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June, 2003

非典型回国游记(2003年5月22日)【漂亮照片】—— 逛香港去澳门

Monday, June 30th, 2003

2003年5月22日星期四,多云,热:
  早晨打车去了要拜访的公司,很近,十分钟不到就到了。按说香港在闹SARS,他们公司规定不允许外来人进楼。但我们是他们总裁的客人,也就破例被请到了他们楼顶的board room。board room的墙上挂着历任董事长的画象,一副老牌公司的气派。
  会谈很顺利,中午就在他们能看到香港景色的楼顶会客室吃的中饭。
  公司有自己的大厨,有自己的waitresses,有自己独特的菜单,连用的餐具都刻有公司的名字。这在硅谷那里的新型公司是看不到的。
  下午,他们副总让他的司机开他自己的私家车送我们回到宾馆。到了宾馆,换下西装,跑出去买书。最近出了几本在大陆是禁书的书。朋友让我带。他们其实也常来香港或去美国,但不敢带。怕被海关查到了,一说是国内某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后或是某个国家机关的处长。脸面实在过不去,所以每次让我带。我就没关系了,查到最多被没收。他们讲话:“你连小姐都敢给名片,还怕海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话也对,咱们怕过谁啊?
  海关到是从来没查过我,但是那天深圳的机场不知出了什么事,安检特别严,每个人都要开包,安检的小伙子看到我的书,拿起来还看了看,可能他也不懂那是一本什么书,就有给我放了回去。当时还真让我担心了一把!
  铜锣湾的书店大部分都在二层楼,十分窄小。我在一个书店就把所要的书全部买好了。又去逛了影像店。这里的VCD比大陆贵,要15港币,DVD要20港币。但能找到大陆没有的片子,比如台湾侯孝贤导的《悲情城市》。那两天张国荣刚死,他的影片很多,比如大陆的《霸王别姬》,香港的《春光乍泄》,还有张国荣的演唱会。
  卖了一大堆文化产品,我那个大陆的朋友还要给老婆买化装品。于是我们有回到了SOGO。
  包着东西回酒店时,手机响了。昨天那几个哥们问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实在是想不出来。他们说香港没好吃的,咱们去澳门吧!六点种派车接你们去港澳码头集合。
  到了上环干诺道信德中心的港澳码头,买了港联航空(Heli Hong Kong)去澳门的直升飞机票。真是不便宜,1200港币一张票,但是很快,15分钟就能到澳门。坐飞艇要一个小时,我们都饿了。
  直升飞机每半个小时一班。在候机室里看港联航空的小姐,港联的小姐们可是真漂亮。这是我在香港见到的最漂亮的女孩(当然香港女孩的整体水平偏低),淡绿色的套装十分靓眼合身,颜色真的好看。比国泰航空上的空姐漂亮多了。
  直升机坪就在港澳码头信德中心的楼上,直升飞机是美国西科斯基飞机公司的Sikorsky S76C+ 型12人机,机身喷的淡绿色和港联小姐的套装十分吻合。
  在澳门下了飞机出了闸。打车去了在炉石塘巷的陶陶居海鲜火锅酒家。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写吧)

非典型回国游记(2003年5月21日)【漂亮照片】—— 香港崇光百货

Monday, June 30th, 2003

2003年5月21日星期三,多云,热:
上午去东莞一个公司谈个项目。东莞这么一个小县城,现在是从早到晚地堵车。也难怪,巴掌大的地方挤着全国来的几百万的打工仔打工妹。东莞这里以前都是水田。现在全是工厂。
2002年Wal-Mart在中国的采购了12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60%到80%是在珠江三角洲采购的。家乐福Carrefour也在华采购了15亿美元的商品,也是六成以上出自广东。其他大的跨国零售商,比如麦德龙(Metro)、塔斯科(Tesco)、伊滕洋华堂(Ito-Yokado)、佳士客(Jusco)、欧尚(Auchan)、巴黎春天(Pinault-Printemps-Redoute)、翠丰(Kingfisher)在华采购的数量也相当大,都加起来大概有1500亿美元。这些是多少打工仔打工妹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在广深高速公路的两旁,现在已经看不到农田了。20年前深圳刚刚开始建时,道路两旁全是风景秀丽的农田,有客家女带着那种围着一圈帘子的大草帽在田里耕作。唯一看上去很刺眼的就是几米高的水泥三角形的墩子,是用来防坦克的。那时的边检十分严格,是解放军背着冲锋枪上车检查。现在的边检基本上形同虚设。好一点的车,又是挂深圳或附近的牌照,基本上都不检查了。
我们前几日从广州开车过来深圳,过二到关时,武警一挥手也不检查就让我们过去了。我开我朋友的玩笑说:“是不是你那个特别通行证不用拿出来也管用?”我朋友有一个特别通行证,出示它,整个车里的人都可以免检过关。我朋友说:“那到不是,是因为现在二道关据说要撤了,所以我那个通行证也就没什么用了”。我说:“你下次办一个港澳所有口岸都能过的车辆许可证,也好让我们开车从罗湖、皇岗、文锦渡任何一个口岸都能过关。现在每次都去皇岗过境太麻烦!”,他说:“哥们,你拿钱来,广东这里只要有钱什么都办得成!”这次我不说话了。
下午朋友开了一辆挂港澳双牌照的奔驰车来接我们过境香港。走皇岗口岸(因为我们只有这里的车辆通行证),因为SARS的缘故,皇岗口岸几乎是一个人没有。以前至少要排上半个小时的队,节假日更长。这次不但不排队,而且中国边检也没让我们下车。看了护照,收了出境表,敲了章就过去了。香港那边看了看护照,敲了个章,然后再测一下体温就过去了。前后不超过十分钟。这是我过境香港最快的一次。有时觉得SARS闹得也挺好。
过到香港出关后,中国手机马上就没了信号。我想是他们放了屏蔽手机信号的特殊的设备,不然不会这么快就没信号了。我们用的全是“神州行”的手机,没有国际漫游。因为我们已经许久没来香港了,香港SIM卡半年不用就作废,我们以前的SIM卡已经Inactive了,这点不如大陆好,大陆的卡是终生的。看样子只能一会再去买一个新的香港SIM卡了。
车已经是在左侧开了,但是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感觉不到。我们开车走的是落马洲到香港仔的一号线公路,一会就过了狮子山隧道了,当年成龙在这里拍过著名的《警察故事》,印象很深。过了海底隧道就到了港岛上的铜锣湾(Causeway Bay)。从皇岗口岸过来,如果不堵车,40多公里的路45分钟就到了铜锣湾,真是很近,也很方便。
香港真的是不大,在这么个弹丸之地上创造出这么多的财富,香港人的聪明勤奋和高效率是主要原因,但香港挣的是大陆的钱也不得不承认。这两年香港的经济滑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一条是大陆的business的水平这两年提高了,不再那么依靠香港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海归”回国使国内企业有能力面对国际市场了。越多的“海归”回国,香港也就越发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香港人对“海归”是又敬,又恨,又爱啊!
这次到香港住在了铜锣湾的富豪香港酒店(Regal Hong Kong Hotel)了。一来不贵,才580港纸,二来离我们要去拜访的几个公司都很近。“富豪”看上去很气派,可是一进去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也不知道是消毒水还是什么。
登记时小姐的速度真快,经常是同时几件事情一起干嘴里还要回答着客人的问题,绝对比大陆酒店的前台小姐效率高许多。进到房间,却发现前台小姐把两个“老中”安排在了风景差屋子小的房间,而把老美安排在了对面风景好屋子大的房间了。同样的价钱,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也懒得和她争了,因为我在房间的时间也就是睡觉。这是我第N次领略香港人对自己同胞的歧视了。
在香港,你一定要讲英文,别关香港人听得懂听不懂。问路尽量找在香港的外国人,他一定会很详细的给你讲,甚至帮你写下来怎么走。别问香港人,他们听不懂英文给你瞎指,如果你用普通话问他,他又不愿意告诉你。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写香港的地址一定要把英文也写上了吧!香港真得很悲哀!
晚上朋友的朋友听说我们来了,要请客吃饭。打开行李才发现带的衬衫全是French Cuff,可是Cufflinks全放在了深圳的行李里没带到香港来。正好我的“拍档”也要去太古广场(Pacific Place)的西武百货(Seibu)里的Brooks Brother取他前两天电话定购的衬衫。
出了酒店,沿着怡和街(Yee Woo St.)往轩尼诗道(Hennessy Rd)方向走。先是在一个卖移动电话的商店,买了Orange 的SIM卡。Orange是法国电信商,但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旗下的“和记电讯”是最大的股东,占了48%的股份。和记电讯也就成了香港的最大的移动电信商了。Orange的电话几乎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大陆和美国)漫游,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大陆的“全球通”开国际漫游要交2000元押金)。话音质量也相当好。回到美国后有时我还用香港Orange的手机收发短信,但漫游通话很贵,25港纸/分钟。
几个人一人买了一个SIM卡,而且是连号,装进了手机,这下逛街就不怕丢了。
进了崇光百货公司(SOGO)真是人山人海,上电梯都要排队。这是在闹SARS的时候,平时肯定人更多。卖东西的小姐都带着口罩,态度挺好。买了clufflinks,和美国一个价钱,都说香港便宜,可是在这大百货商店里可不便宜。
说起崇光百货的故事,整个可以拍一部精彩的电视剧(如果有哪位MBA写过SOGO的CASE STUDY,可否赐教!)。关于崇光故事附在本文的下面,有兴趣可看一看。
回到酒店换了西装,朋友公司的劳斯莱斯Rolls-Royce已经等在楼下了。酒店的门童看到Rolls-Royce,跑上来开门,十分殷勤。看到他那么卖力,我给了他20港币的小费,这次我用普通话说:“多谢!多谢!”
饭局在“江浙会馆”,是香港的一个私人俱乐部,来这里的大部分是在香港的上海人和江浙一带的人士。吃的是江浙风味和上海菜,喝的是黄酒。今天饭局里的几位全是这两年在北京和上海很成功的。大家谈的十分投机,酒喝得也投缘,温热了的黄酒泡着话酶,一口一个地干杯,上海人这么能喝的也是不多。因为我第二天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商谈,所以不敢放开了喝,大家也不便硬灌我,于是约了第二天继续喝!
附:崇光SOGO的故事
日本的崇光百货被视为日本零售业的骄傲,有着170年的光辉历史,但因经营不善,加之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欠下了高达170 亿美元的债务,远远超过1997年破产的八百伴超市集团负债6.1亿美元的记录(八百伴的故事已经拍成电视剧了)。崇光不得不于2000年7月申请破产,这可是日本战后最大非金融业破产案。
在这之前崇光的总裁水岛广雄已经引咎辞职。接着是两位高层副总裁自杀谢罪。前总裁水岛广雄也以89岁的高龄在病榻之上让东京都警事厅抓进了大狱。这在日本历史上实属罕见之案例。翻开日本的报纸,那段时间全是崇光案子。
2000年9月份,崇光在东京有乐町的有44年历史的旗舰店清盘甩卖,这可是崇光在日本国内创建的第一家商店。甩卖当天,充满悲情,近四千名东京市民排长龙含泪抢购——日本的骄傲倒了。10月份崇光股票从东京交易所摘牌。
破产后的崇光近来在谋求新生,计划于2003年6月与西武(Seibu)百货合并。合并后的百货公司将是继高岛屋(Takashimaya)之后日本的第二大百货公司,年营业额将高达八十四亿美元。其实西武百货也是债台高筑。
去过深圳的朋友可能知道,西武在深圳有一家最顶级的经营时装,精品的百货公司。
不管日本崇光如何折腾,不关咱中国人的事,咱也中国人不关心。于是崇光日本之外的在两岸三地的几家店却是蒸蒸日上,凯歌高揍。真是让日本人看了眼红!
1985年开业的香港崇光,是目前香港百货业的代名词。铜锣湾的崇光百货大楼位于香港岛所谓“金箭咀”的黄金购物地段,为区内购物之心脏,不仅位置绝佳,还是香港业绩最佳的百货公司,曾在金融风暴肆虐的1998年度创下历史最高营业额的纪录。
日本崇光破产之后,恒隆、新地、九仓、和黄及台湾崇光的母公司太平洋建设等地产财团都对香港崇光表现了极大的收购兴趣。在争夺中,最终在2001年由“华人置业”主席刘銮鸿及其兄刘銮雄,汇同“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以35.3亿港元购入。收购后,刘家二兄弟和老郑都大呼:“便宜!便宜!”
反手,刘兄弟和老郑出击大陆,计划在上海的静安寺的九百城市广场内开设上海SOGO。预计2003年9月开张。他们收购香港崇光时,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有这一手,他们下面还有一手,那就是把SOGO在香港上市,不信您等着瞧!香港和台湾的大佬们的这三斧子:并购,引进大陆市场,然后上市,我已经是再熟不过了。
其实这两下子台湾的兄弟也是玩的很熟练的。台湾的太平洋崇光百货公司创立于1987年,是太平洋建設公司與日商崇光株式會社的合资企业,在台湾已经开了四家店。他们1993年开始进入大陆市场,几年内就开设了14家店。光上海的三家店2001年的总营业额高达20亿元,而当初的投资仅八千万元人民币。可是北京的太平洋盈科店却是赔了不少。台湾的太平洋崇光进入大陆市场,却没打崇光SOGO的牌子,用的是太平洋百货的牌子,现在看样子用太平洋的牌子还是很成功的。
台湾的太平洋崇光 (SOGO)百货在2003年时被远东集团(Far Eastern Group)购去了84%的股份,以太平洋SOGO加上远东百货,两岸共有41家店,销售目标为23亿美元,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百货集团。
其实在大陆早已经有了SOGO了,那就是北京宣武门外大街的北京庄胜SOGO百货,1998开业,营业面积8万多平方米,在北京南城算最大的了。店里地面上有一条700米长的小河贯穿其中,卵石历历可见,返朴归真。庄胜崇光是香港庄胜房地产公司与北京宣武区合作开发的北京庄胜房地产项目,为了提升房地产价值,引进了日本的崇光百货,其实只不过用了SOGO的牌子和管理模式。北京城里的“小资”们曾经流传说:上赛特看“经典”,上燕莎看“豪华”,上SOGO看“精致”,上蓝岛看“品位”。可见日本人的精致已经在庄胜崇光表现的很成功了。庄胜集团其后在1999年在武汉也开了家庄胜SOGO,可惜商店开在了一个香港人非法集资的烂尾楼里,现在商店门前天天是集资户闹事要钱,已成了武汉解放路的“一景”。所以这两年武汉SOGO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本人不是做零售业的,故事讲的“演义”性质较多,望零售业或是房地产业内的老大出来指正!

