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普若经典文章Blog汇集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8, 2006
Chinese Merchants Can’t Discount Teams of Shoppers Seeking Bargains
By JAMES T. AREDDY
February 28, 2006
SUZHOU, China — Seller beware: Some of China’s 1.3 billion consumers are
angling for group discounts.
Chinese shoppers have long been known as hard-nosed bargainers. Now, to
the dismay of merchants, some have started shopping in teams to haggle […]

去哪里血拼？——中国最顶级百货商场
中国最顶级百货商场总共分三档：
第一档：顶级百货Ａ类——入选标准：国际一线品牌１５个以上，哪些是国际一线品牌？参考价格标准：单瓶面霜一千元ＲＭＢ以上，一套西服或女晚礼服一万元ＲＭＢ以上．
顶级百货Ａ类有：
上海——恒隆广场，新天地，外滩３号１１号１８号，锦江迪生，中信泰富，美美百货，久光百货，梅陇镇广场
杭州——湖滨国际名品街，杭州大厦
深圳——天安国际，西武百货
大连——百年城，富丽华大酒店
北京——王府饭店，国贸商城，美美时代(首都时代广场)，燕莎友谊，赛特
重庆——时代美美
广州——丽柏广场。
西安——中大国际。
成都——美美力诚。
南京——德基广场，金陵饭店。
青岛——海信广场，阳光百货。
第二档：顶级百货Ｂ类
入选标准：国际一线品牌８个以上，１５个以下．
成都——仁和春天。
兰州——西太华，新世界。
天津——友谊名都，友谊商厦。
杭州——连卡佛，利星。
长春——卓展。
沈阳——中兴，新世界。
昆明——金龙金格。
长沙——通程金色家族，平和堂。
石家庄——世贸名品。
深圳——金光华，万象城。
西安——世纪金花。
武汉——世贸武汉广场，ＳＯＧＯ，新世界。
重庆——远东百货。
贵阳——Ｌavant，国贸。
乌鲁木齐——丹璐，世纪金花。
青岛——海韵名品。
福州——东方百货。
宁波——天一国际购物中心，波特曼商业街，金光二期。
哈尔滨——连卡佛，松雷。
郑州——裕达国贸购物中心。
济南——贵和，银座。
厦门——巴黎春天。
第三档：高档百货
入选标准：高档品牌８个以上．
哪些是高档品牌？参考标准，单瓶面霜５００元ＲＭＢ以上，一套西服或女晚礼服５０００元ＲＭＢ以上．
南京——东方，金鹰国际。
石家庄——西美百货。
苏州——美罗商城，泰华商城。
南宁——东博百货，梦之岛百货。
合肥——古井赛特，瑞景国际，元一时代广场。
无锡——新世界，八百伴。
武汉——群光百货。
福州——香格里拉。
哈尔滨——红博，远大。
贵阳——智诚，宝丽。
杭州——银泰。
兰州——世纪广场，亚欧。
中国所有太平洋，伊势丹，百盛，王府井，伊藤洋华堂，大洋都入选第三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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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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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作者：李南央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一九九三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一九三九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
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五六年还是五七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二三二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七九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二三二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
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
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一九五Ｏ年在长沙出生的，一九五二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十七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一九三七年五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一九Ｏ五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一九五九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一九七七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一九八Ｏ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 “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五十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抄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矗还挥写蜃拧Ｎ倚∈保芾骱Α７噶瞬。ぷ友鄱拖罄缦洌艉舻亟小Ｒ淮危獗呦伦糯笥辏矣址覆×恕Ｂ杪杵镒抛孕谐担蜃派∪チ炭簧坛「衣蛞?br />
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一九九一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二十五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九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骨碌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三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 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三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三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
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 “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 ·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厖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哪。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七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
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八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
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五十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
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乌虚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
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八十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十一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 “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后被枰奖本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五十多岁。
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一九七Ｏ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阿姨嘱我把她在我妈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度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爸爸一九七九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
八八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九四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妈，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妈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妈这个最“革命” 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姐。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
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七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
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一九九四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四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 我带着女儿去了。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五十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唯一没想卖的东西。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四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四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利厂卖的。记得得了有二十多块钱。
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
