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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周恩来（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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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周恩来（一） -- 卜鹰 - (15722 Byte) 2007-6-23 周六, 13:27 (2531 reads) |
卜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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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北纬34.3度的一点
海归分: 89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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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卜鹰 在 人物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虽经历无数次的政治风浪，毕竟都能化险为夷。
因而被称为"不倒翁"。他的"不倒"奇迹，有人说是因为善于妥协，也有人说过于圆滑。
历届领袖都遭到排斥、打击
周恩来善于妥协，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有一次与同学吴瀚涛喝酒，一边喝一边辩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雄辩滔滔，不住地给自己倒酒，吴瀚涛忍不住从他手里夺过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这样喝下去，你怎么救中国？"酒瓶摔得粉碎。周恩来突然惊醒过来，难为情地出了房间，一会儿拿来了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扫得干乾净净。第二天，为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买了一束鲜花，送给了女主人。那时，他才二十岁。
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经历过同志间的残酷斗争。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任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听任其受国民党的长期迫害，还要雪上加霜，把他打成"托派分子"、"汉奸"，批评了几十年。
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失势后遭受排挤，长征时被留在敌后，结果以病弱之躯当了俘虏，死后长期定为"叛徒"。
第三任领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查，一去就是十五年，还押上军事法庭，关进监狱，回国后一直背着"立三路线"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
第四任领袖王明，下台后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员会当反面教员，最后流落苏联做了"叛徒"。
毛泽东在获得最高权利之前，也屡遭排斥、打击，以其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略，都不得不流泪屈从与强势。邓小平虽然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却也被他斗得脱皮换骨，一生三起三落中有两起两落是毛的杰作，直到毛去世以后，他才得以在七十三岁高龄掌握权柄，开创其改革大业。其他中共的风云人物，细查起来，无一不是如此。可以说，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比之国共间斗争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在党内曾遇数次挑战
周恩来在党内也曾遇到过数次挑战。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七月决议"，即批判和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向忠发、周恩来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为常委之一，但李仍为政治局委员。这就是"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来信予以肯定。但十月间，共产国际又发来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调子。十二月十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彻底清算了"立三路线"及瞿秋白、周恩来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对李立三批得不够彻底。李立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被钦定为中共新领袖。米夫在会上这样说道周恩来："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米夫才二十九岁，却要抓了三十二岁的周恩来"打他的屁股"。周恩来忍住了，虽遭批判，但没有"滚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两个是向忠发、张国涛）。大权落在了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手中，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时代"。
周恩来能安然过关，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还帮助米夫、王明战胜了罗章龙一派的挑战。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不服米夫以钦差架势的指手画脚，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失败后又自行召开" 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即所谓"另立中央"。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调解无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重庆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内，他们的阶级成份受到党内批评。《解放日报》发表攻击周的这些人"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 "。其次是指责周恩来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
周恩来从重庆被招回延安，受到严格审查和盘问。他必须解释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幸他沉着应对，检讨和解释了自己的言行，讲清了历史问题。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事先向中央打过招呼，他没有签署"保卫大武汉"的文件，他的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签的。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
延安整风因过激而走火入魔，打击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愤，动摇的党心，终于迫使毛泽东紧急刹车，在大会上亲自向无辜受害者鞠躬赔礼道歉。整风委员会副主任康生落下了"整人阎王"的可怕名声。刘少奇虽然获得了地位，却也让人们领教了其挖空心思网罗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后，到了他挨整的那一天，党内竟找不到几位同情者了。
从高饶集团到"反冒进"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岗、饶漱石企图联合邓小平、陈云等人物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发难。这一次，主要受挑战的对象是刘少奇，刘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一旦有所变动。周恩来的地位也受到威胁。"高饶集团"的结局是被彻底粉碎了，高岗开枪自杀，饶漱石从政坛消失，不知所终。邓小平因揭发有功，迅速崛起，从地方大员一跃而为党内排名第六。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亲自选定的"备用胎"，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容易撼动：周恩来地位有坚实的基础。高、饶的挑战，实在难以得到同情和响应，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种猜测，认为这是毛泽东为除掉高、饶而设下的圈套，故意促使他们表达不满，当他们真的鼓噪起来，又反指他们的不是，依据是高岗在东北势力渐大，越过中央政府向直接向苏联示好，被斯大林夸为"东北王"，为毛所忌恨。此说似缺乏更多的事实支持，故也只是猜测而已。无论起因究竟如何，对周恩来不构成真正的危机。
