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新四军英烈

皖南事变已经距今六十多年了，近来通过实地走访、查找史料、梳理分析，进一步探讨有关真相细节。专作此文，表达崇敬之意告慰英灵。其中有分歧的意见，一并提出存疑，以待进一步考辩。

（一）新四军北移路线
新四军北撤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北和向南。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军事压迫，中共中央及新四军最终被迫仓促地决定“南下绕道”经过茂林的北撤路线。

1、国共两军指挥员共同协商了“东进”路线。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用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皓日打给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的一个电报，其中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这就是著名的“皓电”。
中共中央、新四军对于北撤态度是明确的。11月1日，中共中央内部指示项英：“（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皖南需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你们报告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于（佳）答复了何应钦、白崇禧一个电报，这个电报叫做佳电。佳电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在国共两党明确新四军北撤大局方针下，中共中央及新四军共同研究了北撤路线与时机，国共两军指挥员对新四军北撤线路也进行了协商。
11月9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佳电的同时，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上饶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协商“北移”问题。双方商定：“（四）北移路线：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五）移动期限：部队限于一月二十八日前撤完。兵站留守处限二月二日以前全部结束。”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即“东进”路线，由新四军云岭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具体线路是从驻地经泾县马头镇、宣城县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篑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
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这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沿途都设有兵站，马头镇为兵站第三派出所，孙家埠、毕家桥两地流动为第四派出所，竹箦桥附近为第五派出所。每一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一定的群众工作基础，在皖南事变以前，我军有近二千名非战斗人员和大量物资，都是经过这条路线到苏南渡过长江的，基本上安全到达，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问题。经这条路线走，从泾县云岭出发，大约要五至六天时间，是比较理想的北移路线。
2、国民党强令新四军改道直接“北移”路线。
但是，由于害怕皖南新四军从苏南过江与苏北新四军汇合后力量更加强大，对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构成更大的威胁，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北移。
12月8日，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佳电”的“齐电”，再次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攻击和诬蔑，并强命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到黄河以北。规定在12月31日前，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同时，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加紧围歼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部署，12月9日给顾祝同电报中说：“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中旬，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改变原来的承诺，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间北渡。12月下旬，根据蒋介石下达的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反动密令，顾祝同即以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任总指挥，秘密调集第52、第108、第40、第62、第144、第79师及新7师等7个师共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作好了截断苏南、皖南我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部三个师开入皖东地区，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扣留交通器材，占领渡口，封锁了我军经繁、铜北渡长江到无为地区的道路。因此，近万名新四军直接从东路进入江北是不现实的，由此决定探索“北移”路线。
“北移”路线，即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是一条沟通军部与江北四、五支队及江北指挥部的联系的常用交通线，基本上是日占区。
据新四军军部参谋叶超回忆说：“这条路线的最大优点，就是路程近，一天就可到铜、繁地区，第二天晚上就可以过江；如果抓紧一点，拂晓就行军，到铜、繁地区休息一下，晚上连续行军也可以过江。这就是说紧则一天，宽则两天，就可以渡过长江。而且这一带沿长江两岸都是我们的地区；长江以南是三支队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是我们游击纵队孙仲德的活动地区；沿途除了日伪少量的封锁线外，都不经过国民党的防区，群众条件也较好，部队行动容易保密。叶挺军长到长江以北视察部队工作，就是经过这条路线北渡的。但是在这条路线上作大部队的行动，就是说要在一个晚上一下子过江几千人，还没有这个经验。因此，十一月下旬军部曾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同志率领少数精干人员（有参谋张云龙、周绍昆、唐炎等），带着电台、带着侦察分队去侦察、安排渡江工作。他们在三支队和游击纵队的协助下，很快征集到近二百条船，有十二个渡口可以同时起渡，一个晚上能渡七千五百人；对敌伪一般活动规律了解也比较清楚。看到他们的这些报告，我们这些当参谋的，马上把图标出来送给军首长看，叶军长看到这些情况，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指示我们，要迅速作好行动计划。根据批准的行动计划，我们连行军命令、行军路线图都搞好了，只等军首长下决心，填上日期就行了。部队也整装待发，可以说走就走。”
但是，12月下旬以后，日寇在江面的巡逻汽艇增多了，有时还停在江中过夜，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与此同时，国民党李品仙的部队也有袭击我们的迹象。由于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错误估计，主持新四军工作的项英犹豫不决，企图在皖南继续逗留，丧失了北渡的宝贵时机。

3、国民党大军压力之下，中共中央与新四军仓促决定“南下绕道”路线。
所谓“南下绕道”路线，即从新四军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
1940年12月9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不准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同时秘密进行军事调动，决心以武力压迫新四军“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上官云相调动七个师的部队（即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八师、一四四师、新七师和六十二师）对皖南新四军形成大包围，限令新四军在年底之前“北移”。
如果新四军继续“抗命”留在皖南，同样面临着被围歼的命运。于是，在新四军不得不走的情况之下，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12月25日，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会面，提出新四军“北移”条件，企图再“拖”，遭到蒋介石断然拒绝。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后，于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提出严厉批评，要他们“最近决定全部北移”。
12月28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待机北渡。
叶超认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对此我们虽然有些不同看法，但是我们相信这样大部队的战略行动，首长们已经长时间地作了深谋远虑，因此，大家仍积极地进行新的行动准备。这是新定的行动路线，我们连这些地区的地图也没有，只好临时油印地图发给部队。”由此可见，“南下”选择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决定的。
皖南事变后，1月19日，在中共发布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中专门谈到了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其中对“南下”作了解释，主要是因为“东进”、“北移”两条线路大军无法通过所决定的。
“新四军江南部队既经决定渡江北上，故走那条路线问题乃随之而生。原来新四军大江南北的交通运输，是靠由皖南敌区（芜湖附近）渡江经无为的路线来维持的。后来桂军开到无为地区后，就经常袭击新四军的交通运输，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官张云逸夫人、孩子及曾昭铭等二十余人，并军饷七万元被扣后，这条路线即完全断绝。虽经屡次抗议要求开放，但终归无效。因此新四军大江南北之交通运输停顿数月之久，不得已始改道苏南过苏北。这次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原由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与叶挺军长当面规定经由苏南渡江，乃循此路线，实行月余，渡江者已逾两万，所剩者只皖南军部、直属团队及后方机关伤病员兵、老弱妇孺万余人，徒手者过半，忽于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命改道经皖南铜陵、繁昌渡江北上，实际上此路决不可能。其原因：（一）新四军皖南部队背受友军五个军之三面包围，即东有冷欣之×××军，南有张文清之×××军与莫兴硕之×××军，西有范子英之×××军与陈万仞之×××军，北面则有敌人之封锁，新四军渡江北调，敌人早已广播，故陆上加紧布置，其十五师团集中于繁昌、铜陵地区，数百汽艇往来梭巡于扬子江上，而皖北李品仙最近更抽调三师之众，集中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将消灭新四军于江滨，故此路绝对不能通过。（二）我为侦察这条交通线，江北指挥官张云逸曾派小部到无为地区侦察，受桂军猛烈袭击而失踪，江南军部曾派其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渡江，尝试二次，亦均失败，并被友军夺去一些船只。”
新四军从皖南绕道茂林从苏南北移具体有三个原因：一是直接北移或者“东进”都有日军、国民党军重兵封锁。而对于“南下绕道”还存在着幻想；二是佯入太平黄山，借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企图麻痹摆脱国民党军，达到快速进入苏南的目的；三是项英对于山区游击战经验过于自信，同时错误估计了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低估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在皖南事变打响后表现为惊慌失措。“南下绕道”是仓促之间被动决定的，但并非完全错误，也存在着合理性与可能性的，如果新四军强攻星潭一举突出重围，皖南事变历史就需要全部重写！

（二）新四军先期北移

根据叶挺、袁国平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协商结果，新四军非战斗人员沿着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先期分批北撤。
第一说：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非战斗人员分三批先走，共有3000多人，全部安全到达江北根据地。叶挺和袁国平当时和国民党谈好了，让这批人走，时间怎么样，人数多少，说得清清楚楚，都是一些老人孩子还有妇女。
据顾祝同12月14日致何应钦、白崇禧密电中说：“新四军移动情形：（一）该军先头部队约百余人，冬晚（即2日晚）过马头（泾县东北），向杨柳铺一带前进。江晚（即3日晚），其政工队百余过泾县城；（二）微戌（即5日戌时），该军八百余，步枪百余，身着灰军衣，经杨柳铺向宣城前进；（三）鱼戌（即6日戌时），该军直属部队约二千人，沿青弋江西岸在奚家滩下流徒涉，向杨柳铺方向东移；（四）佳午（即9日午时），该军男女政工人员二百，女占三分之二，驳壳枪、步枪各十余支，经马头向东移动……。”
另一说：皖南事变前我军近两千名非战斗人员走马头镇——毕桥镇——竹篑那条路线，沿途都有我军兵站，群众基础好。
据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武之棻回忆：经叶挺与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于11月15日左右在周王村会晤商定，先将后方机构、修械所、被服厂、印刷所、伤兵医院及眷属等非战斗人员撤走。12月以来，新四军非战斗人员通过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至竹篑桥进入沦陷区，根据密报：“总数不超过两千人”。但是，他在另一处又说“十二月以来经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竹篑桥进入沦陷区的军部非战斗人员计有二千余人”
钱俊瑞《皖南惨变记》，谈及新四军北移的文职人员共分四批于1940年12月先后北移苏南。12月3日拂晓，首批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文化处、军服务团等单位出发。第二批分别为医院（军医处长沈其震）、图书馆、印刷厂，第三批为教导队部分人员，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为队长，第四批为军需处长宋裕和亲自带队，沿途由军需处负责接应。
房列曙对于新四军非战斗人员作了详细考证，其分批北移情况如下：1、1940年11月26日（寝日），新四军先遣队20余人奉命从皖南向苏南北移。先遣队主要任务是沿着到苏南的北撤路线，设立临时交通站，为后续部队筹办军粮，征集民工转运军用物资，属于打前站性质；2、12月3日（江日），第一批是政治部、战地服务处、军服务团等单位的人员和资材；3、12月7日，第二批后勤部、卫生部教导队人员。薛暮桥说：“第一批是十二月初出发中的日期大体吻合。第二批主要是后勤部、卫生部教导队的人员，出发时间是12月7日，而不是9日“；4、第三批是军需处等单位的人员，由宋裕和带队。
据薛暮桥回忆：12月9日，任新四军第二批北撤部队副指挥，率部从皖南云岭村北撤。第二批撤离是12月9日，主要是军需处（供给部）、军医处和教导总队的人员，有1000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武器，只有一个执法队每人有短枪，作为护送的战斗连队。这个批次由军需处长宋裕和任指挥，薛暮桥和军法处副处长汤光恢任副指挥。9日凌晨从去岭出发，宿汀潭；10日翻过孤峰经马头镇到杨柳浦，为国民党嫡系52师防区；11日到达宣城以南宿营，为东北军108师防区；12日经十字铺到郎溪附近，为国民党1师冷欣防区；13日经梅渚、社渚到南渡镇宿营，为日军、国民党军及新四军接壤地区，国民党有重兵驻守；14日经溧阳水西镇，于晚上到达竹篑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在地，即苏南根据地。休息一天后，薛暮桥带教导队与宋裕和、汤光恢带军法处、军需处分两路前往苏北。
据新四军军医处左英回忆：“12月20日我随教导队医务所戴济民所长等大部队北撤……”
据新四军女战士徐若冰回忆：“1940年12月皖南军部直属机关军法处、执法队、教导队、训练处和兵站等单位大约600余人，组成第六梯队，由汤光恢同志率领，在‘皖南事变’前，最后一批离开军部。
综合上述情况，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由先遣队开路，至少分四批及更多的梯队离开皖南，具体如下：
1、1940年11月26日（寝日），新四军先遣队20余人奉命从皖南向苏南北移；
2、12月2、3日（冬日、江日），第一批政治部、战地服务处、军服务团等单位百余人和资材北移；
3、12月5日（微日），第二批八百余人北移；
4、12月6、7日，第三批直属部队约一千人，沿青弋江西岸在奚家滩下流徒涉，向杨柳铺方向东移。是人数最多的一批，主要是后勤部、卫生部、医院、图书馆、印刷厂人员，由军医处长沈其震带领；
5、12月9日，第四批教导队二百名人员，由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带领。薛暮桥回忆与宋裕和汤光恢同行。
据此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约两千人分批撤离。对于11月28日少数先遣队成员，12月3日新四军首批撤离人员不存在分歧。对于后几批撤离有不同看法，主要是新四军第二批撤离人员，共有2000人，从12月5日开始分梯队陆续撤离皖南，其实包含了第二、三、四、五或者更多的批次，因此导致了个人回忆不全的情况。

（三）新四军北移部队

1940年底，在八路军一部的配合下，新四军发展到9万人，其中皖南军部和第三支队达10770人，苏北指挥部12000人，江南指挥部3500人，江北指挥部18800人，八路军第四纵队13489人，八路军第五纵队18185人，鄂豫挺进纵队12000余人。
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尚有9千余人，其中6个团的部队，还有军直机关干部、战地服务团成员和海外归来参军的华侨、革命知识青年。
新四军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按事变前老三团二营六连138人计算，那么一营兵力约400多人，一团兵力约1200多人。具体而言：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部及老一团、新一团、特务营、警卫通讯连，共约3000人；第二纵队司令部及老三团、新三团约2500人；第三纵队第五团、军特务团组成，约2500多人；新四军军直属队（包括军部的司、政、后机关和教导总队）约1300人，其中教导总队800多人，分四个队（其中第三、四队共三百余人，第一、二队至少三百余人）、工兵连（按120人计）、机炮连（按120人计）。总计为9300人，完全符合皖南部队9000多人之数。
北移部署三团前卫，五团后卫，一团左翼，特务团右翼，军部走中央，秘密组建编成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各纵队又称为支队或新支队，相当于旅）为左路纵队，由新一支队的老一团、新一团组成，还有特务营、警卫通讯连。
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原军参谋处长），参谋长赵希仲，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
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政委肖辉锡，参谋长王怀生，副参谋长刘世相，政治部主任汪克明、政治处副主任黄吉民、特派员张志勇。
新一团团长张铚秀，政委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政治处主任李彬山，副主任徐志民，特派员温华桂。