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脏，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那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
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
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
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的BB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脸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大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
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他是谁？”
“毛泽东。”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毛泽东是谁？”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简直不敢跳了。
这孩子如果把我们平日里在家的胡说八道变成她的想法如实说出，那可就别活了。
“不知道。”
半天，女儿抽噎着又蹦出了这三个字。事后女儿告诉我，“我知道毛泽东是谁，就不想让她知道我知道。”我妈一下接了过去：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泪就落了下来，象是先把自己感动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
老太太哽咽的说不下去。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我始终直视着她的脸。
那里没有半点的虚伪和作戏。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现如今这世道，是个人恨不得就得是个经理，腰上bb机乱叫，一百多块钱光鲜鲜的果篮，楞敢给你装烂果子。还有谁会记着老人家呀？外边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长，下至草民，都脱了共产主义的紧箍咒。
“六·四”则更是破了共产党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妈妈文革后就再也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亲戚们是断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其实她当年是很有过自己的思想的。她最开始倒霉就倒在给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跃进”时，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妈给他写信，询问外地的真实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导提出了质疑。我爸被隔离审查后，秘书清理他办公室的东西，在爸爸的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当时三机部的党组。这位秘书对我爸一个字也没揭发过，之所以对我妈这么干，实在是对她气不过。我爸一出事，我妈就开始揭发他。秘书原以为我妈跟我爸观点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妈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观点一致，怎么可以这么揭发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妈的遭遇不仅仅象她一向跟我说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们家在六八年三月被抄了，妈妈随即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他们机关的专案组给我写信，我当时已进工厂，在青岛实习，让我揭发我妈。说如果我揭发，就可不将我家的情况告诉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他们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实际上同意我爸的观点，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坚决反对我爸的反党言行，坚定的革命者自居？我写了信，但是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我妈妈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写我所知道的妈妈的问题。” 我写了一九六一年底爸爸妈妈离婚后有一小段时间，爸爸仍住在我们家的南屋。妈妈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后来把他的枕头，被子从三楼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从水电部要到了房子。不过人也许是矛盾的。爸爸从家里搬出去后，妈妈到是时时让我们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饭。一九六Ｏ年爸爸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几乎饿死。在北京刚刚开始有高价饼干卖时，妈妈带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整整一箱苏打饼干。
我们坐三轮儿回的家。拉三轮儿的师傅还问我妈箱里装的是不是收音机。妈妈吱唔过去了。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够买几斤高价点心的，要是让人知道这里装的都是饼干，不定要遭什么样的白眼儿呢。除此外，没什么可揭发了。后来，我妈自己也告诉我，反右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她曾经很同情被斗争的右派学生马云凤。
认为他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来组织上撤了她的职，审查她的问题，自己才猛然醒悟，吓坏了，“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承认错误，重新做人。”这辈子，妈妈跟我说的心里话，大概就是这些了。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骗。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说，完全受过于我爸。从那以后，照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环，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还有妈妈的好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她是吓破胆了。那个当年认为 “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记得华国锋当政时，我们这代人都颇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论。一天在家看电视，新闻正有华国锋的镜头，我脱口出了一句老华如何，如何*叄衣*当即变了脸，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能管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叫老华？！你简直反动的不成样子了！”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诫自己是太忘形了。家里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着呢！一不小心妈妈告到我的单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轻易忘记过去的教训。文革时，我回家探亲，我妈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象早请示，晚汇报。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对付妈妈。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让她认为我思想反动。后来，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四人帮” 当道，天昏地暗。个人、国家前途何在？我妈教训我，我听不进。她竟一封信写到我的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我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教育我。幸好，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个好人，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只轻描淡写地说，“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乱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我妈给我的信永远充满了革命词汇。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给我妈写信。给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可写可不写。给妈的信却是万万逃不掉的。我妈会时不时地寄剪报来，让我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我学习王洪文。说同是工人阶级，人家那样先进，你却是如此落后。
我那时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头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和报纸上无限拔高的形象是两码子事儿。
也早就没有了对党报的那份儿崇敬感，知道报上天天地编瞎话骗人。我自觉报纸是没有采访我所在的工厂，采访了写出来一样好。我告诉我妈王洪文那是机遇，我要是赶上了，也能当副主席。
