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〇周鸿飞



    2004年10月,天津南开中学迎来百年校庆。南开中学是周恩来、温家宝的母校。人们在关注南开中学之余,目光聚焦到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国帜三易”激发教育救国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当时学堂总办是启蒙思想家严复,课程设有英语和数理化。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这时的天津,还有一位爱国志士名叫严修。严修,字范孙,曾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严修也较早接受西方文明,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即1897年即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之源点”。变法失败后,严修辞官回到天津,在自己宅中办起家馆向子弟传授新学。就在此时,有朋友向他推荐张伯苓,严修立即邀请张伯苓面谈。两人一见如故,严修聘请张伯苓做家馆老师。张伯苓讲授的课程有英语、数理化和体育,一时间,他成为天津城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派老师。



南开中学堂应运诞生



    由于张伯苓教学成绩卓著,盐商王奎章又聘请他到王氏家馆任课。张伯苓上午教严馆,下午教王馆,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严修和张伯苓决定扩大办学规模。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从日本回国后,严修和张伯苓认为中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阶段,决定先办中学,日后再扩充办大学和小学。他们将严馆、王馆合并,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



德、智、体、美、劳全面施教



    南开中学堂一经诞生,立即显示出与众不同。学校教学楼墙上嵌有穿衣镜,镜子上端镌刻着严修题写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使学生一进学校就有整洁文明的外表和精神状态,久之,成为南开学子人生的基本素养。



    张伯苓说过:“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针对当时中华民族“愚、弱、贫、散、私”的五大积弊,南开学校实行以德、智、体、美、劳全面施教的教育方针,力图培养和造就具有良知、良德、良能的栋梁之材。学校以培养学生做人为本,重视修身教育,每周由校长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张伯苓说:“从今天起,我和同学们一起戒烟。”他当众撅断旱烟管。南开中学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张伯苓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严修为南开学校制定的教育目标是,培育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据此制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允公”就是培养学生的爱国、敬业、献身精神;“允能”就是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和本领;“日新月异”就是要求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南开中学从一创办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在严修、张伯苓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学生总数发展到三千余人。1929年3月15日,爱国教育家严修逝世,享年69岁。正在国外考察教育的张伯苓闻讯极为悲痛,称严修为南开“校父”。



南开办学得到孙中山赞誉



    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张伯苓还提倡演“新剧”。南开新剧第一次公演的剧目就是张伯苓自编、自导、自演的。


    在张伯苓及其胞弟张彭春的倡导下,成立了南开新剧团,为中国话剧运动做出贡献。



    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张中行、伉乃如、孟志荪、张信鸿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左右。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



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



    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由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之后,南开中学迅速成立了东北研究会,编印出20多万字的《东北经济地理》教材作为必修课,被称为“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中学挑战”的纪录。1934年10月,南开中学数百名同学组成啦啦队,在华北运动会上手执小旗组字,组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标语。经常举行爱国活动的南开操场也被誉为“天津的红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这样痛恨南开?《亚细亚》英文月刊援引日本官方言论披露:因为南开是在天津“造成反日情绪与反日活动的中心”,所以日方“非炸毁(南开)不可”。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



张学良以张伯苓为师



    1916年10月底,张伯苓到沈阳演讲,讲到国民的责任时说:“中国不亡吾辈在。……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强,中国就亡不了。”16岁的张学良是台下听众之一,他决心振奋精神,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业。从此,张伯苓与张学良结成忘年之交。1930年12月,已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莅临南开园,说:“余之有今日,张校长一言之力也。”



    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会晤。张学良说听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周恩来问,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学良说,过去我抽大烟,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我和你同师。以往,人们都知道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张学良与周恩来,但谁又想到这两个伟人的后面,还有一位他们的恩师张伯苓!



抗战时期弦诵未辍



    张伯苓对抗日战争时局早有清醒认识,1935年11月他赴四川考察教育,以诗言志:“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日开?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考察后,决定在重庆兴办一所中学。1936年8月,学校建成取名南渝中学。嗣后,平津沦陷,天津南开中学部分师生入川继续学业,1938年12月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同年张伯苓接办了自贡蜀光中学。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



    张伯苓走到哪里,日机就轰炸到哪里。重庆南开中学、自贡蜀光中学相继遭到日机轰炸。每次轰炸后,张伯苓都带领师生宣誓要将抗战进行到底。南开师生“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张伯苓在南开教师住宅区津南村接待了许多中外友人,当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常驻重庆,与邓颖超常去看望张伯苓。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张伯苓家看望,第二天张伯苓回拜了毛泽东。



周恩来说张伯苓有功于人民



    临近抗战胜利,张伯苓多次谈到南开的发展前景。他说,我计划战后南开要慢慢向全国发展,设想在天津设南开学校本部,各地设南开分校,以津校为根本,以分校为枝叶。张伯苓还提出要进一步把中国青年训练成世界青年,为人类服务,为世界造福。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内战,张伯苓的发展计划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把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小学和幼儿园都献给了国家。1950年1月,他在病中对看望他的学生们说:“我一辈子只有一个志愿,就是把南开办好。”他的身体康复后想回北方,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闻讯派飞机将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在北京暂住期间,周恩来时常看望张伯苓。这年9月,张伯苓夫妇返回天津。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生命弥留之际,他给南开学子留下遗嘱:“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张伯苓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参考书目:南开中学校史图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