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老三团、新三团及军直属队（包括军部的司、政、后机关和教导总队）等组成。
司令员周桂生，政委黄火星，副司令员冯达飞，参谋长谢忠良，政治部主任钟德胜（即钟民），特派员徐一非。
老三团团长周桂生（兼），政委黄火星（兼），参谋长谢忠良（兼），政治处主任钟得胜（兼），特派员徐一非（兼）。老三团负责保卫军部，因一营调去组建新三团的骨干部队，暂缺一个营，全团只有两个营。
新三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代参谋长、团作战参谋杜剑秋，政治部主任阙中一，副主任洪季凯，特派员张国光。
教导总队改称教导团，随军部一同行动。冯达飞调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余立金统一指挥。由于时间仓促未及时改编，教导团一般仍称为教导大队或教导队，主要承担该纵队的后卫任务。

随军行动的司令部领导：军长叶挺，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
参谋处代理处长张元寿，作战科（一科）科长李志高、副科长叶超（军部在石井坑任命）；侦察科（二科）科长谢忠良、陈铁军（军部在石井坑任命），副科长殷扬（即杨帆，军部在石井坑任命）；通讯科（三科）科长胡立教，副科长、电台台长曹丹辉（军部在石井坑任命为副科长）；教育科（四科）科长冯隆（即冯少白）；
秘书处处长李一氓（兼），机要科科长童世杰，文书科科长孙秉泰，秘书主任钟昌基；
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罗湘涛，军需科长尹德明；
代理兵站处长忻元锡，太平兵站站长张智赫；
军医处处长陈延生，副处长王聿先；
副官处三科科长叶钦和，军部副官叶育青、刘厚总。
随军行动的政治部领导：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秘书长黄诚；
秘书处长黄诚（兼），文书科科长杨志华；
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干部科科长廖正文、副科长陈烙痕，组织科科长陈慰慈，青年科科长陈惠；
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宣传科科长汪海粟，敌工科副科长唐文粹；
敌工部部长林植夫；
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夏征农，民运部副部长余再励，武装科（三科）科长陈茂辉，民运部科长王瑛；
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作曲家任光；
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兼）；
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杨汉林；
新四军驻重庆代表处主任肖正纲；新四军驻上饶代表处主任胡金魁。
随军行动地方领导干部：
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皖南特委代理书记李步新，特委秘书长兼军事部部长张世杰，特委妇女部部长李桂英，特委组织部副部长林芳，特委青年部长朱光，特委民运部长林凡。
中共泾、太县委书记方向明，县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长尹德光，太平县委书记项克清，南陵县委书记陈洪，铜陵县委书记张东，岳阳中心县委书记杨贞泮，繁昌县委副书记潘效安。
第二纵队开始分三个梯队前进：第一梯队是主力新老三团，梯队长张元培；第二梯队是军部直属各机关和警卫部队；第三梯队是余立金主任率领的教导总队，梯队长余立金。皖南事变战斗打响后，各梯队行军次序视战斗情况重新安排。

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第五团、军特务团组成，约二千多人。第五团跟姑且军部前进，为全军后卫部队，特务团占据铜山、麻岭一线，警戒太平，保障右侧安全。
司令员张正坤，政委胡荣，参谋长黄序周（6日任职），政治部主任吴奚如，特派员林谷。
第五团团长徐金树，政委林开凤，参谋长梁金华，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特派员李胜；
特务团团长刘别生，政委张闯初，代参谋长杨采蘅，政治处主任汪大模，特派员冯北达；

（四） 新四军北移时间

据新四军当事人回忆，新四军各支部队皖南事变前北移时间及主要过程如下：
1941年1月4日拂晓，天正下着雨，第二纵队老三团六连作为尖兵首先由泾县北贡里的坎上黄村出发，翻越云岭北侧的大山，于午后从章家渡涉水渡河。
老三团三营作为纵队前卫营也率先从北贡里出发，经云岭，从章家渡过河，到达凤村和高坦之间的村庄宿营。
第三纵队到达茂林集中，特务团于晚上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占领樵山、麻岭，佯攻太平，企图吸引敌人注意。
晚上8时，新一支队司令部由云岭土塘出发。第一纵队老一团担任左路纵队前卫，沿管岭、金坑、章家渡前进。
晚上12时，皖南新四军主力第二纵队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北移抗日。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回忆，4日晚上12时。叶挺率司令部、政治部人员离开云岭北撤。
部队冒着大雨，路滑难行，于1月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
5日上午，前锋老三团到达茂林凤村，二营前出到凤村与高坦之间的一个小村子，向丕岭方向警戒。
下午三时，各纵队到达茂林等指定地点：一纵队到达大康、王府、凤村一带（大坑王附近）；二纵队到达茂林、凤村附近；三纵队到达小河口、铜山一带；军部及直属队到达茂林潘村；后卫五团到达溪口、安吴章村。新四军在茂林休息一天，大做宣传工作。
同时，在宁国县万福村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担任第一线指挥的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制定了具体“进剿计划”，调到皖南有52师、108师、79师、144师、62师、40师和新7师等7个师8万余人，构成对新四军的严密包围。

（五） 皖南事变第一枪——高坦遭遇战

1月6日拂晓及上午，第一纵队老一团、第二纵队老三团、第三纵队特务团，分别在裘岭、丕岭、大麻岭同国民党军发生交火，皖南事变第一枪正式打响。那么，谁是真正的皖南事变第一枪至，少还有五种说法：
第一说：根据《皖南事变大事记》载：一月六日“拂晓前，我老三团一个便衣侦察班在丕岭与里潭仓之间的下长村与顽军四十师一二O团一个搜索连遭遇，激战约两小时，我伤一人，被俘一人。上午九时，我特务团两个连在麻岭将顽军四十师一一九团一个排击溃，俘人枪各七，残敌退往高岭。”
另一说：1月6日晨，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坦方向警戒。7时许在丕岭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
第三说：1月6日上午9时，第三纵队特务团先头部队两个连在麻岭遇国民党40师119团一个排阻击，经过激烈战斗，敌军溃败，被俘七名。
第四说：6日下午，二纵队侦察部队与预谋伏击新四军的国民党40师120团某搜索连在丕岭脚下濂长村发生遭遇战，“皖南事变”就此发生。
第五说：1月6日走到茂林东南的丕岭山脚时，走在前面的新四军第二支队新、老三团发现，丕岭已被国民党第40师的一个加强连占领，有五、六挺机枪封锁山口，新三团一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这个连。

其实还有更早的说法：5日下午，各纵队到达茂林等指定地点，其中二纵队到达茂林、凤村附近，三纵队到达小河口、铜山一带。二纵和三纵的警戒部队遭到国民党第40师的袭击。
这一说法获得了皖南事变亲历者钱俊瑞的佐证。他说：“五日下午，友军（即指国民党军）某师之一连，已在高岭附近向新四军开枪袭击，当时新四军并未回枪，后来见友军增援冲来，遂予以回击，双方死伤数人，友军被俘四人，即解送到军司令部军法处。六日，我和政治部汪科长等特去审问。他们只说此次冲突终不能免，我们完全奉命而行，没有办法。问他们，友军究竟作何布置，坚不肯说。后来经军法处多方探询，始知这四个都是相当老练之特工人员，并非普通战士。”
根据新二支队老三团三营副营长彭嘉珠回忆：“六日拂晓前，我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坦方向搜索前进，在那里歼灭了敌人潜入高坦的便衣队十余人，并活捉两个俘虏送到团部，已是深夜二十点多钟了，隔壁房间里已传来战士们的阵阵鼾声，我和吴营长正准备休息，突然，团部派来了两名通讯员要我俩立即到团部去接受任务。”由此可见，战斗实际发生在五日深夜至六日拂晓前。6日上午7时许在丕岭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
王培臣的说法与彭嘉珠完全一致：“六日上午，支队首长到茂林军部开会。这天拂晓前，老三团一个营以一个排向高坦方向搜索，在高坦歼敌潜伏的便衣队十余人，俘敌二人，据俘供丕岭已为敌四十师一个连踞守。六日下午，我带一个班到老三团三营去传达七日全支队行动作战命令。”
国民党方面也肯定了五日发生的首次战斗。据武之棻回忆：“四日，第四十师在榔桥河以北先发现新四军便衣队，接着发现武装小部队，为了争夺隘路傍的制高点，四处发生零星的战斗。五日，四十师的一个团与新四军先头部队在山口（地名）发生隘路争夺战，双方兵力逐渐增加，在山口附近昼夜反复争夺。”“六日，四十师主力投入战斗。”
据国民党第四十师副师长陈士章回忆：“元月五日拂晓前，方日英（师长）先后接左翼一一九团和正面一二O团团长的报告，说警戒部队已经与新四军发生了战斗。……拂晓时，两个团又先后报告战斗渐趋激烈，方日英除要两团长注意阻击新四军外，并吩咐参谋长将以上情况电告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到元月五日上午七、八点钟的时候，接两个团长的报告，说战况更加激烈。”一一九团第三营营长杨孝忠被打死。但是，陈士章的回忆日期是推算出来的，根据其所描述的激烈战斗场面，应该是1月6日拂晓前，这与彭嘉珠的回忆正好契合。
综合上述，五日下午在高坦，第二纵队与国民党军打响了皖南事变第一枪，双方死伤数人，新四军活捉四个俘虏。五日深夜六日拂晓前，老三团三营一个排歼灭国民党便衣队十余人，并活捉两个俘虏。

（六） 皖南事变第一战——丕岭战斗

1月6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
黄昏时分，各纵队按计划行动，一纵由大康出求岭，二纵由濂坑出丕岭，三纵由铜山向东出高岭，约于7日中午到丕岭东南面的星潭村会合。由于分别受到国民党52师、40师阻击，战斗异常激烈。三个纵队均未达到合围星潭的目的。
丕岭是一座上下七八里的大山，海拔八百米，山间有一条狭窄的小道。乘三轮摩托车从茂林镇向西南方向行驶约一个小时，然后再由当地向导带领顺着山谷向上爬一个小时山路，才能找到这座掩映在群山之中的山峰。从坑口村到丕岭到廊桥，爬山要8个小时。

1月7日拂晓，新四军二纵队侦察部队在由茂林向南入濂坑到达丕岭时，遭到国民党40师1个连的拦阻，皖南事变正式打响。新四军三路纵队都遭到敌人袭击，这是皖南事变血战七天七夜的开始。
据老三团第三营副营长彭嘉珠回忆：7日凌晨3时多，由第二纵队作战科长王培臣率侦察班到营部传达纵队命令后，营长吴金辉率老三团第三营八连，经高坦、外潭仓、里潭仓，分两路向丕岭进攻：“一路从正面沿着上山小路迅速猛冲，另一路则从侧面绕到敌人阵地背后，前后两面夹攻；只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就把敌人打提晕头转向，狼狈逃窜，我营就全部占领了丕岭阵地。这次战斗共击溃敌人一个连，歼灭了其中一个排，缴获了三挺轻机枪。”
据三营六连阮文炳《皖南事变亲历记》回忆：“6日午夜，六连行进至高潭（即高坦），遭敌拦截，指战员迅速脱下帽子，并在臂上扎好作为夜间战斗识别记号的白毛巾，组织对敌还击。约莫3时左右，我带一个排沿河沟摸到敌人工事边，以猛烈的火力和密集的手榴弹压过敌人，接着跃入堑壕与敌拼刺，顽固狡诈的四川军约一个多排的兵力和十几个便衣队人员，死的死，逃的逃，余下5人举手投降。据俘虏供称，前面丕岭隘口5天前已为敌四十师一个加强连扼守住了。”6日午夜3时，实际是7日凌晨3时，是丕岭战斗的前哨战。
阮文炳回忆强攻丕岭的经过：“7日凌晨4时许，趁着迷蒙的夜雾，我们把连队所有的机枪都架在有利的地形上作掩护，部队分头按预定的方向运动。因昨日高潭一仗已惊动了丕岭的敌人，所以我们一行动敌人就发现了，山头上到处响起枪声，我们的机枪也发挥火力给敌以还击，一时枪声震耳欲聋，子弹嗖嗖啸叫，在敌人的火力网下奋力攀登。……六连登上山岭后，迅速逼近隘口，与敌激战，随后五连也从丕岭西侧方向冲上山，绕到隘口背后，两面夹击敌人。敌见支撑不住，天将亮时放弃阵地，逃往百户坑。丕岭终于被我攻克了，击溃敌一个加强连，歼敌50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30余支。而我们为这一战斗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六连伤亡近半，吴营长双腿负了重伤，汤指导员、钟副连长还有几个班排长都牺牲了。天亮后，我接任六连指导员，部队迅速调整战斗组织，沿百户坑向南追击敌人。”

（七） 皖南事变围攻战——星潭战斗

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各纵队强行推进，并先后攻下各自山岭、高地。
二纵队经过激战、强攻，占据了海拔600米高的丕岭（800余米高的丕岭头），猛扑星潭，在坑口遭到国民党40师120团两个营拦截；所属前卫团（新三团）抵达星潭外围，遭到原据守丕岭国民党40师119团某加强连狙击，该连一面向星潭方向溃退，一面利用崎岖山路节节阻击，当新四军勇猛冲杀多次，均为扼守隘口的国民党军猛烈火力所阻。加之星潭河东国民党守军又以密集炮火对新四军进行狙击，致使新四军伤亡严重，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
阮文炳回忆：“7日晨，六连和兄弟连队沿百户坑尾随追击节节抵抗的逃敌，此间，新三团也从丕岭的左侧加入了战斗。大概上午10时，我到达星潭镇西的小山口。这里山头早被敌四十师占据，并构筑好了工事，以两个炮楼的火力封锁通往星潭的道路。两边的山又都很高，坡度很大，山上还有积雪，对大部队兵力展开和火力发挥都有一定困难，所以我先头部队虽能击退敌人的多次反扑，前进却严重受阻，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
一纵队在大康占领求岭后，刚越过坑口小河遭到国民党40师118团狙击，双方发生激战，被敌人重兵围困于求岭而与兄弟纵队失去联络，被敌击破。其中一部分从星源突围胜利到达无为。一纵余部继续前进占领榜山。
三纵队占领了高岭，向星潭方向前进，在牛栏岭一带与国民党40师119团遭遇，击毙敌营长后追南昌至龙首山一带，在铜山麻岭与国民党军79师交火。经过激战，继续向东推进至星潭15华里处，忽又遭狙击。
由于三路纵队都遭到顽军阻击，星潭会合的计划受挫。

