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海归札记】纳川：中国税法造就中国特色的脑体倒挂
author:	纳川 -1
time:	2004-7-8 21:25:56
form:	http://www.haiguinet.com/forum/viewtopic.php?p=727455
content:	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一个国内企业的老总朋友对我说，从来没见过象你们这么规范的。他还说，要是象你们这样规范，别说中小公司了，就连某某某和某某某这样的大公司，也早就倒了，更不用说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了。他说的是税务方面。他是说，他想象不出我们ＪＣＯＬＯＲ活到今天，居然真的从来不逃税！ 中国政府鼓励一些高技术企业或其它特殊行业，鼓励各类企业出口出口创汇，鼓励外资投入，采用的是税收政策上的重大优惠。例如对高新企业头几年免所得税的“２免３减半”之类；又例如出口退（增值）税。外资企业自然不用说，一直一来是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留学生企业，往往也因为符合上述一条或综合了多项条件，因而也成为成为各级政府的关照对象，也得以享受各类优惠。对于海外人士，中国这些税赋政策上的倾斜无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到取得了３年多本土化经营经验的今天，我们对中国的种种税赋政策的必要性和中国特色的“脑体倒挂”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很多海外人士都在奇怪，按照西方国家的眼光来看，中国人的普遍收入，即使是外企的高薪阶层，即使是小业主，也不至于比得上欧美的平均收入水平。然而，中国却有那么多的有钱人。而且这些有钱人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远远超出了海外人士的想象力。而且这些有钱人中有不少都不具有什么教育背景。 为什么中国这些大把赚钱的人，往往都是小生意人，往往都是个体户，往往都是乡镇企业主？而那些规范运作的企业，那些大企业，往往都处在微利时代？那些小生意人，他们怎么就那么能赚钱？他们怎么就不需要做规范、不需要做大？他们怎么就不需要研发的投入，不需要进行项目可行性调研，不需要ＩＳＯ，不需要与国际接轨，不需要人力资源管理，不需要很多很多我们以为需要的东西，却好象做什么都赚钱…… 在杭州，那些进城圈地、买房、买店面、买写字楼的，竟然以周边地区和外地的乡镇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为主，而不是那些“真正”的杭州人，不是那些在杭州靠“本分工作”挣钱的工薪人士；甚至那些在杭州作“本分”生意、和做规范企业的企业主们，也很少能够与其匹敌的。 听说一家销售额上亿、员工过千的中型ＩＴ企业，去年一年的净利润只够买一层写字楼，一辆公务车。而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个体工商户，需要的可能只要一个１０平方米的店面，或者一间１００平米的作坊，员工可能只需要２－３个，营业额可能不过一、两百万，而“净赚”的钱却也能做和那个中型ＩＴ公司同样的事，甚至能做得更多。当然这里的“净赚”，并不完全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净利润”。 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相关税法在各地执行过程中过于“灵活”，难以做到一视同仁，难以做到公平。 有人对我说，对一个规范的企业而言，１０％的利润率已经叫“可观”，１５％则已经叫“暴利”。而广大个体工商户，却得以享有实质上的特殊的灵活性。而且因这种灵活性，他们可以获得比规范定义的“暴利”还大得多的暴暴利。仅仅从现金收入与“开票”方面，开票与不开票，价格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原则上，不开票可以避开的国税和部分地税，据说就是约２０％。据说南方某些地带，绝大部分的生意往来都是现金交易，都不“开票”。有些个体工商户，进货时要求暂时不要开票，等转手后，再通知原供应商将“票”直接开给客户，这样一来，自己完全合法地避开了“票”的问题，收支都成了税外的项目。 员工的成本方面，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别。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其它个私企业，普遍不交或象征性交一点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等等，基本上最大限度的降低了这方面的“管理成本”。方法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但基本上都要做两本帐，都要设小金库，以便能用现金的方式，“灵活”地为员工补偿与劳务市场的差距，也为自己提供税前、也就是实质上的“税外”收入。 那些“规范”运作的企业，营业额也许高的惊人，毛利也许并不薄，但净利润却所剩无几，企业发展所必须的资本积累不足，企业的长远发展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按照中国的增值税制度，在收支抵消后，差额部分，只要是正数，就要按１７％征税，不论实际有无盈利。