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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搜狐上一篇的文章：科学发展观对撼GDP政绩观--中央和地方利益博弈

makeway

头衔: 海归中校
声望: 学员

加入时间: 2004/02/20
文章: 212

海归分: 30070

标题: ZT 搜狐上一篇的文章：科学发展观对撼GDP政绩观--中央和地方利益博弈 (2437 reads) 时间: 2004-6-03 周四, 02:02

作者：makeway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https://business.sohu.com/2004/06/02/19/article220361954.shtml

2004年6月2日16:41 来源：[ 中国聚焦 ]

本刊记者邱易平

2004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以久违的强硬口吻，发表了一篇题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社论。

文章说，“国务院严肃查处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这个项目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案件。该项目违法违规审批，擅自开工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占地之多，造成后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国务院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这一案件涉及的有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是严格依法行政、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重要举措。”

于是，一场本来以货币政策为主导的中国经济新一轮宏观调控，在高层铁腕整肃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的行政霹雳中，露出了利益博弈与较量的真相。>>我要发表评论

从宏观调控到行政主控

一场针对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为何忽然变了调，被提高到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高度上来？

先来看看“铁本”这个在这场宏调中率先出局的“标本”。

据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报道，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虽然，这家企业的自有资金只有3个亿，却计划要建一个总投资106亿的特大型钢铁厂。它的总导演是一个名叫戴国芳的人。

戴国芳，原本是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小型私营钢厂的老板，然而他提出了一个“三年内赶超宝钢”的宏伟计划。宝钢的钢铁生产能力为每年2000万吨，世界排名第五。那么，戴国芳如何才能取代宝钢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呢？

从2002年起，戴国芳开始了铁本神话的打造工程。他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负责征地。在江苏常州和杨中两地征地9000多亩；另一路人马负责贷款，很快从中国银行等6家金融机构拿到了43亿多元的贷款合同。2003年6月，铁本项目开始在江苏常州破土动工。

然而8个月之后，中央调查组对铁本公司展开调查。调查发现，受到江苏省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铁本项目竟然是一个没有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的违法违规项目！

根据调查，设计能力为840万吨,概算总额为106亿元的铁本项目是当地政府化整为零越权分22次分拆审批；9000亩征地也是违规审批。另外，该公司在贷款过程中向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了虚假财务报表。

2004年4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常务会议，决定对江苏铁本项目勒令停止建设。这意味着，戴国芳雄心勃勃打造的铁本神话成为泡沫。

于是，铁本这个项目，最后是让地方政府、银行、投资者、拆迁的农民等等，总之是参与这个项目的各方，全都贴上了老本。

虽然损失惨重，代价高昂，但人们不难从中窥知，这样的“泡沫”，如果不是中央狠下辣手，任谁也“吹不破”。

风传因封面故事“争议戴相龙”而遭停刊整顿的《商务周刊》，在停刊的前一期，曾详细报道中央宏调举措在最近60天中的“变迁”。从《商务周刊》的归纳中，人们可以大致了望到中央从一般宏调行动到施行铁腕态度转变的分水岭。

2004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从2004年3月25日起，对期限在1年以内、用于金融机构头寸调节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各档次再贷款利率，在现行再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0.63个百分点。

2004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自2004年4月25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执行7.5%的存款准备金率。

2004年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根据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要求，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将执行8%的存款准备金率。

但是，在4月14日，一季度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货币信贷依然出现较快增长，部分专家担心，年初定下的经济增长7%和全年信贷在2.9万亿的目标能否较好实现。

2004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公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7106亿元，同比增长9.7％，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城镇投资7059亿元，增长47.8％。国家发改委体改司有关人士表示，对于如此巨大幅度的增长，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

这些数据，让决策者怀疑，上述货币政策能否“调控”得了生活在市场中的民营企业的利益冲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我要发表评论

于是，从4月20日起，中共高层领导人纷纷前往经济发达的东部大省江苏视察。

有香港媒体注意到，在温家宝考察江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在4月底到江苏考察工作，在考察中胡锦涛谈到，中央已就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问题做出了部署，各地各部门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要坚决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观念，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要切实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

这场高层调研很快结束，随之而来，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和号召相继出台。

4月26日，国务院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统一思想，集中精力抓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落实。

4月27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要着力破解四大问题：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缓解煤电油运供求紧张，加强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供应，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当天，国务院宣布调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四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钢铁由25％及以上提高到40％及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均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

