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金唢呐评芦文谈重建常识问题（二）

芦笛

又如那“专制主义的基本公设是集体主义价值观，民主主义的基本公设则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一说，本来到过西方的人都该知道，遑论那些“民主专业人士”──他们当成《圣经》背诵、动辄引用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说的不就是个人主义的基本教义么？可在我之前，国人居然也就没人能一语道破这一点，更别说“专制喻于‘义’，民主喻于‘利’”的芦式大实话了。

最有趣的还是，三年前我在本坛重复“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说道，启明那“绝对零度”居然要跟我动刀子，说我美化专制制度，竟然把它的指导思想说成是集体主义那种好东西！

有那么多中国人把民主当成终身专业研究，却至今没有几个人明白那是怎么回事，越是“民主人士”越不懂，比毫不关心政治的大老粗还不懂。其中的“理论家”胡平同志，竟然还把民主社会当成一种至善原则的物化，把宋明理学那套与西方个性解放精神格格不入的腐恶货当成民主理论贩卖，身居美国却在提倡“内圣外王”。您说咱们中国人脑袋是不是真有点劣等阿？

国人缺乏这种常识毕竟还可原谅──本是舶来品，何处惹尘埃？不懂洋货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可最令我震骇的是，无论党朋还是民朋，都彻底丧失了人类作为生物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智力。

例如民朋终日奢谈暴力革命，却连干革命的首要条件就是大量圈钱这人类基本常识都想不起来。那绝对零度启明先生竟然还在网上号召咱们给“中共施加点适度暴力”，我当即恭请他负责买通从中南海警卫直到国安公安边防等各级领导，好让我能潜回国去深入虎穴，痛打胡锦涛一顿，“施加点适度暴力”。就这种连白痴都能看懂的理性批驳，却被他视为恶意嘲笑，没头没脸地臭骂了我一顿。我那《“革命经济学”导言》写的全是连白痴都能看懂的大实话，不料还遭到民朋的臭骂，当真是蠢到没治了。

那么党朋又如何？只有更糟的。阿随那些曲线倒共言论诸如“两律”，要敢在毛时代端出来，早就给枪崩了几万次了，更别说他那些“中国共产党是富人俱乐部”、“中国是共产党的私器”、“中国的国境界圈定的全部财产都是党产”等宏论了。然而这些旨在煽动暴民造反的极度恶毒的挑拨言论却能招来党朋的疯狂喝彩，以为他是在歌颂伟光正！

最精彩也最令我伤心惨目的表演，还是万国特嫌朱成虎的疯话出笼后，本坛爱国壮士们那一阵子群“英”乱舞。虽然人家是党朋，毕竟和我是一个族类，我实在不忍心看中国人出这种洋相，没的让我坚信中国人不但彻底缺乏政治智慧，而且的确是智力低下的劣等民族。

２０００年９月间，我在《银河网》写作，该网站的月刊《万象》编了一期特刊，专门谈论所谓“芦笛现象”，于是我也写了一篇，结尾有这么两段话：

“说到所谓‘芦笛现象’，如果这种现象真的存在，那么我觉得，造成它出现的人文背景才是真正值得关心的。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再突出不过地反映了国内政治的反常，以及全民族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的惊人的全面堕落。”

“鲁迅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我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怎样的悲愤阿！’世无常识与道德，遂使老生常谈变成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芦笛现象’的出现，是本民族的无可奈何的悲哀与耻辱。它只说明了一件事：这个民族已经昏庸虚弱到连接受常识的官能都丧失了。”

这的确是我的由衷感慨，转眼７年过去了，这伤心绝望的感觉只有日甚一日。这话还不敢说出口，否则得罪人。记得老克有次就跟我说（别介意阿，老克）：老芦，欣赏你的人都是有水平、见过世面的人。你这么说，好像我们都是捧着个鱼眼当夜明珠的有眼无珠之辈（原话当然不是如此，不过是我记得的大意而已。那话好像写在《在批芦整风会上的发言》中，于２０００年年底发表于后来沉没了的《说东道西论坛》上，大概连老克自己都忘记了吧），吓得我从此再不敢说了，但那绝望沉痛感照样日日在心中积淀发酵。

有趣的是，后来小圣人黄叶和我打架，竟将这两段话当作钢鞭材料抛出来，题目就叫《代表你自己！》，说我本来只能代表自己，却僭妄到出来冒充全民族代表。这黄叶据说也是网上高手，连这种笑话都会闹出来，您说他那话本身是不是我那两段话的翔实脚注？

这就是我为何把全集称为《重建常识丛书》。方今之世，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乃是彻底缺乏常识的民族，当务之急是重建常识。这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从西方引入中国从未有过的文明常识，二是恢复被我党彻底扫荡了的固有常识（例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等大实话）。这大概就是历史赋予我这个庸人的使命吧（咱们也“历史唯物主义”一把，来点东海先生的“天将降大任”的昏话）。

