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危如累卵的中国房地产泡沫及其对策（下）
30
（续前：http://www.haiguinet.com/forum/viewtopic.php?p=1784820#1784820）
这里面有意思的是，与人民币对内贬值的过程相对应，人民币对外却面临着一个被迫升值的尴尬局面。这里面暗含的逻辑，第一是世界各国都在竞相印钱（世界性通胀），第二就是可能有可观的资金在赌中国大规模通胀的到来。 这样，他们会在恶性通胀大规模到来之前，“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潜伏进中国，等待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然后，在汇率升值后，高位抛售，获利离场。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么人民币汇率在升值后，很可能紧随着而来的是贬值，甚至崩溃。
人民币对内贬值，是人民币在国内的供给大于市场上的流通的商品供给的结果（因为国内人民币的交易，是货币和商品互换）；而人民币的对外贬值，是国际间人民币的供给大于其需求的结果（因为国际间人民币的交易，是人民币和其他货币互换）。如果根据统计数据，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支为赤字，那么四万亿的“铁公鸡”投资和7.3万亿的信贷的大部分只能靠印钱。印出来的钱，需要一定的时间充分地流通到整个社会上，改变整个社会的货币与商品的供求对比。这个时间据说是18个月。如果国际热钱在等待时机将人民币汇率打下去，那么他们等待的可能就是中国的大规模通胀。所以，如果没有世界性的通胀，那么就意味着外币（比如美金）的购买力在海外将不会降低，人们会可以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将人民币换成比较强势的外币。如果你有依据预测一个世界性的通胀即将到来，那么你还可以进一步将外币购买成其他资产。虽然中国有很强的外汇管制，人民币也不能自由兑换，自由出入，但热钱的大规模流入，似乎暗示了中国实际上对此的控制力有限。
不要忘了中国还有一大笔货币：2.4万亿美元的外汇。中国2.4万亿美元外汇存底是怎么来的呢？那是中国企业制造商品出口换来的。但是国家不允许企业持有外币，于是印钱跟企业换了：企业把美金给国家，国家把人民币给企业。中国流通的人民币增加了，商品却没有按比例增加（出口去给世界人民消费去了），于是中国有通胀，钱一直在贬值。米国呢？因为贸易赤字，商品增加了，钱付给了中国工厂，但是却打个转，经过中国政府的手，以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投资的形式，又转回美国来了。所以这个因素，并没有影响美国的货币供应，所以美国的物价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美国也在印钱。国债是最“保守”的投资形式，回报率也比较低。一旦印钱的速度超过国债的利息，或者美元汇率贬值，中国手里的美金就缩水了，美国就等于拿纸去换了中国的商品。于是美国的货币少了，而商品增加了。至于其他的投资形式，风险就比较大。而国有的资产，因为姓公，对市场的反映往往被扭曲，于是似乎中国的海外投资，很多结局都不太妙，跟日本的海外投资扩张的战绩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然大日本帝国也不是百战百胜的，比如洛克菲勒中心，就让美帝打了个反扑，丢掉了胜利果实。但那是因为管理不善，不是日元升值的必然结果。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企业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小鬼子跟我英勇的八路军学了一手，“到敌人后方去”，实行外线作战。其海外产业的产值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在相当大程度上有效地消减了后来的经济衰退（他们是“堤内损失堤外补”了）。反观中国，中国的海外扩张是“堤外损失堤内补”。垄断性国企（能源，金融，电信等）凭借其垄断地位，在国内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然后海外扩张。海外可就没有政府给他们撑腰，也就是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姓“公”的资产，或者对市场反应不敏感，或者是存在着大量的蛀虫，于是遭受惨重损失。幸好还有着国内所赚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在源源不断地“补”他们。而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垄断性国企凭借垄断地位，榨取民间财富，然后因为姓“公”，这些国有资产的“肥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海外的“他人田”，交了“学费”，以及自己人中间的蛀虫们的口里。
说到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了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的实质。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两个原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房地产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土地征收与出让，税收）。让房价下跌，打击房地产，是跟政府自己的饭碗过不去，所以除非是经济规律迫使泡沫最后破裂，我们不能幻想政府会真的打压房价。政府只是要“限制房价的过快增长”，让“房地产健康发展”，房价可以涨，但不能涨的这么快这么邪乎。可是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高房价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剂毒酒，不但严重危害经济发展（高房价榨干社会财富，竭泽而渔，消弭内需），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高房价消弭中产阶级，使得社会结构两极化，增加社会的对抗性）。所以，靠房高房价来取得财政收入是饮鸩止渴。
要根治房地产发烧，必须釜底抽薪，而不能只是扬汤止沸。房地产确实是老百姓的“刚需”，但不能用非市场的手段来控制土地供给，人为地造成房地产价格的畸高。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政府放弃对土地的垄断，改为从土地的市场交易中收税，老百姓才能真正获益，整个房地产的交易链条才能成为真正市场行为，受市场规律影响而起落，投机行为对于这么一个大盘就很难再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我同意郎咸平关于投资环境和内需对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影响的判断，但却不同意他所鼓吹的大政府的解决方式。大政府方向确实只能走进死胡同，无法解决当今房地产泡沫的危局，因为提高交易成本，同时也就提高了政府的收益，但只有阻吓作用，无法真正降低房价（因为这不是市场行为，也没有改变供求关系）。而收缩银根，则是排头斧行为，同时打击了所有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制造业风雨凄迷之际，你再放宽银根，因为国外市场受金融风暴影响大幅缩减，而内需不振，产能本来就过剩，制造业无利可图，资金只会涌向投机市场，而房地产首当其冲。
