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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二）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准将
声望: 教授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72

海归分: 147206

标题: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二） (2876 reads) 时间: 2009-10-14 周三, 13:13

作者：芦笛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确保伟大领袖新型内战成功的第二个客观因素，乃是蒋介石死硬的爱国主义。这死硬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得抗战成了他一个人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的战争。

我党指控国民党内部有庞大的亲日派势力，此话不假。国共两党都有深厚的外国背景。我党的苏俄背景就不必说了。国民党虽然后来比较干净，早期也好不到哪儿去，要人都是日本海龟。同盟会本是日本右派组织黑龙会扶植起来的，其中甚至有日本会员。日本右派一直大力支持孙中山与清廷、袁世凯捣乱，以使中国处于永恒内乱中。而孙氏的梦想，便是中日合并，实行“大亚洲主义”。

孙文这一卖国思想对党徒们影响至深至巨。记得90年代初台湾《中央日报》登载过张群访谈录。记者说，有人指责他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那其实是受国父“中日联邦”设想的影响，国民党内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云云。确实如此，许多国民党人都受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影响，认为中日应当联手对付西方白人的侵略，而这正是日本人在二战中的口号，所谓“日中亲善，互相提携”、“大东亚共荣圈”、“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等等，其实都是孙文当年一直在向日本人拼命兜销的陈货。日本人建立满洲国，就曾以孙文多次向日本叫卖满蒙的事实为据，声称他们是实行中华民国国父的遗愿。

卖国父孙文为他的忠实信徒的留下的遗教，使得他们在中日战争爆发后，都觉得这是兄弟相残。对他们来说，此乃错误的战争——同文同种的黄人不去打白人，却自相残杀（有趣的是，留日大贤林思云先生至今有此想法，可见这种谬论蛊惑力之持久）。因此，国民党人的反帝激情其实集中在白人头上，与英美结盟完全是形格势禁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这种中日亲善之情，在抗战胜利后立即就流露出来，看一眼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就够了：

“9月某日，为做好接收准备，中国总司令部派某中将到津浦线南部各地视察。该中将对所在地日军将士作了如下的谈话，使我将士大为感动：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16）

“新编第一军是蒋介石嫡系美式优良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加尔各答受过美式训练，军纪严明。其年青将校擅长外交，态度明朗，对与日本作战，深以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鸦片战争！’当夜，两国军官在当地饭馆举行联欢会。中国第一师司令部除师长外全体军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参谋及守备队长以下全体军官出席。两国军官携手进入饭馆。这一情景使麕集的人山人海的群众和士兵，投以惊奇的目光。 ……

以战争结束为转机，中国方面特别是上层人物之间，掀起加强日、中合作之热潮。……各地接收中也到处可见。中国甚至有将日本的高级技术、军事技术及技术人员等，引进中国之意图。但因美国对此不满，此风遂被扼止。”（17）

南京大屠杀就发生在昨日，竟能忘记得那么快，而无足轻重的香港，却当成不能或忘的深重国仇；对美国的高科技没兴趣，却对日本那二流国家的科技羡慕不止。这种奇特的感情错位，在在提示了国民党“打错人了”的遗憾。前去受降的何应钦向冈村宁次充分表示了这遗憾：

“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18）

这就是为何孙中山的传人汪精卫为何会投降日本，让我党讥为“降兵如潮，降将如毛”。其实若不是蒋介石当家，战争恐怕根本也就打不起来。就算是打起来，国军遭受重创后也很快就会屈服，何至于苦撑八年之久？

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深知中日实力的天壤之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当时我党势力正在恶性膨胀，“和平接管”了大量土地，更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觉得抗战只能让中国化为焦土，让共党坐大，什么好处都没有，汪精卫就是为此最后决定投降日本人的。

必须指出，唱“低调”者，并不都是出于孙中山哺育出来的“日中亲善，互相提携”的深厚阶级感情，其中不乏与日本并无渊源的老成谋国之辈。胡适曾被指为“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虽然他只是为那伙人取了个诨名而已，但不能不说他的思路与他们有共通之处。1937年8月5日，亦即七七事变后不到一月，胡适和陶希圣即联名向蒋介石上书，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19）。

窃以为，不能用“卖国主义”、“投降主义”等国产标签，去对这种思潮作简单的道德批判。自鸦片战争以来，一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就是“蠢动——挨打——再蠢动——再挨打——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蠢动失败史。开头是朝廷的“清流”祸国，死不承认国家极度孱弱腐败，根本不是鬼子的对手，越打吃亏就越大。直到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老佛爷才算醒了过来，学着鬼子搞新政。民初的统治者也算清醒。可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国共两党在20年代把列宁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理论引入中国，为老毛子火中取栗，挑起了一系列涉外事件之后，全国知青便统统成了排外“清流”。

