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秋风萧瑟”引用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上对俄罗斯民族的批判,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深具自省意识,说明这样的民族已经开始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他这话说出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深具自省意识的民族,还会成为世界上最邪恶的民族,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呢?

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无比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尤以托尔斯泰为然。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他曾称卢梭为“18世纪欧洲的良心”)。他创作的主人公列文与聂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时时在内心无情地剖析自己,并把内心深处的每个肮脏念头公诸于世,似乎有一种内心的煎熬逼迫他们这么做。列文曾在婚后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吉蒂,后者读后无比震惊与困惑。她满面泪痕地把日记交还给列文,说她不需要知道这些,请他不要再用这种事困扰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尔斯泰甚至在亲人去世的时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种时刻,仍然怕在别人眼中显得不够沉痛,因此就连他的悲伤也有虚伪的成份!

这种内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种心理分析。陀氏的书似乎可以视为心理分析的病例记录,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白痴》等巨著中那难以穿透的凄凉、绝望、阴郁与沉重,读者不难感受到他那为苦难磨锐了的良心与无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对一个健康的社会与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学似乎可以称为“良心文学”,其共同特点是作家们对俄罗斯苦难的感同身受的敏锐,对建立一种更干净、更纯洁、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道德原则的执着,对功利的鄙弃,以及理想主义的近乎偏执的反复表现。大师们风格不同,描写对象各异,然而都有着一种得到群体救赎的共同的执着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浓烈气息。事实上,《白痴》的主角(梅特金公爵?记不得了)身上就颇有些耶稣基督的气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对革命的朦胧企盼。作为一个整体,俄国文学家们表达的不光是现实的丑恶,更集体诉说了对一种乌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绝对纯净的,与世俗功利彻底绝缘。

这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也是俄罗斯文学有别于19世纪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他巨著的明显特征。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大师们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种独特的俄国“良心气息”。看一眼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也暴露社会的丑恶,然而却不曾向俄国大师们那样整个灵魂都卷了进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满荆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将那斑斑血迹洒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泪凝成的。

我想,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说的“走向反面”,或道家的“物极必反”。良心太过敏锐,道德感太发达,对集体救赎的理想太执着,太鄙视功利与理性,就难免堕落为宗教狂热分子,把理想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心甘情愿的,到最后便难免出现布尔什维克那种反文明怪物,为了一个无比崇高的理想,什么道德代价人命代价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付出。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上描绘了一个纯洁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来他为了砥砺自己的革命气节,特地制作了一个钉床,然而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躺在那些尖锐锋利的钉尖上。

这种自虐似乎很极端,然而我相信那是当时的革命家们普遍追求的理想行为规范。那就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个人什么牺牲都可以做出,什么苦难都可以忍受,与那个伟大的理想比起来,革命者个人的安危福祉一钱不值,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集体救赎而牺牲。既然连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这结果便是我在《人高于神》中说的,把某种理想抬到无限的高度,便将个体的位置彻底挤了出去。革命本来是为了结束人民大众的苦难,然而到后来受苦受难本身竟然变成了革命家们追求的目标,成了全民完成道德净化的必需洗礼,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引用的俄国谚语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干净了。”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性决策,而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圣战,革命引来的苦难则是人民大众集体肉身成佛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俄罗斯文学大师们流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之内的,他们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种理想的集体生活方式。阅读那些名著,您只会感到深重的良心压力,驱使您投入改变那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们可能会促使您养成内省习惯,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然而却不会促进你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让你感受到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需求。19世纪是俄国文化的辉煌顶峰,然而它并不是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甚至也不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肯定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humanism)启蒙无关。

在这点上,俄国与古代中国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类似。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以表露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著称,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系列杰作。而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符合圣贤们提出的道德原则的理想社会,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千年努力目标。两国的文化里缺乏的,都是由《独立宣言》界定的个体权利观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俄国文化里的基督教成份使得良心家们更真诚,更狂热,更执着,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从这个背景来透视,不难看出毛子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呓情有独钟,对“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所有当道者都蜕化为“犬儒”之后,“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是执政者不敢随便抛弃的基本教义,而那并不完全是为了在全球称霸,确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成份在内。在本质上,国际共运是一种脱胎于基督教的国际宗教运动。它之所以在俄国首先勃兴,恰是因为它迎合了俄国人民对弥赛亚带来的集体救赎的渴望。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个人对俄国文化乃至俄国知识分子的一点穿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还真想不明白为何一个知识分子良心超发达的民族会堕落为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邪恶民族。

毛子的另一个问题为文化后进国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政客们势必分为两派:主张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假洋鬼子与排外的阿Q,后者因为迎合庸众的虚荣心,很容易便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历史上狂热的所谓“民族主义国家”都是文化后进国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产痞子斯大林为何轻易战胜西化海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民族尊严,统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话,将自己的民族吹嘘为人类文明的发明者。因此,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etc, etc。