我妈是觉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锐。后来改革开放，人人向钱看，她提起邓小平，赵紫阳那是绝对的大不敬。一点也没把他们当了党的化身。对江青，我不知她是否还有着敬意。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她现在唯一可骄傲的资本，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样眼睛永远长在后脑勺上（我姥爷对我妈的评语）。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叹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现，党却从来没有再认可过她。文革一开始，她就挨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六八年初参加工作，到青岛实习之前，妈妈大概感到文革这关她可能过不去了，告诉我家里有多少存款，存款单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她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万一出了事，要让周总理知道。总理是了解她的，会想办法救她。她被机关造反派抓走后，我给总理写了信，为怕信寄不到总理的手里，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笔法。告诉总理我是谁的女儿，爸爸无音信，妈妈被群众专政，我自己会跟着党走，不会走父母的反党道路。但是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过回音。后来我妈自己给王力，陈伯达写信，以延安马列学院的老关系，请求给她工作，也是只字的回音也没有。后来她在干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那时犯得很重。再加从来养尊处优，与同宿舍人根本无法相处，没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立即被要求返回干校下水田劳动。干不动时，只能双膝跪在田里往前爬。那个时日，是妈妈对我最好的时候。常常往陕西的三线厂给我寄卫生纸、枕巾、新打小麦磨的面粉。似乎干校小卖部能买到的东西都会买了寄来。可是她回京后，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写给我妈机关专案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屉里，我妈放出来后，偷偷看了，把它从中撕开，又放回抽屉。我发现后十分生气，问她为什么翻我的东西，撕我的东西？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她无言。后来大姨告诉我，我妈跟她说：“困难时期还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乱讲坏话。”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专案组曾去秦城监狱找我爸外调我妈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坏话都没有说，尽写了关于她的好话。可是爸爸就没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我妈妈揭发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我爸妈离了婚，本来我爸爸是准备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任用。我妈一份长篇揭发材料报了上去。据刘澜波说，传到他手里时已满是烟迹。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了，烧掉！”
我始终不甚明了邓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论太恶劣，还是我妈的揭发行为太恶劣了。反正我妈按她的意愿解释为后者。我妈是文革中知道邓的话的，颇以为荣，认为自己一直未能恢复原职务就是邓小平一手压制的结果。文革后，因她文革中揭发人太多，又是个凡是派，自然没有人敢用她。她后来给邓力群写信，那是后话。
话扯远了，再接着说一九九四年的见面。
我妈对外孙女说：
“姥姥也许以后再没机会见到你了，送你这个礼物作个纪念，你要不要？”
女儿这时可能被外婆的真诚感动了，点了点头。我妈放缓了语气问：
“你哭什么呀？”
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太太提高了声调：
“你哭什么呀？为什么哭？！”
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势不好，也知女儿根本没有能力判断眼前这个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回答，就赶紧接过话题：
“这个孩子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不管长辈还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问题要平等讨论。”

老鬼真情讲述：我和我的母亲杨沫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1945年11月25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呆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又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回家后也不敢说，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无病呻吟。
　　──其实这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来源于母亲的遗传。
　　哥哥还告诉我：他高二时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帮子肿得老大，头昏脑涨，连睾丸也肿了，发高烧39度8。校医给了他一些药后，让他赶紧回家治病休息。怎么回去呢？校医和同学们建议他让家里找个车来接。因为高烧，哥哥走路摇摇晃晃，想到父亲用车很方便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自己发高烧，头很晕，请求父亲要个车来接一下。父亲与母亲商量了片刻后问：你现在能不能站起来？哥哥说能。父亲问：能不能走路？哥哥说头很晕，走路颤颤巍巍。父亲与母亲又商量了一番说，你能站起来，又能走路，还能打电话，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车回家吧。
　　101中学校园很大，从宿舍到车站要走很远一段路。发高烧的哥哥就只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从宿舍走到车站。
　　──换了一般的母亲，哪怕找辆三轮车，也要把发高烧的哥哥拉回来呀！
　　1958年国庆阅兵，清华大学搞了一个特种兵战斗师方队。哥哥手持7.62步枪参加了游行。之后，立刻又赶到西郊百花山种树。其间，因为条件艰苦，劳累过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只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兴，责怪哥哥为什么总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会儿一趟上厕所，最后拉得全身无力，要双手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厕所。母亲也没当回事，只让保姆陪哥哥去医院看了看，拿了点药。以后转变成慢性痢疾，时好时坏，拉得面黄肌瘦。可父母总说他拉肚子不算病。家里来了客人常常当众嘲笑哥哥，说他娇气，小病大养，练武术练成了病包儿。
　　哥哥一肚子委屈， 曾一口气写了3封长信给父母，解释自己不是娇气，确实是闹肚子，诉说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亲却怒冲冲说哥哥写3封长信是“一连气向我们投了3把长矛”，把哥哥被冤枉、写长信说成是向她发起“进攻”，母亲只看了其中一封，其他两封连看也不看。她伙同父亲指责哥哥“变质了”，变得“自私卑微”，就“只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个病号，成天拉肚子，没人管，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关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么错呢？那时，饥肠辘辘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点心全给偷吃光，他尽管也饿，还饿昏过，却不曾埋怨我一句，这怎么能说“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亲都会很着急，很担心。可我的母亲却出奇的平静，满不在乎。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的父母对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无形中教育了她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以为这是不娇惯孩子。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母亲知道我饿，有时也给我一点吃的，但次数很少（那时她总住院）。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若少交几两粮票，保姆会追着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为交粮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总向着保姆。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有这待遇，他们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现在老百姓都挨饿，你们小孩子也应该挨饿，如给你们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都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
　　父母什么时候给过我们粮票呢？从来没有。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开始后，父母挨了整，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我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准备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我决不会打砸抢他们。
　　我这个极端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幼稚的，更加剧了父母与我的矛盾。 […]

如烟的往事（一）
　　一件往事，我要把它记下来。
　　1969年初准备坐牢时，脑子里曾常常浮现出许多奇怪的想法。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当想到她时，一件悲惨的往事窜上心头。它激励着我写出来。
　　那时，我才18岁。
　　1931年夏，不能上学了。我去河北省香河县教书时，认识了玄。他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从此，我们相爱了。
　　这一年冬，母亲病重，把我从香河县叫回北平来。我不大照顾垂危的母亲，却成天去找玄，形影难离地在他住的公寓小屋里热恋着。两三个月后，母亲去世了，父亲有外遇，不管家。在我们那个家穷困得即将解体的时候，我发现我怀了孕。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初恋的玄时，我以为他会高兴我们已经有了爱的结晶。谁知——那可悲的、不堪回首的日子开始了，听说我怀了孕，他突然变了，变得那么冷漠无情。我常去找他的那间公寓小屋，已经没有一丝温暖的热气，只有冷冰冰、愁郁郁的面孔等待着我。