同一天，互联网上开始流传，中国银监会给相关商业银行打招呼，要求“五·一”之前暂停所有贷款发放，这一罕见举动曾被认为是假新闻，但很快得到一些银行职员的确认。

4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公布了中央政府对“铁本事件”的查处结案，常州市委书记和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等人受到处分，公告铁本事件的性质为经济犯罪，对法人代表实施刑拘。

4月29日，《人民日报》登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社论。

社论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宏观调控搞得好，就可以把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否则，也可能出现大的起伏。”但社论严厉的指出，“一些人仍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执法不严，违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违法违规、越权审批项目，默许甚至纵容企业的违法行为，严重失职。企业在登记注册、项目报批、土地占用、缴纳税收等方面，存在大量违法违规行为。银行违规操作，审贷不严，监控不力。”>>我要发表评论

至此，一场行政风暴正式形成。

接下来出台的行政命令一个比一个“严峻”。

国土资源部宣布，将用"三个暂停"严格治理土地市场。

这"三个暂停"是，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暂停新批的县改市（区）和乡改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暂停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的各类规划修改。"暂停"后的能源、交通、水利、城市重大公共设施等国家和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用地，确属急需的，报国务院批准；对已经国家批准且在规划范围内的卫生、教育等项目建设用地，按有关规定从严审批。

作为"三个暂停"的注脚，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一次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披露，全国660个城市和两万多个镇中有五分之一存在“形象工程”，有的地区非常严重。

仇保兴说，有一个小城市仅有五万人口，但修建的广场却可以站六万人。现在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着“形象工程”过滥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短缺的矛盾，一些地区不把老百姓的钱用在“刀刃”上，而是建设过大、过分豪华的行政中心、中央商务区、会展中心、宽马路、非常大的绿地等“形象工程”。

最新也最让人意识到问题严重的举措是，中国国务院已向十几个投资过热问题尤其严重的省份派出宏调"钦差"，以确保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和行政指令得到认真贯彻执行。

实属无奈的行政命令

中国的经济过热有这么严重，以至于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踩刹车吗？

5月3日发行的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中国经济的确在走向危机。

文章说，数月来，中国经济持续升温，钢材不足，供应短缺已致使全世界的钢材价格飞涨。电力短缺，今年中国已有26个省份拉闸限电。中国国家电力集团预计，今年全国将缺电约3千万千瓦。还有一帮厂商争着上同样的项目，空调和手机制造商都一头扎入汽车业，大家都在追机会。由于中国的资本帐户尚未开放，意味着因出口带来的资金流入和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须转换成人民币，去年这两项外汇流入分别高达4380亿美元和530亿美元。中央银行在购进这些外汇的时候，相应的人民币资金流入银行系统，再被大额贷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因此成倍增加，通胀压力增大。

《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则从前几轮"过热"的比较中得出结论。

在以“相似的‘过热’指标”为小标题的一段中，文章说，“最近，中国经济的三种表现让王大用想起了11年前的秋天。‘2004年头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3%，可以与之相比的是1992年，那时全年接近50%。’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对《新闻周刊》说。

他还密切关注着刚刚出现的贸易逆差，‘1994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但今年头两个月，整个对外贸易已经出现了79亿美元的逆差。’王大用说。

与这两者相伴的是目前国内能源瓶颈的凸现，油、电、煤出现了严重短缺，它们的价格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王大用回顾道，‘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1992年，从那年初开始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势不断持续：全国钢材价格狂涨，水泥价格猛涨。’

1993年储蓄存款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负利率’--存款利率到10%，仍然有百分之十几的负利率，货币的价值在飞快减少。而现在，中国再一次悄然进入了‘负利率’的时代。”

另外，从数字观察，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6.7％，本来已经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高的增长率，今年第一季却还进一步上升到43％。专家警告，过去两年的许多投资一旦形成实际产能，中国市场将没有能力消化，结果会是供过于求，大量企业面临破产，银行收不回贷款，通货紧缩再次来临。

投资过剩的问题在钢铁、电解铝、水泥这几个行业中最为严重。去年，中国的钢铁投资增长96.6％，铝业92.9％，水泥121.9％，连中国高层官员也要惊呼，简直是"天文数字"。

一些海外观察家则关注着中国金融风险的积聚。

他们认为，从2003年开始的经济过热现象，引起了中国能源、原材料供求关系的全面紧张，拉动了生产资料以及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虽然这些都是引起经济决策层担心的重要原因，但此次经济过热对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还在于它在积累中国金融风险方面的危险作用。

