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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康梁误国，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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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误国，可见一斑。

绽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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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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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6/02/03
文章: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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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康梁误国，可见一斑。 (2141 reads) 时间: 2009-12-13 周日, 00:31

作者：绽铃子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李仲轩家史

发布: 2008-1-10 07:37 | 作者: tingyi33 | 来源: 武术万维网

李仲轩家世

李仲轩表弟忆久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我与李仲轩

1、我的爷爷

卢台王家有一件妻子逼死丈夫的事。丈夫性格软弱，看好了一家姑娘，想娶做小老婆。大老婆不让，他就吞食鸦片膏作威胁，觉得大老婆怎么也会叫人救他。没想到大老婆不让人救他，眼看着他死去。此人留下了两个儿子却是极有胆色的人，叫王燮和王照。王燮是掌门长子，因为祖上王锡鹏在鸦片战争抗击英军而殉国，获朝廷封号为“第一刚节公”，因而王家长子有世袭官位。清朝继承官位是只有长子能继承，并且是逐代降级的，最初封的官再大，几代过后也会变为平民。不会逐代降级的是“铁帽子王”，是有限的几位。王燮继承时降了级，是骑督尉，先后镇守过京城的几个城门。京剧里有一出武戏《康小八》说的是他。民国的话剧影响最大的是时报剧，就是把社会新闻迅速变成短话剧，剧情较粗糙，台词是时势评论式的，主要是报道热门话题，生命力很短，时过境迁后，便不会再演。中国的这种话剧，是从京剧来的，京剧里本有时报剧的传统。《康小八》是京剧时报剧，讲的是王燮智擒飞贼康小八的事。飞贼是有轻功的贼，北京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飞贼，民国时的燕子李三，他是侠盗，劫富济贫。另一个就是清末的康小八，他是恶盗。康小八专门欺负弱者，他在京城北郊有自己的匪帮，有轻功还有手枪，他常入京作恶，但行踪诡秘，难以抓捕。王燮继承骑都尉，在京城上任一段时间后，一日将事务交托给了副手，自己便失踪了。他微服私访，终于摸到了康小八的线索，打入康小八匪帮的内部，康小八见这个新投靠的人气宇不凡，一谈发现很有头脑，要和王燮结拜兄弟。王燮则暗召人马，亮出官府身份，抓捕了康小八。此出京剧，令王燮在北京市民中有了“王大人是好汉”的赞誉，用“好汉”来形容一个官员，并不多见。李仲轩的姥爷就是王燮。王燮的弟弟叫王照，他年轻时把天津东部八个县城的民团武装都给组织起来统一练兵，结成攻守同盟的战斗模式。他被称为“王老总”，平定了天津东部的匪祸。

这位少年豪侠转成文士，因为抗婚。他母亲能看着丈夫死，是暴脾气的人，她看上了一家姑娘，让王照娶。王照不答应，她就把王照锁进屋里，不给饭吃。家人劝他暂且答应这门婚事，然后以进京赶考的名义逃婚。他考进士是第一甲第六名，考之前他来了灵感，对人说他会考第六，结果竟然真是。在母亲死后，他和兄弟妹妹分了家，用自己分得的家产修了一座咸水坝，有了此坝，就可以防止洪水泛滥，也可以防止海水倒灌，因此获得了“仗义疏财”的名誉。

王照主张清廷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方式变革，上奏要慈禧和光绪去日本考察。他上奏时是四品官，没有上奏的资格，奏本被扣了下来。王照对呈奏折的主管徐应骢说：“你要不上奏，我就拦皇上的轿子。” 徐应骢无奈，将王照的折子上奏了，同时联合其他官员，上了六道弹劾王照的奏折，说王照包藏祸心，置皇太后、皇上于危险中。光绪看完这一起承上来的七道折子，将徐应骢在内的六个官员都免职了，升王照为三品，赐“上书房行走”，让王照享有直接面见自己的特权。虽然光绪没有采纳亲自去日本考察的建议，但光绪有心变法，王照成为了变法的骨干之一，就任吏部主事。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学生在科举考试上多没有中过举人，他们要当官，需要一位有身份的官员保荐，康、梁不能自己保荐自己的学生，所以多由王照写奏本保荐。王照与康梁都是维新派，但政见不同。康梁主张以光绪来变法，王照则主张以慈禧来变法。他看出慈禧还没有放权，光绪力量不足，而且慈禧并不守旧，她对西洋文化感兴趣，常把对外公使的女儿们召进宫，询问外国的事情。所以王照的计划是让光绪督促慈禧变法，利用慈禧的权力迅速推进变法。让光绪以变革为重，不要急于争权。另一个与康梁不同的是，当时许多清朝的王爷们都倾向于变革，在光绪和慈禧之间采取中立，但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光绪。王照观察到变革是大势所趋，需要顺势而行，这些作为中间力量的王爷们是可以联合的。而康有为的主张，更符合光绪急于有一番作为的心态，光绪最终没有选择王照的策略。在康有为自己取得高位后，陷入了盲目乐观，热衷于从王爷们手中抢权。康梁势力挣到了一些虚的官位，却令原本倾向变革的王爷们采取了观望态度，最终都倾向了慈禧。局势不知不觉就变坏了，康梁决定发动兵变，软禁慈禧。当时在京城掌兵的是聂士诚，他与王照是好朋友。谭嗣同让王照劝说聂士诚，王照说：“你们这是误国，将光绪至于死地。” 谭嗣同和王照私交好，听了这回答，直接就骂王照怕事。王照解释，自己跟聂士诚是朋友，但聂士诚忠于荣禄，一劝聂士诚，聂士诚一定会禀告荣禄，荣禄就会禀告慈禧。王照打消了谭嗣同劝说聂士诚的想法，谭嗣同就派了一个人去劝说袁世凯。那人没见到袁世凯，却回来跟谭嗣同说袁世凯给说动了。于是光绪召见袁世凯，直接讲了兵变计划。袁世凯有能力发动兵变，但兵变成功后，立首功的元勋是康梁，袁世凯的兵权还会被康梁掏空，康梁从老王爷手里抢权的事，肯定引起了袁的警惕。而投靠慈禧，则能把持住兵权，所以他向慈禧告密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和梁启超同船逃去日本。王照一直对梁启超印象好，觉得他比较客观冷静，比康有为更有才华。他出逃后，王家在卢台的老宅子便被清兵围了，家里几十口人都封在里面，买日常用品都是贿赂墙外的兵，从墙上垂下篮子让他们代买。慈禧抓不到王照，想杀他哥哥王燮的家人。王燮作为武官，有英武之名，荣禄欣赏他，有心回护，对慈禧说：“王燮我了解，他是大老婆生的，王照是小老婆生的，两人不是一个妈。这对兄弟素来不合。” 一句话救了王燮家的命，其实王燮王照的父亲正是因为娶不到小老婆才死的。光绪被软禁的消息传到日本，康有为宣布他有光绪的“衣带召”，写在衣带上的圣谕，要康有为营救他。在衣带召的号召下，许多华侨向康有为捐款。康有为生活作风奢侈，逃亡时还带着小老婆，摆筵席要歌姬陪坐。梁启超和王照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了，康有为剪辫子还搞了个仪式，念了一大篇祭文。梁启说闹成笑话了。王照说衣带召是谎称，根本没有，结果康有为的学生就把王照看起来了，不让他出门。一次康有为请几位有身份的日本人吃饭，因为他们问起王照，所以把王照放出来作陪，王照对一位日本人说：“我得走。” 那位日本人很机警，什么话都没说，起身带着王照向外走，康有为不好阻拦，王照就此脱离了康梁阵营。王照因为心情抑郁，身体大差，坏到吐了血。一个日本朋友让他住到樱花林子里，说医药无效时，就靠新鲜空气吧，你活过来就活过来了，活不过来我葬你。