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比毛泽东点名批评"反冒进"。毛泽东非常欣赏有人提出的某项建设高指标，认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周恩来找毛泽东谈："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的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了。
周恩来与陈云访问苏联归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汇报，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不宜用"人海战术"，要慎防左倾冒进。刘少奇令中宣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周恩来修改定稿，号召全党冷静头脑，戒骄戒躁，反左倾，反冒进，稳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
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毛泽东甚为恼火，到"反右"斗争结束，他开始在党内"反右倾"，会上会下多次指名道姓第严厉批评周恩来──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
"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
'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
"你说这是冒险主义…..你说这是盲动，没有耐心…..但是长征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难道就是冒险吗？我们渡长江时，就真的不怕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
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当中奚落周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好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中央委员们，除了陈云、李富春、贺龙、陈毅外，几乎都成了应声虫，群起而攻之。陈云自己也是"反冒进"的主角，见风声不对，赶紧溜到杭州"休病"去了。其实毛批评"反冒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只是措辞和不满的情绪还不那么激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他点名批评周恩来不下十三次。以成都会议最为严厉。
痛苦的反省
一连几个星期，周恩来都闷闷不乐，常茫然呆坐数小时。他召来秘书范若愚，为他笔录检讨。范若愚后来回忆道：
"我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因为我奉命为他笔录《自我批评》。周总理对我说：'我犯了错误，我的思想赶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总理一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口授的资料，记录下来之后，往往不需要更易一个字；可见现在几乎不能成句，他说一句我记录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说出下一句。我在他的办公室时，他接到陈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只是听，一直听，然后把电话放下，他看起来有些痴呆了似的。然后又开始自我批评，神情十分痛苦。每说一句，就要停三、四分钟…..已经是午夜了。"
凌晨两点，邓颖超叫醒了范若愚："你为什么让总理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范若愚与邓颖超商议，由范按照周恩来说过的，重新组织文字交差。
他写道："毛主席虽与我同舟共济、朝夕与共，但思想上我总跟不上毛主席。"周恩来讲到此处，大惊失色，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是不对的，一九四五年以后才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这表示你对党的历史不够了解。"
没多久，周恩来还是决定亲自写，因为毛泽东讲了话："不要让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仿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幸好不是"党内走资派"
这份《自我批评》花了十几天时间才写成，送交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经讨论，删掉了一些过于有损尊严的句子。周恩来终于获得毛泽东的原谅，保住了总理位置。事后，他头上的"白发骤增"。
这一次，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仗"的屈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事多请示，揣摩圣意，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
第五次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小部红卫兵的"炮打"。红卫兵基本上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响应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跟着毛主席造反"，所以也可以看做是来自党内的挑战。
周恩来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开始派工作组"引导运动"，他也有一份。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震动，周恩来也吓了一跳，不知"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没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口风，听出没自己的事儿，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运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全力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一部份造反学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敌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派"）来：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挨过炮弹，贴过大字报。不过很快就都镇压下去了，未能形成气候。文革派内部虽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敌方面倒是步调、口径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镇压，毫无商量的余地。
有人认为林彪、江青在文革一开始就整周恩来，这是不确的，当时的局面虽然混乱，却主要是造反学生乱，文革派的阵营可是一点也不乱，别人打倒不打倒、保护不保护都没关系，"自己人"可是一个都不能随便打倒。这个阵营的分裂，是后来的事。红卫兵在到处乱街的同时，凭着肤浅的认识、知觉和猜测、难免误发许多的炮弹，"打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连毛泽东都受到过炮轰，如高干子弟们组成的"联动"，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卫刘主席"的口号。
历史责任和"势必出修正"
第六次挑战，历时最长，情况也最危险。林彪爆炸后，周恩来权重一时，除毛泽东外，党内再无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从严重休克中苏醒，当着江青的面向他交托"后事"。这年九月，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奉调进京。第二年，邓小平复出，渐渐接替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的工作。七月四日，也就是交托"后事"将近一年半以后，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说古论今，对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外交部冷嘲热讽──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名根据地，名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藤代远还没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时，周恩来都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说"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剩下鄙人一票"，意指周当时也是立三及王明的追随者。"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是讽刺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名言，只顾鸡毛蒜皮的国际"小事"，忘了路线斗争的"大事"，势必出修正主义。而且"天天送"，烦不胜烦，不胜其看。
