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理工有一个新建的系，叫 Computation and Neural Systems 计算及神经系统系。这个系的创办人之一叫做Carver Mead，所有电机系出身的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是超大型机体电路VLSI之父，也是Intel创始人Gordon Moore的好朋友。Carver Mead是Feynman费因曼在加州理工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两人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的智力能及。Feynman费因曼在死前，在加州理工最喜欢的研究题目，已经不在纯物理的范围，而在Nano-Technology一类用做原子做工程的应用，以及物理和生物的交界尤其是神经科学这种和电有关系的，这正是Carver Mead 毕生研究的范围。
正像很多最杰出的工程师一样，他们觉得最了不起的计算机设计无他 -- 就是人脑! 故Carver Mead就想做chips that can see会看的芯片，chips that can hear会听的芯片。Carver Mead觉得要能理解人脑，一定要能建造一个，才表示懂。而人脑如此复杂，一定要把他分成几块，于是能看的这一块，和能听的这一块，都被他抽出来磨拧。Carver Mead用他的研究成果开了很多家公司，多在北加州，靠进旧金山及史旦佛大学一带。有一个公司取名叫Synaptic神经突触，其意不言自明。他在加州理工开课，就是为他的公司培训以后的员工。
Steve Mayo那时刚被加州理工聘进来当助理教授，他想做一个可以做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Steve在大学时就写过一软件程序做分子模型模拟，在加州理工念博士时，就是把大学写的软件程序推广，后来和他的指导教授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专卖这个软件给学术机构和大公司的研究部门。最后这家公司被 Pharmacopia收购，Steve的股票大赚了一笔。
那时我是Steve Mayo的第三个门生，Steve Mayo 的第二个门生叫做Jay，是中国科大的高材生，得过科大的最高荣誉之一的郭末若奖学金。但Jay没有选择做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作别的博士题目。
Steve Mayo，Bassil Dahiyat，和我，三个人就展开了几年蛋白质工程的科技商业化之路。
[7] 我做出了一个经典生物物理模型
Steve Mayo的实验室才刚开张，由于Steve在计算机方面的功力和成功的科技商业化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成功经验，实验经费相当宽裕，尤其是私营的研究经费。Steve用了这些经费先买了好几台计算机，SGI，Sun，Mac，各种版本的都有，编译器也是有Fortran和C语言的。也买了一台600的NMR全美只有最专业的地方才有。其它的实验器材在慢慢的采购之中，实验室每天茁壮成长，渐渐成型。
Steve那时正亲手写一个快速寻找的计算机程序，没有这个程序，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是无方运做的，故在等这个程序的过程中，Bassil和我都先做其它的项目。Bassil和Beckman Institute 的一个实验室合作，做实验。我则在Steve，Henry和 Sela，的同意和指导下，开始我的第一个研究计划，为他们的实验数据做一个模型。
Erik和我常常就这个模型讨论，也在计算机方面给我的指导。Henry和 Sela 也很够意思，每有新资料就喂给我的模型。Sela 和我也经常就这个模型进行讨论。讨论到一定程度是，就报告给Henry看还有没有要改进的地方。他们本来只要解释他们自己的数据，结果看哪个模型越来越厉害，连他们还没测量到数据也可以预测，就变本加厉把别的实验室量到，有关这种新潮蛋白质的资料也拿来看我们的模型是否能解释。给他们这样一搞，这个模型把那时所有的数据都不但解释，而且预测到了。
实验最恐怖的是变因太多，当你以为都想好时，可能结果跟你预期的不一样，因为还有你没想到的变量。故可能要多做几次，才看到所有没考虑到的因素。这时，一要耐心和体力，二要经费。实验是非常耗费金钱与资源的。随着实验越做越多，技巧越好，越能越快得到好的数据。所以一般的指导教授喜欢找有经验的实验研究生，如果以前没有做过实验，没有经费的指导教授是不愿意让这些学生浪费钱的。因此，我从进入 Steve 的实验室开始，无时无刻在想我要如何说服 Steve 和 Bassil 能让我做实验。
