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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九哥《父子琴》17，第一次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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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哥《父子琴》17，第一次回国

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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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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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九哥《父子琴》17，第一次回国 (4499 reads) 时间: 2008-12-16 周二, 18:11

作者：九哥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十七∶第一次回国（续）

（长沙的告别音乐会）

把小琳的事情处理完，我心里好受了许多。而这个时候，安娜也完成了大学的移交工作，来到了长沙看望我的父亲。我托哥哥转告父亲，说他的洋媳妇访问中国来了，在等待他的接见。而父亲立刻回话到：在医院的走道里见外宾会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现在组织上正在为他解决高干病房，所以让安娜小姐先休息几天，到处去看看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新面貌。

老实说，我也不愿意让安娜去医院的走道里见父亲，那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便问安娜想到哪里去玩玩。安娜说：“有什么好‘玩’的，如果见你父亲暂时不方便，不如先去你成长过的地方看看。”我觉得这倒是个蛮好的主意，让大家看看这位金发碧眼的漂亮洋妞，不过是鄙人的贱内，那多风光！于是我带着安娜，从省委子弟“新湘幼儿园”开始，走访了“大同完小”、“新河小学”、“长沙市第四中学”、“长沙市房屋修建公司”、“湖南京剧团”、“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果然，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学校单位领导们的热情接待。当然，我很明白那接待的热情有90%是冲着 “外国贵宾” 安娜来的。

访问两天就转完了，接下来又没有事情做了。巧在这时，有几位过去的小提琴同行提出想听我拉拉琴。那让我特别来劲。想着自己那把昂贵的意大利小提琴，特意带回来了怎么能不卖弄一下就回去呢？于是我找到我过去的老搭档，钢琴家陈丹（没有血缘关系的结拜妹妹、结拜关系很干净很纯洁的那种），两人匆匆排练了一下，便租了个颇豪华的夜总会。看了看场地，又觉得这地方用来开私人Party太大，怕没几个人来，Party的气氛会太冷清。然而，在长沙那个不算太小的城市，我开音乐会Party的消息迅速传开，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要来看热闹。临到开Party的前一天，还上了报纸。等到开Party那天我走进夜总会，我的天！别说座位，挤得人连站的地方都困难。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我的李老师带着个由几十名孩子组成的弦乐队为我演奏了开场曲。很明显，今非昔比，李老师教小提琴不用再偷偷摸摸了。我趁机看了看台下，除了我过去各学校的同学、各单位的同事、以及和我一起长大的潘家坪的小朋友和他们的配偶孩子们外，至少有一半人我不认识。

但在一位不认识的中年男子旁边，我好像看见了莎莎。见我看着她，莎莎把脸转了过去跟那人咬耳朵。“她准在拿我吹牛。”我一阵心花怒放。想起要不是当年认识了她，哪会有夜总会里我的今天。或者说天天都必须像今天一样，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在夜总会拉琴卖唱。还有，我们失去的那个孩子“小小”……我想好了，演出结束后，去找她说几句话，说几句怀旧和感谢的话。

但演出结束后，我看着不同的人献上的一大堆鲜花，和排着队等着跟我照相留念的人们，得意得忘乎所以，简直要飘然起来。“去找莎莎说几句话”的计划，在那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的状态下，被搁置于九霄云外。

我那昂贵的意大利小提琴，我那肯德鸡老伯伯似的白礼服黑领结、以及我全新的演奏风格，给大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个人情绪上我达到了最高境界。可惜，我那百分的满足感没能持续多久，因为哥哥从观众留下的鲜花礼物中找到了莎莎的字条，上面简单的几个字写到：“弄了一大圈就这样！叫我怎么说你，哎……”。我气得把那字条揉成一团，使劲捏了捏，放进礼服的胸口袋后还狠很地拍了两下。真的，要是莎莎还在场，我定要冲她喊几句：“不这样你还要我怎样？难道非拿个奥斯卡诺贝尔奥林比克金牌不成？”

受了莎莎的刺激，我暗暗下定决心，下次的音乐会一定要搞大，要搞得连莎莎都服气。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我那场很仓促很随便的私人Party，竟成了我泪别舞台的告别音乐会。

