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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准将
声望: 教授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72

海归分: 147206

标题: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 (1829 reads) 时间: 2009-7-21 周二, 22:09

作者：芦笛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四、东征山西

东征山西，是毛以兵变谎言裹挟中央北上，借此爬上实际上的掌门人地位之后，指挥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它暴露了毛战略构想的轻率与战术指挥的无能。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立即发现他跳进了死地之中。据李德介绍，当时的陕北根据地约三、四万平方公里，除瓦窑堡（今子长县）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村镇都被敌人占据。就连红军占据的唯一县城瓦窑堡未几也丢了。36年5月间，趁一方面军远在苏区西部，国军第86师奇袭瓦窑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城外。所有的中央机关都驻在城内，但无兵防御。毛下令全体人员仓惶撤退，不战而弃该城，撤到保安（今志丹县，当时只是个小镇）。“这件事实在太丢丑了，以致瓦窑堡再也不作为临时红都而被人所提起了”（1）。

据李德说，陕北苏区是全国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人烟稀少，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12户，不仅缺吃少穿，而且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彭德怀则认为，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但只是大红军的一个落脚点，因为经济济落后，交通不便（2）。老彭没说的是，“大红军”之所以能在那儿落脚，全靠蒋介石认为红军大部分留在川边，乃是围剿重点。北逃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只需留意不让他们“回窜出来”即可，因此他只是让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在南面驻防，自己则亲赴成都指挥对四方面军的围剿（3）。但张、杨的军队战斗力既差，又都想保存实力，对红军消极防御，后来更与共党达成秘密互不侵犯协议（4），因此“大红军”才能暂时落下脚来。

与军阀互不侵犯，虽能苟安一时，但也限制了自己扩张。如果不是西安事变爆发，即使国军不围剿，陕北苏区也始终无法挣破那自行套上的紧身衣。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把东北军集结在西安周围，将延安、甘泉、富县、洛川等县送给红军，杨虎城则把靖边至榆林一带送给红军。红军未放一枪一弹，根据地就扩大了几万平方公里，居民几乎增加到百万人口。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把东北军东调，将西北军北调，留下的军事真空则由共军占领，陕甘宁特区因此扩大到23个县（5）。因此，陕北根据地的扩大，完全是张、杨和蒋介石联手恩赐的。

既然陷入死地，毛泽东的考虑就只能是：第一，如何跳出去。第二，如何去苏联主子那儿搬兵。

凑巧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恰在此时到达陕北。据李德估计，“他是在苏区北部从飞机上跳伞下来的”（6），当真是自天而降的天使，而且带来了福音：上帝指示，主力红军可向西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7）。

张闻天立即连续两次致电在前线的毛泽东，主张根据斯大林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8）。毛泽东回信说，他完全同意这方针，不同意的只是时间与途径，“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以空前的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陕北苏区不使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与秋天向外蒙靠近。”（9）

毛这考虑也有道理，如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指出的那样，陕北苏区北面是沙漠，西面荒凉，人烟稀少，南面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专门对付红军；若向南发展，不但得撕毁与军阀达成的秘密协议，跟盟军打仗，还会把中央军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2）。剩下来的选择，也就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再北上攻入绥远（如今的内蒙自治区在民国时从东到西划为四个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绥远省在今日内蒙自治区之中西部），然后打通苏联。

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却又暴露了他喜欢想入非非的性格缺陷。如上引语录所示，他开出的时间表是，第一步，在陕北花四个月的时间扩大红军一万人，第二步，花两个月的时间攻入山西、绥远，接通外蒙，完成两个任务，一共只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您说这是什么梦话？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改名为红一军团，与原在当地的红十五军团合编为新的红一方面军。总兵力据李德当时给中央的报告是一万三千，但其中有一半是新兵和三千俘虏兵（10），这数据与彭德怀在自述中说的相同。就算在总人口不过40万的苏区竭泽而渔，抽空当地壮丁，再增加一万名新兵，那老兵也才有约1/4左右，这种队伍能有什么战斗力？就算中央军不介入，能在两个月内打败总数十几万的阎锡山的晋军与傅作义的绥远军，挺进到外蒙去么？

然而毛泽东却认定这是可行的。1935年12月下旬，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他强调指出，下一阶段的全部工作内容，就是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这一目标分三步走：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11）。