因为中国银行的坏债问题已是旷日持久。高达30％左右的坏债率早已压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改革和国际竞争中步履蹒跚。面对这些风险，国有银行本应加紧改革管理体制，加快清理银行坏债才是。但是最近一轮的经济过热却使得些风险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加剧了。

去年以来，中国银行的信贷扩张不仅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指数，而且已经达到过去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如此大量的新增贷款作为分母，银行的坏债率当然会立即下降。问题在于，这些获取新增贷款的项目如果没有经济效益，必然使得未来的银行坏债率迅速攀升。

此次经济过热和贷款增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房地产业的迅速增长。众所周知，中国的房地产业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空置楼房。也就是说，房地产业本身，早已经是供大于求，属于过热的行业了。在中国的各主要城市，二手房的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新房价格，这就是房屋积压率较高的一个证据。而这些积压的房屋，基本上是靠银行贷款支撑的。如果将居民个人的房屋贷款按揭也考虑在内，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会超过70％。一旦出现问题，房地产业的风险就会转化为银行的风险。>>我要发表评论

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

因为中国政府自去年8月开始，就通过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降低出口退税率等较温和的措施来给经济降温。不过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这些旨在利用市场激励机制来冷却经济活动的措施显然没有奏效。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谢国忠指出，中国目前的投资泡沫已吹得太大，单单采用一般的经济措施已难以实现软着陆。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地方政府无视中央的指令，盲目鼓励房地产等投资，是造成投资高烧持续不退的主因。

长期以来，中国很多地方官员打着"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只知道提高经济增长率能为自己的"政绩工程"添砖加瓦，只要能招商引资上项目，什么禁区都敢闯，根本不把高层的要求或禁令放在眼里。

而一些"有背景的"商人则利用地方官员急切发展的心态大占便宜。他们不仅能充分享受各地自行规定的"优惠政策"，轻松拿到土地或贷款，甚至还与地方政府联手对付中央禁令，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新一波重复建设高潮。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上台后，多次劝导地方官员放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树立“科学发展观”，但效果并不理想。各地依然大兴土木，造成钢价不断上涨，还使得多年亏损的中国钢铁产业在2002年首次扭亏为盈，实现利润人民币250亿元。在钢价持续高位运行的吸引下，民资、外资、国资等各方投资者纷纷都来抢食这块大肥肉，于是便有了新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奇观。

如果这纯粹是基于供求定律的市场行为，倒也无可厚非，因为产量增加会造成钢价下跌，最终将有利于消费者。问题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钢铁产业项目审批也不规范，例如国有钢铁企业上新项目的审批过程，就比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严格得多。

审批不规范除了会造成竞争不公平外，还潜伏着质量危机。

中共高层拿江苏铁本公司祭刀，显然是要收到“一石三鸟”之效：遏制屡禁不止的重复建设之风；警告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中央政令；制止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违法征用土地行为。

新华网的一篇文章，还为铁本事件定了性。

它说，铁本项目的“崛起”和破灭，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偏离了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该文指出，铁本事件昭示人们：不能打着发展的旗号，违法行政、违规操作，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要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真正把思想方法转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切实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的“金融合作：迈向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一步”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严辞警告，各界不要与央行博弈，以免经济大起大落。

毫无疑问，一切被视为出头鸟的地方诸侯将在这场宏调中遭到重创。

硬调控能软着陆吗？

美林证券公司最新发表的报告则预测，中国控制经济过热的努力可能会失败，因此该公司已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由原来的8.5%上调至9.5%。

这是首家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作出“失败”的大胆预测。

不过美国之音的一项报道认为，中国抑制经济过热似乎已经奏效。

报道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说，基本建设部门急需的钢材和水泥产量的增长幅度与前一个月相比双双放缓，而一直供不应求的煤炭产量和发电量却呈现加速增长的势头。这些数据对于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都具有正面意义，似乎表明政府为抑制中国经济过快的增长势头而做出的各项努力正在逐步取得成效。

这场硬调控能软着陆吗？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是经济挂帅，历届政府均以经济发展需要社会稳定来推迟并延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种GDP至上的观念和体制已根深蒂固。