所以，根本的方法是提高内需。而提高内需则必须藏富于民。老百姓手里要是没有钱，你再怎么“刺激”都是白搭。相反，被悬殊的贫富所刺激起来的高欲望，将导致社会的不稳。郎咸平所鼓吹的大政府，看起来似乎钱都通过垄断企业和各种税费都集中到了“国家”手里，国有资产增加了，国家牛逼了。但是姓“公”的财产对市场是缺乏正确反应的，也很容易被侵蚀掉。这已经我被们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反复证明过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老百姓那里聚敛来的国有资产，或者当“学费”，流失到外国人手里，彻底跟中国人无缘；或者源源不断地流失到“有路子”的人们手中，重新再姓“私”。但是这种“私”是权力垄断的私，跟市场行为的“私”有天壤之别。它只属于少数人，不会奠定市场的基石，反之，却会阻碍自由竞争，破坏市场经济。
要藏富于民，不能搞小恩小惠，隔靴搔痒，必须从根本上着手，比如：
1） 改革医疗福利制度，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2） 改革教育收费制度；
3） 变大政府为小政府，政府不要什么都管，其职能主要是市场的裁判员，不要当运动员。要切断权力与财富的联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给政府机构“消肿”，减轻老百姓负担（据统计，现在的“吃皇粮”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的比例已经达到历史最高）
4） 打破体制垄断，行业垄断，权力垄断，造就真正的市场经济，保证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
5） 土地私有，放开土地供应，让农民成为房地产的主要获益者，政府通过土地交易的税费获益。
只有这样，老百姓手里有了钱，源头有了活水，内需才能真正扩大，产能才不会过剩，投资环境才能改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才能真正健康发展，所有环节才能进入良性循环，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奠定坚实的基础。
标题:土地私有化恐怕也不是万能的。
土地私有化已经被谈过很多年了，但是我一直对这个建议十分警惕。
城市/城郊土地的私有化自然可以给一部分目前的土地使用者市场化的补偿，消弭目前常常被提到的政府对他们的“掠夺”，但是也会严重地滞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挨家挨户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效率上怎么也比不上强制性的政府规划/征地/建设。众多生活在海外私有制国家的同学们，只要关注一下你们当地公共设施建设/区域发展规划的漫长实施周期，估计都会注意到土地私有制的在城市建设中的效率劣势。
在政府介入深圳的城中村前，那里的经济形态基本上就可以解读成部分的城市土地私有制，因为那些城中村的土地都是农民的宅基地了，政府不能随意征用。结果是农民房林立，犯罪猖獗，毫无公共设施。当然这也部分可能归咎到没有一个运作健全的村政府。但是主要原因还是个体农民的短期利益驱动，想要快速榨取最高的城市化红利，所以最大程度的提高土地容积率，放弃城中村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的城郊随处可见。如果在城郊的农地也实施私有制，城市建设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谈到城市土地交易的公平，大家普遍上都认为政府从原来的土地使用者那里夺取了太多的利益，但是我也只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土地的价值，其实就是地租，在城市中，地租的外部型是非常高的。一块城市土地的价值的来源，基本上是它周边的建设，这些周边的建设，可能是公共财政的投入，比如运动场馆，优质学校，也可能是集体投入的小区景观，当然也可能是一个臭气四溢的厕所。
市郊农民的农地价值本来只是其一年四季种庄稼收成扣除人力物力成本后的利润，做一个永续现金流的折现，估计没有几个钱，但是我由于对农业收成不了解，没有算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算一下。当城市建设延伸到这这些市郊时，由于农地一下子可以有了别的用法，比如商用，工业用，或者供较高收入的城市人居住用，市郊的农用地的价值/地租就急剧的上升了。但是在这些土地价值的增值过程中，农民的贡献在哪里呢？那他们凭何主张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土地呢？我想由于地租的外部性，也许公有制土地是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
同样的推理，也可以用于城市土地使用者身上，那些“钉子户”们的要价，有时是否过分了呢？如果不考虑土地财政会部分地被消耗到公款吃喝、贪污腐化，其实由政府攫取大部分土地增值的方式其实是更加公平的。
所以，我觉得，城市建设用地的私有制，不仅在现阶段可能有碍效率，也不一定公平。
好像十年前农村改革进入死胡同，当时的“前卫”观点就是农地私有化，并且进行农用地流通，农民可以使用农用土地进行抵押贷款，这样一来，农地就金融化了，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农民的金融资产。但是中国农民的人均耕地不过2-3亩（我没有去考证，印象中的数据），每户因此增加的金融财富多者不过几万，少者也就是几千。这样的财富水平不知道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生产资本形成，值得怀疑。不过，我非常怀疑这个政策建议背后真正的意图是实现农地的集中，形成大型农业财团，实现农业产业化，而不是几亿农民的真正福利。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人多地少，土地就是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并无太多的利润；除非实现土地集约，但土地集约的前提就是要把90-80%的农民进一步派出促农业劳动大军。可是城市吸收这些剩余劳力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农地私有化政策后果就是 土地兼并，大量农民失地，在国家基本没有建立农村福利制度之前，民不聊生，并且渐次把这种大规模失业，混乱引入城市。
所以我看，农地私有化，会实现农业规模化，提高效率，却带来极大的不公平。
人人都谈私有化，我来唱唱反调。
标题:不但不是万能，而且也应慎行
但慎行不等于不行。在逻辑上，无非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罢了。光凭土地私有当然解决不了问题，但需要其他的措施。此外，肯定会有代价，只是需要权衡轻重得失。