这结果便是梁任公观察到的那样，国力和民气出现了“二律背反”：国力因国家陷入无穷内乱而日益下降，与此同步发生的，却是民气变得越来越躁狂嚣张（芦按，这不是他的原话而是我的表述，原话出处已不能记忆，无从查到。如果记错，就算是我说的吧），“反帝”激情日益高涨。如杨杏佛所说：“但知是非，不顾利害，不计成败”已经成为“‘五卅’后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20）。任何一个略有常智的人都看得出此中荒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夫去侮骂武功高手，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忧心忡忡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蒋廷黻指出：

“中国国力和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不能相称……我们坚决要求国际地位平等，但是我们没有支持此种要求的国力。”

为国立下大功的资深外交家顔惠庆说得更直截了当：

“当时中国负责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对此采取保留和沉默的态度，而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鲁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简直是在玩弄导火索，迟早会引爆炸药桶。这种兴师动众的宣传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看起来很成功，而给国际外交斗争带来的却是灾难。在处理棘手的外交问题时，必须考虑我国军事力量不足，其他方面准备不够，以及所处的不利的国际环境。采取冒险蛮干的做法，虽说动机是爱国的，但效果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22）

颜老先生没有指出的，乃是“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鲁莽的政客们”之所以要这么干，完全是出于个人野心，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以抗日为倒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则是“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

所以，政客们不是“鲁莽”，更不是不是不知道玩弄导火索的危险——毛泽东不是在洛川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警告过全党，不要小看日本人的武力，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么？看出中国绝非日本的对手，并不需要什么过人的聪明才智。

这世上，大概也只会有中国愤青才会神智错乱到以为光凭本国的力量即能打败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席卷整个南洋。区区3.5万日军在两周内即攻陷新加坡，迫降了将近14万英军、印军和澳大利亚军组成的联军。13万日军在菲律宾登陆，五个月后就全歼了15万美菲联军（迫降10万，余者打死或打伤）。连西方强国都不是对手，让中国那内部四分五裂、毫无国防能力的东亚病夫上去，当然只能是我党笑骂的“一触即溃，一溃千里”。

所以，在“爱国”政客们，“抗日秀”的原意是供内销的，并不准备出口。爱国主义本是西方发明，但中国人在引入时作了实质上的改进，把它变成了一种所向披靡的内战法宝，此即所谓“以夷制华”，乃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不幸的是，蒋介石却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何尝不知以中国之积弱，与日本交战完全是自杀？可惜他不是真正的独裁者，不能罔顾民意，更何况麾下还有冯玉祥、李宗仁等“以抗日为倒蒋”的野心家们。他要真是为了顾全国脉民命而忍耻媾和，内战立刻就要再度爆发。强敌窥伺在侧，再与西南西北军阀大打内战，亡国无日。而且日本人欺人太甚，东北沦陷后又在觊觎华北。如此蚕食下去，究竟伊于胡底？

在这种情况下，取胜的一线希望全在于友邦的支援。就是为此，蒋介石才在战前就采取了容共政策，指望把苏联拉来作盟军。可惜他连毛泽东都玩不过，又岂是斯大林那厚黑学祖师爷的对手？1937年10月22日，蒋介石电令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杨杰向苏方询问，如中国武力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23）。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答应，苏联在紧急关头将参战（24）。然而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兑现诺言时，斯大林却声称:“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 (25)

国际支援既不可得，蒋介石就只能实行和战两手，在竭力抵抗的同时，也希望战争能因日本人的让步而迅速停息下来，为此曾在早期通过秘密使节与日本“民间人士”有过一点接触。终因蒋介石死硬的爱国立场与日本陆军的骄横而以毫无结果告终。

据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秋山定辅等日本“民间人士” ，在抗战中曾与国民党高层的密使秘密接触，企图迅速解决“支那事变”。这些烂人都是孙中山当年的密友，鼎力协助孙氏将中国搞乱，其中萱野是兴中会会员，同盟会会员，曾应黄兴之召参与辛亥革命汉阳之役，1915年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顾问，协助居正在山东起兵反袁。小川则在辛亥期间与头山满，内田良平、犬养毅等人组成有邻会，援助孙文。头山满就更不用说了，一直在孙氏生前积极赞助他“唱衰”中国（26）。因此，从革命辈分来讲，他们可算蒋介石的父执辈。蒋介石自命孙文传人，不能不对这些烂人十分恭敬。

老蒋设下的停战前提，是日本必须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他在给萱野的密电中将这说得清清楚楚：

“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辛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27）

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蒋介石一直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双方停战谈判的前提。无论是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是答复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是与日本“民间人士”的秘密接触，国府代表都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坚持了这一立场。用蒋氏的话来说便是： “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谋停战。”（28）