　　天呵，这对于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呵！他农村的家中有妻子，这对当时深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我，并不大在乎，因为那是包办婚姻，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可是，也许怕负什么责任吧？这个玄，因为我怀了孕，就无声地抛弃了我。当时的我，既没有父母，又缺乏其他亲人的照顾，真是走投无路呵！可是，我是个纯真、倔强、多情而又软弱的人。当时，不知从灵魂的哪个窍里，我冒出了一股倔强之气——对于这个负心的人，我没有说过一句责备他的话。他还写诗向我叙说他的心情呢。至今，还记得这么两句：
　　　　黄叶已随秋风去，
　　　　此生不复见花红。
　　好像我把他的前途葬送了似的，从此，我默默地忍受着揪心的痛苦，不再去找他。
　　翌年初，为了给母亲出殡（当时母亲的棺材就停在她的住屋里两三个月。每天我就伴着棺材流泪）。舅舅带我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卖父母的土地。卖了一些钱回到北平，除了给母亲出殡，我们姐妹三个每人还分得一点卖地的钱。此时已入夏，我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怎好住在家里见亲戚朋友？还是因为爱那个人的缘故吧？我悄悄搬到靠近他的一个小公寓里去住了。一个人挺着一个快要临产的大肚子，孤零零地过活。他知道了我的住处，有时，在傍晚时候也来看我一下。他什么话也不说，好像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我呢，也什么话都不说。我暗暗下定决心：用卖地的那点钱独自生活；独自等待孩子生下来；以后独自抚养这个孩子……我决不乞求他的任何帮助，也不要他负担任何责任。
　　夜晚，常常眼泪流湿了枕头。但白天见到他时，我安详地简单地和他谈上几句话——没有一句悲愤、怨恨的话从我的嘴里流出来。常见他那高高的个子默默地走进我的屋里来，不一会儿，又见他那瘦长的身影无声地走出屋外。他走了，望着他的背影，在黄昏的暮色中，我不禁泪如泉涌……
　　我不能在北平城里生孩子。我到了北平附近的小汤山，住在三妹的奶妈家里，决定在他们家里生。这样既可保住秘密，又可在生产后就地找个奶妈哺养孩子。
　　临产前几天，三妹的奶爹李洪安从北平城里雇了一辆人力车把我接了去。我那个情人，眼见我一个人大腹便便地去生孩子了，却连送我一程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呵！
　　1932年的七、八月间，在一个乡下产婆的照料下，我受了好大的罪，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了下来。这是个男孩，生下几天，就把他送到预先已找妥的奶母——一位姓葛的农民家里去寄养。孩子安置好了，我住的那一带村庄正流行霍乱，每天死人。产后12天，我就雇头毛驴，仍由李洪安把我送回北京城里来。
　　我爱我的儿子，由于他命运的悲苦，我给他取名萍。但我当时只有18岁，我必须生活下去，奋斗下去，只得狠心扔下了这个似乎没有父亲的孩子。
　　回到北平后，在家中养了一阵，逐渐恢复了健康。这个时候，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没有叫那个人花费一文钱，孩子得到了安置。而我呢，又是一个年轻的、并不难看的女孩子。于是，那个人的爱情又上来了，而且很炽热。而这时，那个倔强的我消失了；一个多情的、软弱的灵魂又回到我身上来。
　　因为我还在爱他，一点也不知恨他。从这以后，我才和他公开同居，成为他的妻子，同住在沙滩一带的小公寓里。给他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地一起过了5年的穷日子。
　　我的儿子萍，我们艰难地抚养着他（每月给奶母家十元左右的钱）。有一天，奶爹突然来找我们说，孩子病了，叫我们去看看。我急忙买了药，还买了一只很漂亮的皮老虎，我和他一同到小汤山去看萍。当黄昏时分，刚走进葛家的小院，我几乎晕倒——一具小棺材高高地架在院子里，我的儿子死了！好不容易生下来，活了一岁半的萍患白喉病死了！我倒在葛家的炕上哭了一夜。而那个人呢，似乎减去了沉重的负担，稳稳地睡了一夜。
　　为纪念萍，我曾写过一首拙劣而挚情的旧体诗，至今还记得这样四句：
　　　　买来皮老虎，
　　　　儿已入黄土。
　　　　黄土太无情，
　　　　永隔阴阳路。
　　我这段经历，多么像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某些情节。我就像那个喀秋莎——后来的玛丝洛娃。怀了孕被情人抛弃了。但我倔强、好读书、有理想。在旧社会，我没有被暴风雪卷走，我没有像喀秋莎那样走上堕落的路。
　　我写出这段从没有向任何人讲过的往事。我不怕有人讪笑我“浪漫”、“痴情”、“傻”，或者“放荡”……总之，事情就是这样，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愿写出来，愿人知道我的真实面目。以免我有个意外，这种曾经使我陷入绝境的生活也跟着泯灭了。
　　我喜欢卢梭的诚实，敢于袒露他一生的真实面目。因此，我写下了这段我初入社会时的悲剧。回顾一生，命运对我并不宽厚。
　　悲剧结束了。后面的生活是幸还是不幸呢？……

陶景洲：法国律师界首位中国人
作者 : 陈海
　　法国律师界第一位中国人
　　
　　 陶景洲1958年出生于安徽界首市一个普通家庭，据说1977年陶景洲考上北大时，陶母因为不想让他离开家，悄悄把志愿填成了安徽师范学院，但陶景洲坚持认为只有第一流的学府才能出第一流的人才，最终还是选择了北大法律系。四年后，陶景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参加了出国预备留学生的考试。当时全国只有三个出国学比较法的名额，两个在美国，一个在法国。“老师说我年轻，有时间从头学法语，于是我就在1982年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的公派留学研究生，来到巴黎。”
　　 就读于巴黎第一大学的陶景洲却感到浪漫之都的新生活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浪漫。因为他每月只有1900元奖学金，而且刚上课时，他什么也听不懂，这可把他急坏了。陶景洲开始拼命去学习语言，甚至街两旁的路标和店名都是他练习的课本。“人是累不死的，只要心里有激情，就不会垮下去。”半年过后，陶景洲终于闯过了头一道语言关。
　　 陶景洲的坚韧与勤奋最终让他的导师折服，1985年，也就是陶景洲出国的第三年，导师推荐他去声名显赫的法国让代律师事务所，使他幸运地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1986年，28岁的陶景洲律师登上了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讲台，以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他还帮助世界时装界巨子贝纳通进入了中国市场。这一年，他在《国际比较法》杂志上刊登的《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一文促成了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次接触。
　　 陶景洲以他的努力和才华在法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他在巴黎法律界渐渐有了名气。
　　 1988年，陶景洲用法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法学专著，在序言中，他的导师、法国比较法学界泰斗丹克教授这样写道：“陶景洲先生无疑要不停地使我们吃惊，5年前的一个普通中国助学金的使用者，说着糟糕的法语，现在已修完法律的高级文凭，并在一家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积极地工作着。他能在北京和巴黎两个社会中应付自如，他才思敏捷、天性中有自然而又纯洁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无疑，他还要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惊……”
　　 而身在法国的陶景洲没有忘记他的故国。90年代初，陶景洲回国的心情极其迫切。他非常看好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前景，“1990年我就判断，西方国家企业家倾向于到经济发展稳定的国家投资，而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天堂之一。”恰在此时，创建于1854年已拥有律师410名，在世界24个城市设有办事处的美国高特兄弟律师所正在物色主持中国办事处的合适人选。
　　 从没有在美国学习过、也没有在美国律师所工作过的陶景洲搞不清楚高特兄弟律师所怎么就看上了他？“可能他们更关心我如何帮他们扩展中国市场吧。”陶景洲笑言。

《青春之歌》的余永泽曾经是南开中学教师——“多情才子”国学大师张中行98岁辞世
2006年2月25日9:55:0
昨日凌晨两点左右，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扬子晚报记者昨天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张中行的大女儿张静，刚从医院回到家里的张静告诉记者，父亲张中行因为心脏和肺部问题，去年9月便住进解放军305医院治疗，昨日凌晨老人因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抢救无效辞世，“我父亲走得很安详，到他这个年龄早已把生死问题看得很淡。
直到去世他的神志都很清醒，但他却什么话也没给子女们留下，他说自己要说的话要叮嘱的事都已经全部写在书里了。”据悉，张中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3月2日上午十点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着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着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可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曾经有记者采访张中行时问他：“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张中行答曰：“男女之情”，再追问对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时，张中行还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见张中行绝对是位多情才子。也许正因为一个“情”字，在他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无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张中行始终沉默以待。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珍恋的一段生活。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张中行得知杨沫与在香河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可隔阂早已在张、杨二人心中形成无法弥补。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的应允了，两人情分划上句号。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着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个难题，还要检索哪些是CODE，哪些是TEXT，但是如果能改一下，会让BLOG漂亮许多。

汪明荃与男友罗家英在深圳险遭绑架
香港文汇报
