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普若经典文章Blog汇集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2005年10月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外交部、财政部令第37号公布 自2005年10月12日起施行）
一、总则
第一条 根据我国批准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核准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规定以及缔约方会议的有关决定，中国政府为促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的有效开展，维护中国的权益，保证项目活动的有序进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议定书》的规定，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其部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进行项目合作的机制，其目的是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公约》最终目标的实现，并协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其量化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清洁发展机制的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合作，获得由项目产生的“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第三条 在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须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第四条 在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重点领域是以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为主。
第五条 根据缔约方大会的有关决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实施应保证透明、高效和可追究的责任。
二、许可条件
第六条 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应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
第七条 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合作项目必须符合《公约》、《议定书》和有关缔约方会议的决定。
[…]

LOT 22
LU ZHANG, CHEN GUOLI, ZHANG ZHIQIANG, LU HAO B. 1939, 1949, 1971,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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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购买中国360万吨二氧化碳减排容量
中新社北京六月十二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广东核电集团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与法国电力贸易公司十二日下午在北京签署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购买协议，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后者向前者购买360万吨二氧化碳减排容量。
　　中广核风电公司董事长陈遂与法国电力贸易公司全球CDM经理蒋伯特代表双方签署购买协议并先后致辞。陈遂称，中法此次在开发CDM项目上的合作，是双方认真履行《京都议定书》，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环境，促进世界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他说，风电是目前最具成本优势的可再生能源，中国可利用的风力资源达十亿千瓦，居世界第一，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专业致力于风力发电的中广核风电公司，目前已在全国开工三个风电项目，装机容量40万千瓦，到二○一二年预计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三百六十万吨。法国此次购买该公司这批二氧化碳减排容量，既有助于推进中国清洁能源事业发展，也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积极贡献。
　　蒋伯特表示，作为欧洲最大的发电商和最早进入中国电力领域的欧洲能源企业之一，法国电力贸易公司愿意在电力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等诸多领域加强与中国合作。他还透露，未来几年，欧洲每年将购买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容量超过一亿吨，欧中这方面合作前景看好。
　　CDM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国际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机制之一，其核心内容是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由总理温家宝任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并提出到二○一○年底将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九点五亿吨的目标。 (完)
名词解释：CDM
为了达成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京都协议规定了一种机制(CDM)，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额度。参见http://cdm.unfccc.int/index.html。所谓减排额度，就是通过努力，减少了排放的温室气体。目前国内减排市场的二氧化碳交易价格是每吨7－15美元左右，世界2012年减排市场预测大概是100亿美元。
用煤炭每发一度电需要释放二氧化碳0.8千克左右。意味着每节电一度，就减排二氧化碳0.8千克。每节电1250度，就可以得到7-15美元，那么每节省一度电，可以得到1.2分美元。这个数字好像还是太低了一点。上海居民年人均的耗电量是488度，哪怕一点不用，也仅仅不过节省了2-3美元。当然，不排除有的人是耗电大户，可能会耗电2000度（夏天如果经常开空调的话，耗电会在300度到500度之间）。同样的，减排还可能通过减少使用其他的能源，比方说用低排量的汽车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想象”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更主要的是，人们可以体会到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减排的过程，也许每个人能够减排的数量虽然小，但是聚集起来，也许会是个很大的数字。（新浪科技注）

郭德纲：师父去世前向我透露了他的悲苦和委屈
信源：德纲博客
2007年6月23日，我与于谦赴安徽参加[剧风行动]的直播。下午走台后，刚回到房间，急促的敲门声响起。门启处，于谦王海冲了进来。二人脸色苍白，语无伦次：“侯先生不行了。”我大惊，忙给北京打电话，师弟郭晓小一接通就放声大哭：“哥，师父没了…..”扔了电话，泪如倾盆。6月21日，我与师父刚在天津分手，不到36小时，天就塌了。窗外，暗近黄昏，室内，灯影迷离，遥望京都悲声大放。哀莫大于心死。
时间到了19点，离直播越来越近，工作人员催了很多次。我无奈的起身，做艺人首先要有艺德，无论如何，工作是要完成的。给德云社打了个电话，安排好吊丧之事后，便赶奔直播现场。大厅外，数名工作人员过来安慰我，我只觉头重脚轻。坐在沙发上，心乱如麻。孙红雷走来坐在身旁，低声劝慰，我含泪致谢。
走进现场，嘈杂一片。灯光音响烟雾舞群，各部门都在做直播前的最后准备。我向前走去，周群一把拉住我，我点点头，轻声说：“没事。”阿进董智成小潘潘三人围上来，关切的注视我，我叹了口气：“开始吧。”
直播开始，现场沸腾了。导演大声喊着：有请主持人郭德纲！我大步走出，迎着欢呼，迎着掌声，灯光璀璨，音乐震天。一排冷烟花窜出，光华耀眼，从台上望去，台下的于谦一脸悲哀。我又何尝不是？那一刻，烟花起处，我心凄然。
24 日一早，搭头班机，我们回到了北京。车行驶在高速上，泪就止不住了，于谦以手捂脸哭道：“老头太狠了…..”是啊，刚59岁，7月17日的生日，我已定好饭店，准备请数百人来给师父祝60大寿，哪怕是过了生日再走呢。我们哭了一路，一直哭进玫瑰园。下了车，师兄弟们都围了上来。哪顾得寒暄，扑进灵堂，倒地便哭。自当年夜走黄村之后，我再没哭过，这次可说是撕心裂肺，众人把我搀起来后，只觉得眼前一片昏花。
2004 年，师父收我时，无数的人赶往玫瑰园进谗言阻拦此事。先生力排众议，终于使我立于侯氏门墙。先生待我之情，如父子一般。常于演出后接到先生电话：“炸了酱啦，来吃面吧。”或“我这有一堆海鲜，快拿走。”闲时，我们爷俩最爱干的事就是比唱戏，师父有时象小孩似的，要是有一段我不会的，他能高兴一晚上。一次他唱了一段怯弦子书，我没听过。师父乐坏了，先拿纸给我写下词来，然后楼上楼下的喊：“哦，郭德纲也有不会的！”
师父聪明绝顶，堪称大家，一生创作表演了许多的作品，中国相声史上有师父浓重的一笔。去世前不久，师父打来电话，要到我家住一夜。我很诧异，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接来家之后，我与先生彻夜长谈。那天他好象有说不完的话。从幼时的家庭环境到从艺的经历，娓娓道来如白描长卷，很多事情是我原来从不知道的。那一晚，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才知道，看似很强硬的师父，内心有那么多的悲苦甚至是委屈。他自尊极强，人前撑着绷着，不露分毫，人后又无从袒露，这一生太不易了。
那晚，师父和我详谈了德云社的发展，并主动提出要给学员上课。还兴致勃勃的说下次唱戏演舞台剧一定要叫上他。本来，今年下半年我们要搞[传统相声失传曲目专场][濒临失传曲种专场]及连台本戏[四十八桩无头案]等，师父是我们的艺术总监，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梦想，一个永远圆不了的梦。
吾师一生，金车之富，侯门之贵，簪缨之华，紫藻之懋。雅流倜傥，王者之风。徒以潦倒之身等下之才，蒙先生青目，而得立雪侯门，荣幸之致。今高山犹在，流水无情，纸鸢断线，舶落惊涛，白云深处，黄鹤杳然。怒问苍天，何夺我良师，而存粗材于世，伏地泣血，心痛无声！
徒郭德纲携德云社顿首百拜
丁亥仲夏

与国际骗子遭遇
安普若
2007年6月27日
我的合作伙伴昨天告诉我说：“上次和你说的那个美国人Tony又来中国了。他特别想和咱们合作。他们说他们投资韩国剩下了400多万美元，想参加咱们的基金。你可别嫌少啊。豆包也是干粮，村长也是干部啊！”
他给我发了一个email把Tony的在中国的手机号码告诉了我，让我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说可以，这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吗？于是我从美国挂了一个长途到北京Tony的手机上。
此人一接电话，声音很小，说了一句怪里怪气的英文：害漏。一幅谨小慎微的样子。我心里说，我Call（吴越MM语），这是哪国人啊？
我于是把我是谁，如何如何和他讲了一下，他声音开始大了，人也兴奋起来了。他问我什么时候能见面。我说：我要下个星期一才能到北京。
他先是埋怨我的partner，说：I told him I am in Beijing this week ONLY. Why do you come in next week?