非典型回国游记(2003年4月19日)【宽幅图片】—— B-BOSS里的小姐。。。

Saturday, June 28th, 2003

非典型回国游记
2003年4月19日星期六,多云,闷热: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杯酒来。
在广州的几天,天天是忙忙碌碌。到周末了,同学不上班了。上午
我还是要去交易会,下午就约了几个同学跑出去喝茶吃饭。因为
“非典”,据说要找露天的餐厅吃饭才安全。露天的餐厅风景最秀
丽的当属白云山了。于是一个同学开着他的车带我们上了白云山。
白云山果然是很漂亮,可以俯览大半个广州市。但不知道是污染还
是雾气,山下广州的高楼大厦全是在朦朦胧胧之中。到了傍晚,山
下的霓虹在雾气中带着光润,也是别有一番景色。
据说白云山上九龙泉的水是广州最好的。光绪六年陶陶居初创时,
据说用的就是九龙泉的水泡茶,所以后来陶陶居才能成为广州最著
名的广式茶楼。不知后来鲁迅、巴金他们去陶陶居饮茶时还是不是
用九龙泉的水?我知道至少现在不是了。
到了白云山自然要泡茶了,水靓茶香吗。说实话,喝了半天,我只
喝出来了自来水里律气的味道,并没喝出泉水的味道。白云山有两
道名菜“白云猪手”和“山水豆腐”。但那天的那家餐馆的菜单上
却没有。留待下次再吃吧!
晚上下了白云山,同学开着车去逛珠江边。然后回到文化假日酒后
门的华侨新村的酒吧一条街开始逛酒吧。四月份的广州,“非典”
的阴云还没有散去,大部分酒吧里的菲律宾乐队都已经吓跑了,客
人零零落落,酒吧门可罗鹊。一家一家逛过来没有热闹的酒吧。于
是跑到了对面环市路上国泰宾馆(Cathay Hoel)二楼的B-Boss。
这里好一点,客人还不少,但据经理说,也只是以前的三分之一。
国泰宾馆楼下停的全是好车,奔驰,BMW等等。不知道都是去B-Boss
的还是去上面的卡拉OK的?那天在去考察考察这里的卡拉OK。
天气太热,我们几个人要了两打(买一打送一打)冰镇的墨西哥
的CORONA啤酒。Bar Tender 把通常塞在酒瓶口的柠檬装了一个小
盘给了我们,让我们自己加柠檬。窄窄的吧台上摆了一流二十多
支黄灿灿的啤酒,也是蔚为壮观的。
我们几个人站在那里,边喝边聊天。这时,走过来一个小姐。个头
不高,人挺漂亮的,穿的是廉价的“高级”连衫裙。她问我能不能
请她喝酒,我说:“当然可以。你是要喝啤酒,还是要喝别的酒?”
她说要喝红酒。于是让酒保给她拿了红酒。
拿了酒,她的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我一个朋友在门外,你能不能
给她卖张门票?” B-Boss进门是要50元门票的。我于是给了她50
元。她出去了。过了一会回来了。根本没什么朋友,她原来是给她
自己扑交门票去了。
回来后她开始问我住在哪里?我说就住在对面的文化假日酒店。她
凑近我的耳朵小声对我说:“咱们现在去你那里好吗?”这也太
aggressive了, 太快了点吧!我一来对她确实没什么兴趣,她让我
给她买酒我纯粹是出于礼貌,不想拒绝她让她尴尬。更何况我这里
还好几个同学呢!她也不长长眼睛!
我客气一下,对她说:“我今天陪几个朋友来玩,改天吧!”
过了一会,这个小姐消失了。原来她坐到了酒吧另一面的一个老外
的边上去了。手里拿的还是我给她买的红酒,在和老外故作小鸟依
人状。我看她时,她两眼还看我,好像是说:“你不要,有人要!”
我的同学看到了这一幕,都在笑我,说我不该给她买酒、也不该给
她买门票。我们的说笑被旁边桌的两个MM听到了。她们也一起笑。
我估计她们把刚才的一幕也全看到了。她们开玩笑地说:“人家
小姐工作效率是很高地吗?决不浪费时间,一看不行马上换人”。
这两个女孩,是广东人里不多见的高个头。看得出来,穿的是名
牌的衣服和鞋子。两个人要了整瓶的香宾冰在Champagne Cooler里。
这两年在大陆跑,基本上可以从一个人的衣着穿带判断出一个人的
经济状况或是职业。不是百分之百但也八九不离十。最最容易判断
的根据之一就是手机。如果一个女孩用四五千元的最新款手机,比
如今年最新的三星T508或是S308手机,那不是“二奶”就是小姐,
高级小“白领”都没那么大的经济实力跟着时髦跑。别太在意手
表,名牌手表的假的太多,带中档手表的反而是真的多。
从这两个女孩的衣着和花钱看,我想她们要不就是谁家的“二奶”
(广东的酒吧中“二奶”很多,尤其是深圳),要不就是挣钱不
少的小“白领”。后来她们和我讲一个是做房地产的(可能是售
楼小姐),一个是做保险的。 真真假假不便多问!
我们几个人于是就和这两个MM把桌拼在一起,一起玩了。
整个晚上,大家就拿刚才的小插曲当话题,添油加醋地争论,并得
出好几个结论:第一:这么多男人,这个小姐为什么别人不找单单
找你呢?这说明这个小姐是很有经验的,一眼就看出你这个人肯定
会给她卖酒,肯定会给她买门票,唯一没看准的就是你今天不会和
她“出台”。我的同学都说:“我是绝对不会给她买酒的,更别说
门票了”,所以这小姐可以说是看人的水平不一般。第二:如果今
天没有我们同学在这里,你会不会叫这个小姐“出台”呢?我们同
学的答案是:“肯定会!”,两个女孩的结论是:“不会,因为他
看不上这个小姐!如果这个小姐想让他出台,至少还要花上一个小
时的花工。可是人家小姐时间就是金钱。没时间和你浪费,所以他
今天晚上肯定不会出台”――越说越不象话了,怎么成了我出台了?
两个妹妹可算找到开心的话题了。一边说一边笑,笑得人仰马翻。
最后临走时“房地产小姐”才问:“请问你怎么称呼?”我于是把
名片给了她。她说没带自己的名片,告诉了我个英文名字(当时根
本没记住),并说:“明天给你打电话,咱们一起去玩”,我当时
根本也没当回事,顺嘴说着:“好好,明天请你喝咖啡”。

白云山鸟瞰

“繁荣”中国的背后:一个复旦学生的心里话 (ZT)