王照在樱花林里住了两三个月，竟然身体缓过来了。他念念不忘光绪对他的知遇之恩，化妆搭船逃回了国。那时老恭王已死，儿子做了新的恭王。他偷偷地去见小恭王，说他想营救光绪。小恭王说不可能，劝他别想这事。他又秘密见了醇亲王，醇亲王劝他远走。他和这两位亲王都没有私交，面谈的时间都不长，不杀他还见他，一是他们尊重王照的人品学识，二是他们同情光绪。王照对营救光绪绝望后，就逃到外地，开始办小学。他办的小学特别照顾穷孩子，没有钱也可以来上学。虽然他是在逃犯，但两位王爷暗中保着他，他的朋友高了有巡抚、低了有名士，只要不回北京城，所到之处的官府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在南京办小学，也没人抓他，甚至还在离北京一步之遥的保定办了小学。他潜伏了几年后，觉得在逃之身诸事不便，朝廷对变法人士的惩处已经松动，便回北京投案自首了。民间传说是拦了慈禧的轿子，如果拦的是慈禧，一定给杀了。他是向醇亲王投案的，醇亲王关了他一年，永不准他回京，便销了案，将他放了。

坐牢期间，王照和一位叫杨一素的姑娘定下了情份。杨一素是满族人，满族一代一个姓，父子不同姓。慈禧的娘家一族有的姓了“宫”，和珅不姓和。奶奶姓杨，满族里也有姓“张”姓“王”的，在哪一辈、以满语姓发音的哪一个音，转成了这个汉姓，就不好考证了。她的父亲是内务府官员，与王照是好朋友。杨一素在王照入狱期间，多次探监，王照被驱逐出京时，她就离家追随王照。王照是我的爷爷，杨一素是我的奶奶。爷爷有个得意门生叫王璞，光绪送给爷爷的书法和光绪题跋的字画，他都留给了这位学生。爷爷离京后还是办小学，中国方块字读与写都很难，他就借鉴日本假名的原则，发明了注音字母，方便孩子们学字。但他是天津卢台人，乡音重，奶奶是旗人，北京话发音准确，爷爷就借奶奶的发音，确立了注音标准。这个音标法后来向全国推广了，所以普通话发音得益于一位满族妇女。清朝灭亡后，爷爷在民国一样是名士。他的著作《水东集》出版前，叫父亲到北大给胡适带了一封信，要胡适作序。胡适来了，当时的家在积水潭，是段祺瑞赠送的一所老式宅院，赠送前经过了翻修。前院有果园，还有条“月牙河”，放着一条船，可以划到积水潭里去。胡适回到北大，说：“王先生家是仙境。” 这部《水东集》的胡适序言撕掉后，李仲轩的哥哥——李捷轩赠送给了宁河县文史馆一套，这是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了。爷爷还著有《古来女子军事》，研究历史上女人参与战争的情况。还有《方家园杂咏纪事》，方家园是慈禧太后娘家发迹的地方，此书说的是清王室的秘闻。比如讲慈禧派人砍了清皇陵的一棵古树，光绪觉得坏了风水，很伤心。所谓杂咏，是他在每一段故事后面都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感慨。爷爷去世后，因奶奶是北京的满族，她想自己死后就葬在北京，所以也想让爷爷葬在北京，家里没有钱给爷爷办丧事，就迟迟不发丧。爷爷是天津卢台人，惯例是要葬在家乡的，名为“回棂”。当时王家的掌门长子叫王元辅，是爷爷的哥哥——王燮的儿子。王元辅跟奶奶说：“只要回棂，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们全管了！” 爷爷是大名人，他回棂是家乡的一间大事，卢台的乡绅们早把费用都预备好了，甚至从北京到卢台一路上送葬队伍歇脚的席棚都开始搭建了，但奶奶坚持要葬在北京。爷爷一生与佛道有缘，流亡日本时主要是与日本的僧人交往，他死后棺材停棂在了北京“拈花寺”。拈花寺有几处院子专给名人停灵柩，有的名人家在外地，死后停在寺里，一放便是一二十年。爷爷和奶奶的第一个儿子早逝，一直没有安葬，也放在那里。拖延了一些日子，奶奶实在拿不出在北京发丧的钱，无奈地答应了回棂。卢台的钱立刻就到了北京，爷爷一发丧，各方的钱也就来了，光段祺瑞一个人就送来了一千块大洋。回棂的队伍浩浩荡荡，长子的棺材也随着爷爷的棺材回到卢台，一起安葬了。爷爷的葬礼办得风光极了，但奶奶在去卢台的路上，忽然难过起来，抽了王元辅一个耳光。奶奶是有霸气的人，不管不顾，打王元辅时周围还有好多人。打得王元辅冤枉极了，但奶奶是他婶娘，他只能“唉”几声，跟别人打趣说：“我出钱出力，还得挨打。想不到，想不到。” 爷爷一生不重名利，超出世俗，穿着上等长衫，却可以和底层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一年冬年，他瞧着进京卖萝卜的小贩可怜，便把前院的几间客房无偿地借给他们住。小贩偷偷把屋里的地面凿破了，挖了个地窖存萝卜。奶奶很生气，觉得白让他们住，他们却搞破坏，要赶他们走。爷爷一笑付之，说：“你管他们赶什么？就当没看见，让他们过完这个冬天吧。” 爷爷是真名士。

