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中学校友涂光炽院士：爱国，就是搞好科研


(2005-10-25 11:06:45)
 
今年7月，国家评审通过了一项“已被生产部门实践并成为找矿指导思想”的成果——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涂光炽主持的国家攀登计划项目“与寻找超大型矿床有关的基础研究”。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矿产资源基本仍在地下300米左右寻找，根据超大型矿床(指矿产资源储量在国家标准大型矿床储量五倍以上的矿床)的找矿思路，更多的矿产资源应该从300米、500米乃至上千米以下寻找，才是建立我国矿产资源安全体系的关键所在。


    今年9月，涂光炽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


    这两则新闻的主角涂光炽，是一位85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关村黄庄一个布满爬山虎的老住宅楼，一楼的房间光线很不好。屋顶漏水，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屋里家具都盖着报纸，看上去有些零乱。这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涂光炽的家，在大概只有十平方米的书房里，记者采访了他。这位为国为民诚恳奉献了几十年的老院士，就记者采访的问题也是十分诚恳地回答。


    战争在他心中种下爱国的种子


    话题从今年9月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开始，涂光炽从1937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涂光炽从小跟随父亲在汉口第四小学和武昌实验小学求学。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战纷起、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民族危亡。这一切，使幼小的涂光炽萌发了对腐败统治的憎恨和科学技术救国的追求，加之7岁丧母，锻炼了他刚毅的性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1931年涂光炽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入学两周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南开中学附近日军靶场的枪声干扰着课堂的宁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强烈的爱国深情和民族自尊心，激励着他决心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1938年1月，涂光炽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下，在西安等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党组织决定涂光炽等人以学生身份回到大学继续学习，等待时机。1938年8月，涂光炽被指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五期四大队学习。1941～1944年涂光炽在西南联大地质系求学期间，学习刻苦勤奋，以优异成绩取得学士学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1月涂光炽赴美留学。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后，他继续攻读地质学专业，他学习勤奋、刻苦，学业优秀，并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他当年与导师一起昼夜进行岩矿地球化学试验的照片仍悬挂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走廊上。留美期间的涂光炽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内心深处念念不忘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涂光炽团结留美自然科学家，发动他们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回国参加祖国建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党组织决定他提前回国。当300多位留学青年乘船回到新中国怀抱时，涂光炽代表全船留学青年，向欢迎他们的祖国亲人发出了这样的誓言：一定要用满腔的热血和智慧，把新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众多的学科中，为什么涂光炽选择地学作为救国武器和一生挚爱的事业？


    上小学时，涂光炽就喜欢听地理课与历史课，听大人讲“徐霞客游记”和“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他还喜欢集邮，爱收集带有地图和名胜古迹的邮票，总想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


    中学时的学长和战友——李璞带动涂光炽对地质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璞比他高两级，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抗日战争初期，他们曾有3年时间朝夕相处，李璞常带领他进行野外地质观察，并向他讲解最起码的地质地貌知识，让他学会采集矿物岩石标本等。时间长了，他便坚定了学地质、从事地质工作的想法。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回答仍然是“从不感到后悔，而且乐趣无穷”。


    科研人员脚踏实地搞好科研就是最大的爱国


    涂光炽结合自身的人生经历指出，如今不是战争年代，科研人员脚踏实地搞好科研就是最大的爱国。


    “今天的爱国跟战争时代的爱国是不一样的，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条件艰苦时期的爱国也是不一样的。今天的科研人员爱国，第一点最起码要搞好科研，注意培养下一代人才；其次是做好科普和参加学术活动等等，更要言传身教。”


    搞好科研，一个较好的条件就是现在的学科比以前发展乃至完善。“科研本身就是在不断发展，每门学科当然也在发展。从我们地学来看，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还没有这门学科，近些年进展比较大，一些关键问题跟以前观点不一样了，这些发展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都会有影响。”


    涂光炽指出学科的发展对科研人员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比如说30年以前地学界还不知道地球有这么古老的年龄，现在有很多证据表明地球有40多亿年的历史。这个结论一出来，会引发很多需要思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有些问题可能要等到以后才能解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努力。”


    涂光炽还谈到了科研经费和硬件设施的问题，“现在经费比过去多多了，硬件装备好多了，但是去野外考察，采集标本、数据的人比以前少了，或者就派个学生去一下。这种做法不能说是好吃懒做，也不能给他扣个不道德的帽子，只能说他的工作方法有问题，比较急功近利”。