也是出于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与“扬眉吐气”的强烈感情需要,人民倾向于认同“国威重似泰山,民命轻于鸿毛”。只要能让祖国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划算的。要赢得人民的欢心,政客们最简便的手段便是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斯大林最是这种高手,30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时也非常海皮,因为不断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报上传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温层跳伞成功,第一次开破冰船到北极探险,国家派飞机营救北极探险人员成功,etc,etc。中国现在搞的这套名堂,完全是斯大林玩剩的。到最后竟然到了这种荒谬的地步,一场战争(如朝鲜战争)哪怕给国家带来不可胜数的灾难,但仅仅是因为它给了人民某种廉价快感,它就是值得打、应该打的伟大战争。

这种民族文化自卑心态的最大恶果,还是它很容易发展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轻易进入“以一人敌天下”(此乃马悲鸣的豪言壮语)的悲情角色而沉醉于其中,为野心勃勃的大独裁者与文明世界为敌提供民意基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之所以有助于斯大林构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为共党据此通知全民: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包围。苏维埃国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国家,代表着正义与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则由阶级敌人统治,代表着邪恶与黑暗。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完全地历史地落在苏维埃人的双肩之上。离开俄国的落后文化背景与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难设想与全人类为敌反而会唤起苏联人民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当然,要将俄国的邪恶化归结于俄罗斯文学良心的过份发达与民族进攻性的自卑心理,未免过于片面与轻率。大概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俄国文化里先天缺乏抵抗极权制度的传统,却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土壤,有着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潜能(potentials)。然而如果不是机缘凑巧,毛子也未必会堕落为大众熟知的世上最邪恶的民族。

毛子的堕落,始于沙皇被推翻,而这基本是尼古拉二世的过错,并不是什么“历史潮流”决定的必然。

如前文所述,沙皇在毛子百姓心目中,既是慈祥仁厚果决的大家长,又相当于活在世间的上帝或起码是宗教圣徒。毛子的宗教游行举的不但有圣像,也有沙皇的画像,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在愚昧的毛子百姓心目当中,沙皇几乎相当于达赖喇嘛,其权威根本就是无从动摇的。此所以毛子的“农民起义”与中国的不同,普加乔夫只能冒充被叶卡捷琳娜大帝谋杀的彼得三世,他的“起义”才能得到大批人民的拥护,以致几乎颠覆了叶卡捷琳娜的统治。

然而1905年那个“血腥的星期天”发生的屠杀,却在沙皇这个传统形象上戳了个大窟窿。是年1月22日,彼得堡的百姓在“社会主义教士”乔治•加蓬的带领下,到冬宫向沙皇集体请愿。他们高举着圣像、沙皇的画像,唱着宗教赞美诗与沙俄国歌,和平地向冬宫进发,却在冬宫前遭到拱卫该宫殿的哥萨克骑兵的万枪轰击,当场死伤多人。据官方事后发表的数据是死亡92人,受伤数百名。然而这数字却在口口相传中被放大了多倍。

这事件与六四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当局事前精心策划的谋杀,而是示威群众试图进入冬宫,使得军队因恐慌而开枪,说起来是一桩未经预谋的不幸事故。沙皇事前虽然批准了部下建议,同意加强治安的措施,但并未预见到事故的发生,更未蓄意策划谋杀示威民众。事发时他根本不在冬宫,事后他深感震惊与痛惜,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真实的感情。

然而百姓可不会这么看,经此一举,沙皇那“至公至正为民做主”的传统青天形象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俄国百姓中引起了强烈的幻灭心理,因而加剧了原来就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得全国各地先后爆发骚乱,酿成1905年的革命。

在这期间,俄国知识分子以及上层社会反复提出实行宪政的要求,尼古拉二世一度表示让步,然而却不肯真的放权。相反,他重用斯托雷平,实行铁腕统治,一度解散了匆匆成立的国家杜马(俄国的准国会),镇压民间反对派,与此同时实行经济改革,造成了俄国经济的迅速繁荣。

这段历史呈现出与晚清乃至现代中国的相似性,两者面临的都是我在旧作中说过的“放狼难题”。对统治者来说,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是一种风险很大的勾当,弄不好就会失控而事与愿违。统治者必须采取主动,最好能在“狼”觉醒前便开始解放他们,最忌讳的便是在“狼”的威逼下被迫还给他们权利。当革命行将发生或甚至已经发生之后,再放狼便来不及了,那只会导致全局失控。清廷的倾覆就是证明。尼古拉的错误,是他在危机过后未能吸取教训,兑现原来的放狼诺言,更不该不知俄国脆弱,轻率地把俄国投入战祸。

