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找事系列:想象力与判断力——谈八十年代以后小说的想象力问题(转贴)

想象力与判断力——谈八十年代以后小说的想象力问题

付艳霞

什么是小说的想象力?或者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小说才能被称为是富有想象力的小说?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但是真的要回答却非常困难,因为在小说发展无限多样化的今天,任何一种概括都会面临挂一漏万的危险;而且,无论对“想象力”一词的定义多么科学,前面加上“小说”这样一个文学类的限定词之后都会显得毫无用处。由此就又引发了下面的疑问:“八十年代以后小说的想象力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是这一时期小说的想象力存在与否的问题?强弱的问题?质量高低的问题?还是想象力的表现形式问题?

任何小说都是在想象的基础上进行的虚构应当是一个不偏不倚的概括,因而小说的想象力问题不存在有无的问题,而是如何表现的问题。这个表现可以是人物、情节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技巧和技法。一句话,小说的想象力就是小说的虚构能力。想象力水平的不同决定了小说成就的差异。这个结论本是无须论证的。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如今却成了须待论述的问题呢?或许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成思潮状群体落潮和迭起的状态让人感受到了某种缺失:比如先锋小说用结构和技巧肢解了故事和人物、寻根小说用蛮荒野蛮的奇闻异事取消了小说所有的现实指向、新写实小说则用鸡毛蒜皮的“烦恼人生”磨平了人生的种种美好的幻想、新历史小说则用粗野豪迈的稗史野事表达了并不新鲜的历史观念、私人化小说则用“绝对隐私”大揭密的方式透支了人们所有想象和猜测的快乐。九十年代末期以后,尽管小说创作的集团化趋势已经不那么明显,但是一种总的倾向还是普遍存在,那就是小说日益走向日常,凡人琐事占据了诸如“晚生代”和“七十年代后”创作的主要篇幅。于是,将这种种的迹象归结为想象力的衰退甚至衰竭就成了似乎一劳永逸的结论。其实,上述有关各类小说的种种缺憾的列举恰恰是这些小说的成就和贡献所在,也是这些小说的想象力的表现所在,而之所以将这一切归结为想象力的缺乏是因为有一个关于小说想象力的先验的框框在作怪。

长期以来,有关小说想象力有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一方面,想象力是与浪漫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个概念,它总是特指与客观的现实主义相对的一个范畴。因此,早在八十年代末,新写实小时方兴未艾的时候,就有论者提出了有关小说想象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小说富有想象力的表现是特指其内容而言的,小说的技巧而很少被认为是想象力的一个方面。总之,有关想象力的这样的心理积淀天然地就认为,小说必然是能够“飞”起来的,飞行的高度不一定相同,但必须脱离地面;而且有想象力的小说必然是能够“追”的,不管方向是向前还是向后,总要与自己的生活拉开时间上的距离。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既能“飞”又能“追”就更好了,证明想象力更加发达。当然,这种异质空间和异质时间的要求可以成为小说具备想象力的要求,但是,那种始终没能脱离地面的飞行姿势和那种只有追的动作却没有追的速度的趋向同样也可以成就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小说,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想象力更发达。

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小说的注重小说技巧并不能成为他们没有想象力的诟病原因所在,因为实际上,先锋小说大多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它们外在的形态更多的是忽来荡去的不知所云,这无疑是一种“飞行”,而且已经到了高空,行踪不定,它们让习惯于确定意义的人们感受到了失语的焦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是缺乏想象力,而是想象力太发达,发达得让批评界无法捕捉。而我认为它们的真正贡献在于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先锋小说第一次摒弃了完全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上下功夫的写作方法而将形式,或者说小说的技术操作和语言运用抬高到了与内容平等的地位,甚至远远超出了内容的重要程度。同时,其写作实践为当代文学理论在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的研究范围之外拓展空间提供了可资依赖的文本资料。先锋小说中的叙事圈套、蒙太奇般的立体交叉组合、元叙事的结构等等本身都成为了小说家想象力的一部分,虽然他们远没有他们的老师博尔赫斯那样将空间想象与小说结构结合得那么完美,但他们显然为此做出了努力。当结构本身成为了小说艺术的一部分,并为理解小说提供某种原点和线索的时候,很难说小说的想象力是不发达的,它们对此后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意义深远的影响。

