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转帖]斯大林为何同意金日成发动韩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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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为何同意金日成发动韩战？
——兼与沈志华教授商榷
芦笛
一、艾奇逊演说的风波
二战后，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再度抬头，想从世界事务中脱身出来。民主党政府不但不援助中华民国政府，还一度对之实行武器禁运。就在中共席卷全国时，美国还从南韩撤回占领军。美军的离去引起了南韩朝野的极大恐慌。李承晚总统在宣布美军撤军时间表的公开声明中焦虑地说：“美国为我们留下的问题大到我们无法光靠自己去解决。……在共产党人越过三八线进攻时如何援助我们的问题得到回答前，我们不相信美国会把它的剩余部队撤走。”尽管如此，美军仍于1949年6月30日按计划撤完，只留下了400多名顾问。对李承晚绝望的质问，美国人的回答是：“向联合国求助。” [1]
但此后中共胜利在美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政府“丢掉了中国”，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被迫发表白皮书自辩，说中共之所以上台，主要是国民党腐败了，不是军事援助能够解决的。从这个认识出发，他和杜鲁门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战略，那就是向亚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鼓励其政治革新，搞好经济，并以民族主义抵御共党在全球的扩张，而不是光靠美国以武力去保卫。根据这个战略思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NSC 48/2文件，准备向南韩提供经援。但美国国会却否决了政府的相关提案。 [2]
在此背景下，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阐述了美国在亚洲的新战略。他首先指出，亚洲正在勃兴的独立运动，不但成了人民从外国统治下争取自由的象征，也是人民从招致贫穷与苦难的暴政下争取自由的象征。
他以此解释了中国发生的变化，再度为“丢失中国”辩解，说国民党是被人民抛弃的，政权是自动崩解的。他接着造谣说，苏联已快完全吞并了满洲、内蒙与新疆，而此举必将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发生冲突。因此，美国不要去进行愚蠢的冒险，那样反而会把中国人民对俄国人的仇恨转移到自己头上来。
他接着介绍了美国在太平洋抵御苏联扩张的防御圈，这个防御圈沿着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再到琉球群岛。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些重要地区。但美国不能为防御圈外的地区提供军事保证，这么做既不明智也无必要。如果这些国家遭到进攻，必须首先依靠自己去抵御它，然后再依靠在联合国宪章指导下的整个文明世界的援助。这些国家有许多紧迫的问题，使得它们容易被颠覆和渗透。但这趋势并不能以军事手段去阻止。
据此，他强调指出，在亚洲新独立国家中抵御共产主义扩张最好的办法，是帮助那些国家建立健全的政府，发展经济，使得这些国家不再因人民无知、轻信虚假的诺言、或是因为苦难而被共产党渗透。 [3]
这个演说体现了艾奇逊的洞察力——他察觉到了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被莫斯科巧妙利用为“世界革命”工具，提出了反制措施。虽然这政策是在列宁提出“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几十年后才提出的，但能看到这一点，总算是不错了。
不幸的是，那演说有个重大疏忽——没有把南韩和台湾划在防御圈内。他虽然要求国会通过法案援助南韩，却又说美国对韩国的责任没有对日本的那么直接。更有甚者，他还说：“我们在那儿过去负有直接责任，也行动过，现在有着比更南面的国家更有效的机会。”这话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现在对韩国没有直接责任，只是有机会。
当时中苏都知道，美国放弃台湾已经是既定政策。现在艾奇逊既然间接宣布台湾与南韩都不在美国的防御圈中，那就有可能诱使莫斯科相信，美国已经决定抛弃南韩。毕竟，当初中共席卷南中国时老美都没有干涉，很难想像他们现在会为了个贫瘠的朝鲜半岛大打出手。
朝鲜战争爆发后，艾奇逊演说在美国朝野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它鼓励了北韩侵略，国务院甚至为此制定了个秘密文件，列举了演说中的一些话语，要求有关人士引用它们去反驳指责者[4]。但责难的声浪一直未平息。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的竞选演说中，指责艾奇逊的演说为北韩入侵“开了绿灯” [5] ；麦克阿瑟说：“我觉得国务卿在远东问题上听取了糟糕的劝告”[6] ；李奇微则说：“艾奇逊这种我们无意防守朝鲜的明显表示，是丝毫也无助于动摇敌人采取行动的决心的（did nothing to give the enemy even momentary pause）。”[7]
苏联解体之前，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都持此类观点。例如Robert Oliver认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美国官方声明表明了美国不会保卫朝鲜[8] ；David Rees认为，艾奇逊的演说表明，西方因为虚弱和失算，将会容忍共产党人在一个亚洲国家发动进[9] ；Robert Donovan 认为，艾奇逊演说使得金日成、斯大林和毛更加相信冒险会取得成功[10] ；Burton Kaufman认为，艾奇逊的演说使金日成以为美国不会介入战争，而他则能得到苏联的持续援助[11] 。即使比较谨慎的学者也认为，艾奇逊的演说至少是不明智的，例如James Stokesbury 说：“除非看到北韩或苏联的档案，谁也不能说那演说是绿灯，但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它不是红灯，甚至也不是黄灯”[12] 。类似地，Peter Lowe说：“毫无疑问，传播韩国可以被牺牲的印象是愚蠢的，它只会鼓励北韩和苏联相信，如果北韩南下，去统一朝鲜半岛，美国很可能不会采取有力的行动。”[13]
前苏联档案解密后，许多学者仍持这一传统看法，例如Harry Summers认为艾奇逊在其演说中明确表示美国已经彻底抛弃南韩，鼓励了莫斯科与北京批准北韩的进攻[14] ；Kenneth Lee 指责艾奇逊的演说是“公开邀请”共产党发动进攻[15] ；Michael Hickey 认为演说证实了美国已不再计划保卫南韩[16] ；Stanley Sandler认为艾奇逊臭名昭著的演说鼓励了平壤的侵略意图[17] ……，等等。
二、艾奇逊演说与斯大林的考虑无关？
随着苏联档案解密，有的学者开始认为，斯大林同意北韩入侵南韩与艾奇逊的演说无关，并对斯大林的动机提出了新的解释。据我有限阅读所及，大致有三类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沈志华教授在回答《凤凰网》采访时说的。他认为，斯大林决定发动韩战的目的非常简单，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复杂，是因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他在中国丢失了中长路、旅顺港。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没有不冻港，失去了出海口，所以他要控制朝鲜半岛，取得不冻港，“这样做，又没有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所以就同意了金日成发动战争。 [18]
