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海归草，把这篇回国感想贴上来。其实，一早已经写好，不知道为何，就是不想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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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首—我的故土,我的亲人,我的朋友

by 黑妮

失去倾诉的欲望很久了,我荒芜了文字。有无数个理由,背后支撑的是五个字“满满的生活”。这次,是大树的要求,我们的中国之行他全程拍摄,DV最好有个文稿,所谓screenplay的事情还得我来写。

温哥华清凉的夏日犹如上海四月的清明,我在惬意慵懒的午后,阳光滑落到我身上,仿佛穿越在上海炎热的空气里,每一口呼吸都浸满浓郁的商业气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只有夜晚睡着的时候,你是安静的,不被打扰的。

(一)

关于回国的住,我脑子中出现的只有英文词:check in,check out。我们一个月的行程,住在上海,夹杂几个城市的穿越,全交给酒店间的轮换了。我们不想打扰父母,父母也不想我们生活不方便,于是选择了酒店里面居住,回家吃饭的“探亲模式”。

南京是个好地方,但我们老是选择它缺点最突出表现的时候去—–酷夏。再高的温度也无法抵御亲人的面孔,那儿有大树九十高龄的爷爷,及叔叔伯伯婶婶们。我们吃了20个人一桌的饭菜,我第一次“开眼”,看到了自动会转的玻璃台面。小的老的少的,围坐在一张大圆桌边,气势非凡,热闹的声浪盖过南京盛夏的温度,所有的人,都很高兴,我们已经五年没见面了。

我们坐了高铁,很快,很好。回到温哥华,有动车的事故,负面新闻,但愿中国的每一列火车,都平稳的施行,就像我们坐过的那辆,我祈祷。

在绍兴,我们住绍兴大酒店,一个很老的但扎在正宗市中心的酒店。每天,我的耳朵是商场传来的这样一句话,终身难忘:久久鸭,新店开张,全场八折,欢迎选购。从早九点开始,一直播到晚十一点,高音大喇叭。以前的商贩也 吆喝,也扯着嗓子把你从清晨的梦中喊醒,我记得 “赤豆汤甜酒酿要伐”,“鸡胗皮甲鱼壳有伐”,“削刀磨剪刀”。感谢这个高音喇叭,它一喊,我苏醒,记忆深处被埋葬的声音,只有在极度的刺激下,才能醒悟。

我们去了一趟绍兴的农村,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田园风光,和加拿大一样美,真的是“现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学同学语)。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国外的被洗脑,只要说起中国的自然景观,跳出脑海的便是“山河破碎”“遍地污染”。

沿着小舜江漫步,蜻蜓在草丛中飞舞,蝴蝶追逐着花枝的颤抖,蝉鸣声此起彼伏,鸟儿不甘寂寞,终究敌不过蝉儿的集体大合唱。我心情无比激动,霎那回到儿时,想用手掌去扑住蜻蜓。沧海桑田几十年,武功全废,忽然呆立在那儿:儿时的光景在前,我却永远地老去了。

远处,水杉树象稻子那样插在河里,我多么的得意,城市长大的我居然准确无误叫出了一种树的名字。

一条船,一支浆,一个人,划出去,捕鱼。

我们在岸边发现阳关下曝晒的鱼儿,一条条,整齐地排列着。我闻到了鱼香。我的记忆穿越:蒸熟的鱼干,蜿蜒在倒扣的碗的四周,水汤汤的泡饭,绝配。

忍不住好奇心,问农民鱼干是否可以出售,答:可以,往前走100米,还有河虾干。

真的,我见到了,竹萹萝里晒,红红的虾干,青青的鱼干,这是天下最好吃的食物,啊,我要抒情,我要歌唱,阳光灼热,心花怒放,生活真美好。

眼见为实,浙江的农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知道,这仅仅是序曲。

(二)

又回到了上海,徐家汇田林一带从早到晚,没有安宁的片刻。你无论坐出租,还是乘地铁,无论是坐巴士,还是埋头走路,那些个广告推嚷着挤进你的耳朵,你赶也赶不走,煽也煽不跑,他们如此无耻地强霸你的视野,你的耳朵。

如果说回国有什么特别令人讨厌的事情的话,我最讨厌的就是声音的污染,眼睛的污染。

所有的大城市,都用一种姿态,让人得一种毛病:害怕安静。

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批判上海人排外,只讲上海话。现今,街上听不到上海话了,全国各式普通话,绝对交流畅通,大部分上海人家庭,父母和孩子也说普通话。四岁的侄女,土生土长的小上海,一口纯正的国语,和父母说上海话象是郭德纲学沪语,上海终于抛弃了自己的“势利尊严”,敞开怀抱和小沈阳们,赵本山们接轨了。