（父亲终于告别走道住进了病房）

音乐会开完后，父亲也搬进了高干病房。于是我带着安娜去看望了一次父亲。

见到安娜，父亲吃力地自己坐了起来，铁青的脸上露出一丝外交般的微笑。他戴上假牙，摆出副首长的样子，吃力而生硬地讲了几句英语对安娜表示欢迎，接着又询问安娜是否吃得惯长沙的饭菜。得知安娜不吃肉，父亲立刻从首长变成了家长，连忙交代胖姐去找个好地方办一桌素菜来招待安娜。真可谓中国人摆不脱“民以食为天”的民族特色。父亲哪里知道，安娜在中国最害怕的就是“吃”。为了在父亲面前显耀我的英语，我故意对安娜侃侃而谈。父亲颇感意外的眼神，确实又让我很是得意了一阵。

安娜只是听着我们父子的话，没太作回应，直到要离开时，安娜才突然用中国话对父亲说：“您老好好养病，免得您儿子担心。”在场的人，不光是父亲，胖姐护士都吓了一跳。说也是，谁会想得到这个黄毛洋丫头的普通话，讲得居然比在场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更漂亮呢！

“你们不用为我担心。”说着父亲取下假牙，可能是戴着不舒服，又支支吾吾地说了些什么。胖姐赶紧起身把我们送出病房。我追问到：“胖姐，父亲在说些什么啦？”我在问这句话时，又故意把“胖姐”两个字说得特别嘹亮，以再次表示我对她的改变。

胖姐听了我叫她当然很高兴。但对我的提问，她只苦笑了一下，说：“老爸还能说什么？还不是那老一套，说他用不着我们关心，说他有他的党他的政府关心就够了。”说完，胖姐背着安娜对我做了个鬼脸，用安娜听不懂的长沙话说：“关心，关心个屁，口里讲得好听，一到要解决具体困难，去他的单位连个办事的人都找不到。”再一追问，才知道，原来哥哥根本就没有把我开后门的事情告诉父亲，而把进高干病房说成是“党给他的特别关怀和特殊照顾”。那使得父亲非常感动，说他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终于享受到了他的革命成果，即党的温暖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不知道是我的本事把他搞进去的，那我不是白忙乎了。”我的口气虽然半开玩笑，但讲的却是心里话。

“以后会找机会帮你告诉他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少想事多休息。”胖姐拍了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和亲近。

好了，帮父亲解决了高干病房、在他面前显示了自己的本事，还顺便卖弄了一通英语；此外、帮江浪莎甩了个包袱，给冯大伯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意义；还有、带着洋老婆从幼儿园到最后离开的工作单位风光了一圈；最后，还在众人面前卖弄了一番意大利老琴和我的新琴艺，这一趟回国可算得上是战果辉煌，接近完美了。

按照父亲的指示，哥哥在一家很像样的餐馆定了一桌素菜。而到了临上桌子的时候，安娜却突然说：“我有点不舒服，现在什么也不想吃。你一个人去吧，回来顺便给我带块面包就行。”

“那怎么行，这桌菜可是父亲特意为你准备的，为了让大家高兴，不舒服也得去吃。”我强拉着安娜要出门，嘴巴里还在继续：“你们洋人呀，就是自私，只顾自己。”

安娜甩开我，气愤地说：“你们中国人才只顾自己呢，为了自己高兴，就得让别人不舒服。自私！”

哥哥胖姐为了她忙乱辛苦了好一阵，精选出这桌斋宴，到头来落个“自私”的抱怨，你说这算怎么回事？这种跟安娜讲不清的矛盾经常发生，我倒是习惯了，但这事对父亲，怎么个交代？哎！

好说歹说，安娜终于在“决不强迫她吃东西”的条件下出席了宴席。但是，是中国人，在宴席上不强迫客人吃东西，是不可能的。那天，直到安娜被大家逼出眼泪求饶才被小赦。反正安娜不吃，我们索性在素宴桌上架起了个狗肉火锅。那吓得安娜把好不容易被大家一点点逼进肚子的食物又一口全吐了出来。

离回挪威还有几天，安娜躺在床上和我商量这几天的时间怎么利用才最有意义。我打了个哈欠，说：“先睡个懒觉，明天一起上街随便逛逛，买点小土产准备回去送人。”

“后天呢？”安娜问。

“后天的事儿后天再说。”

可安娜不以为然，说：“那样时间太浪费，要不再去云南摩梭人的地方看看。”

“什么！再去？上次不是专门陪你去过一回吗？那儿的人跟汉人长得一样，有什么好看的？除了那个湖还算漂亮。”我又打了个哈欠。安娜下面所说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梦话。