我有点不高兴了！我Call（吴越MM语），你丫谁啊，你？你让我什么时候来北京就什么时候来。
于是我说：Hey, man, I am traveling from Chicago to Beijing, OK? It is not easy to change the schedu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ticket as the way I want. If you can not meet this time, that’s perfectly fine. We can […]

上市公司送股的会计性质及处理
［提要］送股的会计处理是会计领域的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从会计理论方面来看，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是我国相关会计处理的致命缺陷。本文拟分析我国在送股的会计处理方面逻辑上的矛盾及其成因，并试图做出合理而可行的解释和解决办法。
　　送股是上市公司重要的财务行为，对其进行正确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真实、合理地反映其经济实质，对维护各利害关系人的经济利益，促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社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缺乏具体会计准则对此项会计处理的规范，目前上市公司送股的会计处理存在不少问题，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经济后果。本文拟通过中美比较对此加以研究讨论，力图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提出合理的建议。
　　一、送股行为会计处理的中美比较
　　（一） 送股性质的认定
　　美国将上市公司派送红股的行为认定为股利分配，从而派发的股票也就称为股票股利（Stock Dividends）。对于这一认定，其理由主要有：
　　1.小额股票股利会在除权日产生重大的额外价值（如未预期收益），而大额股票股利则不会产生这样的除权日价值。
　　2.许多股票股利的接受者把这些股票股利看作上市公司收益的分配，并常常认为他们所得等于所收到的增加股份的公允市价。
　　3.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会计程序委员会（CAP）的大部分成员都认为定期的股票股利是“恶意的”。因而CAP根据“适当的会计和公司政策”，要求以显著高于账面价值的公允市价记录派发的股票股利。
　　我国对于送股行为性质的认定基本同美国的认定相同。
　　（二） 确认方面
　　美国的做法是在送股宣告日就借记“留存收益”，贷记“应派发的普通股股利”及“资本公积”（在小额股票股利情况下），在派发红股时则借记“应派发的普通股股利”，贷记“普通股”。
　　我国则是在股东大会批准分配方案并实际发生时，直接进行账务处理。
　　（三） 计量方面
　　美国根据送股的比例大小，将20%-25%以下的送股称为小额股票股利，以送股宣告日的市场价格进行计量；20%-25%以上的送股则称为大额股票股利，或称为“以股利形式实施的分割”，按照股票面值进行结转。
　　我国的会计理论及会计准则，基本与美国类同。但在送股的会计处理上，由于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惯例的差异，却无法照搬美国的做法。主要原因是：
　　1.我国的股票根据交易货币的不同，划分为A股和B股。这样，同一家公司的同种权利的股票，只是由于进行交易的货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价格。如此便产生了选择何种价格的矛盾，而无论如何取舍，都无法找到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另外，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A股又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职工股和社会公众股。其中，国家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职工股持满法定期限后方可上市流通。若按照美国的做法，对“小额股票股利”按市价结转，则因国家股、法人股未上市流通，没有市价；而如果以社会公众股上市流通所形成的市价进行计量，显然缺乏充足的理由。因此，按市价进行结转是不可行的。
　　2.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初创阶段，具有证券市场发展初始阶段的共同特点，就是市盈率水平相当高。在不得不允许上市公司送股的情况下，如按市价结转，可能造成大面积的“利润超分配”现象，从而出现“未分配利润”账户的大额借方余额，这显然既与相关法律相冲突，也不符合会计的基本原则与假设。如果禁止上市公司送股，或者只能以极小的比例送股，则可能受到广大股东和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以及其他利害方的强烈质疑与反对。不利经济后果的产生也是有关规则制定机构必须加以考虑的。
　　3.若按宣告日市价进行计量，则会造成如下的后果：无法在宣告日前合理地决定可派送股票的数量，尤其是当派送比例偏高（在法定范围内）而股价波动较大时；当只能在宣告日当天决定派送股份数量时，可能会发生管理当局及其他利害相关方利用各种手段影响股价的情况，从而人为地增大股价的波动，甚至发生严重的投机行为。
　　因此，我国对送股的计价，在沿用美国的认定下（即认为送股属于股利），只能按照股票面值进行结转。这样，我国对送股就因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划分为小额股票股利和大额股票股利。
　　（四） 报告方面
　　在美国，如果送股宣告日与实际派发日不在同一会计期间，则宣告日报表中将“应派发的普通股股利”在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部分作为增加的普通股进行列示。
　　我国则在实际派发和办理增资手续时，再进行报告。这样，既可以回避对“应派发的股票股利”在账户性质的认定及其会计报表中进行列示方面的矛盾，又可以避免虚增负债的情况。
　　二、几点分析
　　（一） 对CAP的有关质疑
　　对于送股是否属于股利的不同认定，是对其进行会计处理的起点和关键。CAP认为送股属于股利，并称之为“股票股利”，但这一认定不仅在CAP内部遭到批评，大量的文献对此也提出了质疑与反驳。
　　Cohen和Zinbarg（1967）曾根据调查认为，公众比较喜欢股票股利。这很可能是因为当宣告股票股利时，股价反应积极而得出的结论。但是，也有大量统计证据表明，积极的股价反应不是由于股票股利的本身，而是由于每股现金股利在股票总额增加的情况下维护不变造成的。因此，股票股利实质上意味着现金股利的有效增加。
　　同样，Smith和Eitemen（1974）认为，由于市场不总是进行这样的同步调整，当宣告股票股利时，有时候股价会发生短期变动。通常，变动可以归因于股票股利这一消息能引起的对现金股利预期的变动或公司整体形象改善。
　　Van Horne（1968）也在其文章中说，如果公司在派发股票股利后，保持与以前相同的每股现金股利，那么股票股利对投资者还是有价值的。
　　股票股利本身对收受者并无任何价值，只有当派发股票股利后每股现金股利仍然维护不变，股东才会得到真正的好处。股票股利宣告所传递的能够让股东对未来现金股利金额产生积极预期的信息，才是股价反应积极的原因。如果股票股利的宣告，并不能使股东对未来现金股利产生积极的预期，则股价可能做出消极的反应。根据理性预期理论，如果股票股利宣告所传递的消息低于股东的预期，也会产生消极的股价反应。Banker等人（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好股利记录的公司宣告分配股票股利会产生正的非正常报酬率，而有坏股利记录的公司的相同宣告会产生负的异常报酬率。
　　此外，CAP关于送股属于股利的论述，从逻辑上讲，难以站住脚。首先，因大多数红股的收受者认为自己所得到的是同等价值的股利就认定红股的股利性质，是一种“三人成虎”式的思维方式。其次，既然认定送股属于股利，然后将其定为小额股票股利和大额股票股利。又说大额股票股利于股票分割没有什么区别，可以称为“以股利形式实施的分割”，并建议按照股票分割进行会计处理，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此外，以20%-25%作为划分小额股票股利和大额股票股利的界线，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最后，认为在小额股票股利情况下，股价很少变动，从而股东会获得所派发股票市价总汇的额外价值的说法，也没有根据。事实上 Foster和Vickrey（1978）的研究表明，在股票股利宣告日有显著的非正常报酬，而在除权日却没有，同时不论是大额股票股利还是小额股票股利，都不会产生正的非正常报酬率。
　　（二） CAP遭受批评的深层原因
　　那么，逻辑上漏洞百出的CAP关于送股的会计处理准则，何以产生并沿用至今呢？其实在1973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成立以前，尽管 CAP和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也都曾试图在有效的会计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会计准则，但整体来看，其所制定准则基本上都是在经验主义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会计程序委员会工作之初，就暴露出其根本的缺陷，其制定的准则缺乏前后一贯的理论依据。
　　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也受到了与会计程序委员会相似的批评：1.不重视理论研究，在制定准则时采纳了先入为主的观念（Preconceived Ideas），使得所形成的准则前后矛盾；2.工作方式仍然是“救火式”的，缺乏系统的考虑和安排；3.不能迅速处理因为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4.准则制定过程中，屈从于外部利益集团的压力。
　　此外，由于美国会计准则是由民间机构制定的，常受其授权机构SEC的频繁干涉，加上其他政治力量的压力，所以导致有关准则缺乏理论依据。
　　事实上，美国关于送股的会计处理不是在会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博弈的产物。其结果将导致会计准则体系内在的逻辑矛盾，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更重要的是，这种认定歪曲了经济事实，从而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真实与公允，也增加了会计数字的风险。
　　（三） 对送股性质的认定