Friday, June 27th, 2003

我的背景,天津的,家境也不错,基本上属于从小牛奶泡到大的人,只不过马上毕业,一个月8000基本上很难,呵呵。那么长时间以来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民工、乞丐、”外地人”……也不少次的感过、愤青过。但是最能触动我的确是今年夏天的经历。 上个学期的时候我去深圳实习,第一次挣了那么多的钱,也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了那么多事。 深圳可谓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灯红酒绿、夜夜欢歌。我实习的地方是特区报社,深圳最好的写字楼之一。前面就是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的一个18洞球场,再前面就是深圳湾,海那边是香港上水。后面是香蜜胡度假村,再后面是莲花山。我上班在35楼,无论是环境还是风景都是一流的。那时,我最喜欢的事便是坐在洗手间的大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海。 可是当我从这里走出来,走进真正的”人间”时,我才发现,我并没有活在真实里,在那些我们视而不见的人们当中,我是那么的突兀与另类。 一次去关外的工厂区采访,因为80多个打工仔食物中毒。我第一次走进了80分贝的车间,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工资是一小时两块钱。 工人进门出门都要打卡,上厕所也要打卡,时间精确到几分几秒,因为这是要扣去不能算钱的。在肮脏简陋的厕所门外,墙上挂着的打卡机是日本进口的,精工,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整个厂房里最先进的东。这还不是最”仁慈”的,因为厕所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你去的时候必须要拉长,也就是领班来顶替,生产线不能停,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万一要赶上便秘或者拉肚子,你就会礼貌的请回家”休息”,外面排队等着上班的进来一个顶上。生产线24小时不能停。当然,休息时没有钱的,劳保、福利,对于这些打工者来讲,只在报纸和电视上才会有。 我面对着他们,问了一个很幼稚,而我却最想知道的问题:”你们吃饭怎办?”一个看起来比我还要小很多的女孩腼腆的笑了笑:”门口大排档,一顿一块三。”跟我说话的时候,她没有抬头,因为手底下的活儿还要干。想起在写字楼的时候,记者们是不屑于去食堂吃七块钱一顿的自助餐的,因为花样少,开饭时间又短。下馆子是必要的。当然,改善改善也必不可少,隔三岔五某个老板请客,或者找个下午开车去惠州吃海鲜,渔民现打回来的,你上船买,他船上做,你沙滩上吃。各种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反正吃就是了,这样一顿,三四个人最多也就两百块,他们说这些东西如果在酒店的话,每一样都要上百。不是我有钱,而是和他们在一起我根本不用花钱。我刚到的时候很天真的在报社的饭卡里加了一百块,到三个月后我走的时候,里面还剩七十九,也就是说,我在深圳只吃了三顿七块钱的饭。 现在想一想,真的有点鄙视自己。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张贴在工厂大门上的喜报,曰某某某、某某某本月工作出色,废件率低于多少,给于奖励50元,二等20元,排到最后,大概是五等,奖励人民币五元,字体铿锵,颜色鲜艳。这大该就是奖金吧,不过五块钱对于深圳意味着什么,对于他们又意味着什么。这不是笑话,我亲眼所见,不知道是应该欣慰还是悲哀。在宽敞明亮的经经理办公室里,我采访了老板,一个红光满面、衣冠楚楚的台湾人,红包我没有收,因为我的手没法对不起我的良心。 现在同学们可以看一看自己身上穿的,宿舍里用的,有多少是深圳、东莞、中山、汕头产的,我敢说,这些东西,这些可以堂而皇之摆在恒隆,摆在中信泰富漂亮的柜台里,标出天价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在这样的工厂区里,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由这样的人生产出来的。最后,稿子还是没有发成,因为有损深圳形象。我私下里问老记,那个红包能有多少。他说这种事,少说也有两三千吧,偶尔后悔之后也欣慰,觉得自己还有最起码的良知。还有一回我去龙岗卧底传销。可能很多同学很惊讶,传销不是中央98年就禁了吗?没错,政府令是发了,可那是一窝蜂的。我们的行政一直是抽风式的,阵痛式的,出了问题就一棒子打死,看似雷厉风行。可完了呢?那就完了,就像今年夏天的北京网吧大火和现在轰轰烈烈的围剿食人鱼,从来缺少持续性与连贯性,行政问题不能逐渐转化为法律形式。 我还记得那天去的时候,为了把自己打扮的更像一个打工仔特意剃了一很傻的头,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一件没有牌子的衣服。于是到东门买了一件六块钱的圆领衫,又吐血般的小心翼翼剪下了裤子上”LEVI’’S”商标,撕下了鞋上”TEVA”,唯一没动的是在襄阳路花一百块买来的军包,这个曾经让我觉得很时尚,很酷的东西这个时候竟然是那么贴切,那么自然。我这么做是本能,因为在我这样一个大学生眼里,作民工是需要”打扮”的。可是后来和他们在一起我才发现,这简直是多余,不是我幼稚,而是我太幼稚。 其实就算你裤子上印满了”LEVI’’S”他们也不会知道这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没准儿会以为是和那个F几一样的什么帅哥的名字。 在”课堂”上,几十个人席地而坐,听着”高级经理”的”演讲”,从卡耐基到李嘉诚,好像连盖茨都是传销出身,而所谓教室,就是一个单元的客厅。听得我想笑,真的,可是看看周围那些渴望,甚至崇拜的眼神,我却笑不出来。为了采访,我认真的记着笔记,说实话,我大学四年都没记过这么认真的笔记。 那天下午我记了十页,现在我还好好的收藏着,不知道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我是不是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课,写下这样的东西,但愿不会。没错,复旦随便找出一人,谁也不会信这些鬼话,但那些同龄人会,不但会信,还会拿出4300块买一套鬼才知道的”名牌”化妆品和一个”代理”的头衔,然后憧憬着,希望着,并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着。 填注册单的时候,我忍痛将”学历”写成了大专,”何处来深”一栏因为我的普通话太标准,没法写成什么西部的国家级独县,只好写了上海,其他的地不敢写,怕穿帮。就是这样一份”简历”让片区经理欣喜不已,因为太”优秀”了,他一口认定我是个人才,说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之类的胡话。他很蠢,但愚蠢在无知面前便成了睿智。面对着西装革履,金丝腿儿眼镜背后的承诺时,可怜人们不由得不信。 晚上去”串亲戚”(他们术语,指传销者互相走访交流),我到了我住的地方,一间20平米多一点的屋子,大家打地铺,一共28个人,屋里除了灯之外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小电扇,上海随便哪个超市都有的价格不会超过八十的那种。晚上他们很少开灯,因为交不起电费。和我住一起的都是刚退伍的老兵,以前江西一个炮兵团的,他们把自己的退伍安置费都扔在了深圳,扔给了传销。这次也是他们向报社举报的,因为别的部门没有人管。一个兵问我饿不饿,给我做点东西吃,他扛过枪的手端上来的是一碗盐水煮面条,里面什么都没有,典型的”芦柴棒”式的口粮,但这就是他们对我的招待和感谢,不是瞧不起我,而是他们有的只是这个。 我吃了,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个味道现在也记在我心里。 第二天,终于抓人了,高层一个没逮到,抓到的都是”兵”们,因为他们是”盲流”,等待着的是遣返。稿子还是出来了,不过是我们的公安们如何如何英明,一举破获特大传销团伙之流的鬼话。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后来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关心这些人,其中有很多是老板,想招这些退伍兵当保安。虽然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最想的是让我们写后续报道,诸如某某公司解决就业之类。我打了无数遍那个传呼,没有人回,可能在局子里被没收了,可能他们已离开了深圳这块伤心地。 采访水客是我现在记忆最深的,所谓”水客”,就是走私者,但他们不是老板,更不是赖昌星,他们只是帮人带货的马仔。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从香港老板那里拿货,然后过关,交给深圳这面的老板,顺利的话,收脚力钱。当然,如果被抓,蹲大牢,掉脑袋的是自己。东西大概都是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硬盘之类的高科技产品,因为内外差价30%,甚至还多。当然也有从深圳这面带毒品的,但那些亡命徒和普通的水客不一样,我没敢接触。和我在一起的是阿文,不是什么许文强,只是一个三年”水”龄的广东小伙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不会,也不可能告诉我。我问他知不知道这犯法,而且罪很重。他说当然知道,但没办法,人总要吃饭,出去打工一天赚几块钱不如干这个,行情好的话一天他可以赚五百。很多人想抢还抢不到这只金饭碗呢。他还开玩笑,说自己长得不够帅,要不就可以去当”鸭”,虽然一样是卖,但总归安全系数高很多,抓住了大不了罚款。我也和他跑过几次,在香港的仓库里,看着他熟练的脱光衣服,然后把手机用胶纸绑在身上,然后套上松垮的外衣。阿文很”专业”,身上一次可以绑一百部手机,他很自豪的和我说,这样还要保证身材不走样,走路不变型。他也知道这样的代价,任何一次如果抓到了,都可以判个十年八年的。 面对着他自豪的眼神,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想想深圳大概有两三万这样的人扛着脑袋讨生活,这还是深圳海关私下里的官方纪录。他们唯一的特长就是有一张香港身份证,这张卡片可以让他们每天无数次的往返于罗湖桥和沙头角,但他们又不能算作香港人,因为他们很少去港岛,更没法住在中环或者山顶。稿子最后发了,但我没有提阿文的名字,也没有和报社的任何人说,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后果。这不正义,但对得起我的同情心,我不能看着这样一个和我生活了两天的”朋友”因为我而被警察带走。 还有妓女,最被人瞧不起的”娼”。在深圳水库边上的一家茶楼,我第一次面对面,平等的面对一个妓女,第一次用上半身的理智,而不是下半身的本能面对一个妓女。她很漂亮,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职业,我只能用贤淑端庄来形容她。 开始她还很开朗,笑话我说如果让我看出来的都只能是洗头妹。但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她一直是哭着说的,她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坐下来静静的听她倾诉,尤其是男人。我很少说话,因为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的话语中饱含着忧郁、无奈和愤怒。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SODA衬衫,资生堂化妆品背后的灵魂,一个妓女。她也有爱,也有男朋友,同样在深圳,但她越来越不敢面对这个自己爱的人。我问她深圳那么小,就不怕万一有一天男朋友知道。她说不会的,因为打工的爱人是不会,也没有能力来一刻千金的地方的。我知道什么叫做距离,更知道爱情会把这个距离缩小到零。她说自己出台一晚上要五千块,但真拿到手的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要上缴,至于小费,出台之前老板就会交待好,一般的客人是一千,如果是外国人或是香港佬、台湾佬则要加倍。这也是要交的,超过的才归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客人小气的话,不足的部分只能自掏腰包自己垫上。其间她接了几个电话,铃响的时候哽咽声便停止,手机拿起之后又是温柔的声音,职业的笑容。在她眼里,世界就是黑暗的,男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男人睡醒之后会付钱。 我感到惭愧,不是因为我是男人,而是身为男人除了听她倾诉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结束之后从包厢出来,她擦干了泪角,又变回了那么的贤淑端庄,唯一坚持的就是要买单,我没有争,不是没钱,而是我知道她的心会在付钱的那一刻感受到尊严,更何况她请的是一个男人。 7月30号,为了赶建军节的版,我去梧桐山,去采访一个山顶哨所。 那天心情特别好,坐着一辆帕杰罗屁巅儿屁颠儿出来了,在风景如画的盘山公路上,不时的看到一排排的大奔、宝马停在路边,还有一辆这辈子我第一次见的右舵莲花。我很奇怪,奇怪着偏僻的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好车。司机用标准的广式普通话跟我解释,深圳有钱人这些日子流行到山上来打山泉,养生、健康。我恍然之余,看见右边的山沟里,一堆一堆的民工光着膀子干活,他们在铺一条从深圳市区到盐田的光缆。一边是拿钱买命,一边是拿命换钱。也许在那些富人眼里,民工们是幸福的,至少那么方便的就可以喝道那么甜的”农夫山泉”。 回到报社,我看见了更不想看见的一幕:一个女人哭泣着跪在采访中心。她的丈夫因为尿毒症无钱医治,欲卖身救夫,谁能出钱治好丈夫的病她就嫁给谁。没人理她,我听见的记者和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让她去信访中心。我没说一句话,因为在这么多老们面前我没有发言权。最后她被保安带走了,因为报社里全都装了摩托罗拉的门禁系统,她是混进来的。”卖身救夫”,这个只有小说里才有的四个字我是亲耳听到的,从一个泪流满面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妇嘴里。 我不能忘却那跪下来哭泣的背影,透过这背影,穿过那深蓝色的落地玻璃幕墙,后面就是那18洞的球场和那些烈日下挥杆的”人”们…… 写了那么多,我也累了,不是心血来潮,就是觉得经历了那么多应该落在纸上,就算立此存照吧。现在的我还住在北区,那个无数人投诉的地方。像很多大四的学生一样,找啊找又找不到工作。我没有钱,更没有权,改变不了什么,连自己都很难。但是我再叫水的时候不会站在阳台上大声吆喝:”几号楼几零几,送水!”我会走下去说声”请”,付了两个钢崩儿之后会说声”谢谢师傅”,我觉得这可能会让他们在同龄的天之骄子面前感到一丝平等与尊重。 我们寝室还是那么脏,那么乱。衣服穿过之后就堆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了就扔在地上,一轮完了就再拣相对干净的穿。我很懒,很少打扫,很少洗衣服,但我反对请小时工,也没请过。不是没钱,而是怕那种爸爸妈妈们在外面打扫,自己坐在屋里电脑前听音乐的感觉。