2、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叫王守谦，他是绝顶聪明的人，1911年出生在上海，生他时爷爷五十多岁，奶奶二十多岁，当时爷爷在办小学。父亲有个哥哥，比父亲大两三岁。我这位大叔中学上的是三中，父亲上的是四中，大叔本份，父亲会来事，讨爷爷喜欢。父亲在家里读书，一个人占三间大书房，大叔读书则只有一小间，是家里的外书房。所谓外，是在门口位置，平时用来招待客人用的，客人来了，等着主人接见时呆的地方。这哥俩合不来，父亲性格内向，是读书的材料，大叔外向，喜欢体育，还是学校的篮球选手，他学习不如我父亲，加上他大了两三岁，处在叛逆的年龄，有时会惹爷爷生气。爷爷脾气暴，一生大叔的气，就是一顿暴打。有一次半夜醒了，想起大叔，突然恼火了，跑到大叔房间，把他连人带床单掀到地上，猛打了一顿，才解了气。大叔受了这次惊吓，就生了病，不久便病死了。父亲小学在西皇城根，中学是四中，大学是北大，一路都是名校，一路都是高材生，受尽了家长和老师的宠，从来不会委屈自己。他考上了北大的西语系法语专业，中国人学法语的少，那年只录取了他一个学生。当时北大胡适主管教学，想让他改学英语，这一年就不开法语课了。他不干，找胡适理论，结果两人大吵了一架，气得胡适冲他吼：“回家去吧！”要开除他。他坚持“我考的是法语，就得教法语”，但最终胡适作了让步，保留了那一年的法语系。结果，出现了四个法语老师教他一个学生的奇特局面。西语系属文学院，现在的沙滩文物出版社是当年北大的旧址。

他在北大最好的朋友是一位姓郭的山西人，外号“郭老星”，思想激进，他到家里来玩时，奶奶不知看出了什么，不让他再跟郭老星交往。郭老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后被抓捕，死在监狱里了，父亲差点受牵连，奶奶很长时间都感到后怕，从此限制他的交往。北大请法国人教法语，有一位中文名叫“邵可侣”的法国老师，六十年代初还在北大授课，体育老师马约翰也是外国人。法语教授盛成跟国民党去了台湾，很快又去了美国——这种情况的人很多，因为到了台湾后对国民党失望了。盛成去台前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大画家徐悲鸿了，可想他和徐悲鸿的交情有多深。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是女大学生，不太会传统妇女的针线活，我父亲十七八岁就结婚了，我母亲的针线活好，盛成就让我父亲给徐悲鸿的孩子作棉衣，我父亲就此跟徐悲鸿认识了。

父亲学过西洋音乐，会中国的工尺谱，会京剧二簧，还弹琵琶。但他没学过画，有一天作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在画画，他跑过去说“教我”，仙女就教他了。第二天醒来，他从此开始画画了，是梦里学来的技法。对这件怪事，家里人分析，是因为他有许多中国的画册也有许多外国的画册，看得多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他心里对绘画的领悟最终以梦境的形式出现了，梦到的技法，其实是他平日思索所得。但他画的，跟家里的《芥子园画谱》和外国油画画册没关系，他画的是照相馆、舞台的背景画，奇怪了，仙女为什么要教这个？难道仙女有照相机，仙界里还要演话剧么？反正他就会画画了，他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画布景的散活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来源。在后门桥有个“四为美工社”，创办人叫张四为，他从那里接活。他接了活，不跟家人打招呼就走了。五十年代曾失踪了八九个月，就是他画画去了，这是他最长的一次失踪。