    1974年，涂光炽乘汽车长途跋涉上万公里，对华南花岗岩和有关矿产作了广泛和详尽的地质调查，在野外他的胃大出血，不得不进行了胃切除手术。在一次登山中，荆棘刺穿了他的鼻梁，造成了出血、化脓，他只到门诊所进行了简单包扎，又继续到野外工作。“我每年都要去几趟野外，这跟办公室的工作没法比。跋山涉水是为了获得第一手的情况和数据。”“我在美国读博士，然后又去前苏联进修，两门外语都还行，能阅读和书写英文和俄文的文章，恰好地学很多优秀文章都是英文和俄文的。”涂光炽的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他扎实的野外考察功底和迅速全面了解前沿地学信息的基础上的。


    人之“贵”在好为人师


    孟子曾指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最大的弊病是喜欢当别人的老师、以“人师”的傲态自居。但是，人类为什么能不断进步？就是因为人类善于当老师，把一代代的经验、知识去芜存菁、薪火传承。


    1956年，36岁的涂光炽开始承担指导研究生的任务，除“文化大革命”的间断外，已培养了四十余位研究生，他们都已成为我国地学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骨干力量。他提出人才与成果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他强调第一流的研究所要出第一流的成果、出第一流的人才。他总是挤时间给科研人员、野外地质队的技术人员作学术报告，讲授地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思想；到兼职的院校给教师和学生上课；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业与从事科研工作。


    在大海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增长才能。涂光炽一再强调研究生要学会独立工作，前辈也要大胆放手。“研究生不同于大学生，要学会自学”；“要学会查文献，熟习自己研究领域的进展”；“年轻同志做科研工作，他可能会出些毛病，那不要紧，工作当中你要提醒他，你得不客气地指出，不能完全放手不管，他会改进，这样他会成长得快些。如果年轻同志有不同意见，应该欢迎，适当地组织讨论，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每隔一段时间，涂光炽都要亲自主持全室的学术会议，要每个人作各自领域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既活跃了学术空气，又使大家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启发思路、扩展知识，每个人学会组织材料、综合分析、准确表达、提高水平。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从课程、外语、选题、野外考察计划、室内地球化学方法，到审定论文提纲，他都亲自指导。他总是把研究生放在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或基础研究中最前沿的科研领域中培养锻炼，教育他们要有创见、有抱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不要做书呆子墨守成规。


    涂光炽还强调一定要从学术道德上教育、影响学生，言传加身教，潜移默化地接受、形成好的学术作风。


    当院士不是科研人员的奋斗目标


    眼前的涂光炽对于当前科技界关注的学术道德是怎样看待、评价的呢？涂光炽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多年没有参与院士候选人推荐和选举，不太了解院士增选的具体情况。“院士现在为什么越炒越热？我想可能是风气不好，像‘唯文凭’一样，社会上普遍认为博士比硕士厉害，院士比一般的研究员讲话更有分量。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大家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当选，但不会把当上院士作为目标，这样的风气才比较正。”


    同时，涂光炽认为院士增选应首先注重“德”。“院士要德才兼备。院士增选的时候应该多下基层，向群众了解这位候选人的人品到底怎样。而没有德的人当选院士影响会很坏，一般群众也不敢讲。因为没有院士退出机制，除非有站得住脚的依据，否则恐怕很难将他从队伍中清除。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也只是泛泛地议论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不合适，据我所知没有针对某个人的，都是分析某些情况是不合适的，不应该这样做，要拎出典型来很难。”


    “当院士并不是科研人员追求的奋斗目标，奋斗目标是工作更出色。得荣誉称号是单位和学术团体的事，不是你自己考虑的。科研回报有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形式，比如论文专著发表和课题项目等；一种是自己做出科研成果来了，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有实际用处，能解决问题，比如帮助山东找到金矿，那我也高兴。”


    谈到增选院士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涂光炽记得以前曾参加过讨论，“那时候也有议论，两年评一次是不是快了点儿，也曾经提出来过是不是四五年评一次，后来没有形成决议。我个人觉得两年一次显得比较急一些”。



(本报记者 易蓉蓉 实习记者 吴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