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


    周恩来与吴国桢，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样两个人物，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指周、吴两位是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固可不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他反蒋就认同周。作为一个有着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他反蒋就是反专制。因此，从他一生看，他反蒋（后半生）同时也反共（一生），但并不反周。非但不反，“道不同”却“相与言”，而且私谊长存。


    同窗南开


     约七十年前，周、吴相识于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私立南开中学。吴是学校中最小的学生，小周五岁，比周低一年级。他们的相识乃至熟识，当属偶然。1915年，南开中学的壁报上有这样一则以孟子的话作的灯谜：“犹兽之走圹也，打一新名词。”等到谜底公布后，这新名词却是“田径赛”。顿时学校哗然一片，有人觉得牵强，更有人认为这是骂人。尤其是那些参加田径赛的学生，愤愤联名，要求学校查明处理。学校正在为难时，周恩来主动站了出来，承认灯谜是自己出的，并且表示道歉。周的举动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只是有些运动员余怒不息，周便个别地到其宿舍，当面致歉。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便是学校享有名气的田径运动员，周是特地向吴国柄道歉时而吴国桢又在场才有了以后正式的交往。几天后，周恩来路遇吴国桢，主动问及那天自己向吴的哥哥道歉时，吴在一边写什么。吴答“写日记”，周恩来连称“好极了，好极了”。以后周经常阅读吴的日记，还在自己办的学生会的会刊上将其摘要编出。


    在南开，周恩来是各项社群活动的积极分子，而且他还喜欢拉吴国桢和吴的另外一位李姓同学参加。由于三人经常接触，有些学生称他们为“三剑客”。这一次，南开要举办讲演比赛，周报名参加，还动员这两人一道报名。由于吴、李两人那时还没有见过讲演什么样，表示要先看看再说。结果周一人上场。据吴回忆，周讲得不错，只是面相比较女性化，声音偏尖而深厚不够，结果得的是第五名。


    由讲演三人对演话剧也产生了兴趣，周扮演的是女性角色，李也有了个角色，因为吴国桢自小爱笑，一笑则一发而不可收，哪怕就是拼命掐自己手心也无济于事，当他看到周的扮相后忍俊不禁，所以无法登台。这一次，是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从美国学戏归来，他编了个《一元钱》的剧本，女主角非周莫属。两朋友转而鼓励吴出演，也让他演个女性角色，不过是个丫头。为怕他笑，还特地作了补台的准备，一旦吴笑，那太太就说：你这丫头，没事就笑，你还是回家等着我打你吧，不必跟我去了。并让吴听了这话，往后台跑去便行。演戏非吴所长，但周恩来扮演的角色却非常受欢迎，以至收到大量向他表示崇拜的信件。


    也就在排戏的过程中，周恩来提议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国桢首先赞成，李姓同学也点了点头。后来，正在周恩来考虑选择一种庄重的仪式来结拜时，李姓同学说只要感情真，结义倒不必。如果结义，彼此就要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这样太露痕迹，反而不好。但既然兄弟感情特殊，也要用特殊的方式来表示。现在民国都称名而不用字，我们不如用字来彼此称呼（以后周就称吴为“峙之”，而吴称周为“翔宇”）。李的说法是托辞，周吴都感觉到了，但不明原因。周恩来有个特点，凡事都要弄个清楚。周后来曾为此事专门到李家拜访。李父虽未明言，但意思也表达出来了。原来李姓同学三代单传，按迷信说法，结拜兄弟可能有不良后果。这已经是1917年春夏之交的事了，因为李有心思，三兄弟结拜未果。周甚至主张和吴两人先结拜，然后再说服李。吴认为让李知道反而不好。这期间，周恩来曾到吴国桢在北京的家，并拉他到照相馆去照相。当时周身着薄长衫，吴也想如此穿戴，但吴母没同意，硬叫他穿学校的童子军制服。就是这张七十年后又到了吴国桢手上的照片，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周吴两人的结拜纪念了。


