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第三次大规模自伤,乃是国共两党共同掀起的“反帝”恶浪,心态严重失常的革命家们为苏俄所愚,争相做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人,使得中国从此沦为苏日两家的代理战场,最后终于引来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蒙受的最惨痛牺牲——抗战。

如前所述,俄国和日本是近现代中国的大敌。拳乱爆发后,早就觊觎东北的俄国趁机派兵占领了东北。这引起同样觊觎东北的日本人的反弹,日俄战争于焉发生。战后两国达成妥协,两次签订瓜分中国的密约,将满洲分为南满与北满,由毛子占北满,日人占南满。辛亥丑剧发生后,俄国与日本持相同态度,都希望中国陷入无止境的内乱。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曾明确表示:“俄国方面希望纷乱引起中国的解体和削弱,以便它对中国的扩张。”(吴东之:《中国外交史:1911~1949》,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俄国不但趁机策划煽动外蒙“独立”,还与日本人签订了第三次密约,将内蒙分割为东西两部,东部归日本,西部归俄国。

十月革命发生后,苏俄曾因革命初期意识形态激情的短暂发作,宣布放弃不平等条约赋予俄国的在华特权,但从未兑现过这一诺言。随着革命党变为执政党,苏俄的外交政策迅速向沙皇时代回归。当时西方列强洞察了苏维埃政权的反文明实质,对新生革命政权极度敌视,对之进行了封锁、禁运乃至武装干涉,苏俄陷入极度孤立。为打破封锁,列宁发明了一个威力无穷的魔术武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冒充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者与支持者,教唆、资助、武装中国的革命乱党,让他们组织民众起来和列强发生冲突,以此把列强的注意力从苏联引开。

我已在旧作《一个彻底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外来概念》中介绍过,列宁发明的“反帝理论” 的魔术武器是怎么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进程的。

据张国焘坦承,此前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帝国主义”的观念,连胡适那种著名学者都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一般爱国主义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在反对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并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本身……。革命人物多以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

这本来完全是正确的,只需把“革命”改为“改良”即可,日本就是效法榜样。从思维方式来说,这也完全符合现实,盖世上并没有一个浑然一体的帝国主义妖魔,只能具体个案具体对待,哪有不由分说把所有西方强国捆在一起去打倒的道理?这岂不是重蹈慈禧向万国宣战的自杀战略?

然而苏俄却把国共两党的代表弄到莫斯科去开会,向他们灌输了列宁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革命理论”,将反帝国主义规定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并使国共代表“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接受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赞成“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国共两党结成“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就这样,莫斯科不费吹灰之力,仅仅通过迎合革命家们原有的邪恶心术,就把中国最有搅屎能量的愤青们收编旗下,化为自己的别动队,为苏俄的国家利益大打代理战争,最后把全民都卷了进去,用张国焘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实在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张国焘:《我的回忆》,207-209页)

苏俄通过其代理人在中国放的火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欺骗口号,巧妙地将国人的仇外情绪引导到苏联的敌国头上去,让大批爱国愤青为了“反帝”而心甘情愿地引狼入室,听任甚至欢迎苏俄赤裸裸的侵略。

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这欺骗理论使得早期的爱国志士迅速堕落成了卖国贼。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奋起救国,但几年后竟然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拥护苏军占领比山东全省还大得多的外蒙。此后更卷入苏联颠覆中国政府的密谋,为此被张作霖处决。这堕落发生得很自然,盖在他们心中,苏联才是他们那些“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祖国,苏联的国家利益代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的利益。为了捍卫“本阶级”的利益,他们不惜执行莫斯科的命令“保卫苏联”,把祸水引到自己的家园来,让苏联得以逃过战祸。

2)在全国各地挑起民众与列强的流血冲突,煽起普通民众对“帝国主义”的仇恨,骗取他们对苏俄的好感。苏俄主要是在20年代干这一手,后来就改变了策略,因此现代史上的对外冲突多发生在此期。

1922年,共产党发动了香港海员大罢工。3月3日,约2000人的罢工工人步行返回广州,途经沙田时遭港英军警开枪阻止,造成三死八伤,史称“沙田惨案”。

1925年5月,共党在上海日本纱厂发动罢工,日方开枪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余名工人。5月30日,共党组织万余群众在租界示威,与英国巡捕发生暴力冲突,英方随即开枪,致使11人丧生。史称“五卅惨案”。