二、重建常识的手段

关于这点，金唢呐已经指出了两条，我至为欣慰，算是我见过的最让我觉得滋润熨贴的评语吧。它具体印证了我在《芦笛文选后记》中说的话：“那一行行心血并没有虚掷，它们的确留下了痕迹。而过去那辛勤劳作的６年，恰是我一生度过得最有意义的时光。如果我这辈子只活这６年，似乎也就够了。”

的确，作为一个网络政论写手，让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并不是什么回报，让人看出并掌握自己使用的思维方式才是真正的报酬。这对双方都如此，读者一方受了益，作者一方则觉得自己没有白辛苦一场。

老金说的第一条手段，亦即在讨论问题前，先把涉及到的概念彻底拎清楚，确实是轱辘笛“Ｎ致意焉”的主旋律。在我看来，奢谈毫无界定的概念乃是最强大的致愚魔咒，是咱们代代相传的传家宝，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无从建立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后代一代比一代更糊涂更愚蠢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辩证思维”那种烂污货和咱们一拍即合的历史文化传统原因。

我不但在旧作中反复抨击这个毛病，也在自己的写作中尽量避免这一陷阱，力图作出表率，更在驳论中对对方使用的基本概念含糊不清之处揪住不放。记得９１１事件后，老虫写了篇极度肤浅的文字出来，题目好像是《屁股决定脑袋》之类，顿时采声雷动，就连邑水寒也说那是所有文字中最好的一篇。我在外头没动声色──要维护人家的威信么，但在内部文学沙龙里随口点了几处要害。这小子这才察觉那些破绽，忙着修补。可我毫不容情，说，你那“屁股”是游走不定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根本无法界定，连补都补不起来。他最后不能不叹服，说我毒眼厉害，云云。

正因为此，五年前我曾大言不惭，自称是将西式清晰思维和清晰表述引入中文政论写作的第一人。小说家莫非网友大为忿忿，以为我丧失了理智，用老金的话来说也就是“吹牛皮不上税”。不过我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不信诸位去看看过往那些中国“思想家”的著作，从春秋战国诸子一直到鲁迅乃至毛泽东，除了个别例外，有谁不是捣浆糊？

当然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老金无非是贼头上揭帽而已，因为我也是偷来的招。记得我在《再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中坦白过，我这招其实是７０年代初从费正清那儿偷来的。我当时看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介绍国学，讲出来的道道竟然比我这从小就浸淫于其中的土包子的理解还清晰深刻万倍。这别开生面的感觉让我极度震撼，便仔细琢磨他究竟用了什么巧招，这结果就是学会用西式清晰思维和清晰表述，去把国学经典大卸八块，让大家一眼就能看明白那其实是怎么回事。“孔孟之道乃是伦理政治学，特点是把道德等同于政治，把伦理原则当成构建理想社会的原则”的看法就是那阵子形成的，界定孔孟的中心概念诸如“君子”、“小人”等等就更不用说了。前段写此类文章，无非是实在看不下去那些当代文盲大儒肆无忌惮地强奸圣人，为此把三四十年前的心得写出来而已。

等日后有心思，我再去把文盲于丹的场子踹了，写篇文字谈谈庄子的“真”和西方（也就是现代）的“真善美”的“真”有何不同，并说明古代中国人从来也就没有“真”这个现代观念。该概念儒家彻底阙如（国内作家老金在线有篇文章就叫《十三经中无“真”字》，而道家的“真”乃是修身养性的一种主观境界，和西方“真善美”的“真”（客观真实）毫不相干。缺乏“真”的基本观念，似乎就是实证主义从未能在中国立足生根的原因之一。

所以，在这条上，不是我高明，是共军太愚蠢。我之所以能强过前人，乃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和学习西方先进思维方式的机会。此所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山顶的野草芦笛因为长在西方的高山上，高过了从孔夫子到鲁迅那伙谷底的土包子劲松们）。

第二条验算也是我反复吆喝叫卖的一条。这倒是我自己悟出来的，不是上哪儿去偷的招。这在我乃是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早和大家坦白过，我在高中时代乃是狂热毛教徒，但文革中目睹的巨大灾难彻底动摇了我对马列毛主义的信仰，于是我便狂热学习马列著作（毛著倒是用不着学，早就看得滚瓜烂熟了），用我掌握的一点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去一一验证那些屁话。这清算过程当然也就是个“验算”成了思维的本能反射的过程。

Again，我批判马列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乃是在７０年代就完成了的，后来写出来无非是高寒、张明昭等文盲刺激的结果。记得我推出《恩格斯辩证法批判》时，老克还问我那是不是真的就是我在２０多岁时的思索结果，确实是那么回事。当然３０多年后写出来要老辣得多，另外还加了点现代化学和生物学常识，不过基本工作确实是在那时完成的。我当时其实是为了内心安宁去清算那些垃圾，做梦也没想到那些秘密思考的心得还有见诸天日的一天。