窃以为，此说恐难成立：
第一，它只是个猜测，既无直接证据亦无间接证据支持。
第二，它难以自洽：据我不完全的了解，北韩境内就有清津、兴南、南浦、金策、元山、雄基等六个港口，其中有四个港口冬季仍可航行，何必去南韩抢？
第三、它不符合斯大林的性格。斯大林最突出的特点，是极度谨慎，专门欺软怕硬，避强凌弱，只在安全的前提下作最大限度的扩张。二战前，他千方百计避免与德国和日本冲突，欺凌弱国却无所不为。二战后，他又千方百计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甚至不惜默默忍辱。
沈志华教授自己就揭示了这些事实：韩战爆发后，美军飞机多次侵犯苏联领空，甚至在1950年9月4日击落了一架从旅顺基地起飞进行训练飞行的苏联轰炸机。苏联提出了抗议，但被美国拒绝。在进一步提出抗议前，斯大林还让下面再次核实情况是否准确。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派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苏哈亚市附近的一个机场，苏联作了唾面自干的最大克制：既没有派飞机升空迎敌，也没有使用防空火力还击。次日外长葛罗米柯召见美国参赞表示抗议，但美方拒绝接受抗议照会。苏联人只好把照会寄给美国大使馆，却又被美国大使馆退回。斯大林不但忍气吞声，还把这看成是美国的警告，吓得再不敢履行当初作出的派空军为中国军队助战的承诺了。 [19]
如此慎重的人，怎么可能为了取得一个不冻港就去轻率冒险？
第四，根据上述第三条可知，斯大林下决心的前提，一定是觉得去北韩冒险不会引发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亦即沈教授说的“这样做，又没有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 。这个前提不满足，则哪怕南韩有再好的港口，他也只会咽下馋涎。因此，想要不冻港不足以构成斯大林下决心的充分条件，更不可能是其必要条件。它当然有诱惑作用，但在他的利弊权衡中实在是无足轻重。
实际上，斯大林在很长时间内都在担忧介入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1950年1月以前，斯大林一直禁止北韩向南韩启衅，只许北韩自卫反击。 1949年9月初，金日成向莫斯科请战，准备夺占瓮津半岛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如果国际局势许可，就继续向南方挺进，声称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夺取南朝鲜[20] 。斯大林于是命令苏联使馆进行调查，评估双方实力、南方人民对北方发动战争的可能反应，以及美国对北韩入侵的可能反应。苏联代办调查后向莫斯科报告，人民军实力不足以速胜，战争可能迁延不决，美国人很可能会介入，并利用它来作反苏宣传。即使光是夺下瓮津都会使得战事扩大，为美国人干涉提供借口。 [21]
据此，9月24日，苏共政治局否决了北韩的入侵计划，理由之一是它会向美国提供获得联合国授权派兵的法律依据，使得美国在朝鲜长期驻兵，推迟朝鲜的统一。 [22]
10月30日，斯大林因苏联大使容许北韩沿着边境进攻南韩位置而申斥了他，说:“这些挑衅对我们的利益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使得敌人发动一场大战。” [23]
因此，斯大林像当年生怕触发与纳粹的大战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与美国的直接对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政治局指示准确地预见了后事。从这些证据来看，窃以为，为了个温水港就轻率决定冒险，不像是这位不世出的战略大师干得出来的事。
斯大林的态度开始松动，乃是1950年1月底的事。 1月17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哭诉，说若再不“解放”南韩，则他将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要求去见斯大林，获得批准他进攻南韩的命令。若是斯大林不见他，他就要设法去见毛泽东。他强调说，毛泽东曾答应他在中国战争结束后将给予援助。 [24]
1月30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朝大使：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大的举措，是需要充分准备的。此举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会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25]
因此，尽管“帮助”的内容十分含混，斯大林毕竟是几年来头一次松了口。但3天后他又通知金日成，这事必须保持绝密，既不能告诉其他朝鲜领导人，也不能告诉中国同志[26] 。直到3月18日，他才同意向金日成提供军火[27] 。而他批准金日成发动战争，则是4月的事了。光从他花上这么长的时间才打定了主意就能看出，这对他来说并非容易作出的决定。只是他后来觉得可以避开与美国交战的危险，才最终有条件地批准了金日成的冒险。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他把自己的考虑说得清清楚楚。
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金日成秘密访问苏联。在此期间，他与斯大林会谈了三次。根据联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有关韩战的会谈的部分纪要如下：
“斯大林同志向金日成证实，国际环境已变化到足以容许在朝鲜统一中采取更主动的态度。
在国际上，中共对国民党取得的胜利，改善了在朝鲜行动的环境。中国不再忙于内战，可以将注意力与能量用于援助朝鲜。如果有必要，中国可以将军队用于朝鲜，而不至于损害它的其他需要。中国胜利的心理影响也是重大的，它证明了亚洲革命者的强大，显示了亚洲反动派及其西方与美国后台的虚弱。美国人离开了中国，不敢用武力去挑战新中国政府。
因为现在中国已经与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美国人将更不敢轻易挑战亚洲的共产党人。根据从美国来的消息，情况确实如此，普遍的心情是不要干涉。苏联有了原子弹以及我们在平壤的地位的巩固，越发加重了这种心情。
但是，我们必须再一次全面衡量解放战争的利弊。首要问题是，美国人会不会干涉？其次，只有得到中国领导的批准，才能发动解放战争。
金日成认为，美国人不会干预。现在他们既然知道苏联和中国站在朝鲜后面并能援助它，美国人就不会冒一场大战的风险。至于毛泽东同志，他从来都支持我们解放全国的愿望。毛泽东同志说过几次，在中国革命完成后，中国将援助我们，如有必要就派出军队。但我们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统一朝鲜，我们相信我们能做到。
斯大林同志强调必须进行彻底的战争准备：首先，部队的准备必须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你们必须组成精锐的攻击师，并且组建别的单位。师必须有更多的武器以及更加机械化的机动与作战的手段。你们在这方面的要求将会得到全部满足。
然后，必须制定一个详尽的进攻计划。基本上，进攻必须有三个阶段：（1）将部队集结在靠近三八线的指定位置；（2）由北朝鲜的最高权力机关提出新的和平统一建议，这些建议必将被另一方拒绝； （3）在和平提议被拒绝后，必须发动反攻。我同意你首先在瓮津半岛投入行动的想法，因为这有助于掩盖是谁挑起了战争（芦注：当时南北双方频频在瓮津冲突。北韩军队在那儿发动进攻，容易给人以边境冲突扩大的错觉）。你发动进攻、南方反攻，这就给你一个机会扩大战线。战争必须迅速，使得南韩与美国人没有时间去组织有力的抵抗和动员国际援助。
斯大林同志补充说，朝鲜同志不能指望苏联直接参加这场战争，因为苏联必须在别的地方特别是在西方应对严峻的挑战。他再次敦促金日成去与毛泽东会商，说那位中国领袖颇懂东方的事务。斯大林重复说，苏联未准备好直接介入朝鲜事务，特别是如果美国人冒险派兵入朝的话。
