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晚境
 
司徒允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被称作“南开先生”。他在世的七十五年中,大部分时间为南开学校而喜而忧,殚精竭虑,从无保留。不过,在他最后的几年,却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如1948年出任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使这位教育家添加了复杂成分,以至由喜而悲,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最终在南开校园视之如“瘟疫”,自感“一生事业全遭否定”的黯然心绪下抑郁而死。如此无奈的结局,乍看起来似属个人悲剧,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审时度势的功夫欠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矣。然倘深入探究,悲剧也许就不只属于张伯苓个人……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在此暂住的张伯苓已经七十四岁,在新中国他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其间,他先后两次中风,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庆,幸而经治疗恢复过来;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发病九天后去世。关于张氏这段最后岁月,现存的文字资料并不完整,其中令人质疑或相互矛盾之处颇不少。总的感觉是,张伯苓的处境不妙,其精神状态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连不断,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张谢绝了,留在大陆。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云云(赵光宸《张伯苓年谱》),而以当时接触过张的南开校友观察,此时张“精神衰微,体力已竭,愿终老故乡。”显然身体因素不容忽视。不过,从他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的情形揣测,他选择留在大陆或许内心也有某种把握。素来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恐怕不会轻易让老校长“沦落海外”,通过特定渠道捎话给张也未可知。不过,由于张伯苓留在大陆,这面南开的旗帜随之发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两侧的南开校友们明显地赋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至在他身后竟有两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遗嘱”流传……


  在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张伯苓无疑得到早年学生周恩来的特别庇护,政治上没有像对旧政权军政要员那样进行清算。张氏夫妇搭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暂住傅作义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间温情。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从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无任何评论和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见梁吉生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35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致悼词者乃早先南开大学秘书长、张氏遗嘱(大陆版)代笔人黄钰生(字子坚)先生。这篇洋洋万余言的长篇悼文,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其中写到:……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这篇悼文经过差不多三十年后方公开发表。


  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对于张伯苓逝世的反应和评价则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报纸和通讯社反应迅速而强烈,《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称颂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致祭文,党政元老几乎倾巢出席。在台的南开校友随后陆续编印有关纪念册、纪念文集、传记和专著,对张伯苓的办学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也所在多有。


  台海两岸对张伯苓的认知趋于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两地南开人颇有“历尽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识”的感受,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而他的晚年经历,固然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