当军部随第二纵队从云岭南下后，云岭即被国民党军控制；部队刚离茂林，即被国民党144师进占。新四军退路已断，彼时唯一出路只有迅速打开星潭，撕破顽军的合围圈，皖南危局尚有一线希望。但是，就在要不要打星潭的问题上，军部领导发生了分歧。
据军部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回忆：“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三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五团的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来不打硬仗，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拼恐不行。他怕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在东流山西面的高坦村，距离星潭不远的丕岭山麓有百户坑，是泾县浙溪乡星潭村的一个村民组。星潭的最大特色就是那长达约两百多米长的木板桥，桥下是从南至北的徽水河，国民党军队就是从这桥上向丕岭包抄新四军的。
7日下午3时许，副军长项英在百户坑召开长达七个多小时的会议研讨对策，与会人员先后提出多种突围方案，由于当时各方战况不明，对突围方向一时举棋不定，使会议长达7小时，耽误了突围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的“七小时紧急会议”。
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没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我的态度就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请项副军长下决心吧”。最终，项英否定了叶挺意见。晚10时，会议最后决定不打星潭，部队由原路撤回到丕岭以西里潭仓，改道由高岭出太平，改向西南方向突围。
当天晚上，上官云相下达总攻命令，敌52师、40师、79师、144师向新四军各路纵队发动夹击。
实际上，新四军老三团追击到星潭，遇上了国民党第四十师的一个主力团，新、老三团配合，协力攻打星潭。战斗到8日，新三团一营于当晚9时打进星潭，正在巩固阵地。忽然发现老三团已经后撤，军部命令全军改道从里潭仓经高坦、茂林、章家渡，在铜陵、繁昌间过江到无为地区，由此丧失了突围的最佳机遇。

（八） 皖南事变阻击战——高岭阻击战

7日午夜，军部折向丕岭以西的里潭仓。从这里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达高岭、濂岭，向西可直达茂林，是个交通要道。
高岭位于里潭仓正南面，在濂岭、麻岭之间，海拔1000多米，是阻击太平国民党军北进泾县的重要屏障。当夜，原为预备队的第三纵队第五团奉命抢占高岭。从8日清晨开始，第五团在高岭血战三天，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据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回忆：7日晚上百户坑会议后，“叶军长突然来到了我们团，他心情沉重地说：你们五团连夜由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遇到敌人就坚决消灭，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阻击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完成任务后，你们可以分散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尔后待机过江。团首长向叶军长表示决心以后，仍由我们二营作前卫，由原路返回，向高岭方向迅速前进。”八日拂晓，二营赶到高岭，迅速向刚占领高岭的敌人扑去，顺利抢占高岭。接着，一营、三营也跟上来，控制各制高点。“由于全团凭险固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敌人见明打不行，便在夜间组织偷袭。我们据守的山顶上，有一座旧山寨，是用石头砌成的，因年代久远，大部分已经坍塌。为了节省子弹，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利用有利地形，一齐向下掀石头，漫山遍野的石头，越滚越快，打得敌人无处藏身，鬼哭狼嚎。从此，敌人再也没有敢上来。我们坚守了三天，敌人在阵地前横七八竖地丢下了几百具尸体，而我们营只伤亡二、三十人。高岭就象一道钢铁屏障，死死挡住了太平方向的敌人，胜利完成了叶挺军长赋予五团的任务。”10日下午，团首长决定黄昏后放弃高岭，重新返回里潭仓，追赶军部突围。
军部及第二纵队按百户坑会议原计划在五团的掩护下，由高岭出太平，到黄山，再伺机从铜山、繁昌一带渡江到无为。8日上午，军部及2纵队向高岭前进途中却发觉在岔道口因向导带路误走濂岭。此时，特务团已经撤回濂岭，与79师一部对峙。当机关和部队向后转向高岭前进，准备出太平时，国民党79师另一部正向高岭攻击，与第五团激战。军部计划受挫，只得再折返茂林仍打算从铜山、繁昌一带渡江，行至高坦村时，又遭由茂林东进的144师狙击，血战一夜。只能转回原地里潭仓宿营。
一纵在榜山与国民党52师155团激战，次日失守向求岭退却；三纵特务团撤往濂岭，次日撤离濂岭向高坦退却，五团继续坚守高岭。国民党52师、40师、108师、79师，正由东南面合围而来，新四军腹背受敌，陷入全面包围。

（九） 皖南事变突围战——高坦突围战

1月8日晚上大约在夜间八九点钟，军部在里潭仓得到一个消息，上官云相令“集团军决于明（9）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国民党军紧缩包围圈，调144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徐家祠堂召开会议，军首长立刻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由二纵和军直部队向茂林、高坦方向突围。抢先于顽军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出去，仍由铜陵、繁昌之间直插江边北渡。
9日晨，叶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率领三团、教导总队和军部直属队击退国民党第144师堵击进入高坦，又受包围。新四军终日在高坦与顽军激战。这天，1纵队在裘岭一带与国民党第52师激战，军部命令他们坚守阵地，牵制52师、40师，掩护军部、2纵队、3纵队突围，必要时相机突围。下午裘岭失守，傅秋涛带领一部分向东南突围进入旌德、宁国边缘山区，另一部分向东流山撤退与军部汇合。三纵队打到高岭，奉命向军部靠拢。
黄昏时敌我双方的态势是：国民党第144师被击退后龟缩茂林，夜间也不敢向我进攻；我军也由于连日行军作战，相当疲劳，难以攻下茂林。因此，叶挺在高坦汪家祠堂召开团以上会议，决定甩开茂林之国民党军，率部队向东南方向转移，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在泾县、丁家渡之间过青弋江至孤峰，然后从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新四军特务团奉命在高坦首先突围。特务团第二营由团长刘别生率领为前卫营，结果前卫营部分人员及团部大部突了出去，而后续人员被阻断。突出去的有三纵队参谋长黄序周、团政委张闯初、团代参谋长杨采蘅、团组织股长石昂（现名赖石昂）、团宣教股长欧阳琮、二营政委曾昭墟、参谋李二农、机要员熊湖帆、军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干事陈虹、地方党交通员季诚信（现名俞申）等人，冲出去时分散成几伙，后又聚拢到一起的，加上后续收容人员，过江时有280人，分3批过的江。
团长刘别生等部分人员被阻断未冲出，后回到军部；一营也未冲出，后按1、2、3连分成3伙，分别由营长徐绍荣、军事主任教导员蔡园、团政治处主任程业棠率领分散突围冲了出去；三营当晚也未冲出，由二营政委雷光熙率领，自动留在长龙山守阵地，军部派参谋张云龙去接管指挥。未突围的特务团人员又聚集在石井坑周围，坚持战斗。原军部副官杜平（杜民锋）临危受命为军部特务团二营代营长，率领二营未突围的余部作为后卫，掩护部队突围。特务团突围失败，全军被迫退守石井坑。
叶挺带领二纵、三纵及军直队、教导总队近五千人，全部绕过东流山，向东北方向开进，山路极其狭窄、崎岖，行军速度慢得很，穿过石井坑之后在大康王受到国民党108师堵击。至10日拂晓，到达石井坑，部队已乱了建制，国民党军形成了越来越小的包围圈，叶挺决心在石井坑固守。

此时，项英、袁国平率小部武装绕小路擅自突围未成。据李一氓于1941年3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是这样说的：“（1月8日）晚十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游击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钟行动不大赞成，我立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XX（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杨（帆）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
警卫员黄诚说；“我记得那是1941年1月8日晚上，我们在石井坑左边东流山侧面的山上。大家都坐在一条小路上，背靠着。我和副参谋长也坐在那里休息。我迷糊地睡了一会，副参谋长就推了我一下说‘走啊’。我就起来跟在他后面走。我们是走在最后了，前面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当时有个印象，看到前面那个向导穿件破棉袄，下面穿条夹裤。还看到有个穿皮茄克的，当时我还不晓得是李一氓同志，后来才知道。还有有项副军长和警卫员包子（即夏冬青）、郑德胜，还有袁国平和他的2个警卫员（姓名记不清）。”
叶超回忆：1月9日凌晨，军部到达高坦后，项英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冒雨站在路边，听着茂林方向传来的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严峻。这时，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在一起再研究，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军长。叶超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见到叶挺正与副官等在里边烤火，就汇报了一下情况，建议军首长研究一下怎么办，还没有说明项英正在等他，叶挺就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叶超见叶挺对百户坑会议决策不满意，不敢讲下去，就蹲下一起烤火。这时，项英一行在路边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回来，在雨夜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以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从外潭仓到里潭仓间的竹林里爬上北面的山坡。此时，叶超在叶挺那里烤了一会火，放心不下，就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到项、袁、周原来站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见了，就回来报告叶挺。叶挺找当时任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商量，叶、铙马上向中央和中原局发电报，报告项英等“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方不明。”刘少奇当即复电，要叶挺、饶漱石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同时建议中央明令撤项职，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
警卫排长李德和回忆说：“10日天明到达石井坑一带。下午一二点钟，五团从高岭经内潭仓赶到石井坑，项英、周于昆、袁国平、李一氓等首长和警卫员夏冬青、郑德胜等一行也回到军部。他们与叶军长会合时，只见饶漱石将一份电报拿给项英看，听到项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们办吧。’情绪有些低沉。”
综上所述：项英等人在高坦擅离职守的经过情况具体如下：
1月8日晚10时，项英、周于昆、袁国平、李一氓等人擅自离开军部。随后分为两路，项英、周于昆、袁国平为一路；李一氓带张元培、胡立教、杨帆、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及军法处、秘书处等三十余人为一路，离开军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皖南事变教训的总结，其中说：“最可耻的是项于八日晚即偕国平子昆、一氓四人离开部队潜逃。”
1月9日晨，叶挺、饶漱石立即向中央和中原局发电报，报告称：“项英、国平、子昆、一氓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中原局刘少奇当即复电，要叶挺、饶漱石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同时建议中央明令撤项职，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
项英、周于昆、袁国平与李一氓等人在山上转了一天，在一间烧炭的破茅草屋里睡了一夜，于1月10日下午返回石井坑军部与叶挺会合。
1月12日，中央明确指示：“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由此，项英脱离了军部领导岗位。

（十）皖南事变第一纵队突围战——球岭突围战

皖南事变新四军高级干部先后被扣牺牲，只有第一纵队司令员傅秋涛成功突围。第一纵队主要采取分路突围的方式：傅秋涛率领第一纵队及老一团突围，张铚秀率新一团突围。在突围中经历艰难，分分合合，约数百人突围，多数失散。
1月7日上午七八点钟，第一纵队到达裘岭就和敌军遭遇了。敌军一开始就猛攻。特别从8日上午起，敌人更是不断增加次数和兵力轮番发起进攻。
1月8日下午，第一纵队召开“梓坑会议”，讨论本纵队突围的路线问题。会议也讨论了几个小时，分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原路退回，走北路渡江到无为；另一种是经“东线”到苏南。会议经过分析，形成一致意见，决定向苏南转移。苏南是新一支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傅秋涛担任团长的老一团曾在苏南战斗了半年，沿途群众基础好，不仅傅部可突出，还能背靠宁国、宣城，策应军部突围。会议还决定，老一团打前卫，新一团打掩护，当纵队司令部冲出后，支队全体人员在板桥集合。
1月9日拂晓，部队开始突围。一纵队突围战术方式为“正面强攻，重点突破，撕开网口”。具体的突破口选择在球岭岭南六华里处“三节水”地区。这是一个峡谷地带，公路从二、三百米深的峡谷中穿过。因地形险要，敌人防守较松，仅有国民党第52师154团的一个营防守。经过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历经大小三次殊死的搏斗，在付出重大牺牲后，傅秋涛率部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新一团在三节水突围中负责后卫，没有突围出来，在团长张铚秀的率领下从北路突围到江北无为。