最邪门的还是，毛竟然主张将苏区留给赤少队（赤卫队和少先队）保卫，主力倾巢而出去远征。他认为，为了便于扩大红军，为了“靠近苏联”，即使损失了保卫苏区的赤少队，那也是“部分损失不要紧的”，“应该忍受”，可见“靠近苏联”的诱惑对他的诱惑之大（12）。

虽然李德在会上坚决反对，但中央却批准了这一冒险计划。不过，前线部队指挥员比后方领导更清醒。他们吃够了丢了根据地，万里长窜，不能休整，无法补充损耗的苦头，因此从一开头就明确反对这计划。彭德怀等人纷纷致电中央，指出这一战略方针“是错误的”，不仅“带有冒险成分”，而且可能“走到离开苏区的危险”，请求“重新考虑”（13）。据李德从博古那儿听到的消息，彭德怀讽刺这是以不足兵力继续进行长征，王稼祥则担心若军事上过于激进，政治上很容易使自己脱离抗日群众运动而陷于孤立（14）。据徐向前说，就连远在甘孜的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总部都向陕北中央建议，“陕北为红军活动的重要地区，东征红军不宜孤军突出，脱离根据地，宜早日回到陕北为好”（15）。

因为将领们群起反对，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原来力主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现在也意识到了保住根据地的重要性，转而认为保卫、巩固和扩大苏区才是第一位的战略任务。李德更给中央写了意见书，反对从绥远接近外蒙，强调中共“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16），实际上是提醒中共斯大林的忌讳。于是中央此后在延长召开的军事会议便修改原来的计划，确定该年的军事方针仅为扩大苏区和红军，反对冒进和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毛的战略计划中挺进绥远的第三步被否决了。会议仍然决定东征山西，但那不再是为了靠近外蒙，而是为了筹饷扩军。

事态发展果然证明了反对者们的正确。红军东渡黄河，攻入山西后，一开头进展也倒颇顺利，占领了一系列重要城镇。但不久中央军随即陆续进入山西，阎锡山也集中了4个纵队反攻，夺回了大部分陷共的土地，此后汤恩伯所部中央军和晋军数路人马更节节推进，把红军全部压到黄河东岸永和一带狭小地区。红军面临着丧失根据地，孤军被包围在黄河东岸的可能。此时就连毛都看出了危险，只好灰溜溜地渡过黄河撤了回去。虽然红军在山西大肆掳掠，解决了一时的粮饷问题并扩充了兵力，但换来的是战斗力极强的中央军从此进入山西，如果那约30团的中央军尾追过黄河，势必给苏区带来致命威胁。为蝇头小利而陷入战略上的被动，此乃兵家大忌，而据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却偏偏干出来了。

当然，东征没有导致全军覆没，但这并非毛的功劳，而是几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我党的运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正当毛筹措东征之际，彭德怀恰好勾结上了东北军军头王以哲，张少匪由此开始通共，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苏区后方的安全。红军主力出动后，周恩来留下看家，手下只有两三千人。全靠与张学良的秘密协定和杨虎城的无所作为，只有民团袭击苏区，才保住了苏区平安无事（17）。但谁都能看出，这一因素根本就难以控制，把生存希望押在其上，大概只有疯狂的赌徒才会干。

其次，中央集体抵制了毛“挺进绥远”的第三步计划，把东征任务限于筹饷、扩军、扩土的有限战术目标。如果不是这样，则红军在入晋之初进展顺利之时，毛必然要忙着走那第三步，千里跃进大绥远。等到中央军入晋后，便能轻而易举地截断其后路，使红军失去根据地的依托。此时就算张少匪通敌卖放，那也救不了困在大漠之中的流寇了。

由此看来，延长会议还真是救了红军的命。就算这一切不发生，红军如意挺进到了绥远，并击败了名将（相对意义）傅作义的大军，靠近外蒙扩大苏区，挟俄械俄饷赤化北中国，那也必然要引起日本人的强烈反弹，说不定真要如李德警告的一样，引出日苏冲突来，苟如此，则中国倒是可以免了八年抗战的战祸，而我党当然也就没有今天了。