港知名艺人汪明荃，1月与男友罗家英在深圳梅观高速公路遭“撞车帮”跟踪、险遭绑架的事件曝光后，旋即引起粤港两地广泛关注。深圳市公安经过锲而不舍的追查，终于日前破案，并拘捕5名涉案男子。被捕男子人对事件直认不讳，并交代了自04年以来，该集团利用故意撞车制造交通事故犯案的罪行。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月11日下午4时，汪明荃、罗家英及两名男女好友于深圳观澜湖打高尔夫球后，由罗家英驾驶白色平治吉普车、沿梅观高速公路向默林关方向行驶途中，与刘某等5人组成的“撞车帮”相遇，刘某等5人觑见汪的车价昂贵，认为车主一定富有，于是一路跟踪、准备寻找时机撞车敲诈。不料其行径被汪识破，高速摆脱追车，途中一直未有机会下手，直到默林关口见实在无望得逞而主动退却，汪安全返港后立即召开记者会向媒体公布。
深警得知汪明荃遭遇“撞车帮”后，立即着手调查，在取得事发当日高速路上的监控资料后，警方锁定了涉案的可疑车辆。该车曾在短时期内多次发生交通事故的记载，确有撞车敲诈的嫌疑。深圳市公安局刑事侦察局与宝安分局展开联合侦查，终于在日前将该集团的主要疑犯刘某拘捕归案，另黄×彩、黄×雄、李××及李 ×荣等4人，则在警方追缉下自动投案。
经初步侦查后，该集团5名疑犯对企图撞车敲诈汪明荃的事实直认不讳，此外，还交代2004年以来该团伙屡用故意撞车制造交通事故的事实。
据悉，近期在深圳市公安局协调下，该局交警支队对辖区内所有的交通事故档案进行一次彻底排查，整理出利用同一号牌、颜色、车型连续发生多宗事故；或由同1人驾驶不同车辆制造交通事故等明显涉嫌“撞车敲诈”的车辆以及人员数据，提供给该局刑侦部门。目前，交警部门已经排查出百余条可疑的人员以及车辆信息，有关警方也锁定了一批疑人和多个犯罪集团，目前警方正在开展各项侦察工作。
深警局刑侦局局长钱伟介绍，警方正在建立“撞车帮”的数据库，以便对辖区内的撞车帮进行监控和整治。深警将根据数据库中的数据，同一人或同一辆车在短期内接连发生3次
车祸，有撞车诈骗嫌疑的，警方将对其进行重点监控锁定。涉及5宗以上的将进行调查，届时深警将根据其性质以涉嫌敲诈勒索、绑架抢劫以及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的指控对其数罪并罚、严惩不怠。

中美航权谈判重开在即 美航4月上海—芝加哥直航
http://biz.163.com　2006-02-22 03:38:00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4月2日，芝加哥到上海航线由美联航一家垄断的局面将被打破。
《第一财经日报》昨天从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下称“美航”）获悉，美国交通部已同意美航开通中美航线，4月2日的首开直飞航线为“芝加哥—上海”。
这样，美航成为第四家可以飞往中国的美国航空公司。
“芝加哥—上海”直航垄断打破
据了解，美航将开通每天一班“芝加哥—上海”直航航班，上海也将成为美航从芝加哥出发的第21个国际目的地和第三个亚洲城市（另两个为日本东京和名古屋）。
目前，美国的另一家航空公司美联航垄断着“芝加哥—上海”每日直航航线；而美国其他两家开通了中美航线的航空公司中，美西北航空开通北京、上海航线，需中转东京；美国大陆航空则在去年刚刚开通了北京直航纽约的航班。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内航空公司涉足美国东部城市芝加哥。“芝加哥—上海”航线仍被外国航空公司垄断。
根据芝加哥商会数据，大约有30万家公司位于芝加哥地区，其中包括34家世界500强企业。
中美航权谈判重开
得益于2004年7月24日中美签订的新的《中美航空协定》，中美航线上各自飞行的航班数量从现在起的6年内，将从每周54班分阶段增加到249班。其中，中美双方各自每周可以增加195个航班，包括111个货运航班和84个客运航班。
据记者了解，今年，中美新一回合扩大航权的谈判又将展开,但还没有最终确定谈判时间。此轮谈判主要是审查2004年《中美航空协定》签订后协议的执行情况,并考虑下一步双方如何开放以满足各自的航空运输需求。
事实上,美联航、美西北、联合包裹、联邦快递、美大陆航空5家客货运航空公司早已将新协定中到2010年所有新增加的航班数量用完,国内航空公司却还有一大半航权没有使用。
民航总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中美双方目前的确处在不同的“重量级”。美国一家公司的飞机规模就达到了1000多架,而国内所有飞机加起来还不到1000架,中国公司在机队规模、经营管理上都还不是美国公司的对手。

星期五餐厅：餐饮企业竞争的最高层次是文化竞争
http://www2.soofan.com 中国饭网 2005-5-9 15:47:43
　　星期五，你去哪儿？
　
　　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使得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国外品牌得以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继而让中国人自己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
　　1965年的春天，一家窗户上装饰着红白雨蓬、大门上安装着蓝底黄字店标的普通餐厅在纽约第一大道和63街的交叉口处开业了，这就是第一家星期五餐厅（即“T.G.I FRIDAY’S”）。
　　1995年，已经发展成为国际著名休闲餐饮品牌的星期五餐厅，在经过短暂的探路台湾之后，远跨大洋正式来到北京落户。
　　仅1996年，北京星期五餐厅就接待了25万世界各地宾客，销售额达3000多万元. 如今，走进星期五等休闲餐厅已经从最初的为了尝尝鲜而转变成为了一种时尚；对于某些人来讲，它甚至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有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人每天下班后都会来Friday’s坐一坐。他的说法或许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每天工作都很紧张，可一来到Friday’s就有一种错觉，仿佛今天又是周末，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休闲餐饮主打“文化”牌
　　
　　“餐饮企业之间竞争的最高层次其实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北京星期五餐厅的投资人和管理层在不同场合都对餐饮业竞争的性质表示出了相同或者类似的看法。
　　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路圣地认为“‘吃环境’的说法是绝对没错的。”尤其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生活的品质。在饮食方面，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总是想要把原来很简单的吃的过程变得充满情调，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在追逐"吃环境"的新饮食文化。
　　星期五餐厅就是一个满足消费者享受高品位生活的心理需求以及张扬自己鲜明个性的场所。
　　当你走进美式休闲“星期五餐厅”时，你将会看到热闹的人群中年轻的面孔最多，满眼是热烈奔放的色彩和角落中正生长着的热带植物，红白条的桌布映着斑斓的吊灯，“沉船理论”的传说被一只木船高悬在餐厅上空。最流行的美国乡村音乐混合着食物的香气一同扑面而来包裹。那一刻，你也许会感觉“又到星期五了”。
　　实际上，星期五餐厅不仅仅只是一个餐厅，而是一个理想的休闲场所，你不光可以在这里点餐吃饭，也可以随意点一杯饮料聊天、读书。
　　如果说温馨愉快的餐厅环境氛围是吸引顾客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星期五餐厅在这方面无疑能打8分以上。因为这儿所营造的是一个非常休闲而舒适的环境，餐厅内布置、音乐、灯光及陈设均经过细心设计，令客人舒适惬意。
　　与一些餐厅不同的是，“星期五”鼓励员工与客人聊天，就像久逢知己般的活跃氛围与嬉笑的热闹情趣在餐厅内比比皆是。北京星期五餐厅1号店经理肖飞仅在1周内就收到了挂着大大小小头衔的名片700多张。
　　跟传统的餐饮理念相比，星期五餐厅努力营造的是一种自由、随意、无拘无束、身心完全放松的空间。虽然不能绝对肯定地说这就代表了现代餐饮的发展方向；但是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普通人的一些情感得以宣泄，所以引起了消费者发自内心感情上的共鸣，从而成功赢得了市场。
　　大多数成功企业的信念往往和企业创始人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星期五餐厅也不例外。
　　星期五餐厅的老板ALAN STILLMAN原来是一个做香水生意的单身贵族，由于自己总是约会年轻姑娘却苦于找不到具备合适环境和情调的约会场所，于是就用自己卖香水赚的钱开了一家名为星期五的酒吧。因为酒吧中营造的环境特别适合约会女孩子，所以这个星期五酒吧也为美国的单身贵族开创了一个时代。
　　随着酒吧连锁发展越来越多，以及店主年龄越来越大，星期五酒吧逐渐向以周末休闲和怀旧为主题的餐厅转变。
　　星期五餐厅的名字原来叫做T．Ｇ．Ｉ．ＦＲＩＤＡＹ（ＴｈａｎｋＧｏｄ．Ｉｔ’ｓＦｒｉｄａｙ意思是：感谢上帝，又到周末了）。
　　后来，星期五餐厅开始走出美国向全球推广，为了使不信仰基督的其他国家的人们也能够接受星期五，星期五餐厅就决定把Ｇｏｄ改成Ｇｏｏｄｎｅｓｓ，于是感谢上帝就变成了感谢恩赐。但是不变的是星期五主题中所包含的怀旧元素。这些怀旧元素依靠的是所有从美国各地的跳蚤市场收集而来的装饰物。星期五餐厅里安装的彩绘玻璃、吊灯以及彩绘玻璃门窗等代表的也是美国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域的文化。
　　“休闲餐饮已经不再只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专利，中国化的茶馆、咖啡厅等休闲场所也一直做得很好。”目前实际负责运营北京星期五餐厅的路圣地对于休闲餐饮市场格局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路圣地看来，认为休闲餐吃的主要是一个环境，这种环境主要体现在装饰装修、背景音乐、服务方式等方面。
　　其实，这些年来，中国餐饮市场上变化最大的还是要数老百姓的消费观念。人们“下馆子”成了非常普通和随意的事情。过去人们去餐馆主要是为了吃饱，现在人们更加注重饮食质量、服务享受；绿色、安全、营养和卫生的食品已经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主打食品。休闲餐饮更是成为了一种新趋势，特别是周末、旅游黄金周、休闲餐饮消费更使餐饮业火爆得“钵满盆满”，有些餐馆甚至出现了近年来少见的排队等候现象。
　　台湾试验
　　
　　尽管现在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休闲餐饮文化已经不再陌生，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北京星期五餐厅的大股东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ChinaVest）在将星期五餐厅正式引入中国内地之前，还是先在同属大中华区的台湾做了一场试验。
　　而早在1978年，中国创业投资公司的创始人白德能就到中国内地做生意了，属于最早跑到中国内地的美国生意人之一。白德能当时在一家美国银行驻香港的办事处工作，代表美国石油公司协商与中国在南海联合开发石油的项目。到了1980年，白德能和妻子Jenny Hsu就在北京开办了一家投资公司，地点在北京饭店，具体业务是帮助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