1、傅秋涛率第一纵队老一团突围
傅秋涛回忆皖南事变中的一纵队：“七日，我们经过战斗到达球岭，中途曾遭遇敌五十二师、四十师拦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是在这时打响的。我一纵通过球岭后，向榔桥河地区行进，前面部队刚越过坑口一条小河，后续部队即遭敌四十师一一八团狙击，使我队首尾不能相顾，遭受了损失。一部分部队向北突围，由铜陵县渡江到达无为地区。另一部分部队占领榜山（“木”字旁应改为“立”字旁）”，八日与敌五十二师一五五团激战于榜山，九日敌军全线进攻，占领榜山，我们又回到球岭，又与敌五十二师发生战斗，十一日被迫退到大康王。后来，曾在宁国日伪军据点附近的山里，停留了一个时期，观察动向，待机继续突围“。
傅秋涛在老虎坪恢复部队编制，编了一个步兵连，两个手枪连。由于国民党围剿加剧，傅秋涛不得已在与老虎坪一坑之隔的大斧山，将300余人的队伍又化整为零，让各部独立突围。傅秋涛仅带着汪克明、韩云、孔诚、汪其祥、李贵诚等12名精干的干部组成的队伍，于2月2日，离开坚持斗争了二十几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区，往苏南方向突围，2月10日到达新四军十六旅驻地，仅余8人。
老一团二营营长韩云回忆傅秋涛的突围经过：1月9日，我们又同敌人决战了一天，敌我伤亡都很大，我们2营从原来的400余人减少到不足200人，其中还有不少是伤病员。随着敌人包围圈的缩小，我们一纵队和军部的联系又被阻断。下午约五六点钟，纵队首长在阵地上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会上研究决定，分二路突围，老l团和纵队部为一路，新l团为一路。会后，纵队首长把我、孔诚和饶惠谭留下，傅秋涛问我：“4连还有多少人?”我回答：“还有50多人，其中还有伤病员。”4连原是纵队部的警卫连，有130余人，老兵多，武器装备好，连长吴继安作战勇敢，机动灵活。这时纵队参谋长王怀生庄重地宣布：“现在决定你、孔诚和饶惠谭3位同志负责带领特务营（当时也只有不到100人）和四连担任突围突击队。为纵队部和老一团的突围打开通路。”突围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晚上九、十点钟左右，纵队及老一团首长均已到达我们阵地。突围开始了，我们突击队悄悄地到了敌人阵地下面，先是一排手榴弹，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和硝烟，我们的战士个个小老虎似的猛扑上去，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我们抢占了指定的两个山头。4连占领的是敌人的一个机枪阵地，黑暗中他们拾到了不少枪支弹药，吴连长操起一挺轻机枪就朝敌群扫射，敌人丢下了一群尸体，四下逃窜了。我们一鼓作气，连续冲过几个山头，继续冲下山后，遇到一条河，河面约有四、五十米宽，河对岸有一长线的火光。吴连长说：“可能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地方。”饶营长说：“不管他，冲过去”。我们冲过河才知道原来是敌人后方，那些挨打的熊兵只顾沿河边的大路乱跑。这时纵队部的几个首长及一部分人都冲过了河，但我们的后续部队没有跟上。只听得后边打得非常激烈，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整个山野。然而我们不可停留，迅速爬上一座大山，朝板桥方面前进。约走了十余里路，到了名叫老虎坪的小山村，停下问了问情况，傅秋涛叫我和另外几个同志烧了三堆大火，作为联络信号之后，我们又继续前进。
天亮后，我们停下来清点人数，总共还剩下三四百人，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而且官多兵少。最后由纵队首长带领我们到达宁国县境内的打虎山一带，敌40师一个团又尾随而来，接连对我们袭击几次。第二次袭击，我们的伤亡较大，支队参谋长王怀生、通信参谋杨羽林、3营营长范连飞3同志均负了重伤。因他们不能随军行动，将他们交给当地群众掩护养伤。他们在山洞养伤期间，因叛徒告密，被敌人抓去后，英勇牺牲了。后来我们辗转到青石沟过夜，由于纵队部的一个副官叛变，第二天拂晓，领着队伍冲散了，傅秋涛与江渭清也失掉了联系。
几经战斗之后，我们只剩下8位同志：即傅秋涛、陈斐然（傅秋涛夫人）、孔诚、汪克明、吴继安、弋白章及我。傅秋涛带领我们从宁国、郎溪、宣城东坝等地北移，于1941年2月下旬到达苏南溧阳与溧水县交界处溧树港，找到了新四军6师16旅旅部驻地。
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率队突围，约二、三十人，其中有参谋长王槐生、副参谋长吴咏湘，老一团团长熊应堂、老一团政委萧辉锡、团政治处主任肖怀希、副主任、民运股长黄吉民、团特派员张志勇，特务营营长饶惠潭及曹德辉（一纵队某科科长）、胡乾秀（三营九连连长）、李贵生（警通连连长）、胡全秀（连长）、邹群（一纵队机要股股长）、张祖池（一纵队机要股机要员）、朱洪（老一团机要员）、杨XX（某机枪班班长）等。江渭清将他们编为两个班，分别由饶惠潭、肖怀希带领，通过广德、溧阳天目山脉于2月中旬找到了苏南根据地。2月下旬到达黄花塘六师师部。

2、新一支队新一团突围
张铚秀团长回忆：1月8日拂晓，新1团向榔桥河守敌突然发起冲击。我军选择了敌人设防的薄弱地段，进展较快，不到中午我军就夺取了几个山头。下午4时许，新1团正向东南方运动，这时接到支队命令，向西北方转移。黄昏时分，傅秋涛司令员通知我赶到支队部，传达叶挺军长组织部队突围的指示。傅司令员说：“张团长，命令你团担任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待支队部和老1团通过后，你们随队跟进。”返回团部后，我和丁政委立即部署，命令1营和3营分别夺回原占领的裘岭一线阵地。这样部队又得从东北面返回东南面。在敌人包围圈里，一反一复，付出代价可想而知。可是新1团坚决执行命令，顾全大局，不惜牺牲自己，掩护主力突围。战士们奋不顾身，夺回了阵地，压住了敌人。漆黑的夜幕下，伸手不见五指，只闻远处稀疏的枪声。完成了掩护任务，我命令部队撤退。队伍静悄悄地向东南方向转移，不久天边透出了亮光。一昼夜战斗，伤亡人数增加，电台被打坏，1营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与团部失去联系。新1团处境十分困难。战斗持续了3天，新1团失去支队部联系，运动到磅山附近，孤军突围的苦战摆在新1团面前。我布置两件事：一是尽快收拢部队，整顿建制，进行轻装；二是坚守阵地，减少无谓牺牲，保存有生力量。这时，枪炮声突然从四面八方响起，敌人迫近阵地。磅山的交锋，又是一场苦战。磅山是关系部队存亡的阵地。这时团领导都冲到最前沿指挥。这天下午，政委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先后负伤。新1团下决心，毅然向西北方向突围。
12日凌晨，雨雪霏霏。趁着天边闪现出亮光，新1团向川军部队发起了绝路求生的战斗。
新1团由大康王向西南方向继续突围，经铜山、小河口、青阳，在铜陵、繁昌之间的顺安以北的团洲附近过江。为防止敌人的追击和搜索，我与随团行动的支队供给部长孔峭山、政治处主任李彬等同志研究，确定了部队行动的指导思想：保存力量，隐蔽行动，千方百计寻找主力。具体行动方式是：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平路走山路，白天不走夜晚走，少走有人的村庄，多走无人的荒山。这样，同敌人的正面战斗减少了，但部队也吃尽了苦头，战伤、冻伤、患各种疾病的同志不断增加，队伍逐日地减员。新1团路经泾县南陵地区时，遇到突围出来的县委和地下党组织同志，请他们安置了部分伤员和病号，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这时全团只剩下200多人。队伍踏着沉重的步履夜行晓宿，翻山越岭，涉水渡河，边走边收拢兄弟部队被打散的同志。从皖南地区到繁昌的江岸边，不过百多里路，然而，新1团却走了一个多月。直到2月底才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地区，回到了皖中根据地。

（十一）皖南事变保卫战——石井坑东流山战斗

海拔835米的东流山为黄山余脉，山脚下一组用巨石砌成的“41.1.7”塑像屹立在茂林镇，标志着皖南事变的激战地。
由茂林镇凤村右转，到十字街头再右转，沿着小河右侧的小路，向着群山拱立的方向一直前进就是石井坑。
石井坑守备战始于1月10日，叶挺率军在高坦激战后，沿东流山转到石井坑，设立临时指挥所坚持战斗三天。直至1月12日晚国民党军占领东流山等主要阵地之后，叶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当夜实施分散突围。
石井坑由三个队组成，最里面尽头是第一队。以河为界一座小桥三面大山环绕，以河为界，右侧是东流山，有一条山道可以从东流山左侧进入南容乡，前方则是绵绵山峰；左侧是石山、白山，通过一座小桥，有一条山道可以进入，翻越这两座山，据说就是大康村。从茂林凤村进来的通道一旦被重兵堵死，只能通过不顾一切的翻山越岭才能离开石井坑，这就是唯一的生路。泾县人民政府1990年12月在第一队设立“皖南事变激战地”的碑文如下：“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新四军中路纵队在叶挺军长的率领下，从高坦出发到达此地。当日国民党集结五个师的兵力，向我石井坑阵地发动猖狂进攻，战斗空前激烈，我军伤亡很大。十二日，我部分阵地被敌突破，军部当即在大园村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石井坑为中心分散突围。”
新四军临时指挥所实际上位于石井坑外侧的第三队，即大园村，风景优美，异常恬静。走过小桥左侧有一组民房，其中有一座高大围墙的徽派建筑，这就是石井坑激战时期军部所在地——叶挺办公居住地。

1月10日开始，新四军5000余人被困石井坑，受到国民党108师阻挡，新四军突围部队不得不在石井坑进行更为惨烈的守备战。下午项英、袁国平等陆续归队。在石井坑进行了司令部人员调整：作战科长李志高、副科长叶超；侦察科长陈铁军、副科长杨帆，通信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曹丹辉，随军机关行动的重庆办事处主任肖正岗、上饶办事处主任胡金魁分配到作战科工作。
石井坑守备战的部署如下：第二纵队为主力拱卫在石井坑周围，石井坑西南东流山以北高地，由老三团二营（缺坚持在丕岭的四连）向西坚守；石井坑西北香炉峰高地，由老三团三营向西、向北坚守；石井坑东北白山高地，由新三团一营向东坚守；石井坑狮形山以北二里路的高地，由新三团二营向北坚守；石井坑白山西侧高地，由新三团三营随团部守卫；狮形山的东山南侧为纵队指挥部。第一纵队余部近千人坚持在白山西北；第三纵队五团、教导大队坚持在石井坑东南的东流山反复搏杀，特务团余部坚守在薄刀岭。
余立金指挥的教导大队分布在东流山一带：工兵队抢占东流山控制制高点，其他部队主要攻击茂林方向；一队、二队担任主攻，并相机夺取大康王庄；三四、四队随一队、二队左翼攻击茂林方向；机炮连架起全军仅有的两门八二迫击炮及两挺“马克沁”瞄准敌方。
10日至13日，石井坑守备战打得非常激烈，尤其是俯视石井坑的高点东流山争夺战反复进行了三次，直至13日新四军奉命撤离为止。石井坑周围的火云山、无名高地也打得非常激烈。
1月10日6时许，教导总队工兵连到达山顶制高点下面的两个山头时，国民党第40师119团、118团一部已占领山顶。上午，工兵连经过奋勇冲杀，直至黄昏。五团和教导总队前来增援，第一次夺回了石井山制高点——东流山。工兵连轻伤同志在内只剩下十来个人，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全部牺牲。教导总队四队教导员陈念棣说：“10日上午，叶军长命令工兵连迅速登上东流山，筑构工事，把制高点控制在自己手里；教导总队其余的部队分别占领象形山和虎形山一带阵地，保护军部。”许筠回忆．“10日，叶军长命令五团立即开上东流山，守住这个制高点，把在那里守卫的教导总队换下来。”
五团在高岭完成阻击任务后成建制赶到石井坑，立即接受叶军长命令到东流山接替教导大队。一营占据东流山主峰，二营、三营占据了东流山主峰东北边的主要高地东头山（五东蒙）。东头山阵地11日只有几次小的接触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但据马长炎回忆：十一日下午，敌40师发起进攻，直至天黑，都被打了下去。
11日上午，国民党军以猛烈炮火，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新四军继续坚守石井坑，在西边的东流山和东北的高山阵地上，与国民党军展开极其激励的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东流山争夺战更为激烈。国民党144师、40师向东流山主峰发起猛攻，五团、教导总队一直坚持战斗，军部参谋刘奎率教导总队工兵连先后打退十余次冲锋。下午3时，国民党40师119团和118团将“东流山之最高峰”“占领大半”，5时“全部占领”东流山。叶挺派陈忠率一个整编营前来增援。这个营由一纵突围受阻返回石井坑的全体指战员整编而成，陈忠任营长，下辖三个连，每连100多人。同时，新老三团占领五团右边前沿阵地，支援五团反攻东流山。在陈忠营和新老三团一部的支援下，五团于11日傍晚又夺回了东流山。
新老三团从石井坑向茂林方向东岗村发起猛攻，国民党新7师、144师组织整营整连反扑，激战由拂晓持续到黄昏。
老三团二营转移到石井坑西南边的无名高地上，从9日下午坚持到13日下午多次击退国民党军144师属部的进攻，六连从丕岭下来的70来人到现在只剩下20余人，可敌人始终没能踏上无名高地一步。

1月12日，国民党军开始第二次总攻，石井坑周围高山战况激烈。国民党军144师两个营和新7师一个营分别向老三团二营、三营阵地发动两次进攻，均被击退；新三团一营在白山阵地上击退国民党52师一个营以上兵力的三次进攻；新三团二营在狮形山以北高地在拂晓前打垮国民党108师一个营的偷袭；新一纵队余队在白山西北高地，打垮国民党108师和52师各一个营的进攻；第三纵队在坦头以东和球岭方向的高地上遇到国民党52师进攻；在东流山遇到国民党40师、79师的联合进攻。
五团二营、三营坚守的东头山，从上午开始连续打退十几次进攻。下午，国民党40师发起总攻，“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的轮番攻击。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战士个个象猛虎一样，枪管打红了，就从敌人尸体堆里拣一支再打。尽管有几次敌人已经冲了上来，但是到十二日黄昏，冲击东头山的敌人还是被我们反击了下去。在激烈的战斗中，三营副营长叶露霄同志光荣牺牲，部队的伤亡也很大。”
下午4点钟，中共中央电复叶挺的电报传到石井坑。电文的大意是：皖南部队由叶挺、饶漱石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挺军长下。应高度集中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相机分批组织突围。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决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项英随军北上。
这天晚上，石井坑周围阵地相继失守，尤其是东流山上的三处制高点经过反复争夺战，新四军几次派部队增援，伤亡惨重，最后弹尽粮绝，战斗尤为惨烈的东流山于下午5时失守。据《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记载：“四十师刘团于本日（12日）16时许将东流山及其以北无名高地之匪包围，该团以果敢之攻击，遂将该匪击溃，当即占领该山及各高地。”又据《国民党第四十师方日英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记载：4月12日“午后5时许，遂将东流山及其以北高地完全占领”。《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唐明昭部围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也说：“本日（12日）我炮兵援助友军之攻击，于十七时即将东流山攻克。”
东流山及周围山地相继失守，石井坑已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晚上，新四军军部转到大园村狮形山树林开会。叶挺决定按照党中央分批突围的指示，把这支至今仍保持着原来建制的部队分散突围，以石井村为中心，各自为战，自寻出路，转移到江北去。军部向石井坑东北的大康方向突围，其余人员分两路向冬青树、茂林方向突围。
据陈仁洪回忆：1月13日下午，东头山阵地还由五团二营、三营坚守。敌人发起总攻，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先后负伤，“二、三营的同志已经伤亡大半。”直至4时，团部派副官主任曾水元接替阵地指挥，并奉命率部突围。
事实上，东流山确实在新四军手中。教导大队唐炎回忆道：一月十二日傍晚，东流山制高点失守，威胁整个部队的存亡。叶军长传来最后一道命令“教导队要以一切力量夺回东流山，攻占制高点后就燃起三堆火光”。余立金立即调集教导队所有的力量，临时编成战斗队，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反复冲杀，终于一个接一个地夺回制高点上三个山岗，燃起了三堆火光。直至十三日下午，敌人多处突破了我们防线，教导队奉军长命令转为多路突围战，突上火云尖。