除了你提到的城市发展的成本问题，还有就是垄断的走向问题。比如苏联的改革道路跟中国不同，看起来更合理一些，就是将国有企业全部化为股份分给全民。但这些零碎的股份旋即被有钱人买去，形成垄断寡头。这些情况都需要在改革前审慎地研判并做好对策。
改革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难的工作，由此可见一斑。光空谈是不行的，光喊空口号更不行。应该研究具体问题，并找出可行的解决方式。全面铺开之前，还应该先做局部试验，以避免改革失败所造成的破坏性代价。
标题:我上一个帖子没有编辑好，把论点给弄丢了，我目前是反对土地私有制的。
我觉得，城市建设用地的私有制，不仅在现阶段可能有碍效率，也不一定公平。
农地私有化，会实现农业规模化，提高效率，却带来极大的不公平。
具体理由见改过的帖子：http://www.haiguinet.com/forum/viewtopic.php?p=1786900
标题:秦晖:农村土地问题首先是公民权问题
税费改革后，土地问题成为当今农民问题的新热点。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晓山先生所说，土地制度的核心是权利主体，而权利主体建设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经济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这种观点。1902年列宁在与民粹派论战时便指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对土地私有制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谈土地所有制不能抛开政治社会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民主建设任重道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抽象地谈国有、集体、个人所有制恐怕都很成问题。
现在在土地产权制度的设计上有人主张国有制、有人主张集体制、有人主张私有制。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到底什么所有制，到底哪一种产权是真正得到保护的呢？大家知道，在前不久，由郎咸平挑起的论战中很多人说国有产权受到侵犯。但在我们这里国有产权受到的这种侵犯并不是以私人产权受到保护为前提的。中国以强权为背景的化公为私和以强权为背景的化私为公是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无制约的权力侵害公民的私人财产，一方面这种权力也在侵害公民的集体财产，而左手把百姓的私产以“国家”名义夺来，右手又把这些“国产”装进自己的私囊，这种我称之为“尺蠖效应”的戏法不是天天在变吗？国有、私有是如此，“集体”又如何？现在据说农地就是集体所有制，可是我们现在在征地过程中不仅农户没有多少发言权，即使社区集体也没有多少发言权，整个还是政府行为。因此严格来说，在目前的这种条件下，也就是“权力侵害权利”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我们谈什么“有”的所有权恐怕都是空的。
我们现在谈地权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圈地运动”造成的问题。如果仅仅从理论来谈，当然是用土地私有制对这种问题解决最有效。土地不是农民的，有权者就可以随意拿走；是农民的，要征地就得农民的同意，而且是以他能接受的价格的自愿交易。但是实际上，正如张晓山先生所说，以城市征地拆迁而言，法律承认的房产私有权也挡不住强征。即使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征也还是能征。换个角度讲，我们现在虽然不承认农户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从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农户有土地使用权，而且我们说，这个使用权可以长达30年，而且法律也肯定这种使用权是物权，可以交易。现在征用土地，虽不需要与农民购买所有权，但至少还要购买使用权。可实际上这个使用权的交易是否是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呢？是否达不成合意则要等农民30年使用期期满再来征呢？当然不会，现在有权力的人要征土地，别说三十年，三个月都不会等。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存在合意原则。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地权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公民权问题。
历史上土地私有化兼并的误读与真相
我们现在否定农民拥有产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农民一旦有了私有权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就会产生无地农民。但我觉得事实可能恰好相反，前年我在哈佛参加过一个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研讨会，会上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农地私有制。当时有一位美国学者提出如果实行私有制是否会产生无地农民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却没有这样问，相反，当时在场的几位中国人纷纷站起来用非常激烈的言词谴责土地私有制。他们谴责土地私有制的理由恰恰是：实行了土地私有制我们就不那么容易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了。那几位发言人都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人，他们说：实行了农民土地私有制我们就不能搞土地批租，不能搞土地批租我们没法“经营城市”，我们的城市就不能发展得那么快。说得简单一点，如果实施土地私有制，就不能搞“卖地财政”了。理论家说土地私有制的害处是使农民失去土地，而实际管理土地的官员却说土地私有制的害处就是妨碍他们圈占农民的地。一方是坐而论道的，一方是实际管理土地的，我相信大家有能力判断哪个说的更符合实际。
第三，过去我们在历史学上讲得最可怕的一个问题是租佃制，说租佃制就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甚至导致社会危机和农民战争等等。这是土地私有制的理论反对者中最厉害的意见之一。但是他们对历史知道多少，对土地制度史又知道多少？关于这些，我写过一些文章，这里只简单讲几个数字。我们讲土地兼并，到底兼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往往不做计量分析。根据我初步的计量分析，三、四十年代即民国年间，在不同的地方有过不同的地权分布样本，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 47个地权分布样本的基尼系数平均值，当然这个平均不是非常精确，因为没办法加权，每个样本的数量我们不知道。但我认为，误差不会太大。地权集中的基尼系数在旧中国土地改革之前平均是0.53。横向来讲，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地权分布系数都比中国高，也就是说中国的地权集中程度是最低者之一。那时中国当然有社会危机，但你能相信危机的根源就是土地私有导致地权集中吗？