    照相过后不久，三个好友就在南开分手。这时南开已经由中学而大学，周留在了这里，而吴则考入北京的清华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在南开组织学生罢课，并被监禁几天。吴也参加了清华学生的游行，以及后来的校园抗议活动（驱逐校长），这个运动的领头人就是罗隆基。


    街头偶遇


    吴在清华时，曾收到过周的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临行前，周还专门到清华，因为清华园中从南开来的学生甚多，周是特来告别，几乎每个人都寒暄过了。可见周为人交游既广，又为事精细。在吴国桢眼中，那时的周恩来几乎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晚年的他曾这样表示：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周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敢用我的生命打赌说不会。


    吴国桢是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回国的。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共产党的“有名人物”了，同时也是一个被一般人认为的“危险人物”，而此刻吴国桢尚未出道，在国民党那边谋个职员，科长而已。按照吴的口述，1927年他在上海时，曾经路遇一次周恩来。关于这次路遇，吴本人的口述倒很简单，而他夫人黄卓群的转述，却较详切。


    那是一个星期日，吴乘电车去法租界探访朋友，途中一车站，吴见一人赶上电车。那个人开步走路及上车的步态，让吴立即感觉到这是周恩来。正起身要过去，电车启动，车身一晃，吴复又被晃而坐下。却见来人上车后，手把车柱，眼光向全车一扫，见到吴时陡然一愣，随即目光转往别处，不再回视。这时隔着人群，吴看见了此人的侧面。头上带帽，低压额角，颊上留有胡须，不像周恩来。吴不禁有点迟疑。可是观其眼角，又觉十分相像。然而此时，那人突然把身一转，完全背对着了吴。不想这转身的动作，使吴又确认此人为周无疑。吴知道这是化了妆，而且对方不愿意认自己（请注意，这时是国民党“清党”的1927年）。在吴心想，也许周有急难，自己不能置之不顾。于是他挤到对方身边，低低地喊道“翔宇，翔宇”，对方却推说不认识。双方在欲认不认时，车到一站，车门刚开，那人几乎是跳下车去，头也不回，匆匆消失在人流中。


    以后，吴有机会见到周恩来时，曾当面问及当年电车上的事，周予以否认。以至那次路遇，在他们两人之间，尤其对吴国桢，成了个悬案。


    两次宴请


    真正等到两人正式见面，则是十年后的1938年了，因抗战而国共合作，共产党又可以公开化。此时，吴国桢已是国民党的汉口市市长了。


    那天吴下班回家，夫人黄卓群说：你的共产党的好朋友今天来看你了。吴讶问是谁，黄说是周恩来。吴问夫人，你看见他了吗？夫人说他丢了张名片给佣人就走了，自己并未见着。吴拿过名片当即就去了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一勤务兵应门，吴表明身份，他就接引吴进了屋。吴刚坐下，周恩来就从里屋出来，一面与吴握手，一面叫道“峙之，峙之”，吴接握双手，也不禁回叫“翔宇，翔宇”，毕竟从清华最后一次见面，到彼时已经二十年了。可是，喊过各自的私字后，两人居然长久地相顾无言。由于吴比周小五岁，少长有序，所以和周在一起，吴都是让周先说话。这次也是这样，吴等周先开口，可是周只是仔细看吴，而且看了又看，并无说话的意思。不安之下，吴只得开口道安，无非住地是否合适，需要什么帮忙。周的回答也很简单。彼此应答之间，没有兄弟的亲热，却显出了因“道不同”而形成的“隔”。


    隔了好一会儿，周仍无言。吴又张口：我们二十年不见，今天你到汉口，我想请你订一时间，我与夫人请你晚餐。不请外人，只请南开旧日同学陪你。你说好吗？周说“很好”，于是订在六天之后，吴便告辞，周亦未挽留。前后不过十五分钟，两人二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客套完了。