斯托雷平的改革果然使得朝廷转危为安。经济繁荣掩盖了深重的社会危机,百姓似乎忘记了尼古拉二世欠下的血债,国家杜马也被斯托雷平娴熟的政治技能驯服了。当保守派占了多数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集会时,尼古拉二世对它相当满意。看来一切都很如意,尼古拉二世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爆发了,色便青年在萨拉热窝暗杀了奥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奥国因此对塞尔维亚宣战。同为斯拉夫人,老毛子认为自己是色便人的庇护者,于是便下令动员,这反过来又刺激奥国的盟国德国下动员令。当时欧洲列强给锁死在所谓“集体安全”的多种双边或多边条约中,又没有一个国联或联合国式的国际组织提供沟通平台,及时化解危机,于是各国君主一齐进入恶性互动的怪圈,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纷纷向对方宣战,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俄国宣战后,俄国为沙文主义狂潮席卷,尼古拉二世的声望如日中天,达到了最高峰。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涌向皇宫,高唱国歌,山呼万岁。尼古拉二世多次出现在阳台上向革命群众亲切挥手致意,更是使得大众的爱国激情达到了沸点。

然而俄国根本没有准备好打这场现代战争,它是道地的泥足巨人纸老虎,其重工业的规模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铁路密度还不如德国的十分之一,公路等基础设施直到希特勒入侵时都还处于原始状态,只是莫斯科附近有点柏油路,军队装备和训练都绝非德军对手。德军很快在东线便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俄军遭到惨重伤亡,丢掉了波兰(当时波兰是俄罗斯帝国的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给军民的士气带来沉重打击。更严重的是,脆弱的俄国经济无法承受战争的重荷,大量机车损坏,铁路运输中断,致使物价飞涨,供应困难,大城市缺乏燃料和食物供应,居民陷入饥寒交迫,整个国家面临着崩解危局。

更糟糕的是皇后亚历山德拉还在雪上加霜。此人是嫁到俄国的德国人。这在欧洲皇室中很常见。事实上罗曼诺夫王朝就有着德国根,著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亦即叶卡捷琳娜大帝,俄国的改革明君之一)就是个纯粹的德国人。她的俄国话是嫁到俄国后才现学的,跟嫁给尼古拉二世的亚历山德拉一模一样。然而此时两国成了死敌,俄国人民便一致认定她是德国派来的奸细,俄国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民众蒙受的战祸都是她造成的。

这其实是不白之冤,亚历山德拉哪会不做皇后,去当外国奸细?把俄国搞垮对她有何好处?然而这种阴谋论最能满足愚民对替罪羊的迫切市场需求。别说是愚昧的俄国,就连英国王室(也是德国种,德国似乎专门为别国提供王室)都遭到百姓普遍猜疑,吓得国王赶快公开声明放弃德国姓氏,改用温莎城堡的名称作姓,这才算蒙混过关。

可惜俄国皇室与英国王家虽然是亲戚,行事却完全是两种风格,丝毫不把民意当回事。亚历山德拉不但不知韬晦,还和妖僧拉斯普丁(又译为拉斯普京,后者发音更准确,不过不多见)不明不白地搞在一起,把宫廷变成了魏忠贤控制下的明廷。正是《四书》说的:“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拉斯普丁的传奇就是这警句的最好脚注。

好莱坞曾拍过这妖僧的电影,不知道同志们是否看过。这妖僧原是西伯利亚的一个文盲烂人,因具有某种特异功能而迅速出名,得以混迹上流社会。尼古拉二世的独儿子从他外婆英国维多利亚女皇那儿遗传了血友病,血液没有凝结能力,因此若稍微受伤,哪怕是创口再小也罢,都会流血直到流干为止。皇储的这种致命遗传病,成了尼古拉二世和皇后最大的心事。过去小王子几次病危,都被拉斯普丁以特异功能救活(有次竟然是通过发电报实行的远距离治疗)。亚历山德拉因此对老拉至为感激崇拜,敬之若神明,于是拉斯普丁便以国师爷的身份在宫廷行走,把它变成了一个丑声四溢的猪圈。

据拉斯普丁女儿的回忆录,老拉生具异禀,跟秦始皇他妈的男宠嫪毐一般,那话儿特别长。根据时人的回忆,他还对女人具有某种特殊的精神控制力,能让原来憎恶鄙视他的贵族女子变成忠实的性奴,跪在他面前,脱掉他的树皮鞋,为他洗散发着恶臭的脏脚。老拉充分利用了这种特异功能,把彼得堡的贵族沙龙变成了广交会。据他说,放纵自己的罪孽其实是得到救赎的捷径。所以,他不是放荡堕落,而是实行某种奇特的道德升华。