　　笔者认为，只有从会计的角度出发，在现有会计体系的逻辑基础上，对股利的性质和特征进行界定和分析，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目标不同，某些字面相同的术语，在各学科中具有不同内涵。“股利”一词就是如此。财务学中的“清算股利”，在会计学中显然不能称为股利。而财务学中的股票股利，税法中并不认定为股利。而公司法中所谓股利以及税法中的“推定股利”也显然不是会计意义上的股利。在实际中，由于缺乏对有关术语在各自学科中的明确界定，常会产生望文生义的情况。即以其他学科或领域对某一现象或行为的认定，套用到本不具有相同内涵的学科或领域中。笔者以为，美国CAP就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认识方法，达到了“弄假成真”的目的。而我国的相关认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拿来主义”的产物。
　　从会计的逻辑来看，股利作为股份公司股东经济权利的根本实现形式，属于利润分配的范畴。而在会计中，利润又是一个为保证股份公司的持续经营和保障债权人经济利益而发展出来的概念，是在资本维持条件下的经营成果。这一经营成果在其经济形态上表现为增值了的资产。就利润的分配而言股利应当是一个资产分配的概念。因此，概括的说，股利应当这样定义：股利是股份公司股东经济权利的根本实现形式，是对公司已经实现了的、主要由经营活动带来并以资产为表现形态的经营成果的分配。它具有以下特征：①支付主体为股份公司；②收受主体为股东；③实现方式为资产的让渡；④来源为股份公司过去经营活动实现的利润。
　　因此，资产为利润的经济存在形式，对利润的分配当然是对资产的分配。换句话说，股利也就是对表现为利润的资产的分配，是通过分割资产来实现的。而送股则是在股东无须任何支付的条件下，由上市公司按原持股比例派发给原有股东的与原有股票具有相同面值（与股票分割不同）的股票。这种行为的发生并未引起资产的减少。所以说，送股并非利润分配，从而也非股利。
　　根据财务理论，从长期来看，股票价格是股份公司未来利润的贴现值。如果说送股是股利的话，就意味着公司可以用过去的利润来分配未来的利润，有些“寅吃卯粮”的味道。这既不符合逻辑，也违反了会计准则和《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的立法精神。
　　此外，从股份公司的角度来看，股票是由于股份公司拥有并使用股东提供的经济资源而对股东承担或有义务的承诺证明文书。它是由股东提供经济资源而衍生出来的，对本公司而言，并不具有资产的性质。作为与原有股票没有什么差异的红股，也当然不具有资产的性质，因此也不可能是利润，从而也不可能是利润分配。结合我们对股利的定义，可以知道，送股并不属于股利。
　　三、对我国送股会计处理的建议
　　明确了送股不属于股利后，会计处理就比较容易了。针对我国目前的相关会计处理，建议作如下调整：
　　1.对被投资公司。在董事会宣布送股预案及股东大会通过时，均不进行会计处理，只作辅助登记。当实际派发时，则可作如下会计分录：
　　① 用利润送股
　　借：利润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送股面值总额）
　　 贷：股本 （送股面值总额）
　　② 用盈余公积送股
　　借：盈余公积-盈余公积转增股本 （送股面值总额）
　　 贷：股本 （送股面值总额）
　　在宣告日后、派发日前编制会计报表时，可在报表附注中批露送股事项及其对未分配利润和股本的影响金额。
　　2.对投资公司。不进行账务处理，只作辅助登记。
　　由于传统会计中对股东权益的列示既反映资本来源，又反映法定资本，具有双重目标。虽然送股不会影响股东权益总额，但由于送股增加了股票数量和股本总额，现行报表中必须对此加以反映，因此，需要将增加的面值金额从其他相应的账户结转过来。要满足这一反映法定资本要求，按面值进行计量结转就可以了。
　　另外，在报表方面，在认定送股不属于股利的情况下，似乎可以对利润分配表进行修改。笔者认为，由于对利润分配的含义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将依法提取公积金称为利润分配常常使得报表使用者无法获得清晰理解甚至产生误解。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拨定”（appropriation）似乎更容易理解，不妨借来一用。这样，可将利润分配表的名称改为留存利润表，以反映留存利润的形式过程。其基本格式可以采用以下形式。
中国注册会计师·赵绪堂

腾讯科技讯 6月15日下午2点30分左右，久游网在日本上市计划获日本大阪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正式上市日期为7月12日。久游网将成首家登陆大阪创业板的中国内地公司。
久游网上市融资额将达1.6亿美元。2004年5月，盛大纳斯达克上市募集1.524亿美元；2004年12月，九城上市募集了1.03亿美元。
据悉，此次久游网的主要投资商为KIANA CAPITAL，基金主要负责人为袁小航先生。
久游网曾打算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但是后来将上市地点转向了日本并且为了其上市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组。久游网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王子杰曾表示，选择日本上市没有特别原因，只是从是否对该公司发展有利角度进行考虑。

东莞首富逝世惊动高官 花圈多达八百个
信源：南方都市报｜编辑：2007-06-26
东莞首富、厚街商会会长，东莞兴业集团、驰生集团、康华集团董事长王金城21日因患胰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50岁。25日上午10时，王金城遗体告别仪式在东莞市殡仪馆1号厅举行，单位或个人送来的花圈多达八百多个。
王金城早在2006年2月已发现患上胰腺癌，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治疗，并于2007年3月接受了手术，但终因病情恶化而去世。其名下有康华、驰生和兴业集团等多个集团公司，其中中国最大的民营医院—-康华医院也由其一手建立。
王金城去世后，单位或个人送来的花圈就有八百多个。送花圈表示悼念的个人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黑龙江省委书记钱运录、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副主任黎桂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近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此外，加拿大总商会、加拿大默士沙加市长都以敬献花圈或发来唁电等形式对王金城去世表示哀悼之情。送花圈的市内单位有东莞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市中级法院、市委统战部等，外省单位有湖北武汉市委统战部、湖北恩施市委、市政府及政协、湖北利川市委市政府、安徽黄山市委市政府及政协等。
贩菜办厂聚亿万财富
王金城逝世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外人眼里，一向低调的王金城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王金城出身贫寒，共有兄妹七人，他是长子。1972年，王金城初中毕业后，才15岁的他跟父亲一起贩卖咸鱼，做起了“小巷贩”。
据王的乡亲回忆，改革开放后，王金城跟几个朋友到海南搞蔬菜批发，再贩卖到深圳，淘到了第一桶金。1985年前后，王在厚街创办了兴业铝合金厂。以此为起点，王金城的资产开始呈现几何级急剧膨胀。病故前，王金城任兴业集团、香港驰生集团、康华集团董事局主席等职，他的产业涉及石材、化工、航运、码头、医院、家具、木材、酒店、娱乐、房地产等多个行业，是东莞最具实力的民营企业家之一。其中，创建于1990年的东成石材厂，是目前南亚洲最具实力的集销售、批发各国石材和异型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石材工艺厂之一。他在武汉投资的心血管专科医院耗资六亿元，还兴建四星级的武汉亚洲大酒店，而2006年底开业的东莞康华医院是中国建筑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近年来，王的投资遍及大江南北，北京、上海、武汉、港澳地区，加拿大等地都有他的产业，他本人一直被视作厚街乃至东莞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
作为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实业家，王金城的财富迅速膨胀在坊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想。原厚街商会秘书长郭德桥这样评价王金城，“每年镇里分来大学生时，他都会先去挑选适合自己企业需要的人才，善于用人是他的成功秘诀之一。”
还有一点，王金城同弟弟玉城、文城、国城至今没有分家，几个兄弟各管一摊产业，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王金城生前曾对别人这样说，“独家独户什么生意都做不了”，他的实业能有今天，一定程度上同兄弟四人的团结是分不开的。
东莞首富难查资料
王金城的财富究竟有多少？一位和他共事多年的朋友称，东莞工商联仅有的两位特邀顾问中，王金城排名在虎门龙泉集团董事长张佛恩之前，而张佛恩是2006胡润百富榜的上榜人物，张以十亿元身家排在榜单324名。王金城没有上榜不是实力不够，而是过于低调，从不轻易接受媒体采访。
百富榜制造者胡润表示，他2003年与王金城见过一次面。“那个时候，东莞的官员、本地商人都跟我提到他的名字，说他是本地的首富。但他这个人非常低调，我们根本找不到他的公开材料，互联网上也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
据厚街商会原秘书长郭德桥介绍，虽然身缠万贯，王金城却一向轻车简从，丝毫没有富人的架子。有一次王金城在康乐南路开车，突然从小巷出来一部三轮车，刮花了他的奔驰车门，王金城只是冲车夫笑了笑就开车走了，这让同车的几个朋友都感到很惊奇。
王金城发迹之后，被推选为厚街商会的首任会长，直到病故时还在任上。王金城一向热衷公益事业，厚街商会原秘书长郭德桥估计，其仅在东莞范围内的各种捐款应该在1500万元以上。每年过节都会以个人名义向他所在的涌口村60岁以上老人发放利市，据称每个红包都有几百元，并以他母亲的名义为多个学校捐过豪华校车。

北京拒当另一个时代广场——北京拆除室外广告
记者尚婕编译报导／在以往，通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道路，被称做黄金大道，这条12英里长的大道，由于每日迎接着数以千计进入北京的游客，路上两旁看板的广告便跟着成为中国最贵的广告。
只是，这样的情况不再持续。《华尔街日报》6月25日便报导了中国政府的广告拆除行动。
在中国推动净化城市形象的企图心下，近日，几台起重机出现在黄金大道上，任务是拆除这些具有90年历史的广告看板。还留在路旁的看板，被钉上薄薄的塑胶布以盖住广告。
报导称，这些拆除中国新兴地区豪华房屋广告的行动，为城市广泛推动的“城市重建与改造运动”的一部份，在这样的运动下，被禁止的广告遍布北京城；但对广告工业来说，却是影响甚具，尤其在这个习惯花上数百万广告费来建立消费者品牌印象的城市里。
在政府大楼、公路、建设工程上的看板与海报均被拆了下来，没有任何一个广告拥有特权，即使是明年的奥运广告。
宣传豪华车辆与手机的广告也消失了。包括五个SOHO中国的独立公寓与零售空间广告，接被拿下。
北京政府的目的，在于避免北京成为另一个时代广场，北京希望“重新组织城市地标。”
