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儿转贴+注释]真正的一代名媛 — 郑念[多图]

波儿注1:这篇文章是从文学城转来的,文学城博客博主标识:转自海归网。看来是转贴之转贴了。呵呵。

波儿注2:文中提到的朱评论家,也曾在澳洲生活,是波大侦探的朋友之一。如今海归当教授去了。

波儿注3:郑念上天津中西女中,俺妈也上这个学校,跟郑比,属于后辈。这里有个小故事,咱妈当年不够上学年龄,咱妈的爹贿赂了学校,也可以说是“捐款”,学校于是破例收了咱妈。此所以咱妈比同班童鞋小两岁,在10岁以前,据说啥也不明,非常懵懂。但是某日灵光闪现,突然老师讲啥就全都明白了。呵呵。

波儿注4:[上海生与死]是为数不多的写文革悲剧的英文书,非常有名,比张戎的[鸿]早很多很多年。

波儿注5:张大作家前段时间曾悄悄地来悉尼某贵族俱乐部内部讲演/晚宴,因为该俱乐部非常低调,所以公众全都不知道她的到来。

波儿注6:最近俺爹家中某位前辈,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专家,五十年代回国服务,如今也被重新挖掘出来,在家乡上海给立了座碑/雕像,又是传记书又是电视专题节目,好不热闹。前辈去世于文革前,不然可想而知要亲历多少[上海生与死]这样的悲剧。虽然有点英年早逝,但是我们都为他觉得庆幸。sigh。

好了,下面是正文。让我们缅怀一下这位令人尊敬的作者,母亲,女性。

原帖链接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3439/201404/189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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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名媛”之说因是与西方的“教会”、“鸦片”和“大炮”一同而来,满打满算不过百来年曆史。需知,名媛不是交际花,更不是某某大赛选出来的美女。组成名媛的硬件,是先天的遗传,软件则来自灵魂在时空中的不断淬火。

物质决定精神,自小良好的教育、温馨的成长环境,令名媛都有一颗纯洁、平和的心。她们一般不善心术,习惯听从内心的呼唤,特别对爱情的追求隻求完美、真挚,不大会以此作交易。

福楼拜曾经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眼下各种标榜为“上层女子”、时尚杂志中介绍的所谓“新名媛”,无非是美女加有钱丈夫或父亲及名牌堆身,充斥着暴发户的奢华,看在眼里很为那曾经掠过时间回廊并投下高贵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崛起和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犹如《桂河大桥》中那位英国军官,虽然沦为俘虏、虽然已衣衫褴褛,但麵对敌国军方的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

2009年11月2日,郑念女士在美国去世。她是《上海生死劫》的作者,她来自上海。以她的家世、经曆和教育,笔者以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代名媛。

郑念,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就读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郑念成长在一个开放西化的家庭,在伦敦留学时认识了她的先生郑康祺。郑康祺不是世家出身,正如郑念自叙:“从高中,清华大学,到英国留学,我的先生都是靠奖学金。如果那时我们在国内,我的父母是不会同意我与他结婚的。不过,连当年中国驻伦敦的大使也说‘虽然门不当,户不对,但康祺是一个好人,又努力,会有前途的。’我们在拿到学位后即在英国结婚。我们结婚后一个星期即乘法国邮轮经越南回国。在那船上有五十多名中国学生来自欧洲各国,多数是学成归国,也有一些人是放弃学业的。

当时抗战已经开始,我们从越南到昆明,在昆明我们买不到飞机票,最后我先生在清华的教授正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给他弄到一张飞机票,由他先去重庆,我则与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对美国夫妇及一位丹麦医生乘国际红十字会的卡车走了三天三夜抵达重庆。那三天三夜我们没洗过脸,夜里睡在农民(山上)的泥地上。每到一特定的村庄,农民给我们烧一锅饭,炒几个鸡蛋,加上我们带着的干粮,算是一顿饭。国际红十字会在这些村子都埋有汽油,第二天卡车加油后即再上路。” 从中可以看到,名媛不一定意味着穿金戴银、锦衣玉食,关键是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能保持追求和正气。

身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夫人,郑念在澳洲生活了七年。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回国任上海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係的西方公司)总经理助理。当时大庆油田又尚未开发,石油作为国家建设的血脉,非常重要。郑康祺与郑念夫妇俩,以他们赤诚的爱国之心,及被西方世界认可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地化解了当时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对中国的偏见。1957年,郑康祺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接替丈夫的职务,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

“一个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牆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这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郑念还保持着名媛的生活方式。

这家人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着名人物。因此,他们有着丰厚的家产,在国内外的银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们才能在1966年的时候还保有那种生活方式——独立的三层住宅,男女佣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的银行,她的存款就数以万计。

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郑念的家庭如同许许多多家庭一样陷入了可怕的灾难中。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郑念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已经是上海电影製片厂着名演员的郑梅萍处境更糟,在与母亲失去联係的情况下,被人活活打死。

“文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间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勒得血肉模煳,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因为她宁愿忍受这鑽心的疼痛也不愿衣不遮体、伤了风化??在牢狱中,郑念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吸引同情,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在臭名昭着的“第一看守所”里,七年间,郑念必须独自麵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

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麵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这种要求隻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然而这正是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之展现。她的英文自传《Lifeand Death in Shanghai》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轰动世界。

出狱后,她才知道唯一的爱女已死于非命,但她仍坚强地以63岁高龄离沪赴美,勇敢地扬起人生的第二段征途,并为我们留下那本不朽的着作《上海生死劫》。事实上,这本书就是郑念以劫后馀生的母亲身份含泪写来献给自己心爱女儿的。

“文革”结束后郑念成为统战对象,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同时得到一些特权,比如在内部商店购物。朱大可回忆:“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谖(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郑念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虽然去美时已63岁,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译程乃珊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零距离接触。已74岁的郑念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以致程乃珊感歎:“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隻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隻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在《上海生死劫》一书的结尾,郑念这样写道。这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刚出版时,曾一时风行全球,包括中国大陆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它因素,似乎也逐渐澹出了公众的视野,在中国大陆也再也没有出版了。

离开上海前,郑念婉拒了上海博物馆要求收购她收藏的珍贵文物,而是按照她在“文革”前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将自己的青春、事业、满腔的中华热血和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献给她生活了63年的祖国。

而离开上海后,郑念也再没有回过中国。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祖国的关切。她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2009年11月,郑念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

每每走过郑念位于建国西路的故居,里面绿树葱郁,草木依旧,但故人已不复归来。当年的郑念故居现在门卫森严,笔者隻能匆匆按下快门就走了。
房子是舞台,演不完的出出都市传奇,而名媛永远是不朽的主角。

转自海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