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节。打了个电话给老娘，老娘接电话，还是那么大的嗓门，震的我耳膜疼：“有什么事吗？”我却不敢说是母亲节问候她，只说看看他们“非典”有没有事。我跟老娘之间的感情表达比较含蓄，不像我小妹妹，打电话会说：“哥，我好想你呀！”老娘从我小妹妹那里知道我去了佛罗里达，但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很担心，问我有没有戴口罩。我小妹妹到广州帮我跟客户签合同并收款，回来后就病倒了，说是症状很象非典。我老娘寝食难安。问我非典是不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说是现在传说，非典是美国搞出来的，否则为什么美国和加拿大的非典都没有死人，中国死那么多。她告诉我现在他们那里口罩脱销，他们只有一个口罩，没有换的，每天洗了晾干第二天用。我告诉她我会给她寄一些去。
没有什么送给妈妈的，就把春节后写的一篇文章，增补些东西，贴到这里。
春节过去，我又要远行了。这次回家的时间特别短，只有短短的几天，不象以前，每次回家都要起码赖一个月。母亲给我做了她最拿手的“紫苏鸭”，妹妹因为突然客户有约，要陪客户吃饭，不能来饯行，令她颇为失望。每回吃饭，她都要给我挑选好的肉，夹我碗里，令人想起找到食物，不断啄着米又放下，一边咯咯叫唤让小鸡来进食的母鸡。可能是过年太劳累的缘故，吃完饭收拾完碗筷，母亲就悄无声息地躺下了。她每天要给我按摩头部，说是新学的手艺。因为舒服，我也乐得享受这一免费服务。我收拾完东西，四处找不见母亲忙碌的身影，才发现老娘病了。妈说她本来要送我，现在送不了了。她发愁我行李这么多，千里万里的路程，路上要转折这么多次，我一个人怎么能弄得动。她叮嘱我每到一个地方就给她电话，每到一个城市就在酒店里好好呆着休息，不要上街乱跑。我一一答应着，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其实以前我离家的时候她一般都不送我上车站或者码头。她只送我到楼下，帮我把行李放上出租车，然后独个儿站在那里，看着车子的暗红的尾灯无声地消失在象离愁一样浓的夜色之中。
母亲大概已经习惯了离别了吧。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几千里外的一个大学当老师，那两年她逢人就说：儿子上大学就象卖子，上了大学后就看不到孩子了。然后我越走越远，时间也越隔越长。到后来子女们一个接一个地出国，我和我妹要给老头老太办到美国和新西兰的移民的时候，他们又担心这会增加我们的生活负担，犹豫着不想办，要住到国内的养老院里去。好容易被我说服了同意移民，却又要我设法在美国给他们找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多少能挣一点来补贴家用。我告诉他们：七十多的人了，去美国就是去玩和享福去的，其它的根本不需要考虑。可是他们觉得那样难以心安。其实我打高中毕业后就一直把自己所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老娘，然后要用的时候再向她讨。后来回国做生意，挣的钱也是交给她，她比我更清楚我到底有多少钱，应该知道我们不会养不起她的。但是苦了一辈子的人已经落下这习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母亲在我记忆中最早的一幕，是我也记不清多大的时候，反正应该是一两岁的样子吧。那是半夜我趴母亲背上，母亲打着伞，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发高烧或者是什么病，我妈背我上医院急救。另外一个最小的时后的记忆我妈不在镜头中，那是我躺在雪白的床上，护士或者医生阿姨，给我数数。一、二、三、四、五。。。一股难闻的药味钻进鼻孔，我于是就沉进了梦乡。长大后我猜那可能是动手术前的麻醉。
长大后我妈老跟人说，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三天两头上医院，瘦的要命，屁股上的皮肤皱的能跟肘子上一样。医生都劝她放弃算了，再生一个吧。可是我妈不干，于是我便活了下来。我听着象另外一个我。因为我长大以后很强壮。我有个很严厉的父亲。他在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老赶我去劳动，而且是扛码头之类的重体力劳动。我中学的时候也爱玩，打篮球每天打到看不清球篮才回家。冬泳，每天咬着牙在一片惨叫声和壮烈的口号声中扎进河里。至今还在北京、西安和纽约的冬天里每天洗冷水澡。