非典型回国游记(2003年4月20日)——广州手表市场

Thursday, June 26th, 2003

非典型回国游记(2003年4月20日)——广州手表市场
  【注】:因为两个星期后,还要再次去中国,本想全写完了再贴,看样子只能写多少贴多少,写到哪贴到哪了。各位原谅了!
  2003年4月20日星期日,晴,很热:
一、广州手表市场
  春交会第一期的最后一天是个星期天。下午把交易会上收集的资料装了整整三大纸箱,通过交易会里设置的临时邮局寄回了美国,一箱800多元,但总比我自己带回美国好。
  过两天就要离开广州了,所以从交易会出来想去广州的假货市场看看。广州有一个假手表市场在火车站东面,挺出名的。来广州之前就听人家说过。
  在交易会门口打的时,出租车司机却都说不认识,一连问了四个司机。火车站他们竟然会不认识?!我把广交会门口的保安叫过来想让保安告诉他们怎么走。保安说:“太近了,你们还是走过去吧”。因为这次交易会人少,许多司机要在交易会门口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拉上客人。太近的路他们就推说不认识,不拉。出租车司机好像都是这副样子!
  到广州许多天了,除了宾馆附近的地方,去其他地方一律打车。所以对广州的路是一点概念也没有,只是觉得广州和20年前比,大了许多,人也多了许多,最大的变化就是天天堵车(据出租司机说,今年因为闹SARS,人少了一半多。往年交易会,人山人海,每天要堵上两个小时的车)。
  从交易会往前走大概10分钟就到了火车站,绕到火车站后面就是“手表市场”。这一带可能是广州比较脏乱差的地方,像是到了印度。在SARS时期来这里,心理真有点慌慌的。
  “手表市场”很大,总共应该有好几千家店铺,绝大多数卖的是和手表有关的东西,表芯,表壳,表带,从手表零部件到成品表,机械表,电子表,应有尽有。当然这里所有的名牌手表都是假的。这里的名牌要比香港最大的珠宝店都全。从世界四大名表的百达裴丽(Patek Philippe),爱彼AP(Audemars Piguet),宝玑(Breguet),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到比较通俗一些的牌子,比如劳力士(Rolex),欧米茄(Omega),卡地亚(Cartier),百年灵(Breitling)及章子怡作代言人的泰格豪雅(Tag Heuer)和巩俐作代言人的萧邦(Chopard)表等等。
  在一个摊子上,看到一款2002年发行的蓝盘的欧米茄海马潜水表(Omega Seamaster Professional Diver)。是纪念首部007电影上映40周年的限量发行版本,全球发行10,007块。去年的时候本来想买一块,但阴差阳错地没买。今天看到这款假表,又勾起了我对这款表的爱好。让店主把007表拿了过来,表看上去很精细,重量也很像真的。在表盘6点钟的位置上应该刻有007标记并刻有限量发行的编号。假表上这个限量发行编号没有。店主开价两百,我说:“你连编号都忘了刻上去还要两百?”店主说:“看样子你是个行家”。看在“行家”的面子,最后70元成交。
  在另一个店里,看到一款爱彼表,这款表是仿老式的以爱彼创始人之一的Jules Audemars命名的第二号传统珍藏版做的。真正的珍藏版全球将只造了20块(1999-2006),用950白金(950 platinum)做表壳和可开启的后盖,用透明的蓝宝石(sapphire)做后盖内的表壳,有万年历,有桥式舵飞轮(tourbillon),手上弦。这款表可是无价之宝。
  当我告诉老板:“你卖的这款爱彼表全世界也只有20块,懂行的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你能卖的出去吗?”
  老板听了笑了:“能知道这个牌子叫爱彼的都不多,谁又知道这是哪一款的AP表呢?”
  老板是个50多岁的人,看样子在这条道上干了许久。我让他看我的表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拿过去看了两眼,说:“真的!”我说:“凭什么?”他说:“如果是假的,我就能看出是哪一家工厂做的?假表也有型号。你的表至少不是广东香港这一带的假货。从你的穿着看,你不是带不起真货的人”。果然是个老鸟!
  我让他把那款假AP表拿出来,想看一下后盖。因为所有的爱彼表上都应该刻有制造者的名字。老板看我看后盖,笑了。他把后盖上贴的塑料布揭掉。这下我笑了。。。
  后盖是透明的,当然不是蓝宝石的,后盖里有一副中国古代春宫图,一对古代男女在以每秒一下的节奏做爱做的事。老板说:“这款爱彼表全世界也不多吧?”这可是拿世界排名第二的爱彼表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要是Jules-Louis Audemars老爷子看到这个表,非得气死不行。
  尽管是假表,但这表太可爱了。正面的金桥舵飞轮十分精致,后面的中国古代动画春宫图又十分好玩。我一下就买了好几块,带回美国送朋友。四月份的广州已经是很热了。手表市场逛了我们一身汗。打车回酒店去take shower (广东人叫“冲凉”)。晚上和我的“拍档”(广东人把partner叫拍档)想去中国大酒店地下层的Hard Rock Cafe去玩。
二、Hard Rock Cafe
  在回宾馆的路上,收到了个短信,“我在花园宾馆喝咖啡,你来吗?晚上你们去哪里玩?倩倩”。不记得认识这么个人啊?电话号码我也不认识,我在广州当地不认识女孩子啊?
  我问我的“拍档”认识不认识这么个女孩,是不是把短信发错了发给我了? 我的“拍档”也说不认识。看样子只好打电话过去问了。
  接电话的女孩讲广东国语,讲话时很爱笑。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出租车上啊(这和没回答一样)。她又问你们晚上去哪里玩?我说:“还没想好,你有什么建议吗?”(不想暴露目标),她说:“你不会还是去B-Boss吧!”。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原来她是。。。。
(未完待续)

资料备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签证须知

Wednesday, June 25th, 2003

http://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http://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VisaPassport/Chinese/index.html

新海归系列:“富农”杨斌 (转贴)