“醒醒。”安娜推了我一把。

“管它母系公系，明天再说不行吗？”我翻了个身要继续入梦。

“不是，是电话。你家里打来的。”安娜又推了我一把。

电话是弟媳妇打来的，叫我立刻去哥哥家，说全家人都在等着有急事跟我商量。

“什么事这么急？”我不耐烦地问。

“你爸爸要搬出高干病房。”弟媳妇说。

“是谁要他搬出高干病房？”我着急地问。

“是他自己要搬出高干病房。”

这就奇怪了，我费了九牛八虎之力才把这老头子弄进去，怎么才住了几天，就要搬出来呢？我只好跟安娜道歉，叫她自己先睡。

（老革命的新麻烦）

连夜赶去哥哥家的路上，我在奇怪，平时不是玫妹，就是哥哥或者胖姐给我打电话，怎么今天换成了弟媳妇？然而，让我更加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怎么父亲会要搬出高干病房呢？我当然不知道，在弟媳妇给我打电话之前，家里已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争论当然是围绕着父亲的新麻烦。这一回的麻烦不是进不了高干病房，而刚好相反是父亲坚持要搬出高干病房。起因是父亲发现那病房的床头一直挂着罗部长的名字。那还其次，更让父亲费解的是，连护士进来给他护理，也一直称呼他“罗部长”，而且经父亲反复纠正，护士就是不改称他为“陈副处长”。在父亲的一再追问下，胖姐不得已跟他讲了实话，告诉了父亲这个床位本来就是罗部长的，是他的二儿子找刘院长开后门请罗部长让出来的。所以，护士们是受了刘院长的指示：“不管那个床位上的人是谁，都继续称呼‘罗部长’。以免使床位换人的事情传出去麻烦。”当然、胖姐讲出真相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实现承诺，即满足我要让父亲知道自己本事的愿望。

露了马脚后，尤其是父亲得知是“二儿子开的后门”，他便坚持要搬出去，说这样做违背了他的信仰和原则。父亲强调说：“如果一个人在临死前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和原则，那便是对自己一生奋斗的否定，生命就将失去意义。那样苟活着，还不如死去。”见难得生气的胖姐也拉长了脸，父亲又耐心地解释到：“我反正是要死的，只是死的时间地方和方法不同罢了。我的希望是，医院能拿自己的身体作实验，使自己最后能对祖国的医学事业有所贡献。我本以为住进高干病房是组织安排的，想着这样能更好地接受实验，才欣然搬进来的。总之一句话：我是个共产党员，一切听从党安排，安排我住哪就住哪，住走道，住任何地方，或者任何地方都不住，我都服从。”

除了胖姐，全家所有人都对父亲的态度感到懊恼和不解。然而，只有我最明白，在父亲“坚持原则、拒绝开后门”的理由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个因素便是父亲不愿接受我的怜悯，或者说他决不让我“显本事”的“阴谋”得逞，就是说死也不能输在我、他的对手的手里。这便是当父亲一讲起“又是老二，一出现就搞名堂，我清白的一生在最后一刻差点被他玷污”之类的话的时候，就特别情绪。

在父亲的执意之下，家里人只好决定把父亲从高干病房搬出来。从高干病房搬出来当然再容易不过，但困难的是，又搬到哪里去呢？因为一旦从医院普通病房的走道里搬出来，便连走道都回不去了。

于是，哥哥胖姐弟弟还有弟媳妇，不得已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胖姐提出只好把父亲先接到自己家里来。可哥哥家只有两间平房，现在母亲和他们的儿子挤一间，一个睡沙发，一个打地铺，还勉强对付，但如果父亲一搬进来，哥哥一家三口中的一个就只能睡到露天凉台上去了。

弟弟话外有音地建议到：“要是能想办法就近买套商品房就好了。”

憨厚的哥哥当然不知道弟弟的这句话是讲给他老婆听的，苦笑了一声，说：“要就什么近，我们单位后面那栋新楼就在出售，凭我的工龄还有优惠。”

弟媳妇也明显没有听出老公的意思，立刻鼓动哥哥到：“那还不赶快买，存着钱有个屁用？”

“存钱？还有钱存！”胖姐沉不住气了：“我来跟你算算帐。哥哥工资奖金全部加起来每月不到2000，一年24000。这24000全部花在儿子读书上都不够。”说着胖姐拿出纸笔，边写边算：“每年的学费就是13000，吃住生活费每月至少700，一年就是8400。生活费加学费这就21000了。再加上学校时不时这样那样的什么费，还有儿子读书用的文具电脑什么的，你说哥哥的工资够不够。”胖姐说完把纸往弟媳妇面前一摊，颇有些控诉的味道，觉得还不过瘾，又气鼓鼓地补充到：“这都是你们‘教育产业化’做的好事。产业化产业化，就会从学生身上刮油脂。”

