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光明日报》接连高调炮轰中国艺术创作中和互联网上的「恶搞」现象。继日前举办研讨座谈会后，又连续发表文章声讨「恶搞」。今天（18日）出版的该报刊登陈履生的文章，集中批评在美术界中最为突出的「恶搞」现象，并将其提升到挑战、消解荣辱观和危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高度来抨击。

文章说，在当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奇怪现象，如狂妄无知、无聊游戏、追名造势、逐利拜金、跟随模仿、好逸恶劳、投机取巧、颠倒是非、恶意炒作、歪门邪道、恶搞经典等，这尤以美术界为甚。这种以挑战荣辱观作为艺术的观念，以消解荣辱观作为艺术的创新，已经严重影响到当代艺术的形象，给我们这个荣辱观缺失的现实社会增加了许多难以破解的难关。在「艺术」的名义下，「艺术」就成为一种混淆是非的烟幕弹，使人们难以明荣知辱；而颠倒的荣辱观，更使人们对艺术产生困惑。

文章指出，失去正确荣辱观的任何「艺术」行为，在今天都有可能引起惊世骇俗或惊心动魄，特别是以「艺术」的名义，就更有可能为世俗的行为增添一些为人们难以认知的「当代的」、「艺术的」色彩。比如那种自拍下体的私密行为，本来是难以启齿的，它在过去的荣辱观中与「下流」二字相连，而在今天敢于拿出来而不脸红，实在令人惊愕。当有学者呼吁电影分级的时候，美术界为艺术而「献身」者比比皆是，成为一种潮流，也成为一种时尚。这究竟是艺术还是游戏，是艺术还是恶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穷尽这一「身体」材料的运用，无耻辱可言，那么，这一「艺术」也就到了穷途末路。

文章认为，美术界的恶搞与网络上的恶搞如出一辙，形成了一种有碍社会文明和健康发展的不良风尚。网络上的恶搞反映了在虚空间中的流氓意识的增长，以及人性中恶的释放，而现实中美术界的恶搞则暴露了艺术发展和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是影响艺术躯体健康的毒瘤。这类艺术上的恶搞，将经典成为恶搞的题材和主要内容，把领袖、英雄、历史变成一种可以恶搞的符号，其中革命领袖像首当其冲地成为当代艺术中最为概念化和程序化的形象符号，有着种种看来非常搞笑的创意，极尽调侃之能事。而像刘胡兰、董存瑞、王成这些曾经在几代人心目中烙下深刻印迹的英雄，无一幸免地成为恶搞对象。有一尊大头娃娃般的刘胡兰塑像，虽然和当年王朝闻所塑造的《刘胡兰》一样是被五花大绑、昂首挺胸，但是，除了突出巨大的头颅之外，最显眼的就是爆突的双乳。最不可思议的是，塑像的下部尽管是穿了裤子，可是却明显地刻出了阴部。这样一尊塑像的主体，是不能设想孩子和家长看了之后作何感想的，即使一般的公众也会反感用这种方式恶搞英雄的。

文章指出，这种恶搞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漫画化，而是一种嬉皮士式的调侃和演义，其中所用的一些时尚的因素，使这些英雄或领袖与当代潮流中的一些已经走向流俗的符号相呼应，从而迎合那些低级的或变态的审美趣味和畸趣心理，并通过取悦洋人而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恶搞经典不可能有艺术成就，它只能成为谋利的一种手段。近一段时期以来，从海外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急剧攀升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恶搞获得了市场的支持，犹如注射了一支强心剂，使恶搞之风愈演愈烈。正是有了这种恶搞「中国符号」的作用和影响，使得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化倾向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一些人热捧和炒作的对象。这种以牺牲国家文化形象为代价的恶搞，尽管可能获得一时的市场利益，但这种以一己之利为出发点的恶搞，造成更为恶劣的后果是，它使西方人更加误读和曲解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因此，恶搞经典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