深感孤独和恐惧
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对周的明显不满。此种不满从何而发，是"偶发"还是聚集了很多时候之后的"不得不发"，不得而知。但江青等人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组织向周恩来的进攻。先是"批林批孔"，然后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儒"，批"投降派"，批"宋江"，批"李鸿章"，批"卖国主义"，批"党内那个走资派"…..花样百出。
这次挑战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周恩来勉力奋战，明争暗斗。频频出招。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地位，二是企图将权利顺利交给他最为得意的继承人邓小平他别无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应付对方无休无止的缠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他死后还未停歇，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才告结束。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搞不好又是一个高岗，又是一个刘少奇，又是一个林彪，又是一个彭德怀、陶铸、陈伯达…..。他深感孤独和恐惧，想一想有可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不寒而栗。他与身边工作人员照平生最后一张合影，照完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他在被推入手术室前，拼着全身的力气高喊："我不是投降派！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应该说，周恩来应付挑战的功夫是一流的。毕竟他没有成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陈伯达和林彪，得以善终，不但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最久的记录，也完成了君臣"亲密合作、无间无猜"的政治神话。从保全自己的权位和名誉的角度而言，他是无可非议的，甚至能够说，做得相当好。他不是一个尖刻的人，不会主动把对手逼到无处逃生的绝境。这也是为什么，他终能够在死后赢得胜利的最主要原因。
从战友变成君臣
值得非议但是，为了自身的地位，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包括良心、原则、真理乃至人格。我实在不愿把"出卖"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情愿用"付出"。然而在面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付出"和"出卖"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利害关系取代公正原则。
前面说到的 "第四次挑战"，是周恩来为政一生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和当众奚落，他首先感到的是感情上的冲击。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由来已久，在遵义会议以前，毛还在受排挤时，他就是毛泽东的同情者。宁都会议他不同意撤掉毛的军职。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周恩来接掌军权，正是他力排终议采纳了毛的主张，放弃北上鄂西与贺龙部会师的计划，中央红军才免遭灭顶之灾。遵义会议是他同意召开的。他也是主持者，他的"副报告"与张国涛的"反报告"都对博古的"正报告"起了否定作用。毛在重获军权之后，最初只是周恩来的副手，周是"最后下决心者"。毛先后遇到过各种非难，并在上任之初打了一次小败仗，引起各方对他的怀疑，也是周从中说服调解，最终采纳了毛的主张。到达陕北，他更把军委主席的位置让给毛，自己反做了他的副手。
毛、周之间的战斗情谊，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他们一起从长征的狼狈逃窜中走出来。躲过了张国涛的暗算，接受了陕北根据地这份以外之财，除掉了来自莫斯科的"太上皇"王明的隐患，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八年抗战，一起赴重庆谈判，转战陕北，遥控解放战争的全国战场，举行开国大典，与苏联签定"友好互助条约 "。策划抗美援朝战争…..等等。用秘书范若愚的话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一点也不过份。但是周恩来经过十几天极其痛苦的反省，终于认识到一个可怕但无法违抗和改变的事实：昔日的战友关系，现在已变成君臣关系。
以原则换取自保
要认识这点，是很不容易的。彭德怀、刘少奇的悲剧，就在于未能及时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彭德怀口口声声"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多天娘，今天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以为还可以像当年一人捧一个大瓷碗，围蹲在窑洞前吃饭那样随便，要操娘便操娘，结果成了反党集团头目。刘少奇自恃"历史形成的地位"，与极力反什么"个人迷信"，终于戴上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死得极其悲惨。林彪倒是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不敢明反，只敢暗算，"当面喊万岁，背后一把刀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明里斗不过嘛。
周恩来"幸亏"及早想通了这个道理，在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主动自我矮化人格，俯首称臣，唯君命是从。遍观整个中共阵营，他即使不是唯一看清楚这个事实，也是最早悟出这个道理，并决定忠君到底的人之一。否则就无法解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武大臣被斗得七零八落，几乎是人人过关了。另一位最先悟道者是康生，他的逢君只恶至今为人们所痛恨。
但康生还不至于像周恩来那样，心甘情愿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
有人把周恩来丧失原则，从一九五三年九月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与梁漱洱公开骂阵时，周恩来从旁边帮腔开始算起。还有人把"反右"也算上。其实，" 骂梁"和"反右"，对于周恩来来说，不能算是丧失原则。因为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的敌人。这正是他要坚持的原则，就像以往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一样，他认为真理是在他一边，而且只有通过坚决甚至残酷的斗争才能捍卫真理。即使他可能意识到，梁漱洱和知识分子右派们也许是无辜的，但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是应该将他们牺牲，顶多只是良心上（有时！）有所不安罢了。
真正开始以原则为代价，换取自保的利益，是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明明"反冒进"是对的，偏要说自己不对；明明说不出口，下不了笔，硬是强迫自己公开说出自己的罪过，袒臀接受廷仗。周恩来的总理位置是保住了，整个国家却继续为毛泽东错误冒进的政策付出代价，直至经济大幅滑坡，天灾人祸，一连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无数。
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
一年以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力陈大跃进的荒唐。周恩来开始呈观望态度，别人问他对"万言书"怎么看，他轻描淡写地说："哦，那没有什么吧。"及至龙态震怒。决定反击，他便积极充当打手，不过不再是打自己的屁股，而是帮着毛打彭德怀的屁股了。他不是不知道彭德怀是对的，就像一年多以前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对的一样。他是总理，谈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已极为紧张：
"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跟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
周恩来支吾其词地："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恩来在常委会上长篇发言，严厉批评彭德怀：
"他在（来庐山途中）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他又说，工业的大跃进，是农业的浮夸搞起来的。归罪于农业，也是不对的。大跃进是工业跃进在先。农业是主席直接领导的。他攻击谭振林，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标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他对主席讲他对主席就是不服，如反对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他在政治局说，不要唱《东方红》。他没有领袖观点，自己也说，有无政府主义。….."