一位财经专栏作家说，“中国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中，它衡量官员的政绩，基本上不是用的一个平衡的指标，它用的是单一的指标，这个单一指标就是增长率。”“中国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官员的权力来源不是下级，而是上级。”基于这种单一的官员考核标准和地方官的短期行为，甚至有人将此类投资行为称为“建金字塔”。“起码在两三年内他的经济是增长的，至于这个金字塔到后来谁接手装进去不重要；能不能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三年之内可以反应在GDP指标上。”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4月28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大陆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改革问题，根本上是结构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这应该视为胡温政府执政后首次向外界承认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与真相的谈话。

中国经营报5月22日的一篇文章认为，与以往宏观调控所常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同的是，今年为了抑制中国经济走向过热，中国国务院走的是宏观调控的第三条道路——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而做出这样的政策选择，相信与我国的经济增长背景有莫大的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温家宝于5月21日再次召开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指出，“中央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懈、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发展；既要从宏观上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5月22日表示，由于本轮宏观调控启动较早，“把过热情况在萌芽状态就加以控制”，因此会较1993年那轮宏观调控时间为短。

一家国内财经媒体刊登的文章分析道，前两轮的经济扩张导致了1988年和1993年物价全面大幅上涨，最终均以中央重手出击紧急降温而结束。“硬着陆”的结果就是经济较长时间的调整和紧随其后的通缩。而此次调控出手较早，主动出击的效果应远甚于事后补救。

文章说，去年采取的主要政策先有央行121号文件，后有提高准备金率。前者直指房地产的局部过热，后者则意在收缩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控制信贷投放过多过快。两者的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特色，并且都是在市场对经济是否过热存在较大争议的时候果断推出的。今年第一季度主要统计数据公布后，政策层面迅速作出反应，宏观调控上升为政治任务，上调准备金、提高资本金比例、清理信贷等各项调控政策相继出台。在问题没有全面恶化前采取行动，这是软着陆的最大保证。

文章认为，在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下，行政手段的适时适度采用甚至是调控成功的关键。尽管行政手段容易受到批评，但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微观主体不能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行政手段就成为十分有效的工具。

汤敏更认为，“除了要警惕中国经济目前有过热的部分外，亦不能忽略还有冷的部分。”他说，农业尚是一个“冷产业”，服务业亦未显出过热迹象。汤敏称，在防热的同时，应该引导民企的投资热情“由热的地方转到比较冷的地方”，这样，中国的经济应该会有更平衡的发展。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乐观地预测，预期今年第三季，中国经济降温和宏观调控的效果将显现出来，这意味中国经济有望实现“软着陆”，而不会出现“硬着陆”。

一场不对等的“单边”宏调？

中央的重压虽然有可能摁住过热的经济，却招致了以往几次宏调从未有过的广泛质疑。

一向主张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对中央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颇有微辞。他认为，微观干预会造成很大的效率损失，改善经济状况的效果不会很明显，而且会遇到一些地区和企业的反对。

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也警告，行政干预对经济和企业的伤害很大。

事实上，单就中国政府查处“铁本”违规本身，就引发了民间的一场深刻的政策争论。

一位署名“邹啸鸣”的网友，在网上贴出了名为“铁本掰不过铁腕”文章。他认为，中国政府查处“铁本”，一是打错了屁股。此次案件，处理了大批的“涉案人员”，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地方银行官员和私企老板。但由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打这些人的屁股有些怪怪的感觉。作为地方政府官员，他们的行政出了错，由国务院打屁股还情有可原。但是私企老板出了错，不应该由国务院打屁股。二是拿错了板子。应该拿起的板子不该是党纪，而是国法。而我们看到，法院还没有开庭，私企老板的罪行已经路人皆知了。三是混乱了规则。在这场游戏里，官员搀杂其中。而激励官员们的既有私利，更有“官帽”。当中央政府发出号召，以GDP为中心，地方官员们就动用一切可以和不可以动用的资源，发展本地的GDP。现在最高上级突然不玩了，可这些两年前就上马的项目，要停下来，所有的投资都“沉没”了，所有的契约都撕毁了，规则，混乱了。

有海外学者指出，“铁本”之争凸显了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几大迷误。

其一，中国经济的性质。赞同政府查处一方的基本认为中国经济属于不成熟、不规范、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半市场半行政的经济；反对查处一方往往从市场经典理论出发，认为中国经济是"非市场经济"。

