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泰囧》，《西游降魔篇》可以破十亿人民币的国度，传来姜文的《一步之遥》票房破五亿的消息，一点也不惊奇。
我试图硬着头皮看下去，按照姜粉们的索引去仔细品味品味姜文的隐喻，去接受一次前卫先锋电影实验的启蒙教育。不好意思，我还是不能免俗地失败了：我连用快速前进键看完它的耐性都没有。
姜文尽可以“有钱就任性”地玩电影，尽可以傲慢地对观众说：艺术无需理解。就像当年冯小刚《私人定制》以后骂街那样。
中国主流电影的话语权，似乎已经被王氏兄弟，冯小刚，姜文，葛优，徐峥几个人稳稳把持着。观众喜不喜欢都无所谓，因为他们总归要掏腰包的。姜文何止是站着把大家的钱就给赚了？他已经是踩着观众的脑袋把钱给赚了！
《一步之遥》这么场面华丽宏大如百老汇音乐剧的绚丽大片都看不下去，看什么好呢？
刚好手头有本欧阳江河编的《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那一串陌生的名字：贾樟柯，王超，李杨，李玉，章明，娄烨，朱文，万玛才旦，李红旗和韩杰，却挑起我的好奇心。
王超的一则剪短的电影随笔《春天的节日》，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晦涩隐喻，却让我读完后潸然泪下！
“2000至2001年我创作并拍摄了电影《安阳婴儿》，这部曾被认为对中国苦难土地上的人们表达了高度同情和悲悯的作品，但2004年的五月，我母亲的癌症手术之后，我终于发现我并没有去关怀我最亲近的人。由此，我甚至开始质疑自己那部所谓关怀他人，以及关怀人民的作品《安阳婴儿》的诚意。我不是一个好儿子，我有好父母。他们像全世界所有的父母一样，望子成龙，但都同时努力隐瞒起自己的渴望和忧伤，衰老及死亡。而我甚至都不能给他们一个遥远的安慰—《安阳婴儿》在中国是所谓地下电影，不准拍摄，不能公映。我拍完之后，带一盘录像带在各地的大学，俱乐部集咖啡馆秘密放映。他们为我担惊受怕，怕我出事。我离开陈凯歌的工作室独立拍片以后，至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单位，固定的家庭地址，又不常打电话给他们。那时候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在北京突然失踪，父母还真的不知道怎样去找我，他们即使到了北京，也必将彻底茫然。
而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有太多的突然失踪的年轻的生命，着尤其包括了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后。
由我自己的生活及其可能，由我的父母，想到所有那些已经失踪的年轻的生命，和已经失去儿女的父母—我决定拍摄影片《江城夏日》。在写作这个剧本的某些时刻，在北京我临时租住的房子里，我独自一人，哭出了声音。
……
今年春节，我回南京，见到母亲，她已不仅仅是一个老人—因为正在接受癌症治疗，她的头发已全部掉光。她从箱子底翻出她年轻时给她母亲编织的毛线帽子，给自己戴上，还很合适，我说，“妈，你戴帽子挺好看的。”她听了，笑了，竟是那么天真，我低下头，没让她看见我眼里的泪水。”

这才是真正一直站着的，虽然没把钱挣着的中国电影人的风骨！

姜文，你读到这段文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