打彭主将刘少奇败落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批判彭德怀的实况。在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那里，却令人遗憾地将批判声讨划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不同的声音。"坏人"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黄永胜…..等人。其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聂荣臻…..等都是"好人"。"好人"与"坏人"最大的区别是，"好人"是迫不得已，与人为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隔靴搔痒；"坏人"则是居心叵测，火上浇油，落井下石，惟恐不能置对方于死地。这种划分是极为可笑的，也与事实不符的。
刘少奇、周恩来这两个"好人"，是打彭的主将，他们两人在党内的地位、影响都比彭高出许多，由他们出面说一句话，比林彪等人厉害得多，不怕彭德怀不服。把彭定罪为"反毛主席"就是刘少奇干的。他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毛主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毛主席要是能反，我早就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来反！"
斗争彭德怀大会，刘少奇是主持者。从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拍摄的一张现场照片看，彭被喝令站起，低着头，后排很多人离身藤椅而站，作愤怒声讨状，情势仿佛要围殴这位敢于犯上的乱臣贼子。这幅场面，仿佛是七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批斗会预演。而出席批斗大会的既不是"学生娃娃"红卫兵，也不是工人、农民造反派，更不是居委会一群没有文化却想显示"积极进步"的老太太，全部都是中央大员、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革爆发，刘少奇自己也落到彭德怀同样的境地。他比彭还惨，彭只是遭受政治局常委、委员们的围攻，然后交由中央委员会批斗，还有辩白和申诉的余地；刘少奇则完全不由分说，当作囚犯一样被监禁起来，甚至像狗一样遭受侮辱和戏弄，随意唾骂毒打，直至惨死。在感觉人格受侮辱之际，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声言自己是国家主席，要捍卫宪法的作用。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宪法的尊严早在他自己和他的同志们手中败落殆尽。
周恩来积极参加剿刘战役
周恩来当然知道彭德怀是蒙冤受难，他甚至完全赞同彭德怀意见书中的观点。只有出于这两种目的，才会"违心"地反过来批判彭；一是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威信，二是保住自身的权威。
相较之下，周还算是有一点良心。事后他躲在房间里喝酒，一直喝到不省人事，邓颖超也阻止不了。周恩来的酒量，闻名于国共两党、"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之中。他嗜好茅台，嗜好烈性酒，喝遍天下仅逢一次对手（苏联老大哥）。他可以用一两的杯子一连干掉二十五杯茅台仍然谈笑风生。有人统计，他一生中只醉过四次。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书中分析庐山会议：
"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科的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命而行。历史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第316页）
韩素音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评价庐山会议，得出庐山会议帮了美国人的大忙，所以仍值得肯定的结论。她因此认为："彭德怀的勇气是值得赞扬的。临时因胆怯而背弃他的朋友们，也不该被贬损。"这样高妙的史学观点，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她根据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彭德怀是'亲苏派'），去推断一个根本不可能的结果（把毛泽东放逐到四川），然后说这个结果对美国不利（面对苏联的强力高姿态），从而要人们"不该贬损"那些违背事实和良心、出卖原则、"因胆怯而背弃"的彭德怀的"朋友们"──其中包括"从不谋私利，有彻底献身精神"的周恩来。
接着，周恩来积极支持和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剿刘战役：文化大革命。在大量的文革照片中，我们看到他身穿绿色的军装，经常同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站在一起，出现在各种场合，高呼拥护毛主席、林副统帅、旗手江青的口号。
林彪的野心是被逼出来的