他先画一个小稿，再按比例放大到景片上，用棉花蘸着广告色画底子。中国传统绘画是散点透视，所谓散点透视，就是画地图的画法，按照平面图的标准来确立画面上东西的位置和大小。他则用焦点透视，近大远小。他给一家照相馆画长廊，画了一组，费了一两个月，结果照相馆不给他钱，说：“你这画得什么！歪歪斜斜的，东西的大小都不对。” 照相是西洋的发明，照片都是近大远小，按理照相馆该懂得焦点透视吧？可是就偏偏不懂，这是那个时代好玩的地方。结果父亲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官也不懂，说你最好找职业画家给你开个证明，评价一下你的画。父亲就找了徐悲鸿，徐悲鸿是在法国学的美术，给父亲开了证明，对父亲的画作了一番称赞，最关键的是写了“符合美术原则”这句话。其实徐悲鸿给的称赞是帮忙，父亲的画非常精细，但毕竟不是个性创作，画景片是行活，这类作品必然匠气，徐悲鸿过誉了。法院没想到为一个照相馆的景片，竟然惊动了徐悲鸿，立刻就判照相付钱了。徐悲鸿还介绍我父亲去对外友协画画，父亲会好几国语言，这里应该是最适合他的地方了吧？但这份工作还是没能干长久，因为他不注重自己的仪表。他从小在爷爷一辈的名士圈里熏陶，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名士不修边幅，也风流倜傥——结果他把自己搞得形象很差。他一辈子不系皮带，都是奶奶给他系，后来是我妈系。他还嫌麻烦，用布绳作腰带，在绳头端绑上根铅笔，绕几圈就算别上了。他常一个月不洗脸，基本不叠被子，穿着外衣就上床睡觉。但他有自己的卫生理论，绝对不跟人握手，到别人家不喝水不坐。他身上总带着一根圆珠笔，不是写字用的，而是挑门帘用的。挑门帘都不用手，因为他怕细菌。自己邋遢成这样，却还嫌别人脏。虽然有徐悲鸿的面子，但没多久对外友协的人就劝他别再来了。他是多才多艺的人，因为有怪癖，所以一生无用武之地。他的第二个工作是在百货公司。解放前西什库教堂有个育婴堂，养育弃婴，那里有个叫“六姑”的修女是地下党，我的母亲是她的养女。六姑后来身份暴露后，就去了延安。

解放后六姑回来，结果我家成了军属。六姑介绍父亲去百货公司上班，原本一切都好，只是领导知道他是文化人，让他帮忙写一篇宣传文章，他来了精神，写得文采飞扬，可惜是半文半白，领导根本看不懂。领导让他重写，他自小是高材生，从来写文章都是受表扬，没受过批评，连北大校长都敢当面吵，哪会受这份委屈？于是他告状，找到了更高级别的领导，级别高的领导文化水平也往往高，高级领导一看文章，说：“很好，一个字也不用改。” 他赢了一次，输了一生。单位后来发生了一次工作大调整，领导分配他去张家口，他不想去，从此再也不上班了。他北大的同学给他介绍过刻蜡板的活，那时没有复印机，就是在蜡纸上用铁笔刻字，这些刻字蜡纸能油印出许多张。这样的小活只能挣点零钱，他也没有兴趣作。还介绍他去食堂工作，作切面条和包饺子的活。他包饺子，放的馅很大，饺子皮不容易合上，他急了就沾点口水粘饺子皮。食堂的领导看见了，很客气地跟他说：“王先生，您包的饺子您自己带回家吧。” 这份工作就这么结束了。我奶奶太能干，自己棉衣、大褂、鞋。我们在积水潭的家院子里有许多果树，她自己作嫁接，把结的果子卖给德胜门果子市的水果贩，补贴家用。我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家在开滦县安个庄，算地主兼经商资本家。家里有大庄园，在哈尔滨一带开了多个酒厂。前门大栅栏“内一品”服装店的掌柜王润斋和我母亲家是世交，他是我父母的大媒。爷爷在时，虽然家中不富裕，但名气大，阎锡山都是他的递帖子学生，而他的日本朋友们都想让他儿子娶一位日本姑娘，爷爷则不愿意。爷爷观念守旧，对父亲的婚事提出了三点要求：“不要女学生，因为女学生思想新，婚姻不稳定；不要清朝王室的小姐，因为小姐的脾气大；不要小脚女人，因为不符合时代。” 母亲没进过新式学堂，上的是私塾受旧式教育，符合这“三不要”的条件。因为那时爷爷身体大差，想辞世前见到孙子，所以要父亲赶快完婚。父亲在十八九岁结了婚，两年后，爷爷去世了，没能见到我。