　　来自以会做生意而著称的犹太世界的白德能很快结识了一些中国的高级官员，然后就带着美国各大公司的主管们和这些官员们谈判，互相宴请成为家常便饭。大家往往是高举茅台酒碰杯，商业贸易合同和投资意向书签了一大堆，就好像大金矿已经快挖出来了。但实际上，那些皆大欢喜的合同绝大多数都缺乏可行性，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文不对题的东西。
　　“那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冲混了头的热情和幻想冷却了下来，终于明白了在中国投资绝不是双方一拍即合的简单事情。”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白德能仍然没有忘记当时的情形。中国想要美国的资金和技术，而美国则想打开中国市场。这中间显然需要某些恰当的中介和润滑剂。到了1984年，中国创业投资公司的几位合伙人终于领悟到：在中国投资，最有可能成功的一个途径就是协助海外华人在中国内地经营生意。在当时，海外华人一般都愿意在中国内地设立加工厂，利用便宜的劳动力来赚钱。白德能还发现，海外华人对中国国情、文化传统的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实在是外籍人士所无法相比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中国创业投资公司在协助海外华人回内地投资建厂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效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这时，中国创业投资公司又想出了一个分两步走的策略，即先在香港进行小规模的投资试验，如果所投资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能被港人接受，就再把它们推广到中国内地去。
　　1986年，白德能和他的合伙人又产生了一个在当时相当前卫的设想—将香港的"试验田"搬到台湾去。在白德能看来，和香港相比，台湾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内地更加接近。因此，台湾市场能够接受的东西，在大陆移植推广的成功几率应该高于香港。当时台湾政府主持经济开发工作的李国鼎先生极有眼光，非常支持这个想法，并尽可能地提供了方便。显然，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星期五餐厅就是白德能在台湾这块“试验田”上播下的种子之一。而且为了播下这棵种子，中国创业投资公司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由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台湾的孙氏集团以及美国的卡尔森集团共同投资成立的“开曼大中华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
　　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赵军认为，“开曼大中华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是各种资源进行合理组织的结果：美国的卡尔森集团提供品牌等资源；台湾的孙氏集团在餐饮行业具有丰富的运营经验；而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则拥有启动和运转上述资源所需的资金。
　　事实上，中国创业投资公司主导的这种资源组合迅速获得了良好回报。作为中国创业投资公司在餐饮市场上分阶段投资策略的第一步，台湾最早开业的几家星期五餐厅生意都非常火爆。
　　台湾试验初战告捷，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自然就要开始考虑第二步了，既赋予“开曼大中华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的“大中华”3个字以真实的内涵。
　　毕竟从市场潜力来看，中国内地无疑更加具有吸引力；尽管从市场成熟程度上来讲，台湾比中国内地更接近美国。
　　向中国内地移植
　　
　　“一拍既合！”中航技北京公司主管投资业务的总经理助理李承宁兴奋地向记者描述了当初中航技和星期五餐厅合作的经过。李本人也曾经担任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的董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邓小平南巡精神的鼓舞下，中航技上上下下都在为实现企业的“国际化、实业化、多元化”积极努力着。而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就是中航技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
　　当时担任中航技北京公司总裁的孙礼鹏和时任“开曼大中华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孙大强（台湾孙氏4兄弟当中的大哥），这对有着10多年友谊的老朋友很自然地再次坐到了一起。
　　时间回转到1994年年初，此时在台湾已经获得初步成功的“开曼大中华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开始寻找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途径。选择和中航技这样的本地伙伴进行合作将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场进入的风险。
　　赵军分析认为，“开曼大中华星期五”看中的是中航技对于本地饮食消费市场环境和饮食文化的理解，以及中航技所拥有的关系资源。
　　在确定了合作意向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经营地点。
　　“我们当时就是沿着美国人看上的位于国贸和亮马商圈之间的东三环沿线挨个寻找，最后才找到并选定华鹏大厦的。”这段“扫马路”的经历至今仍然深深印在路圣地的脑海当中。当初参加过1号店选址工作的路圣地现任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运营管理工作。
　　事实证明，美国人并没有看走眼。毗邻使馆区与外籍商务人士相对比较集中的华鹏大厦以及碰巧赶上中国刚刚开始实行不久的每周5天工作制给星期五餐厅1号店带来了最初的繁荣。
　　1995年12月18日，中国内地第一家星期五餐厅在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华鹏大厦开业。餐厅开业之初，80％的顾客都是老外，并且不时还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
　　1996、1997年的时候，星期五餐厅1号店的年营业额曾经高达3000多万。
　　但是由于初始投入比较大，高额收入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VC们通常所期待的高额利润回报。同时由于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当初就是按照支持5家店的规模成立的，如果只维持1家店的规模，势必会造成管理运营成本过高的局面。
　　于是，星期五餐厅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扩张之路。
　　“在星期五餐厅开第2家店的时候，我们追加投入了30万美元，并提供了58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在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由于自身基金性质的限制而不能进行追加投资的情况下，作为合作的另一方，李承宁所在的中航技北京公司及时提供了星期五餐厅开2号店所需的资本。同时，星期五餐厅2号店在开设过程当中已经开始注意利用本地的材料资源和设计能力。
　　1998年12月，经过不到1年时间的筹备，营业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北京星期五餐厅2号店在位于亚运村北辰东路18号的中航技大厦1层正式开业。
　　到2000年，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开始筹备友谊宾馆3号店的时候，由于有了自身良好的现金流的支持而不再需要股东的追加投资了。不过由于受到友谊宾馆管理层发生变动的影响，北京星期五餐厅3号店直到2001年年底才开始营业。
　　2002年上半年，天津泰达国际会馆主动找到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寻求合作。这次星期五餐厅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开始为顾客服务了。星期五餐厅天津店的设立同时也标志着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正式跨出了北京地界。
　　“其实，开设一家新店的时间周期完全可以缩短到半年以内，花在装修上的时间也只要3个月就足够了。”在路圣地看来，星期五餐厅将来完全可以更快的速度开新店，而且还可以通过充分利用适宜的本地资源来降低成本。
　　同时，在客户构成上，北京星期五餐厅开业之初，80％的顾客是老外；几年过后，乾坤开始倒转。
　　尽可能地适应本地人的口味则有助于把餐饮生意做得更好。在餐饮行业有着丰富经验的孙氏兄弟显然深谙此道。
　　星期五餐厅在全球的总菜谱有1000多种菜，世界各地吃什么的都有。而时任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孙大宇只选用了60多种，过于生猛，过于古怪的一律不做。孙大宇就是想要让北京人在星期五餐厅找到感觉。
　　国际品牌必须和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
　　股权之变
　　
　　2003年10月，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董事会见证了其成立近10年来的第2次重要股权结构调整。
　　不过和1998年那次股权调整不同的是，这次股权调整仅仅局限在合作的一方—开曼大中华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内部。通过这次股权调整，星期五餐厅商标持有人-美国卡尔森集团(Carlson)拥有的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股份比例降至8%，而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则增至57%，台湾孙氏集团不再拥有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的任何股份。
　　与股权结构调整相适应的是，长期担任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孙大强不再担任董事职务，孙大宇则由总经理改任顾问一职。李可作为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代表出任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Patrick.L.Keen和赵军仍就担任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的董事。同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物流运输方面的首席代表潘力开始加入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董事会并担任董事职务。