（十二）皖南事变决定石井坑突围战的时间

新四军从石井坑突围是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但是，决定突围与军首长、各部队突围的时间存在着重大差异，主要是由于东流山于12日失守后，军部决定两种说法：
一是1月12日晚上军部决定突围。从傍晚到晚上12时，军部及各纵队分别实施大突围。
军部工作的杨帆回忆：“十二号的傍晚，守东流山的一连人，被敌人的炮火消灭殆尽……。原来的阵地无法继续防守了，山地的运动又不便，四面山上的部队，只好向当面的敌人冲，实行不得已的分散突围“[殷杨：《皖南突围记》，载《皖南事变回忆录》]
林植夫清楚的回忆道：1月12日夜间向鹿角大山突围，次日被扣。“这是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的一天，这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
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回忆：“一月十二晚上，全军开始突围”。
第二纵队机要员杨刚谈到纵队及老三团的突围时间：“十二日太阳刚刚落山时，叶军长来到我们阵地，他身材高大，面部表情极为严肃、沉重。他一到，就要黄政委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他在会上说：现在决定突围，中央要干部，你们要设法保存有生力量，就是一个饲养员、炊事员也要设法突出去。皖南部队是革命的精华，你们要坚决地突出重围，到江北去，开创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并指示周司令员和黄政委在军直属队突围一小时后再突围。接着他们相互对了表。几分钟的短会结束后，叶军长就离开了我们的阵地。为了迷惑敌人，掩护军部突围，周司令员命令支队部号长集合全支队司号员，向我们阵地东面高山方向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军部突围一小时后，我们的号声停了，敌人的炮火也停了，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这时，我们开始突围了……”
第三纵队通讯参谋沙林回忆：一月十二日傍晚，五团一千余人只剩下几百人。由我率领五团一营撤下东流山回到石井坑，“午夜，突围大血战开始了。”

二是1月13日下午军部决定突围，军部及各纵队分别实施大突围。
军部秘书长突围后到香港于3月份向中央报告中说：1月13日黄昏，“叶不得不提出分散突围”。
据叶超回忆：“十三日，上官云相命令发起总攻。上午无大的战斗。下午，敌人开始第三次总攻时，五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敌占领，伤亡甚重，阵地全部动摇，虽经竭力争夺，也未能夺回。同时，我特务团的阵地也为四十师出薄刀岭的部队突破，于是进入混战状态。一到黄昏，周围的曳光弹特别多，流弹纷飞，四面八方向石井坑这个地方发起攻击。在这个情况下，军首长们经过研究，决定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其余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以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
项英警卫员郑德胜回忆：“一月十三日下午四、五点钟时候，东流山失守，设在月牙村的军部指挥所已处在敌人火力的威胁下，不能再蹲了。当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叶挺军长带领军部机关人员退到狮形山的山头上。……翻过火云尖，别了大康王，这时是一月十四日的早晨”。
第二纵队作战科长王培臣回忆：“十三日下午三时左右。东流山、白山的阵地先后失守。是日下午四时左右，新二支队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传达军部突围决定，并组织本支队分两路向西北方向突围，突出去后在铜、繁之间渡江到无为县”。
第二纵队新三团主任阙中一回忆：“十三号这天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黄昏前，东流山、东村岗、白山及附近我主要阵地均已失守，敌向我发起总攻。……黄昏时，叶军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对策，会上我们提出了突围的意见，叶军长下决心说：突围！突围！并命令中路纵队新、老三团组织起来打正面，军部跟进，教导总队负责打掩护，山上的部队原地坚持，以牵制敌人。……正当我们部署突围时，军部、军进等部队向我中路纵队新、老三团部队靠拢。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来我部了解情况，我们向他汇报说：我西北是敌一四四师，东北边是敌五十二师。他问我们有多少兵力，我们说：新三团约有二三百人，老三团可能比我们多一点。他听了汇报，大概觉得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动摇了随我们突围的决心。我们一切准备好了，纵队首长周桂生、黄火星到军部请示何时突围，警卫人员说：首长要我传话给你们，军部你们不要管了，你们准备好了就自行突围。在山坡后面，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正在给军部警卫人员作动员，大意是：今晚突围时新、老三团打正面冲出去，敌人的火力都将被他们吸引过去，我们即可保卫军首长从右边空隙处冲出去。于是在当晚十二时左右，我们集中了新、老三团十几个号兵以吹开饭号为突围信号，开始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第二纵队新三团一营张玉辉回忆：“十三日黄昏，突围的大血战开始了。我们还有一千四百人的队伍，分成两路，向石井坑西、北方向突围。”
第二纵队老三团二营六连连长阮文炳《皖南事变亲历记》回忆：“由于敌众我寡，东流山、白山、大康王山、香炉山的阵地先后在13日下午失守，敌人完全控制了周围几个制高点，我石井坑各阵地均处于挨打的地位，处境非常困难。下午3时，上级命令各部队突围。”阮文炳率领六连走在右路部队最前列。13日傍晚，我们整个部队向香炉山东侧四川军新七师的防线上冲了过去。
第三纵队五团三营营长陈仁洪回忆：13日下午大约四点钟，团政治处主任何志远对陈仁洪说：“团里已经接到叶军长的命令，准备在今天黄昏以后突围”。马长炎回忆也是1月13日下午开始撤退突围。

综上所述：许多军部人员回忆是12日晚上突围，而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多数同志回忆比较一致认为：13日实行突围。事实可以证明：1月12日晚上，新四军军部决定突围，整个过程是经过设计安排的，并非完全以小部队形式突围。当晚，第二纵队开始突围，各部继续在各山头奋勇奋战。1月13日开始，各部实施分散突围，第二纵队从石井坑分两路强行突围，主要过程如下：
1、1月12日黄昏东流山失守后，白山、憨山头纷纷告急。叶挺命令余立金带领教导总队发起反冲锋，堵住敌人，让军部有时间组织部队分散突围。余立金召集教导总队干部会议，决定教导总队的四个队合并为两个大队，反攻东流山，掩护军部和主力部队突围。下午5点半，兵分两路，发起攻击。同时，第二纵队新老三团、特务团继续坚守火云尖；
2、1月12日晚上，军部在石井坑狮形山最后一次会议决定突围。叶挺、饶漱石、袁国平率领军司令部、第五团突围，向鹿角大山方向，翻越火云尖，由老三团、特务团掩护企图向苏南方向突围，于次日拂晓到达大康王的西坑；
3、项英、周子昆率领军政治部人员突围，在鹿角大山与叶挺分手后，在大康王就地隐蔽，企图经铜、繁到皖中，继续坚持皖中斗争；
4、1月12日晚上12时左右，军部离开后，第二纵队为吸引敌军主力，开始突围；
5、1月13日凌晨，香炉墩、象形山相继失守，教导总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叶挺命令向火云尖转移，教导总队撤离了东流山向火云尖集中；
6、1月13日下午，各部继续强行突围，第二纵队先后分两路从茂林、章家渡方向从正面突围，其他余部在阵地上分别突围。

（十三）皖南事变最后一幕——第二纵队突围战

1月13日黄昏后，以第二纵队为主力分两路突围，揭开了石井坑血战的最后一幕。
第二纵队还是成建制的，尚有1400人，主力新三团是皖南事变中突围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据该纵队作战科长王培臣回忆：“十三日下午三时左右。东流山、白山的阵地先后失守。是日下午四时左右，新二支队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传达军部突围决定，并组织本支队分两路向西北方向突围，突出去后在铜、繁之间渡江到无为县。当下决定以新三团二营营长巫希汉，一营副营长张玉辉率六百人为左路，在石井坑以西，香炉墩以南，经高坦北向茂林方向突围；以新三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主任阙中一率八百余人为右路，在石井坑西北，狮形山与香炉墩之间经凤村向章家渡方向突围；支队部随右路之后，跟进突围。”黄昏后，加上其他部队主动向该部靠扰，人员有两千多人，右路首先突围。

1、熊梦辉、王培臣率新三团主力首先从右路突围
新三团团长熊梦辉、阙中一与王培臣率主力右路突围受阻，与支队负责人周桂生、黄火星等一千余人在香炉墩以南被敌人火力隔断，又与支队负责人冯达飞、钟得胜等人会合，遇到新三团指战员四百余人，迅速冲过两道封锁线。14日清晨，在章家渡强攻舒溪时被打散，分几股突围。
钟德胜、熊梦飞、阙中一、潘友宏为一股突围到无为县。熊梦辉、民运股长江河流等10多位同志在无为县姚沟镇作战牺牲。阙中一、潘友宏等十多人在铜（陵）繁（昌）中心县委书记张伟烈的帮助下顺利突围，按计划到达无为东乡。
张日清在受命突围中，部队被打散。张日清隐藏在一所祠堂神台后面，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收集二三十人秘密北渡长江，到达苏北新军部。

2、周桂生、黄火星率老三团从右路突围
周桂生、黄火星率800多人从右路突围，吸引敌人火力，让左路顺利突围。果然，当右路兵力徒涉青弋江时，敌人火力集中打来。这时，左路五六百人，突然发起攻击，一举突破敌人的防线，几乎全部渡过长江，到达皖北无为。而右路遭敌人狙击，一部分同志光荣牺牲，周桂生司令不幸负伤倒在青弋江激流中。
黄火星率老三团突围，被彻底打散，仅余支队宣传股长吴乃木、机要股长王是桥、机要员杨刚、警卫员老阖5人。与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军部张云龙小部队，遂合兵一处，于20日首批突围到达无为。
彭嘉珠率老三团三营参加突围时有几百人，1月14日突围到青戈江附近新街，又与纵队负责人冯达飞、王培臣等人会合。渡过青戈江后到达无为时仅彭嘉珠、丁龙昌、卞子江三人。
阮文炳率领老三团二营六连走在右路部队最前列。“13日傍晚，天一黑，我们整个部队向香炉山东侧四川军新七师的防线上冲了过去，可刚一下山，就遭敌五十二师轻重机枪的封锁，全被打散掉了。六连突围前有了较严密的组织，所以23人还能跟在一起插入了敌人纵深。经过八昼夜的血战，六连连长肖恒辉、指导员阮文炳、三排长陈万福、轻机枪班长苏子清、二班长查富德、文书吕锡记，营部书记邵占甫等20人胜利突围。在无为县朱家墩子和叶家边埂有江北指挥部派出的同志，兄弟部队突围出来的同志也陆续到达了这里。”

3、巫希汉、张玉辉率新三团二营从左路突围
新二支队新三团一营张玉辉回忆：13日黄昏，突围大血战开始。巫希汉、张玉辉率新三团一营100多人，二营100多人，新一支队一个排、军属短枪队100多人及其他部队共400多人，组成左路突围先锋队，突击连连长巫希汉、政委张玉辉，后加入老三团七连连长鄢庆陵100多人，六连连长肖恒辉120多人，共600多人从左路突围到茂林，袭击国民党144师师部。14日拂晓前渡过舒溪。15日到达云蛉中村原孝导大队驻地。16日，在北贡里水龙山将500多人整编为营，营长巫希汉、政委张玉辉，副营长鄢庆陵，分三个步兵连一个短枪队。几经辗转，在铜陵北沙洲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县，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人数最多整容最齐的一支部队。

（十四）皖南事变突围战——第三纵队突围战

第三纵队特务团8日开始从高坦突围，仅前卫营突出高坦，两个营受阻击后回到石井坑长龙山阵地坚守。第五团一直坚守在石井坑东流山，直到13日奉命从阵地上奋勇突围，全团除十内人之外损失殆尽。

1、张闯初、石昂率第三纵队特务团第二营突围
新四军特务团奉命于1月9日晚在高坦突围，军部特务团分两路突围，一路由团长刘别生、营教导员曾照墟（曾照虚）率第二营为前卫营充当突围先锋；另一路由政委张闯初率领特务团二个营随后跟进突围。
刘别生团长率特务团前卫营在先头开路，团组织股长、总支书记石昂（现名赖石昂）、宣教股长欧阳宗（欧阳琮）及军部干事陈虹等随部，在突围中，刘团长失掉了联系。特务团前卫营继续突围，终于冲到了青弋江边的一个渡口。前卫营突围出来仅有百余人，为了行动灵活，以便相机北渡，在营教导员曾照墟、团总支书记石昂的统一指挥下，组成4个队，分散在南陵、泾县、铜陵、繁昌一带活动。当时，该营干部伤亡不少，缺乏领导骨干，由陈虹负责率领一个队，在铜陵、繁昌开展游击行动，收容零散突围出来的指战员及日本同志后藤勇。在繁昌县狮子山上又见到突围出来的军特务团张闯初政委、杨采衡参谋长等同志。他们宣布4个队统一指挥，准备渡江，指示我们到达江边待命，还交代了注意事项。直至春节（2月15日）渡江，与江北游击纵队会师。
曹丹辉《皖南突围记》回忆：团政治委员张闯初、营长袁大鹏率特务团一个营突围。突围后暂在长江南岸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继续收容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相机渡长江北上，到皖中与新四军挺进游击纵队会合。扩编为两个营，在日伪顽3面夹击中，坚持斗争了1个月，终于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在无为县境遇到曾希圣同志和我军挺进纵队的孙仲德司令员。