受拉美“爆炸”文学影响的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品则一致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久远的年代,那里保留着原初民的生活习惯和思考习惯,保留着民族所有的文化积淀和心理积淀,民歌、童谣、传说和神话故事在这些小说里构成了丰富的“互文”效果,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意义,同时也充满了中国式的魔幻色彩。这样的小说不能说是缺乏想象力的,因为小说的世界完全是作家虚构出来的。尽管寻根小说的现实指向并不明显,但它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此后新历史小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历史小说的出现其实同时延续了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两种血脉,一方面先锋文学的技巧和观念为它提供了新的写作方法和个体化的历史观念,另一方面寻根文学为它提供了从稗史中寻找历史真实的独特角度。在面临社会转折和文学转折的时候,小说作为一种活跃的文学题材向外和向古同时寻找出路是必然的选择。

其实,在讨论文学的想象力问题时将先锋和寻根文学纳入视野是后来的事情,在这两种文学出现之初,评论界更多的是不懂、怀疑、猜测和寻找评论的理论支持,没有人想到这样的文学是没有想象力的,直到新写实小说出现。新写实出现之初,欢呼者认为经历了此前两个流派的不知所云之后,小说终于能够让人看懂了,新写实小说的亲切和熟悉曾让文坛欣喜不已,所以才急切地用“新”来表示对此类创作的欢迎。不弃烦恼人生的印家厚,脚踩一地鸡毛的小林都曾让人感受到文学表达小人物心声的一缕温暖和柔软。但同时也不乏忧虑者,如此客观的、毫发毕现的类似自然主义的描写仿佛又有些矫枉过正了。然而,新写实小说并没有因为种种的担忧而断掉血脉,相反,几乎此后所有的创作都继承了并继续发扬着新写实的精神:冷静、低调。“晚生代”作家那里少年老成的叙事腔调和目空一切的叙述立场;以“河北三驾马车”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那小说新闻实录化的技法;甚至私人化写作也是小人物烦恼人生的极端化形式,到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新新另类写作”则将这种形式推向了极至,并剔除了很多烦恼的成分。可见,在当代文学中,新写实小说的生命力是最持久的,其最富实力的代表作家甚至已经构成了“池莉现象”。如今,小说创作的这种极端冷静化和极端日常化的趋势有日趋加强的迹象。于是,许多小说变成了一系列文字的流动,阅读了,却无法复述,甚至读完之后坐下来想一想,什么都想不起来。因此,小说中的生活尽管和读者的不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但它提供的情绪诸如浮躁、无奈、无聊等等都让读者感同身受。当小说既无法提供有关生活的知识,又没有提供有关另类生活的体验和情绪的时候,当面对纷繁复杂、数量倍增的小说却无从批评、无须批评的时候,有关文学想象力的问题摆上了思考的日程。

然而,谜底显然找错了。新写实小说及其类似的小说在沉闷、疲沓、永无休止又没有波澜的日常生活中、在极其有限的生活空间中编织着不同人的不同生活,并在不同的故事中体现着不同的情绪这本身就是对想象力的一大考验。而且,发达的媒体和交通带来了知识信息的爆炸和时空距离的缩短,互联网已经让人类“地球村”的梦想几于实现。本雅明所说的“经验的匮乏”时代已经来临,这种匮乏显然不仅指经验本身的缺少,而更多的指可交流经验的减少,指故事时代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小说的事业本身就带有某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小说不缺乏想象力,反而想象力更发达了。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当代小说是健康的,它的确缺少某种东西,某种精神特质,这种特质是与想象力休戚相关的,那就是文学应当具有的判断力。这种判断不是独尊一家的专断,不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但它一定是具有个性的、可理解的价值立场。