爷爷死后，家人就卖了积水潭宅院，买了一处小点的院子住。那时卖房子，不像现在是赚钱，每卖一次都赔一次钱。搬家因为经济困窘，另外是有邻居传说，我家没人住的小楼里半夜总亮着灯，闹狐狸精。积水潭老宅房多人少，的确夜里住着害怕。搬到新宅后，父亲在院子里给自己盖了两间西式的房子，图纸是他设计的。他怕打雷，所以墙壁有三尺厚，窗户上安的是双层玻璃，为了隔音。两间的面积，给盖成了一间半的格局。他一人住在里面，奶奶和母亲都不能进这房。我母亲爱干净，父亲则邋遢，冬天把炉灰从炉子里掏出来，就堆在炉子边，一冬天积半屋子炉灰，开了春，才叫母亲进屋把炉灰清出去。父亲每天睡到中午以后才醒，他到夜里来精神，做自己的研究。他去画景片挣了钱，整日吃饭馆，没钱了，就缩在家里，母亲还要伺候他。因为他没有固定工作，所以家里能典当的都典当出去了。他对中国的文史不感兴趣，家里有大量的字画，都卖了。小恭王写的四体佛经，是篆隶楷草四种字体写的佛经，在他屋里挂着，屋子漏雨给淋了，他也不管，最后烂在墙上了。父亲屋里还有乾隆御定的《二十四史》，放这套书有专门书柜，面积是整整一面墙，很值钱。有位亲戚来了就站在这面墙前感慨：“这是老先生留下的好东西，我真想买，但买不起。”其实他算是小康，但买了这套书就得倾家荡产。父亲想去吃饭馆，便抽两本书换钱，搞得每个朝代的书都残缺了，因为书有套子，在外面看是齐全的，打开发现少了，跟嘴里掉了牙一样。其实要卖也应该整套卖，残本卖不出高价，但他没有这意识，爷爷留下的宝贵东西，他多视而不见，只是对他的外文书上心。母亲在缝纫厂工作，夜里回到家还要作缝扣子的活，非常辛苦。母亲把奶奶的手艺全学到了。在缝纫厂，如果自己有缝纫机的话，就是师父，能做衣服。当时的缝纫机相当于现在的轿车，我家买不起缝纫机，所以母亲算是小工，只能给人打下手，作衣服的边角活，挣的钱有限。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怪人，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他发明了“粗粮细作”的办法，把粗粮磨碎，用筛子筛完后，竟然用纱布筛，经过了一番大功夫，粗粮筛得难以想象的细，有了细粮的口感。

六十年代初，我上了中学，父亲到后海某处画画，被警卫怀疑是特务，抓到公安局去了。看他衣着邋遢，公安局觉得他影响市容。当时民政局成立了房山疗养院，收容精神病、弱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家里交钱就可以住到那去，如果家里没有钱，就无偿收容。我在上学，母亲工作繁忙，我们无力照顾他，公安局看了我家的情况，就建议他去那里，父母俩人认真地商量了好多天。房山疗养院每月要收二十块左右的住院费，新居也有十间房，有两间出租了，每月有十一块钱，就将房租作了住院费，余下的钱由政府垫付了。他去的时候很高兴，觉得一切有人管他，活的踏实了。去了以后，就后悔，因为他离开家后，感到种种不习惯。疗养院在深山里，再加上有精神病和弱智，所以是封闭式管理。他去的时候，给划分为弱智了。父亲在那里和一个划分为精神病的成了朋友，那人祖籍四川，在东四有一个四合院，就他一个人住。他的具体病症是“扩大妄想狂”，表现为他在家门口挂了一个牌子，写着“马列研究所”，他自任所长。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口才很好，在房山疗养院能把病人们都说傻了，说理论不是定论，所有理论都需要研究。他和我父亲一拍即合，两人经常几天几夜地聊天，他还给父亲发了聘书，聘作他的研究员。他的所谓研究所，长期以来只有父亲一个研究员，别人他还看不上。父亲也没有研究马列，在疗养院里研究的是钢琴。当时戏曲改革，以钢琴伴奏新式京剧《红灯记》，他受了启发，研究用钢琴伴奏传统京剧《空城计》。房山疗养院在深山里，山形复杂，容易迷路，人很难走出来。父亲就研究北京郊区的地图，最后成功地走了出来。他能从房山区一直走到门头沟区，参加妙峰山的庙会，还有几次走回了北京城的家里，但他从疗养院走出来主要是为了画画。他背着个画架子，一个人在山里一呆好几天。

李仲轩是他的外甥，当时在门头沟山区里工作，他只知道李仲轩单位的名称，没有去过，一次越了几十里山路，竟然找到李仲轩的工作单位。李仲轩在办公室，被门房通知：“来了个怪人，戴个破草帽背个画夹子，说是你舅舅。”门房觉得是盲流，李仲轩迎出来一见，就叫“老舅”，他则一点不客气，说：“快给我买吃的去。” 不知道他多少天没吃饭了，家里人按路程算，估计是三四天，他提起此事，说是半天。至于他在山里吃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李仲轩把饭菜买来，他吃完了，才跟李仲轩说话聊天。多年以后，李仲轩跟我谈起这件事，说：“你父亲是个豪爽的人。” 因为他来去自如，在山里的生存能力极强，没有发生过危险，所以疗养院管理人员就对他放任自由了。后来疗养院病人受时代影响，分裂成好几派，开始武斗，他就跟那位扩大妄想狂的朋友说：“我带你走。” 老哥俩从深山里出来，一路走到了北京城，再也没有回去。

四人帮倒台后，在1978年，北京风行学外语，不久就是出国热。父亲在大街上贴小纸条，说教法语，一个人一个月七块钱，随来随教。他一开始就有七八个学生，这些人程度不一，他都一起教。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来取得平衡。他这么多年不说法语，一讲就是流利的法语。他上课读写从来不翻字典，因为他半夜里看的都是外文书。八十年代初，他教法语一月能挣四十多块，赶上一个科室干部，真是不错，家里人都很高兴，觉得他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但后来一个人把这一切都毁了。那人原本是个中学的英语老师，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他抓住招生广告上“随来随教”这句话，一个月交了七块钱，几乎每天都来。英国历史上有很长时间被法国人统治，英文里原本有很多法语词汇，他是英语专业的，由英文改修法语，起点很高，又几乎每天来，把时间都占了。父亲自己是个才子，所以很爱才，见他进展迅速，就不由自主地主要教他了。其他学生再也跟不上进度了，人渐渐少了。家里人劝过父亲，说：“你可以把时间岔开，分成几个程度不同的班，别让那英语老师天天来。” 这么简单的办法，就能维持住法语班，但父亲控制不住自己，那个英语老师一提问，就顺着他的需求教了，别人听不下去，这么陪着耽误时间，实在无趣，最后人都走光了。英语老师把别的学生都挤走了，一个人来上学，还是一个月交七块钱。他学成后就走了，从此再无音讯。这次的法语班就这么地散了，父亲没了教下去的劲头，再没办过班。