金日成对美国为何不会干预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进攻将是迅速的，三天就能赢得战争；南方游击队变得更强大了，大规模起义将会爆发。美国人将猝不及防，等到他们回过神来时，全体朝鲜人民都将热烈支持新政府。 ”[28]
在此，斯大林把他的思路说得水晶般清明透亮，他考虑的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是：“首要问题是，美国人会不会干涉？其次，只有得到中国领导的批准，才能发动解放战争。”
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美国人干预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中国革命胜利使得中共可以全力支持朝鲜，包括必要时派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苏联有了原子弹。因为这些变化得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根据他“在安全的前提下作最大限度的扩张”的战略原则，他当然要觉得可以“在朝鲜统一中采取更主动的态度”。
对第二个问题，他也作了明确规定：中国的批准是发动战争的前提。这是因为万一美国人干预，苏联不能直接介入，只能由中国派兵。很明显，如果中国不派兵，那这场冒险就只会以灾难收场。因此，他把中国是否批准当成开战的先决条件。如果毛泽东批准，那就动手；如果毛不批准，那就不能开战。中国因素在他的全盘考虑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但占了他列举的国际形势三个有利变化中的两个，而且是他用以应对美国干涉的唯一手段。
正因为此，他才反复强调，万一美国人干涉，苏联只能置身事外，反复强调开战必须得到中国的批准，并一再敦促金日成去与毛会商。毛一旦批准金日成开战，当然也就责无旁贷，必须在美国人干涉时挺身而出了。
说穿了，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把中国拉进来，将那批准变成中苏联合批准，使金日成的冒险事业变成三国联合企业（英文的“联合企业”co-venture也就是“共同冒险”的意思）。利润由苏朝分享，风险由中朝承担。如果美国人不动手，那当然就不必让中国派兵，省得“备胎股东”变成事实股东；如果美国人动手，则他已经把话说在前头，苏联只能袖手旁观，而他已向金日成指出，中国人可以心无旁骛地支持他们，包括派兵参战。
斯大林这么说，当然是有依据的。 1949年5月毛在会见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时曾明确表态：“如果北南朝鲜发生战争，我们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我们认为，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29] 次年5月，毛泽东又对朝鲜驻华大使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30]
5月间，金日成按斯大林的要求，秘密访问中国，并于13日会见了毛泽东。在向毛传达大老板的指示时，他微妙地扭曲了斯大林的意思。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斯大林的电报，他向毛传达的话是：
“在与毛泽东同志交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
这话给人的感觉是，斯大林（“菲利波夫”）已经批准，只需要再跟毛讨论一下就行了。不仅口气与斯大林的原话不大一样，而且斯开出的“必须获得中国批准才可开战”的先决条件也被略去了。
毛的计划是等攻占了台湾再打南韩，因此对斯大林让北韩先动手颇感意外。他当即中断会谈，让周恩来去找苏联大使罗申，要他发电报向斯大林核实。斯大林的脑袋可不比毛的，非常清晰，立即于次日回电，补上了被金日成贪污了的那一条，明确指出中国对此问题具有否决权：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菲利波夫”[31]
因此，严格说来，金日成的骗术并未奏效，斯大林给中国的否决权并未被他干没。中国完全可以否决。韩战是毛主动跳进去的，并不是斯大林推进去，也不是金日成拉进去的。
综上所述，斯大林策划此事时十分慎重。如果他只是为了取得温水港去冒险，就不可能将否决权授给毛。他虽然低估了美国介入的风险，但这自始至终是他的隐忧，特地为此埋伏了后着。所以，严格说来，后来发生的事并未完全超出他的意料。
第二种解释是Kathryn Weathersby作出的。她注意到，斯大林与金日成会谈时说，“从美国来的消息”表明“普遍的心情是不干涉”，据此推断，斯大林通过他的间谍唐纳德•麦克冷（Donald MacLean），搞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12月下旬制定的NSC-48文件。该文件“将美国的防御圈划在日本和菲律宾的西面，将亚洲大陆排除在外”。斯大林因而决定在远东推进，以填补美国人留下来的真空。朝鲜战争不过是这大战略的一部分罢了。
她作出这一推测的依据是，NSC-48是在1949年12月下旬制定的，此后斯大林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改变：1949年12月中旬，他还拒绝了毛泽东请求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取代国府与苏联在1945年签的同盟条约。但到了1950年1月6日，他却同意了与毛签新约。与此同时，他还指示日本共产党采取推进战略，并承认了胡志明政权。 [32]
此说为基辛格采用，写在他的新作《论中国》里。此外，他也认为，促使斯大林改变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中苏条约规定苏联最终将失去旅顺那个温水港，“斯大林很可能认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朝鲜更能满足苏联海军的需要”。 [33]
在American RadioWorks 访谈录中，Weathersby重复了此说，并认为斯大林改了主意与艾奇逊演说无关，因为斯大林是在1月初改变主意的，而艾奇逊的演说是1月12日的事。 [34]
在我看来，此说破绽甚多，难以成立：
第一，她提到的NSC 48文件，应该是NSC 48/2（基辛格在引用时作了改正）。美国国安会并没有发过称为NSC 48的文件，只有NSC 48/1与NSC 48/2。 NSC 48/1是国安会1949年12月23日写出来的的报告文稿，篇幅较长，其结论部分经过修改后，便成了NSC 48/2，为杜鲁门批准，于1949年12月30日下发。因此，真正有效的政府文件是NSC 48/2，它概括了美国在亚洲应取的战略以及相应的政策与措施。
问题是，在该文件中根本就找不到“防御圈”这个词。就连对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何在，它也未作具体描述。它的主旨是，在亚洲反共防共，不能光用军事手段，要针对内部原因对症下药，利用民族主义去抵制共产主义，更要鼓励亚洲国家政府革新政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国家在抵抗共党颠覆渗透中暴露出来的内在的脆弱性。在这么做时，美国一定要与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要让这些国家的人民理解美国的善意，不要把它误当成帝国主义。
该文件虽然说明美国将“在选定的亚洲非共国家中充分发展军事实力”，并指明了日本、琉球群岛与菲律宾是中选国，但同时也说要向其他受累国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援助，还特地指明要对韩国继续提供政治、技术、军事与其他援助[35] 。它既未划定防御圈，也未说美国将区别对待圈内外的国家：圈内地区遭到入侵就直接出兵，而圈外地区遭到入侵就通过联合国解决。这些都是艾奇逊在演说中提出来的，不是该文件的内容。艾的演说的基调虽然与NSC 48/2一致，但在若干重大地方，他超出该文件作了发挥。 Weathersby没看过该文件，却误把艾奇逊的演说当成了它，而曾任美国国安会主任的基辛格竟也未发现这错误。