正因为这是我在觉醒过程中自然获得的一种习惯性反射，我才会为这么多的反共“知识分子”不但彻底缺乏这习惯，而且在我反复讲解之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大惑不解。例如鲁肃同志吧，该同志似乎也是“民主人士”（不是戴帽子，而是说他的政治倾向），按理也该经历过类似识破我党欺骗宣传教育的过程，那为什么他不但至今没有验算习惯，在我反复以实例讲授后还丝毫不懂呢？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以为我是羞辱他，反唇相稽，说我“代错了公式”，却暴露出来他始终没有明白那“验算”是什么意思。

老金举的对“有压迫就有反抗”的验算，其实根本不算什么辉煌例子，那种弱智Ｐ话，也只有林思云那种毛主席（♀）＋皇军（♂）的好孩子会奉为圭臬。而且，老金的质疑，说明他没有仔细看我那文章。其实我已经举出了“没有压迫却有反抗”的例子，诸如俄国二月革命以及８９学潮。当然我写得不是很清楚，关于“压迫与反抗”之间的真实关系应该如下：

“当人民普遍对统治者不满，又觉得可以起来安全反抗时，全面的社会骚乱或动荡就会发生；

但即使全民都对统治者不满，只要统治者让他们深信会遭到无情镇压，全面骚乱或动荡就不大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会轻易平息。”

这两句话准确道破了８９学潮的实质，第一句话解释了镇压前的情景，第二句话则解释为何开枪后会立臻太平。需要补充澄清的只是“普遍不满”，那并不一定是“压迫”的结果，更可能是社会急剧转型期间引起的思想混乱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引起的。８９学运就是如此，那其实是社会空前减压而不是加压之际，结果反倒造成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不满，而各阶级阶层的不满各有其内容，毫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无论中外都如此。

我自己觉得在旧作中使用验算最好的例子，应该是《评摩登帝师温铁军的安邦定国策》：

【“温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上述第一条中含有的两个基本假设：第一、贫富两极分化是经济起飞的代价。第二，迄今为止，解决贫富悬殊的有效手段是对外转嫁危机，把贫民大量输出国去。

不能不承认他那第二条假设富于原创精神，起码我这孤陋寡闻的同志没见到谁这么说过。可惜这两条都是隧道眼思维。提出者忘记了小学就该掌握的基本功，那就是“验算”。

在为鲁肃先生疗愚过程中，我曾苦口婆心地试图教会他这验算基本功，那就是，在提出一个归纳性命题之前，必须将所得结果代入已知历史事实中去验证，看看能否成立。只有在代入所有已知情况后都能成立时，才可以提出那一般性命题，否则无论那命题如何貌似言之成理，都只能放弃，或是作出重大修改，加上命题成立的限定条件，这才能拿出去招摇，而不至于如马悲鸣、鲁肃或现在的温帝师那样腾笑天下。可惜我循循善诱地教诲鲁先生一场，事实证明他一点都没受益，唉！

现在我以温帝师的理论为例，再次实地演示一番这“验算”的基本功，敬请诸愚看明白了，这次要是还学不会，本大师就再不免费教授了。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终生免费疗愚，而且老是在传授诸愚始终无法学会的正常思维ＡＢＣ，成了神憎鬼厌的“轱辘笛”。

假设温理论成立，则可以导出以下结论：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出贫民后，就解决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危机。

二、接受大量输入贫民的前殖民地国家（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经济起飞时又要面临贫富分化、因而又必须向外输出贫民。

三、没有条件大量输出贫民的国家，诸如战后的日本、西德、亚洲四小龙等国，在战后的经济重建（在日本德国完全是从零开始）或经济起飞中，必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危机。这些国家如果实行民主，必然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

后两条结论似乎不用再说了——就连白痴也能看出它们彻底违反了历史真实吧？

那第一条结论，只暴露了温帝师缺乏世界知识。论大量出口贫民甚至罪犯，英国乃是世界之最——跟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白人聊天，最忌讳的就是询问人家的祖宗，那些人都是“军犯”后裔。但英国本土并未因此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直到上世纪２０年代，英国城市都还有庞大的贫民窟，无产阶级的日子真是水深火热，《动物农场》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报导。历史的真实是，输出贫民以及掠夺殖民地并未使英国致富。二战以前，英国的国民平均富裕程度不仅远逊于美国，甚至不如加拿大和澳洲（至今也如此），普遍社会富裕反倒是在二战后实现的，伴随着的是丧失海外帝国，本国被迫大量吸纳从殖民地被驱逐回来的白人和印巴人！

至此，温帝师的光辉理论就如雪狮子向火，片片消融无遗。】

第三个重建常识的手段老金没有说，我自己觉得很重要，那就是我首次指出孔教的“道德宇宙观”在中国盛行两千年，使得中国人特别是伪劣知识分子把国家大事完全当成了道义问题，彻底丧失了功利分析的能力，变成世上最愚蠢的动物。从南宋到晚明，从晚清到３０年代热血愤青“逼蒋抗日”，一直到六四，这一系列丑剧闹剧悲剧之所以连台上演，至今还无落幕迹象，全是拜这祸国“理论”之赐。因此，我认为，要让中国人向正常生物回归，最起码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让他们恢复在作出宏观决策时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做不到这一条，则敝民族永远无望恢复正常，遑论重建常识。

【困了，要去再度困告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