刘少奇被打倒了，他尝到了出卖原则的恶果，他孤独地躺在臭烘烘的房间里，手里紧紧抓住一个塑料药瓶，把它捏成了葫芦状。没有人能救他，也没有人向他表示同情。我们无从知道，在漫长无尽的关押岁月中，他是否想起那位被他指斥为"野心家"的彭德怀？是否对自己以往的言行感到痛悔？
当然不止刘少奇，还有贺龙、陶铸，那些位高名显的文臣武将们，甚至还有原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成员：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甚至还有林彪。
林彪是毛泽东籍助打鬼的"钟馗"，却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说自己是林的"钟馗"。林彪在反彭斗争中立了功。本来他没有上山开会，因为他不管经济，身体又不好，长期休病。庐山事发，必需一个懂军事的国防部长与之抗衡，于是急调林彪上山。他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参加声讨会，会后取代彭当上新的国防部长，为毛执掌兵符。毛、刘之争，林彪本来也是局外人，因为他不管党务，也不过问政事，但毛需要他号令三军听从调遣，于是升为副统帅，刘少奇倒台后，取代刘而成为毛的接班人。
实话说，林彪本不是一个有大野心的人。他自讨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密切。领兵打仗，常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傲气。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曾问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蠢话"。遵义会议后毛复掌兵权，他又是第一个提出怀疑毛领军能力的人，认为毛还不如彭德怀，几次抗命和发牢骚，以至惹得毛骂他"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他也几次抗拒毛的指挥，叫他打这里他偏要打那里，主意大得很。这都不是逢迎之辈干的事。建政后，他以养病为籍口，不愿出兵朝鲜，也不大与闻政事，这亦非"有野心"的人之所为。他不喜欢拉帮结派，不在上层中扯关系。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说邓与军中老帅关系都不错，十大元帅有九个和他家十分亲密，惟独林彪和他没什么来往。如果林彪有野心，就不会这样孤独行事。毛挑选他为接班人，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看中他不拉帮结派，没有野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接班人就当不成了）。林彪的野心是一步步被毛引发起来的，到了副统帅的份上，你再没有野心也就难了。
事先也并不知道矛头对着谁
林彪倒台前，已经感到了覆灭的威胁，只得放胆一搏。他把毛泽东称为"秦始皇"，历数其诛杀功臣、迫害无辜的罪行，可见他也并不赞同毛的作为。现在轮到他自己了，他是否也曾为自己被利用迫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而后悔？
周恩来与刘少奇没有特别的交情，倒是有前面说到的"过节"，虽然这并不是他积极参与倒刘的原因。延安时代，刘少奇突然从新四军代政委任上调到中央，一下位高权重，越过资历威望远胜于他的周恩来。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毛泽东的著作并列为党内整风的必修教材。他攻击周恩来看起来十分牵强，有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之嫌。五十年代，在对苏关系上，刘少奇的态度较为温和，而周却是坚定地站在毛一边，是坚强的"反修战士"。但经济观点刘周二人比较一致，虽然最后他们都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这些分歧和微妙的差别，按道理都是工作问题，不应当把个人的恩怨牵扯进去，各个不应该动辄以斗争方式解决彼此的歧见。
如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会主动去进攻刘少奇。而且在文革发动之前，周恩来也并不知道这场革命矛头对准的是谁。但一当他摸清了毛的意图，便毫不留情地积极参与对刘少奇的迫害。为了达至这一目的，不惜捏造事实，网织罪名，上纲上线，另一方面则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摆出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姿态。他把一枚带有毛头像的"为人民服务"的像章挂在胸前，毛接见红卫兵时他站在椅子上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公开高呼"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谦逊地跟着正副统帅毛泽东、林彪上天安门，把自己定位为远远落在后面的第三名…..如此等等。
邓小平："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