既然所谓“NSC 48文件……将美国的防御圈划在日本和菲律宾的西面，将亚洲大陆排除在外”纯属虚构，那它又怎么可能使得斯大林改了主意？
第二，所谓“斯大林通过间谍麦克冷弄到NSC 48”不过是个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而且，杜鲁门不久后就改行所谓“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orine），亦即在全球防堵共产势力的扩张。 1950年4月14日，国安会发出NSC 68文件，奠定了美国的冷战战略，那就是以强硬的武力手段去迎击苏联的扩张活动。文件提出要保卫盟国地区与动员基地，使得取胜所需的攻击力量得以建立起来，以攻击行动摧毁苏联的战争能力的关键要素，直到美国及其盟国全力反攻并取得胜利。 [36]
那个文件下发时，正值金日成为发动战争访问莫斯科。既然斯大林能通过那万能的麦克冷搞到NSC 48/2，想来也能搞到这份更重要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会认为美国正在撤退，留下了大量真空，就等他去填补么？
第三，该假说不能自洽。日本在艾奇逊描述的防御圈之内， NSC 48/2也强调要加强美国在该国的军事实力与地位。既然斯大林根据该文件判定何处是真空，那他命令日本共产党采取推进战略又怎能用来作该假说的证据？ “敌进我进”岂可作“趁虚而入”解？
第四，她用以论证该假说的其他线索也未必成立。例如她说，斯大林是在1950年1月6日通知毛准备与之签订新约的。但斯大林在此前就已经改了主意。 1950年元旦，斯大林派人将他为毛起草的《答塔斯社记者问》送到毛泽东处，其中说毛首先考虑的“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 [37] 。次日莫洛托夫与米高扬即来见毛，证实了斯大林想签新约，令毛喜出望外[38] 。 NSC 48/2是在1949年12月30日下发的。斯大林不可能在当天就看到它（华盛顿比莫斯科晚8个时区，该地的30日下午4点后即是莫斯科31日清晨），并因此改变主意，写出那文字，并于次日送到毛泽东处。
因此，窃以为Weathersby的假说无法成立。
第三种解释则是则是James Matry提出的。他认为，斯大林发动韩战，不是出于扩张欲，而是出于恐惧。他低估了北韩的武力，害怕南韩在未来大举进攻并摧毁北韩政权。因此，韩战其实是他为了先发制人以绝后患而发动的。他还否定了艾奇逊演说对斯大林决策的影响。 [39]
此说不但缺乏证据，而且难以自洽。他举出来的档案证据，只能证明斯大林曾认为北韩武力不足以征服南方，因此制止了金日成轻举妄动（这确为事实，档案证据表明，至少在1949年10月30日以前，斯大林是这么看的[23]23），但并不能证明斯大林认为北韩会被南韩推翻，更不能证明他后来突然反转了对双方实力的评估，而这才是该假说最需要的关键证据。缺了这一证据，Matry便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既然斯大林如此低估北韩武力，为何还会被金日成说服北韩可以速战速决？出于恐惧而不顾实力对比、孤注一掷，从来不是他的性格，何况据Matry说：“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都一直在担心美国干预。”既然斯大林认为北韩连南韩都打不过，又一直在担心美国干预，那他又怎么可能批准这种注定要失败的冒险呢？
他对斯大林为何改主意的解释是：“1950年春，斯大林再也不能无视美国亚洲政策正在强硬起来的迹象”。这断语与斯大林本人说的完全相反。如上所述，他不但告诉金日成“美国人将更不敢轻易挑战亚洲共产党人”，而且还把“我们在平壤的地位的巩固”当成了原因之一。
Matry否定艾奇逊演说对斯大林的决策的影响的理由是，档案中提到该演说的唯一一处，是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1950年1月17日与毛会谈时，引用了该演说中声称苏联正在吞并中国三北地区的那段话，要两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驳斥。除此之外，斯大林在与金日成会谈时，双方都未提到过艾奇逊演说，与韩战有关的其他文件也如此。
此论隐含的假定是：“如果艾奇逊演说对斯大林决策起到了作用，那斯大林就一定会在正式场合承认。”但这根本就不成立。如果斯大林真的这么做，那就等于在下属面前承认他轻信美帝放的烟幕弹，丧失了革命警惕性，且不说那暴露了他只能靠公开渠道来了解敌情。如果斯大林在正式场合承认美国国务卿的演说是他的决策依据，反倒是反常的事。
事实上，艾奇逊演说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因为艾奇逊指出，共产主义不过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莫斯科即将彻底并吞中国的三北地区。这些行径在亚洲人民面前暴露了帝国主义真面目，而俄国人在中国扶持的傀儡终将难逃罪责，云云。这些话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以致他不仅命令莫洛托夫与维辛斯基特地为此去找毛泽东，要中国外交部辟谣，还为此事责备了毛。
据师哲回忆，1月17日，莫洛托夫与维辛斯基到毛的住处见毛，莫洛托夫交给毛一份艾的演说，并建议中苏蒙三国各自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毛同意了，还高度重视此事，亲自动笔，并将文稿连夜发回国内，于21日见报。可毛却对国际惯例一无所知，竟不知道莫洛托夫说的“官方”是什么意思。于是，苏蒙两国发表的是外长声明，而中方同日发表的却是新闻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这样毛便因无知而违背了自己作出的承诺。
斯大林因此把毛召去，先由莫洛托夫询问毛是否已经履行了双方的约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毛说发表了，是以新闻署长胡乔木的身份发表的。斯大林告诉毛，按国际惯例，以新闻记者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一文不值。莫洛托夫接着给毛开课，告诉他新闻总署并非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表不了官方的观点，中国方面未按照商定的那样去作，违反了彼此的协议，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不管中方是怎么考虑的，但既已达成协议，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双方合作的重要一条，云云。
毛深觉丢脸，却又因为错在己方而无从置辩，于是便使起小性来，一言不发。会后斯大林邀请他们去别墅赴宴，毛在整个宴会过程中始终沉默，弄得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40]
由此可见斯大林对艾奇逊演说的重视。对于那个密切窥探美国动向的战略大师来说，忽略了艾奇逊在演说中描述的美国亚洲战略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档案证据已经泄露了此中消息。
前已述及，斯大林告诉金日成：“美国人将更不敢轻易挑战亚洲的共产党人。根据从美国来的消息，情况确实如此，普遍的心情是不要干涉。”在此，斯大林亲口承认，“从美国来的消息”证实了他对美国战略的基本估计。那“消息”（information）无非是两类：公开的和／或秘密的。上文已经介绍过，当时美国并未秘密制定所谓“撒手战略”（handoff strategy），NSC 48/2只是提出了“治本之策”，并未说要放弃南韩。
当然，据李奇微披露：“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海、艾森豪威尔、尼米兹和期帕茨）曾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进行过研究，最后向国务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这样写道：’……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军队和基地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不能排除那文件落入了斯大林之手。不过，考虑到该文件早在1947年便已制定，而斯大林在美军于1949年6月底撤走后，仍于同年10月30日严令驻朝大使不得批准金日成动武，以免触发大战，他说的不可能是那个文件。