然而毛泽东总结的失败教训却大异其趣，他居然说什么：“此次失着是太谨慎，未能立即出河北，我们未过黄河前对阎锡山估计太高”，在汾河西岸过于犹豫，没有下决心东进到晋东南去。红旗一旦插到京汉铁路，情况必定大大不同（18）。这就是说，东征失败，不是因为根本战略方针就是冒险的赌博，而是因为那赌博还不够胆大！

您说这是什么疯话？红旗真要插到京汉铁路去，则我党立即成了过街老鼠。其时日本业已占领了东北全境，正在向华北着着进逼，引起全国人民对于亡国灭种的极大恐慌，抗日救国的呼声高入云天，当此之际，红军却悍然把内战打到华北战略要地去，与日寇里应外合，夹击国军，中国人民特别是弱智知识分子们就算再愚蠢，谅来也不至于蠢到能坐视这种赤裸裸的汉奸祸国行为吧？

这是从政治上说，从军事上看，这愚昧似乎也不下于后来的“大跃进”。红军主力真要突进到华北，势必成了彻底脱离根据地的孤军。别说是精锐的中央军，就是阎老西也能轻而易举地截断它和陕北苏区的联系。此时红军陷入一马平川的中原的“四战之地”，绝无可能立足下来建立新根据地，必然只会被围歼。所以，毛所谓“失着”，其实是无意中的救命之着。

战略大师毛泽东为何会想出这馊主意来？李德认为，毛的意图是引起日本侵犯，威胁到南京政府存亡，将苏联拉入冲突，他好趁机渔利。李的根据是：毛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表示，中国革命只有通过苏俄支援的军事斗争才能取得胜利；1930年毛支持李立三，企图把苏联拉入与帝国主义、特别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中去；毛从1935年以来一再重复的具体计划是，通过中国红军向新疆或蒙古的进军，首先把苏联拉入与国民党的冲突中，然后再使苏联与日本发生冲突，如此等等（19）。

这推测当然有一定道理，毛打通苏联的目的，就是想获得苏联援助。挺进到外蒙去，不但能接受大量苏联援助，而且确有可能引发苏联与国府的冲突。若苏联像“教训”张学良那样出兵进攻中国，毛就能实现他早在党的三大上就提出的“请苏俄出兵从外蒙打进来”的梦想。

但他是否想触发日苏战争？我看未必。他不会忘记李立三就是栽在这上头的，知道斯大林的忌讳，不至于再去重蹈覆辙。后来在与中共的秘密谈判中，国府请红军开赴察哈尔、绥远与外蒙的边境地带，毛泽东还因此举会“导火日苏战争”而予以拒绝（20）。所以，如果说毛想挑起两虎相斗，坐收卞庄刺虎之利，那也是对着国府的——或是挑起苏联与国府的冲突，或是挑起日本人大肆入侵中国，无论是哪种情况发生，他都是唯一的受益者。对此他已经在初到陕北后就说得明明白白了：

“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21）。

这段话同时也暴露了毛好大喜功、喜欢冒险的痼疾（用我党的行话来说便是“左倾冒险主义”），完全是痴人说梦：明明给困在陕北死地动弹不得，朝不保夕，却幻想在短期内打开局面，“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我们将在后文看到，毛对放弃根据地，跳出外线，大刀阔斧开辟轰轰烈烈大局面的大手笔似乎情有独钟，可以说是成了一种情结。东征山西不过是这情结的第一次发作而已。

不过也必须承认，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东征山西虽是败笔，但若从政治上来看，毛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李德认为，东征煽起了内战战火，迫使国府调军西征，把地盘让给了日本人，为日本人扩大侵略提供借口，加强了国府内部亲日分子的势力，中国不仅要失掉察哈尔和河北，还要失掉绥远与山西（22）。此说确有道理，东征的直接后果是日军在华北的势力急剧扩大，为“华北自治运动”推波助澜，使得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日本全面侵犯中国，使得毛泽东“坐山观虎斗”、借力打力的美梦终于成真。

东征山西也暴露了毛作为前敌指挥员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思虑粗放，没有耐心去精密计划，也缺乏把一个笼统计划化为实际行动的组织能力，因而“顾头不顾腚”。这缺陷给时任一方面军（当时改称“抗日先锋军”）司令员的彭德怀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以致他在几十年后写坦白交代时，还忍不住要指出这一点：