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七年韩素音到北京访问邓颖超，问她："我也曾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文章。他现在被平反了。当时我所得到的资料不正确。我该不该向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道歉？"
邓颖超回答："你有什么错？你并没有反对他。你相信我们。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文件，也是周恩来签署的….我们需要为此行为道歉吗？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可…..他不得不往大处着眼。"（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402页）
什么叫做"往大处着眼"？说穿了就是顺从君王的意愿，他要打倒谁咱们就合力去打倒谁，虽然"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那也还得去做。否则自身难保；自保不成，也就不能去保护别人。这样的逻辑，居然是评价周恩来文革"功绩"的基本依据──
邓小平说："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也说过许多违背自己良心的话……但他心中所想的，则是较大的国家利益。"
浦寿昌（周的秘书）说："周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陷于两难之间，不管怎么做，都要承受极大的牺牲。他如果抗拒文化大革命，或者加以谴责，就可能被诬指为反党阴谋分子、叛徒、"牛鬼蛇神"，而且不会再有人跟随他。"
黄华说："周恩来的心中，自有其长远打算。他不追逐权利，处处让着毛泽东，韬光养晦，不抢毛泽东的光彩。一旦旋风过后，必须有人出来料理善后，那时他就会出来。"
荣高棠（体委副主任）说："我觉得他受毛泽东的诱惑太深了。"
周曾当众细数他的罪状，真是气极了。一位研究周恩来生活的学者说；"他在为谭振林奔走了四个月之后，我突然在扩音器里听到他大声喊：'打倒谭振林！'这令我百思不周恩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能如此出尔反尔呢？"一位前驻外大使说："我想，周恩来一定还记得他儿时所听'韩信手胯下之辱'的故事，一九二八年（应为一九二七年），周恩来不是说过：'为了革命的关系，我们有时必须相妓女一样'的话吗？"独裁者的权力是追随者赋予的然而即使是妓女，她也只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并不去攻击、迫害和消灭别人，从来不会把双手蘸满无辜者的鲜血作为保存自己的手段。从这点上说，她们确实比许多"政治家"们要乾净得多。
一些人会说，为什么不去指责独裁者，不去指责暴君呢？为什么要这样苟责一位屈从者、一位自身也是暴政独裁的受害者呢？
独裁者的权力，并不是独裁者自己所能够赋予的，而是他的追随者赋予的。拿毛泽东来说，如果不是他的那些战友、同志、部属、亲信的拥戴，如果不是通过他们在人民中间建立那样崇高的威望和巨大影响，他手中的权利从哪里来呢？他的话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但有时也有"说了六万句，半句也不顶"的时候，可见话灵不灵，要看别人听不听他的。而且他的话怎么说，也要看别人的接受程度。建政初期的毛泽东，与文革中的毛泽东，讲话的语气谴词用句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两个时期的毛泽东，受拥戴的程度不一样。
毛泽东的追随者们，对毛的态度也是一步步发展的。遵义会议刚结束时，很多人对毛泽东的指挥能力抱持相当的怀疑。三月二日（一九三五年），也就是他刚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的第六天，党的总指挥张闻天召集二十几个人开会讨论林彪打新战场的建议。与会者几乎一致同意林彪的建议，只有毛一人反对，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张闻天决定打新战场。毛急了："如果你们坚持进攻新战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干了！"
张闻天也痛快："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了！"毛拂袖而去。
毛原以为他一撂挑子，众人就会改变主意，不料大夥儿趁势通过撤消他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毛泽东回思右想，终于觉得不安，半夜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被他说服了，第二天一早开会，周又把大夥儿说服了。新战场不打了，毛泽东也复职了。
自此，红军长征恢复"三人团"制，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最高指挥部，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
无情打击的重要性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介绍自己的病情，口气完全变了： "…..肿瘤的位置四十年前就已经确定，那时正在举行沙窝会议。我的肝脓肿入侵大脑，后来开刀治疗好了。那正是主席你带领我们越过大草地前往西北的时候。因为你的明智决定，我们才有今天….."