因此，这消息不大可能是秘密情报，更可能是公开信息。能让斯大林产生这种感觉的最权威的公开信息，当然只能是艾奇逊的政策演说。
综上所述，窃以为，否定艾奇逊演说效应的几种观点都未必成立。为了从更全面的背景下分析斯大林的真实心思，在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前，先来看看朝鲜战争中发生的一桩怪事。
三、斯大林为何坐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派兵的决议？
朝鲜战争中的一个谜，就是苏联为何不否决联合国出兵朝鲜的议案。从1950年1月13日起，苏联代表团就一直在拒绝出席安理会，以此抗议联合国不驱逐中华民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韩战爆发后再这么做，就等于坐视安理会通过不利于北韩的决议。以斯大林那种外交大师，绝无可能看不出这点来，更何况他在批准发动韩战前，一定会想到南韩定会去安理会哭诉。按理说，他在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后，应该下令苏联代表团结束抵制，返回安理会。那样做再自然不过：苏联已经抵制了5个多月。作为一个外交姿态，它早该结束了，不结束才是反常。
然而奇怪的是，韩战爆发当晚，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苏联代表仍然拒绝参加，安理会于是一致通过82号决议，谴责北韩侵略，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北韩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号召每个成员国都帮助安理会实施该决议，不要为北韩当局提供援助。 6月27日，安理会再度开会并通过83号决议，建议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41]。
正是这两个决议，赋予了美国等国组建联合国军参战的国际法理依据。而在这期间内，拥有否决权的苏联代表团却一直拒绝出席安理会。
更奇怪的是，战争爆发当天下午，美国驻苏大使紧急求见苏联外长被拒绝，27日，他再次求见，仍未成功。同日中午，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在与苏联代表马立克共进午餐时，通知他下午安理会要开会，问马立克去不去。在座的美国代表格罗斯急得要死，情知马立克若去，上述那个授权联合国成员国派兵的83号决议就要被他否决，但他又无法阻止马立克。不料马立克回答说不去。赖伊尽忠职守，又向马立克说，我觉得为了贵国的利益，你最好还是去，却再次遭到马的拒绝。格罗斯这才如释重负。 [42]
由此可见，苏联代表是故意回避安理会会议的，与所谓“驱逐中华民国案”毫无相干。上面已经说过了，苏联已经抵制了5个多月，何况又是出了那么大的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此时返回安理会，谁都能理解。因此，只能说斯大林是故意让安理会通过那两个决议案的。
斯大林为何要这么做？ 2007年披露的一份苏联密档泄露了秘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党魁哥特瓦尔德对苏联这么做很不理解，斯大林于1950年8月27日给苏联驻捷大使发了份密电，要他向哥特瓦尔德解释：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著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43]
窃以为，他在前面说的那三个目的，都是官话套话，后面讲的才是真心话：他预见到了中国会参战，而“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著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
然而沈志华教授却认为斯大林此话“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目的是掩盖他先前的失算。他认为，若要认为斯大林说的是真话，那必然要得出三个推论：“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而这与已知史实不符。
因此，他推测，苏联之所以不参加安理会，是为了避免陷入两难选择——“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
愚以为，沈教授的论证未必成立。先看那三条：
第一，诚然，没有证据提示，早在苏联代表开始抵制安理会时，斯大林就在计划发动战争。相反，已有证据表明，直到1950年3月18日，他才同意为金日成提供军火[44] ，提示他直到那时才最终打定了主意。但当初苏联抵制安理会的理由，并不能用来解释它后来为何不在关键时刻重返安理会，否则似有刻舟求剑之嫌。尤其是在赖伊主动邀请马立克开会之后，苏联还要坚持抵制，那就再不能用“抗议不驱逐蒋匪、接纳新中国”来解释了。而且，苏联外长避而不见美国大使，与此如出一辙，难道也是为了抗议不驱逐国府？
凡成功的战略家都讲究“因势利导”，亦即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变或完善原战略。苏联当初抵制安理会，当然很可能是为了驱逐国府。但前已说过，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冒险之前，必然会拟想美国可能采取的一切反应。无论美帝派兵与否，去联合国哭诉都是必干的第一件事。在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后，斯大林还要让代表团坚持抵制下去，当然是把它当成了应付将来美国在联合国活动的招数。换言之，他蓄意延长了早就该结束的抵制，以便“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
第二，斯大林并没有“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相反，上节反复说的就是，美国介入一直是他最大的隐忧，就是为此他才一直不准金日成轻举妄动。后来改了主意，是因为他觉得美国干预的可能不大。即使如此，他也留下了中国作为应急预案。
但这些事实并不与他刻意纵容美国跳梁相矛盾。实际上，不管美国怎么行动，他都不会输：若是美国如他原来估计的那样，不想出兵，只是在安理会发个决议谴责一下，坐视走狗李承晚匪帮被推翻，那就在世界上丢了脸；如果美国决定武力干预，却又行动迟缓或是作战不力，让金日成获得速胜，统一了朝鲜，造成既成事实，使得联合国再也无法干预、只能灰溜溜偃旗息鼓（事实上，若是没有沃克将军，这结局已经发生了），则美国更是丢脸，第三世界的多米诺骨牌从此将更容易接连倒掉；若是美国打败北韩，他已经留下了中国那个备胎，使上就是了。一旦中国参战，那美国将就此陷在远东，无力再去西线与他争夺，岂不更好？
第三，“斯大林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那不是他算定的，是毛泽东向金日成几次作出的承诺。尽管金日成在与他会谈时代毛保证过，他仍不放心，几次强调必须有中国批准，金日成才能发动战争。直到最后一刻，他还电告毛：“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明说了打仗是中朝两国的事，与苏联无关。而毛也完全明白他的心思，不但批准金去冒险，还正式对金承诺：万一美军参战，中国将派兵帮助朝鲜，因为苏联与美国之间有关于三八线划分的协定，不便参加战斗，但中国没有这种义务，可以帮助朝鲜，还表示作战是两国的共同任务，中国将提供必要的援助[45] 。这些情况斯大林当然知道，所以他才会自觉有备无患，同意金日成放手大干，反正惹出祸来有中国人顶住。
实际上，在给哥特瓦尔德的电报里，斯大林已经假想了“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请注意，当时联合国军尚未在仁川登陆，朝鲜“祖国解放战争”形势还在一片大好，他就能拟想到中国出兵与美帝缠斗的前景，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瞻瞩之高远，心思之细密，真个是算无遗策。说是“算定”虽然太夸张，但虽不中，不远矣。