在市教委担任点领导职务的弟媳妇，立刻站出来为“教育产业化”辩护，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抓经济搞创收，教育界从来就是个清水衙门，不从学生身上炸油哪来的油水。”

“那你们靠什么活命？”弟弟问哥哥，口气里带着担心。

哥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无赖地笑了笑，说：“还没有死，就证明能活下去。”

听了哥哥划时代的语录，胖姐仍觉得不够，继续具体到：“我们靠什么生活？靠我每月的退休金150块，加上做临时工的600块。不过最近连600块都没有了，因为经常要请假照顾爸爸。”接着，胖姐换了个调侃的口气：“所以我说弟妹，应该把你刚才的话还给你，‘存着钱干什么用？’不如先借给我们买套房子？”

哥哥立刻打断老婆：“什么玩笑不好开，开这种玩笑。弟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也需要换房子，也要给孩子交学费。父母的营养费用也一直是他们在负担。”

“还有每次妈妈求人送礼，也都是他掏的腰包。”弟媳妇恨恨地点了点弟弟的脑袋。

弟弟觉得是把话挑明的时候了，他鼓足勇气，对着牢牢掌握着经济大权的老婆说：“其实胖姐说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考虑，我们现在的房子还过得去，把存款借给哥哥买房子，先解决爸爸的当务之急，等以后……”

没等弟弟说完，他脑袋就像排球一样挨了老婆一巴掌：“我看你真的有点宝气，有两个哥哥在前面，要你来出什么风头？”

“怎么叫出风头，家里的事情……”弟弟还想声辩下去，口却被弟媳妇的拳头堵住：“现在还轮不到你开口，等你挣钱有我一半本事的时候再说话吧。”

老婆这样一说，弟弟真的就只能shut-up（闭嘴）了。因为杂技团的收益不算好，所以弟弟的收入全部加起来也只有1000多；而弟媳妇沾着“教育产业化”的光，再凭着自己多才多艺，到处兼课、加上外收私人学生，可谓财源滚滚。所以说“女人翻身”，关键是经济地位的翻身。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娇小玲珑的弟媳妇对腰粗膀大的弟弟有着绝对的遥控力。

“那你说怎么办？把爸爸甩到医院门口的马路上去吗？”弟弟赌气地说。

见全场肃静，弟媳妇把话接了过去。“我说你们陈家兄弟，这种事情怎么不去问问你们家老二。到处听人说谁谁谁的亲戚从国外回来，给他们家带了这带了那，只有你们家老二，什么都没有给我带，害得我们同事笑我，说‘你老公有个哥哥在国外有什么用？’”

对于弟媳妇来说，“哥哥”当然是拿来“用”的。

听了弟媳妇的话，哥哥赶紧为自己兄弟辩解：“不要以为国外到处都是金子，只要出了国，就一定会立刻变成大富翁。出国人可能有出国人的难言之苦。就我们家老二来说，我们并不了解他的经济情况。如果他的经济情况很好，看到家里这样，也不会没有表示。反过来说，他没有表示，就说明他的经济情况可能并不怎么好。所以，我们不要强人之难，而要尽量体谅。”

听了哥哥这话，弟媳妇当然不服气，说：“没钱？没钱能带把5万美金的小提琴回来现世吗？叫他把琴卖掉，不就够买套房子了吗！要么他是在吹牛，那破琴根本就没有五万……”

弟弟没等老婆说完，闷声闷气地顶了一句：“那样的人，打死也不求他。”

弟媳妇挖苦到：“挣钱没本事，求人也没本事，你看你有什么用？”说着，弟媳妇把脸转向胖姐，发泄到：“你说找了他倒霉不倒霉？真是倒霉透了！算了算了，只怪我当时年幼无知，受不了甜言蜜语的诱惑，上了他的床、、、哦不，是上了他的当。”见大家都没打算要给我打电话的样子，弟媳妇又叹了口气，无可赖何地说：“你们不求我来求，这个恶人头我来做。二哥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说着她拿出最新款式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以上便是我去哥哥家之前所发生的戏剧。

等我来到哥哥的家里，又是一桌菜在等着我。怎么中国人如今有得吃了，就没昼没夜地？没等我开口问，弟媳妇就先说了：“你们家老革命又遇到新麻烦了。”

听他们讲完所有的麻烦后，我问哥哥：“像你们现在这样的特殊情况，跟单位好好说说，不能解决房子问题吗？”