中国人来到加拿大,在家里面,是否也要和孩子说英语呢?顺便跟孩子学口语。

这是喜,还是忧?大树言辞激烈,作批判状,他的理由是:语言的消亡随之的是文化的消亡。

这个问题太复杂,大树的拍摄一定无法表现,我就略去思考,止。

(三)

大树这次回国,专门订购了一台业余器材组的专业级别摄像机,其他知识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这个摄像机也可以换镜头,可以上天入地,他非要去外滩,说再俗也要把俗发挥到极致,我们两一定要拿自己当外地人,重新寻觅新上海的灵感。

说来也是,去国许多年,我们每次回国探亲,从来不做比较的,别人写的回国游记我经常当西洋镜看,我从来没有被逆向文化休克过,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一直说自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到达中国的时候,加拿大就从我的生活里面彻底退出,遥远得如同地理课上学的冥王星和海王星,我脚下的土地是中国,它就是地球。

我们在傍晚的黄昏沿着襄阳路,走路出发,这是我坚持的,我就是想找回小时候走路的感觉。我俩都穿着专门步行的凉鞋,大树背着他那宝贝摄像机,他是个极易出汗多人,没走几里路,脸蛋已经变成了蒸笼,突突往外冒热气。我很不忍心,说叫车算了,他坚决地“No” 了好几次。望望天,望望地,望望思绪,三十多年前的光阴,突然回光返照,依靠脚步来追赎,原来,思忆和祭奠也需要行为的仪式,不管是几秒,几分。

夏日的上海,行路,是一种苦行僧的圣礼,我俩坚毅而虔诚地在滚滚红尘中穿行,执着地寻觅,谁的人生不是这样感慨万千地走过?

我们走到了外滩四号,阴阴的拉长的天挂不住了,雷阵雨在天上密布了两三个钟头的阴谋后,终于大开水戒。天哪,这外滩的video摄影,如何进行啊?

露台上座无虚席,耳朵里面听到的全是普通话,这是中国人不受户籍限制终于流动起来的良好结果。我打开酒水单,很抢钱的感觉,但话题即刻转到了小时候的中冰砖和桔子水,盐汽水,赤豆棒冰。

还好,天上的雷雨公公很爽快,倒了几瓢水后,就放晴了。我们在那儿折腾了好久,对着东方明珠拍,对着车流拍,对着邻座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场景,硬要在他的镜头里面担负沧海桑田变换的重任。

四）

完成了外滩的拍摄工作，我俩立在中山东路上发呆，我指着那幢海关大楼，我小婶婶的娘家曾住那楼上，她家和我家都是基督徒联姻，我们都是牧师的子裔。她和我小叔叔谈恋爱，我们去玩耍，在阳台上面，看下面的车子，很小，也很少。海关大楼的钟声永远地消失了，一如我们消逝的年怀，一去不复返。

伤感了几分钟后，我们重新上路，再次以步行方式游荡，虽然漫无目的，终究会走回那个夜晚暂时歇脚的地方。我选择了金陵东路，小时候，这条路有许多皮鞋店，还有乐器店。金陵东路变化不大，廊檐还在，（广州称为骑楼），小贩的摊档三三两两散落在路口，很有生活的气息，于是和大树谈老虎灶，馄饨摊，粢饭糕，说着吃的，胃轻脚步也轻，两个人抢着报自己喜欢的食物。他说到油墩子时候，咽了好几次口水。我最怀念的是什锦糖，80粒一袋，各色透明玻璃纸，五颜六色。女孩收集糖纸，洗水之后，晾干，夹在书本里，大家定期交换，和邮票那样，鉴定的时候，需要把糖纸放在手心里，呼地吹口气，看糖纸能否快速卷起来，是以为卷曲，才为上品好糖纸。

糖果依然是我成人后最喜欢的零食，我不喜吃零食，唯有糖果是例外。我固执地喜欢小时候的糖，一粒一粒，漂亮的玻璃纸，上面印有各样动物花卉，我小时候从未想到过“设计师”这个词汇，今天看来，描绘糖纸的人，是艺术家。童年的甜味留在记忆里，依靠回忆的味觉，再也挥不去。

走在路上，忽然感觉很轻松，人行道上，各种店铺大多已经打烊。网吧里面一排排电脑显示屏，一个个人很秩序地固定在前面，形成一道奇异的人头排列的风景。我很好奇，趴着窗户看了很久，看到荧屏上的飞机大炮，看到刀光剑影，那是另外一个游戏的世界。我转过头来，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也很好奇地趴在那儿观看，此刻，我们是同路人，我从加拿大来，他从“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地方来，我们在同一个时刻出现，观赏同一幕人生的游戏。