至于沈教授说的斯大林面临着“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的困境，愚以为根本就不存在。谁都知道“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金日成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占领军用刺刀扶植起来的。不使用否决权，“世界舆论”也不会出现错觉，以为莫斯科并非平壤的大老板。而且，苏联虽然没有行使否决权，但一直在谴责安理会那两个决议，声称它们是非法的。在这么做时，它为何又不怕“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呢？
更何况俄国人信奉的是“军刀说了算”。害怕强国、千方百计避免与之发生冲突，倒确实是斯大林的特色，但“世界舆论”他却是从来不怕的。当年苏联悍然入侵芬兰，“导致”与英法等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苏联为此被驱逐出国联，斯大林在乎过么？
不仅如此，在抨击安理会决议时，苏联人给出了一系列理由：83号决议是根据韩国军方提供的情报作出的，而那情报实际上来自于美国情报机构；北韩未被作为联合国的临时成员邀请与会，而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二条；朝鲜战争超出了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因为最初的南北边境冲突曾被划定为内战[46] 。这些抗议都振振有词，尤以第二条言之成理[47] 。如果苏联出席安理会，完全可以以此为由投否决票。这么做貌似符合西方的程序正义，而且显得不偏不倚，不但不是“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还能蛊惑第三世界与西方左派，英美法也难以反驳。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却要站在会场外，徒劳无益地大声嚷嚷呢？
其实这一切早在斯大林算中。前已述及，1949年9月24日，苏共政治局在驳回金日成的请战书时就指出，人民军进攻南方可能给美国人以借口，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这一问题，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侵略，并要求联合国大会同意美国军队进驻南朝鲜。美国军队进驻南朝鲜可能导致长期占领这个国家的南部，因而拖延国家的统一。 [48]
所以，早在那时，斯大林就已预见到了美国有可能要求联合国授权出兵，而他并不想被逼到动用否决权去防止此事。正是为此，他才否决了金日成的请求。既然如此，那么他后来同意金日成的请求，当然只可能是他觉得，哪怕最坏的情况发生，也有中国人顶住，所以再不必去动用否决权阻止美国人派兵。要默许美国人为所欲为，同时还要在“民主阵营”面前作出坚决反对美帝侵略的姿态，当然最便当的办法便是延长那抵制活动，专在安理会会场外怒吼。
因此，窃以为，斯大林给哥特瓦尔德的电报，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对自家心事的坦率解释。接受这极为难得的供词，不但不会导出与史实相矛盾的结论，还能使得一系列费解的现象脉络毕现。反过来，否定这重大证词非但缺乏证据，而且还无法解释两个史实：
第一个史实是，当北韩入侵军队在南方被击溃后，联合国军在10月1日越过了三八线。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建议“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确保全朝鲜的稳定条件”以及“为在主权国家朝鲜中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政府，采取一切合法的行动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选举” [49] ，为此举作了合法性追认。
查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一款：“当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争端或情势，正在执行本宪章所授予该会之职务时，大会非经安全理事会请求，对于该项争端或情势，不得提出任何建议。”[50]
当时苏联代表团已经返回安理会，为什么不援引此条，声称安理会正在执行有关朝鲜争端的职责，联合国大会无权提出任何建议，动用否决权拦阻朝鲜问题进入大会议程，却要坐视大会在实际上批准联合国军以武力统一朝鲜？莫非苏联怕这么做就“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那它为何又不怕默认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呢？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严重吧？
第二个史实是，斯大林一直是朝鲜战争的热心而执着的支持者，哪怕后期金日成再也不想打了，哭闹得比当年请战还要凶，他仍然支持毛泽东死扛下去。要一直等到他死，新班子上了台，朝鲜才总算能停火了。如果不承认利用韩战把美国拴死在远东是斯大林的战略意图，而贝利亚、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等人并不赞成这一意图，那就无法解释斯大林死后立即发生的这一政策突变。
综上，依愚见，沈教授否定斯大林证词的理由似难成立。
四、毛泽东与艾奇逊帮助斯大林下了决心
从档案证据来看，斯大林最后一次禁止金日成发动韩战，是在1949年10月30日，而他的口气开始松动，承诺帮助金日成，则是在1950年1月30日。那么，这三个月内发生了什么事，促使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斯大林本人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朝鲜战争是史学研究中难得的案例，其中一方事实上的最高统帅两次留下了秘密证言，详尽解释了他发动战争的考虑。作为直接证据，这两份极为宝贵的证言应该是研究者们的分析重点，若无重大理由，不宜轻易否定。
在第一份证言中，斯大林论证了有限战争的可行性，亦即有可能发动局部战争而能避免世界大战。这在当时是军事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李奇微坦承：
“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完全受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支配，即将把美国卷入其中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朝鲜的地位不太重要，而且，无论怎样朝鲜都无法防守。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官方声明以及所有军事上的决策，从根本上说都是出自这种看法。在我们的会议中从未提起过’有限战争’的概念。我们对联合国充满了信心。原子弹又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心理上的马奇诺防线。这道防线使我国国民有更充分的理由强烈要求孩子们重返家园，军队遣散，刀枪入库和陆海空三军士兵复员。”[51]
所以，在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还在以“要么世界大战，要么世界和平”的两极思维展望未来时，斯大林便已构思并发动了核武器问世后的第一场有限战争，为此后几十年的冷战奠定了格局，不能不说，这确实体现了战略大师的高瞻远瞩。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斯大林“化无限为有限”的巧妙操作。他知道，进行这种有限战争的前提，是必须确保它不至于升级为苏美全面冲突，这就是他考虑的关键问题。前已述及，1949年10月30日，他还在申饬驻朝大使：“这些挑衅对我们的利益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使得敌人发动一场大战。”[23]23说明他当时仍未找到避免触发美苏大战的办法。