Monday, June 23rd, 2003

“富农”杨斌 在欧洲靠服装生意起家的杨斌,为实现自己现代农业的财富之梦,斥巨资建造了私人庄园“荷兰村”,并为此经受了中国A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种种洗礼。 徐迅/文 4月10日,杨斌出现在香港,面带笑容。这一天他要公布“欧亚农业”2001年业绩。会上杨斌很少说话,都是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阎创在说,他一直看着对面的记者—正是这些人去年11月向“欧亚农业”投出不信任票,催动股价狂泻24%,市值蒸发7.3亿港元。今天,还是这些人在苦心地找寻着公司业绩中的话题。 但市场的风向在变。4月9日,美资大行摩根士丹利在“欧亚农业”公布业绩的前一天发表报告看好其前景:“入世后出口前景看好,负债率低,利润复式增长率达到12%,因而目标价在3港元(时价2港元左右)。”大摩这份首宗针对中国内地民企撰写的报告,旋即在亚太区基金经理中惹动风潮,因为从前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内地在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盘子太小,吸引不了美资大行的关注。更特别的是,“欧亚农业”是去年不受投资者信任的两只民企股之一,大家对它的疑虑未消。在资本市场圈内,人们向来以大摩马首是瞻,结果隔天就有报告称香港的蓝筹股将有民营企业崛起,首选便是“和黄”入股的“超大农业”和大摩推介的“欧亚农业”。投资市场的改变快过媒体的反应。这次香港之行,杨斌还与日本第二大综合商社“伊藤忠”首席代表山形武签订了在日本销售果蔬的合作协议。2001年,“欧亚农业”在日本市场的销售占其收入的9%,近1亿元。而每年日本的蔬果、花卉消费超过1万亿人民币。 市场重拾信心在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杨斌是仅次于刘永好的亚军,有9亿美元身家。但杨不以为然:“对我们企业来说,9亿美元太保守了,真实数字要大得多。”在沈阳,他用6000亩土地翻版了荷兰阿姆斯特丹主题公园“荷兰村”。他说这是一个超越美国迪斯尼的项目,集花卉、蔬菜、旅游、房地产、荷兰历史古迹于一身。虽有投资者质疑在一个失业率高于20%的城市开发这一项目的成功率,他仍坚持说“荷兰村”每年会有1000万人次客流,年利润11-12亿元。他曾自信地带着高盛、大摩的研究员巡视自己的村庄。“荷兰村”是私人公司项目,投资者和分析员无法获得真实的细节,所以怀疑声不断。但他在香港上市的“欧亚农业”(0932.HK),2001年收入为11.02亿港元,比2000年增长了64%。纯利达5.21亿港元,同比增长173%,每股盈利0.37元,每股派息6分8厘,是瑞银华宝民企指数中20个成份股的佼佼者。虽然“好得让人不太相信”,但有大摩评价这颗定心丸,市场开始对其重拾信心。“欧亚农业”和杨斌一直让投资者“又爱又恨”,虽然“企业不透明”的批评声不断,但投资界逐利的天性又让人不得不去关注它。 第一桶金来自东欧杨斌脸色有点黑,个子不高,经常穿便服和方头黑布鞋。平时,他喜欢开丰田越野车在“荷兰村”飞驰。而一离开村庄便立即说话谨慎,行事低调。在公开场合他从不发脾气,只是以私人公司名义抗拒任何形式的询问。他常把自己的搭挡阎创推向前台。4月10日那天,杨斌在台上非常耐心地听着阎创用让人昏昏欲睡的语调讲解的财务数据。他的眼睛告诉对方,我是一个耐心的狩猎者。1963年,杨斌生于南京,5岁时父母双亡,主要靠祖母的茶水摊和亲戚的接济生活。他说自己18岁前什么苦都吃过。早年的记忆对杨斌影响很大,日后独立的精神和改变生活的能力几乎成了他的本能。1981年杨斌考上辽宁海军第二炮兵学院,因为读军校不要学费,而且还有生活补助。1986年因为修读军事战略课程,他去了海战鼻祖荷兰,入读著名的莱顿(Leidun)大学。在荷兰,杨斌看到这个欧洲农业大国面积只有辽宁的30%多一点,但供应了欧洲67%的蔬菜和全球73%的花卉,它还是全球最大的蘑菇及禽蛋乳制品生产国。“荷兰1600万人用蔬菜养活了欧盟2亿人。”莱顿的居民大部分是中国人眼中的农民,但其采用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单个家庭年收入平均达到25万美元,是欧洲真正的中产阶级。莱顿的农业模式给杨斌启发很大,他总结道:“荷兰是用电脑控制温室,结合现代生物技术生产农作物。”杨斌1989年入籍荷兰并开始经商,但起步于贸易而非农业。1990年注册了“欧亚国际贸易公司”,当时东欧酝酿巨变,杨斌直觉波兰有机会,便抢先进入波兰投资服装业。最初他的买卖并不好,但杨斌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耐力和判断力,坚信市场会变。果然在1990年波兰总理瓦文萨上台后,那里变成了东欧自由贸易区,杨斌的服装顷刻变得畅销。他在波兰抢注了该国历史上第一家私人公司,然后大做倒爷,把中国大量的轻工产品如鞋、服装、布料等,从江苏、浙江、北京运到波兰,再以5倍以上的价格批发。中国轻工品的价廉物美大受波兰欢迎,短短两年内杨斌就赚了2000万美金。之后,北京的跨国倒爷横行东欧和独联体,杨斌已经退出了游戏。有钱就去做农民1993年,杨斌回荷兰开始了他的农业投资计划。“我先在荷兰花卉公司实习,几乎每个公司都待上一两周,发现没有温室就没有荷兰花卉、蔬菜,没有冷藏就没有荷兰农业的世界级占有率。”杨斌认为做这样的农业和微软写软件差不多,有了平台就有了更好的应用产品。1994年,他收购了荷兰一家温室工厂,又收购了已有70年历史的荷兰最大的冷藏企业,成立了“欧亚花卉公司”,从事花卉、温室、冷库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一年他回到中国,策划了一次荷兰进口郁金香全国巡回展。他一边办展览一边在展览过的北京、上海、广州等14个城市设立分公司。这次花展很成功,中国高档花卉市场慢慢启动了。杨斌的第二个投资是在北京建起中国最大的花卉超市—莱泰花卉超市,加上他在北京建立的温室和冷库工厂,杨斌开始了在中国高档花卉市场的财富生涯。杨斌还想推行他的荷兰农业生产模式,在国内生产和销售温室和冷藏设备。“荷兰的设备世界一流,但中国农民不需要那么好的设备,价格最关键,”杨说。“欧亚农业”的产品价格只有进口货的一半,于是在中国温室设备市场大有斩获。他的雄心大计是在中国创出自己的农业模式,“和美国的机械化、以色列的滴灌、荷兰的温室相比,我们的方法更有特色。”几年内,杨斌的财富积累速度迅速提升。据中国花卉行业统计,90年代初,全国花卉市场70%的鲜花是“欧亚农业”引进的;1995年全国花卉种植面积为7.5万公顷,产值达40亿元,出口额达6700万美元,“欧亚”是其中的大户。买壳上市翻船四川1997年,已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3个年头的杨斌,苦于公司的外资身份,无法融资求发展,便想到在A股市场借壳上市。他看上了“广华化纤”(600672)。该公司在上海A股上市多年,后来宣布全面停产其主要产品涤纶长丝。杨斌便与广州从化“英豪学校”创始人陈忠联联手,开始了资本之旅。1997年12月,“广华化纤”公告说原第一大股东“广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所持公司国家股5780.53万股中的5202.487万股以协议方式转让给“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转让价为每股人民币1.90元,总金额为9884.7253万元。1997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收购“大连欧亚花卉有限公司”股权和“固安欧亚天惠花卉有限公司”股权决议。这一切都和杨斌有关。1998年8月,“广华化纤”开始组建合资公司,一是与陈忠联的“英豪学校”组建“从化英豪威斯必得有限公司”;一是与杨斌的“荷兰欧亚国际贸易公司”合资兴建“广汉欧亚花卉有限公司”,“广华化纤”占75%的股权,主要生产销售花卉种球、种苗、温室设备及其他相关农业产品。1998年9月24日,“从化市博大”和“英迈尔实业”一次性受让“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持有的“广华化纤”法人股5202.487万股,转让价为每股2元,涉资1.04亿元。公告称,“从化博大”由“英豪学校”和“广州英豪实业有限公司”合资组建,注册资金1.61亿元,以花卉生产及销售等为主业。“从化博大”便与杨斌有关。1998年10月17日,“广华化纤”更名为“四川欧亚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杨斌因为外籍身份,只在公司中任董事,但当时已是“广华化纤”实际大股东。陈忠联是董事长、总经理。这一转折的买壳上市成本不高,“欧亚农业”的名字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随后,公司旗下的“广汉欧亚”投资引进荷兰花卉、蔬菜等高科技农业项目,兴建占地5公顷、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的亚洲最大的现代化连体玻璃温室和大型植物组培基地,这两个项目于1999年4月建成投产。杨斌告诉股民,高科技的花卉生产与销售将给公司带来较高的回报,主要回报来自国际市场。不久,公司在山东荷泽牡丹生产基地生产的牡丹出口荷兰,并首次进入国际花卉交易核心机构—荷兰花卉拍卖中心。1999年5月19日,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欧亚农业”与韩国商人金兰园签约,合作经营大花蕙兰的蝴蝶兰组培苗基地,基地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种苗年产能3000万株,是世界最大的组培基地。“广汉欧亚”还与韩国商人签订了1400万美元的花卉进出口合同。从前连续亏损的“广华化纤”1997年每股收益仅0.01元,被收购后,在花卉项目中获益良多。1998年公司取得每股0.65元的良好业绩,1999年仅花卉和温室设备销售就实现利润2.28亿元,每股收益0.88元,每股净资产2.01元,两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27.65%和43.73%,成为中国股市中名列前茅的绩优股。在1999年度967家中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综合排序中,综合得分最高,被投资者视为收购重组的楷模。但这样好日子并不长久,因为杨斌设计的花卉、蔬菜大农业概念并没有被有关方面接受,“荷兰村”项目也没有被董事会通过,而实际的操作者却对资本市场炒作感兴趣。杨斌决定退出。1999年10月12日,“欧亚农业”公告更名为“英豪科教”,主业由农业花卉转为教育产业投资。11月23日董事会通过杨斌辞去董事的职务。这些莫名其妙的动作当时让股民大跌眼镜,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杨斌及其花卉产业静悄悄地退出了“四川欧亚农业”。杨斌透露说,他这次退出的股份值2亿元,账面上他“获得的回报超过2倍”。登陆香港资本市场杨斌在退出A股市场的同时,也在国内多个城市收缩产业战线。在此之前,他在沈阳、大连、成都、江苏、广东等地建了大型温室、冷库和6大农业基地,但他的搭档阎创极力反对这种快速扩张,于是杨斌1999年卖出了多个城市的公司,包括温室、冷藏企业,不断回收现金,把发展的重点集中在他1998年看中的沈阳西北郊小韩屯。他在那里出资15亿元买了6000亩土地,准备建一个他设计的“荷兰村”。谈到该项目,杨斌说:“温室不能建在热带,成本太高。降温设备投资是加温设备投资的6倍,而生产成本降温1度是升温1度的3倍。”他对定址沈阳考虑得非常清楚,“在这里,1公斤西红柿的成本是荷兰的1/7,是日本的1/20左右,更重要是沈阳离日本近,可以做成日本的‘菜篮子’、‘花篮子’。日本的GDP是整个亚洲其它地区的总和,每年蔬菜花卉消费达10000亿人民币,副食品消费达15000亿人民币,差不多是中国的1/3,这是我们最大的市场。”选择沈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杨斌1997年种植兰花时认识了美国加州大学细胞发展生物学部客座教授、兰花专家谷祝平,他发明的快速繁殖法可在1个月之内培育25株新苗。该技术成了杨斌最关键的秘密武器,而它需要的环境是沈阳的气候和地理位置。杨斌在“荷兰村”有54公顷的温室,投资超过5亿元。他对投资的回报计算让人吃惊:“1公顷温室蝴蝶兰年产值1亿元,1公顷温室西红柿价值1000万元,这些产值都是普通农田的10倍以上。因为市场主要在国外。”发展沈阳大农业需要大量的投入,因此已在“荷兰村”砸了20多亿的杨斌,把目光放到了渐渐对内地民营企业感兴趣的香港资本市场。他的野心和目标在香港投行“工商东亚”的包装下重组:在百慕大注册了“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把“荷兰村”的农业项目和国内6大农业基地装了进去,成为不折不扣的农业概念股。2001年中期,在工商东亚、里昂证券、加拿大怡东融资等9家强势机构投资者的簇拥下,“欧亚农业”4亿新股被超额认购78倍,公开发行价为1.48元港币。7月19日,“欧亚农业”在香港主板上市。荷兰外资的中国农业概念在香港资本市场很新鲜,盈利方式也很有吸引力。8月1日,“欧亚农业”趁热打铁,再发行6000万股额外股份,两次筹资接近7亿港元,是当年赴港上市的大赢家。在香港上市较为简单快捷,但集资额不大,而且监管严格,杨斌对此感受很深。2002年1月2日,道琼斯通讯社的《远东经济评论》文章质疑杨斌的“荷兰村”投资,让投资者感到紧张—因为“荷兰村”要投资66亿,而已经投入的28亿有20亿来自私人和银行,文章担心杨斌会把在香港上市的“欧亚农业”的资金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因为杨斌个人持股超过7成。此外该文还担心这项超大规模的投资回报有问题,“会拖累上市公司”。加上瑞银华宝张化桥的批评,2002年1月2日,“欧亚农业”股价大跌24%.有分析员立即表示“欧亚农业”以7000万向“荷兰村”购买办公楼、以1.07亿元购买温室设备、以每公顷12.5万元租用温室付费过于昂贵。此后虽然杨斌解释说“荷兰村”在资金上没问题,仅住宅项目就可套现9亿元,加上主题公园的收益,足以维持投资,但内地民企股依然整体下挫,市场透出的信任危机在股价上显示得清清楚楚。后来,杨斌在一次访谈中含蓄地指出,市场在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民企股,但他会安静地等待,时间可以慢慢抹平一切,包括理解上的分歧。2002年4月10日,他轻松地做到了这一点。成功的关键在于会做人杨斌认为自己的成功有3个原因,“一是苦难经历,二是受过中西方教育,三是能够容纳别人。”他特别强调第一和第三点,说自小的苦难让他学会了忍耐和宽容,能够更好地理解别人。“我从小就开始学习如何做人,能够发现人才就是因为容忍其短处,使用其长处。”他很多时间都用在管理上,虽然所学军事专业没用上,但掌握的兵法却在商场中屡屡奏效。他大胆使用自己家族以外的人,包括荷兰专家,这一点香港分析师给他的评价不错。杨斌认为做企业一定要在某一专业非常领先,什么钱都想赚是不行的,“我们主业是农业和旅游,其他的让别人去干。”他感慨道:“我回国做买卖感觉特别累,不是资金和项目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国外先进的设备和理念带进来,但带不来西方的法规。而没有真正的商业规范,做大企业很难。”■上市不如被收购在海外创业板上市,“实际门槛”高于“标准门槛”。而选择被收购,对于那些利润、市场、团队“三不足”的企业会产生很好的“补钙效用”。 罗飞/文香港最近组织了一次“创业板企业香港推介会”,到会的国内企业近200家,但券商和投资商的反映不太热烈—据说只有几家企业利润超过1000万。我不想给国内民企的上市热情泼冷水,只想提醒这些企业,何必千军都挤独木桥?上市可能不如被收购。解读创业板的“低门槛”据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条例,香港联交所对创业板企业无盈利要求,只要求有24个月活跃的经营记录。该门槛对许多企业来说太低了。但证券市场是个“投票场所”,往往是较多的资金集中投向较少的企业。如果很多企业盈利都很少,资本势必选择盈利更多(或者更有特质)的企业。因此,这里看门槛低,但由于参与者众,实际上已抬高了入场条件。因此目前券商在挑选备选企业时常常是“没有1000万利润的免谈!”—年利润达到1000万是公司成长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过了这个分水岭,企业才有一定规模,发展才有一定的稳定性。总之,资本市场上,利润是“金”。全球成功的创业板或许只有美国纳斯达克。有些企业没有利润还能不断融到资,这是因为券商和投资商看中其可信的未来。所谓可信,除了技术,更重要的是团队,这些企业的团队骨干一般都有成功运作公众公司的经历。创业板要求上市公司管理层有至少两年的持续经营经历,这个要求看似也很低,但潜台词是这个团队是经过时间考验而令人信服的。所以,成功的团队是“银”。如果一家企业“金”、“银”都缺,要想上市基本上是做梦。创业板融资额有限因此自香港创业板推出以来,融资较多的只是那些盈利较多的企业,万人空巷认购TOM.COM的壮举毕竟“空前绝后”。有的企业尽管上了市,但首次融资只有寥寥几千万(还要扣除约上千万的融资成本),股票交易也十分清淡,很难看到再次融资的希望。相反,利润较多、增长较快的企业一般不会满足于香港创业板的融资能力,比如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不足一年的“新奥燃气”日前已向港交所提出申请,要求从创业板转到主板。这是继“浩伦农业”后第二家申请转板的内地企业。并购胜于上市从风险投资(VC)的发展规律看,上市和出售是VC成功退出、变现盈利的主要手段。国外VC投资的企业只有接近10%上市,绝大部分投资项目都是通过并购(股权转让)退出。并购是国外证券市场的重要功能。去年,美国上市公司间的并购涉及市值1万多亿美元,而通过增发股票融资只有1200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8倍。本人认为,并购对于民营科技企业的最大价值是资源整合,对于那些利润、市场、团队“三不足”的企业,成功的并购会产生“补钙效用”。最近“邦讯科技”被美国上市公司“亚信”收购很有代表性。“邦讯”一直从事通讯增值服务,早些时候,海外投资银行对该公司上市后的估值曾达若干亿美元。网络泡沫的破裂令其估值一落千丈。2000年10月以后,“邦讯”在资本运作上的策略至少可选择:1)进行国际私募,进而在香港主板或创业板上市;2)合并或被收购;3)借壳上市。经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操作和比较,最终“邦讯”选择了被“亚信”收购,因为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市盈率一般在15-20倍,而“邦讯”是以更高的市盈率出售给“亚信”的;同时,这一收购后的整合产生了很好的协同效应:除令“邦讯”股东权益最大化外,还使“亚信”坐上了全国移动通讯BOSS市场的第一把交椅,市场份额为“七省加一总部”,“亚信”借此成功实现了业务领域的战略转移。“北大方正指纹公司”被“北大高科”收购也很典型。前者已有10年的经营历史,技术来自北大听觉和视觉国家重点实验室。1990年美国社会保障部向全球招标,首次将活体指纹引入保险系统,北大一举中标,标的为200万美元。在此基础上,指纹公司与国家公安部合作开发指纹刑侦系统,产品占全国1/3市场份额(只有两个竞争对手,分别为美国和日本公司)。 在1999年国内创业板呼声很高时,“指纹公司”也曾有上创业板的计划。但在2000年“北大高科”重组上市公司“深安达”时,公司选择了被收购,因为并购后,“指纹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将成为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指纹公司”也解决了资金问题,相当于“借壳上市”。
(作者为深圳市北大纵横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吃喝玩乐系列:相约游艇 (ZT)

