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转帖]国内的事儿，难说！（12）其实是害了“市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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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事儿，难说！（12）其实是害了“市侩病”
金唢呐
这痞子味、商人味和小市民味合在一起我感觉就是市侩味。与其说识字分子害了“犬儒病”倒不如说是害了“市侩病”。我怕拿不准“市侩”这个词的含义，污蔑了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识字分子，特别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是从“谷歌”、“百度”上搜来的对“市侩”一词最权威而且几乎是唯一的解释：
“市侩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唯利是图的奸商’。随着时代的进步，市侩也可以理解为‘唯利是图而不遵守市场规则的商人’，见利忘义。现在又指政治上随波逐流，道德上虚假伪善，作风上粗鄙庸俗。”
“市侩和市侩主义，可以说是现在人类社会的“阿米巴”。市侩主义者是软体的，会变形的，善于营钻，无处不适合于他的生存。他有一个核心，包在软体黑面，这就是利己主义，也就是无处不于他有利。这核心是永远不会变，包在软滑的体子里，也永远碾不碎。核心也是软滑的，可是坚韧。”
“市侩主义首先以聪明、灵活、敏感为必要。市侩主义者不仅心机灵活，并且眼光尖锐、准确，手段高妙、敏捷：凡有机，他是无不投上的，凡有利，他无不在先。然而一切都做得很恰当，圆滑，天衣无缝。一切看去都是当然的，没有话可说。”
这段解释很有点于丹的风格，估计是于丹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写的，完全能反映当今大陆学者的水平。抓住一点肆意发挥不说，里面还净是些狗屁不通的地方。比如“唯利是图的奸商”怎么就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变成了“唯利是图而不遵守市场规则的商人”？这时代进步在何处？而且时代没有进步之前，奸商囤集居奇，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就一定要遵守市场规则？还有像“软滑的体子”、“软体黑面（估计应该是“里面”，可能是作者笔误）”更是令人不知所云。
抱着好奇的心情，我又又检索了“市侩主义”和“现代市侩主义”，看看“随着时代的进步”，于丹的师兄弟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结果简直就是不忍卒读，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识字分子的搞笑活动，把搞笑活动推向了顶峰。我随便摘一段放在下面，全文我放在跟帖里，如果谁觉得生活不开心，保证能博您一乐。
“但市侩主义者所以是顽强，坚韧，还在于他对于一切都可以不固执，都可以客气，漂亮，让步；惟其如此，他对于利就能够永远地执着。他是永远都在打算的。他和‘犹太人’一样顽强，坚韧；但他自然比‘犹太人’大方，更漂亮，更聪明，而且他更有礼貌。”
综上所述，虽然笑料百出，但这些哲学家们的意思我基本上还能明白，用“市侩”基本能概括当代识字分子的特点，基本上可以做到让众人“没有话可说”。而且据作者介绍，“现代市侩主义思想和思潮产生于上个世纪末的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大概10余年时间。产生的主要地点是中国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和高等院校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中。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主要在中国整个北方区域和新崛起的小康人群为社会主体做依托。”看来用“市侩”一词形容当代识字分子，大抵是不会错了。
前一段季羡林先生去世，我虽然谈不上什么悲痛难过，也没有前去参加号称几万人的告别仪式，凡是碰到“人头攒动”的场面，哪怕是在争抢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都要自觉退避三舍。出去旅游也是一样，风景再好的地方，只要看到黑压压一片后脑勺就闹心。尽管没去凑那份热闹，可对于季老的去世，我确实还是感慨了一番。季羡林的研究领域是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做的那些学问非常冷僻，他研究的这些鸟语，属于“此语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据复旦大学教授、季老关门弟子钱文忠讲，现在全世界懂吐火罗语的，也就三四人。所以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识字分子，不光对他的学问一无所知，甚至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有中国人去研究这些学问。
在这些“鸟语”研究领域，季老到底做了哪些开创性的工作，恐怕只有那仅存的“三四人”去评价。季老也谈不上什么大师，他自己也曾经专门撰文，几乎是含泪恳求摘掉“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并诚恳地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准确地说，季先生也就是一个还部分保持民国文人的本色、一直坚持做学问的知识分子。甭管学问做大做小，基本不骗人，不蒙事儿，不追风，也不没事儿就想着收钱，多少也还有些良知，有自己道德底线，做错了还知道反思和忏悔。人家提倡振兴儒学可是从自身做起，起码儒家“修身”这一条就做的不错，从他孝敬婶母这一条来看，“孝道”也做到了，就这种知识分子，在大学里还真不多，确实让人怀念。