哥哥苦笑了笑，摇摇头，做出无法回答的样子。弟弟仰头看着天花板，露出几根粗壮的鼻毛。胖姐正要说什么，弟媳妇抢先了一步：“二哥出国这么些年，怎么讲起话来像出土文物。现在还有谁会指望单位分房子，房地产早就改革了，如今都是用现钱加贷款买商品房。”接着弟媳妇把刚才胖姐给她算的帐又给我算了一遍，最后结论到：“哥哥嫂嫂两个人就这么点收入，交了儿子的学费生活费就剩不下几块钱吃饭。买房子的事情，就看你的了。”

“连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还要经常做好人接济欢欢妹子。”弟弟借机插上一句。

“欢欢妹子？谁？”我望着弟弟，立刻把他的话接了过来，希望能把这个提问变成多年以来的首次对话。但是我没有成功，因为弟弟站起来，又去上厕所了。

于是，胖姐讲起了“欢欢妹子”的故事。

欢欢妹子是个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孩，正巧和胖姐哥哥的孩子同学。她父母双双下岗后，吵了一架就都走了，家里只留下走不了的欢欢妹子和她70多岁多病走不动的奶奶。一年多来，她的学杂费有一部分来源于班上同学们的零用钱捐款箱。脚上的鞋袜和身上穿的大部分也是同学们的“爱心”。

欢欢妹子的生活模式是∶每天清早起来给奶奶做好早饭和中饭，自己带一个饭盒去上课，下午一下课就去菜市场捡菜叶子，碰到有菩萨心肠的老板，还能带回点卖剩的肉皮骨头什么的。做完晚饭和奶奶吃了后，就先后去帮几个富家同学做作业（那成为她重要的经济来源）。而如果有邻居可怜她，有时照顾她一些手工加工的杂活的话，那就只能在睡觉的时间去做了、、、、、、

听到这里，弟弟情不自禁表演似地感慨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多么残酷缺良心的骄傲！尤其是在解放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发生在祖国的花朵上。”

弟媳妇反驳到：“穷人是有，但富人也不少啊。学校每个班40来人，有小车接送的就有5到10来个。捡菜叶子为生的，毕竟是少数。”

“能上得起学的，捡菜叶子为生的，当然是少数。”弟弟回敬到。

听到这里，我感慨到：“捡菜叶子能为生，那说明菜叶子还有得捡，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陶醉的进步。”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突然想起60年前后，那个基本上人人都只能吃野草树皮求生的年代，想起当年我和哥哥为了争取能自由采野茼蒿的权利，与王部长的儿子小胖哥进行的那场不屈不饶的斗争。

然而，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自己跟自己做纵向比较，总是值得陶醉的。想想北京猿人都住在山洞里，难道我们不应该狠狠地陶醉陶醉。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人作横向比较，就不然了。想想我自己在挪威所过的现代生活，再看看哥哥家里那台14寸的“彩色”电视机，应该说是“灰黄”电视机，以及不能制冷而只能当碗柜用的冰箱，还有一开动就会爆发地震的洗衣机……我感到了一种压力，或者说一种责任感，也许更应该叫那为“被需要感”。但是，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的追求，我怎么可能为了别人，说错了，不是别人，是为了家里其他人的生活，而放弃去美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见我迟迟不参加对为哥哥买房子的讨论，弟媳妇终于绝望了，极其挖苦地说：“我过去一直以为你们陈家兄弟有多么大的本事，进了陈家的门，才知道原来把三兄弟都加起来，也抵不过我这个做小媳妇的。”

“谁说我家兄弟没本事？”听了此话，我火冒三丈。你说说，我一个男子汉，怎么能让一个堂客把我们家三兄弟一起都顶在墙上。

我突然觉得，向家里人证明“自己不是个一般的人，而是个特能耐的人，是个有本事挣大钱的人，是陈家最牛B的人”比什么都重要，至少在那一瞬间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与其说是我中了弟媳妇的激将法，还不如说是我又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我想了多年才终于在“高干病房”一事上得到实现，却仍未能过足瘾的极好机会，那便是我可以再一次、加倍尽情地表现一通我在兄弟中最有本事的角色。

我立刻叫哥哥从他柜子里拿出我托他保管的皮包，打开来把我准备去美国留学的五万美金写在张支票上，“啪”地把那支票甩在了桌子上。那感觉，别说有多“酷”了！

(冬天里的一把火)

从哥哥家回到宾馆，已经很晚。怕吵醒安娜，我蹑手蹑脚走进房间，却发现安娜根本就没有睡，还在读着她那本有关母系氏族摩梭人的书籍。见我回来，安娜问了她一直等着问的问题：“出了什么事？”