妈妈是典型的中国女人，为自己所爱的人可以舍生忘死。我老爹的命便是她救的。那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还很小。我爹属于那种很迂腐的“共产党员”，因为原来当过兵，他的那一派便要他当武斗的军事顾问。我爹不愿意，便退出了那派组织（以产业工人为主的“老保”），于是又被另一派422（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造反派”）拿来大做文章，“反戈一击”云云。于是原来那派就恨的要死。但他居然武斗成那样还要冒险每天去“抓革命，促生产”。结果某天在接待部里来人的时候，被抓走了。我妈闻讯，便四处找我爹的“老战友”营救。但是那些当官的都很怕死，哪里敢惹事，也就是打几个电话了事。我妈便跑到军分区绝食。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坐在军分区门口的板凳上，忽然口号震天，黑压压的人群涌过来，前面抬着几个被打的头破血流的人，十分可怕。门口的哨兵赶忙要关门，已经来不及。结果“造反派”冲进来以后不但抗议对方暴行，还抢枪以“自卫”。那时候武斗已经非常激烈，晚上的枪声响的跟暴雨一样，哗哗地听不出点（比爆豆还激烈），只能听到近距离清脆的驳壳枪“嘎嘎”的叫唤和重机枪“咕咕咕”的喘息，还有沉闷的炮声和巨大的爆炸声。江上的尸体用铁丝串了，“川流不息”。绝食的第三天，军分区司令酒糟鼻给对方打了电话最后通牒后，把电话一甩，便带了几个卫兵，和我们母子一起前往“无产兵”司令部要人。这几个解放军真够意思的了。因为那时候打死的军人是不少的。我们从两军对垒的浮桥上通过时，枪声便在头上乒乓作响，打死了都不知道是谁放的枪。也许是预先打了电话，说司令大人要亲自前往，也许是队伍里有两个很小的小孩，所以我们并没有真的中枪，到了对方司令部里面。对方的头头早就躲了起来，留下些凶神恶煞般的“无产兵”，才不管你司令不司令，把我们一阵拳打脚踢，就全赶了下楼。司令无奈，让我们先回去，他再想办法。结果我们回去后当晚我爹就回来了，我们全家连夜逃出了这个城市。那时都没有正式的交通工具了。我们是先坐小艇到邻省一个最近的城市，然后再换大船到广州。那天晚上我们在船上回首望去，整个城市火光冲天。后来我们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半个城市都已经烧毁了。
后来周总理介入，强行结束广西的武斗。另外一派得了势。据说攻入造反派的据点时，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墙上都是血肉。然后对投降的人列队点名出列，再以机枪行刑。我爹被千里追捕，派人到乡下去抓了回去。记得那天晚上整个村子的狗都在叫，民兵把村子都包围了。我被从梦中惊醒。从门口透进来微弱的煤油灯光和妈妈的哭声。后来爸爸就失踪了。我的几个堂兄都是当地公检法的头头，这时都怕被连累，躲了起来。我妈不知道我爸的下落，急得马上要回去设法营救他。但那时交通被管制，坐车要“证明”。公社根本不肯给我妈这个反革命的家属开什么证明。我妈就决定坐地方的交通车，再加上步行，从中国的中部一站一站地挪回去。但是没有走几个站，就在南康被截住遣送了回来，然后我妈就再走。在那个乱世，孤儿寡母的千里辗转，我妈还是重病号，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决心是很难想像的。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一个平凡的中国女性的不凡。
我是长子，又是独子，所以我小时候并不很受娇宠，家务事，特别是那些重家务劳动，买煤，买柴，买米什么的，基本靠我，也没少挨我爸的棍子。长大出远门了以后，回家倒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大少爷。我这辈子很有几个女人是把我伺候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老娘了。
妈妈倒是老病号，四十多岁便因病让单位劝告退休，退休时工资才四十多元人民币。而且都是些不太善的病，肝炎、心脏病、糖尿病、偏头痛、脊椎病。。。我们在外的时候，医院几次下达病危通知单。有一次竟诊断出了癌症，惊的我们全家鸡飞狗跳。我跟我的妹妹们说，妈妈是这个家的天，我们不能让这个天给塌了，不惜任何代价都得给治好。可是她老人家却象没事一样，整天乐呵呵的，说，死就死吧，也活够本了。都死过几次了，阎王爷都不收，给打发了回来。结果后来到广州肿瘤医院复诊才知道是虚惊一场。现在她的好友们相继离去，老太太风风雨雨地却一直活到了70多。这实在是得归功于她那开朗自在的精神状态。
妈妈参加“老年大学”，到处旅游，参加“老人歌咏队”，“老人秧歌队”，对电视上自己的镜头兴奋不已。我从美国给她买的一个电子琴，她多年来当宝贝一般，走到哪儿都带着。不但到厦门、北京旅游，连到新西兰看我妹妹都要背着这个庞然大物。我爹在家老霸占着电视遥控器，并且是每隔几分甚至几秒不断转换频道。老太太也不跟他争，在饭厅里面抱着电子琴自弹自唱。我便时常坐过去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听（不过说老实话，老娘唱得极其业余）。老头有时候出去了，她就泡那些很烂的电视剧，不时地大骂剧里的坏人。每当这个时候，我便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从自己的闺房里冲出去，跟她一起做couch potato, 窝在沙发里跟着她一起乱骂。有时我骂错了，老太太便会耐心地跟我讲解故事的来龙去脉，说明我骂的其实是好人。我也恍然大悟地听着，其实那些烂电视剧我平时根本就不要看的。