我感慨的是，季老一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混子较少、学者较多，骗子较少、傻子较多的大学时代彻底结束了。特别要说明一下，本人也未能免俗，也是混子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就从做学问来看，季老40年代的博士课题就是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的题目分别是《〈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一直到了21世纪，还在鼓捣梵语语法这些玩意，就这一点，就绝不是现代识字分子们所能够想象的。虽然季老多少也涉及些政治，但毕竟跟完全放弃人格和尊严，向统治者献媚的“京城四大不要脸”（周一良、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四人）还是不一样，跟现在那些“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识字痞子们更是判若云泥。比如季老几次在谈话中提到现在是“盛世”，这是人家人生90年纵向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跟吹牛拍马、讨好当局是两回事儿。
知识分子痞子化，应该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他老人家生前最担心的就是知识分子不能“放下臭架子”，不肯“斯文扫地”、“滚一身泥巴，练就一颗红心”。毛主席回眸应笑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痞子下夕烟”。放眼望去，大学里就是个“痞子国里尽朝晖”。不过和毛主席当年希望稍有不同，毛主席希望的知识分子“放下臭架子”后参加他老人家发动的痞子运动，而现在识字分子们却是“放下臭架子”吃喝捞钱。
现在识字分子几乎是毫无尊严，这可能还是跟曾经自己糟蹋自己有关。在毛时代，经过历次运动终于是知识分子们认识到自己是有原罪的，必须通过改造来赎罪。民国文人中，最具悲剧色彩的还是郭沫若。平心而论，郭老解放后造孽并不多，多数情况是痛打死老虎（甚至包括古人）来表忠心，跟那些整人的党棍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尽管郭老官拜副委员长，说起来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人们一口一个郭老的叫着，但在我党看来，不过是利用改造的对象。罗瑞卿的女儿在回忆录里提到：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上演时，在场的一位将军半开玩笑似的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那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她回忆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辩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为了赎罪，对毛主席，郭老不但是赤胆忠心、肝脑涂地，甚至声称自己在1949年前的作品都是垃圾，应该烧掉。
郭老对毛主席的了解程度，确实超过常人，他的做法也不同于常人，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郭老“果然一大观”（1961年郭沫若登大观楼即兴题诗，第一句就是“果然一大观”）。如果郭老活到今天，可能还会是毛左阵营的领军人物，唯有如此，才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最令人诟病的乾隆皇帝的马屁文人纪晓岚，万寿无疆之类的马匹话没少说，可也没干过糟蹋自己学问的事儿，最多也就得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把书中每页的故意写个错别字，让皇帝“御览”时发现，表现一下皇帝的高明，觉得大学士们也不如我。如果乾隆没有发现，校勘人员也不敢改正，遂成为“钦定本”，后来成了《四库全书》的一大荒唐，人家最多也不过如此。不像郭老，故意写出大量垃圾诗，以示不但政治上臣服领袖，而且业务上也甘拜下风，让猜疑嫉妒成性的暴君放心。
本人才疏学浅，还不知道历史上有通过故意糟蹋自己的学问来取悦统治者的，像“麻雀麻雀你真坏，今日战火朝你开”，连我这诗盲读起来都脸上热辣辣的，郭大才子、新诗的领军人物会不知道？偶尔恶心一下自己并不难，难的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还整本整本的诗集出。我文革时曾经反复拜读过《百花齐放》诗集，里面有些还能句子现在还能背诵，像《芍药》：“人们都贬谪我们是‘花之奴’，我们却不愿受这样的污辱。我们委曲地不知过了多少年，如今是奴隶翻身，人民作了主。”还有像《死不了》：“我们是昔有，今有和永有的花草，我们的名号稀奇，就叫着‘死不了’。…我们依然是永远死不了，生命的力量大过原子弹、氢弹。”真是奇了，“三百千千”上的东西一点也记不住，这种烂玩意儿却铭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想忘都忘不了。当年一下乡就到处寻找“死不了”，别人都以为我害了什么“死不了”强迫症。而郭老对伟大领袖的如此忠心，换来的却是两个儿子郭世英和郭民英，一个被伟大领袖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另一个自杀。
所以啊，什么他妈的政治、国家、领袖、人民，全他奶奶的是假的，只有实实在在吃到肚子里才是真的，实实在在捞点银子才是真的，现在大学校园里听到最文绉绉的一句话就是：落袋为安。