其实，毛泽东"带领我们的时候"，只是周恩来的助手；周才是最后的拍板者，亦即红军长征的总指挥。面对毛泽东数十年的虎威，周恩来的战战兢兢、谦恭柔顺已成了习惯，以至于开口就要自贬。
毛泽东在党内逐步获得威望与信任，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尤其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确很会打仗，战略头脑也非他手下的任何一位将帅可比。中国民众中"王权天授"的观念甚为牢固，树立毛的"真命天子"的形像有助于争取民心，赢得战争的胜利。其后遗症是"真命天子"一经树立，他就是"真的 "了，大夥儿都得无条件地服从、拥戴他，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一个人要"伟大"起来已够不易，而一个人"伟大"以后要不伟大下去则更难。毛泽东绝不是一位好的治国人才，对经济工作完全外行，还好大喜功，长期实行扰民政策，折腾个没完，使国家元气大伤。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
建政初期，高岗、饶漱石要求重新分配党内权利，重排座次，向刘少奇等人的地位挑战，固然不得人心，其作法尚属合法，没有必要将其定为一次"路线斗争"。就算是" 路线斗争"，也没有必要对他们无情打击，从高爵厚禄栽成阶下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被逼自杀，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不知所终）。
历数中共获得政权以前的诸次"路线斗争"，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先是左的后是右的机会主义、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都对中共本身的生死存亡产生过威胁和危害。
夺取政权以后，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不复存在，斗争的方式和结果也应该相应缓和得多，无论如何，这都是党内的事，是同志之间的事，有话好商量。但事实是，反而远较以前激烈和残忍。失势者不是自杀而死，就是受尽折磨致死，要么就是吓得外逃摔死。
谁会害怕"一个人"呢？
反高饶集团别列为第七次"路线斗争"，之后是反彭德怀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反刘少奇的第九次"路线斗争"，及反林彪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以后，企图提出按周恩来、邓小平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毛泽东所否定。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到真可以说是一次"路线斗争"，只是后来觉得"斗争应该有穷期"，才不那么称呼了，还把以前的"路线斗争"一一抹杀。
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都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们明明都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也明明知道彭德怀挑战的是毛泽东的权威而不是权位，却硬要站在毛的错误立场上，合力将彭德怀等人屈打成反党集团，维护和强化了毛的神圣地位。他们出卖原则，换来了自身地位"稳固"的好处，却更加拉大了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君臣关系进一步确定。每一次斗争的结果，都使得毛泽东与臣子的关系拉大，君权加强，臣势削弱。后来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如此。
可以说，独裁者的权势，是在一次次整肃自己的同党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使被统治者害怕，这还不是独裁者的典型特徵，只有同时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害怕，才算具备独裁者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其他成员"的作用尤为重要。没有他们，谁会怕这么"一个人"呢？
我们不能要求历史"应该怎样"，不能要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应该如何"对待毛泽东。那是他们的事，而且已成既往，永远无法重新来过一遍。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悲剧中，总结出"为什么会这样"的历史教训。
苏共"十三大"赫鲁晓夫发表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各国共产党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共亦不例外。中国的新政权建立不久，一切照搬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如今老大哥出了这么大的事，大夥儿心里怎能安宁？于是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成为党内时尚。但共产党体制本身，决定了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方式。所谓"集体领导"，不过是"集体负责，一人说了算"的另一种说法罢了，照样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连赫鲁晓夫自己，也不断地把妨碍他的同志打成"反党集团"，最后他也在一次政变中被剥夺了权位。强迫退休和软禁。赫鲁晓夫的进步，只是他没有像斯大林那样，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而他也没有被对手从肉体上消灭掉。
真正的盲从和迷信
一般来说，君主喜欢"个人迷信"，臣属喜欢"集体领导"。毛泽东内心也不反对集体领导，但他不能接受没有"个人迷信"。他可以不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当全国政协主席，直至让出国家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去干，但他的权威不能受挑战，不能被剥夺"发言权"。他讲的话要有人听，听了要照着去做，做得不好则要集体来承担责任。彭德怀事件发生后，"集体领导"只存在于管理性的事务当中，方针、政策、路线恢复到"一言堂"的原状。"个人迷信"则大大加强。
用柯庆施的话说："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综观中共党内高层，真正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
刘少奇第一个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方针，并在党内公开高呼"毛主席万岁"，因此而成为第二号人物。但庐山会议以后，他与毛泽东渐近渐远，仗着自己也是"主席"，在党政系统还有人脉，也喊起"万岁"来了，忘乎所以，不再盲从和迷信，终于导致杀身之祸。