妈妈好交朋友。在医院住院，便交了不少的病友，可没少给我找事。有一次她把一个乡下的小伙子带回家，原来是患肾炎的病友，没钱住医院了，妈妈可怜他，便让他回家里住。那时候我们家就两个房间，我爹在我的房间里搭了个小楼，我的妹妹便住楼上。于是那乡下的小伙便跟我挤一单人床上，一住就是两三个月。时间久了，房间的味道便渐渐有些不对。我其实小时候在乡下也生活过，也没闻过这种味的。那味儿倒象动物园里老虎笼的味道。终于有一天他早上起的早，我叠被子的时候发现了秘密：褥子中间被尿湿了一大片。只好赶紧换褥子。结果第二天早上又是湿了一大片。第三天、第四天。。。每天如此。原来他的肾脏坏了，尿憋不住。后来小伙子就报销了。有一次我从美国回来，她正住院。我跟女朋友一起去看她。她的病友听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便求我帮她在美国寻找他哥哥的前妻，因为他哥哥的孩子高中毕业在待业，很可怜，想让他妈给他弄出去。结果我回美国后，每次给老太太打电话时，她都要跟我唠叨半天，说那没娘的孩子可怜，让我无论如何要帮忙。我的天！她就给我一十六年前的地址，电话什么的都没有，我上哪儿去找啊！于是我就冒着风雪，从那个旧地址作为唯一的线索查起，跑了一个多月，终于把他妈给找着了。结果人家当初为了争这个孩子还打了半天官司，现在美国重新结了婚，生活和身体都不太好，可能有自己的难处，已经改变了初衷，不愿再弄她儿子出去了。
我从上大学就没要家里一分钱了。所以除了生命，善良和爱应该是妈妈给我的最重要的财富。她的善良和爱是从来不挂在嘴上的，但是我们能够感受的到。有一次我上一个医院的美容院拿东西，因为我妈妈老到那里按摩，我妹夫的姐姐也在那里工作，那里的护士小姐跟我说：“你妈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我便有些诧异：她不过是个普通顾客，就是说话嗓门大了些，整天乐呵呵的，你们怎么知道她善良？
妈妈的一切都很平凡，我和妈妈之间的一切也都很平凡。可是在这种平凡中，有很深很深的依恋。我选择的回国创业的这条路，充满了艰辛。老娘心疼，老唠叨说：一个人能睡几尺？能吃几斤？意思是我应该好好找份稳定的工作，没有必要这么劳碌奔波。可是尽管商场凶险，起起落落，千金赚来还复去，眼看一起出道的同学朋友们都成了千万亿万富豪，而我至今也还没有成什么大气候，可是让我无悔于自己的职业选择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至少这样我能常常回家陪陪老娘。我拿到美国绿卡后马上就办老头老太的的探亲，结果米国领馆的那帮领事比我党还可恶，说什么“等你儿子拿到公民再替你办移民”，就再也不理他们， 只喊“下一个”了。连续四次签证都是一样的命运。不过上帝能让我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娘，让我的老娘活到了这么大岁数，还让我有机会可以经常陪陪她，我觉得虽然自己一事无成，但也应该算得上幸福了。所以我还是应该感恩。
每一次我在商场和情场中失败，几乎赔光了自己的老本，有时甚至是双重的打击降临，能够在心里面陪我的，便只有兰花花和母亲了。兰花花已矣。于是我便给老娘挂去越洋电话。在电话里，我和老娘只唠家常，丝毫都不提自己惨遭滑铁卢的事情，免得老太太担心。可是只要我听到老娘那唠叨的声音，心里便象变魔法般地平静了许多。这种心情，我在一次给女朋友的信中便表达的淋漓尽致：
“在 香 港 住 了 一 个 星 期， 然 后 回 家。 在 外 面 飘 荡 惯 了，好 象 就 只 有 回 到 家 里 才 有 那 种 彻 底 地 relax 的 感 觉。 这 种 感 觉， 简 直 无 可 替 代。 我 想 这 大 概 就 是 家 的 意 义 了。 因 为 什 么 呢？ 有 时 我 会想。 因 为 家 里 有 妈 妈。 妈 妈 替 我 操 心 一 切。 在 家 里 我 不 必 提 防 任 何 东 西，在 家 里 我 能 感 受 到 那 种 无 微 不 至 的 关 怀。 我 已 经 早 已 长 大 成 人，走 南 闯 北， 经 风 沐 雨，经 受 过 许 多 人 没 有 经 受 过 的 苦 难， 意 志 在“ 地 狱 的 毒 火 里” 锤 炼 过。 但 我 仍 然 难 以 想 象 ，没 有 妈 妈 了 的 日 子 会 怎 么 过。 就 好 象 漂 泊 的 水 手， 虽 然 经 历 过 那 么 多 的 风 浪，但 仍 然 不 能 想 象 没 有 港 湾 的 情 形。 对 啦！ 水 手 不 能 没 有 风 帆， 可 也 不 能 没 有 锚。 我 看 艾 芜 的 《南 行 记》， 深 被 里 面 的 那 种 漂 泊 的 主 题 所 感 动。 可 是， 浮 云 游 子 意， 落日故人情。 游 子 不 能 没 有 家！”
于是，我便又制造了一次回家的机会，陪老娘在家渡过了2003年的春节，然后写下这篇文字，献给我最亲爱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