妖僧和他的信徒们

这结果,便是民间流传着无数亚历山德拉与妖僧之间的风流佳话。据现代学者考证,那些谣传都是子虚乌有,盖亚历山德拉深爱自己的丈夫。然而谣言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众普遍相信它。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德拉完全处在妖僧的控制之下,对之言听计从。她听从妖僧的劝告,说服沙皇解除了富有经验的出色将领尼古拉大公的总司令职务,由沙皇本人自任总司令,驻节在千里之外的统帅部,而把朝政留给亚历山德拉打理。

据西方学者分析,这是个致命错误。尼古拉二世从此失去超然地位,必须为一切战事失利承担直接责任,使得自己变成民愤焦点。人斯大林就充分吸取了这一教训。如赫鲁晓夫在其秘密报告中指出的,在苏德战争初期,斯大林从来不敢在战争命令与文告上签名,直到战局开始好转,“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名字才出现在此类文件上。

此举的另一致命恶果,是尼古拉跑到远离俄国政治中心的统帅部去(位于白俄罗斯东部的小城莫吉廖夫),从而割断了自己与俄国政治脉动的联系,失去了对全局的把握,因而在危机到来时还蒙在鼓里,不能及时采取有效应变措施。而他留下的事实上的“摄政”却是那个被妖僧牢牢控制的德国蠢妇人。她忠实执行妖僧的最高指示,按他的意愿提拔那些行贿者,贬斥忠贞耿亮之士,弄得朝政日非,国将不国。

目睹此情此景,以尤苏波夫亲王为首的几个贵族便挺身出来挽救危亡。据说拉斯普丁早就在垂涎尤苏波夫的妻子。小尤也心中有数,便以此诱骗妖僧到他家做客,将他请入地下室,给他吃了含有大量氰化钾的点心与葡萄酒,那剂量大到足可毒死五个人。妖僧来者不拒,把三鹿奶粉吃喝得精光,却一点没事,令小尤大为骇然。他跑到楼上去找出左轮枪,跑回地下室,朝着妖僧的后背就是一枪。妖僧应声倒地。小尤便回去穿大衣,准备把妖僧的尸体扔到外面去。等到小尤返回地下室去察看妖僧时,妖僧却突然睁开眼睛,喃喃骂道“你这个坏孩子”,一把扼住小尤的脖子,扼得他如同《瞎子领路人》上的那个流浪儿一般,看见了银河系的全部星星。幸亏小尤的同谋此时也来了,见状立即向妖僧开枪。妖僧背上连中三枪,才颓然倒下。密谋者们上前查看,发现他竟然还活着,正想挣扎起来,于是立即棍棒齐下,还用哑铃猛击他的太阳穴,这才总算把他打昏过去。密谋者们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把他包在床单里,扔进了结冰的涅瓦河。三天后,警察发现了他的尸体,作了解剖,大夫们无限惊骇地发现,尽管妖僧服了大量毒药,连中四枪,被人用哑铃猛击太阳穴,被活活阉割,又被扔下了冰河,然而他入水后竟然没死,还试图从河里爬出。只是河被冰层封住,他没能找到当初把他扔下去的那个冰洞,给困在冰层下面,才最终被淹死了。您说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妖僧虽死,国祚已移,俄军在前线接连失利,国民经济近乎崩溃,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1917年2月间,二月革命在彼得堡自动爆发,彼得堡要塞驻防军相继哗变,国家杜马成立了临时政府,彼得堡还成立了平行的第二政权苏维埃。两个临时政权都要求沙皇退位,沙皇的将军们也如是劝他。沙皇鉴于妻儿落在了造反派手里,更怕他的抵抗将引发内战,让德军轻而易举地征服俄国,于是便听从了部下的劝告,放弃抵抗,乖乖退位,潘多拉盒子从此打开,全世界都为此承担了血的后果。

下流毛子留给后人的教训,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训差不多,那就是统治者和人民双方都不知进退,双方都是得寸进尺,不知道见好就收,及时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妥协,最后是谁都没有好下场。人民可以推翻优柔寡断、顾虑重重的懦弱无能的老统治者,却以暴力革命造成了一种强大的逆向筛选场,使得心狠手辣的杀人狂得以胜出,从此再不可能指望统治者发善心,对人民作出起码的让步。

比较一下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尼古拉二世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便能立即看出两者的本质差别:尼古拉二世怕妻儿受人折磨,怕内战爆发让德国坐收渔人之利,最后的结果是全家被谋杀在西伯利亚,而列宁则能毫不犹豫地接受德国人的巨额金钱资助,以搞垮俄国政府、促成俄国失败为革命者至高无上的道德责任,此后又毫不犹豫地签订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卖国条约——布列斯特和约,把俄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割让给德国、奥国、土耳其等国,还同意向德国支付60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为的不过是能集中全力打内战,保住侥幸抢到手的政权。这种毫无任何底线、毫无道德约束的超级下流统治者,难道还会如亚历山大二世那样,采取主动措施,促进俄国的进步甚至准备实行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