纵向来讲，今天中国并没有土地私有制，但由于这些年来权力干预下的“二田制”、“圈地运动”等因素，中国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无地农民，而农地（使用权）分布已有相当大的不平均：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格里芬等几位学者根据中国的相关数据做的统计，1990年代初中国农户实际使用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了 0.41， 而另一份研究更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农户使用土地的基尼系数，在进行过土地重分的地区达到了0.47，没有重分过的地区更高达0.50， 跟我前面讲的中国土改前的平均值相差并不远。我们在既不私有也不自由买卖的情形下，用权力这根杠杆拨弄十几年，不也同样达到了地私有自由买卖了两千年才达到的“兼并”水平吗？其实，中国历史上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主要也是由于政治因素造成的。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一致。
被颠倒的农民“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所谓土地保障问题上，很多人把问题讲颠倒了。他们讲土地是保障，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确，社会保障是不能私有化。但这个概念根本讲的是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不能私有化。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自己保障自己，而必须由社会或者国家或者社区等等来保障农民。至于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则从来就是“私有化”的。比如说享受公费医疗权利的是我们每一个“私人”，而不是“国家”。但买单的责任是国家。国家买单给一个个“私人”看病，那是社会保障，如果反过来是私人买单给“国家”看病，那还叫“社会保障”吗？所谓不能私有化是指掏钱的义务你不能要农民来负担，得由国家、社区或者企业来支付。可现在这项义务不是从来就私有化的吗？对农民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从来都是让农民自生自灭。即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问题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即使在人民公社时代，社会保障义务一直就是国家不承担或者承担得很少，也就是“私有化”了的。
因此，如果真正要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要讲的就是国家怎么承担自己的义务，而不是国家怎么剥夺农民的权利。但是我们有些人现在讲的不是给农民提供公费医疗，而是剥夺农民的产权，然后让他终身当佃农自己种地养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是完全讲颠倒了。因为这里讲的不是社会保障而是“社会剥夺”，或者说是社会“负保障”，即剥夺农民的权利。土地如果说与“保障”有关，那也只能是享受保障的权利，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落实到个人（所谓“不能私有化”），那还叫保障吗？
如果说现在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那的确如此。但假定土地是农民的保障，那到底是“土地使用权”给农民提供的保障多，还是“土地所有权”给农民提供的保障多呢？有种说法完全不符合逻辑：似乎农民只有“使用权”倒有了保障，如果所有权给了农民，反而农民的保障会变少了。这等于说自耕农是没有保障的，沦为佃农他反而有保障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种说法居然盛行一时，恐怕是有些国人缺乏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体现。众所周知，所谓所有权，就是使用权、用益权、处分权……等一组权利的总和。也就是说所有权包涵使用权，使用权不包涵所有权。农民有了所有权也就保证了使用权，即使他自愿转让了使用权，也还可以自愿收回。但没有所有权的话，使用权的保证只会更少，因为所有者可以收回它。然而现在有些人却想要人相信：给了农民所有权他们就会无地可用，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反而可以不愁没地种了！
防范圈地运动的关键何在
但是我这里还要回到张晓山先生的说法。关于地权问题，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地权安排能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一是什么样的地权安排能够防止出现社会危机。而我认为今天中国地权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防范由于地权引起危机的问题。尤其是政府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防危机，而不是农地利用效率怎么最大的问题。防范圈地运动就是防范地权危机，防范圈地运动在经济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地权交给农民而不是交给官员。当然，如前所述，即使是使用权你真正尊重它就不会产生圈地问题，如果不尊重，所有权也照样会受侵犯。
实际上，中国农村自1995年以后一直大规模地进行着土地以外的生产要素的私有化过程，例如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其实已经完成。而如果要讲公平的私有化，在所有的私有化形式中，老实说农地的私有化是最容易做到起点公平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当年说过的：土地就摆在那里，大家众目睽睽，小偷偷不走，强盗拿不去，也不像其他资产可以通过评价上下其手。我国历史上就常有计口授田，而土改、大包干也都是把土地平分给全体农民。如今有人认为土改没收富人土地不公平，但从没人说土改中的土地分配环节有什么大的不公平问题。然而其他公产的私有化就不同了，企业资产的私有化一般都是化给了“掌勺者”，很少按起点公平的原则来操作，就相当于把公社土地变成社长的私人庄园，而让社员给他打工，或者连打工也不许，干脆把他们赶走。像这样最难做到公平——实践中确实也是最不公平的企业私有化都搞了，而最容易做到起点公平的土地私有化，有人却认为决不能做，这是什么道理呢？
