篇用３３个字讲完他的科举经历，紧接着就说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这一评价可谓有历史眼光。如果没有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徐光启只是有明一代数以千万计的官僚中不出奇的一员。但是因为在１６００年遇上了利玛窦，且在翰林院学习期间有机会从学于利玛窦，他得以成为朱维铮所说的“晚明的西学领袖”，从一干庸众中脱颖而出。

　　徐光启最早接触传教士是在广东韶关，时间是遇见利玛窦之前的５年。徐光启在教书之余，偶尔游览韶州的基督教堂，遇到当时在韶关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郭居静和徐光启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但是，利玛窦才真正是徐光启在精神和学识上的导师。

　　南京之会

　　１６００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的见面，时节当在春天，尽管双方对会面都有记载，但具体的日期已不可考，见面的情形现在也很难得知。他们见面的地点也有争议，一说在南京的天主教堂，一说在徐光启的老师焦竑家中。根据利玛窦的日记记载，他在南京的时间是在１５９７年７月到１６００年５月之间。根据利玛窦日记整理出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说，这是一次短暂的见面。徐光启主要向利玛窦讨教一些他（从郭居静那里）听说过的基督教教义。双方并没有深谈。

　　１６００年，利玛窦在南京已享大名，高官显贵和名士文人都乐于与他交往。作为一个高鼻深目的蓝眼睛白人，利玛窦当时身着儒服，能够被有名的狂士李贽称作是“第一标致人”，想来是风度颇佳，当然，利玛窦汉语流利，还能用汉字写文章，这一点足已令人称奇；加之高明的社交手段，以及他随身携带的那些引人入胜的、代表着西方工艺水平的钟表和科学仪器，引得许多人登门拜访，想一睹西方的各种玩意为快。这些都对他的知名度有所增益。

　　利玛窦好学多识、博闻强记，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中国的知识阶层表演记忆术，将一张写有数百字的单子看一遍，随即就能复述，居然一字不差，人们纷纷称赞他过目不忘时，他又随意地将这张单子倒背出来，让人瞠目结舌。

　　这种神乎其神的记忆术并非利玛窦的天赋，其实也是刻苦训练的产物。耶稣会传教士受过严格的教育，对记忆力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利玛窦１５５２年生于意大利的山城马切拉塔，１５７１年在罗马成为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教会里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训练，又在印度的果阿学会了绘制地图和制造各类科学仪器，尤其是天文仪器。

　　即使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阶层里，利玛窦的记忆力也称得上惊人，史景迁认为他大概已经接近当时人类记忆力的极限。在他本人看来，这样的技术应该为传教事业服务：利玛窦希望中国人会对他神奇的记忆力感兴趣，从而跑来跟他探讨宗教问题——因为似乎只有宗教才能产生这样的奇迹。

　　他的记忆术的确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间很受欢迎。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时候，江西巡抚陆万垓对利玛窦的记忆术颇有兴趣。两人初次相见就显得十分相洽。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利玛窦本来打算跪拜行礼，但巡抚连称免礼，随即道了一番久仰，客气地说道，久闻利玛窦的德行和学识高超，尽管相见之下未及言谈，但已经深信不疑，因为从利玛窦的品貌和风度就可以看出来。

　　这番客气让喜欢走上层路线传教的利玛窦喜出望外。陆巡抚有三个儿子，都在寒窗苦读，试图在科举场上一展身手。应陆万垓的要求，利玛窦将自己的记忆方法写成一本小册子，送给了三位小陆。

　　史景迁认为，到１６世纪９０年代，利玛窦的传教手段有两种，其一是他与官员和文士苦心经营的良好个人关系，其二则是他所接受的科学方面的训练。与陆万垓的交往很能代表利玛窦的传教策略：走上层路线，与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由此推动传教活动。一切的前提则是他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正是这学识和魅力吸引了徐光启。显而易见，１６００年遇见利玛窦是徐光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朱维铮教授说，在１６００年的谈话中，利玛窦特别提到了中国士大夫的纳妾风气与基督教义的冲突。徐光启本人是家中独子，与夫人吴氏也只育有一子徐骥。与利玛窦见面的时候，他正在考虑纳妾，以广子嗣。但会谈之后，他从南京回到上海，纳妾之议再未提起。