先锋小说在形式技巧中迷失了自己,最后形成了形式与内容的“两层皮”的结合,原因无非就是在“拿来”的同时忘记了融化,在所有技巧的照搬中丢失了本应有的判断,因此在实验了所有的技巧之后难免群体性转向或销声匿迹的命运。寻根文学也是这个问题,当作家带着“文学有根”的信念,怀着“根不深则叶难茂”的危机意识、抱着振兴民族文学的理想去寻找民族文化的根的时候,他们同时找到了自己无法判断的尴尬,比如韩少功寻找到的丙崽,带有民族“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的隐喻,这种思考方式无疑是简单而可笑的,但却是丙崽乃至这个民族很长时间里的一种生存方式;比如王安忆寻找到的“仁义”,在具有丰厚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的时代,很难说这是民族的劣根还是优秀传统。寻根作家万万没有想到,艰难的寻找之后面对的却是更大的困难——评价寻找结果。所以,轰轰烈烈的寻根运动很快消失了,它不再扛着大旗招摇,而开始另一种对久远年代的关注,这成了新历史小说的题材。

新写实是以其“情感零度”而著称的。他们奉行沉潜在芸芸众生之中观察记录而不判断的哲学,描绘着面对社会转型的人们“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是好”的犬儒姿态。如果说最初新写实的干将们在宣传创作立场的同时还带有同情、悲泯的委婉姿态的话,或者说他们的写作还带有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寻找位置的焦灼和不安的话,后来的许多创作则日益剔除了这些成分。小说创作与电影或电视的脚本差别甚小,所有的情节都可以直接变换成场面。作家的判断几乎消失殆尽,层出不穷的作品只是在重复更烦琐、更刺激,油盐酱醋茶的味道都更浓的“烦恼人生”,在这种生活的极端压抑下,作家不禁发出了“有了快感你就喊”的呼请。更值得忧虑的是,许多此前坚持个人精神判断立场的作家在市场的诱惑下也在不自觉地默默放弃着。

新历史小说其实吸收了先锋的技法、寻根的题材和新写实的叙事立场,许多作家比如苏童、格非、余华也是从先锋小说转向而来的。他们大多关注小人物的家庭史、关注女性历史,用边缘化的讲述方法注目于那段久远的有关复仇和情爱、饥饿和生存的历史。这类小说在正史之外填充了野史、暴露了正史的荒诞性和欺骗性,甚至欲用个体的历史来改写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在描绘个体历史发展的同时,对于个体历史与宏大历史的联系却表达暧昧,“旧瓶”里装了新东西,但却不一定是“酒”。

至于私人化写作的判断力缺失就更加有意思了。表面上看,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是最有主见和判断力的,她们毅然走近“自己的一间屋”,大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架式。然而,这样局促的空间和个人有限的思维活动造成了这种写作自恋式的“小女人”风度。如果说林白的小女人风度更多的是争取个性自由的撒娇的话,陈染的则是行而上思考的自我为难。她们是无力驾驭自身以外的题材才返回到自己的房间的,但因为过于自恋和自我封闭也丧失了驾驭和审视自我的能力。自己的房间可以是心灵翱翔的出发点,同时也可能成为创作灵感枯竭的坟墓。陈染最近的相对沉寂和林白的《玻璃虫》等作品灵性的消失更加印证了悲剧的发生。到了沸沸扬扬的美女作家这里,私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更是被彻底扔进了垃圾桶。在“欲望撒野”的写作中,性和金钱都成了不择手段地追逐的目标。尽管在满足声色之欲的同时依稀可见作家流露出的真性情,这种流露也仅仅是人作为高级动物的本能表现。

对于当代小说中存在的种种症候,许多评论者都曾开出药方。甚至在1993年前后爆发了著名的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面对王朔的躲避崇高,面对日益泛滥成灾的性文学,面对没有价值立场的畅销书,一些评论家发出了重建人文精神的呼唤。讨论无果而终,争论的双方在各自的论题下完成了没有交锋的争论。应当说,每一个进入当代文学讨论视野的作家都是有人文精神的,否则他甚至都不会拿起笔。但是这种人文精神如何表达,这种表达出来的人文精神适合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成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多的时候,不是作家没有了关注人文、关注精神的冲动,而是与之发生联系的世界使这种冲动失去了真实性、判断力和悲剧感。或者可以说,对作家的人文精神表现所应当采取的评价立场应当发生变化了。作家作为社会的人,总是受到诸如名利和金钱的诱惑,同时他又从事关乎人的精神走向和道德价值取向的事业,因此他总是两难。最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描写人格分裂题材的小说日益增多,从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到最近金仁顺的《水边的阿蒂丽娜》、西飏的《青衣花旦》等等,都显示了文学题材的一个新走向,同时也隐约透露了当代文学在如今的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种种症候。