不过，部分巨大的广告仍立在市中心，若厂商在这个月底前不进行拆除工作的话，将吃下罚单。目前户外广告只被允许放在离市中心几英里外的五环路上。
在这波行动下，即使是与北京政府有合作关系的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 Chrysler AG），也被告知需拆下放在机场快速路上的汽车广告。
戴姆勒-克莱斯勒北京地区发言人Trevor C. Hale表示：“户外广告是我们与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克莱斯勒、Jeep、道奇（Dodge）合作的行销之一。我们期待见到新的政策，尤其在这段迎接奥运的期间内。”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分发给媒体的声明中指出：“许多（广告）使用夸大的字眼，鼓励奢华与纵容，这些是低收入户无法达到的，因此无法建立一个和谐首都。”
《华尔街日报》报导，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对于此现象的担忧渐增。总理温家宝便曾鼓励建商将重点放在发展价格合理的大众房屋上，美国的经济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
第一批被下令拆除的广告包括Red Snail Lake Villas，此为北京东北方的一处高级住宅宣传广告，广告原本在北京各地均能见到；不过，该公司已被强迫拆下放在北京中央商业区的两则高达600万元、1600平方尺的房屋广告。
在中之外，其实其他成长快速的城市也曾下达广告限制令；包括盛保罗、巴西、莫斯科。自从1990年代广告开始蓬勃发展以来，莫斯科便多次讨论限制广告的法令，政府的努力曾让部分广告缩减尺寸，或撤下部分放在历史建筑上的广告，只是莫斯科的法令仍有许多转圜空间，因此，目前该城市仍是欧洲最大的户外广告市场之一。
北京方面，为了避免广告过度膨胀，在2003年后便不再发给新广告看板执照。不过，在经济发展下，广告的需求仍存在，因此，广告公司选择忽略当地法规，仍将广告放置在城市里的各角落。
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的政策走向令人困惑。部分广告商希望政府设置一个竞标机制，让厂商来承租广告位置。不过另一方面，北京又同意在公车站、公车上、电梯中以及看板上设置广告。
媒体规划与采购代理公司Portland Outdoor（中国）的管理者刘吉米（Jim Liu，音译）称：“我只希望政府能尽快拟出清楚的法令。每个人都在等待（这样的法令）。”
在政府于整个城市推动的禁广告行动下，估计有价值1亿7100万美元的广告受影响。
经营北京慧功广告的王银平（Yinping Wang，音译）表示：“我知道我的看板没有许可，但我为人们创造工作机会。”王银平说，过去一个月因为没有商机，他已裁掉14名员工，大部分的人自从公司在2001年创立以来，便跟着他；现在，他必须在本月底前拆掉其他的广告。
不过，即使是有拿到许可的广告，也受到影响。彭家友（Jiayou Pen，音译）指出，他已拆了200个有许可的灯箱小广告，原因是这些广告“干扰城市计画”。彭家友的广告内容为奥运，广告标语则是“和谐社会”。彭家友说，政府希望拓展部分路段，或在这些地方建设新大楼；他目前已辞掉12名员工。
彭家友的员工自行拆除了这些广告，但他们希望政府能在拆除其他公司的合法广告时，提供“公共服务”。
看板工业的损失，对其他领域来说可能是件好事。拥有约10万个商业楼宇视频、公寓电梯平面媒体、户外大型LED彩屏等的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Focus Media Holding），其去年第一季的营收成长75％。其发言人认为：“广告看板清除行动为（公司）成长做出贡献。”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1）（2）
记者高伐林／他或许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国最有个性的作家；他或许不是中国最高产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为中国经历最丰富的作家。今年7月7日，是萧军的百岁诞辰。鲁迅的弟子，萧红的伴侣，毛泽东的知交……他的生平，就是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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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或许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国最有个性的作家之一；
　　他或许不是中国最高产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为中国经历最丰富的作家之一；
　　他就是萧军──今年农历5月23日（7月7日），是他的百岁诞辰。
　　年轻一辈对“萧军”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吗？或许很多年过半百甚至花甲的人，对萧军也不熟悉。这个名字的消失与中国半个世纪前的政权交替几乎同步。“文革”过后，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军重返文坛自我调侃说：“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
　　萧军，与同样来自东北的女作家萧红的相识、相恋、同居，令多少人艳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被誉为“中国的《铁流》”，而萧红的《生死场》让鲁迅断言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他与萧红的分手，又让多少人叹惋；
　　萧军，是鲁迅最信任、悉心提携的东北青年作家，鲁迅回答斯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列举了茅盾、叶紫、艾芜、沙汀、柔石、郭沫若、田军──田军就是萧军。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序，推动出版；鲁迅下葬时，萧军是16位抬棺者之一，是万人送殡的总指挥；鲁迅安葬后，萧军是鲁迅坟前唯一一位频繁的祭扫者……
　　萧军，在延安深受毛泽东礼遇，是他的倡议，启发了毛泽东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点名让他第一个发言；但萧军又为中共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王实味仗义执言，在一次大会上舌战群儒六个钟头；
　　萧军，在东北解放区受到严厉批判，被称为中共掌权后文坛“第一场斗争”，从此他就基本上被封杀、消音……
　　有文章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像萧军这样特殊，牵涉那么多重要的史实和人物，他像一个张开的蛛网，串联起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要的片断”；“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2007年元月，多维记者拜访住在费城附近的萧军的小儿子萧燕，请他谈谈自己的父亲。
从30万言交代中认识父亲
　　“萧燕──把这个‘燕’字读成‘燕子’的‘燕’（去声），你会感到几分纤细；把它读成‘幽燕’的‘燕’（平声），你会感到几成粗犷。”
　　多维记者认识萧燕已经十年。1997年，萧燕的彩色照片《鉴》（Reflection）荣获美国摄影协会第64届威明顿国际摄影大展的最佳纪实类金奖，我写下了上面那段文字。跟十年来日渐发福、也日益小眼眯缝的萧燕说起这段往事，他也笑：常有人把我当成女孩儿，我连姓带名都偏女性化么，跟陌生人打电话，或者出差安排住宿，往往都得特别强调：“萧燕是一老爷儿们啊，别弄错了！”
　　萧燕“文革”前在清华附中读初中，1968年下放到山西太谷县插队，“文革”后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刊工作，从新闻系函授毕业；曾任中国《国际商报》专职摄影记者。1987年他来到美国，当过自由摄影师，后在北美卫星电视公司、传讯电视搞摄像。自2001年起，他任香港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站的摄像，拍到无数独家新闻，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也日涨。2003年，他是仅有的两名跟随美军进入巴格达的中文媒体记者之一。2006年，他从凤凰卫视辞职，重新当回自由摄影师。
　　对于他在伊拉克的战地见闻，对于他作为仅有的两三家中文媒体代表之一，出没于白宫、国会的采访经历，多维记者听他多次谈起过。但是听他专门回忆父亲，这是第一次。
　　萧燕说：“我爸爸晚年不写回忆录──有很多人劝他写，说你这一生经历的事儿太多了、太丰富了，太宝贵了，不写下来多可惜啊！但他说，写回忆录，如同是在揭已经长好的疮疤。对别人，也许是没什么，而对于我自己，那却是血淋淋的现实啊！虽然有些人当年伤害过我，但他们的子孙却没伤害过我啊！我应当为这些孩子们着想。后来他去世后，我妈写了回忆录《我和萧军风雨50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不过，非常难得的是，经历过“文革”焚书坑儒的劫难，萧军早年延安时期的三十几册日记却奇迹般保存下来了，200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辑入这些宝贵的日记和萧军早年写下的一些回忆录。从童年写起，到五十年代初在东北办《文化报》止，萧军详细回述了自己求学经历，与萧红相识到分手，与妻子王德芬的相恋结婚，四十年代在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交流和交锋。收有生活照片70幅，还有三封毛泽东给他的信的手迹，也是第一次面世。
　　萧燕赠给我这两本书。他说：我向你推荐其中首次发表的父亲的“延安日记”：以鲁迅弟子、《八月的乡村》作者、毛泽东座上客、党外作家等等独特身份，赶上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日烈、共产党在中国上台前夕这一特殊时期，以无掩饰、无遮拦、无忌讳的形式，及时、细致、清醒、客观地剖析自己及中共诸多领导人、以及后来在中国文艺界如雷贯耳的诸多名家……这价值还用多说么！
　　萧燕说，父亲从来不跟子女谈过去经历。子女比较全面地了解他，是拜“文革”之赐：“1966年，我父亲被关押，还挨打，要他坦白交代，他就写了关于他自己整个一生的材料，交给当时的市委学习班。他说每个孩子都要自己抄一份，这份东西是借着在学习班写交待，给你们子女的一个交代：你们的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时候我每天抄啊抄，30万字啊！抄了这份‘交代’，使我们家所有这些孩子，对父亲没有一个动摇的，都是死保到底！”
　　萧燕很惋惜，插队年月把父亲的30万字“交代”遗失了，“好在大部分东西在他以后出的《萧军文集》里都写到了”。
　　萧军与毛泽东，一度关系十分密切。他俩初次单独畅谈的曲折过程，与中国传统所称道的权力者“礼贤下士”而士大夫则矜持自守，若合符节。
谁崇敬鲁迅，就跟谁亲