人生，是一出游戏，我们玩得很认真，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身临其中，醒来不知何身处。我们现在在上海，脚下踏着熟悉和陌生的土地，城市的生命为何逆生长呢？它越变越活力，年轻而潮流，而我们越来越老，再也回不去。

对街一个排挡生意很好，女事主炒菜极快，三两分钟，一个蛋炒饭就装盒了，炒粉炒面进锅里的时候，像是赶赴急行军。两个老外比划着，我帮忙做翻译。一个来自澳大利亚，一个来自美国，到上海才两个星期。他们在外滩19号做事，一个是酒吧经理，一个是调酒师。说话是我的职业，我是破冰的人，到达任何地方，和陌生人，都可以象老朋友般无拘无束交谈。

“我们也是过客”，我说，“你们不介意入镜头吧？” 我回过头去，看到大树扛着他的宝贝摄像机上机位工作了。

交谈是畅快的，人群是兴奋的，身旁的一个上海男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问了我许多问题，还问他们能否听懂上海话。他无比自豪地说，你看，你们还去加拿大，人家都来上海找工作了。

我对大树说，这两个老外绝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敢吃路边摊。我很惭愧也很俗，路边摊的锅子，用油的气度很大，我脑子中出现的就是“地沟油”三个字。读了祖国食品太多不幸的消息，我的被洗脑，无可逃避。他们的天真，犹如初生的婴儿，我的世故，是秋日的枯叶，无可挽救，唯有凋零。

两位老兄（在此隐去姓名）执意要请我们第二天晚上去外滩19号喝酒，算是私人邀请我们。大树掰呼自己是业余调酒大师，展开酒的话题，这老兄就把拍摄工作丢到爪哇国去了，关了摄像机，也抛弃了我这个业余采访记者，自个儿聊上天了。

我们站在马路上，东扯一句，西扯一句，我俩急不可待地对他们诉说三十多年前上海的城，上海的街和风景，却发现，不知从何讲起。

太多太多的话，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的牵挂值得你留下，这是齐秦的“花祭”。我们在花儿盛开的时候，却离开她，我们的城，我们的国。

我每次回来，都伤感。感到深处的时候，眼泪就流下来，继续走。

（五）

走到淮海路，已近凌晨一点。喧闹的城，终于把喧嚣的人群赶回了家，谢幕休息。我坐在淮海路一家公司门口的石阶上，神经依然迷思在老奶奶的絮叨里，大树对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左右前后全是国际品牌商店，这些出落的如此艳丽奢华的衣服和包包，在童年的光影里，没有他们的踪迹。它们和我们一样，坐着时光的穿梭机器，来到这座城，落户，却把我们，变成了过客。

清洁阿姨开始清理街道，装扮城市的脸面。我和大树开玩笑，其实人，也需要定时清理灰尘布满的心。

也许是坚硬，世故，也许是随波，逐流。
空客的出租车，此时此刻，占据了城市生命的主导。他们在流动的时候，你感觉城市的夜，如此不甘心，他们太怀恋喧闹，他们永不疲倦。

卖花的儿童，居然还出没在夜色里。远处走来一个窈窕的外国女郎，笃笃的高跟鞋，从我身边飘然而过，卖花小男孩追着她的脚步，脸上绽放着希望，追了约一百米之后，终于放弃。

他倘若回来，走过我身旁，就让我买一枝他的花儿吧。

他没有回来，小小的身影，消失在灿烂的夜色里。

（六）

终于走回了襄阳路，感觉肚子彻底走空了。我俩从不吃宵夜的，破戒吧，如果拍一部散文电影，就名为“行路上海的12个小时”。

脑子中跳出来的餐厅名字都是十几年前的，我们俩几乎一致喊出了“避风塘”三个字。

现在是凌晨一点。

进餐的时候，落地大窗户外，站着一个10岁模样的男孩，拿着鲜花向我们比划，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大树再次举起摄像机，我跑了出去，和他说，等我们吃完饭，一定买他的花。

我们出了餐厅，看到门口围了一群孩子，还有老奶奶老爷爷，中年男子和女子，每个人手上都捧着鲜花，有玫瑰，有百合，有康乃馨。大树很兴奋，说：不急不急，每个人手上的花我们都买一枝，但允许我们拍摄一下。

机位，准备。我就差了一个麦克风。悲情要上演了。

我首先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们以前是本地人，定居加拿大了，这次回来探亲，一别五年。