“没事，小事一桩，说了你也不明白。”我想搪塞过去。

“是‘没事’？还是‘小事一桩’？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明白？Try me.”安娜坚持到。

看来是敷衍不过去了，我只得把刚才发生在哥哥家里的事情编成减缩版，轻描淡写地讲了一遍，尤其是那5万美金的支票，说得更是轻松随便。安娜听完后，一副“unbelievable”（难以信置）的表情，把书往枕头下一塞，抓住被子往头上一蒙，倒头而睡。

我知道她在生气，但还是想做做缓和的努力，拉了拉被子，问：“不发表感想吗？”

“别吵，我明天要赶早去云南。”安娜没有露出头，反而把被子捂得更紧。

“你说什么？明天就去云南？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

安娜“哗”地把被子掀开，冲我喊到：“商量？你的字典里也有‘商量’两个字。真是太奢侈了！你知不知道，你丢给你家里的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钱，更是丢弃了我们两个人的梦！”安娜越说越激动，索性起身开始清理起行李来。

“去云南就去云南，可至少给我一天时间准备。”我知道事到如今，只能让步。

“谁向你发邀请了？”安娜“啪啪啪”地把灯都关上了。我和安娜之间，顿时一片漆黑。

我知道第二天不能不陪安娜去云南，入梦前想着需要带的东西，但从梦里游了一圈再回到现实，安娜已经从房间消失。

想找个人讲话，便给玫妹打了电话叫她立刻来见我。可玫妹说要等下了班以后才有自由。我挂上电话，不知道干什么好。正坐立不安，电话铃又响了。“我就知道玫妹会为我请假的。”我想着，故意慢腾腾地拿起听筒：“玫妹……”

“妹妹？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你的妹妹了？。”是马小毛的声音

人在孤独的时候，是顾不得选择对象的。马小毛很快就来到了宾馆见我。听了我昨晚的故事，一向对他人的事情不感兴趣的马小毛，对我表示了异常的同情和关怀。

“这房间一天得多少钱？”马小毛提了个意外的问题。

“什么意思？”我反问。

“要不你住到我家里去。反正你太太不在，你就一个人。我那可以做菜，还随时可以上英特网。”马小毛见我挤眉弄眼的样子，又立刻解释到：“胡思乱想什么，一副想得路（吃豆腐）的样子。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女人，那种随便被男人骗骗就上床的女人。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住到我家里去，我和平时一样，去他（她去世的丈夫）家里住。”

我当然没想到，马小毛跟我套热乎让我搬到她家里去住，是因为父亲搬出了高干病房，担心我单方面撕毁契约，不兑现帮助她出国的承诺。

既能省钱，又能上网，还能做菜，那对我的确很具魅力。此外，住在别人的家里去窥探人家的隐私，说错了，是学习人家独特的生活方式，一直就是我特别的兴趣。于是，我清理好所有的东西，从宾馆check-out,决定接受马小毛的邀请去她家里住两天试试。

马小毛的家虽比哥哥家高出好几个档次，但远不及王士一家那样夸张。家里虽显得凌乱，但一股书香气息，令人感到亲近。在唯一的一个玻璃柜里，我注意到一把小提琴，以及小提琴旁边摆着的一张双人照片。不用问，马小毛旁边那个英俊小伙子，一定就是她的前夫刘抗抗。我移动了半步，想仔细看看。咦！她前夫长得好像一个人，像谁呢？我苦苦思索，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来。

马小毛以为我是在看那玻璃柜里的小提琴，笑着说：“那是摆装饰的，不好跟你名贵的意大利老琴相比。”

想起我走上小提琴的道路，就是在中学时代，从与马小毛比高低开始的。今天有这样的好机会，当然要狠狠地得意一下。我打开我的意大利小提琴，拨了拨琴弦，问：“怎么样，想不想韵韵味？”

“别逗，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碰过小提琴了。”

见我要从盒子里把琴拿出来的样子，马小毛做了个手势：“别吵，邻居们中午要睡午觉的。”

她的提醒让我好扫兴好扫兴，同时也让我突然想起了这是在中国。是啊，睡午觉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是外国人无论如何也没法理解的。

我打开冰箱想找点喝的，却发现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马小毛无所谓地笑了笑，说：“其实，自抗抗走了后，我就很少在这里住。”死了丈夫觉得孤独是当然的。但还没等我找到最合适的语言来安慰她，马小毛居然补充到：“我一个人懒得做饭做家务。住在他家就什么都不用我管了。”我打了个寒噤，不知是因为天气太冷还是因为听了她大胆的“招供”。