Bassil 是做化学实验出身，可以在不用仪器之下，做出很长的蛋白质。但若要更有效的做出更大的蛋白质，必须买仪器 (peptide synthesizer)。但再大的蛋白质，就的用分子生物的方法，买 Oligonucleautide 用 PCR 技术备份，再把这些 DNA 和载体 (Plasmid) 都用效素在特定的地方切，再用粘效素 (ligase) 把 DNA和载体结合。这种 Recombinant DNA 进入细胞以后，就利用细胞现成的机制，把 DNA 变成蛋白质。这个蛋白质从细胞中做出来，到纯化，到干干净净又大量的能进入试管中，做生物物理的定量研究，如 Circular Dichroism 或 NMR 核磁共震，又需要很多人力。 这就是所谓的 Genetic Engineering 基因工程，是蛋白质工程?面很重要的一环。
很多人也问我，Alyce，你为何一个博士花了那么久才拿到。其实，如果我愿意选一些无足轻重的题目，随便弄个计算机模型跑一跑，也可以毕业。这种博士有很多的。但我选择了硬干，从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一个生物实验都不懂，到做出实验室第一个基因工程的实验，我向一个重要却困难的题目挑战，而得到了好的成果。现在很多人知道我是台湾最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博士，一来现在大家都去念 MBA 了，二来，如果那是我入加州理工的志愿，我还可以更早毕业。
现在，「蛋白质工程」在学术界已是很红、很热的题目，可是在我起步的那时候，我却是孤独的。
[9] 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得奖
1997 年初，我还没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是尚未毕业，但我发表的蛋白质工程相关论文，已使美国的学术界注意到我这个人。麻州理工学院有个大大有名的教授卡尔-柏波(Carl Pabo)，是诺贝尔奖评审团的委员之一。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Steve Mayo由于只是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要升正教授，其研究成果必须得到美国研究领域最上层的认可。卡尔-柏波就是这类权威人士的代表。于是Steve Mayo便请 Carl Pabo由东岸的麻州理工学院飞到西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来亲自审核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Carl Pabo来时，时间排得很紧。既有安排他的专题演讲，每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尤其是年轻的助理教授，都排队要见他。应届毕业的研究生们，想继续在科学界找工作的，都抢着要当他的招待。那时因为Carl Pabo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请来的，而我的研究成果，和Bassil Dahiyat 的都是我们实验室研究成果的代表，我有幸和一些应届的精英研究生和Carl Pabo一起用中饭。
当天下午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Steve Mayo 赶紧把Carl Pabo拉到他的办公室，好好地讲解他的研究成果一番。那天下午我恰好身体不舒服，先回宿舍休息。傍晚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是Steve Mayo打来的，问我晚上去哪里吃饭。我正纳闷，因为Steve Mayo向来不打电话到我宿舍的。结果电话那头忽然转手，Carl Pabo把电话抢了过去，并说“把中间人干掉 (Let’s eliminate the middle-man)”他问我晚上可否和他单独一起用餐。
1997年底，我的博士论文已全部完工。论文题目是：「Coupling Backbone Flexibility and Amino Acid Sequence Selection in Protein Design」，这已不是物理学的论题，完全偏向生物科技尤其是蛋白质工程方面，但是因为我进学校时是由物理系收我的，所以我仍被列为物理学博士。
因为麦肯锡在面试时，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所谓的Case面试。这些Case是真实商业界里面大公司会遇到的问题。麦肯锡就是以这些 Case来淘汰那些没有商业感business sense的博士生。因为我那时一心想进麦肯锡，故把这个团体取名为Case Practice Group，顾名思义，就是让大家一起来收集，练习，以破解麦肯锡考博士生的Case。
