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播讲: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一)(转贴)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作者:李南央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一九九三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一九三九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

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五六年还是五七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二三二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七九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二三二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

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

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一九五O年在长沙出生的,一九五二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十七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一九三七年五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一九O五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一九五九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一九七七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一九八O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 “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五十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抄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矗还挥写蜃拧N倚∈保芾骱Α7噶瞬。ぷ友鄱拖罄缦洌艉舻亟小R淮危獗呦伦糯笥辏矣址覆×恕B杪杵镒抛孕谐担蜃派∪チ炭簧坛「衣蛞?br />
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一九九一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二十五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九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骨碌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三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 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三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三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

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 “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 ·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厖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哪。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七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

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八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

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五十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

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乌虚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

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八十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十一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 “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后被枰奖本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五十多岁。

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一九七O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阿姨嘱我把她在我妈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度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爸爸一九七九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

八八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九四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妈,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妈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妈这个最“革命” 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姐。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

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七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

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一九九四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四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 我带着女儿去了。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五十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唯一没想卖的东西。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四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四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利厂卖的。记得得了有二十多块钱。

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

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脏,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那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

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

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

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的BB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脸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大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

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他是谁?”

“毛泽东。”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毛泽东是谁?”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简直不敢跳了。

这孩子如果把我们平日里在家的胡说八道变成她的想法如实说出,那可就别活了。

“不知道。”

半天,女儿抽噎着又蹦出了这三个字。事后女儿告诉我,“我知道毛泽东是谁,就不想让她知道我知道。”我妈一下接了过去: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泪就落了下来,象是先把自己感动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

老太太哽咽的说不下去。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我始终直视着她的脸。

那里没有半点的虚伪和作戏。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现如今这世道,是个人恨不得就得是个经理,腰上bb机乱叫,一百多块钱光鲜鲜的果篮,楞敢给你装烂果子。还有谁会记着老人家呀?外边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长,下至草民,都脱了共产主义的紧箍咒。

“六·四”则更是破了共产党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妈妈文革后就再也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亲戚们是断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其实她当年是很有过自己的思想的。她最开始倒霉就倒在给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跃进”时,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妈给他写信,询问外地的真实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导提出了质疑。我爸被隔离审查后,秘书清理他办公室的东西,在爸爸的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当时三机部的党组。这位秘书对我爸一个字也没揭发过,之所以对我妈这么干,实在是对她气不过。我爸一出事,我妈就开始揭发他。秘书原以为我妈跟我爸观点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妈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观点一致,怎么可以这么揭发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妈的遭遇不仅仅象她一向跟我说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们家在六八年三月被抄了,妈妈随即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他们机关的专案组给我写信,我当时已进工厂,在青岛实习,让我揭发我妈。说如果我揭发,就可不将我家的情况告诉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他们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实际上同意我爸的观点,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坚决反对我爸的反党言行,坚定的革命者自居?我写了信,但是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我妈妈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写我所知道的妈妈的问题。” 我写了一九六一年底爸爸妈妈离婚后有一小段时间,爸爸仍住在我们家的南屋。妈妈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后来把他的枕头,被子从三楼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从水电部要到了房子。不过人也许是矛盾的。爸爸从家里搬出去后,妈妈到是时时让我们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饭。一九六O年爸爸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几乎饿死。在北京刚刚开始有高价饼干卖时,妈妈带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整整一箱苏打饼干。

我们坐三轮儿回的家。拉三轮儿的师傅还问我妈箱里装的是不是收音机。妈妈吱唔过去了。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够买几斤高价点心的,要是让人知道这里装的都是饼干,不定要遭什么样的白眼儿呢。除此外,没什么可揭发了。后来,我妈自己也告诉我,反右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她曾经很同情被斗争的右派学生马云凤。