马小毛向我简单交代了一下电脑电源、厨房煤气等设施的用法。当她交代床上电热毯的用法时，叮嘱了一句：“用完一定要关上，现在伪劣产品很多，经常引起火灾事故。”马小毛边走边说：“钥匙交给你，就当在家里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午饭你自己做或出去吃，随你的便。晚饭我下班后回来做。”说完，门从外面关上了。

既然马小毛那样随便，我就不客气了。烧了点水，冲了碗方便面，吃完了没事做，我这个在国外生活了多年，自以为已经根本抛弃了午觉习惯的假洋鬼子，也开始发困。我又“不客气”了，自己掀开被子，钻了进去。睡着睡着，觉得太冷，便按照马小毛交代的方法打开了电热毯。床马上热乎起来。睡得蒙蒙的，我似梦非梦地看见马小毛的前夫刘抗抗走了进来。啊！我想起来他长得像谁了。他长得像我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的一个同事，具体说就是长得跟我们乐队的马队长一模一样。

我在床上翻了几个滚，怎么也不是滋味，便索性爬起来坐了坐。实在无聊，便决定随便出去看看。

在路边的一个小书摊，我停了下来，慢慢翻着一些奇里古怪的杂志。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远远听到消防车的警笛，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从我旁边擦身而过。接着又一辆，再一辆。我好奇地看了看，但还是把目光回到杂志上的一篇《处女卖淫案》的报道上。

等我慢悠悠回到马小毛的住处，我的天！人车混杂，黑烟滚滚。我再走近一看，上帝啊！马小毛家那栋二层的宿舍楼，刚刚还在那，现在却只剩下一片烟雾。

看着凄惨的火烧现场，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小提琴！”

这时，我看见电视台的记者在向消防负责人提问，那负责人回答到：“因为救援得快，所以基本可以肯定没有死人。”

“是基本没有死人还是肯定没有死人？”记者问。

“基本可以肯定没有死人。”那负责人又重复到。

“起火的原因是什么？”记者又问。

“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从目前的情况看，不排除电器用品使用不当引起火灾的可能性……”

不用说，我那昂贵的意大利小提琴以及所有的行李，一起伴随着马小毛的家和她的全部财产，还有她前半生的记忆，都在那短短的时间里，不分中西、贵贱、新旧，平等地成为了为大火凑兴的原料。我们剩下的，就只有两条命和包着那两条命的衣裤鞋袜。

等冷静了些，我觉得应该赶快去告诉马小毛。可一摸口袋，我连坐出租车的钱都不够，只好赶快往公共汽车站跑。等来到湖南医学院图书馆，马小毛已经提前离开了工作岗位。听她的同事说：“去菜市场了。她家里一定是来了贵客，因为她从来都不买菜的。”

我深深叹了口气，只好去找哥哥，请他帮忙在他单位的招待所找间最便宜的房间。哥哥当然觉得奇怪，当初是我嫌弃招待所，只住了一晚就跑了，怎么这下子又要住回招待所，还特别强调要“最便宜的”，是不是写了张5万美金的支票又后悔，跑来装穷来了？但他从我的脸色上看出一定是出了什么别的大事，便没有多说，只提了一个问，一个最不该提的问：“行李呢？”

“哎，还行李！别提了。”

开好房间走进招待所才一小会，玫妹就来了。她说她先到了宾馆，没有找到人才来找哥哥的。我告诉了玫妹我的灾难。玫妹默默地听着，一声不吭，最后才说了句：“早知道，我今天上午请个假就好了。”

“别气人了！”我大声吼到。

玫妹并没有被我的吼叫而吓住，反而知道处在那个时刻的我最最需要什么。这大概便是从来被动的玫妹，头一次变得主动。但是，在那个非常的时刻，我那被她抚摩着的最敏感的部位，也一时变得一点也不敏感了。我那样地软弱收缩，当然无力延伸至玫妹的里面。玫妹意识到她暂时派不上用场，便给我盖好被子，先走了。

我独自躺在床上，想着下午发生的事情，越想越觉得应该去找马小毛。于是，我翻身起床。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门。真可谓“说曹操，曹操就到。”哥哥领着马小毛找我来了。从哥哥的表情看，他已经听说起火的事情了。哥哥很懂味，并没有进屋，只把马小毛交给我就走了。