我建了一个网站，解释了Case Practice Group的宗旨，活动方式，也放了一些收集到的考题，我这个创办人的电子邮件以供大家联系。然后做了很多海报，一点也不华丽，就是白纸黑字，把网站的内容及网址放上，然后自己一张张的贴在校园最显眼的地方。1997 年那时网站还在学校酝酿，没有掀起后来的网络疯狂 internet frenzy。我那时就发现加州理工这种地方，用网站和电邮是最方便有效的广告及联系方式。
我可以看网站是谁在看，而知道谁有兴趣。一开始不过是会员在看，后来加州理工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就业辅导中心也在看。后来这个社团名声大了，连麦肯锡的人都上来看了好几次。
我参加麦肯锡的口试，通过第一轮校园口试。第二轮在旧金山举行。第二轮有一个麦肯锡董事 Principal 问我。他第一句话就说「阿丽丝小姐，你确实很厉害，我们都知道你和你办的 Case Practice Group 但我们希望你回去后，能把麦肯锡公司招人可能考的问题从网上拿掉」。
那年麦肯锡没有录取我，但是，加州理工所有被取的学生，都是我的Group的成员。
[14] 麦肯锡McKinsey & Co。梦碎进军华尔街
当麦肯锡没有录取我之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华尔街的校园征才。那时虽然听说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 Co。是华尔街的老大，可惜已经错过高盛公司在加州理工进行的第一轮面试。虽然错过了高盛公司，但幸好还赶上了投资银行Salomon，和避险基金如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和D. E. Shaw等，在加州理工进行的第一轮面试。
那时康奈尔学“超弦论” (Super-String Theory) 的钟威已经弃物理转华尔街了，在 Morgan Stanley 替人家作金融工程及模型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Modeling)。我打电话向他请教，他说，理工科的博士去华尔街要很小心，在面谈时要注意是面谈金融财务方面的工作 (financial engineering)，像他一样，或者只是提别人写计算机程序 (computer programmer)。 如果只是提人写计算机程序，你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Salomon是其分析能力最有名的 Yield Book部门在招人。Yield Book 是Salomon 对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的金融软件，上面有华尔街常用的所有金融模型，让使用者都能作产品定价及风险管理。
Salomon在所有加州理工第一轮面试考了一大堆数学问题，只选了三个人非到San Francisco做第二轮面试。我一到San Francisco 才发现所有西岸有名的学校如Stanford，Berkeley第一轮通过的人，都在一起。这时候Salomon比较资深的长官都出现了，技术上的问题问得少，但重视你对Salomon的了解，和你是否有其它地方的面试。我那时为了Salomon的面试，特别买了一本“Liar’s Poker” 来看。同时我也被华尔街当时最有名的两家LTCM 和D. E. Shaw避险基金请去Greenwich 和New York 做第二轮的面试。
华尔街是特别讲究市场效率的地方，他们特别喜欢互相抢。他们看上的通常是最好的，也以比谁抢到最好的货色为傲。Salomon 一听我和LTCM 和 D。E。Shaw 都会在东岸进行公司内面试，二话不说，也叫我去 New York 总部面试。我去了New York 之后，才知道我已击败Stanford，Berkeley 的博士们，是西岸的代表。
Salomon 这份工作不是好拿的，因为这个工作不写计算机程序，而是为 Yield Book Group 作金融模型，尤其是 Term Structure 和 Prepayment Modeling。华尔街在交易方面对金融模型非常注重，因为如果你的模型错了，你就回用高价买进低价货，或用贱价出售高价货，让别人赚钱，你就要关门了。理工科的博士生如果想进华尔街翻身作金融，这是一个很好的跳板，怪不得挤破头。很幸运的，决定这份工作的人是亚洲人，也喜欢我，在所有人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把唯一的工作承诺给了我，年薪十四万美金。纯写计算机程序的工作，后来给了加州理工的另一个大学毕业生。