　　1938年3月20日，31岁的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步行十几天第一次来到延安。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去打游击，但路途阻绝，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听丁玲说起，便很想见见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约个时间与毛见面，萧军竟然婉拒：“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毛泽东不以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萧军，请他吃饭。萧军还参加了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毛泽东对文化人开诚布公，对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并和师生来宾在操场上就着风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没去成，丁玲邀萧军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勉强同意了。到西安，他与萧红之间维持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终，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宾一行去兰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与家在兰州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王德芬结合——王德芬就是萧燕的母亲——又折回四川。1940年6月，他们夫妇与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来到延安。
　　以文学家的眼力，萧军对毛泽东观察得挺细。1941年7月18日，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军谈到鲁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战斗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着的膀子不能举起，每次吃饭取菜总要站起来”；毛泽东说未来的新民主主义“‘那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了……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着泡过的茶叶吃。”（1941年7月20日日记）
　　在后来一次与毛长谈后，萧军又在日记里写下对毛的观感：“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1942年1月1日日记）
　　萧军过去不是很了解共产党，在延安他对看到的很多东西不以为然。像他去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有几张照片，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的照相特别放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这是奴性的表现”；他评价边区周围这些共产党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
　　但他对毛泽东另眼相看。萧燕说：父亲性格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为什麽跟毛泽东谈得来？从日记里，感觉我父亲和当年的毛泽东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样是独来独往，一样是不惧压力，一样是能忍辱负重，也就是“惺惺相惜”吧。我父亲自己说：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最根本还是建立在“鲁迅的基础上”——父亲对鲁迅先生是五体投地般佩服，所以这世界上谁崇敬鲁迅，他就跟谁亲。毛泽东对鲁迅先生评价高啊，非常尊重，所以父亲一下就觉得跟毛泽东感情上很亲近。
　　萧军曾公开宣称：鲁迅先生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泽东与他谈过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饭，至少给他写过十封信。他说：“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毛泽东有一次告诫萧军要经得起委屈，现身说法讲他自己“在党内受过11次处分，但是我什麽都不说……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记）。萧军颇为之不平，写出《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送交毛审阅删改后投给《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发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舒群，要求删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萧燕说到这里叹了一声。“……入城以后，父亲经历过那麽多运动，‘文化大革命’遭受过那麽多磨难，一直对毛泽东还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泽东——因为他觉得毛泽东不是一个糊涂人。”上个世纪50年代不准他出书，他就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批给冯雪峰说萧军的书可以出，居然两部书都给出了——“不过，出了之后马上又禁了！”
　　萧燕说：我父亲说他很珍惜在延安的这一段，在我们家，对两个人不能有非议，一个是对鲁迅先生，一个是对毛泽东。不过，父亲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很多问题还是看得很透彻的，毛泽东进城以后变成什麽样，他已无能为力，不能改变什麽。他在日记里提到，这麽多的高官，他就觉得毛泽东和彭真是人物。
　　萧燕说，有次刘宾雁聊天时曾告诉他，在后来文坛批胡风、丁玲、艾青的时候，据说有人好几次要把萧军与他们拉扯到一起。是毛泽东给他打了包票，说萧军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不会拉帮结伙，你们不要把他拉扯到一起。“刘宾雁还推测过：在东北时高岗整萧军以后，毛泽东为什麽没有落井下石？可能因为我父亲当时讲了很多毛泽东的心里话，比如针对苏联，毛泽东在骨子里对苏联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亲说的话他很有共鸣，但是他自己不能讲，我父亲替他讲了。”
　　有位诗人这麽说毛泽东：“蜂有蜂王，蚁有蚁王，毛泽东就是个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场独一无二地强大。”近距离接近毛泽东的文艺家，大多对他产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萧军也不例外。受难与热爱，在这些文艺家的心头纠缠。这一代文化人把个人浮沉与民族兴衰叠合为一，把所有受难都当作为信念而做的牺牲，这是他们独有的宿命的悲剧。

郑丰笑傲网内网外江湖（陈履安女儿，陈诚孙女）　
亚洲周刊江迅／台湾长大的陈宇慧留学美国、投身国际金融界，却以“郑丰”笔名写成八十万字武侠小说《多情浪子痴情侠》，在中国大陆“红袖添香”武侠小说网站上连载，广受欢迎，夺得中华书局武侠小说比赛大奖，笑傲网内网外江湖。
隽永传奇的武侠小说，孕育了热血中华魂。被喻为“成人童话”的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文学种类，以虚幻的武林影射现实社会，以缥缈的江湖观照现实人生。三四十年来“武林至尊，谁与争锋”。在金庸、梁羽生封笔二十多年来，始终难觅“武林盟主”。不过，被誉为“网上武侠超女”的郑丰（本名陈宇慧），当下另创新江湖，在网络平台展现武林刀光剑影，从网上重新寻回武侠精魂，在荒漠江湖上注入网络生命力，引起网民巨大反响。当下，郑丰武侠小说的网民粉丝众多。她的八十万字作品《多情浪子痴情侠》在红袖添香网站发表九个月中，获得超过四百万点击，网民评论数千条，反应出奇踊跃。今年四月，此作品夺得网上新武侠小说大赛最高奖项“中华武魂”，同时获得“最受欢迎作品奖”,奖金五万五千元人民币（折合约七千一百九十美元）。
这次大赛是中华书局（香港）和北京文学网站红袖添香（www.hongxiu.com）、MSN中国联合举办的武侠小说比赛，是近年来奖金最高、规模最大、影响遍及海内外的一次武侠小说盛事。《多情浪子痴情侠》一书两岸三地同步出版。中国大陆版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第一册，香港版由中华书局（香港）已推出了第一、二册，七月推出三、四册，台湾版则八十万字一次推出。
中华书局（香港）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翟德芳日前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这次大赛是香港中华书局提出和主导的，“红袖添香”是中国大陆知名的文学网站，选择参赛作品会更有余地，于是携手联合共同举办。近年中国内地网上武侠小说创作很热，这也是选择网站联手的原因。郑丰说，自从在网上刊登武侠小说以来，她结识了很多大陆写手，他们对武侠创作的热爱投入、专注执著，令人感动而油然生敬。
郑丰这书稿写完多年就一直搁在那里。二零零五年底，一次在整理电脑档案时，又见到这书稿，发现竟然写了那么多，感到若有所失，书稿没有出版，也没有人看。她读了一遍，还有新鲜感，自以为写得不错，于是就想放到网上给网友看。她想，要放上网就要选有规模的原创文学网站，读者人流才比较多。
成文多年精益求精
于是她上网找，有“起点”、“幻剑书盟”、“红袖添香”等，都是中国大陆的网站。这些文学网站都是网友创作网友读，有的侧重言情，有的侧重奇幻，有的侧重武侠。上了这些网站，发现武侠写手还真不少，卧虎藏龙，高手云集。二零零六年初，她开始在“红袖添香”上传这部小说，每隔几天传一章，那时网站编辑告诉她，书稿不能一下子全放上去，要营造让网民不停追读的氛围，就像连续剧或报纸小说连载那样。她态度也严谨，总要修改一遍才放网上。三月，红袖添香与中华书局（香港）联合举办“新武侠小说大赛”，于是就参加了。没想到作品会那?受网友欢迎，她有点意外。
郑丰这部作品是杀青后逐章逐节放上网发表的，就像连载似的，让网民追看。网友“一舟微雨”从网上读了整整两天，他说，“小说颇具金庸大师风范，用典和历史事件人物的穿插、情节的设计，都像金庸的小说，写得大气磅制，让人佩服”。网友“紫来”说，“什么叫武侠，这就叫武侠；什么叫经典，这就叫经典；什么叫人才，这就叫人才。网上那些垃圾们怎?好意思如此玷污中国武侠文化，作者让我在对当代武侠快绝望时看到了新曙光”，还有网友说，“很久没有如此用心看小说了，废寝忘食地看了两天一夜，说了不看，手还忍不住点下一页，点著点著就没了，正在兴头上就没了，郁闷”。