　　与利玛窦分手之后，徐光启花了两三年时间研究基督教义，思考自己的命运。１６０３年，徐光启再次启程去找利玛窦，但利玛窦这时已经离开南京到北京去了。徐光启拜见了留在南京的耶稣会士罗如望，与之长谈数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受洗成为了基督教徒。

　　信仰与危机

　　现今的中国历史书上，利玛窦的出现总是和徐光启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上，两个人共处的时间并不长。

　　徐光启１６０４年入京参加会试，随后入翰林院，开始在北京生活。正是从此时开始，他与利玛窦密切往还，并于１６０５年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１６０７年，也就是《几何原本》译成付刻的那一年，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他携家眷送父亲的灵柩回老家安葬。按例需要在老家服丧３年。１６１０年，他丁忧期满准备回京复职的时候，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了。两人的密切交往，仅仅只是１６０４年到１６０７年３年间的事情。这３年影响了徐光启一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徐光启以及与他同时代入基督教的士大夫们，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谜。即使按照最传统的儒家道德标准，其中也不乏堪称模范的人物。唯如此，这些１６到１７世纪的中国精英分子在信仰上的选择，一直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

　　朱维铮相信，徐光启选择基督教的原因非常复杂，并且有其经济和政治上的外因。

　　徐光启与利玛窦初次见面的１６００年，明帝国的经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当时中国人口的数据尚无定论，一种说法主张当时人口在六七千万，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有１亿之多，不管怎样，根据位于巴黎的国际工业合作组织的专家所著《世界经济千年史》测算，当时中国的ＧＤＰ总量确定无疑地居于世界第一，占世界ＧＤＰ总量的３９％强。这个数字比西欧十几个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出１０个百分点。晚明的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六朝，政治普遍黑暗。嘉靖年间出了个著名的大贪官严嵩，权倾一时，已经透露出皇帝或软弱或荒唐而被朝臣或宦官把持权力的迹象。

　　尽管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直到１８世纪仍是欧洲意图效仿的楷模，但明嘉靖一直到天启年间，宦官在明代宫廷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擅权之势日益严重，加上万历一朝，皇帝２０多年不见朝臣，庞大的帝国政府只能依照惯性运行，宦官多于朝臣，由于无人替补，不许官员辞职，以至于出现尚书、侍郎这样部长级大员挂印而去的怪事，凡此种种乱象，显示出明帝国的政统已经岌岌可危。

　　徐光启所在的苏淞地区即苏南和浙北八府，既是传统的沿海贸易区，也是传统的棉织品产区，区内有织娘２万人，棉布除了满足国内市场所需，还可外销，这也使该地区赋税占到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之多。赋税如此沉重，让人更易感觉到政治昏暗的社会后果。

　　社会经济越发达，政治黑暗越是令人触目惊心，而两者的反差越鲜明，越是在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了一种衰世的气氛。一部分文人在这衰世的气象中陷入颓废，而即使是徐光启这样意图奋进的正直官员，也不禁为之气馁。作为明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朱子学说，正是在这衰乱的时候发生了动摇。从明代中期开始，王阳明学说开始兴起，到徐光启时代，已在江南一带广为流行。王学继承了宋代陆九渊一路学说，修身之说略近禅宗，提倡个人觉悟，信仰上较为开放。凡此种种，随着帝国进入它即将灭亡的１７世纪，造成了一个既死与方生并在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繁荣与政治黑暗并存，危险与机遇并存，官方意识形态僵化死板而民间学术活泼开放。徐光启在这个时代里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不能说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而在世界历史上，这同样是富有伟大的转折意义的时代。西方正走出中世纪，并且形成了巨人辈出的两个多世纪。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在朱维铮教授看来，徐光启，这个１６和１７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愧于这个巨人的时代，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也不逊色于他在世界史上的同时代人。

　　可惜的是，群星灿烂和影响深远的西方近代进程没有在中国同时实现。徐光启去世后１１年，明帝国覆灭，历史没有转向，而是被更加保守和封闭的清帝国取而代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