我等着马小毛发作，准备好她的一骂二哭三吊颈。可出乎意料之外，她没有骂没有哭更没有要吊颈的迹象。相反，她打开一个塑料袋，说：“意大利Pizza，还没吃晚饭吧。”

听到“意大利”三个字，便想起我那把小提琴，那使得我情绪失控，眼泪鼻涕瀑布般喷了出来。马小毛受到感染，也消费了一叠纸巾。不过，即使马小毛再多消耗几叠纸巾，我想她也绝对不可能完全理解我的心情。因为，对于我来说，那把花了许多年跑遍整个欧洲才找到的小提琴，还不仅仅意味着5万美金，而意味着世界上从此再也听不到那把提琴无比独特无比美妙的声音了。那声音，并不是再花几个5万美金就可以买得到的。这么说吧，世界上的人千千万万，但百分之百对你胃口的，可能就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任何另一个都不可取代的。我觉得心里憋着股气，叫什么“气”呢？“怨气”？“怒气”？还是“怄气”“懊气”“霉气”？哎，管它什么气，对马小毛发都是绝对不合适的，所以只能拼命往肚子里吞，但愿能压至肚子底赶快变成屁放掉。

平静了片刻，马小毛叹了口气，说：“烧掉就烧掉了，反正什么都可以再买，只可惜那些照片……”说着，她看了看我房间里的另一张床：“都不知道怎么向家父老子（前夫的父亲）交代。哎，反正无家可归，今天就在这过夜。”听了小毛的话，我气愤她提到了她的照片，却只字没提我的小提琴？！

我们只留下一盏微弱的灯，因为太亮太黑都太可怕。

“喂。”马小毛探了探我是否睡觉。

“什么？”我表示没睡。

小毛：“怎么碰到你我就倒霉？”

我：“这话怎么说？”

小毛：“忘了？读中学时，是你害得我去了新疆建设兵团。这一回，见面才几天，又弄得我……”马小毛忍了忍，换了个口气说：“事到如今，我是没有退路了。随你怎么弄，你得把我搞出去，越快越好。”

“搞出去不是问题，问题是搞出去以后怎么办？”我说出了我的担心。

“我只要你把我搞出去就行，出去以后就不要你管了，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招待所隔壁有人在放着流行歌曲，唱的是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听了把人变成热锅上的蚂蚁。我跳起来对着墙壁狠敲一拳，再敲一拳：“shut-up!”可隔壁的音量却一拳拳增大。

见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打滚，马小毛干脆从她的床上爬起来，关掉最后那盏微弱的灯，坐到我的床边。她先隔着被子在我胸口上摸了摸，见我并没有反对，她揭开被子，从我的胸口试探性地往下摸，一直摸到“人”字路口，逮住了路口瘫痪的“看守”。等我那“看守”被弄得忍不住站起来发怒时，马小毛便翻身骑了上去，随着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律动……

人在非正常的情况下，“性”往往是一剂有效的麻醉药，至少对于我是那样。而对于小毛，主动与我性交会不会还有别的用意：刺激、安抚、诱惑，或者是向我表达决心，表达她为了出国什么都愿意付出的决心，也许内容远不止这些，而更复杂更深刻更丰富。哎，像小毛那样不露真情的人，谁知道她在想什么？总之，我与马小毛的关系，经过共同的灾难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

我这下真的变成了个穷光蛋，名副其实的穷光蛋，连吃饭住招待所的钱都没有，更不要提买去北京的飞机票了。哥哥拿着我的支票还没能兑现，向弟媳妇求情又太失脸面，那我该怎么办？

急什么，船到桥头必有路。具有“雪里送碳”特色的玫妹，递给了我3000块人民币，叫我先拿去用。我知道那是她很不容易的积蓄，装着不好意思。但她说她反正暂时不做嫁妆，就算是借给我，以后还就行。

“这事儿我也有责任，谁叫我那天上午不请假呢？”玫妹调侃了一下。这一回我没敢发怒，而只好笑笑，可那笑比哭还难受。

在返回挪威的途中，我两手空空，无论进机场，出机场，最怕人问的就是“行李”两个字。但那并不是最头痛的。因为，在回中国前，我在挪威已经辞掉了乐团的工作，卖掉了房子，这样两手空空回到奥斯陆，在安娜还没有回来的那几天里，我住哪？吃什么？

续

写在后面：刚从越南旅游回来。从河内出发，乘长途车一站站下，一直游到西贡，感触很深。拍了大量照片，整理后打算写一篇《越南印象》，和照片一起上贴“行行摄摄”。

作者：九哥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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