有了Salomon的工作承诺之后，我还是必须与LTCM和D. E. Shaw这些避险基金作最后的面试。“Liar’s Poker” 这本书写的是 Salomon 以前的超级债?交易员 (这些人有个不太雅的统称，叫大老二 Big Swinging Dick)，这些书本上的人物，我竟然在 LTCM 都见到了。LTCM 的合伙人Greg Hawkins 是书中的一员，亲自来加州理工挑人，挑了我和其它两个人去Greenwich。LTCM 的办公室在 Greenwich，是东岸很多有钱人住的地方。但我在西岸天气好的地方住久了，看到不管是Greenwich 或 New York 都很不习惯和害怕。东岸很冷，Greenwich 的树都枯了，New York 人好多又都是摩天楼，让我这个从西岸来的乡吧老很害怕。D。E。Shaw是华尔街有名的 Quant Shop里面全是数学竞赛冠军。我和LTCM 和 D。E。Shaw这些避险基金都谈得很好，因为大家都一样会算数学。LTCM期望我能去日本。当时我因在加州有个很好的做独立电影导演的男友，故希望留在加州。
1997 到1998 年，加州理工新出炉的博士的行情，一般是八万美金一年，十四万已真是高薪。当我从纽约回到巴沙底那，准备收拾行装去赴任的时候，在校园?碰到一个学长，他向我说，Newport Beach新港有一个叫Pimco的投资管理公司有一个美金廿万年薪的工作机会（Pimco 是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简称）。
Pimco 是一个非常有效率，注重实效的地方，我第二次到公司，二话不说，就被带入一个房间考试。考了一个上午 Hull 那本书的内容。题目是一个俄国人，Yuri，出的。Yuri 比我早进 PIMCO 几年的金融工程师，是 Chicago 物理博士转念 Chicago Business School 的金融MBA，他把以前Chicago Business School 的期末考题目拿来考我。
1999 年5 月，PIMCO觉得利率将会 Range-Bound within a 200 basis point band (在一定的区间内变动，这个区间宽2%)而市场可能还没有把这个看法定价(market has not priced in yet)。在这种情况下，range floater 是一种好的投资工具来表示着个看法。比尔?格罗斯在他的文章?隐约这么说，但没说明白（不然别家就会作这个交易了）。
我一看，就和我的老板，同事，讨论如何作出一个模型，能把比尔-格罗斯的想法定量化，并有参数让他可以调整他想法的强弱。我把Option Pricing的圣经 Black and Scholes 的模型改了一下，把平常利率的机率分布标?差缩小以符合比尔?格罗斯的想法，而标?差的宽度比尔?格罗斯可以自己决定。
前三天是培训，麦肯锡的顾问们先告诉我们他们的背景，做过的案例 (当然案例都不具名)。然后把我们分组，给我们案例，让我们分组讨论，并上台报告。然后角色扮演，我们扮演麦肯锡的顾问，麦肯锡的顾问们扮演公司的CEO，CFO，VP of Marketing 等，让我们感受实际和公司管理层打交道的压力，并对我们的表现给予讲评。麦肯锡也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生意架构 (business framework)。晚上麦肯锡为我们安排到上海有名的饭馆体验当地的生活。这三天的假设是，我们这一批，都是中国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都没有MBA，这三天，就是快速的将一些 MBA 的观念，做麦肯锡顾问最基本的工夫，交给我们，然后要看我们学得如何。
后两天是非常严格的面试，面试都是案例 Case 看我们前三天学得如何，并看每个人的生意感觉 Business Sense。从这 40 个人中，麦肯锡挑了 10 个人，分别进入北京，上海，香港，及台北，4个办公室。我也顺利进入台北办公室，正式成了麦肯锡公司的一员，圆了我加州理工时代的一个梦。
我当时知道，我一定要在麦肯锡待上一年，获得训练和实际经验，以换取和 Harvard MBA 同等的对待。有了麦肯锡在我的履历表，别人就不敢老是看我是博士，问我为什?不去做研究员或工程师，因为麦肯锡就是全球最有名的”管理”顾问，专门为 Fortune 500 的CEO 提供战略服务的。
如这本有名的 The McKinsey Way 所言，麦肯锡是个很讲究团队精神的公司，为了使同仁们工作上能充分相互配合，公司?面提倡：无论你个人如何优秀杰出，但你必须能与工作伙伴合作，不能只求一个人表现。大家既然来自不同国度，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都是在平辈中顶尖的人物，要形成一个圆融的工作团体真的不简单。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所受的两次训练。确实发生了很好的作用，而且决不仅是对我个人如此。
如 The McKinsey Way 所言，麦肯锡内部的顾问分成几个等级，人数分布为金字塔型，由长而幼为依序为: Director，Principal，Engagement Manager，Associate，Analyst。每一个等级间大约是两年。但由于是采用所谓的 “Up or Out (上或淘汰)” 系统，很多人两年一到升不上去，就得走路。因为这个缘故，对所有同一年的顾问，上面的人都会做 forced ranking 强迫排名。新进来的顾问，罩子要放亮一点，赶快看上面有那些年资较深的顾问愿意带你，把你认作他的人，因为麦肯锡仍是所谓的 Partner 制，所有向上的晋升一定要有人从上面给你投票。麦肯锡?面本来 Harvard MBA 就最多，在这种体系下，毕业学校就成了一个自然组织集团的方式。我进麦肯锡是 Associate，新的Harvard MBA 近来也叫Associate。