作品每一章上网发表前，她都反覆修改。郑丰不时与网友互动，听取网友反映，捕捉飘洒在天空中的灵感。这是一场网上集体练功，她与各路好手共同修炼，才得以修成正果。网友看得投入，说“太喜欢赵观（书中人物）了，等著看结局，赵观千万不要死啊”。有网友说，“赵观命运够苦了，小三也是不死最好，让他和文绰约好，赵观学小_多娶几个如何，如想影射现实，让小三多受点苦吧”。有网友说，“赵观是典型的段正淳，让他做韦小_也不错，大小通收。为了让我们对男人还有一点信心，就成全了小三和_安吧”。
被称为“女版金庸”的陈宇慧今年三十四岁，生于台湾，在美国求学，拥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财务管理学历，十二年前移居香港工作，是投资银行可换股债券专家、香港荷兰银行董事。这位四个子女的母亲，工余迷恋武侠小说创作。她祖父是蒋介石时代的副总统陈诚，父亲是台湾前监察院长陈履安。陈宇慧在台湾长大，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唯一的女孩。父亲喜欢读武侠小说，年轻时就爱读金庸、古龙的小说，平时也鼓励孩子们看武侠小说。陈宇慧说：“父亲不是那种很古板的父辈。我们小时候在这个家庭是很自由的，爱看漫画书，看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看了一大堆。父亲不会问我们学校作业，却常常问我们，在看哪一本武侠小说？最喜欢书中的哪个人物？小学三年级我就把金庸的《笑傲江湖》看完了。到了中学时候，自己就试著写了。记得当时哥哥还和我一起玩游戏，互相从书中抽出某人物说的一句话来考对方，这句话是谁说的。小时候就已熟读金庸了。”
当下的武侠小说，以玄幻、仙侠为潮流，以卡通电子游戏蔓延，往往缺乏传统武侠小说的中华文化底蕴，以武侠小说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也不如原著传神。从小在武林氛围中成长的陈宇慧，虽出国留学成为金融专家，但她凭借得天独厚的中华文化精髓，终于酿成“郑丰现象”。
中华书局（香港）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翟德芳说：“我们想透过这次大赛，发现新人新作品，尤其是金庸和古龙以后的写武侠小说的新人新作。一个时期来，内地出现不少玄幻、仙侠之类的武侠小说，我们则希望推出更多传统意义上的有新角度新突破的武侠小说新人新作。我们是一家立足境外的宣传中华文化为主旨的出版机构，在海外发现好作品好作者是一种责任。以往成名的武侠大家几乎都在海外，这些年来不多见，这次大赛在这方面力图有所促进。”
近年多次阅读调查，武侠小说一再列为“读者最喜爱图书榜首”。年前有两次关于读书的调查结果公布，一次是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表明当今看小说仍是中国人阅读的首选，文学类图书再次跃居读者最喜爱图书榜首。其中，人们最爱看的是武侠小说。中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家排首位的依然是金庸。金庸与鲁迅、巴金、老舍、琼瑶、古龙已连续四次名列中国读者心目中最喜爱的作家排行榜，而金庸已连续三次排名第一。另一份调查是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的一项统计：该馆借阅频率最高的是文学类书籍，以平均百分之三十点四的比例居排行榜首位，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金庸小说《鹿鼎记》，达百分之七十六。
武侠文化是中国大众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上世纪初由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等缔造，经过六七十年代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人在港台两地拓展，取得巨大成就，使武侠文化成为大众文化的核心与主流。金庸、梁羽生分别于八十年代初期相继封笔，古龙于一九八五年辞世，这宣告了中国新武侠小说黄金时代的结束与“后金庸”时代的开始。一九八七年温瑞安自称武侠“现代派”，一九八九年黄易辞职从事写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再造新武侠高潮。九十年代以来，武侠日常隐喻与生活_事，武侠影像奇观和动漫电玩，武侠网络评论和小说原创等相聚出现。武侠的新时代呼之欲出。
翟德芳说，武侠虽然在大陆复兴，但目前尚未出现够资格一统江湖的“武林盟主”，而处于“乱世英雄”的纷纭格局，这使作家们可以更加潜心于武侠各文类要素的提升，注意形成具有特色的个人风格与武侠理念，形成一种在整体上不同于港台新武侠的新的武侠风格。二零零零年后出现“心灵化的武侠”、“智慧化的武侠”、“女子武侠”等创新点。至此“大陆新武侠”诞生。二零零五年，从来被视为通俗之作、难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竟破天荒地出现在高中课本里。
《多情浪子痴情侠》故事发生在明朝，描述两个少年赵观和凌昊天如何各凭本事，在帮派武林中各领风骚，一个凭著家传毒术和刀法，在著名的船运秘密帮会“青帮”中崭露头角；一个在茫茫江湖中孤身漂泊，追寻一段失去的恋情。一对好友命运各异，人生路途却不断交错，最终携手共同面对江湖上的爱恨情仇。郑丰说：“多情和痴情都是一种选择，或许苦乐不同，但不一定有高下之分，或许一切都在一个‘真’字，任何真情都是美的。”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四年，陈宇慧生下两个儿子及一个女儿，三段产假，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完成了这部获奖小说。她是从台湾去美国读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华人同学中有来自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尽管生活环境各有不同的习惯，但只要一说起金庸的武侠小说，几乎都喜欢看，只要一提起金庸，一提起令狐冲，大家就都有话题。郑丰说：“这种感觉真奇妙，海峡两岸相隔那么久，我们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文化也不太一样，但金庸的武侠却让人们亲近了。从十多岁到六七十岁，世界各地的华人竟然有一个共同的嗜好：读金庸，这是华人世界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
华人世界侠义精神
郑丰认为，武侠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领域，书中塑造的主角与儒家正统的道德规范是不一样的，是正统之外的另一种人格模范。她说：“侠的精神，是该做的就去做，义无反顾，无怨无悔，看到别人有难，看到弱人被欺负，看到恶人嚣张了，自己就挺身而出。侠者行动时，不会思虑后果、算计得失，只会一鼓作气、勇往直前。在中国人的传统儒家观念里，这种侠义精神是不宜被标榜的，但中国人还是向往这种精神，谁都希望自己在危难之际，有这样的侠客来帮助自己。”她认为，侠的精神虽不是正统儒家宣扬的，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她觉得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精神和气概已经越来越少了，于是写作时心里就觉得很过瘾。
武侠小说创作的新人新作确实不少。郑丰说，大家都在探索走出一条新路，为传统武侠创作注入新的元素。北京大学女生辛晓娟以笔名“步非烟”写武侠小说，在创作中加入了推理和侦探的元素。有一位叫凤歌的，创作的《昆仑》、《沧海》，他的小说中，武侠糅合了数学的元素。她说：“有这么一群对武侠写作不离不弃、自我期许又高、笔锋又强的年轻作家，我相信武侠一定会有另一座高峰出现的。至于何时出现、以怎样的形式出现、高峰是何形状，这都要看因缘际会了。”她认为，几位大师在写出成名作之时，都未必抱著「我要为武侠另创新峰”的心思。只要有足够的才华和热情，各路侠士侠女在武侠创作的土壤上挥汗耕耘，就一定会开出灿烂的花朵的。
这次武侠小说大赛共有一千四百部作品参赛。获奖作者除了郑丰外，ZZX翔子《放纵剑魂》和娇无那《我的江湖，谁的天下》被评为“红袖双侠”，荣膺“武林七剑客”称号，同时获月度冠军；获各类奖项的还有天狼一七四八的《十二封杀》、北雁的《铁血大风歌》、秦戈孤指的《碧罗裙》、出剑笑江湖的《人世间》等。这些作品在网上发表后，纷纷由传统出版社夺得版权。

专访十卷中国文学史主编顾彬
德国之声祝红／今夏，中国将举办“德国在中国”大型活动，前不久又传出消息说中国将成为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这些活动无疑将对德中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在此背景下，本台中文网记者专访了德中文化交流权威人物－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主编、德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以及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
顾彬（Wolfgang-Kubin）于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策勒市。大学期间，顾彬曾主攻神学。1967年至1973年，顾彬于波鸿大学专攻汉学、哲学、日尔曼语言文学和日本学。1973年获波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从1985年起执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另外，顾彬还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东方向”杂志和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袖珍汉学”杂志。他从1988年起编撰10卷中国文学史。顾彬因其在学术研究、翻译和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多次获奖，并在美国及中国等多所大学获荣誉教授头衔。奖项包括1998年至1999年中国“作家”杂志颁发的文学评论奖；2002年度德国读书会文学奖等。
抢先中国学者，编撰10卷中国文学史
德国之声：顾彬教授，您于1988年开始编撰的10卷“中国文学史”堪称世上唯一一部具有通史意义的中国文学史。请问，具有通史意义意味着什么，是将文化，社会及文学评论部分都编入其中的意思吗？它与中国自己出版的文学史又有什么不同？