父亲养成我行我素的习气，因为爷爷做他背后的大树。爷爷就是我行我素的人，因为他是名士，怪成什么样，别人也觉得是应该的。父亲小小年纪，受了影响，爷爷带着他去饭局，别人不给他预备勺子，他就旁若无人地直接用手抓着吃，大家觉得爷爷是老怪，他是小怪，将来也是名士。可惜时代变了，他做不成名士，一辈子饱受世俗病诟。家里人一直在想，作不成名士，如果他做个大学老师，有固定工作，一辈子活在书房——课堂这么个小圈子里，也能安稳地过一辈子。我认识一个大学老教授，跟我父亲一样是个怪人。他和家人住同一个楼门，但绝不生活在一起，妻子儿女住一套三居室，他一个人住在顶楼的一套一居室。他一个季节就一套规整干净的衣服，上课穿着回家就脱，其他的衣服都是三四个月不洗。他的生活用品就是五个暖壶，学校里有打开水的暖水房，他拿暖壶打了开水，把面条往里一放，盖瓶塞闷一会，掏出来就是一顿饭。那种糟面条能好吃么？但他有生活费，还是受人尊重的教授。所以怪人里，也有幸运的怪人，我父亲就没有这份幸运了。其实我们胡同里没有工作的老大学生很多，老大学生多有历史问题，给日本人、给国民党工作过。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文人，但当时大家不这么认为。那些人也都纷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父亲却没有。父亲在北大念书时，有公派法国留学的名额，奶奶哭着没让去，结果就放弃了。家人后来设想，如果他去了，独自在外国生活一段时间，按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许会死在国外，也许便将他锻炼出来了——但人生不能假设。他这种人唱戏能成名角，出家能做高僧，过普通人的日子就一塌糊涂了。我常想，如果他出家作了和尚，或许会很好吧？积水潭有一座净业寺，老百姓俗称“高庙”，因为修在湖边的假山上，现在改为纪念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祠堂。爷爷和高庙的老方丈是朋友，父亲年轻时皈依老方丈，作了佛教居士，修习佛法颇有慧根。老方丈有意培养父亲做自己的接班人，但爷爷只剩这么一个儿子，不会放他出家。老和尚辞世后，庙里的和尚还对我父亲说：“你有资格接任方丈。”积水潭的老邻居有知道此事的，对我说：“你父亲可是位方丈。”

父亲是糊涂人，也做过不糊涂的事，在六十年代他把阎锡山给爷爷的信件都烧了。阎锡山不是爷爷的正式学生，军阀都想当儒将，就给爷爷投了拜师贴，算是爷爷的挂名学生。爷爷有一篇论文手迹，什么题目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个比喻，说一户庄稼人家的三兄弟在父母死后，平分了田产，在一个共同的起点上，老大不善经营，加上孩子多，就败了家，老二善于经营，日渐富裕，老三则参军了，走上另外的人生-------三兄弟的处境都不会一样，全国不可能贫富均等。这份手迹他也撕了。父亲性格内向，因为他处不好人际关系，他一度不跟同学、朋友接触。但他要走到大街上，跟不认识的人说话却非常活跃，尤其跟小商贩、小手艺人、学生更是兴奋。我想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太惨了？北大的高材生，却一辈子连个工作都没有，所以他在圈子外的人里找安慰。一个男人上了岁数后不是成功人士，社会上会看不起你，但如果连子女看不起你，才是最大的悲哀。父亲凭自己的喜好活着，一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别人父亲给孩子的那种很亲近很呵护的爱，他不会给我，但他有自己的方式。在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天文。告诉我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是猎户星座，商是天蝎星座，这两个星座一个在夏天有一个在冬天有，永远不可能同时出现。我五岁的时候，就可以看星座来判断时间了。他同时还教给我工尺谱、京剧唱词、围棋、国际象棋，这些教授对于一个小孩太超前、量也太大，不可能同时学会，但影响了我一生的爱好。我想，这就是他爱我的方式。

3、我与李仲轩

父母婚后十八年生的我。生我的时候我妈不到四十岁，奶奶六十多岁。那时没有自来水，有卖水的水车。在北京卖水的多是山东人，一辆木车上装着两排桶，推着卖。桶看起来高高大大，但底浅，实际的水只有看起来的一半。你家要了一桶，他就用粉笔在你家门板上画一道，五桶凑成一朵小花，一周结一次帐。我家常欠水钱，最多的一次欠了五朵小花。吃不起水了，我奶奶就去自己压水，那时一片胡同有个压水机。小时候，奶奶一手抱着我，一手拎着水桶，别人都奇怪，一个老太太怎么有那么大力气？她是一个太能干的女人，对我父亲是极其宠爱，家里穷得快吃不上饭了，她还给父亲买烩虾仁，从很远的饭馆一路端回来。买回来，看着父亲吃，自己不吃一口。我母亲对奶奶不得不服气，因为奶奶太能干。