因此,对当代小说中判断力的呼唤或许是更值得做的一件事。无论是描写死水般的生活还是描写永无休止的烦恼情绪,无论是描写欲望的满足还是不得满足,作家总要在呈现的同时表达一些什么,哪怕是表达面对这种种生活缺憾的时候的焦灼和犹疑。事实上,许多作品已经褪去了所有的抗争色彩,人物在命运的安排下逆来顺受,小说在描写人物逆来顺受的整个过程。因而,文学在思考“写什么”和“怎么写”之外还应当思考“写出些什么”和“怎样写出些什么”,显然这需要作家的判断和选择。一如在知识信息爆炸时代选择所学内容一样,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哪些是应当进入小说视野的、哪些不是,或者说哪些进入小说才更有价值才是作家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实际的情形是,很多情况下不是作家不愿意判断,而是他们实在是连自己的立场都搞不清楚。能够表明自己立场或者能够让读者读出自己立场的作家应当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文坛有这样的作家。其中就包括60年代末期出生的所谓“晚生代”作家,代表者是毕飞宇、韩东、东西、鬼子一行人。这是一个处于不断地生长状态的作家群,他们是目前文坛的生力军。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的确显示了不俗的创作实绩。他们同时关注着历史和现实双重题材,吸收着先锋和传统两种创作方法。对于历史,他们仍然注重的是小人物的小历史,但他们在瓦解宏大历史叙事的同时,将所有有关历史的哲学概念和叙事概念都一并瓦解了,他们用自己的判断重构着各自的历史。毕飞宇的《是谁在深夜里说话》则干脆将历史投入了无底的黑洞。对于现实,他们总是纤细而敏感,毕飞宇令人震撼的细节描写、东西那自得其乐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韩东那总是尴尬的“双拐记”、还有鬼子充满“被雨淋湿了”的苦难的河等等。应当说,这些写作都紧紧的贴着生活,但这些作品并不缺乏判断。尽管技巧的圆熟和刻意的隐藏或多或少的遮蔽了他们的立场,但这种写作是具有震撼力的。对于这些作家而言,更大的挑战是如何拓宽个人的生活视野,避免自身的重复。比如鬼子最新的中篇《大年夜》(《人民文学》2004年第9期)就出现了一些异样的声音,尽管它仍旧延续了鬼子一贯的从脏猪肉(《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儿》)、过生日(《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小处落笔,然后逐渐“滚雪球”的方式,从一把扫把写起,但它的叙述风度和叙述节奏不再稳健、语言也不再充满了暗示性的渲染,而多了很多短句子、多了很多对话,据说这是鬼子对灵魂的拷问,然而,拷问的力度不一定要声嘶力竭地表达,尤其是对于鬼子而言,这样的表达反而会丢掉他的锋芒。

写到这,猛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写许多人为新出生的孩子庆贺,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能够升官、有人说这孩子将来可以发财等等,主人非常高兴。最后有个人说:这孩子将来会死,主人非常气愤。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这个孩子,哈哈,这个孩子,哈哈哈……”。当代小说亟待改变的就是这种:“这件事情,哈哈哈……”的态度,因为在这种充分尊重读者想象力的表象之下,体现的正是作家判断力的缺乏。或许,另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也需要重申:创作应当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这需要诸多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判断力,面对日益同化的生活,对作家选择力和判断力的呼唤应当是文坛那一声最清脆的呐喊。而且这样的呐喊需要抵制诱惑、需要警惕噪音。

(作者简介:付艳霞,女,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

《红岩》2005.1 付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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