林彪接掌了彭德怀的军权之后，把解放军办成了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又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为发动文革制造盲从的群众基础，文革中更是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推到了顶峰。但他却也是中共党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企图举旗起义，以政变方式推翻毛氏政权的人物。也就是说，他本人并不盲从和迷信。
邓小平殊获毛泽东赏识，多次被选为接班人，夸他"有水平"，"政治思想强"，缺点则是不盲从和迷信毛泽东。当然他和所有的其他党内同志一样，说不出口。毛泽东对他既爱又怕，两次提他上来，两次又把他打倒。
永远的二把手
朱德因为年纪大，与毛泽东有打从井冈山建立起的深厚情谊，对毛是盲从但不迷信。
他总是说："我听润之的"，不过他知道润之也是人，不是神，所以他认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书不是毛主席著作，而是《识字课本》。毛泽东称他为"大老实人一个"。
陈云是中共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虽然他的"乌龙经济"最终遭到唾弃。他从来就不迷信和盲从毛泽东。此人有个特点，他的观点一与毛泽东相左，便称病躲了起来，绝不强词夺理，也不自贬作什么检讨。毛泽东一同意他的想法，他又冒出来了。即使到了邓小平时代，也仍是这副作派。他因而总是"病"，活得又特别久。
康生算是一位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他以前是李立三的追随者；王明得势后，又成了王明的追随者。共产国际表示不再支持王明，他又反戈一击，批判王明，转而投向毛泽东的阵营，以后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到死。但他生前的记录太差了，令人怀疑他对毛的忠诚是否也是装出来的。他与江青友好关系几乎与同毛的关系一样长久，临死前却出卖江青，揭发她是"叛徒"，更使他的忠诚度大打折扣，加之其为人阴险狡诈，很少有谁真心喜欢他，故缺乏号召力。
只有周恩来，既广有人脉，又对毛泽东十分忠心，从不分庭抗礼，不忘乎所以，真正做到了柯庆施说的"盲从"和"迷信"。不但拥护毛泽东，还带头支持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从刘少奇，到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也带头反对毛泽东的敌人，从张国涛，到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无论毛怎样出尔反尔，怎样不近情理，怎样专横跋扈，怎样嘲笑戏弄，他都逆来顺受，唾面自干，强颜欢笑（有时竟欢天喜地），终于创造了共产体制下的一个奇迹："永远的第二把手"。
迫害──自保──保护他人而当他遇到来自江青集团的严重挑战，而这挑战竟也得到毛泽东含糊不清的默许及一定程度的支持，他真正感到了悲愤。我们可以从他那张著名的遗照《最后的时刻》中，看出这位政治人物内心的凄怆、悲凉、痛苦和无奈，当然，也有一份坚定和从容。他是聪明人，可以说太聪明了，他应该完全能够体会到几十年的岁月中获罪倒下的那些同志们的心境。他躲过了党内的历次整肃，却没有把握躲过最后一次。因为他太知道，所有的罪名都是不需要证实的，都可以是"莫须有"的，都是其他包括他自己这样的"同志们"证明、捏造和罗织出来的。
一九七零年十月，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漏过一句话："我身边的老同志都不在了，包括少奇同志。"令斯诺大为惊讶，他居然称已经被彻底打倒、开除党籍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少奇同志 "！可见周恩来心目中，并不认为刘少奇是一个坏蛋。但他却亲手签署了置刘于死地的决议。
有人说，这个决议你不签署，反正还会有别人签署。与其由别人签署，那还不如由周恩来来签署。因为周恩来可以保住自己的权位，可以保护更多的人不受迫害，可以使人民避免更多的灾难。──这个逻辑，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用在汪精卫身上，林彪身上，用在江青身上，都一样。
没有任何一个好人可以拥有参与犯罪的特权。不论他是像汪精卫这样当年甘于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勇士，还是像林彪这样建立过巨大军功的军事天才，或像江青这样的"主席夫人"，当然，也包括"历史形成了地位" 的刘少奇，保护过一批老干部的周恩来。如果允许他们犯罪，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理由。
而这种"你不干，反正别人也会干，那还不如我干"的逻辑，也并不成立。事实上，如果你不干、我不干，他也不干，真的就没人来干了。独裁者的无限能力，都是别人来替他完成的。
一生真伪复谁知？
同样是党的副主席，朱德没有参与文革大迫害，他并没有被剥夺权位。陈云也没有迫害过别人，顶多是靠边站，闲置几年，这总比在台上理直气壮地助纣为虐要好得多。
高层中还有位董必武，他自始至终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却也能做到代理国家主席。反观那些喜欢迫害别人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刘少奇、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只有周恩来，算是一个例外。为他辩白的人说，周只是参加了迫害，他并不喜欢迫害。那么谁又"喜欢"迫害呢？
周恩来的幸运在于，他终于熬到了毛泽东的生命的尽头，他利用毛泽东的力不从心，收拾残局，做了一些好事，而且他也的确保护过一批人，──前章说到，他们大都是"重要"的人物，──尤其他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治国目标，支持邓小平对抗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极大地挽回了他的政治声誉，使他获得忍辱负重的美名。他等到了证明自己的机会，也及时地把握了这个机会。
倘使他死在林彪事件之前，他岂不也是一个康生、一个谢富治？正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古代周公恐惧的只是"流言"而已；现代周公需要面对的却是，他自己做过的一切好事与坏事。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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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酒向佛，有酒学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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