我在八十年代初，确实还真接触过几个民国期间毕业的知识分子，以后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工农兵学员、77、78届的，以及70后80后的后生，包括不同年龄段回来的海归，更是一天到晚打交道。无论从人品还是学问，真是感觉新旧社会两重天。蒋介石曾挽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此联堪称精当。由于年轻时受香港左派文痞写的《金陵春梦》的影响，原来我一直认为郑三发子只会来几句“娘希匹”，没想到老蒋也能写出这么漂亮、这么精辟的句子。其实不光是胡适，整个这一代海归文人，哪怕是留在大陆的，只要是远离政治，很多人身上都还可以依稀看到一点这样的影子。
最近文怀沙吹牛皮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除了伪造年龄和右派经历外，众人主要是认为文大师学问与头衔不匹配。他的头衔有 “红学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家、吟咏大师、新中国楚辞研究第六人、国学大师、活屈原、当代孔子”，多的令人咋舌。而如此大师的学术成果，文怀沙最近发表了一个郑重其事、惜字如金的200字声明，谈到自己的成果“有书为证”：“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一般说来，凡国学大师，必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有所建树。在没看到文老声明之前，只见这位“文苑风流美髯公”经常在电视里露面，手舞足蹈地吟唱两句《楚辞》中的“美人兮！芳草兮!”；再不就是挥毫泼墨，来两笔“直逼魏晋”书法，念叨几句“书观自在”的理念。除此之外，还真不知道这位述而不作、自称为“文子”的老顽童有过什么著作，为儒道释哪一种学问做出过贡献。其实光看这半文半白、似通非通的200字声明就知道这老家伙肚里墨水有限，恐怕也没什么文字训诂功力，光是“后贤”与“子孙”、“约”与“近”都搞不清爽，连我这绝对而非相对的文言文盲都蒙不过去。
文怀沙的学问确实不咋地，放在过去，也就是个三流或不入流的文人。不过实事求是讲，在解放后的中国，大师不大师不敢说，文老在中国高校对付个国学领域的博导还是绰绰有余。相当一部分博导，尤其是兼有行政职务的博导，除了没有在劳改队呆过以外，和文老的混混经历都差不多，学问可能还不如文老。起码文老以90多岁高龄，不带笔记本电脑，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也能对经史子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说上几句，在外行面前也还不至于不露怯。而且像文老这代人，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把小时候学过的东西随便胡诌几句，愤中愤青听起来就是学问，就是弘扬传统文化，就要肃然起敬。
与那些“官导”（即有官衔的博导）不同的是，文老行走于江湖、靠的是媒体，而“官导”混迹于官场，靠的是权力；文老捞钱靠的是出镜费和润笔费，大概一幅字要1-2万元；“官导”捞钱靠的是审批费、鉴定费，狠点的一次差不多也能捞这个数；文老出镜靠的是“美髯飘飘”，“官导”们出山靠的是官衔关系。至于那“约近一亿四千万言”、“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的鸿篇巨制《四部文明》，已经有报纸揭了老底，说是十五，十一五的项目，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找钱拉人，找一帮后生仔翻印自己也看不懂的古籍。这套书是在人民大会堂首发的，荣誉主编当朝宰相朱镕基，还有一大批领导当编委、顾问，全套书定价8万8，个人根本不可能买，不是图书馆收藏，就是领导用公款买来放在后边玻璃书柜里，“买书不看当补壁”，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和办公桌上的党旗国旗一起生辉，表示又红又专，政治上可靠、业务上过硬。
不过，我还真看不出文老的做法与现在流行的各种“鸿篇巨制”运作方式有什么不同，现在连出套科普丛书都要把“党和国家领导人”挂上，人家200卷的古籍挂上个把官员，实在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所知道的那些搞文科的博导，对搞这种“鸿篇巨制”都很向往，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像纪晓岚那样当个“总纂管”，拿下教育部或出版社的大项目，弄出一部《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来。道理很简单，当初《四库全书》的底本抄写用了好几千人，最初由保举而来，以后又改为考查法，根据字迹端正与否，当场择优录取。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在今天干这事儿要简单得多，纯粹是个力气活，像文老的《四部文明》编纂班子，据说连个大学生都没有，文老拉出目录来，然后找个文化人指挥一帮高中毕业生在那做PDF。
现在的博导干这事儿一般程序也是这样，随便整个目录，然后交给研究生干，懒一点的连目录都可以让研究生去选。研究生忙不过来可采取“母鸭带小鸭”的办法，由研究生带批本科实习生，每天中午给个便当，再三天两头地拿“太阳像金梭，月亮像银梭”之类的励志话激几句，不行再拿“学位”威胁一下，保证学生们个个干起来屁颠屁颠的，最后没有干不成的（以后我还要给诸位介绍一下，中国现在的不少博士硕士基本功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干那些boring的活儿）。将来出版时还不愁销路，名利双收，弄不好还可以传世。若出版后像《永乐大典》的遭遇那般，再被大火烧一把，作者更是比中六合彩还兴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