Monday, June 23rd, 2003

相约游艇 用游艇接待生意伙伴会产生许多心理优势,同时也带给对方一个可以提及的经历。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双方谈话容易投机,加大成功机会。 王晓耕/文 周末的黄昏,南中国大亚湾旖旎的海面上,深圳“浪骑游艇会”的几艘游艇在浩淼的海天中迎风破浪。船上,三三两两的人在聊天、看海。这些游艇,可以自由地停靠在附近100多个岛屿中的任意一片无人打扰的沙滩,让船上的人们尽享阳光、沙滩和海浪;也可以随意漂在海上,游人们喝着咖啡,品着红酒,与友人小叙或谈生意;当然,游客还可以独坐船尾,边想心事边钓鱼,或干脆融入大海畅游一番…… 游艇上的商务客厅经常出国公干的深圳超越科技公司总经理何新,加入“浪骑”之前就对游艇生活很熟悉。现在他已在“浪骑”码头区花100多万元买下一个泊位,“我定制的50英尺私人游艇到位后,就停泊在那里。”何新说。“我在‘浪骑游艇会’看到过好几次李泽楷的游艇,”何新说,他的游艇虽然不能与李泽楷那艘意大利造的68英尺游艇相比,但也算豪华了。作为年销售额4.5亿港元公司的总经理,何对生活质素要求很高。为能看见绿色,他花750万买下与巩俐夫妇相邻的高尔夫球场内的别墅。何视游艇为另一所房子,“一所能在海上行走的房子。”据何介绍,国际上通行的游艇会陆地设施都很少,会员来了就直接上船出海。但中国人向来对海洋有恐惧感,所以与国外游艇会不同,“浪骑”建了别墅、宾馆、酒廊等一系列陆上休息场所。深圳大综艺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梁戈不仅是“浪骑”的早期会员,而且是常客。他经常带朋友和公司员工前来看海、钓鱼。梁说他入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休闲。“在海上钓鱼,到岛上散步,轻松自在极了,我曾钓过12斤的大鱼!钓鱼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能带来博彩般的激动,因此我对钓鱼乐此不疲。”凯元装饰的总经理罗谊惠平时商务缠身,心理压力大。“周末开着游艇在海上观赏海天一色,真是心旷神怡。”罗说,游艇的商务功能不容忽视。“我相信水是聚财的,因此喜欢在游艇上接待客户。”他认为用游艇接待生意伙伴会产生许多心理优势,同时也带给对方一个可以提及的特殊经历。“在轻松的氛围中,双方谈话容易投机,成功机会大。”罗深有感触。会员制的游艇经营模式 杨振明是“浪骑游艇会”的总经理助理,他说这个游艇会总共投资3.17亿元,包下了974平方公里的海域,其830米长的防波堤围筑起了9万平方米的码头区,可为200艘各种型号的游艇提供港湾,陆地上还建有2500平方米的干仓,可容纳400艘30英尺以下的游艇。据杨介绍,“浪骑”在确立这种投资模式前,走访了世界多家游艇公司,发现其共同点是把游艇定位于平民消费。一方面由于游艇价格在海外与当地人的生活水平相匹配,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可提供基本的停泊、加油、维修、保管等服务,且费用较低。但国内的游艇业还是空白,所以“浪骑”决定采用封闭式私人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即“浪骑”只能有1200名会员。公司的目标客户是中国范围内,尤其是深圳及港澳等地的成功人士。到现在为止他们已有会员300余名。“这种经营模式对会员来说,会籍是有投资价值的,”杨说,目前入会费是39万元,可一次性付款或选择2-6年按揭。另外,每月还需缴纳管理费300元。“浪骑”的会籍分为公司会籍和个人会籍。每个会籍带有两个附属会员,即可以3人共有会籍,另外,会员还可以带非会员嘉宾来游艇会消费。会籍仅是进入游艇会的通行证,消费是额外付费。“浪骑”现有游艇13艘,出海按2500元/小时收费,会员消费优惠50%。据“浪骑游艇会”企划部经理李慕华介绍,会员可以租用游艇出海,也可以自己买游艇。游艇不同于汽车,完全可按购买者要求量身定制,非常个性化,比如要安装多少个发动机、内部如何装修、房间具有怎样的功能等都由自己设计。“买游艇的人就是准设计师,所以,从下单到入港,至少需一年时间。”谈到投资的回收期,杨说:“公司所投3.17亿元都是自有资金,所以没有还贷压力,以现在的发展速度,预计5-10年内可收回成本。”富有潜质的巨大市场私人游艇在中国,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面临的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考量。今年3月,在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中国首次游艇拍卖会上,37艘游艇的买家普遍关心是游艇买来放在哪里和水域使用费等问题,从事医药进出口贸易的李先生说:“总不能把游艇像车那样停在家门口吧。”“浪骑游艇会”的杨振明指出:“游艇行业在中国刚起步,相关政策的出台迫在眉睫。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学中干。”但他对游艇市场充满信心:“人们对游艇的认识在逐渐加深,消费阶层也在形成。游艇会有着极强的海洋文化背景,与海洋文化一脉相承的是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创造生活、享受生活的价值观念,这种文化现已深深打动国人。因此,集休闲、运动、垂钓、办公、联谊等功能于一身的游艇消费,引领时尚的日子不远了。”与内地游艇市场相比,香港市场非常成熟。香港游艇会总经理潘哲伦介绍说,香港游艇会成立于100年前,从前会员都是有钱的外国人,本地人入会并拥有游艇,还是近20多年的事。目前他们有会员3750多名,其中25%是中国人。会员中有活动会员和缺席会员。活动会员指定居香港,可随时参加活动的成员,缺席会员则是曾参加游艇会,但目前已离港的会员,他们可在回香港度假或出差时参加活动。目前其缺席会员人数日渐增多,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另据“香港深湾游艇会”会员及市场传讯经理林秀平介绍,1983年建成的“深湾”拥有552871平方英尺的面积,其中陆地面积76887平方英尺,包括一幢7层会所和12层的办公大楼,并设有230个海上艇位及210个陆上快艇船位。其会籍分为个人会籍和公司会籍,会费包含入会费75万港元及可转让债券费80万港元,总费用为155万港元。另外,每月还需缴纳管理费1530港元。“浪骑”的杨振明介绍说,“在国际上,加入游艇会是很深入人心的休闲娱乐方式,也是融入上流社会,捕捉商机的重要途径。”全球发达国家每171人就拥有一条游艇,挪威、新西兰等地人均拥有游艇高达8:1,美国为14:1。就是内陆国家瑞士,人均游艇也达到69:1。而中国虽然海岸线总长3.2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但游艇会的数量寥寥无几。无锡东方高速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凤磊指出,世界游艇年消费额高达400亿美元,与万吨邮轮市场相当。如果加上相关的维修、管理、娱乐等费用,全球每年的游艇经济收入超过500亿美元。但目前国内忽视了这个颇具潜力的市场。在造船上,中国已占领5%的国际市场,但游艇产业几乎是空白。“如果占有1%的份额,也是几亿美金啊!”李惋惜地说。■

上海首富周正毅我有150亿 (ZT)

