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中国人的劣等,首先表现在心术的邪恶上。请注意,这可不是道德批判而是功利批判。我在旧作中曾给“邪恶”下过定义,记得是“妨碍群体生存的行为”。我没有说的是,心术邪恶不但妨碍群体生存,更坑害自己。日常生活中能遇到的妄想型人格失常的受害人还是患者本人,这种人最后只会令大众避之如蛇蝎,被社会抛弃。同理,如果邪恶心术成了一个民族的指导思想,或起码风靡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则该民族只会持续坑害自己,反复自残自伤,而这不幸就是中国结束地理上的隔离、被迫进入国际社会之后持续发生了160多年的事。

中国人害上这种心理疾患很自然,乃是孔教的生理盲区。如我反复指出过的,孔教没有“权利”观念,因而也就没有“平等”观念。人际关系只有“一方发号施令,另一方绝对服从;一方予取予求,另一方无条件奉献”的简单情形。

孔教的中心教义,就是告诉大家这种关系是天经地义,用前引曾国藩的话来说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 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用国内学者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说是“将权力伦理化”;用我的话来说是“拳大即为爷”——谁的拳头比你大,谁就是你爹,你就得像孝顺高堂那样毕恭毕敬,惟命是从。这就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亦即以父子伦理去类比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关系。绝对服从强者的弱者以及善待弱者的强者,就是圣人推崇的道德楷模。孔教的理想社会,就是强者如同爱惜儿子一样善待弱者,而弱者像孝顺老爹一样绝对服从强者。

这里强调的重点,还是弱者对强者的服从。如果弱者拒绝服从强者,起来反抗,那就是大逆不道,就该天诛地灭。强者无论怎么惩罚都是“躬行天讨”。反抗的弱者不但要被凌迟处死,还要被诛灭九族(只有方孝孺是例外,他被朱棣灭了十族——包括学生在内)。换言之,“仁爱”乃是强者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其恩赐前提是弱者绝对服从。这前提一旦不满足,则强者无论怎么凶残都是应该的。这就是为何在镇压陕西和云南少数民族暴乱中,林则徐显示出令人触目惊心的狡诈残暴(包括背信弃义、诱降杀降的卑劣罪行),大儒曾国藩也同样以“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博得了“曾剃头”的诨名,李鸿章在戈登招降发匪伪王后将其杀害就更不用说了。前两位都是传统社会的道德楷模,也确实具有慈悲为怀的一面——林则徐甚至在将销毁的烟土放入大海前还写文章祭海,请乌龟王八速速离开,以免中毒。然而这慈爱与残暴的两重人格却和谐地共存在他们身上。

鬼子的闯入打破了这种简单人际关系,使得朝野不知所措——人家要求的是平等关系,而这种奇特关系从未存在于国人的头脑之中,当然他们就只可能按原有关系去理解。而按传统定式,拒绝无条件服从就只能是反叛(所谓“逆”),就只能痛剿;实在剿不了,那就只好抚;抚不顺,那就再剿。因为是对付桀骜不驯的下等人,所以什么下流手段都可以使出来:林则徐扣押行商作人质,以他们的性命胁迫洋商交出烟土;派兵包围十三行,以饥饿迫使洋商屈服;下令在香港和九龙饮水源中投毒;招募渔艇、疍户等夜袭火烧洋船;向道光建议将兵勇改扮为百姓偷袭洋人;道光在签订了南京条约后又支持徐广缙、叶名琛等赖账,将兵勇改扮为百姓,阻止英国人行使条约赋予的权利进入广州城;咸丰命令僧格林沁将士兵化装为百姓,劫杀进京换约的英法使团;下令僧格林沁抓捕和谈代表,将其中大部分人折磨致死……。所有这些在欧洲人觉得是非常下作的勾当,咱们却能毫不犹豫地干出来,这是因为咱们没有人家的骑士荣誉感:传统中国人只有在得到强者的奖掖提拔时才会觉得光宗耀祖,肆意糟践蹂躏落入手中的叛逆非但不丢脸,而且是“耀武扬威”的必要措施。此所以国人无法理解戈登少校为何会觉得李鸿章杀降玷污了自己军人的荣誉,愤而辞职。

因为朝野没有平等邦交观念,把挑战天朝至高无上尊严的鬼子看成是造反的下等人,因此不但 “兵不厌诈”,以龟孙子兵法对付之,而且也必然循同样思路去揣摩人家的心思,以为鬼子无论说什么都是想让中国上当。

大多数国人不知道,最初的变法维新建议其实是鬼子提出来的。同治五年(1866年,亦即明治维新前两年)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时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写的《局外旁观论》以及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写的《新议论略》交给朝臣和各地督抚讨论。

在那两份文件中,两位英国人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提出了坦率中肯的批评,尤以赫德的批评既全面又深刻,堪称入木三分,为现代人画出了天朝的逼真写生:

政治腐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经济腐败:“官之下取于民者多, 而上输于国者少” ,“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军队腐败:“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 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学术腐朽:士子“书籍非不熟读, 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 问之辄不能答”,“ 一旦身居民上, 安能剔弊厘奸?” 无论文武都是一塌糊涂:“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无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外交蠢笨:“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

请注意,这些批评,直到今天大部分仍然成立,起码还有借鉴意义。早在吴思写出《潜规则》前一个半世纪,赫德就指出了官僚集团残民肥己、祸国损君的中国特色。他对外交的批评也同样适用于今日:“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这难道不是今日国人龟孙子兵法的逼真写照?真TND绝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赫德公的一句话顶一个半世纪,大概在将来还要顶下去。

因为是外交官,威妥玛的批评要含蓄得多,但他仍然指出了中国只会循环、不会前进的特点:“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 而西方列强则与时俱进:“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为此提出了善意警告:“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

更难得的是他还作了明确具体的警告:“英国已在缅甸,离云南不远。法国已在安南,离广西不远”,而俄国与中国连界万余里,“可虑者不在各国有无侵占之心,而在各处有易侵占之势。” 甚至提出了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赫德也作了类似报警:“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

据此,这两位好心人都向清廷建议效法西方,改革中国的内政外交,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威妥玛还提出了改革的基本原则:“中国自主之要,在借法兴利除弊”,“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用现代语言来说:中国维护主权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从西方引入先进的治国之道,根除中国的传统弊政,与此同时设法维护对外友谊,避免继续丧失利权,争取 “为万国之首”,避免沦为“万国之役”。

请注意,此时日本尚未发动明治维新。如果朝廷听取了他们的批评与建议,痛下决心改革,那还会有后来的甲午之辱么?

可惜各地督抚却纷纷上疏反对,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鮝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甚至还有人假借曾国藩的名义写了《致威妥玛书》,反对他们的建议。(袁伟时:《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网络版)

威妥玛大概早知中国人的心理疾患,在奏章中强调指出,改革将有利于中外双方,但对中国更有利:“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无奈直到今日,国与国之间可以结成平等互利关系仍然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咱们的逻辑如钢铁一般坚不可摧:列强既然仗恃船坚炮利,打上门来,占了上风,又岂会对中国发善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谁听说过刀俎会希望鱼肉坚硬起来?这岂不违反了中国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铁的客观规律”?

所以,哪怕是比较开明的现代作者也无法摆脱这思维定式,国内某学者一面承认列强希望中国富强,一面又说那是他们的侵略需要:

“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的傲慢无理、治理国事的腐败、无能,中国民众对西方商品的排斥心理以及因封建经济结构所导致的自给自足、不依赖商品的生活习惯等等都是列强实现其侵略目标的阻碍。因而他们亟望中国能借西法以自强,并且愿意帮助中国自强自富成适合于他们侵略需要的国家。威妥玛也在《新议略论》中表白:中国若借法自强,泰西各国无不欣悦,因为中国改政对于外国‘益盖多焉’:‘中华初办,需约外人相帮’;‘内地以此容易治平,外国人民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中国必得约请借贷’。这个算盘扒得真可谓精妙之至,他是希冀中国自强后,压平内乱,为入侵者在华居住、通商提供安宁的环境,同时在自强期间还可为他们提供控制中国的机会和输出资金的门路。显然列强是从殖民化角度来促成中国的强和富,但也毕竟与中国的国情需要‘里应外合’了。 ” (高路:《论太平天国对洋务运动的激发》,中华文史网)

由此不难明白邪恶心术是怎么令人变蠢的:却原来,中国的富强符合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而殖民化能“促成中国的强和富”,这不是在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么?我还以为帝国主义侵略只是为了掠夺殖民地财富涅,敢情还有促成殖民地富强的功劳啊?既然如此,人民还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干什么?不如与鬼子里应外合,共同推翻坚持让中国处在贫穷虚弱状态的朝廷算了。

其实威妥玛说得清清楚楚:在初办改革时,中国“须暂约外国人相帮,迨其习熟,方能辞去。既如海关税务司,自设以来,内外既免生事,税饷亦见其增”。但“将来中华能悉外国语言规矩,以致辞去外国各员,自理税务。”若中国不主动改革,则免不了要由列强代为改革:“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哪来作者所说的“控制中国”的“精妙算盘”!

这么多的中国人,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段内,怎么就会悟不出:只要人家的建议确实对中国有利,你管提出者是什么人、动机是什么?世上最蠢笨的事,就是因为莫名其妙的猜忌,轻率拒绝人家的金玉良言,这种做法比“因噎废食”的蠢人还蠢——因怀疑有噎的可能而废食!因此,看来我党的反右由来有自,并不是完全从苏俄进口的。

就这样,对异族动机的阴暗猜疑与天朝心态相结合,使得中国双重受害:一方面愚蠢地错过了改革机会,另一方面又因为坚持中国特色特别是龟孙子兵法,使得列强对中国越来越厌恶,越来越鄙视,最后便得出“只有鞭子才是那个劣等民族能明白的唯一语言”的结论来。当真是“鬼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