同年6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和香港组织省港大罢工。6月23日,按苏俄顾问策划,国共两党在广州组织十万军民集会与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与在该地布防的英军发生枪战,52人被打死(内有27名黄埔军校学员),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史称“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后,苏俄顾问竟然主张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攻占沙面和香港,认为此举“有助于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浪潮更加高涨,并可导致全国各地普遍与外国人公开进行斗争。……这次同帝国主义较量的结果,必将使中国进一步革命化,所以丢了广州也值得。”(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2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幸亏英方愿意和解,危机才算结束。

1926年3月10日,获得苏俄武装支持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入据北京,与苏俄痛恨的奉军开战,在大沽口布水雷封锁水道,防备奉军从海路攻击。为此遭到日舰炮击。日方联合欧美公使团,指责中方违反《辛丑条约》,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3月18日解除大沽口航道封锁。北洋政府外务部于16日接到后,经紧急磋商,当晚即以《辛丑条约》内并未对水道作过规定为由,驳回该通牒。公使团对此亦未作答辩。至此,此事已获解决。

但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人却乘机于3月18日在北京组织群众集会,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会后由李大钊带领数百人手持木棍到执政府示威,与执政府卫队发生暴力冲突,卫队开枪,导致47人丧生、200多人受伤,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在内。史称“三一八惨案”。

以上诸著名惨案,都是苏俄的阴谋,甚至得到斯大林的直接过问。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披露,斯大林多次指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 “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而俄共中央政治局则指示: “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

共产党和国民党忠实地执行了主子这些指示,用同胞的鲜血去保卫他们的“无产阶级祖国”。

3)扶持亲苏政权

苏俄的“放火行为”并不限于扶持豢养民间革命愤青,更着眼于收买武装中央或地方军阀。近年国内在这方面研究得相当透彻。

如所周知,苏俄最先看中的对象是吴佩孚,俄共政治局曾决定“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然后再把他搞掉(引文出处同上)。但吴佩孚拒绝被收买,坚持要收复外蒙,甚至通电全国表明他的坚定立场,使得越飞极度恼怒,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指责“吴佩孚也在俄国所有敌人的大合唱中提高了自己的嗓门……,吴佩孚试图证明,他在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俄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第一集,9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碰了钉子后,俄国人才转向孙文。孙文表面上反对蒙古独立,但私下却对越飞表示:“苏俄军队应该留在那里。”越飞随即向莫斯科报告:“他根本不反对我们军队在库伦驻扎。”(引文出处同上)。不仅不反对,他还想请苏俄发兵入侵四川,后来又派蒋介石访苏,企图说服苏俄帮助国民党从库伦(乌兰巴托)出兵征服中国。

孙文与莫斯科的蜜月已由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详细介绍过,其结果便是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俄共(布)党章的内容。”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与共产国际近乎一致的解释。……除了在民生主义的解释上坚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观点以外,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明显地与共产国际决议的解释相一致,对民生主义的解释也突出强调了依靠工农和工农利益等问题。”

简言之,孙文的“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是苏联人代为制定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军阀,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同时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民权主义”则一反西方“天赋人权”说,强调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自由权利(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网络版,和讯读书)通过这次大会,俄国人正式将国民党的夺权野心纳入自己的战略大方向。

“南孙”之外尚有“北冯”,以南北夹击不听话的吴佩孚。此外,“北冯”还负责和苏联人痛恨的张作霖过不去。1925年9月间,俄共中央决定送给冯玉祥的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甚至许诺给冯2000万卢布的外汇。1925年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示:北京新中央政府应由冯玉祥及温和派组成,建立纯国民党政府则不可能。

正是有了苏联的慷慨援助,冯玉祥才能崛起,一度成了主宰华北政局的风云人物。

4)挑起中日战争

日俄战争之后,日俄在瓜分中国上达成了妥协,先后三次签订了瓜分中国东北和内外蒙古的密约。即使是在辛亥爆发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仍向沙皇上奏:“在目前的情况中,为我国的利益起见,对中国问题,应尽可能与东京内阁交换意见以便不错过加强我国在中国的地位的适宜时机。”这项建议得到沙皇的赞同。(吴东之:《中国外交史:1911~1949》,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十月革命中断了两国的勾结。日本参与了列强对赤俄的武装干涉,苏俄遂使出输出革命那手来,组建了以“废除天皇制度”为党纲的日本共产党,迅即为日本人铁腕镇压,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苏俄在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活动,更是引起了日本人的高度戒备。1924—1927年间,苏联通过设在哈尔滨的情报站,多次刺探到日本准备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125—13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于是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都遭到日方拒绝,使得俄国人更加恐慌。