Monday, June 23rd, 2003

上海首富周正毅我有150亿   中国有这样一些人:个性坚毅、习惯沉默、财技精湛、资本力量惊人。在内地,他们潜龙入海;在香港,他们几乎透明,因为他们要拥抱香江的豪华地产、资本和上市公司,并喜欢和以贵族后裔自居的富豪为伍。透过伪装得极为复杂的外壳,让我们领受一回“周公子”那令人惊讶的财技。 徐迅/文   一个戴卡地亚表、经常换名牌西服、齿白唇红的41岁男人说,“我有150亿资产。在上海我有第一辆法拉利,在香港我曾有3处豪宅,有宝马7系、V12房车和本特利。我有一大堆股票,很多待售楼宇。我投资了农业、高校高科技、高速公路、赌船等。更隐秘的是,我有期货交易席位并参股两家证券公司、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我还收购了上海2家上市公司、香港2家上市公司。虽然发家已快10年,可我早期投资的‘阿毛炖品’美食店每年还在贡献数百万的利润……”  这位简历上写着“学历大学”但自己亲口说没读过太多书的男人,笑容可掬地强调:“但我不是富家子弟,父母没有给我一分钱,现在死了,也不会欠谁。”他表示自己在上海一个月2000元就可以过日子了,现在做很多事都是多余的。但不久前,他快手收购“香港建联通”(0067HK)的动作令市场侧目。为了这笔生意,他动用了20亿港元。   他就是周正毅,1961年4月生于上海杨浦,有着颇为经典的上海男人的笑容和抽烟时的眼光神态。  周的财富曝光源自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当时杂志只给他5.5亿的资产评定,排名94位。周没有说什么。在上海,他的低调和多元化扩张相映成趣,但在香港,他几乎透明,因为他要拥抱这里的豪华地产、股票、上市公司,并喜欢和以贵族后裔自居的富豪为伍。  去年11月,周正毅以6180万港元收购“香港盈荣集团”(1104HK)大股东“凤麟家族”74%的控股权,之后,更斥巨资收购“建联通”59.98%股权,在香港再度买壳上市。当时“建联通”净资产有23.5亿港元。这两笔收购是内地民企在香港收购案例中的最大手笔。  其实近一年多来,通过曲折的投资手法,周在上海的“农凯集团”旗下的多家公司已经介入在沪上市的“海鸟电子”(600634,现更名为“海鸟发展”)和“英雄股份”(A600844/B900921),加上香港的2家公司,周控制了4家上市企业,控制资产超过30亿元。  围绕这些上市公司的投资越来越多:多个地产项目、农业食品、饮用水、高速公路投资、约900公顷的土地储备、证券投资、银行股东,以及在香港合伙经营的金公主号游船。周正毅5月份高调地对香港媒体、基金经理大谈投资理念,不经意把自己的家底透个底朝天。但在细节上,却总是笑不作答(周正毅声称的五大产业如图1所示)。    介入股票、地产和金融   1995年,不少大型国企上市,大量的职工股也开始流通,不少是柜台交易。周正毅说:“那时的企业员工都不相信自己公司会在股市上有好的表现,纷纷要钱不要股票,我们前后收购了几十家公司的职工股。”这些股票大多2-3元就可以买进,上市后都有几倍、十几倍的涨幅。“有些公司花几十万、有些花几百万,最多的‘福建九州’花了2000多万,后来这些股票个个涨势惊人,其中‘格力’从2元多一直升到20多元。”周的太太毛玉萍也承认在当时股市上“赚了不少个亿”。  A股的历史性机遇让周正毅在资本市场尝到了甜头,其财富积累在经商十多年后开始了爆发式增长。有了A股的经验,他在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时,立即调用数亿资金在香港购入股价大跌的蓝筹股“长实”、“和黄”等股票。后来这些大蓝筹股价大涨,周正毅及时套现,有了数亿港元的回报。“当时香港市场只有6000多点,谁敢买?我和太太就敢冲,买跌不买涨。”周正毅笑着说。  1997年后期,手头膨胀的热钱推动他进入资本密集的高利润行业—房地产。他把在香港赚来的钱投向上海,1997年10月成立“农凯集团”。他没有走买地—规划—建房—销售的套路,而是选择了收购:以每平方米68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上海中央商务区附近江宁路上的烂尾楼“兴业大厦”(现名),该楼投入1亿多再追加1亿多完工,现价已升值近每平方米2万元,市值超过5亿元。他又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上海高尚区古北的烂尾楼“伦敦广场”,追加亿元完工,售价又升数倍。“非常厉害的涨幅,”周正毅感慨道,“几年前看到做房地产套死很多人,我自己不敢投,主要以收购为目标,收购成本低。”  后来他不时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商铺、烂尾楼盘。其投资原则非常简单:非好不买。虽然收购烂尾楼手续繁多,但他喜欢做这类繁琐的低价进、高价出的投资。  1997年,周正毅在香港设立了新总部“佳运投资公司”,8月份以6200万港元的摸顶价购入湾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豪宅,一个多月后,再度花200多万港元购入英国极品房车本特利,以努力进入新富豪行列。  1999年4月,他又以8600万港元购入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900多平方米的独立大屋,并花3000万港元豪华装修,和香港富商刘銮雄为邻,在香港名声大振。这时,周正毅“上海首富”的名号在香港传起。  如今香港楼市低迷,“会景阁”缩水至3000万港元左右,“白建时道81号”市值仅为5800万港元。周对此不置可否。   后来,周又积极介入内地金融和证券市场,但手法含蓄。他通过旗下“东宏投资公司”投资“福建兴业银行”,作了第3大股东,该银行在上海的总部买了周正毅的总部“农凯大厦”大部分楼层,大楼因此改名“兴业大厦”。  周再通过“农凯”投资2.1亿元,在原“大连证券”改组后的“大通证券”中,以18.77%的股份坐上了10个股东中的头把交椅。外界曾经传“北大青鸟”通过“包头浩宇科技”投资2亿元,做了“大通证券”第一大股东,其实周正毅的位子更靠前。“我们投资金融业已经很久了。”周很早就在上海期货市场拥有交易席位,一直从事期货买卖,也有不俗的商业纪录,最近更有传闻说他会收购或大比例入股一家期货公司。  之后,周正毅又通过“农凯”和上海复旦、交大等多家高校合资经营“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他通过“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出资1010万元,投资了原名为“开封证券”的“富友证券经纪公司”,占19.96%,做了第一大股东。行内人士表示,“富友证券经纪公司”在上海以创新、活跃著称。周之后又介入“富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他说自己已投资2亿多元在15家企业,30%盈利,30%在投资阶段,还有的在做市场。  通过这些投资活动,周正毅手头的地块和地产项目激增。他提供给媒体的资料显示:“福建兴业银行”原有的外滩金贸区地块已成其“农凯集团”旗下“兴力浦房产公司”的“兴力浦金融大厦”;“海鸟电子”原有的“中山公寓”也纳入麾下;投资2.2亿元但一直没有建成的“海鸟电子大厦”也归其所有。另外还有“龙昌苑”、“联鑫虹桥苑”、静安区旧城改造地块、曹家渡地块等。“农凯”公布的数据称,该集团投资的物业达21万平方米,投资额约14亿元,总估值25亿元。其中写字楼8处,有5.5万平方米;商铺6处,有7.6万平方米;住宅6处,约1.9万平方米;其它约5.9万平方米(比如周收购的虹桥附近的四星级饭店“逸和龙柏”)。  周号称还有土地储备963万平方米,大多在浦东芦潮港人工半岛和松江地区,“当时我们拿松江地块,每亩20万元左右,现在已经40万元了。”他还拿到了上海到芦潮港的沪芦高速公路投资经营权,上海媒体说该项投资为2.5亿元,但周表示将投资上海的高速公路44亿元、轻轨30亿元,回报率都在9%-10%左右。  5月28日,周正毅与上海静安区政府签约,获得静安区石门二路17.64万平方米地块的旧城改造项目,涉及10000户搬迁。周拿出“农凯集团”和在海外BVI注册的“香港佳运集团”,投资额据称超过50亿元,这是周在上海房地产项目中首次以拿地的方式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在签约仪式上,和黄大班霍建宁胞妹霍建华、为周正毅收购“建联通”融资的“中银证券”董事总经理冯志坚、“天行国际”老板张德熙等风光人物均现身上海。  除了金融和房地产,周正毅还组建了“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和“上海小城镇开发集团”,并拥有“华亭进出口公司”和“远达进出口公司”,甚至大型国企“上海机械进出口集团公司”、“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也在其5大产业的名单上。至于如何获得国企的控制权,他笑而不答,只是说都做得不错,都赚钱。     红透香港的上海首富  善用资本说话的周氏夫妇,收购“盈荣”和“建联通”的手法并不创新。周正毅旗下在BVI注册的Angel Field Limited,2002年1月以6180万港元向“盈荣集团”大股东“凤麟”收购74%股权(如图2),每股作价0.418港元,较停牌价1.1港元折让62%。这家公司从前交投清淡,2000年亏损1360万港元,主要从事胚布加工和休闲食品贸易业务。1月28日收购消息公布时,股价一度升至1.48港元。周曾声称维持公司现状,但今年5月,“盈荣”改名“上海商贸控股”,毛玉萍担任董事局主席。  5月,周正毅再通过“中银证券”融资,以15亿港元向“和黄”、“爱立信”及多家瑞典投资者收购“建联通”59.98%股权(如图3),每股作价0.82港元,整体费用在20亿港元左右,按4月30日未经审核每股经调整资产净值为0.77港元,周的开价很具吸引力。  为什么收购这两家公司?周正毅说:“我早就熟悉香港市场,入股‘盈荣’、‘建联通’的目的是吸引人才,我现在不缺钱和项目,但缺人才。国内人才的脑子不输港人,但职业精神不够。我已通过收购‘盈荣’吸引了3位高管人员。”他承认自己品牌不够,“在香港,有平台才有人才,有人才才有品牌,品牌最重要。”他说自己再有钱,也不如大牌企业。  “我会把上海的优质地产项目注入‘建联通’,比如静安区的项目要做3-5年,我们会把利润装到上市公司口袋里。”他很有计划的口气给满腹怀疑的香港基金经理增加了想象力,“我会谨慎投资,‘建联通’内的高科技项目好的拿回来,不好的就卖。我们放资产进去,值10亿的就放5亿进去,我们不赚上市公司的钱,只赚市场的钱。”  周表示全面收购‘建联通’后,会有很多事做,“香港看好内地市场,我们会把握好上海的机会。上海的地产外国人都看好,都在投资,我们也应该做,但老外不懂,都喜欢在浦东投资,如了解上海的文化,就知道浦西才是上海房地产的核心地带,主要是高档楼盘。”   他有点自得:金融风暴后,谁还会拿25亿元现钞去做收购?现在谁还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做?上个世纪80年代的酒楼里个个都在谈生意,现在没人谈了。“今天‘中银’借钱给我做收购,是我符合条件,能借钱的企业也是有本事的,你看‘李超人’有1000亿现金,也有1500亿负债。”  他颇清醒:“我现在的内地物业投资一年租金收入约1.6亿,去年加上贸易和投资有2.7亿的利润。我现在都喜欢稳定,投资高速公路、轻轨,只有9%左右的回报,但我看好。以前我是1元赚10元,现在我要10元赚1元。”    A股市场的“周公子”  “周公子”与“徐工科技”(000425)。1996年以每股4.8元上市,流通股本才2400万股。1999年时股价在8元左右,业绩也一般。1998年每股收益约0.3元,但从此起步,到2001年10月创出50元的高价。2001年每股收益0.17元,流通股1.94亿股,但2002年3月14日股价收在18.19元,大致相当于复权前的47元,涨幅接近5倍。在2001年股市大跌,指数跌近半的环境下,涨幅仍排名第2。  从图4上看,实力机构在1999年5.19行情时介入,一年内把股价拉升至34元,在2000年5月实施10送3.2转增6.8,同时把“徐工股份”改名“徐工科技”。之后不断拉动,吸引更多资金加盟,直至高位均严重套牢。行内专家指出,实力机构的成本在10元左右,其获利早已回吐,套牢的不乏中小投资者。  青海证券的黄硕(本刊撰稿人)指出,“徐工科技”股东人数仅5622户,相对1.94亿的盘子来说,户均持股3.4万股。在公布的2001年12月31日十大股东名单中,9个都是持有法人股和国有股,前5大都是徐州的机构,只有第6大股东是“大通证券”,持有868.5856万股流通股,占1.75%比例。而“大通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是周正毅的“农凯集团”。   收购“海鸟电子”和“英雄股份”。2000年9月8日,在上海南汇注册仅1天的“上海东宏实业投资公司”以1.57亿元从“海鸟电子”第一大股东“上海华成无线电厂”受让2267.4万股法人股,控制“海鸟电子”26%股权(如图5)。2001年5月,半年未见动静的“海鸟电子”把一些激光电子等低效资产转让给“东宏投资”,拿到8983万资金,同时“海鸟”宣布以5000万收购“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70%股权,向房地产转型。  2001年4月底,“中盛”净资产账面值为3986万元,70%股权账面值2790万元,但此次交易价5000万,溢价较高。会计准则要求这笔费用的摊销时间不许超过10年,因此“海鸟电子”每年需摊销数百万元。“中盛房地产”的股东为“华信投资公司”和“上海长宁区市政建设开发总公司”(持股3成),“华信投资”第一大股东是“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公司”,持有49.47%股权。“兴力浦房地产”又持有“东宏实业投资公司”84.38%股权,这笔多重关系收购和资产置换的核心落到“兴力浦房地产公司”,该公司股东为“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和“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而“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股东除唐海根占41%股权外,“上海农凯工贸有限公司”和“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分别占39%和20%股权(有关“海鸟”的实际控股股东问题,参见附文《周正毅的“自相矛盾”》)。  所以,收购“海鸟电子”的真正控股股东是“兴力浦房地产”。“东宏公司”只不过是收购“海鸟电子”的壳而已,负责装填“杂物”,掩人耳目。  “海鸟电子”有静安区多块旧城改造土地,加上“中盛房地产”的“中山公寓”,“兴力浦公司”在外滩的“兴力浦金融大厦”项目,“海鸟电子”可装填的内容颇多。也给人以美好联想,但行内人士表示,“海鸟电子”有可能成为“兴力浦房地产”外滩项目的融资工具,毕竟“海鸟电子”流通盘只有3980万股,价位在16-20元徘徊,可折腾的空间很大。同时,通过复杂的内部关联交易,“海鸟电子”的账面突增2000多万收益,其置换出来的业绩也是题材。而证券分析师更直接地表示,“海鸟”收购“中盛”,更多的是“华信投资”借此套现,而不是注入优质资产。  然后是“英雄股份”。2001年11月22日,“上海轻工集团”把“英雄股份”、“英雄B股”8887.1916万股国家股转让给“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占总股本的29.18%,上海轻工集团还剩23.74%,是第2大股东。  11月26日,“英雄股份”紧锣密鼓通过资产、负债转让协议,向“上海轻工集团”转让“英雄金笔厂”等资产,账面值为2.471亿元,同时也把1.1825亿元负债剥离,实际获得1.2885亿元资金。  同时,“英雄股份”向“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和“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收购“上海大盈肉禽联合总公司”100%股权,以及“上海联鑫房地产公司”72.58%股权。2001年12月20日,新的评估报告显示“大盈肉禽”100%的股权账面值为7323.31万元,评估值为9300.58万元,增值27%;“联鑫房地产”72.58%股权账面值2395.54万元,评估值4985.53万元,增值108.12%。“英雄股份”收购两家公司需要1.4286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收购“英雄股份”的作价为每股4.73元,远高于公司2.01元净资产,收购总价为4.2亿元。签约第2天,“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就付出1500万元定金,年底又付了2.15亿,2002年3月20日前付清全款。“上海农投”注册资本仅5600万元,2000年底净资产才2.2644亿元,收购资金却达4.2亿,超出《公司法》规定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净资产50%的规定。其果敢的做法令人猜测幕后的资金来源。  消息人士表示,幕后资金来自“农凯集团”旗下公司“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即周正毅的5大产业公司之一。在追查“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的背景时,记者无意中发现该公司已搬到周正毅“农凯集团”的上海总部“兴业大厦”。  笔者试过多种途径,但查询“上海农投”的资料很难。周正毅面对香港媒体和基金经理直接表示:“我已经收购‘海鸟电子’、‘英雄股份’。”只是“英雄股份”的所有公告上都没有周正毅的名字和关联企业(相关话题参见附文《周正毅的“自相矛盾”》)。  “英雄股份”A股流通股只有2768万股,B股流通股为9689万股。2000年B股曾经从0.17美元暴涨至0.46美元,后来一年半又涨了5.7倍,达到1.14美元。A股也从10多元直冲20元以上。庄家色彩明显。  2002年3月14日,“英雄股份”涨停,成交金额4362万元,排名第一,细看当日买卖“英雄股份”的营业部名称:买卖金额排名第一的“富友证券”、第三“大通证券”都是周正毅参股的证券公司。2002年5月14日,“英雄股份”公告称总部已经搬到上海江宁路188号兴业大厦11楼,这是周的沪上大本营。  虽然内地资本市场资讯透明度严重不足,但多重的交易脉络仍让我们看到其网状的投资,很多资本在各种框架下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产生增值,进而变成财富,我们习惯的规则在资本的力量下变化。  周正毅说上市没有挑战,收购才有挑战。“比如我看好‘海鸟电子’,有上海房地产概念,流通盘小,净资产8000多万,空间很大,配送后股东会欢迎。‘海鸟电子’的扩张能力很强,现在3000多万股,以后扩到3亿股,每股价格不会低于6、7元的。”   他笑着说香港资本市场的玩法和内地市场的玩法不同,内地是上市公司越小越好玩,香港是公司越大越好玩,“但香港的增发、配售能力很强,有项目就可以拿到钱,是自由市场,内地则管得很严。”  他说买壳的杠杆作用很强,可以拉盘,“你看我们收购‘建联通’,有23亿净资产,你找个公司上市,要多少时间做到23亿净资产?只有收购才可以在2个月内做到。”  周正毅用手在半空划来划去比拟,“收购中,每个动作都是10多亿,很漂亮,再把好资产注入,远比上市漂亮。这就是速度。”  周在业内创造了不少纪录,至少他偏爱的收购战略可能会成为投资者的教材,为后来者提供驰骋沪港两地资本市场的经验和感受。“最好的投资是金融,”周正毅说。  文中图表由本刊编辑部制作。            上海冒险家  周正毅回避公众的方式就是“不在媒体上见光”,但在和香港媒体团、基金经理见面时,他口若悬河,还不时妙语连珠。  周说父亲是工人,家里有兄妹4人。他改变生活的欲望很强烈,17岁就出来打工了。先开小馄饨店,1980年设摊卖廉价服装。他在广东、福建等城市穿梭,自己提货、出货、运输。  后来与大多数做香港梦、日本梦的上海人一样,太太毛玉萍去了香港,周则在1987年赴日留学,其实是打工。有媒体说他主要是做带货生意,把日本需要的带过去,再带回来畅销货,“主要是章光101生发水”。总之,其财富源头和那个年代的需求有关,并充满了淘金者的冒险精神。  1989年,周正毅回上海开设“美通饭店”,经营新式餐饮,之后又经营桑拿浴室和卡拉OK,这些都是当时上海滩的时髦生意,毛玉萍则一直经营地毯业务。此时,他们悄悄购买了上海首部法拉利轿车。  毛玉萍在香港的生意做得也很热闹。1992年她首付80多万港元再分期付款,购买了北角海峰阁一个价值400多万港元的单位。这是周氏夫妇在港首次投资,当时香港地产不断爬升,他们认定有机会。  1992-1994年的周正毅故事基本上是空白,很多无法知道的秘密在这里停顿。  1994年,实力已经不俗的周氏夫妇回到上海,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美食街黄河路,一掷千万买下一栋5层楼房,豪华装修并开设当时颇为高档的“阿毛炖品”,经营各种特色菜肴、炖品,靠美食和奢华一炮打红上海滩,年盈利1000万。也就在这一年,周正毅以伯利兹护照在香港和太太合力开设公司,开始了他们的跨国企业生涯。              豪门夫妇的生活  周正毅说自己是地道的上海生意人,喜欢名车、豪宅和名牌衣服。“以前发点财,都戴13钻手表,现在我的只有几颗钻石,”他扬了扬腕上的卡地亚表。“社会在改变,以前都喜欢金戒指,装修房子都是镜子,现在都没有了。”  他的信条是: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和金钱,活着没钱不行,有钱了没命了也不行,“我做事很谨慎,谁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随便做事?”  其“农凯大厦”的办公室装修得古典、写意,初看有点像精致的书房,但每样东西都价值不菲,且多少流露出穿金带银的上海习俗。但精致之间没有懒懒散散,充满了威严和掩藏的雄心。令人惊异的是办公室门口正对走廊是供奉关公的贡台,3尺高的关公是大师手笔的作品。地上有个蒲团,上面燃着一支香。  问周正毅你每天拜关公吗?他笑笑说自己喜欢风水,“一直拜关公”。  他和太太一直同进同出,两人都是香港狗仔队的热门人物:一会儿在哪里大洒金钱购物了,一会儿周太太戴了11克拉钻戒,一会儿说两人都喜爱LV手袋、CD套装,一会儿又说周正毅有辆林宝坚尼超级跑车。2000年他们的渣甸山豪宅被窃贼光顾,失窃130万现金。2001年毛玉萍一掷600万港元,在铜锣湾开设3层高的美容美发中心……周正毅和香港明星的绯闻也在增加两个人的知名度。  这一切充肆了一对豪门夫妇的生活,令来自内地的民企富豪们,在物质化的香港变得生气勃勃,多姿多彩。        周正毅的“自相矛盾”  本刊研究员 曾学成/文  关于“海鸟发展”(600634,原“海鸟电子”)。根据该公司2001年度报告,公司控股股东如图6所示。但根据上海市工商局提供的资料,“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80%股份,“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周正明和周正毅(如图7)。  据香港媒体报道,周正毅对香港媒体称已控股“海鸟发展”。这说明要么是“海鸟发展”在2001年度报告中披露不实信息,要么是“海鸟发展”的控股股东已发生转移但没有及时公告。  关于“英雄股份”(600844)。该公司在2001年度报告中披露其控股股东为“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同时披露了国有股划转至“上海市农业投资总公司”。“上海市农业投资总公司”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是上海市政府十大专业投资公司之一。因此“英雄股份”的控股权仍然属于国有股东。  但据香港媒体报道,周正毅对香港媒体公开宣称已控股“英雄股份”,这与“事实”不符。“英雄股份”股权比较集中,周正毅不可能通过其它方式控股“英雄股份”。  究竟是周正毅宣称不实,还是“英雄股份”公告不实,或是“上海市农业投资总公司”与周正毅达成某种协议,而这种协议目前投资者并不知道?