当然，也要注意到农民无法抵制权力（Power）的剥夺，尤其中国目前的权力很难建立制约机制。关于地权问题实际是跟农民集体谈判权利挂钩的，但农民的集体谈判权利又和结社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农民没有结社自由，所谓农民的集体很可能是一种官办的集体，这种集体可能本身就是农民权利的剥夺者，而不是农民权利的捍卫者。因此真正的农民集体是自由结合的集体，这就产生了集体中的民主性问题。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在农民一盘散沙情况下单独的个体小农很容易被剥夺（这里说的是被权力剥夺，不是所谓自由买卖造成的“兼并”）。存在传统农村公社的地区进行这种剥夺反而要困难一些。
这一切都说明，当前在土地关系上建立权利主体的问题远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我们必须在政治、社会和法律等层面为农民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创造条件。其实，如果可以抛开这些问题，仅仅从纯经济的角度讲，假设我们现在已有比较好的民主、宪政与法制，从纯经济意义上谈土地，我认为土地的绝对私有权的确是有不少问题，因此绝对土地私有权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土地作为私有权对象的有条件性、限制性要比其他产权多。但是其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土地兼并，也不在于社会保障，而在于土地的区位垄断与公益性的国土整治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矛盾，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保留有一个最终的公共利益，即国家的最终征地权。比如在损害公益的情况下，在地主利用区位垄断漫天要价的情况下可以行使政府定价。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是公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实施单方定价？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宪政条件下，行使这种权力要有十分严格的公共监督和近乎苛刻的条件，实际的行使很困难，但在中国这种权力非常容易被滥用。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考虑到非经济以外的条件，我甚至觉得对这种政府最终定价权的限制可以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严格。也就是说授予农民的土地权利可以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大、更刚性化。即使需要限制农民的土地权利，或者扩张官府的土地干预，也应该到将来政治民主了再说。
标题:秦晖:农村土地问题首先是公民权问题
税费改革后，土地问题成为当今农民问题的新热点。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晓山先生所说，土地制度的核心是权利主体，而权利主体建设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经济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这种观点。1902年列宁在与民粹派论战时便指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对土地私有制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谈土地所有制不能抛开政治社会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民主建设任重道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抽象地谈国有、集体、个人所有制恐怕都很成问题。
现在在土地产权制度的设计上有人主张国有制、有人主张集体制、有人主张私有制。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到底什么所有制，到底哪一种产权是真正得到保护的呢？大家知道，在前不久，由郎咸平挑起的论战中很多人说国有产权受到侵犯。但在我们这里国有产权受到的这种侵犯并不是以私人产权受到保护为前提的。中国以强权为背景的化公为私和以强权为背景的化私为公是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无制约的权力侵害公民的私人财产，一方面这种权力也在侵害公民的集体财产，而左手把百姓的私产以“国家”名义夺来，右手又把这些“国产”装进自己的私囊，这种我称之为“尺蠖效应”的戏法不是天天在变吗？国有、私有是如此，“集体”又如何？现在据说农地就是集体所有制，可是我们现在在征地过程中不仅农户没有多少发言权，即使社区集体也没有多少发言权，整个还是政府行为。因此严格来说，在目前的这种条件下，也就是“权力侵害权利”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我们谈什么“有”的所有权恐怕都是空的。
我们现在谈地权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圈地运动”造成的问题。如果仅仅从理论来谈，当然是用土地私有制对这种问题解决最有效。土地不是农民的，有权者就可以随意拿走；是农民的，要征地就得农民的同意，而且是以他能接受的价格的自愿交易。但是实际上，正如张晓山先生所说，以城市征地拆迁而言，法律承认的房产私有权也挡不住强征。即使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征也还是能征。换个角度讲，我们现在虽然不承认农户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从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农户有土地使用权，而且我们说，这个使用权可以长达30年，而且法律也肯定这种使用权是物权，可以交易。现在征用土地，虽不需要与农民购买所有权，但至少还要购买使用权。可实际上这个使用权的交易是否是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呢？是否达不成合意则要等农民30年使用期期满再来征呢？当然不会，现在有权力的人要征土地，别说三十年，三个月都不会等。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存在合意原则。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地权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公民权问题。
历史上土地私有化兼并的误读与真相