2、黄火星、刘别生、张云龙率军直部队及特务团第三营突围
9日，刘别生与前卫营失去联系后回到军部，总突围时被留下来带着军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各1排人员打掩护。
特务团第一营、第三营受到阻拦未冲出。其中第三营由二营政委雷光熙率领，自动留在长龙山守阵地。在新四军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切断打散的危急时刻，军部参谋张云龙奉副参谋长周子昆之命，指挥特务团两个营，坚守长龙山，临危不惧，与数倍之敌血战三天三夜。在圆满完成阻击任务后，带领300余人突围
1月12日黄昏突围后，二纵队政委黄火星、军部参谋张云龙与刘别生所部相遇，遂合兵一处，尚有建制完整的卫士排，还有教导总队、直属队、一团、五团等失散人员近200人，经大康王村再次突围，从章家渡过河，日宿夜行，于18日晚从繁昌油坊嘴渡江到达无为。20日到达巢南江 北游击纵队司令部，是首批突围到达人员，共98人。

3、徐绍荣、程业棠、蔡园率特务团第一营突围
1月13日深夜，特务团第一营由高坦突围至大康王村。决定按1、2、3连分成三个战斗分队，分别由营长徐绍荣、副营长程业棠、军事主任教导员蔡园率领突围。蔡园负责二连组成的分队，成立临时党支部，宣布为“新四军东进独立大队”，蔡任大队长，李连长任副大队长，黄副连长任教导员。在突围中，李、黄等二十多人先后牺牲，仅余十多人到达江北无为。

4、第三纵队五团突围
第三纵队五团坚守东头山阵地伤亡惨重，其中两个营仅余数十人突围。结果除陈仁洪、马长炎等十几名同志因伤就地隐蔽待机突围之外，几乎全部牺牲失散。
陈仁洪、马长炎回忆：1月13日下午4时，第五团部派副官主任曾水元接替东头山阵地指挥五团二营、三营，两营只剩下几十人。五团奉命组织突围，一营营长祝喜良身负重伤，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负伤，三营邓副营长牺牲。
经团部批准，陈仁洪、马长炎因受伤率卫生员柳向光、班长祝水生等十几个人留在就地隐蔽，待机突围。到3月份，逐渐聚集了失散人员达三十多人，组成几个战斗小组。后与项英、李志高取得联系。4月清明节之后，随李志高等通过茂林、章家渡、北贡里、戴家汇、板石岭、泥埠桥，从油嘴坊过江，冲击重围，到达无为。

（十五）皖南事变最后一战——军部西坑突围战

1月12日深夜12时，火光冲天，新四军将士从石井坑血战大突围。各路突围部队犹如一支支离弦的箭，向四面八方杀开缺口，猛打猛冲过去。
叶挺、饶漱石、袁国平及项英、周子昆等同时率领司令部、教导总队、五团余部一路，从右边间道翻越火云尖，钱俊瑞、夏征农、张元寿、陈茂辉、余立金、王聿先等人及五团战士数百人相随。
12日夜间，林植夫跟随军长掉队，在山上遇到了余立金主任率领的教导队。次日，林植夫被推为谈判代表，随同一○八师派来的那个排长一道走出山口，在师部被扣。
13日拂晓，凌晨，叶挺、饶漱石等率教导总队、五团及部分工作人员400多人从石井坑东南翻越石山最高峰——火云尖突围到大康王村（大坑王）的西坑，遇国民党108师堵击，多次冲杀，终因兵力悬殊未能突出重围。
项英、周子昆率部分人员脱离叶挺等人在山中隐蔽，寻机突围。
清晨，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于带领一部分战士到达鹿角山隘口，受到国民党108师644团阻击，未能冲出，只得隐蔽山中，被发现逮捕。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亦被捕。政治部人员基本是文职人员，在突围中先后失散被捕，仅少数人员幸免。
1月13日下午，由饶漱石代表党组织建议叶挺下山谈判。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新四军派出两位参谋温巨潮、游生贵下山与108师联系，当即被扣。
1月14日上午，叶挺组织手枪队向国民党108师644团阵地猛烈冲杀，未能冲出坑口。下午4时，108师一位营长上山请叶挺到师部谈判，叶挺根据党的指示，带领叶育青、叶一舟、叶钦和、叶天流、叶福如、王聿先、黄炳生、徐冬梅、邵宇、副官秘书吴振邦等10多人下山到大康王国民党108师师部谈判被无理扣押。

由于叶挺被扣，新四军余部久等叶挺未归，遂奋勇突围，大部分牺牲，饶漱石等十几人脱险。新四军阵地完全被占领，皖南事变终于停火。
据《新四军》编剧赵琪介绍：“当时有几百人被国民党围在一个山谷里面，当时对面国民党那个师的师长跟叶挺有一些关系，饶漱石想让叶挺试一下借道突围。叶挺对党的意见非常敏感，党的命令坚决执行，不会提什么异议。几百人看到叶挺下来以后没有结果，开始往外面打，大部分死了。只有饶漱石和十几人冲出去。”
1月14日傍晚，袁国平率教导总队几百人转向西坑坑尾突围，其中约200多人冲过球岭，隐蔽在东坑。15日黄昏，国民党52师156团3营包围了东坑，袁国平率200多人连夜分散冲出包围圈。袁国平一行越过徽水河，向东北方向突围，为了减小目标，他们不断分散。19日拂晓，袁国平等十几个人突围到巧峰镇附近，遇上国民党52师156团3营搜剿。上午10时，他们被冲散，隐蔽在附近的丛林里。下午，袁国平在突围中身受重伤，因不愿意连累其他战士自戕而死。

夏征农、李一氓、钱俊瑞、余立金、周绍昆、张元寿等人先后成功突围。
据夏老回忆：叶挺被扣之后，“我们左等右等也等不到叶军长回来，知道不好了！这时，由于我既是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饶漱石就叫人通知我快找几个熟悉山路的人来当向导。我就让最熟悉情况的陈茂辉同志去完成这个任务。谁知刚把向导找来，敌人就从一个山头向我们这个临时驻地发动了密集的枪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趁着夜幕已渐降临，就分散着向四面八方的山顶上奔跑。待我奔到一座山的山顶时，天已经全黑了，我就在这座山顶上的树丛中过了一夜。天亮时我才发现，我的警卫员已经不知去向，附近只有张元寿同志和他的警卫员以及军部的侦察科副科长陈铁军、侦察参谋贾波、女机要员周临冰这几个人了。”第二天，张元寿带警卫员先走。夏征农等四人与地方干部陈爱曦留在皖南村民家中近一个月，在圣公会安排下分别突围。“我请他们去茂林买来两套便衣，我化装成茶商，陈铁军扮成我的伙计，当然我们也都充作圣公会的教友了。茂林认识我的人太多，我是去不得的。陆会长就从茂林派来了他们的一位可靠的圣公会教友，他姓冯，是个染衣匠。一个清晨，这位冯教友便带着我们这茶商伙计俩，从柳村出发步行到泾县城里。在城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步行到芜湖。再从芜湖坐火车到南京；又从南京转车到上海。这一路上住店、乘车等等都是由这位圣公会教友周密安排的。我们一到上海这个‘大海’，那就‘海阔凭鱼跃’了，国民党想抓我们就没有那样方便啰。不久就由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同志派交通员把我们送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以上这些，就是我突围脱险的经过。”
1月13日晚，李一氓与电台台长向中共中央、华中局拍完最后一份署名叶挺的电报之后，将电台设备全部砸毁，最后一批实行转移。几经周转之后，与钱俊瑞、余立金及教导队三名同志相遇，分散突围到徽州，李一氓去香港后转苏北，钱俊瑞、余立金去宁波转苏北，教导队三名同志福建青年回家去。
军部参谋周绍昆率100多名失散的新四军人员突围，遇到国民党军伏击又失散，分成小股。周绍昆等8人突围成功。

（十六）皖南事变最后一枪——蜜蜂洞枪声

1月13日拂晓，项英、周子昆、李一氓等人率少数警卫人员为一路，与军部叶挺在山上分离之后，分别隐蔽了两天。15日，项英、周子昆等人会合，转移到大观山隐蔽，组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项英警卫员郑德胜回忆：十三日晚上十点钟左右，叶挺、项英及军部机关人员从石井坑狮形山，翻过火云尖，到达大康王，已经是次日早晨。项英、周子昆与叶挺等分手后，带领警卫人员李德和、夏冬青、郑德胜、黄诚在大康王隐蔽了两天两夜，遇见军部副官刘厚总。十八日晚上离开大康王前往罗丝坑。大约在十九日或二十日，与李志高、谢忠良、何继生（一团连长）、陈阿金（袁国平警卫员）、张益平（军部侦察连班长）、王本元（谢忠良警卫员）、李元（老一团营长）、杨汉林（军部协理员）等会合。不久又聚集了三十多个失散的同志。在濂坑发展到六七十人。
警卫员黄诚回忆：全军突围后“开始，大多数人都走在一起。因天黑下转雨，不久即走散了。我是周子昆的警卫员，我紧紧地跟着他，继续向深山摸索前进。一连三四天，我们白天躲着敌人的搜查，晚上出来寻找战友，寻找能充饥的苞谷芯和枯秆等物，几次与敌人遭遇，但都安全脱险。十五日晚上，在大山里找到了项副军长，他带领着军部参谋处一科科长李志高，二科科长谢忠良、副官处副官刘厚总和自己的警卫员包子（夏冬青）、郑德胜、李德和等十余人。
第三天，项英、周子昆及随从副官刘厚总、警卫排长李德和、项英警卫员夏冬青、郑德胜、周子昆警卫员黄诚、袁国平警卫员陈阿金数人，先后与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第五团二营陈仁洪、马长炎，教导总队工兵连副连长刘奎、军部政治处杨汉林、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司令部胡金魁、侦察排长张益平、老一团二营长李元，与特委书记李步新、县委书记杨明等在茂林一带山区会合，集结新四军失散人员七十多人，建立了党的临时总支部，与留在皖南坚持斗争的特委委员胡明取得了联系，打通了地方党组织关系。
1月15日拂晓，项英、周子昆等人会合，转移到大观山隐蔽，又辗转隐蔽在泾县南部山区，由螺丝坑到石井坑右侧山峰里潭仓东面田坑里（地名），即南容乡濂坑石牛坞村赤坑山蜜蜂洞。蜜蜂洞位于接近山顶的悬崖边，三面峭壑千仞，地势极为险要，实为人迹罕至之地，从对付反动军队搜查清剿上考虑是理想的隐蔽处所。不料，两人在蜜蜂洞内遭刘厚忠枪杀。这最后一枪最后一发子弹是又一次痛心事件。

根据当事人回忆，项、周被害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
1、黄诚回忆是3月12日凌晨三四点钟。
黄诚自述中说：“三月十一日晚上，在刘奎同志的带领下，我们（项英、周子昆等）又转移到濂坑的石牛窝（蜜蜂洞）……洞里的地势外高内低，最里面的石壁上不断有水滴下来，靠里面的地很潮湿，外面则较干燥，我便挨着石壁先睡下了。过了一会儿，首长也都睡了。我们睡的位置是从里到外，依次是我、周副参谋长、项副军长，最外面是刘厚总。……拂晓前，大约是凌晨三四点钟，我睡得正熟，突然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我立刻意识到出事了，便抬手去摸枪。这时，紧接着又是一枪，我只觉得头“轰”的一下就昏过去了。“
2、郑德胜回忆是3月14日凌晨。
“三月十二日那一天晚上，根据分配的任务，由刘奎、张益平、何继生同我四个人去水岭李志高同志那里挑粮食。后来把米背回来了，到石牛窝姜岳凡家休息、烤火。这时已是三月十三日深夜、十四日凌晨。”根据李德和报告，“我们赶紧把谢忠良同志喊醒，一齐跑到蜜蜂洞，只见项英、周子昆、黄诚都倒在血泊中。项英同志躺在洞口，头朝南，头部中了两枪，子弹从太阳穴打进去的；周子昆同志头朝北，胸部中了一枪，仰面倒在血泊中。两位首长的心脏都已停止了跳动。黄诚同志挨了三枪……”
3、谢忠良回忆是“农历三月底，四月初“。
农历三月底，四月初的某日，天快亮时，项英警卫员夏冬青报告说：“不好了，两人被打死，一个被打伤。”谢和李志高、张益平、李元等人急忙上去，只见项英、周子昆倒在血泊中已被打死。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受伤。于是，大家掩埋项、周尸体之后，迅速率部转移到铜山。后与陈仁洪、马长炎等人经过繁昌顺利到达无为新四军七师根据地。

根据国民党档案史料记载：4月间，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各乡镇，“查获形迹可疑之人一名，当交由玉屏乡公所，饬即解送到府。”刘厚总向国民党旌德县政府供认，“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二月十六日深夜，乘隙将该项英枪杀毙命。”4月28日，旌德县政府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率领部下押着刘厚总前往蜜蜂洞，搜寻尸证。在该石洞中，“检获已燃未了洋烛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见有尸骸，亦别无其可疑迹象，足资证实。”“惟该石洞中，实曾有人匿居，尚堪认定。”
据查，一九四一年废历（即农历）二月十六日深夜正是3月13日深夜、14日凌晨，与郑德胜回忆基本相符，因此项、袁被暗杀日期应该是1941年3月14日凌晨三四时左右。

（十七）皖南事变新四军惨痛损失

皖南事变中，军部机关与六个主力团9000余人，按照通常说法：黄火星、傅秋涛率领的一纵队两个团突围，饶漱石等高级领导人小股零散突围，约2000余人外，3000多人壮烈牺牲，3000多人被俘。
据国民党方面战果统计：“俘新四军官兵四千余人送三战区感训大队。战场死伤约二三千人。”
童志强考证为：新四军1000余人突围，4000多人壮烈牺牲，3000多人被俘。