　　作为合作的另一方，中航技北京公司则由于自身管理团队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了其在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当中的代表：由中航技北京公司现任总裁刘军接替孙礼鹏出任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董事。同时，由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路圣地接替李承宁出任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董事。
　　“我们希望有实际从事餐饮经营的人在董事会里面。”在担任了3年半的董事之后，李承宁推荐的8年多来一直伴随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成长的路圣地顺利进入了公司董事会。
　　“在公司的成长过程当中，进行股权结构以及管理团队的调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赵军对于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给出了自己的理由。赵军认为股权结构股权调整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公司能够成长得更好。
　　事实上，与此次股权调整相关联的是，中国创业投资公司（ChinaVest）拥有的台湾星期五餐厅股权在2003年9月也已经全部转让给了美国的卡尔森集团(Carlson)。经此一变，台湾星期五餐厅由授权代理变为由卡尔森集团的分公司直接经营。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ChinaVest作为创业基金管理公司的内在要求导致了台湾星期五餐厅此次股权的变更。一般而言，一支创业投资基金的存续期为10年，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延长2年。
　　而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历史上发生的第1次重要股权调整同样和创业基金管理公司的特点直接相关。
　　1998年年初，在北京星期五餐厅1号店生意正火的时候，时任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孙礼鹏在董事会上极力主张开第2家店。但是作为大股东的中国创业投资公司此时并不愿意再掏钱了。理由很简单，尽管1号店生意很火，但是由于初始投入比较大，高额收入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VC们通常所期待的高额利润回报。
　　于是，中航技北京公司只好自掏腰包30万美元，并提供58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在自己的楼底下把星期五餐厅2号店开了起来。作为回报，中航技北京公司在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当中的持股比例由25%提高到了35%，相应地，由中国创业投资公司等组成的开曼大中华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则从75%下降到了65%。
　　而在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成立之初，中航技北京公司是通过投资100万美元才获得了25%的股份。开曼大中华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对北京星期五的投入是300万美元，占有75%的股份。
　　车位、交通、租金和环境投入不仅仅是美国的星期五餐厅，其他诸如法国的马克西姆餐厅、俄罗斯的莫斯科餐厅、意大利的亚地里亚餐厅、墨西哥的酷堡西餐厅、德国的兰特伯爵、新加坡的骨肉茶餐厅等等各种餐饮品牌巨头如今都已经登陆北京，而且生意也越做越红火。这表明以往可望不可及的高档次餐饮消费开始贴近京城百姓。
　　星期五餐厅1号店在其中可能是一个例外。
　　“星期五餐厅1号店当前的日均客流量可能还不到鼎盛时期的一半。”作为目前北京星期五餐厅的运营负责人，路圣地不无遗憾地透露。
　　除了高档次餐饮市场竞争加剧以及星期五餐厅2号和3号店的分流因素外，造成1号店目前这种处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星期五餐厅1号店拥有的车位太少。尽管费劲周折，星期五餐厅1号店目前也只买到了10个车位，相对于其拥有的400多个餐位而言就难免显得杯水车薪。
　　“刚开业那阵，我们通过有关方面的帮助在三环边上得到了27个车位。而且顾客实际使用的停车位还要远大于这个数。”作为创业者之一，路圣地当然不会忘记星期五餐厅1号店曾经的“幸福时光”。
　　星期五餐厅1号店的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
　　当年，为了迎接国庆50周年，北京市政府开始实施“畅通工程”，规定在2、3环主辅路都不能停车。这就意味着星期五餐厅通过非市场手段得到的车位自然也由于非市场方面的原因而不复存在。
　　路圣地和他的同事们不是不清楚缺少车位对于星期五餐厅意味着什么。
　　星期五餐厅1号店的一位普通员工告诉了记者这样一件事。
　　“一次一个经常来星期五餐1号店的顾客在等待停车的15分钟当中，和我们一起目睹了有5辆车因为没有找到停车位而走人。望着流走的客人的车影，这位顾客心疼地对我们说‘我都替你们着急呀’。”为了解决车位问题，路圣地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和星期五餐厅附近的单位进行了地毯式谈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结果都不是很理想。
　　事实上，和迅速增加的汽车密切相关的北京交通状况是影响星期五餐厅1号店客流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在晚上6点到8点半之间开车或者座车到过北京东三环北路的人，很少有谁没有经历过车子趴在路上半天都动弹不得的遭遇。而这个时间段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讲都正是吃饭的“点”。
　　对于交通问题，星期五餐厅1号店自己能够做似乎仍然是寻找尽可能多的停车位。因为如果停车位充足的话，星期五餐厅1号店就有可能从趴在路上的汽车当中吸引一部分客源。
　　但是无论如何，北京今年将投入350亿元来缓解交通拥堵状况对于星期五餐厅来讲都将是一个福音。或许，明年北京的交通真地可以开始“畅通”起来。
　　除了客源之外，租金是影响星期五餐厅1号店经营状况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客流下降的情况下，作为固定成本的租金的杠杆效应就愈发凸显出来。
　　“我们是在北京市房地产行情比较高的1994年和出租方华鹏大厦一次性签了25年的租赁合同。前15年的租金是每天每平米0.8美元，后10年每天每平米1.5美元。”当初参加谈判的路圣地回忆道。
　　长期从事房地产市场研究的北京第一太平戴维斯市场研究部经理李志萍女士证实了路圣地描述的情况。李志萍认为1994、1995年北京偏高的房地产行情主要是由于供给严重不足造成的。
　　10年前，北京星期五餐厅1号店创建者另外一项决策的影响同样延续至今。
　　“北京星期五餐厅1号店是按照支持5家分店的旗舰店的规模和要求开设的。”曾经担任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董事的李承宁认为这种要求对于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以及1号店而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为了达到旗舰店的要求，北京星期五餐厅1号店所有的装饰物品甚至包括木板在内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
　　所有这些投入反映到财务上就是1号店的投入（400万美元）是2、3号店（各自近100万美元）的投入的近4倍，尽管这几家店的实际经营面积相差还不到2倍。
　　不过，北京星期五餐厅在1号店上的这种大投入至少换回了部分回报。
　　1999年，北京星期五餐厅1号店获得了培训店资格。
　　连锁扩张
　　
　　“如果能够解决车位问题，那么1号店的营业收入至少将可以翻一番。”星期五餐厅1号店的经理肖飞自信地表示。
　　但是作为中航技北京公司投资业务方面的负责人李承宁并不这么认为。在李承宁看来，由于北京餐饮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即使车位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北京星期五餐厅1号店的营业收入大概也只能够提高30%。
　　李承宁的理由在于，有一段时间星期五餐厅1号店可以使用位于华鹏大厦背后的几十个车位，但是餐厅的营业额却并没有出现曾经预期的那种大幅增长。
　　在这种情形下，李承宁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了未来星期五餐厅的连锁扩张上。在像餐饮这样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进行连锁经营不但能够有效地扩大市场规模而且还将有助于企业降低运营成本。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许戈平就指出，无论是早点，还是正餐，“只有通过连锁经营，才能使原料采购成本降低15%左右，利润便由此产生。”而在路圣地看来，连锁经营所带来的好处远不止这些。连锁经营的好处至少还包括摊薄公司的管理成本，可以运用更多的市场组合推广手段等。
　　事实上，连锁经营在餐饮行业当中的作用正在获得很多人的认同。
　　北京市商委提供的2002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北京全市连锁餐饮企业实现的零售额为15.7亿元，占餐饮业零售额的30.7％，高于全市连锁经营比重14.4个百分点，而北京最好的15家餐饮企业中就有10家采用了连锁经营的模式。在连锁经营道路上走了好几年的北京全聚德在2001年中国餐饮企业500强中占据了正餐头名的位置。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问题：要想把餐饮市场做大，就只能走连锁经营的路子。
　　从同属餐饮业的麦当劳、肯德基等世界著名企业集团的发展道路来看，连锁经营这一企业扩张的模式显露出了巨大的优越性。
　　但是像星期五餐厅这样的西式正餐要想真正地获得扩张却会首先遇到来自人们观念上的挑战。百万庄园总裁陈立群就表示，在中国的消费者中，对西餐有一个固有的概念：太贵。以北京市场为例，目前西餐的人均消费要在100元以上（星期五餐厅的人均消费就在100元左右），而到马克西姆等一些著名的法式西餐厅享用正餐，人均消费金额更是高达200元左右。
　　陈立群同时认为，如果能够降低价格，完全可以调动起消费者对西餐的热情，而降低价格的最根本因素就是实行连锁。
　　事实上，除了价格要素的驱动之外，伴随着中国百姓收入水平提高，老百姓消费习惯的转变将会成为一种更加强大的推动力量。
　　来自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在外就餐消费为749．6元，比1997年增长了68．7％，年递增14％。原北京市商委服务消费处伊续才处长就曾表示，北京老百姓消费观念已经在逐渐改变，主要包括由原来的“在家就餐”为主向“在外就餐”转变，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也由原来的“温饱型”向“绿色保健型”转变，消费形式也由单一餐饮消费向餐饮娱乐消费转变。
　　“文化与餐饮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营趋势和新的消费时尚”。
　　而据旅游部门预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入境者将达到500万人次，国内旅游者将达到1.2亿人次，分别将比2000年同期增长177％和178％。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星期五餐厅在中国现有的扩张速度与中国餐饮市场的潜力还不太相称。