我们现在否定农民拥有产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农民一旦有了私有权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就会产生无地农民。但我觉得事实可能恰好相反，前年我在哈佛参加过一个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研讨会，会上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农地私有制。当时有一位美国学者提出如果实行私有制是否会产生无地农民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却没有这样问，相反，当时在场的几位中国人纷纷站起来用非常激烈的言词谴责土地私有制。他们谴责土地私有制的理由恰恰是：实行了土地私有制我们就不那么容易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了。那几位发言人都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人，他们说：实行了农民土地私有制我们就不能搞土地批租，不能搞土地批租我们没法“经营城市”，我们的城市就不能发展得那么快。说得简单一点，如果实施土地私有制，就不能搞“卖地财政”了。理论家说土地私有制的害处是使农民失去土地，而实际管理土地的官员却说土地私有制的害处就是妨碍他们圈占农民的地。一方是坐而论道的，一方是实际管理土地的，我相信大家有能力判断哪个说的更符合实际。
第三，过去我们在历史学上讲得最可怕的一个问题是租佃制，说租佃制就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甚至导致社会危机和农民战争等等。这是土地私有制的理论反对者中最厉害的意见之一。但是他们对历史知道多少，对土地制度史又知道多少？关于这些，我写过一些文章，这里只简单讲几个数字。我们讲土地兼并，到底兼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往往不做计量分析。根据我初步的计量分析，三、四十年代即民国年间，在不同的地方有过不同的地权分布样本，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 47个地权分布样本的基尼系数平均值，当然这个平均不是非常精确，因为没办法加权，每个样本的数量我们不知道。但我认为，误差不会太大。地权集中的基尼系数在旧中国土地改革之前平均是0.53。横向来讲，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地权分布系数都比中国高，也就是说中国的地权集中程度是最低者之一。那时中国当然有社会危机，但你能相信危机的根源就是土地私有导致地权集中吗？
纵向来讲，今天中国并没有土地私有制，但由于这些年来权力干预下的“二田制”、“圈地运动”等因素，中国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无地农民，而农地（使用权）分布已有相当大的不平均：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格里芬等几位学者根据中国的相关数据做的统计，1990年代初中国农户实际使用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了 0.41， 而另一份研究更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农户使用土地的基尼系数，在进行过土地重分的地区达到了0.47，没有重分过的地区更高达0.50， 跟我前面讲的中国土改前的平均值相差并不远。我们在既不私有也不自由买卖的情形下，用权力这根杠杆拨弄十几年，不也同样达到了地私有自由买卖了两千年才达到的“兼并”水平吗？其实，中国历史上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主要也是由于政治因素造成的。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一致。
被颠倒的农民“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所谓土地保障问题上，很多人把问题讲颠倒了。他们讲土地是保障，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确，社会保障是不能私有化。但这个概念根本讲的是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不能私有化。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自己保障自己，而必须由社会或者国家或者社区等等来保障农民。至于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则从来就是“私有化”的。比如说享受公费医疗权利的是我们每一个“私人”，而不是“国家”。但买单的责任是国家。国家买单给一个个“私人”看病，那是社会保障，如果反过来是私人买单给“国家”看病，那还叫“社会保障”吗？所谓不能私有化是指掏钱的义务你不能要农民来负担，得由国家、社区或者企业来支付。可现在这项义务不是从来就私有化的吗？对农民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从来都是让农民自生自灭。即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问题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即使在人民公社时代，社会保障义务一直就是国家不承担或者承担得很少，也就是“私有化”了的。
因此，如果真正要讲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要讲的就是国家怎么承担自己的义务，而不是国家怎么剥夺农民的权利。但是我们有些人现在讲的不是给农民提供公费医疗，而是剥夺农民的产权，然后让他终身当佃农自己种地养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是完全讲颠倒了。因为这里讲的不是社会保障而是“社会剥夺”，或者说是社会“负保障”，即剥夺农民的权利。土地如果说与“保障”有关，那也只能是享受保障的权利，享受保障的权利不能落实到个人（所谓“不能私有化”），那还叫保障吗？
如果说现在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那的确如此。但假定土地是农民的保障，那到底是“土地使用权”给农民提供的保障多，还是“土地所有权”给农民提供的保障多呢？有种说法完全不符合逻辑：似乎农民只有“使用权”倒有了保障，如果所有权给了农民，反而农民的保障会变少了。这等于说自耕农是没有保障的，沦为佃农他反而有保障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种说法居然盛行一时，恐怕是有些国人缺乏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体现。众所周知，所谓所有权，就是使用权、用益权、处分权……等一组权利的总和。也就是说所有权包涵使用权，使用权不包涵所有权。农民有了所有权也就保证了使用权，即使他自愿转让了使用权，也还可以自愿收回。但没有所有权的话，使用权的保证只会更少，因为所有者可以收回它。然而现在有些人却想要人相信：给了农民所有权他们就会无地可用，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反而可以不愁没地种了！