根据回忆资料分析，新四军9000余人主要有四种去向：
1、4000多人被俘，全部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1941年10月25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蒋介石、何应钦的一份代电稿，称“原收容叛军（引用者按：即对新四军的辱称）官兵3369名，续收914名”，共计4276名。根据国民党上官云相指示：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全部由第40师接管，由118团押送至上饶第三占区“感训大队”，即上饶集中营。
据当年三战区长官部有关文件资料记载，“军官大队”逃跑26人，还囚有657人；“军士大队”逃跑81人，还囚有276人，两个士兵大队共逃跑460多人，还囚有2500多人（其中有少数没有查出身份的新四军干部）。合计新四军被俘人员达4000多人。
据新四军老战士祝增华回忆：“我新四军被捕人员，被国民党顽固派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其中，集中营特务大本营所在地周田囚禁600余人，铅山囚禁两个士兵大队，茅家岭20余人（不包括李村、七峰、石底）。”
因此，上饶集中营实际上由多个关押新四军人员的集中营组成。主要有三个层次：
一是关押新四军高级干部的江西茅家岭监狱，共有新四军高级干部20余人。其中被扣的叶挺军长，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囚禁在李村监狱；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三纵队五团团长徐锦树等囚禁在七峰岩监狱；还有黄诚、李子芳等转移囚禁的石底监狱；专门囚禁周田监狱“顽固不化”革命志士的茅家岭监狱。　　　　　
二是关押新四军排以上干部的江西上饶周田集中营，编为“军官大队”，主要关押600多名新四军排以上干部。
周田监狱除军官大队外，还有一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简称“特训班”），囚禁皖南事变前后从东南各省地方上抓捕来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80余人，以及事变后搜捕到的30余名突围未成的新四军干部。　　　　
三是关押新四军班干部及士兵的江西铅山监狱，共三个大队，其中新四军班长以上军士集中编为“军士大队”，驻在永平镇；第一士兵大队和第二士兵大队，驻在石塘镇。
上饶集中营中关押的著名新四军指战员有：
叶挺 军长，直至1945年出狱，不久因飞机失事牺牲
黄诚 政治部秘书长，被残酷杀害
李子芳 组织部长，被残酷杀害
林植夫 敌工部长，后获释
孙秉泰 军部参谋处文书科长，越狱成功。曾任北京市政协秘书长
施奇（女）军部机要科报务员，牺牲
汪企求（女）军部机要科报务员，牺牲
毛维青（女） 军部机要科报务员。曾任浙江省杭州市进出口办公室副主任
叶钦和 军部副官处三科科长，越狱成功。曾任广东省粮食厅副厅长
王聿先 军部军医处副处长，后保释
肖正纲 新四军驻重庆代表处主任，遭杀害
陈茂辉 军政治部民运科长，越狱成功。曾任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少将
汪海粟 军政治部宣传科长，越狱成功。曾任江苏省副省长
邵宇 军政治部宣传干事，越狱成功。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后藤勇 军政治部敌工部（日本同志），越狱成功
许筠（女）军部卫生所卫生员（丈夫张正坤），越狱成功
赵凌波 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叛变
赵希仲 第一纵队参谋长，叛变
王怀生 第一纵队兼团参谋长，遭杀害
吴越 第一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越狱成功。曾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
冯达飞 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突围后在南陵童村乡南保村养伤时被捕，牺牲
陈子谷 二纵队敌工科长，越狱成功。曾任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
王之燕 二纵队三团书记官，牺牲
张正坤 三纵队司令员，被残酷杀害
沈韬 三纵队政治部组织股长，牺牲
项永章 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牺牲
徐锦树 三纵队五团团长，牺牲
林开风 三纵队五团政委，牺牲
林开凤 三纵队第五团副团长，牺牲
李胜 三纵队五团特派员，茅家岭暴动组织者之一，越狱成功。曾任福州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赣州军分区司令员、福建龙岩军分区政委、上饶军分区政委，1984年去世。
瞿淑（女）三纵队五团军需主任，牺牲
赖少其 三纵队五团宣教股股长，越狱成功。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
王传馥 三纵队五团宣教代股长，教导队政治指导员。组织茅家岭暴动，牺牲
李维贤 三纵队五团宣传干事，越狱成功。曾任云南省军区副参谋长
张一阳 三纵队学兵队文化干事（张太雷之子），牺牲
刘绪星 特务团二营营长，牺牲
杜平（杜民锋）特务团二营代营长，越狱成功。曾任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员，大校
丁公量 教导总队特派员，越狱成功。曾任上海科学院党委书记
陈念棣 教导总队4中队指导员，赤石暴动主要组织者，越狱成功。曾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长，大校
赵天野 教导总队指导员，越狱成功。曾任中吉林省委秘书长
王羲亭 教导总队干部队长，赤石暴动军事指挥，越狱成功
王达钧 教导总队干部队长，越狱成功
汪镇华 教导总队军事干事，成功越狱。曾任东海舰队潜艇支队副支队长。　
阮世炯 教导总队干事，越狱成功。曾任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
陈安羽 教导总队干事，越狱成功。曾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瑞年（女）教导总队文化教员，牺牲
李捷（女）教导总队文化教员，牺牲
萧正纲 新四军驻重庆代表处处长，牺牲
朱晓光 新四军随军书店副经理，越狱成功。曾任中国新华书店总店经理。
朱平（女）军部印刷所校对，牺牲
陈文全 新四军新闻电台台长，越狱成功后，又在福建“羊枣事件”中被捕
戴庆哲（女）军部战地服务团，牺牲
徐韧（女） 军部战地服务团，牺牲
胡珍水（女）军部战地服务团，牺牲
吴济英（女）军部战地服务团，被保释出狱
张世杰 中共皖南特委秘书长，越狱成功。曾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沈韬、周青、唐金虎、任国材、王铁夫，赤石越狱暴动前夕被残杀。赤石越狱暴动的第二天，1942年6月19日，国民党军从没有参加越狱暴动的各个中队中挑选了一批“囚徒”，连同越狱暴动中被抓回的共约60人，分3批押到赤石镇附近的角亭村虎山庙侧，实施屠杀。这次屠杀连同越狱时牺牲和移闽途中被杀害的，共计86人。
上饶集中营牺牲的还有杨华年（特务团）、黄刚培、萧振刚、郭胜、路垣、郑平、李升、高路易、叶洪章、金科中。　
上饶集中营成功越狱的还有：黄迪菲，越南归侨，曾任军委炮兵研究所所长（副军职）；王幼平，曾任中国驻越南大使；陈松茂，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广东汕头市第3中学退休干部；秦烽，曾任上海市机电一局纪检会干部；祝增华，曾任福建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周越，曾任南京3304厂党委书记。
上饶集中营被押的新四军女战士还有：纪白薇、李采芝（其姐李又兰，姐夫张爱萍上将）、施贞（、古烽、陈敦彦、顾莲英、洪映霞、陈丽霞、沈锐、李虹、钟秀珠、许可、王轩、蔡德惠、冯云、郭立言、唐英明、黄平咸、吴济英。

2、1500人左右突围归队。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千多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
二是一千多人。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房列曙《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中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童志强考证，新四军1000余人突围。
根据黄乐、黄家琳《繁昌：皖南事变突围人员的最佳路线》一文所述：“1941年1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浴血奋战的事迹，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悲壮篇章。事变中除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外，还有1500名劫后余生的突围人员。这部分人当中的一小部分辗转到苏南等地，多数则从繁昌、铜陵一带渡江到江北无为地区。而比较铜、繁两地，突围人员中的绝大多数，又是从繁昌成功渡江北上的。”
新四军突围人员往往指突围归队，即重返新四军部队的人员，甚至不含留在皖南继续斗争的人员，因此，与实际突围人员并不一致。根据目前资料，新四军人员突围归队人员1500人左右比较符合实际，主要有三个去向，一是大部分经铜陵、繁昌到达江北无为一带，有1000多人；二是小部分经过皖南山区到达苏南一带，或许仅200人；三是留在皖南当地继续斗争，100多人。

（1）经铜陵、繁昌到达江北无为一带的新四军。
1月18日，第二纵队政委黄火星、特务团团长刘别生率军部直属队、教导总队、新一团、第五团等指战员98人于1月18日从油坊嘴渡江到无为白茆洲；
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老三团杨明（原县委书记）于1月13日随老三团突围，18日冲出重围到达铜陵县水坑口子的叶山冲，仅余10多人。20日到无为江心洲与先突围的同志会师；
新三团团长熊梦辉、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钟德胜、第二纵队供给部主任潘友宏、新三团政治处主任阙中一等10多人经焦石埠过青弋江，于1月20日从沙洲过江到无为。据阮文炳回忆：第二支队老三团六连20人开始突围，后在铜陵、繁昌、南陵、青阳等积极开展活动，又收拢了100多名突围失散的同志。新三团团长熊梦辉、民运股长江河流等10多位同志胜利突围后在长江边无为县姚沟镇作战牺牲。后归建为新四军第七师五十五团；
新三团第二营营长巫希权、第一营副营长张玉辉率部300余人于1月25日晚在繁昌县油坊嘴北渡到无为；
特务团第一营军事主任教员蔡园带领特务团一营二连十多人于2月初从繁昌泥埠桥到无为；
特务团政治委员张闯初、三纵队参谋长黄序周、特务团代参谋长黄采蘅、特务团组织科长石昂、二营营长袁大鹏、副营长曾昭墟率特务团第二营突围，几经分合，加上后续收容人员280人突围，发展为两个营，于2月5日起分批过江；
第三纵队军法处处长张福标（张雍耿）、纵队直属队第五连指导员吴长武会合纵队通讯参谋沙林等20余人突围，于2月上旬渡江到无为；
第一纵队新一团团长张铚秀、第一纵队供给部长孔峭山、政治处主任李彬率一纵队新一团200多人突围，其中数十人于2月中旬从铜陵县团洲渡江到无为；
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第二纵队参谋长谢忠良等新四军干部七八十人分别在皖南坚持数月。最后汇聚在一起，在皖南特委帮助下，于4月安全转移到江北。其中营级干部李志高、谢忠良、罗湘涛、胡金魁、陈仁洪、马长炎、杨汉林、李元、龚杰、陈建华、欧德胜、胡金龙；连级干部何继生、彭司宝（五团一营连长）、吴生茂（五团二营连指导员）、柳向光十来个人；排级干部李德和、郑德胜、张益平等二、三十人。李建春（营级）、刘奎（连级）留皖南坚持斗争。
从1月皖南事变后，到5月份，新四军突围人员，经繁昌人民的收容、护送安全渡江北上的人员近1000名。其中有军部教导总队、军特务团、新老一团、三团、新五团等各部分干部战士，营级和营级以上的干部有黄火星、李志高、谢忠良、刘别生、何志远、张云龙、袁大鹏、张闯初、杨采蘅、梁金华、巫希权、彭嘉珠、徐绍荣、刘世湘、蔡园、杨汉林、陈仁洪、马长炎等。
1941年3月，皖江地区（安徽省境内长江沿岸）的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的第19旅（4月15日成立旅部，1942年4月，第19旅番号撤销，1945年6月16日重建）及挺进团，组成新四军第7师，下辖第55、56团、挺进团，其中皖南事变突围指战员700多人，分别组成五十五团及挺进团一部分，成为创建新四军第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突围指战员及地方负责人先后担任第七师主要干部的有：
傅秋涛：副师长（1942年2月）
李步新：师副政治委员，后兼政治部主任
李志高：师参谋处长兼十九旅参谋长、师参谋长
蔡园：师作战科长
杨汉林：第十九旅政治部组织科长，第五十六团政治处主任、政委，第二十一旅政治部主任，第七师兼皖江军区含和军分区副政委
段洛夫：第十九旅政治部敌工科长、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秘书长
黄火星：第五十五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九旅政治委员
谢忠良：第五十五团团长
肖辉锡：第五十五团政治委员（继任）
何志远：第五十五团政治处主任，第七师兼皖江军区含和军分区政委
刘世湘：第五十五团参谋长，第七师兼皖江军区独立团参谋长
彭嘉珠：第五十五团三营政治教导员
张銍秀：第五十六团团长，第十九旅参谋长，第七师兼皖江军区含和军分区参谋长
丁麟章：第五十六团团长（继任）
熊应堂：独立团团长，第七师兼皖江军区第十九旅参谋长、副旅长、旅长
阙中一：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七师兼皖江军区第十九旅政治部副主任
梁金华：第五十七团团长，皖南支队支队长兼皖南军分区司令员
马长炎：第五十七团政委，第七师和（县）含（山）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和含支队副支队长、第七师二十一旅旅长
陈仁洪：第五十七团副团长，第七师兼皖江军区第十九旅独立团副团长

（2）经过皖南山区到达苏南、苏北。
傅秋涛率一纵队老一团突围时人数最多达五百多人，而后傅秋涛仅率数人到达苏南。江渭清、王槐生、吴咏湘率一纵队老一团余部二、三十人进入苏南。据《广德县大事记》载：“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渭清、傅秋涛等24名指战员突围至广德，中共广德党组织将他们护送到苏南抗日根据地”。
新三团参谋长张日清率二三十人突围到达苏北军部，张日清任新四军第1师2旅6团团长。
军部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参谋处通讯科长胡立教、军法处地方科长杨帆三人突出重围，于2月15日到达新四军苏北东台一师师部，是第一批到达盐城军部的突围人员。
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突破国民党军队包围，2月到达苏北根据地。
军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李一氓、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人钱俊瑞、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余立金突围后分别到苏北军部。其中李一氓于4月从香港转苏北军部。
印刷所副所长黄源和警卫员突围后，独自从丹阳回到上海。5月初，安抵盐城军部。
新四军女战士里希、里路隐蔽在老乡家中，直到大年初四离开皖南，3月辗转到达盐城军部，进入抗大五分校女生队学习。
从各地突围到苏南、苏北新四军军部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民运部长兼统战部副部长夏征农、参谋处长张元寿、政治部组织科长汪大漠、第一纵队老一团团长熊应堂、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吴奚如等。

