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陈平在北京或许会聆听伟大领袖教诲,诗言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此救世气概,其实应改为另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更为内省的说法:“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而这些“救世功业”,上可溯源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下可追忆二十世纪中国“文革”。马共之悲剧,只是夹在中间的一小段。退一步说,即使陈平一生不悔,到暮年还在坚守自己的信念,那么则可由旁人为他庆幸:他能有机会解甲归田,平静写出《My side of history》,而不是被推上祭台,这一生也是不幸之大幸。而其他知识分子,如果许身“公共”,更有救赎心切,热血奔腾,无论是当年拿起武器——所谓“武器的批判”;还是今日以批判现代性而自慰——所谓“批判的武器”,都能从上述二百年祸害中照见自己的身影,或浓或淡。知识分子者,更兼“公共”也,能不慎乎?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多普通民众在救赎下的命运,“Their side of history”。当年中苏决裂,东南亚风起云涌,人们惊呼这里会有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恰恰相反,最后发生骨牌效应的,是“主义政治”在这一地区的内讧:苏共打中共,中共打越共,越共打柬共。在这场乱局中,唯有马来西亚例外,以黎民生命为念,以朝野双方体面妥协结束。我们且看1989年艾合和平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