防范圈地运动的关键何在
但是我这里还要回到张晓山先生的说法。关于地权问题，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地权安排能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一是什么样的地权安排能够防止出现社会危机。而我认为今天中国地权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防范由于地权引起危机的问题。尤其是政府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防危机，而不是农地利用效率怎么最大的问题。防范圈地运动就是防范地权危机，防范圈地运动在经济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地权交给农民而不是交给官员。当然，如前所述，即使是使用权你真正尊重它就不会产生圈地问题，如果不尊重，所有权也照样会受侵犯。
实际上，中国农村自1995年以后一直大规模地进行着土地以外的生产要素的私有化过程，例如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其实已经完成。而如果要讲公平的私有化，在所有的私有化形式中，老实说农地的私有化是最容易做到起点公平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当年说过的：土地就摆在那里，大家众目睽睽，小偷偷不走，强盗拿不去，也不像其他资产可以通过评价上下其手。我国历史上就常有计口授田，而土改、大包干也都是把土地平分给全体农民。如今有人认为土改没收富人土地不公平，但从没人说土改中的土地分配环节有什么大的不公平问题。然而其他公产的私有化就不同了，企业资产的私有化一般都是化给了“掌勺者”，很少按起点公平的原则来操作，就相当于把公社土地变成社长的私人庄园，而让社员给他打工，或者连打工也不许，干脆把他们赶走。像这样最难做到公平——实践中确实也是最不公平的企业私有化都搞了，而最容易做到起点公平的土地私有化，有人却认为决不能做，这是什么道理呢？
当然，也要注意到农民无法抵制权力（Power）的剥夺，尤其中国目前的权力很难建立制约机制。关于地权问题实际是跟农民集体谈判权利挂钩的，但农民的集体谈判权利又和结社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农民没有结社自由，所谓农民的集体很可能是一种官办的集体，这种集体可能本身就是农民权利的剥夺者，而不是农民权利的捍卫者。因此真正的农民集体是自由结合的集体，这就产生了集体中的民主性问题。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在农民一盘散沙情况下单独的个体小农很容易被剥夺（这里说的是被权力剥夺，不是所谓自由买卖造成的“兼并”）。存在传统农村公社的地区进行这种剥夺反而要困难一些。
这一切都说明，当前在土地关系上建立权利主体的问题远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我们必须在政治、社会和法律等层面为农民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创造条件。其实，如果可以抛开这些问题，仅仅从纯经济的角度讲，假设我们现在已有比较好的民主、宪政与法制，从纯经济意义上谈土地，我认为土地的绝对私有权的确是有不少问题，因此绝对土地私有权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土地作为私有权对象的有条件性、限制性要比其他产权多。但是其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土地兼并，也不在于社会保障，而在于土地的区位垄断与公益性的国土整治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矛盾，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保留有一个最终的公共利益，即国家的最终征地权。比如在损害公益的情况下，在地主利用区位垄断漫天要价的情况下可以行使政府定价。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是公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实施单方定价？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宪政条件下，行使这种权力要有十分严格的公共监督和近乎苛刻的条件，实际的行使很困难，但在中国这种权力非常容易被滥用。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考虑到非经济以外的条件，我甚至觉得对这种政府最终定价权的限制可以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严格。也就是说授予农民的土地权利可以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大、更刚性化。即使需要限制农民的土地权利，或者扩张官府的土地干预，也应该到将来政治民主了再说。
标题:这是原创还是转贴啊？
标题:说说我对汇率的想法
人民币该不该升值，升值多少真的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因为资本管制。说要升值，要升值多少多少的，都是放屁！不切中要害。
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是国内资产泡沫形成的主要原因。要是国内的房地产不好炒，国外游资也不会来（最近几年，都是没读过几年书，粗大胆的人炒房子炒发了。像海龟们读多了书，会左思右想，又惊又怕，根本下不了手。活该穷啊！）。
国内因为经济增长而增加的财富的分配，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关系不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党要拿走那么多，你要和他们讲道理（法）吗？
但是，老狼说来说去都是对的。因为老狼说来说去都是再讲政治。就是，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要深层次的对制度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更多是政治的。但是，你要党主动改这样的革？
标题:改变土地的税收制度是一个办法
现在这种一次收取70年（或者40年等）的办法有很多问题：一是让买房门槛太高，工薪阶层很难支付；而是ZF收入一大笔钱，滋养很多腐败；三是ZF将收来的资金胡乱投资也造成很大浪费；四是地买完了将来的ZF运作和社会福利没有资金保障。
也许有人担心进入门槛低富人更可以多买投机，这个漏洞可以用附加的法律堵住，例如二套以上房产的附加税等等。每年都需要缴税，会大大增加投机成本。
还需要相应的政策鼓励实业投资，让闲置的资金有去处，这样还可以增加就业。
标题:Is it still a good idea to Haigui?
If you can’t be the top 1% in China, maybe stay in the US as top 15% is not so bad (house hold above 100k/year), or top 5% ($150k/y).