我是在加州理工相邻的书店中，看到一本名叫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d and Larry Ellison](爱理逊与神的区别—甲骨文公司内部的观察)」的书，买来看了之后，才知道爱理逊其人的。那书把爱理逊写的十分有趣。看完书之后，我以 “日本来的 Alternative Shuksa” 的名字在亚马逊网上书店 (www。amazon。com) 发表读后感。日本是Ellison最喜欢的国家之一，因为Oracle全球卖得第二多的国家就是日本。Alternative Shuksa和Alyce Su的开头都是一样。Shuksa是犹太语“女朋友”的意思。以后约莫有两年时间，我不管在什么报刊上看到有关爱理逊的言论，或者对他的报导，总会一口气看完。我既读过那么多来源不同的有关爱理逊的资料，有时在跟朋友闲聊时谈到他，朋友们都很惊异我怎么知道这么多有关爱理逊的细微之处，于是有人称我为「爱理逊专家」。
可是，出乎我所料，他竟很快覆信给我：「I would love to meet you，you are most interesting。」（我很高兴与你会晤，你太有意思了！）
Larry Ellison，Mike Milken [Junk Bond King 垃圾债券王]，Rupert Murdoch [媒体大王梅铎] 三人合作一个公司叫 Knowledge Universe [ 知识宇宙 ]。以前我在 Los Angeles 时，在我离开 PIMCO 去 McKinsey & Co。之前，曾向Mike Milken递过我的简历，结果这份简历落在 Steve Fink，与Mike Milken 私交甚深的好友桌上。自从 Mike Milken被判终身不得从事证?交易之后，所有与商业有?的活动均由 Steve Fink 负责。Steve Fink也是 Forbes 杂志专访过的对象， 其兄弟 Larry Fink 为华尔街著名公司 Blackrock 的创办人及总裁。 Larry Fink 和 PIMCO 的创办人像 Bill Gross 或 Chris Dialynas 十几年前在华尔街交手时就互相认识。华尔街是个小圈子，这些身价上美金亿的大老们都互相认识，再见过我之后，多谢他们都记得有 Alyce Su 这一号女博士。我一直不确定为何像 Larry Ellison 这?德高望重的巨富，竟然会亲自回我的电子邮件。我猜想，但没有证据肯定，可能是这些华尔街巨头的推荐。
Larry 和我自2002年六月初北京一别之后，只有靠电子邮件沟通。他问我如何才能飞去旧金山见他。我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在大中华区我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忙，不可能一下子飞去看他。我于是想到了在 Case Practice Group 中义结金兰的好友，Polly Preventza。我想把Polly介绍个Larry，因为Polly在 Morgan Staney 的西岸办公市，做高科技的投资银行家。 Polly 在加州理工时就是有名的大美人。我虽不能身在旧金山，但希望因地缘关系Polly能就近陪Larry。
Larry 有时也会给我写一些令人感动的信。
终于，2002 年九月中的某一天，我忽然想飞到旧金山见他。另一个原因是，我身怀美国绿卡，必须每半年入美国一次。 上次是 2002 年4月初入美国，九月中该再去了。 Larry 写信告诉我与他见面的时间地点。
我和 Polly 下午3:00到了 Larry 的家，一个长得很像Larry 的人来开门，Larry还没来，他说。Polly和我，先到房?坐。桌上有一盆很漂亮的花，这个人告诉我们这花是三天前Larry吩咐送来的。我一听，心?有一点感动，因为三天前我还坐在香港的办公室?想着真的能和Larry在他家见面吗。三天后我就坐在他的房子?。世界上的事情有时是说不定的。
Larry 好心的带我和Polly参观这个日本设计家做的房子。Larry的左右都是有名的富豪，如Getti Museum 的Getti。房子面向海和旧金山的跨海大桥全部是玻璃，有一片视野很大的海景，有很多帆船。他指向他的帆船，说方才他就在那?练习。但Larry对防地震非常重视，玻璃的材质陪上高级金属做的栏杆，这个房子在几次地震中都没事。 对着这一片海景，Larry说 “对 美丽的事物 我是永远不会厌倦的 – I can never get tired of beau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