其二："行政式调控"是否可用？赞同政府查处方认为：既然中国经济并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就不能单靠市场手段进行调节；在现阶段，"行政式调控"是必要的。恰恰是那些判定中国"非市场经济"的反对查处方认为，不能使用行政手段，只能单靠市场调节。他们的理由有三：一是"行政式调控"妨碍了成熟市场机制的形成；二是"行政式调控"的效果，往往不如市场调控；三是"中国政府自称是市场经济国家"。

其三："铁本"该不该查处，如何查处？反对政府查处的意见有两种，一是不应该查处，二是纵然查处，也不能由政府来进行，程序不对。主张不应该查处的主要理由是"公平"，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如果拿放大镜照，没有几家企业不"违规"；拿"铁本"开刀，杀鸡儆猴，不公平。

在大一统的体制下，此次宏调的主要对象“地方诸侯”为与中央保持一致，即使受害最深，心有不服，也不可能公开唱反调。前述的观点，多多少少讲出了他们的一些苦衷，如果单纯是为发展地方经济的话。

一些海外经济学人，对目前的这场宏调所产生的原因发出了较为真实的声音。

他们认为，中国庞大的国有经济，众多的政府部门，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承担了大量项目建设职能，政府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再加上官员考核制度的扭曲，政绩第一，往往是市场未热，地方先热。调控前，各地争先恐后地上项目；调控中，政府要保国有部门，于是卡死民营企业；调控后，不良资产达到高峰。因此，政策波动往往使市场的波动更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体制出了问题，由于行政运作立足于对基层的管理和控制，而不是立足于基层自治，地方政府主要是向中央和上级负责，而不是向老百姓负责。中央和上级政府既要依靠他们，又要监控和限制他们。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间三者博弈的结果，天平偏向了地方政府一方就成为了必然。每次只有当地方政府的GDP合唱声音大过了头时，中央才能获得明显的信号进行调控。

另外，尽管中国私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但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前，他们最终都是弱势群体。他们都知道政策波动的威力，即使是投机都要前思后想，绝不敢去和政策博弈。事实上，中国的大型私人企业都和中国政府及当地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政府的支持鼓励，任何私人企业都不可能有过热的投资。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下，他们充其量也就是完成GDP指标的一枚棋子，其在这场宏调游戏里的能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商务周刊》用“刹车和油门的博弈”来形容这场在现存体制下，中央和地方永无休止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对垒。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多方博弈中，各方正在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合理”选择，然而组合在一起时却常常各说各话，南辕北辙。许多宏调政策甚至行政指令都有在执行中“变形”、“耗散”乃至于“无效”的可能。

就在铁本事件余波未了之际，日前，中央电视台在浙江宁波又揭出了“铁本事件”的翻版。

民营企业建龙钢铁集团正在宁波北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未经国家审批的600万吨大型钢铁厂，投资规模高逾100亿元人民币。另外，建龙集团正在其他4个地方投资兴建的钢铁厂也同样存在违规、越权审批的问题。

香港明报5月20日致电宁波建龙钢铁公司查询时，总经理办公室职员称没有这么回事，而建龙钢铁集团董事长张志祥则身在北京开会。宁波开发区管委会、宁波市环保局职员则以“领导不在，不清楚”为由拒绝回答问题。

中央电视台报道说，国家规定投资5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项目都必须报经国家审批，但宁波开发区管委会在没有报经国家审批的情况下，于2002年1月29日擅自批准宁波建龙投资3000万美元（逾2.4亿人民币）、建设年产150万吨宽厚板的动工报告。投资规模后来又从3000万美元增至12亿美元，宽厚板由年产150万吨增至600万吨。

宁波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史卫国和宁波建龙总经理李明东接受央视访问时，承认该项目的确没有报国家备案，仅由北仑开发区审批，不符合国家规定。宁波市环保局副局长邵立松也承认，虽向国家环保总局作了汇报，但还未批准。

不仅环境评估未经国家批准，而且为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有关项目还对炼钢高炉的焦化除尘环保装置偷梁换柱，并未按规定采用干熄焦技术。此外，宁波建龙亦违反国家金融政策，将从银行贷款的6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转为固定资产投资。宁波市银监局监管二处处长张绪里承认有这种现象。

目前这座大型钢铁厂已在宁波北仑拔地而起，炼铁高炉、热轧车间、矿石、焦炭码头等主要设施已全部建成，工人正在安装变电、供水等辅助设施，原料正源源不绝运来。

这个看似孤立的事件实际表明，一场“刹车和油门的博弈”正未有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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