举个例子，如果１０００元的进货，１１００元卖出，这１００元的差额就要被征税，就要被扣除１７元。剩下的８３元，还要被征收教育附加税等约４元的地税。实际差额这时只剩下７９元左右。如果在这个“流转”过程中，你需要支付的其它费用等于或超过了７９元，你就一分钱没赚，甚至亏损。换言之，增值税法只管流转过程和流转过程产生的差额，而不论这些流转有无产生净利润。如果有净利润，当然还要交所得税。这个法律，显然有令人难以理解之处。但如果能够严格实行，如果能够普遍地一视同仁，应该也不至于出现大的问题、或成为抱怨的对象。 与税法类似，社会保险的制度的执行也没有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视同仁。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的时期，这个制度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作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企业不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微辞。在一个理想的法治环境中和法治社会里，企业应该从技术创新、规范管理、市场开拓等角度，发掘潜力，降低成本，增加盈利，而不是从逃避基本的社会责任上下功夫。然而在目前的中国，同样的工资水平下，一个循规蹈矩的企业，它的人工成本可能比一个“灵活”的企业高出很多。因为“灵活”的企业可能通过各种途径省下了原本需要由企业负担的“三金”部分。单单这个部分就超过３０％。 问题就在于这两个方面、两个法律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都远远没有能够普遍地严格执行，各地政府没有能够做到对所有的企业和商业行为一视同仁，中央政府也没有能够做到对所有的地区一视同仁。归根结底，除了政府鼓励和政策倾斜的产业之外，那些得以在法律面前自行“灵活”了的商业行为，如果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制止，就是对那些严格依法自律和被严格执法的企业的极大不公平。 于是，就有了“原罪”的说辞。那些得以在短时间内集聚起巨额财富的个人和企业，往往在财富的起源上扑簌迷离，神神秘密，成为千夫所指。那些近期内陆续落马的中国“首富”们，引发了媒体和公众关于“仇富”心态的讨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如此，当代中国人对物质财富追求的热情，丝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可能是因为人们普遍领会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硬道理。 于是，也就有了中国特色的“脑体倒挂”现象。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从事着理论上似乎没有多少利润空间的行业的个体户、个私企业、乡镇企业，只要有胆量“下海”，就基本上都能够“勤劳致富”，而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直到富得流油。有句流行说法：“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特色。那些“胆大致富”的群体，对社会的贡献当然也客观存在，至少活跃了经济，解决了自己和很多人的就业，还有创业风气、创业精神；至少还有通过自己的消费而对经济的实际刺激；但那些按照法律的途径组建和运作的企业，在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在为社会贡献着增值税、附加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等，却同时在苦苦支撑着、惨淡经营着。这些原本应该是得到社会和政府鼓励的商业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却在受到实质上的惩罚。另一方面，在现阶段的中国，如果纯粹从投资的角度而言、从致富的目标而言、从实际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效果而言，要找出投资教育和接受教育的理由，其实很难。 显然，我这里提到的，还只是些皮毛。现阶段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这种不公平，至少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这种不公平，早晚必须铲除。如果不是现在的税法应该改变的话，那么就是执法的方式必须改变，执法的力度必须加强。 在这样的形势下，ＪＣＯＬＯＲ居然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也盈利、也发展了。我们自己有时想想都有点自满，都觉得算得上伟大光荣正确了。如果不是这个项目真的好，如果不是这个项目真的有市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特殊”政策的支持，如果没有出口退税，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几免几减，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无偿资助…… □寄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