（3）在皖南继续斗争的。
皖南事变前夕，中共东南局和皖南特委机关，决定随军部北撤，另行成立秘密皖南特委，下辖旌（德）泾（县）太（平）、南（陵）芜（湖）宣（城）、铜（陵）青（阳）繁（昌）和徽州四个中心县委。黄耀南任特委书记，胡明、孙宗溶等任特委委员，黄耀南、胡明、孙宗溶分别兼任徽州、泾旌太和南芜宣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刘贵生、洪琪为旌泾太中心县委（后称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委员，中心县委机关设在旌绩边界的船形山脚下王家庄。
皖南事变后，胡明、洪琪、孙宗溶等都隐蔽在王家庄，指挥着地方党的工作，与新四军领导项英及突围出来的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取得联系。项、周牺牲后，李志高奉命转移，留下刘奎、李健春和黄诚。1941年5月初，在旌（德）泾（县）边界一个叫朱家坑的深山窝里，成立了皖南事变后的第一支游击队——新四军皖南游击队，刘奎任队长，李健春任指导员，从成立时8人到7月发展为13人，其中多数为新四军突围人员。
“皖南事变”后，为了接应和收容在事变中失散的新四军人员，继续坚持开展抗日斗争，创建皖南据根地，1941年3月，彭嘉珠率一连人重返铜陵，由彭嘉珠（书记，半个月后调离）、杨明（副书记）、王卓巫组成的行动委员会。5月，新四军第七师派巫希权、何志远、肖须知率第55团第1营部分武装重返皖南。成立铜陵、青阳、南陵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何志远任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巫希权任游击大队长，杨明任副书记。到11月由几十人发展到六百多人。“在这期间，我们还收留了皖南事变失败失散的一百余名干部、战士，除大部分护送江北外，留下一部分充实到各地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中去”。

3、约2000名新四军指战员在战场牺牲。
新四军 牺牲人员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些文章将新四军突围被俘人员之外全部称为牺牲人员，不仅是极不严肃，而且是绝对不正确的。除突围被俘之外，新四军人员有牺牲，也有幸存失散的，因此表述为新四军牺牲、失散人员才符合实际情况，可以计算为新四军部队损失。
新四军自身无法对战场牺牲人员进行统计，因为战场牺牲与失散人员至今也无法分清楚。而据国民党方面统计新四军“战场死伤约二三千人。”国民党第四十师副师长陈士章回忆中谈到：“据当时了解，叶挺军长被俘，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伤亡约达二千余人，阵亡约占三分之一，达五六百人（掩埋尸体数）。国民党方面的统计包括了伤亡两种情况，受伤被俘人员是统计在被俘人员之中的，因此，受伤人员大多数应该是伤重牺牲的，还有在突围之后陆续牺牲的指战员，仅小部分人由于负伤离开战场而失散，因此战场牺牲人员估计为2000人左右。
绝大多数牺牲的新四军指战员情况极不明确，只能作为无名英雄安葬在新四军烈士陵园之中。新四军重要负责人牺牲的有：
项英 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突围后被叛徒杀害
周子昆 参谋长，突围后被叛徒杀害
袁国平 军政治部主任
朱镜我 军政治部宣教部长
杨志华 军政治部秘书科长
陈惠 军政治部青年科长
雷震 军法处长第一科科长
徐先辉 第一纵队新一团参谋长
周桂生 第二纵队司令员
林高峰 第二纵队政治部青年科长
杜剑秋 第二纵队新三团代参谋长
胡荣 第三纵队政委
任光 著名音乐家

4、失散离队人员约1600人。
由于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在皖南三年，吸收了大量皖南青年，“其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皖南当地人。”因此，北撤动员时，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发现，在已经掌握的新四军突围归队人员有三个特点：一是成建制或小股突围的，由于有集体战斗的精神，因此一般情况下多数归队；二是新四军各级干部归队比较多；三是新四军中的外地人员，特别是老红军归队的较多。
皖南青年属于当地人，尤其是基层受伤指战员，分散突围回老家是轻而易举之事。阮文炳回忆中，20多人的突围连队就有两位当地青年脱队回家，按这10%比例计算，第二、三纵队至少约600人突围回家。所谓的傅秋涛率第一纵队及老一团基层指战员1000多人突围，其实绝大部分基层指战员属于失散人员，归队的仅数十人而已。
还有一小部分新四军成员，特别是来自海外、大城市的青年，包括部分干部突围后也没有重返新四军部队。
综上所述：新四军皖南部队约9300人，其中突围约1500人，被俘4200多人，牺牲约2000人，失散人员约1600人。

事实上，仅仅依靠回忆资料，新四军突围、被俘、牺牲、失散人员的具体数字是难以统计的，缺乏权威性的说法。
中国人对于统计数字是非常马虎的，反映了对于生命的漠视态度，尤其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似乎不具有什么统计价值，人数死亡数十人之内还可以统计明白，如果达到数百人以上，那就只有依靠“数字专家”才能估摸推算的笼统数字，根本无法精确到个位数，更不必提每一个人物的姓名地址生平等简要情况，因此出现几个数据一并存疑也是没有办法的。难怪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表示怀疑，而中国三年灾害时期 “三千万人”死亡更是无稽之谈。
其实，新四军皖南事变距今仅有六十多年，许多文献资料都还存在，许多问题可以通过深入发掘分析获得解决，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人物数据库，不仅仅是有地位级别的新四军干部，而是所有新四军皖南部队的指战员。
首先，应该清清楚楚的公布新四军突围归队人员。当时，突围归队的新四军人员全部经过组织审查，并且都有自身履历，如果军方同意公开或者组织人员进行重新核实，那么所有突围归队人数将基本明确。有的网友自称已经收集到1000多名新四军突围人员的名单及生平情况，希望能够全部公开。
其次，上饶集中营关押的新四军被俘人员档案应该全部公开，被俘、脱逃、牺牲情况也应该全部调查清楚并公开。
第三，皖南事变中失散人员也可以通过皖南地区人员调查中获得更为宝贵真实的数字。
第四，新四军牺牲人员应该花费更多精力进行调查。从收集埋葬皖南事变死亡人员开始进行调查，甚至对于已经掩埋的新四军死亡人员遗骸进行DNA测定，建立寻找认定人物身份的基因库，使烈士陵园的众多无名英雄魂归家乡。

（十八）皖南事变悲剧的惨重教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蓄意消灭新四军的必然结果，新四军全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项英、叶挺缺乏山地运动战的丰富经验造成的指挥失当。
从军事战斗的角度而言，皖南事变中的每一个战场、每一次战斗，如丕岭强攻战、百户坑追击战、高岭保卫战、高坦村激战、东流沙争夺战、石井坑守备战、西坑突围战，国共两军都意志顽强，打得十分凶猛，可圈可点。特别是新四军将士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仍然坚持战斗到最后时刻。因此，两军战斗力都相当强，充分显示了国民党传统部队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所具备的良好军事素质，可惜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阵亡在同胞们的枪林弹雨之中。
皖南事变，从战略上讲是国民党处心积虑消灭新四军战略部署。国共两党积怨太深，大革命分裂屠杀的惨痛教训、围剿与反围剿的生死博斗、西安事变的日日夜夜，直至抗战时期苏北争夺战、摩擦与反摩擦。武装冲突与斗争在抗战初期有所缓和停息，甚至还有短暂愉快的抗日合作。但是，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伪国共两国三方军队形成的复杂关系，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激烈性远非是和平时代坐而论道的人们所能想象预见，以无数生命鲜血获得的战争规律、战场法则、战斗教训也远远高于和平时期的法律道德规则，作为国共的政治军事领袖当然懂得这一点。
新四军如果按照国民党要求北移，势必处于江北日军包围之中，立即受到日伪军与国民党军的夹击，展开一场恶斗；如果不按照国民党要求北移，立即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歼。当时的三条道路都难以挽救新四军危机：一是就地不动。国民党军已经限令新四军在1940年底以前北移，并作出了武力解决的军事部署；二是从宣城方面北移，国民党已经重兵部署准备开战，汤恩伯、李品仙两个集团军已经接到蒋介石密令准备截击北渡的新四军部队。日军同时加强了沿江戒备，第15师团集结于铜陵、繁昌地区；三是从其他方面北移，国民党同样可以以违反军令之由进行制裁。
因此，战略上讲，新四军北移必然是充满血腥的征途，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以战备姿态北移宣示了武装冲突的决心。新四军在高坦遭遇战之后立即下达了战斗命令，不惜与国民党军正面冲突强攻丕岭围攻星潭，也是非常正确的决策。
从云岭渡江北上有三条线路，一是从西北方向芜湖、铜陵渡江北移，这是日军占领区；二是直接从泾县、宣城，再转向苏南北移，这里一马平川，已经处于国民党军队严密监视之下，在国民党一意孤行要消灭新四军的情形之下即是自投罗网；三是从南下茂林进入黄山北缘，再沿天目山北上苏北，一路都是山区，道路比较困难，国民党军还没有完全部署完毕。
从战略地形而言，茂林镇中心是开阔的平地，茂林东南是山区，属于黄山余脉。东南方面迎面就是高达835米的东流山。茂林一旦为敌军占据，新四军势必通过翻山越岭的形式进入天目山区。
部队分三个纵队前行，军部与第二纵队组成的中纵队由南容、高坦，翻越丕岭，过百户坑村，进入星潭、三溪，就可以进入浙皖交界的天目山脉的旌德、绩溪、宁国一带，沿山脉北上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
右翼第一纵队出铜山、麻岭，再左转进入星潭、三溪。如果直走翻越麻岭，就进入黄山太平县。
左翼第三纵队出求岭、榔桥，再右转进入星潭、三溪。如果直行，就冲到宁国一带，进入天目山区。
如果左右两翼以纵队或团为单位实施分散转移并非难事。上万大军同时行动，左右两翼拱卫军部及中纵队前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没有军部命令只能以包抄形式呼应前进，由于山高路险，却容易处于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围歼的态势。因此，时间、勇气与果断往往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
新四军在战略上决策正确，在战斗中面临强敌打得英勇顽强，却没有成功突围而遭受了全军败亡的命运，只能是战术上的指挥失当。

军队将领矛盾是兵家大忌，项英与叶挺的权力矛盾及项英的指挥过失是引起新四军全军失败的重要因素。但是，项英的错误指挥有战场情况不明的客观因素，而叶挺指挥的守备战也没有摆脱被动挨打全军覆灭命运，因此有必要客观分析战场情况及指挥失当问题。
国民党围歼主要目标就是新四军军部，因此无论如何，新四军北移都是一场恶战。
即使新四军纵有大部突围，如果军部落在国民党手中，同样意味着军事政治上的失败。作为双方军事首脑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新四军军长叶挺更是清楚地知道。
如果可以更早的决定以纵队甚至团为单位分散突围，或许能够挽救更多新四军将士的生命，但是，作为首脑机关的军部势必成为空架子，即使军事首领突围成功也无法消除失败的耻辱。因此，叶挺始终以完整建制作为突围形式，因此不仅率领军部及二纵队坚持战斗，而且命令一、三纵队向军部靠拢，全军几乎损失殆尽，直到最后时刻才根据中央命令分散突围，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大败局。
叶挺是传统军事将领，与军政委项英的矛盾，不仅仅是历史、威望、权势的不同，而且在军事战略、战役部署、作战指挥上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
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是北伐名将。但是，他是正规战的英雄，擅长于指挥地面强攻作战，却从未领教过山地游击战、运动战、围剿战。因此，他喜欢打硬仗，什么攻坚战、争夺战、阻击战、守备战，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军部首脑机关，企图以新四军孤独的一个拳头抵挡四方国民党军的进攻，直至每一个人成为决死疆场的英雄。
项英是南方游击区领导人，是新四军灵魂人物，在部队中享有崇高威望。他对于中央红军长征后率领中央军区反“围剿”失败被迫分散游击的痛苦经历记忆犹新，因此习惯于山区游击战思维及作战形式。他没有正规战、运动战、战役指挥的能力，因此，在皖南事变不利的情况之下自然希望分散突围保存实力，不愿意硬攻，更不愿意防守，牺牲新四军主力的全部家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希望保存更多久经血与火考验的将士，如果不是被叛徒暗杀，或许他就是奇迹生还的新四军最高将领。
遗憾的是皖南事变是一次典型的山地运动战。前期项英领导之际，新四军全军突围成功的唯一机遇就是强攻星潭之后，不惜代价立即扑向三溪、旌德，突破国民党包围圈，从被动转为主动。但是，这一机遇，却为“七小时会议”的犹豫及全军折回的错误决定而丧失。惊惶失措的项英无法用游击战方式摆脱新四军厄运。至于后期，叶挺指挥的石井坑守备战，完全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老路。他企图等待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交涉获得停战机遇，在国民党坚持消灭新四军的决策之中仅仅是一种幻想。

与此相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帅部聚歼新四军生擒叶项的战略决心非常坚决。国民党将帅精心策划的军事战役，指挥水平堪称一流，是极为成功的山地歼灭战典型范例。叶挺同窗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战役指挥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都非常满意，曾经想作为典型战例在军事会议上宣扬，只是顾及到中共方面的参加而只能作罢。在皖南山区，经过充分备战部署成为完美经典的军事战役，恰恰成为国民党蓄意消灭新四军的罪恶铁证！
但是，从长远战略利益而言，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失败而且也是军事上的失败。至此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彻底消失，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重建新四军七个师，拒绝承认国民党中央权威性与合法性，实际宣告废止国民党中央所有政令军令。
在抗日战争的危难之际，国共两军在此激烈的博杀，新四军九千将士的鲜血，数千英雄的伤亡，令人扼腕长叹，异常痛惜。
壮哉，勇士们！胜者固然雄壮，败则更为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