但此后发生的国际形势变化，让斯大林认为是安全地进行有限战争的时候了。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他列举的那几条因素中，原子弹一条不足取信：当时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才半年多，要造出相当数量的用于实战的炸弹尚需时间。最大的问题是，当时苏联没有战略轰炸机，无法将原子弹投掷到美国，因此没有多少威慑作用。这个问题终赫鲁晓夫之治都未解决，所以他才会把核导弹运到古巴去。斯大林对此当然心中有数，因此这不可能成为他的决策依据。
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两条：
第一，中苏结盟，尤其是毛泽东甫上台就万里朝见，风尘仆仆前来拜寿，竭力向他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并不是他猜疑的那个东方铁托，令他觉得若朝鲜半岛冲突泛化，可以将南北韩对抗化为中美对抗，而苏联则能置身事外。此乃以代理战争来规避直接大战的妙着。
这个因素才是斯大林发动战争的前提，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只有毛泽东批准才可开战，甚至对毛明说：“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而毛泽东也不负膺寄，在1950年5月15日与金日成具体讨论战争计划时，不顾金日成的婉拒，主动承诺万一美军参战，中国将派兵帮助朝鲜，并慷慨表示，作战是两国的共同任务，中国将提供必要的援助。 [52] 在联合国军参战后，1950年7月2日，周恩来还对苏联大使罗申说，考虑到种种可能的情况，为防备万一，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中9个师的兵力。美军不过三八线则罢，一旦越过了三八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便以志愿军的形式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美国军队。周恩来提出，就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听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同时希望苏联空军能够对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53] 。 1960年6月22日，彭真在与苏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谈时，也对赫鲁晓夫承认：“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52]52
因此，对斯大林“将可能出现的美苏对抗转嫁为中美对抗”的战略，毛泽东其实心中有数，而斯大林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他最终敢于批准金日成冒险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没有料到的是，后来情势危急，他要中共履行先前的承诺，毛泽东竟答复罗申说中国不想派兵，因为派几个师也会被打回来，还可能把苏联拉进战争。难怪罗申要在给斯大林的汇报中气愤地说：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Yudin）、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 [54]
虽然毛后来还是同意出兵了，但又向苏方要求提供空军掩护。据说斯大林先是同意了，但后来又说尚未准备好，致使中共军队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出国作战，苏联空军只是在后来才出动。此事我尚未查到可靠证据，但中方媒体中多见据此埋怨斯大林反悔的文字。即使事实如此，毛泽东也从未在最初策划战争时提过这种请求。因此，同样是违约，两者有本质区别——合同开始执行后，一方又追加条件，另一方就是同意了再反悔，也还是说得过去的。
斯大林更没料到的是，他死后多年，1960年6月22日，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谈时，赫鲁晓夫几次指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共同决定的，彭真竟然反复否认，说他说的“完全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 [52]52。而中方媒体中还充斥着官方与半官方的宣传，给大众造成“苏联见死不救，中国见义勇为”的错觉。
至于斯大林为何会在1950年1月30日对金日成首次松口。我的推测是（只能是合理推测，永无可能找到过硬证据，这就是史学研究的局限），1月17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要求去见斯大林，获准进攻南韩。若是斯大林不见他，他就要设法去见毛泽东。他强调说，毛泽东曾答应他在中国战争结束后将给予援助[55] 。金日成的激将法可能给了斯大林灵感，让他想到可以把这烫山芋扔给中共。这也是检验毛泽东的忠诚度的一个办法。而且，毛一旦接下这烫山芋，就把中国的命运和苏联捆在一起，再无可能被美国拉过去了。而毛泽东也对此心领神会，坚定地通过了考验，用事实证明了他并不是斯大林猜疑的逆子铁托。
第二个因素则是“从美国来的消息”证实“普遍的心情是不要干涉”。前文已作过分析，那“消息”不大可能是秘密情报，更可能是艾奇逊的演说。就算它不是斯大林唯一的消息来源，起码也起到了强化斯大林既有印象的作用。因此，指责艾奇逊为斯大林开了绿灯，虽有夸张与简单化之嫌，但毕竟不为无据。
因此，似乎可以说，是毛泽东给了斯大林发动历史上第一次有限战争的底气，而艾奇逊演说则助长了他的侥幸心理。
第二份证言则坦承了斯大林的战略意图，那就是将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向远东。使得它陷在与中国人的交战中无力自拔，“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著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
从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此话确实说出了他的需要。已有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将“北约成立以及苏联与西方总的关系恶化”当成了斯大林发动战争的一个原因。 [56]
二战后，苏联席卷了东欧，用刺刀建立了一系列卫星国。这构成了苏联与西方的矛盾焦点，是冷战爆发最主要的原因。美苏为柏林问题发生了剧烈冲突，斯大林对柏林进行了几达一年的封锁（1948年6月24日至1949年5月12日）。盟国占领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被全部切断，只有西德飞往柏林的三条空中通道未被封锁。西方盟国不肯屈服，对柏林实施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确保了柏林人民能生存下来。美军与苏军还在地面上几乎发生冲突，以苏军退让告终。最后斯大林见封锁无效，只好下令解封。
目睹欧洲被铁幕分裂为对立的东西两大阵营，为应对斯大林的扩张威胁，1948年9月，布鲁塞尔条约缔约国（英、法、比、荷、卢）决定建立西方联合防卫组织（Western Union Defence Organization），共同对抗苏联的扩张。但它们不久就意识到，自己不是强大的苏联的对手，必须把美国拉进来。 1949年4月4日，美、英、法、加等11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该条约以苏联为假想敌，特地制定了防御苏联对西方武装进攻的第五条，规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进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进攻。 [57]