顾彬：由我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是不是目前世界最大规模的，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本人估计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一共编写10卷。我们的文学史与其它中国文学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把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分得很清楚。我们不可能把商周到清末的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混在一起。我们并非根据朝代来编写中国文学史，而是根据题材进行划分。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由您负责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从题材划分角度来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顾彬：按照题材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方法只有我们一家。
德国之声：华东师范大学正在将这套尚未完全出版的德文版中国文学史译成中文。您不认为，在再次翻译的过程中会出现更多的的问题吗？
顾彬：在翻译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失误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当代文学边缘化
德国之声：您不看好中国当代文学，所谓的“顾彬事件”（您认为棉棉和卫慧的作品是垃圾。）曾在中国文学界和媒体引起不小的反响。但也有不少中国人，包括文学评论家和业内专家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边缘化的问题的确存在。中国文坛目前的处境是：40岁以上的作家似乎江郎才尽，基本写不出好的作品，比如中国女评论家残雪就批评王蒙的自传性作品用圆滑、世故的传统哲学毒化青年。善于描写小市民的王安忆也没有新的拔高；80后写手的作品虽语言活泼，有一定的可读性，但只写自己的生活和趣味追求，娱乐自己，同时娱乐受者大众。可以说，他们没有后劲，没有根。您认为，中国文坛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是否只有依靠国家的支持？
顾彬：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我知道王安忆的问题在哪里。她总用一个模式来创造。要读就读她80年代的作品，90年代的作品可以不看。虽然有些变化，但变化不大，让人觉得她的作品都是一样的。王蒙在80年代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但从90年代末起，几乎已写不出新的东西。可以这么说，80年代时，王蒙可以代表中国，他有自己的声音，所以不少德国读者，不少对中国感兴趣的德国人都喜欢通过王蒙的小说了解中国。但是到了90年代末以后，他的声音基本消失了。
中国需要敢言之士
德国之声：原因是什么呢？
顾彬：中国需要敢于公开讲话的人，跟德国的知识分子、德国作家一样。我们有不少年纪较大的作家，如果他们认为德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存有问题的话，他们就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怕别人骂他们。中国却缺少这样的人。
德国之声：为什么德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中国就没有呢？其实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勇士。
顾彬：49年以前有过，宋朝也有过，但现在没有。这跟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经常受到批判，他们的勇敢精神严重受挫。
作家需忍受寂寞
德国之声：中国将成为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主宾国。您是介绍中国文化的权威，您翻译了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您认为，中国应将怎样的图书介绍给世界读者？哪类著作会受到德国人的喜欢？
顾彬：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可以说，中国文学在德国没有什么地位，其在德国的读者群不大。这跟中国92年以后的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9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热衷于赚钱。他们觉得钱比思想，比灵魂更为重要。所以可以说，在92年以前，不少中国人喜欢思考，喜欢反思。但在92年以后，很少有人会对社会、国家进行思考。人们生活的目的大多是多赚钱，少思考，少反思。
德国不可能出现于丹
德国之声：您如何看待当下走红的解说论语的于丹现象？您认为，这种做法会被德国人接受吗？
顾彬：德国可能没有于丹之类的人。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我们的圣经于500年前被翻译过来。现在德国普通读者会有阅读上的困难。虽然是德文版的，但如果不是专家的话，根本无法读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少学者觉得应该简化德文版的圣经。最近还有人提出将圣经翻译成老百姓的语言。我本人觉得这种想法很有问题。因为马丁－路德的德文水平非常高，而且同时掌握拉丁文，古代希文和希伯莱文等等。但是现在有多种语言背景的德国人已为数不多。他们没有认识到，最时髦的德语已没有了马丁－路德译本中保留的欧洲古代哲学成分。
文学不应等同于大众娱乐品
德国之声：不知道您近来是否注意到“大话红楼”一事在中国媒体引起的讨论。民族出版社为一本“大话红楼”向出版局提出“选题申请”，意在将古典小说改写成当前娱乐大众的逗乐书：宝玉性骚扰黛玉；宝钗有外遇、黛玉成二奶等等。假设有人将歌德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改写成强奸犯，您认为，这在德国可以想象吗？
顾彬：不大可能。对我来说，文学不应该变成娱乐品。文学作品不一定要给读者带来娱乐。所以当我开始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时，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便是一个作家应该是寂寞的，如果他无法忍受寂寞的话，那么他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而好的作品不可能吸引所有的读者。比如我少年时喜欢的作家，现在就看得比较小了，甚至根本不看。而少年时代不喜欢的作家，现在却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爱好，对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选择。
情之深责之切
德国之声：您是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您一再强调以世界标准衡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答案令您感到不满意，那么您所说的世界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标准？
顾彬：不少中国作家是业余作家，他们没有把写作当成一种工作或一个专业。他们随便写。不少中国作家3个月内就能写完一部小说。你不妨问一位德国的中等作家，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一部小说的创作。虽然他从早到晚忙于写作，但一年之内也就能写完一百页，因为他需要不断地修改。这说明，德国作家，无论是名作家，还是中等作家，他们都对语言水平有一定的要求，觉得对语言水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语言是最重要的。但中国作家中除了一批诗人之外大多觉得语言只是工具而已。
德国之声：您曾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您认为，棉棉和卫慧的作品是垃圾，也由此在中国媒体和文学界引发了所谓的“顾彬事件”。您认为，“情之深－责之切”这句话适用于您吗？
顾彬：我知道有不少人在评论我，这些评论经常令我非常尴尬。因为在写中国20世纪文学史时，我开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49年以后的文学产生怀疑。但我不知道自己的怀疑是否有基础。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在中国公开谈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垃圾问题，希望有人能说服我。但我基本上没有碰到一个能让我消除这种怀疑。所以在公开就此议题展开辩论时，我自己也觉得越来越孤独，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更多的质疑。
德国之声：但在这个问题上与您持同一观点的可不在少数。
顾彬：太多人同意我的观点了。但我也说过，一个学者不应代表主流。他应该是少数的。现在这么多中国人都同意我的观点，让我觉得自己有问题了。
德国之声：目前在德国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多侧重实用，对古典文学，对文学理论研究感兴趣的人凤毛麟角，中国的外语教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您觉得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所无法避免的问题吗？
顾彬：因为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需要翻译家，口译人员，不少年轻人认为在德国不一定会有前途，所以他们学中文，希望以后能去中国发财。
德国之声：但如果翻译经典文学著作，翻译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没有这方面的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的。
顾彬：学现代汉语的学生大多希望今后搞口译。80、90年代，我培养了不少搞笔译的学生。但只有一两三个能靠笔译过日子。另外，做笔译比做口译困难得多。因为搞笔译也涉及德语水平，搞口译则问题不大。如果将一部中国作品译成德语就需要很好的德语功底。德语水平不好就会遭到出版社的拒绝。不少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发现搞笔译实在不易。
一首唐诗改变人生选择
德国之声：您在大学期间曾主攻神学，一首“古人西辞黄鹤楼”的唐诗改变了您原有的计划，从此蹋上了学汉学，教汉学的不归路。请问，是怎样的机遇使一位远在德国的年轻人能接触到唐诗？
顾彬：我很早开始写作，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从62、63年就起开始创作了。原来我一直想当作家。66年我在大学学神学期间依旧继续写作。那时，学校里的一批年轻人都觉得德国文学问题不少。所以我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英国、美国和中国。我从一位年轻作家那里读到从英语翻成德语的李白诗篇。我被李白的诗句深深吸引。所以我从67、68年起开始学汉语。