抗战初期我军迭遭惨败，并未影响蒋介石的决心。就连在1941年，抗战进入了最艰苦、胜利希望最渺茫的黯淡时刻，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决心仍然毫不动摇。其时苏联践踏了过去对中国作出的种种保证，与日本订立所谓“中立条约”，相互承认并尊重伪满与外蒙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中断了给中国的军火援助。英国对日妥协，竟在公开文件中将满洲当成一个独立国家，并表示尊重日本在该“国”中的经济权（29）。就连美国似乎也靠不住了。蒋介石得到情报，谓美日达成妥协，美国已同意日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30。芦按，此情报看来有误，美国在与日本谈判中态度始终很强硬，似无同意日本占领中国华北一说。相反，国务卿赫尔最后提出了著名的《赫尔备忘录》，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日本从中国撤退，被日人视为最后通牒，由此触发了太平洋战争。但即使是在该备忘录中，美国也并未特地指明必须从满洲撤退。由此可见，美国人当时对早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满洲国的态度相当暧昧。如杨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若不是蒋公坚持，满洲和台湾都未必会在战后回归中国），他仍然向国内外庄严宣告：

“我们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的国境以外，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我们的抗战，是决不能停止的。我们若非使东北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东北的失地完全恢复，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亦决不会停止的。”（31）

就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一天，他还让拉铁摩尔转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32）

如果说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态度死硬还能理解，在我军一再遭受毁灭性打击，华北和沿海大城市相继沦陷，国脉如丝，西方列强隔岸观火，漠不关心，内外交困之际，还如山西骡子一般倔强，死挺下去，那就只能用个性来解释了。

须知愤青的“肾上腺爱国”与理性爱国的区别，是前者其实是一种病态，与意淫一般，是在想象中获取某种满足欣快，因此势必不能持久，在现实露出狰狞面目来后就会迅速消散。因此，蒋介石若要在百姓吃够苦头后与日本媾和，绝不会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就连愤青们也不可能像抗战爆发前那样，慷慨激昂地起来示威，恐怕要反过来欢呼蒋委员长英明也未可知。如果他充分利用国民党内深厚的亲日派资源，与日妥协，起码不会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别有用心的共党不计，但他们的反对无济于事）。

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内外，除了汪精卫一派以外，主张与日妥协的大有人在。日军进攻武汉时，孔祥熙的心腹贾存德向萱野等人表示，共产党正积极发展势力，汉口陷落将导致赤化蔓延，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拟由孔祥熙、居正、何应钦、李宗仁出面会谈，由日本提出议案（33）。然而蒋介石通过早期的试探，已经知道日本人绝不会答应撤出中国领土，严令禁止再进行此类接触：“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34）此后他又多次制止孔祥熙的秘密活动，甚至以“杀无赦”警告孔祥熙及其密使萧振瀛（35）。

对于那些并非亲戚的国民党元老，他可就不是那么客气了，不但派军统在越南谋刺意图投敌的汪精卫而误中曾仲鸣，而且还派军统在上海干掉了被日本特务土肥原说服、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的唐绍仪。可见他破釜沉舟的决心有多决绝。

蒋介石的决心，来自于他通过早期秘密接触后，认定日本人绝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占领的大片土地，中国不可能以和平手段收回失地，就连让日本人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都无可能。中国别无选择，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

事实证明他对日本的认识是正确的。倭陆相板垣征四郎就曾骄横地说：“按照原来的估计，汉口陷落时，国民政府将无条件投降，日本方面没有必要发表规定撤兵的声明。”（36）

蒋介石当然知道共党趁机崛起的祸害，但在两个魔鬼之间，他选择了与他认为危害较小的魔鬼结盟，去共同对付他认为危害较大的魔鬼。在这点上，他非常像邱吉尔，后者也是认定苏联乃是危害性较小的魔鬼，因而与苏结盟去对付危害性更大的纳粹德国，到快胜利时才发现苏联势力空前膨胀而后悔不迭。蒋介石与邱吉尔相似的另一点是，两人都因个性强悍而都在毫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坚持下去。如果没有邱吉尔，很难想象英国会在敦刻尔克撤退后独自坚持对德作战。更难想象的是，中国若无蒋介石，怎么还可能与日本血战八年，苦撑不倒，宁死不屈。换国民党任何一个人去坐他的位置，都势必要走上汪精卫那条路。

因此，似乎可以说，抗战乃是蒋介石一个人的战争。没有老蒋，中国也就不会有抗战。人民的好总理在洛川会议上的预言完全是正确的，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估计完全错了。吊诡的是，毛的伟大胜利，恰来自于其基本估计的错误。若是他的估计正确，老蒋如汪精卫一般及时投降，就地停战，掉过头去痛剿共军，则我党也就绝无上台的希望。

这其间的是非功过，实在是难说得很。我在英国时，跟那儿的人说，你们把邱吉尔当成大英雄，我看实在是哭错了坟头。如果他在敦刻尔克撤退后听了哈利法克斯爵爷的话，与德国媾和，让德国人心无旁骛地去结果老毛子，世界今日恐怕要光明得多。你们和德国人死扛，最后是丢掉了自己的大帝国，从超级大国变成了个二三流国家，这种英雄到底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即使是理性如英国人，也难接受我这奇谈怪论。由此看来，评论先总统蒋公的功过是非，确实超出了我的能力。'

作者：芦笛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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