–你们是哪儿来的呢？我问。

“河南来的”，一位老奶奶走了上来，小男孩是她的孙子。

奶奶已经73岁了，她指着身旁的另一个男孩和女孩，报了他们的姓名，为我介绍了就在身旁的父母。

这个午夜，我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超级拉家常女人，所有的人都争着和我说话。

河南乡村的村庄发大水了，没有农活可干，还不如趁着暑假带小孩子来大上海开开眼界。

“你们是怎么来上海的呀”？

“当然是坐火车了，一张票两百块钱呢！”
“晚上睡哪儿啊？”
“随便睡。公园里，马路上的椅子，夏天嘛，哪儿都能睡，就是蚊子多”。
“家里有房子嘛？”，我这傻问题一问完，就知道自己的脑子里面对卖花的农民和孩子是有定型的。
“当然有房子，没有房子，我们住哪儿啊！”
我哦了一声，赶紧再问：“小孩子们都不上学啊？”

“现在不是放假嘛！就是带小孩来开眼界的，让他们看看大上海的先进和国际”。

“八月底，我们就要回去了，小孩子开学，回学校读书去”。
“吃什么呢”？我问，“什么都吃，但主要是粥和馒头，不贵”。

我问他们白天干什么，他们说白天捡破烂，傍晚去花卉批发市场买花，从晚七点开始，一直守候在各大餐厅和娱乐场所，九月份回河南时候，可以把两百块的火车票钱挣回来，当然，最值得的是，旅游了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

我几乎把扛机的摄像师遗忘了，热烈聊天的时候，大树上来说：储存卡满了，太遗憾了。

我抱怨他刚才在金陵东路对着垃圾洞的老鼠拍了太久，你这是反映社会阴暗面，老鼠有什么好拍的？

“不”，“你趴在游戏机房看，我在拍人物，他们也睡在那儿”。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俗气，我还问了诸如许多老毛时代好还是现在好之类的问题，在场的人们都一致认为现在更好。

我回过头来，看到老奶奶宽厚的笑容，她身子骨很硬朗，她的媳妇很丰满，她的儿子一直微笑着，所有的人都在笑，多质朴的一张相片啊！大树即刻嗯了快门，我们拍了一张集体照。

就在我离开的时候，一个男子走上了，塞给我几束花：“送给你了，不要钱！我们也收工了”。

他们是目送着我们行走的。我回头看，他们一直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

走回酒店的时候，脑子里面一直是想起风靡欧洲的背囊旅行者的形象。

小资们很热衷的那种形而上的吃苦，自虐，折磨之行路，在这些人们面前，拖着一条幽暗的尾巴。

(七)

手捧着一大束花，回到房间，居然还有两只白磁花瓶，我把假花扔到一边，插入了鲜花，小小的房间顿时有了生活的气息，清香四溢。

这时已是凌晨三点，和卖花的人们聊天后，睡意全无，我一路都在感慨卖花村民的另类旅行，觉得自己大开眼界，顺便把自己也把别人的矫情和刻意狠狠批评了一番。大树看我兴奋的样子，就让我再把南京拍的那段录像再好好看一遍。

我得老实承认，南京实在热得吃不消。我家的女儿，每次回国，都是恨不得把空调机背在身上，所以，这次一心想让她好好看看夫子庙，就把酒店定在了夫子庙入门处，如果走得热了，随时回房间休息。大树背着摄像机，骄阳如火，我们在浓厚的商业气氛中溜达了一个小时，又在小吃摊挡四周参观了一圈，算是完成了夫子庙的游览任务。

晚上夫子庙商店关张的时候，摄像师还没有回来，他抛下我这个记者，跟一个拉二胡的盲人老头和一位失学的大学生攀谈上了，我只能在视频里面看到这一幕情景，很感人。

二胡是一种独特的乐器，倾诉的感觉仿佛要把你的心融化。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是千辛万苦的民族，二胡这种乐器似乎是生来为中华民族的忍辱负重来诉求情绪，淡淡的哀愁始终是它的主旋律。

盲人老头一句话也不愿多说，他从头至尾都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声中，仿佛四周的人们和商店都不存在。大树拍摄的时候，我只听到音乐声和偶尔大树的说话声音。
。他偶尔在街上听到这位盲人琴师的音乐，仿佛听到了天籁神音，于是就退了学，一路从常州跟随这位盲人琴师卖艺流浪。

生活真的很大，无边无际，你用心去听的故事，都那么宽大而深厚。

小伙子点评琴师的音乐时候，用了“弘扬中华文化”的字句，他反复强调：用音乐去帮助别人。盲人专注在他的琴弦里，经历过人间阅历的 乐音，一个个跳出来，每一个音符，承载着风雨
除了如泣如诉四个字，我还能用什么表达呢？

大树说，就把这段二胡的琴声作为此次中国行的主题音乐吧。

（其实，我还没写完，天目山的章节一直未动笔。从大溪地回来，也没有写游记。回来后，失去30年联系的初中同学突然找到了我，让我登记上群组QQ 同学录，我天天心情无比激动地去QQ了。我终于也有了QQ，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