德国之声：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的德国，很少有人学汉语，因为学了也没有前途。您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今后生存问题吗？
顾彬：我在作出选择时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不为生存强迫自己。
德国之声：但您至少要考虑自己今后如何生存呀。
顾彬：我当时坚信，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学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那时很多人都对我说，学汉语找不到工作。但我觉得我肯定能找到工作，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留恋中国80年代的文化氛围
德国之声：从那儿以后，您频繁地奔波于德中之间，翻译了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也是中国数十年巨大变化的见证人。请问，您怎样看待中国文学作品在德国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巨变呢？
顾彬：这个问题要从89年以前来回答。那时德国举办了汉学日，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日。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希望能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了解中国。那时，我们都觉得中国作家非常勇敢。
德国之声：80年代的确出现了一批有理想的作家，也出现了关怀社会的活跃思潮，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在现在的文学中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顾彬：是，我也觉得当时的那批人敢说，比如张洁、张抗抗、北岛、顾城、杨炼，当然也包括王蒙在内。虽然他们那时都受到批评，但依旧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89年以后，中国的文化气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可以说，80年代有很浓的文化气氛。对我来说，中国80年代是一个太有意思的年代。到处都有人想与你交谈，谈中国的过去，中国的未来。无论跟谁在一起，在大学，还是在学校，交谈都非常有意思。但90年代以后，就很少能碰到这样的情况了。比如我2000年在上海教书时就觉得非常孤独。没有人有时间与我见面。我在上海的所有朋友都忙着赚钱。上课时，我发现不少学生在睡觉，因为他们夜里也忙着赚钱。所有在上海的一个月，我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在8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德国之声：今年8月底，9月初，中国将举办大型活动－“德国在中国”，您也参加这项活动吗？
顾彬：不参加，到目前为止，没有人问过我是否参加这项活动。我9月份在四川成都教学，所以即便有人邀请我，我也没有办法去。
欣赏强女性
德国之声：您的夫人是中国人，“德中”婚姻看似浪漫，但实则不易。您的体会呢？
顾彬：我可以这么回答你的问题，我妻子觉得我非常保守，她总说我是个中国农民。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女性。
德国之声：尽管如此，您的婚姻关系没有发生破裂。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顾彬：我的妻子非常强，她敢说，跟中国作家不一样。另外她什么都不怕。我需要一个强者。如果她觉得她应该说，她就说。如果我觉得她不应该这样或那样做，我总是反复思考要不要说，所以对她来说我是个弱者。

台湾名导侯孝贤风光嫁女 帮派大哥云集
中新网1月27日电 知名大导演侯孝贤昨与台湾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结亲家！除影剧圈人士到场祝贺，包括竹联、四海、天道盟、松联等台湾主要帮派的帮主及大哥都到场祝贺，让一百二十桌座无虚席；虽然警方也派出四名警员到场搜证，但这桩宛如电影情节的“名导与大哥结亲”，让侯导看女婿“愈看愈有趣”，他满意地说：“选女婿就像选演员一样，我一看他就很顺眼！”
台湾媒体消息，“蔡侯联姻”昨晚于盛世王朝大饭店席开一百二十桌，婚宴会场以侯孝贤之女侯蕴华最喜欢的金色系为主，并以气球、香水百合及白色跟粉红色玫瑰布置而成。而行事低调的新人面对媒体大阵仗显得很腼腆，一身白纱的侯蕴华笑着说：“被媒体追着报导的压力好大，让我们连度蜜月的时间和地点都还没确定。”
新郎蔡君飞的父亲蔡冠伦因与老一辈的帮派兄弟交情不错，因此由竹联帮大老周榕担任总招待，三分之二的来宾皆为帮派兄弟，其它则为侯导过去拍片的老班底及友人，“两派人马”壁垒分明，让人一眼就认出影剧圈与兄弟的座位范围。
蔡冠伦看儿子迎娶美娇娘，笑得合不拢嘴，他语带兴奋地表示，之前两个女儿在美国结婚，当时自己因一清项目，人在台湾无法亲自参加，十分遗憾，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孩子的婚礼，“很紧张也很开心！”
婚宴开始前，平常在片场威风八面侯导，即便身为大导演也得乖乖彩排，当他把女儿手交给新郎后问：“那我要干嘛？”工作人员说继续走，他马上率性的大步往舞台方向前进。彩排完毕，随即与妻子待在新娘房，体贴地为爱女整理婚纱，当他看到媒体进入新娘房时一脸吃惊，但马上恢复平时的“酷样”说：“结婚的事问他们(新人)，不要问我，孩子觉得好就好。”随即躲到别的房间拒绝受访。
正式婚礼时，新人的父亲致词反而很简短，侯导说：“谢谢大家的光临。”蔡冠伦则说：“谢谢对我孩子的支持。”侯蕴华母亲曹宝凤开心却也不舍：“我们家少了一个得力帮手，但亲家多了个帮手。”但侯导显然很高兴，酒过三巡，也跟着女儿到处去敬酒。
报道说，或许因现场都是帮派大哥，完全不见一般婚宴出现的玩闹场面，如新郎要过三关猜谜游戏才能亲吻新娘、喝下亲友团特调的饮料等；就连新人的休息室门口，蔡冠伦也派小弟站岗，以防闲杂人等来“闹洞房”。
警方也派出四名警员“参与”这场喜宴，在会场出入口站岗，用录像机全程搜证，许多“可能有案在身的帮派分子”早有耳闻，纷纷选择礼到人不到的方式，以免发生“吃完喜酒、立即被逮”的窘境。

整个片花好像是澳门夜总会的广告片，白灵更像是老鸨，当“小姐”都已经太老了。
这个卫慧也是没有长进，为了那点片酬，不至于弄成一个妓女片吧！
http://www.asianpopcorn.com/default.asp?Display=638

商业周刊：美国商业史上九大回归CEO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0日&nbsp;14:22&nbsp; 新浪科技

<!–正文内容开始–><google_ad_section_start><begin> <end>
　　导语：雅虎本周二宣布，其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将重新出山，取代特里·塞梅尔(Terry Semel)就任公司CEO。在美国公司的历史上，创始人回归的例子还有很多，《商业周刊》评出了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九个例子。
　　1、杨致远：雅虎
<wapdump>图为杨致远<wapdump>
　　初次任职：雅虎联合创始人，1994年到1995年。
　　任命新管理层原因：杨致远和另一位创始人大卫-费罗(David Filo)认识到，雅虎拥有高速发展的潜力，因此有必要寻找一个新的管理团队。雅虎于1996年在纳斯达克上市，杨致远目前的个人财富预计为22亿美元。
　　再次任职：雅虎CEO，2007年6月
　　回归原因：雅虎业绩增长减缓，股价不断下跌，引发股东和投资者不满。与此同时，雅虎在网络广告市场面临着来自谷歌和其它竞争对手的强劲挑战。
　　2、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戴尔
<wapdump>图为迈克尔·戴尔<wapdump>
　　初次任职：戴尔CEO，1984年到2004年
　　离职原因：迈克尔·戴尔希望将更多时间用于关注科技和消费者喜好的发展趋势，由继任者凯文·罗林斯(Kevin Rollins)负责公司运营。
　　再次任职：戴尔CEO，2007年1月至今
　　回归原因：戴尔在客户服务、质量、以及直销模式的效率方面遭遇一系列问题，市场份额也被主要竞争对手惠普超越，迈克尔·戴尔希望给公司带来变化。
　　3、内维利·伊斯德尔(Neville Isdell)：可口可乐
<wapdump>图为内维利·伊斯德尔<wapdump>
　　初次任职：可口可乐(英国)董事会主席兼CEO，1998年到2001年
　　离职原因：退休
　　再次任职：可口可乐CEO，2004年至今
　　回归原因：他已经在可口可乐工作30年以上，可以帮助可口可乐保持连续性。
　　4、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苹果
<wapdump>图为史蒂夫·乔布斯<wapdump>
　　初次任职：苹果CEO，1977年到1983年
　　离职原因：与董事会不和
　　再次任职：临时CEO，1997年至今
　　回归原因：苹果于1997年收购了乔布斯新创建的公司NeXT。随后苹果任命他为临时CEO，希望借此摆脱公司面临的困境。
　　5、特德·维特(Ted Waitt)：Gateway
<wapdump>图为特德·维特<wapdump>
　　初次任职：Gateway CEO，1985年到1999年
　　离职原因：半退休
　　再次任职：Gateway CEO，2001年到2004年
　　回归原因：消费PC市场缩水，Gateway举步维艰。
　　6、科克·科尔克里安(Kirk Kerkorian)：米高梅
<wapdump>图为科克·科尔克里安<wapdump>
　　初次任职：米高梅所有者，1969年到1986年
　　离职原因：成功借助米高梅品牌进入酒店、娱乐场和航空领域，随后将米高梅售与特德·特纳(Ted Turner)。
　　再次任职：米高梅所有者，1986年到1989年；米高梅所有者，1996年到2004年；
　　回归原因：由于债务缠身，特纳被迫将米高梅出售给科尔克里安。1990年，米高梅曾经被私募资本收购，但最终又回到科尔克里安手中。
　　7、肯内斯·雷(Kenneth Lay)：安然
<wapdump>图为肯内斯·雷<wapdump>
　　初次任职：安然CEO，1984年到2001年
　　离职原因：功成身退
　　再次任职：安然CEO，2001年到2002年
　　回归原因：安然通过关联交易隐瞒财务状况被媒体曝光，肯内斯·雷被迫回归。
　　8、大卫·杜菲尔德(David Duffield)：仁科
<wapdump>图为大卫·杜菲尔德<wapdump>
　　初次任职：仁科董事会主席兼CEO，1987年到1999年
　　离职原因：仁科遭遇财政危机
　　再次任职：2004年
　　回归原因：应对甲骨文恶意收购
　　9、查尔斯·斯瓦布(Charles Schwab)：嘉信理财
<wapdump>图为查尔斯·斯瓦布<wapdump>
　　初次任职：嘉信理财董事会主席兼CEO，1974年到2003年
　　离职原因：半退休
　　再次任职：嘉信理财董事会主席兼CEO，2004年至今
　　回归原因：前任CEO被董事会驱逐。(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