这在斯大林眼中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他说：“朝鲜同志不能指望苏联直接参加这场战争，因为苏联必须在别的地方特别是在西方应对严峻的挑战。”确实如此，欧洲从来是他的争夺重心，而东欧历来被他视为维护本国安全的缓冲带。但那些国家与西欧在历史上属于同一文化圈，斯大林用武力强加的统治不得民心，并不巩固。面对北约的威胁，“民主阵营”显得十分脆弱。
即使是共产党党魁也未必可靠。铁托就是第一个反出教门另开香堂的叛徒。尽管斯大林曾自吹“我只要摇摇我的小指，铁托就得完蛋，就得垮台”，可惜正如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上说的：“但这并未发生在铁托身上。不管斯大林摇多摇少，不仅摇了他的小指，而且摇了他能摇的一切，铁托并没有倒。” [58] 还跟美国套上了近乎，变成了独立于苏美两大阵营的第三势力。所以，如何“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消化东欧那个战利品，将其变为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是他的心病。
除了东欧外，希腊、土耳其等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战略价值的地区也是苏联的觊觎对象。尤其是土耳其扼住了苏联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的咽喉。当年斯大林就曾打算联合轴心国向土耳其施压，在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掠取军事基地，但未能得逞[59] 。如今那两个国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权摇摇欲坠。若是美国不及时伸出援手，那它们就很有可能瓜熟蒂落，落入“民主阵营”中。
因此，斯大林给哥特瓦尔德的密电确实说出了他的盘算：美国被拉入远东的泥塘后，对欧洲的援助必然大为减弱，他心目中来自西线的威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他可以加强在东欧的铁腕统治，甚至还有可能在近东地区扩张，而不用担心美帝的强烈反弹。这就是他为何蓄意延长苏联代表团对安理会的抵制，以坐视联合国通过那些决议，将美国诱入泥潭。
这其实是故伎重演。当年他千方百计挑起中日交战，让日本陷入中国泥塘不能自拔，使他得以专心对付西线来的威胁，使的就是同一个计策。就连受害的冤大头都是同一个，不同的只是日本换成了美国。
当然，这不大可能是斯大林策划战争的原初目的。他最初的期望，还是速战速决，抢在美国干预前拿下南韩。对美国出兵他虽然早有应急预案，但没有想到美国并未限于外交活动与口头抗议，而是作出了超乎异常的迅速有力的反应。他这才因势利导，将备着改为正着，蓄意诱导中美交战。在战局发生戏剧性逆转，毛泽东又出乎意料地变卦后，他才真的气急败坏了。为激励毛泽东出兵，他竟然连“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 [60] 的豪言壮语都说出来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焦躁，绝不是丧失了北韩那个蕞尔缓冲国可以解释的。它其实反映了斯大林目睹他精心设计的“引敌东进”的世界大战略面临落空时的懊丧。
平心而论，斯大林这算盘虽精，但他既没有欺骗金日成，也没有欺骗毛泽东。对前者，他已经说明苏军不会参战，如果美国介入就由中朝去承担；对后者，他给了自主决定权——他已向金日成反复交代，只有得到中国同意，北韩才可开战。中共如果不想介入，完全可以使用这一钦赐否决权。因此，毛泽东是自觉自愿、主动积极地当上冤大头的。当冤大头也罢，毛至少可以在行使批准权前向斯大林要求军援，包括提供空中掩护与重武器等等，不该临渴掘井，待到火烧眉毛时才来扯这些事。
不过，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中业已指出，毛的特点是思虑粗放，缺乏现代知识，乃是“实践出真知”的“狭隘经验论”者，没见过的东西就不知道，因此要等到北韩被美国狂轰滥炸之后，才知道现代立体战争是怎么回事。但与他当年在发动宁夏战役、死人无算之后，才想起来未与苏联商定交接军火细节相比[61] ，这个重大遗漏是可以原谅的。
不可原谅的则是，他为了向父皇证明自己不是铁托式逆子，对得起钦封的亚洲共运头领的头衔，不惜把中国拉入战祸，造出了外交史上“大跃进”式奇迹，使得中国与全世界为敌，与联合国军交战，被整个文明世界谴责为侵略者，被关在联合国门外几达30年，遭受了西方长期的禁运与抵制，从而彻底剥夺了自家的外交选择与回旋空间，只能把自己捆在苏联人的战车上。最后毛又为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与老大哥闹翻，被人家革除教门，沦落到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成了“帝修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凄凉地步。这种不可思议的奇迹，在大国外交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它的发端，就是毛在1949年7月1日宣布的“一边倒”，而其深层原因，则是毛想当国际共运领袖的荒诞野心。
[1]President Rhee’s Press Statements, in Muccio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7, 16,19, and June 6,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49, vol. 7, pp. 1011- 2, 1023-4, 1030-1, 1035-6,1039. ，本文引用的英语文献都由作者译出，若有误译之处，尚祈读者教正。
[2]James I. Matray, The Reluctant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 1941-1950， pp. 151-205，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3]演说全文载于Burton Ira Kaufman所著的The Korean Conflict，pp122-129，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
[4]Remarks by Dean Acheson Before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ca. 1950. Harry S. Truman Administration, Elsey Papers. 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koreanwar/documents/index.php?documentdate= 1950-00-00&documentid=kr-3-13&pagenumber=1
[5]University times The faculty and staff newspap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Volume 32 Number 21 ,June 22, 2000
[6]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s，McGraw-Hill, 1964), p. 3
标题:老毛要是在北朝败退之际坚决不介入韩战，斯大林会对中国怎么样哪？
标题:也不能怎么样
但是不会给中国那么多援助。于是中国就成为一个在美苏之间play game的大南斯拉夫。
标题: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