认为他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来组织上撤了她的职,审查她的问题,自己才猛然醒悟,吓坏了,“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承认错误,重新做人。”这辈子,妈妈跟我说的心里话,大概就是这些了。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骗。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说,完全受过于我爸。从那以后,照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环,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还有妈妈的好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她是吓破胆了。那个当年认为 “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记得华国锋当政时,我们这代人都颇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论。一天在家看电视,新闻正有华国锋的镜头,我脱口出了一句老华如何,如何*叄衣*当即变了脸,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能管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叫老华?!你简直反动的不成样子了!”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诫自己是太忘形了。家里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着呢!一不小心妈妈告到我的单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轻易忘记过去的教训。文革时,我回家探亲,我妈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象早请示,晚汇报。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对付妈妈。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让她认为我思想反动。后来,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四人帮” 当道,天昏地暗。个人、国家前途何在?我妈教训我,我听不进。她竟一封信写到我的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我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教育我。幸好,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个好人,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只轻描淡写地说,“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乱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我妈给我的信永远充满了革命词汇。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给我妈写信。给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可写可不写。给妈的信却是万万逃不掉的。我妈会时不时地寄剪报来,让我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我学习王洪文。说同是工人阶级,人家那样先进,你却是如此落后。

我那时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头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和报纸上无限拔高的形象是两码子事儿。

也早就没有了对党报的那份儿崇敬感,知道报上天天地编瞎话骗人。我自觉报纸是没有采访我所在的工厂,采访了写出来一样好。我告诉我妈王洪文那是机遇,我要是赶上了,也能当副主席。

我妈是觉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锐。后来改革开放,人人向钱看,她提起邓小平,赵紫阳那是绝对的大不敬。一点也没把他们当了党的化身。对江青,我不知她是否还有着敬意。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她现在唯一可骄傲的资本,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样眼睛永远长在后脑勺上(我姥爷对我妈的评语)。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叹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现,党却从来没有再认可过她。文革一开始,她就挨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六八年初参加工作,到青岛实习之前,妈妈大概感到文革这关她可能过不去了,告诉我家里有多少存款,存款单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她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万一出了事,要让周总理知道。总理是了解她的,会想办法救她。她被机关造反派抓走后,我给总理写了信,为怕信寄不到总理的手里,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笔法。告诉总理我是谁的女儿,爸爸无音信,妈妈被群众专政,我自己会跟着党走,不会走父母的反党道路。但是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过回音。后来我妈自己给王力,陈伯达写信,以延安马列学院的老关系,请求给她工作,也是只字的回音也没有。后来她在干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那时犯得很重。再加从来养尊处优,与同宿舍人根本无法相处,没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立即被要求返回干校下水田劳动。干不动时,只能双膝跪在田里往前爬。那个时日,是妈妈对我最好的时候。常常往陕西的三线厂给我寄卫生纸、枕巾、新打小麦磨的面粉。似乎干校小卖部能买到的东西都会买了寄来。可是她回京后,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写给我妈机关专案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屉里,我妈放出来后,偷偷看了,把它从中撕开,又放回抽屉。我发现后十分生气,问她为什么翻我的东西,撕我的东西?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她无言。后来大姨告诉我,我妈跟她说:“困难时期还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乱讲坏话。”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专案组曾去秦城监狱找我爸外调我妈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坏话都没有说,尽写了关于她的好话。可是爸爸就没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我妈妈揭发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我爸妈离了婚,本来我爸爸是准备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任用。我妈一份长篇揭发材料报了上去。据刘澜波说,传到他手里时已满是烟迹。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了,烧掉!”

我始终不甚明了邓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论太恶劣,还是我妈的揭发行为太恶劣了。反正我妈按她的意愿解释为后者。我妈是文革中知道邓的话的,颇以为荣,认为自己一直未能恢复原职务就是邓小平一手压制的结果。文革后,因她文革中揭发人太多,又是个凡是派,自然没有人敢用她。她后来给邓力群写信,那是后话。

话扯远了,再接着说一九九四年的见面。

我妈对外孙女说:

“姥姥也许以后再没机会见到你了,送你这个礼物作个纪念,你要不要?”

女儿这时可能被外婆的真诚感动了,点了点头。我妈放缓了语气问:

“你哭什么呀?”

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太太提高了声调:

“你哭什么呀?为什么哭?!”

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势不好,也知女儿根本没有能力判断眼前这个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回答,就赶紧接过话题:

“这个孩子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不管长辈还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问题要平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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