    等吴国桢回家后，和夫人商量这一顿饭怎么请，却发现是个难题。二十年的弟兄不见面，吴此时又是汉口市长，好好请一次，本在情理之中，且也不困难。但吴夫人犹犹豫豫，她试探着说：汉口最好的厨子是银行公会的厨子，最贵的酒席是三十六元一桌的。我们就这样办，好吗？可未待吴说话，自己却又摇头：不好，不好。他是共产党，共产党天天骂国民党人是贪官污吏，只图自己享受，不顾民众福利。我们请他，他如问起这宴席是何处叫的，我们如实说，这不是证明了共产党的话，官僚阶级和买办阶级攫取特殊权力了吗？汉口平常酒席只十六元，它却贵上一倍多，就算周恩来相信你不贪污，但传到其他共产党人那里，不就间接证明你也贪污吗？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与其奢也宁从简”，就叫一桌十六元的普通席。


    宴请那天，到吴家的都是南开同窗，他们对于这位共产党著名人物有一种神秘心理，想先向吴打听一下周的情况，因此，不约而同提前一刻钟到场。可惜，他们不知道，吴同周的接触也只比他们多了十五分钟，还没说上几句话。好在周很守时，彼此寒暄入桌后，吴以为旧日同窗满可以自己向周发问了，但大家反而默然。直到彼此敬酒时，气氛渐渐融洽。大家也只谈南开旧事，借以回到二十年前的生活。最后是周恩来说，时间不早了，客走主人安。我想和主人商量一下，我住的地方不宜宴请，但想借主人这块地方请大家一次。主人什么都不用过问，酒席由我供给，日期则由大家决定。要紧的是原班人马，一个都不能少。


    很快，第二次聚会的日期到了。那天吴特地提早下班回家准备。刚进家门，夫人黄卓群迎面就说：糟了，我们上次叫席叫错了。吴不明所以。夫人问，你知道周恩来今天叫的席是哪里的？不待吴回答：他叫的是银行公会的。那银行工会的大师傅已经来了，这席一定是三十六元一桌的了。


    这次是周恩来提前十分钟到来。由于是第二次见面，大家的拘束感没有了。入席后，有个叫段观海的南开同窗，时任国民党外交部的秘书（后升任大使）。菜刚一上来，他就睁大了眼，看了看，甚至又拿起筷子夹了块冷盘里的肉尝了尝，接着就叫喊起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一定是银行公会大师傅承办的，恩来，是不是？


    周恩来笑容满面，点了点头。


    当周恩来向全桌同窗敬酒时，那位段观海又喊了起来，这是陈年上好的花雕！


    如此好的酒菜入口，又是共产党人请客，共产党著名人物的神秘感当然也就没有了。还是这个段观海，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我有一事一直闷在心里，现在有机会问你，希望你不要怪我莽撞。你能欣赏这花雕，当然知道这好酒难得。据说，八路军过贵州，把所有茅台陈酒和造酒的炉子都毁坏了，这又何必。


    周是笑着回答的：是的，我们把茅台陈酒都带走了，但没有毁坏造酒的炉子。造酒的工具是当地人民生活所需，我们没理由毁坏它。当然，我们行军到处需要火酒，只好把能带走的酒都带走了。


    段观海话头一转：恩来，你这酒席是汉口最好的，我知道它是三十六元一桌。加上这样好的花雕，今夜你破费约在五十元，那么你的薪金是多少呢？


    周简单地说：五块钱。


    轮到大家吃惊了：那么，你怎么付得起这顿昂贵的饭钱呢？


    周依然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


    段观海因为正坐在周恩来身旁，周今天穿的是缎子狐皮袍。段伸手把周的皮袍翻了一翻，说：这是上好的狐皮袍啊，价值可到百元。难道也是组织供给你的。


    周说：是的。


    有人又问：你们的伙食费是不是也由组织供给？


    周答：是的，每人每月发五元，只为私人零用。


    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组织提供的呢？又有人好奇。


    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这时，坐在旁边的段观海再也忍不住了，他哈哈大笑：


    “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本文选摘自《温故（之二）》（尔建著刘瑞琳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稿件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文松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