本来,日本在所谓“币原外交” 时期(1924年6月—1927年4月)还比较安分守己,在外交上谋求与西方列强一致,基本信守了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公约》。但眼看着赤化的国民革命军势力迅速扩张,日人纷纷惊呼中国行将变成苏俄势力范围,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军国主义势力借机崛起,好战的田中内阁1927年4月上台,抛弃了与西方列强保持一致的外交原则,准备对外战争。

此时突然冒出个《田中奏折》来。1929年,中国的《时事月报》和其他媒体发表了据说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1927年7月25日向天皇上的秘密奏折。它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 。

如此绝密的文件,怎么会落到中国民间媒体手上?据说,台湾富商蔡智堪买通了皇宫书库官,装扮成补册工人潜入皇宫,花了两晚秘密描下了该奏折,把它带出宫来,交给张学良外交秘书王家桢,再由后者转给媒体。

这神话编造得实在离奇:台湾富商竟然能买通以清廉出名的日本人(而且还是皇宫官员),连续两夜潜入皇宫,出入自如。而且,据蔡智堪自述,他是用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下原文,接连描了两晚才描完!那阵子照相机早就发明了,他为何要用这种原始方法在禁卫森严的皇宫中“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地描龙画风涅?就算富商买不起照相机,抄写也比描写快吧?莫非此人有刺绣癖?

比起内容的荒唐来,故事本身还真算不了什么:该文件的格式与用语与日本奏折所用不符;田中本人连他自己的经历都弄错了——把自己在上海遭到朝鲜人攻击误当成遭到中国人攻击;《九国公约》是1922年2月6日签署的,大正天皇1921年就因脑病不能处理国事而由太子裕仁摄政,然而文中却说什么 “华盛顿会议九国条约成立以后,我对满、蒙之进出悉被限制,举国上下舆论哗然。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县有朋,及其他重要陆、海军等,妥议对于九国条约之打开策”;最有趣的是,不但战后日本档案里找不到这份“奏折”,中方也从未公布过日文版本,而据蔡智堪说,那原始版本是他如机械制图一样描下来的,既然如此,为何描出来的是中文版本?带出来的碳酸纸原件在哪儿?

这些硬伤,只要有一条即可否定该文件的真实性,更何况那内容荒诞不经到了漫画程度——田中竟然想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敢情他彻底丧失了理智?

据说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奏折的可靠性——日本人就是按照田中计划进行的战争。那请问大本营为何有北进与南下两派?而且还是北进派先占上风,在诺门坎与张高峰吃了苏军苦头后才暂时死心,后来又因美国切断了石油供应,这才临时决定南下抢夺资源,饶是如此,也没抢到印度去。

很明显,《田中奏折》纯属伪造。然而直到最近,中国伪史学家们还在坚持那神话。这只说明一件事:漫画式地妖魔化日本乃是咱们的感情需要,称得上是一种宗教感情,可惜是以仇恨为基本教义的邪教。

那么,到底是谁伪造了那奏折?俄罗斯作家维克托•乌索夫根据前苏联解密档案写出的《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提供了蛛丝马迹。据他披露,该奏折是苏联在哈尔滨的谍报机关获得的,此后俄罗斯间谍机关还帮助中国杂志登载该文(《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120页)。这就是说,那情报其实是苏联间谍首先搞到的。既然如此,谁是作者也就不难推出了——日本人绝对不会故意释放一份引起强烈负面反响并为他们矢口否认的假情报。

当然,没有直接证据,这不过是个合理推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这份假情报的效果。日本这祸水本来可南可北,打苏联的可能性比打中国还要大,因为日苏关系原来比中日关系差多了,让日本人感到威胁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然而这份情报却四两拨千斤,极大地煽起了中国愤青的抗日激情。张学良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日本人的行动,引发了九一八事变,最终导致中日全面交战。据张戎的调查,抗战爆发后,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25页)而斯大林则向派往蒋介石处的军事顾问崔可夫面授机宜:“你的任务是把日本侵略者的手牢牢地拴在中国。”(同上, 139页)

因此,“具有特殊聪明才智”的中华民族练得最熟的,还是冤大头功。一部近现代史就是被人玩弄史,先被日本人玩弄,豪情满怀地把个好端端的帝国自行大卸八块,后被苏联人玩弄,无比自豪地把战火引到自己的家园中来。敢问这世上还能有谁比中国人更敢于并善于奋不顾身,跳进粪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