《回国记》中与歌剧及音乐有关部分的节选

Saturday, June 14th, 2003

下面是小说《回国记》的节选,讲的是主人公在北京买了房子,其房子的布置。我把其中和歌剧及音乐有关的部分节选出来以响应“狼协”同志《关于“雅皮”的行头一文中独少歌剧一段》的呼吁!请见http://www.haiguinet.com/TxtFile/203689.asp。关于《回国记》,因为其中许多事情涉及太多朋友,怕为朋友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待我修改浓缩后再继续发表。在此向大家抱歉!。。。 。。。  客厅一面是个假壁炉。壁炉两侧是通到天花板的书架。书架的最上面两层是一些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工艺品,有挪威的手工制的北欧侏儒Trolls,有美国俄勒冈州枫木雀眼树榴(Oregon Bird’s-Eye Maple Burl)作的钟表,还有从德国斯图加特(Stuttgart)梅塞德斯-奔驰博物馆(Mercedes-Benz Museum)买来的1936年540K型奔驰敞蓬老爷车的十六分之一模型(1936 Mercedes-Benz 540K Cabriolet B),有点象韩国MTV《思娘》中宋承宪开的那辆老爷车。这些工艺品摆的是零郎满目但也有点不伦不类。  壁炉的上面摆了一艘1988 Dennis Conner带领圣地亚哥游艇俱乐部(San Diego Yacht Club)把美国杯(America’s Cup)从澳大利亚人手里夺回来时所驾驶的那艘著名的“星条旗号”(Stars & Stripes)帆船的模型。  壁炉的的两边的书架上书不多。  一边书架的的中间两层几乎全是电影DVD。从栗原小卷主演的《永远的羽季子》到美国人拍的欧洲片《布拉格之恋》(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从意大利大导演贝尔托卢奇(Bernaroo Bertolucii)的《巴黎最后的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到好莱坞经典大片《杀戮战场》(The Killing Fields),当然还有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春光乍泄》,主人的电影收藏颇丰而且很有品味。周末常会有朋友来这里,来个小PARTY欣赏欣赏他的电影收藏。  另一边书架的的中间两层几乎全是音乐CD。整套的意大利歌剧,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经典歌剧《弄臣》(Rigoletto)、《游吟诗人》 (Il trovatore)、《茶花女》(La Traviata),普切尼(Giacomo Puccini)的《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和《曼依·雷斯科》(Manon Lescaut),罗西尼 (Gioacchino Rossini)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和《奥赛罗》(Osello)。还有意大利写实主义乐派作曲家乔尔达诺(U. Giordano)的歌剧《安德列·谢尼埃》(Andrea Chenier),电影《费城》里那首贯穿始终的感人肺腑的咏叹调就是由著名歌唱家卡拉斯(Maria Callas)演唱的《安德列·谢尼埃》中的“我死去的妈妈”(La Mamma Morta)。被称为“上帝的歌声”的Andrea Bocelli的专辑CD,以及在埃及开罗金字塔脚下上演的经典歌剧《阿依达》和98年在北京故宫的太庙前由张艺谋导演的《图兰朵》(Turandot)的DVD也在书架上。  歌剧下面是古典音乐,维瓦尔第(Vivadi)的小提琴协奏曲,肖邦的奏鸣曲 ,德彪西(Claude-Achille Debussv)的印象主义音乐,门德尔松的《苏格兰交响曲》、《意大利交响曲》,比才的《卡门》、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悲怆”《第六交响曲》 、芭蕾舞剧《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等。  最下面一排是欧美的流行音乐,从古老的爵士歌手Nat King Cole的Jazz,Bob Carlisle的乡村音乐, 约翰·列侬(John Lennon)、洛德·斯蒂尔德(Rod Stewart),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云妮莎·威廉斯(Vanes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