　　目前星期五餐厅在中国内地只是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拥有非常有限的几家。上海的星期五餐厅由一家香港集团负责经营。
　　放眼全球，星期五餐厅这个始创于1965年的美国餐饮连锁品牌，目前在美国有300家店，全世界有700多家店，遍布80多个国家，并且仍在以每五天开一个新店的速度扩张。
　　但是，经过8年的发展，星期五餐厅在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通过连锁进行扩张的基础。
　　除了星期五餐厅本身所具备的品牌效应之外，这种扩张基础主要表现在北京星期五餐厅1号店获得的培训店资格；2号店和3号店越来越好的盈利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以路圣地为代表的管理团队在经历了去年北京SARS的考验之后（SARS期间，北京星期五餐厅照常坚持营业，并且日均营业额仍然保持在1万元以上），成功地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
　　“以路圣地为代表的管理团队是我在北京餐饮行业见到的最好的管理团队之一。”作为北京星期五餐厅最大股东中国创业投资公司的代表，赵军对于以路圣地为首的管理团队自2003年1月1日正式走向前台以来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而受创业投资基金存续期的限制，中国创业投资公司即将从北京星期五餐厅实现的退出，无疑为新资本的进入提供了机会。
　　（附文1）孙大宇1954年生于香港，在孙氏四兄弟当中排行老末。孙大宇的祖父孙连仲和外祖父宋哲元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抗日将领。
　　孙大宇刚上初中就离开了香港，和三哥孙大伟一起去美国旧金山读书。孙大宇那时的大哥孙大强已经在美国。孙大宇在美国学法律专业，拿到学士学位后，又学了工商管理硕士。
　　1984年，孙大宇与孙大伟兄弟俩在台湾开了台湾的第一家麦当劳，生意大火。孙大伟任台湾麦当劳董事长，孙大宇任总经理。此后，孙氏陆续在台湾开了70家麦当劳。
　　然而就在这期间，孙氏兄弟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有人在他们的两家麦当劳店里制造了两起爆炸案，然后向他们勒索600万。对此，爱看电影的孙大伟采取了富有想象力的处理方式–他首先毫不隐瞒地把所有有关爆炸案的进展情况每天都告诉新闻界，然后悬赏1200万捉拿凶手。有趣的是，这和后来出现的美国电影《赎金风暴》的情节如出一辙。最后，凶手终于被警察抓获，孙氏兄弟也把1200万元捐给了警察退休基金。
　　1993年，孙大伟和麦当劳的十年合约到期，麦当劳总部当时正想回购各地分店的股份，变成独资经营。由于麦当劳"出了很好的价格"，孙氏兄弟卖掉了所有的70家店。
　　据透露，已经辞去北京美大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总裁的孙大伟和同样已经离开北京星期五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职位的弟弟孙大宇，目前正在北京选址，开始新的创业。他们此次创业仍然是经营餐饮，但是很有可能将会是其自创的品牌。
　　(附文)台湾星期五餐厅再度易主
　　
　　2003年9月，在台湾经营达12年的美式休閒餐厅T.G.I.Friday’s二度易主。星期五餐廳美美国总部卡尔松集团（Carlson）收购中国创业投资公司（ChinaVest）持有的星期五公司全部股权。台湾Friday’s由授权代理变为由分公司直接经营。
　　目前Friday’s在全台湾共有10家分店，是台湾最大的美式休闲连锁餐厅。
　　2002年8月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从孙大强手中收购了其持有的星期五公司股权。2003年，Friday’s一度扩充到11家连锁店。2003年年4月、5月间受到了SARS严重冲击，ChinaVest随将其股权出售给了Friday’s的美国总部卡尔松集团（Carlson）。
　　正式由ChinaVest手上接下台湾T.G.I.Friday’s股份与经营权的Carlson Restaurant Worldwide（CRW），希望以每年二家的速度在五年內使连锁店数达到20家。
　　（附文）卡尔松全球旅行服务公司（Carlson Hospitality Worldwide）是全球营销、旅游、休闲服务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卡尔松公司旗下拥有的品牌以及提供的服务包括：Radisson(r) Hotels & Resorts;；Country Inns & Suites By Carlson(r); Park Inn(r) hotels; Radisson Seven Seas Cruises(r); T.G.I. Friday’s(r) and Pick Up Stix(r) restaurants; Carlson Wagonlit Travel(r); Carlson Marketing Group(r), the world leader in Relationship Marketing; Peppers & Rogers Group(r); and Gold Points […]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哪些异同？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两种主要形式，有它们的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点是：
（1）股东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无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有限责任”的范围，都是以股东公司的投资额为限。
（2）股东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是分离的，股东将财产投资公司后，该财产即构成公司的财产，股东不再直接控制和支配这部分财产。同时，公司的财产与股东没有投资到公司的其他财产是没有关系的，即使公司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股东也只以其对公司的投资额承担责任，不再承担其他的责任。
（3）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都是以公司的全部资产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公司对外也是只承担有限的责任，“有限责任”的范围，就是公司的全部资产，除此之外，公司不再承担其他的财产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同点：
（1）两种公司在成立条件和募集资金方面有所不同。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条件比较宽松一点，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条件比较严格；有限责任公司只能由发起人集资，不能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有最高和最低的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只有最低要求，没有最高要求。
（2）两种公司的股份转让难易程度不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转让自己的出资有严格的要求，受到的限制较多，比较困难；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转让自己的股份比较自由，不象有限责任公司那样困难。
（3）两种公司的股权证明形式不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的股权证明是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不能转让、流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的股权证明是股票，即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是以股票的形式来体现，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股票可以转让、流通。
（4）两种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权限大小和两权分离程度不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由于股东人数有上限，人数相对来计比较少，召开股东会等也比较方便，因此股东会的权限较大，董事经常是由股东自己兼任的，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上，程度较低；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由于股东人数没有上限，人数较多且分散，召开股东会比较困难，股东会的议事程序也比较复杂，所以股东会的权限有所限制，董事会的权限较大，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上，程度也比较高。
（5）两种公司的财务状况的公开程度不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由于公司的人数有限，财务会计报表可以不经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也可以不公告，只要按照规定期限送交各股东就行了；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由于股东人数众多很难分类，所以会计报表必须要经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并出具报告，还要存档以便股东查阅，其中以募集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还必须要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

现在这个页面太慢了。
我想是否考虑再搞一个简易的页面，只留下论坛，至于上面的精华，定制，热门都不要。
如果在美国用这个网这么慢，我估计许多人会到其他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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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们的网站，有许多不错的info。
下午我去“胡砍”的panel是Emerging Markets Panel。
P.S. Don’t bother to find my bio. Because I accpet their invitation at the last minutes due to my unpredicatable travel schedule, they did not put my bio in their conference program. This is why I dare to disclose the conference information here, otherwise I will keep it off the Int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