　　“一九三六年，大约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我随毛主席到无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后，即率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察渡河点。我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似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十五只船，每船乘三十人，来往一次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全军一万四千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下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这才有了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时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了空话。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渡点正面守敌各不到一个营，其纵深也只有留誉镇、石楼各一个营，都离河岸三十至四十里。待敌纵深部队到达河岸时，我之战斗部队即可全部渡完。

　　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这样细致的组织、侦察工作，对那次东渡的保证是没有白费的。在我军火力弱，尤其无炮火掩护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执行军委指示时，亲自详细侦察，进行各种渡河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渡河地点、时间得到了批准。强渡很顺利，两处渡点均已登岸，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主席随十五军团到石楼，我随一军团到留誉镇。”（2）

在歌颂了一番东征的伟大胜利后，他没敢再提“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那茬，便以“当敌军迫近河岸，我军早已准备大量船只胜利地、安全地撤回陕北”结束。但谁都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若不是他下了大功夫“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则红军不是在东渡黄河时遭受重大伤亡，就是过去就回不来了。毛之“顾头不顾腚”战役设想方式，于兹可见一斑。

这和国焘的作风可是两回事。四方面军放弃川北根据地，西进策应中央红军时，必须强渡嘉陵江。嘉陵江面宽阔，水深流急，两岸多为悬崖峭壁，川军邓锡侯与田颂尧两部据险设防，红军装备落后，要强渡很困难。张国焘亲自组织指挥这次行动，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口，最后选定在苍溪县城附近渡江。张的军事顾问们都不以为然，盖此地江面甚宽，对岸又有重兵驻守。但他认为，正因为此，敌军才不会想到红军在此渡江，可以攻其不备。他们组织了一个特别工兵营，赶制了百多只小船，船头以沙包作掩护工事，每船可载12名战士。用这些船在离苍溪50里的地方训练官兵，同时修建从该地到苍溪的道路，再用人力将这些船运过高山，搬到苍溪附近的一条小河沟中去隐蔽起来。临渡江时，敌军得到了情报，高级将领一直在密切监视对岸，但没发现任何行动，也未见任何船只。敌军于是以为情报不可靠，放松了警惕。哪知到了深夜三点钟，隐蔽在小河沟中的百多只小船一齐出动，直驶对岸。先头部队很顺利地就夺下了滩头阵地，大队跟进，接连攻下对岸的所有制高点，并将夺得的敌军扣留的大量船只建成浮桥，使得大军顺利通过（23）。

这可不是老张卖瓜，自卖自夸。徐向前对此役的介绍与张的大致相同，他也强调选择渡江地点的主要考虑正是那儿江面宽阔，敌人不会想到红军会在那儿渡江。不仅如此，他还承认“三月二十八日夜，我们下达了渡江命令。我和张国焘都在塔子山附近，直接指挥”（15）。反倒是老张说渡江战役发动时，徐正在率部从仪陇前线后撤，他和陈昌浩是后来在剑阁与张国焘会合的（24）。由此看来，老张不大可能冒老徐，老徐倒有分功之嫌。

由此看来，张国焘虽然玩阴谋诡计绝非伟大领袖对手，心理素质更是没法跟毛相比，但作为军事家，老张可能要比老毛称职些。

参考文献：

1、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257-258页。
2、《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3、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8页。
4、《中国纪事》，201-204页。
5、同上，253页，271页。
6、《同上，207页。
7、林育英、张闻天二同志致四方面军电》，1936年2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30页。
8、《洛甫致毛泽东电》，1935年11月20、25日，同上，31页。
9、《毛泽东给洛甫的信》，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408-409页。
10、《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11、《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1935年12月23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40页。
12、同上，41页。
13、同上，55页。
14、《中国纪事》，214-217页。
15、《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版。
16、《洛甫等对战略计划的意见》，1936年1月31日。《周博致毛彭转政治局诸同志电》，1936年1月31日。《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57页。
17、《中国纪事》，220页。
18、《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1936年5月8日，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95页。
19、《中国纪事》，216页。
20、《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毛泽东年谱》（上），554页。
21、毛泽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401-405页。
22、《中国纪事》，222页。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08-210页。
24、同上，210-211页。

作者：芦笛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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