奶奶是封建礼教，来了客人，儿媳妇只能在旁边站着，不能坐。差一辈的人来说话，不管多大岁数，也是只能站着。旧时的规矩，是晚辈在长辈面前不能坐。奶奶把家里的灯泡、簪子拿到早市换钱，给我买零食吃。她是内务府的阔小姐，却什么苦都能吃。也许她觉得自己享过福，为了家里人，也能厚下脸皮。比如鼓楼大街上有一家做馄饨的，馄饨要用鸡汤煮，奶奶给了他们一只鸡，他们以后见到我路过，就让我去吃混沌。我是小孩，吃了几次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但他们知道我家里穷，总拉我去吃，不知不觉吃了小半年。我上的是外贸部门的子弟幼儿园，破例让我上的。幼儿园是周托，实行苏联式管理，早晨有牛奶、下午有点心，一天吃五顿饭。还教小孩们作剪纸等手工，我自小不合群，上了幼儿园，死活不进教室，只在院子里玩沙子。老师也不勉强我，奶奶见这情况，要留在院子里陪我。老师则不让她陪，等她走了，老师就把小孩们带出了教室，在我身边做游戏。我则低头玩沙子，不为所动。老师引诱了我三个月，我才和小孩们玩到一起去了。

我妈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去工作了，奶奶也在那时得骨癌瘫在床上。我上了小学，从不做作业。上课我认真听，放学后对作业的题只做不会的，会的就不做了，所以也没法交作业。我不做作业，但喜欢考试，因为那是显示能力的时候，我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双百分。有一位脸上有麻子的老师想扳我这不做作业的毛病，他放学后叫我去办公室，盯着我写作业。我就不写，和他相持了两个多小时，他便把我带回家了。在他家，我既不吃饭也不写作业，到晚上十点，他放我走了，从此再不管我。考中学报志愿时，我想报四中，四中是名校，老师只让我报普通中学。毕业照片上，一堆小孩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戴红领巾，没加入少先队。我上的是一中，在那遇到一位好老师，叫金玉峰。他是一位美术老师，我会捏泥人，是“苏三起解”、“四郎探母”的京剧人物。他看上我了，为了我，做了我们班的班主任。美术老师一般不作班主任的。他把我不做作业的毛病扳过来了。期中考试，他给了我八门不及格。我的考试成绩都是95分左右，但他说我不做作业，没有平时成绩，综合评分当然不及格。没办法，我只好补考，两天里补考了八门，紧张坏了。从此，我开始做作业了。我忌恨上了金老师，觉得他爱整人，连带得对美术也失去了兴趣，兴趣转移到古典文学上。尤其喜爱汉赋，我发现中国的文体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清朝的八股文里有着汉赋的骨架------- 我一个初中生做起了整理文学史的事，整日沉浸其中，金老师这个人在我的世界里便淡化了，见了面也不理。很多年后，金老师逝世，同学们去金老师家里拜访，我跟着一块去了。经过这么多年了，一提我名字，金老师家里人都记得，说金老师在世时总说我，我才知道他是为了我才作班主任的。他真是一位好老师，只是我当年不懂。

我对毛主席是真心崇拜。当时上大学是需要推荐的，我不可能得到推荐，加上家里贫穷，我就从来没想过上大学。我在一中上学，一个月花六块钱，“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在初三时懂事了，为缓解家里的压力，下决心不上高中，考了中专。中专有航空和轮船，我很喜欢，报名却没有回信，于是上了汽车学校。我们到工厂实习时就给钱，一个月能挣十三块钱。工厂里有许多老车行的师傅，解放前中国都是德国车、法国车，电影里列宁坐的那款车，苏联没有了，中国还有两台。当时中国的汽车维修技术是世界上一流的，特别能维修绝版老爷车。师傅们衣服脏极了，腰里系根电线作腰带，但下了班就是另一样，非常讲究仪表，有的老师傅还穿西装说外语。因为有的是上海车行的老师傅，是跟外国人学的技术，甚至有的师傅本身就是资本家，家业败了就维修汽车了，还有转业的文艺兵，会弹琴跳舞。那时挤公共汽车要喊“一二一”，管上车的第一个台阶叫“变心板”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代人叫出来的。没有踏到这块板，人们是齐心协力地往上挤，喊着“哥们，加把劲！”，等踏到这块板，就会回头对还没上车的人喊：“别挤了，等下趟吧。”

我观察到人间有许多这样的“变心板”，地位变了，想法就变了。大家有不同的背景，成分复杂，有的人在逆境中坚持学习，有的人则失去了自我，写成长篇电视剧会很好看。法家在历史上没有达到完善，法家的价值观是“一将成名万骨枯”式的，理论比较粗糙。而儒家对民生人情多一份照顾，我对其有好感。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人们自发地在长安街送总理灵车，我也去了。我常说自己是冷血动物，不会轻易感动，但我这样的人，在那样的氛围里也非常感动。离开长安街，我骑车去了西单商场，在试衣服的镜子前抽了很久的烟，是想给自己买身新衣服了？还是怎么样？隐隐地感到，是想过不一样的人生了。