标题:原创
标题:现在的实业投资大都无利可图
做的辛辛苦苦，呼哧呼哧还直带喘，还不如到房市股市投机一把，几个月轻轻松松翻倍的利润，甚至数倍的利润（房地产的杠杆作用），现存的实业很多都活不下去，怎么鼓励？
实业生存困难，最直接的原因是金融风暴，导致出口大幅削减。但把希望总寄托在别人那里总不是办法。自己十几亿人，那么大的市场，谁都垂涎。可是这十几亿人，大部分手里没钱，有钱也被房子榨干了，他拿什么买你的商品？所以根本问题是内需，是得让老百姓手里有钱，而且在制度上，让老百姓能够公平竞争，用他们手里的钱去赚钱，而不是再让垄断和权力把这些钱刮走，流回到少数人手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标题:也是一种价值判断
乱局对一些人也是机会。即使在西方，做空也能获利的。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个有序社会比较好。就是说，只要努力，就一定有回报。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中国能成为这样一个社会，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标题:老狼该去做回老本行，写哲学思想人文等科目的文章
多元
最紧迫的需要，研究适合中国的人文的东西
党妈还没意识到
标题:伟光正也没有办法，被少数利益集团和权力资本控制住了
老百姓现在只有认命了，直到社会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标题:老百姓有钱了，对利益阶层有啥好处？？？
标题:这是要害：这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共赢
如果没有活水，那当然是资源的争夺，你死我活；如果有活水，那么大家都能生存发展。当然有人分多些，有人分少些，虽然还是有公平问题，但绝对的公平不可能，但至少已经不至于你死我活了。关键是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蛋。鸡养的越壮，蛋才能下得越多。如果杀掉，就是一锤子买卖，弄几个蛋，但大家都没有未来。这是朝野之间斗争思维的最大误区。
标题:。
标题:我家肉肉，你还在广州吗？
肉肉这么说，是不是说老狼只应该写哲学思想人文的文章，不要写经济类文章？
标题:提高内需在朱镕基时代就已经推出这个口号了，那时候政府就已经意识到必须要提高内需，
但是10几年过去了，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标题:不是那个意思
老狼太悉尼了
不在广州
标题:但都是些隔靴搔痒的措施
根本上并没有动。
标题:什么叫“太悉尼”了捏？
标题:不好意思回在这里。其实我很想调查一下，有多少人是看见老狼这样的贴就开心一笑，默默叉掉
既不是学经济也不是学政治的还不是学历史的更不是学算命的，看了一些别人的贴就开始学做一个政策顾问，不知道能否申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标题:其实你说的这个是经典的输入通胀，而为了防止通胀，采取了用房价圈住
资金的操作。这个手法显然的问题就是房价飞涨。
本来这也不是问题，但是中国人都觉得没有房子不行，所以嘛。。。。。
标题:能不能改掉你那诛心的坏习惯？
你就直接说我的观点对不对就行了，如果不对，怎么不对法？如果你认为那不是我的观点，直接说我抄谁的也行。攻击别人的动机干什么？照你这么说，不是学历史也不是学经济也不是学政治更不是学算命的，对国家大事就应该一概闭嘴，否则就是想“申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怪不得中国不能成为公民社会，“什么都不懂”的蚁民最好莫谈国事，那他们不是沦为暴民就是沦为奴才，这个社会容不得别人半点的独立思考。
给你一个例子吧。芦笛也“不是学历史也不是学经济也不是学政治更不是学算命的”，但是他对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的观察及其方法，有多少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算命的人能及？实话告诉你，老狼虽然是理科出身，但在我十年的高等教育里面，有接近一半时间学的是社会学。不说海归网了，老狼在海外所创立的“海纳百川”论坛，曾经囊括了海外左中右几乎所有的思想精英。老狼的私人朋友里面，如雷贯耳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也俯拾皆是。但即使如此，自问水平也远不如不是任何科班出身的芦笛。
不管任何学科，奠基的总是其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无非两大要素：实证与逻辑。舍此之外，不必迷信任何的什么“家”。在这方面，我严重同意芦笛的论断：中国最缺乏的其实是常识。中国的所谓“社会科学”，受中国文科传统和苏联的毒害太深，对问题的研究，完全不讲实证和逻辑，总是沦落为价值倾向的不可能有结果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牛皮糖大战，要么就是迷信和服从权威。你如果膜拜这样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算命先生，自己膜拜好了。但是拿他们作为棍子来打人让人shut up，至少在海归网，是选错了地方。
标题:我的个人观点是
芦笛是芦笛，你是你；你周围的人牛逼是他们的牛逼，你是你。
我想大家更喜欢校长主教木侠那样就事论事的微观视角和点线萃取，你这样的宏大泛泛的大格局电视上太多了，都是千篇一律了无新意丝毫无趣。实在不觉得你有政策顾问的实力，术业有专攻搞好你的商业海归网就行了，为什么老是那样一副心忧天下的文人情怀呢。
码字的时间成本很高的，别乱码，说你呢。
可能换个ID不是由狼协的名字来发此文我会踏实很多，会默默走开。
标题:虽然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有权谈论国家大事
说说看，你是学历史的，还是学经济的，还是学政治的，或者是学算命的？把你的高见拿出来晾一晾嘛！告诉你，任何人的发言，你只可以针对其观点进行讨论，跟他用什么ID，本人是什么身份无关。你认为别人的水平太低，可以晾你自己高明的，但严禁攻击个人，也别动不动代表“大家”。你只能代表你自己。你自己不喜欢看这样的文章，没人非逼着你看，但你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看就让别人闭嘴。
这也就是你攻击的是我，如果是别人，立刻封杀。与其你封别人的嘴，不如我们封你的嘴。因为别人可没有老狼这样的承受能力，只会走开。长此以往，海归网将门可罗雀。人家说点什么，立刻诛心，追究动机，人家的观点倒撇开不论，令人厌恶。海归网不能养成这种破坏气氛的恶劣风气。
标题:得，您自个娱乐自己吧，我闭嘴闪开
标题:老兄，发现校长主教木侠的帖子有什么特点了吗？
少关心别人的钱包，多想想自己的干粮。
同理，少关心别人的帖子是微观视角还是宏大泛泛。
俺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在走下去，就是封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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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好心一把。
标题:恩，我知道我错了，改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