在我认识的人里，有在缅甸为缅甸共产党工作的，我就想去缅甸。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到颐和园划船，玩了一天，还到带着母亲吃了东来顺、萃华楼等饭馆，将母亲托付给北京的哪几位朋友，都想好了。但最终也没去缅甸，因为很快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之后恢复高考了。恢复高考时，我二十九岁，考大学的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内，是我唯一的机会。按照规定，对有工作的考生，单位要给复习时间。但我的领导不让我休假，我就跟领导大吵一架，拿出规定文件，迫使他给我假。考大学时，语文是我的强项，觉得手到擒来。因为太容易拿高分，就想有更好的发挥，到作文一项时，觉得记叙文没意思，就想写抒情长诗，一写就来了灵感，把卷子都写满了。我对自己很满意，出了考场跟人一说，别人就叫：“你算完了，一分都不会给你，文体上就错了！” 我原本的强项得了个不及格，这一年我没考上大学。第二年，我正好三十岁，超出了考大学的年龄。三十岁是擦边球，那时考大学不看户口本，由单位开介绍信证明年龄，单位如果给我开了二十九岁的证明，我还能再考一次。但单位不给开，我就永远错过了大学。但我并没有什么情绪，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学历不重要，认为“随心所欲”才是最重要的，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的心里没有权威，自觉性就差，对很多事都不以为然。我有个朋友叫潘元亮，他想改变命运，开始想考京剧剧团，天天早晨到筒子河练踢腿，但京剧要童子功，得从小练，他已经来不及了。他又想考中央戏剧学院，天天早晨到筒子河练朗诵，还在话剧演出时跑了几次龙套（群众演员）。他会木工活，为中戏的老师作沙发，这位老师说他作演员没有发展潜力，劝他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真的考上了，改变了命运，成为了大学生。他的哥哥在荷兰经商，后来他也去了荷兰，没有做导演。但他的课堂笔记、参考书，我都抄了一遍，等于也学了四年导演。那时候，我作了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思：在一个工厂，一对男女青年是情侣，他俩的出身都不好，得不到考大学的名额。工厂的主任是个转业军人，家在外地，平时看女青年的眼神都不对。女青年为了改善前途，决定向主任献身，以换得名额。在跟主任之前，她先跟男青年好了一夜。女青年上大学离开工厂，男青年从此消沉，被工厂里四人帮份子抓住了把柄，但这时恰恰是那个跟他有夺妻之恨的主任保护了他。我想写的是人性的复杂，连主任这样道德欠缺的人，在大事上也是有标准的，反衬出四人帮失去了民心。在六十年代不许有私房，因为红卫兵闹着让人交房，所以房子充公。大家都很积极地交房，房管局并不愿意接受，因为是包袱。把你的房子注册成公房后，就得给你修房子，你只要交很少的一点房租。 84年交了的房子都还给了私人。我家原本是个院子，共十间房，因为家庭困难，六十年代前就出租了。院子很大，六十年代挖了防空洞。院子没法退，房子都退了，还房时，我父亲去房管局说：“我不要房子，要钱。” 当时卖房的价格是两百元一间房，父亲很高兴地签了字。这事被邻居知道了，告诉我母亲，母亲赶到房管局，说父亲住过房山疗养院，被诊断为“弱智”，所以他的签字不算。房子没卖，房管局说我家要付充公期间的修缮费。但我家不但没交钱，还拿了钱，因为充公期间安排住了别人，房屋使用费高于修缮费。

我一直不知道亲戚里有李仲轩这个人。在八十年代末，他找到鼓楼家里来看我的父亲，自称是我的表哥，见面管我叫“老表”。当时父亲已经去世，我母亲知道他，我就请他在家里吃饭。一聊，发现他为人爽快，是旧时代那种讲江湖义气的人。他语言幽默，虽然他比我大三十岁左右，但感到没有年龄差距。他显得五十多岁，其实已经七十二岁了，明显能感觉到他年轻时打下的身体底子非常好。有名的螳螂拳师马汉青的小儿子马雷是我的朋友，他五十年代在公安大学教螳螂拳，大学要将他转正，但他不愿意，因为外聘工资高，结果一到六十年代，非正式的教师都解聘了，他失业在家时，我开始跟他学螳螂拳。对于我练螳螂拳的事，李仲轩就是笑笑，不搭话。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隐修的形意拳重要传人，吃了一惊。他表面嘻嘻哈哈，但内心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这是老派武术人“真人不露相”的作风。第一次到我家，他是空手来的，过了一个礼拜，他第二次来拿了两百元给我母亲，说是孝敬舅妈。我死活不要，他第三次来就买了水果。我俩很对脾气，聊得来。他从上午坐到下午，呆的时间久了，就说要走。我问他：“你有事？”他说没事，我就让他呆到晚上，吃了饭再去商店守夜。他以后每个星期都来一两次，一呆就是八九个小时。那两年单位让我带徒弟，自己控制上班时间，正是最空闲的时候，他来了我就陪着他，聊天的话题谈尽了，我俩就下象棋。他在西单一家商店做守夜人，他以前是某大单位的总会计师，商店了解这情况后，就让他帮商店做帐，还安排了四个青年会计跟他学，等于是会计指导，一个月拿八百块钱，在八十年代末算是较高的收入。他注重仪表，穿着非常整洁，是自己洗衣服。我说哪天我到你那坐坐，他说他说他的居住条件差，不让我去。他总是到我这来，我想他是实在没地方呆。我家有空房，我跟他说，你就搬到我家来住吧，跟我们一块生活。我是真心的，但他说晚上要到商店守夜，不方便住过来。他来找我时，总是笑呵呵地说：“老表，在家呀！”觉得我这里给了他家的感觉。如果我父亲还在世，也许他就愿意住到我家了，外甥住到舅舅家，是当情当份的。但我父亲过世了，我是他的小表弟，他投靠小表弟，或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吧？如果他当年住到我家，或许就不会出事了。88年过八月十五，他没来，我母亲担心他病了，叫我去看看他。我找到西单的商店，商店里的人告诉我他出事了，身体残疾，给送到门头沟去了。我看到了他住的地方，那是用砖头在商场后身垒出的一个小隔间，条件很差。因为失去了联系，我从此再没见过他。

作者：绽铃子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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