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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故事《大冒哥》

Tuesday, January 29th, 2008

  写在前面
  听说我们敬爱的小胡主席废除了户籍制度。农民的儿子可以自由进城打工,农民的女儿可以随时进城卖春。真的让人感慨万分。之余,又想起我年少时候的小朋友大冒哥来。为了那个忘却的纪念,我写了这篇小文,与同辈怀旧,给后辈人……
  
  怀旧故事《大冒哥》
又名《“非法留城”的“自然死亡”》
  
  “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都免不了会做一些错事,那大冒哥做得最错的事,错得该死的事,就是妄想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家人一起,生活在自己那个土生土长的土城里。”
 大冒哥是臧阿姨的大儿子。我同臧阿姨的关系,当然是因为她的女儿小瑛。
  1970年,我刚读完初中,还不满十六岁,身体还没长成形,就被祖国需要到了一家房屋修建公司做付工。(就是为砌工送砖、送灰、搭架子,总之是最革命最锻炼人的体力工)
  一次、我回周南母校看了文艺演出“白毛女”;看到扮演“喜儿” 的小瑛,便立即找到了“大春”的感觉;于是,很快和小瑛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友情。”
  也正巧,我做事的工地离小瑛家很近。于是,一有空就往小瑛家躲。尤其是与小瑛妈妈臧阿姨见面后,更是没空都要抽空,挤空。在她们家里,有我感情和身体成长所需要的一切营养:母爱、子妹爱、少男少女只敢牵手模头发的爱;当然、还有饭菜。(吃了那么多,也不知道要交一点伙食费)大约只有半年的工夫,我对小瑛家的剪刀、扇子、味精酱油放在哪里,比母亲家的还顺手。
  找到小瑛家,我是如鱼得水。而小瑛家,却并不缺儿子。因为她有个大姐夫,又高大又英俊。每次碰到和他一起吃饺子,我那一份就不用放醋了。当然,小瑛还有两个哥哥:大冒和小冒。
  70年代初,像全中国百万知青一样,大冒和小冒也光荣地投身于“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所以我很少碰到他们。
  那天,我照常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照常把手伸到老地方,却没找到钥匙。(一般这个时候,小瑛家是没人的)我试着把门推开,只见有人蒙着头在床上打滚。我把被子一揭,是大冒哥。他满头大汗喊胸口疼。我问他要不要上医院,他示意没用。我便只能帮他一起出汗。
  小瑛回来后告诉我,她大哥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发起来就这样。一阵一阵的,查了好多次,也不知是什么毛病。(不过,她再三说明此病不传染)也因此、大冒哥下乡时,医院没给开“有病留城”的证明。大冒哥下去后,多次发病,给当地农民添了不少麻烦,被多次退货。但回家去医院再查,还是不知道是什么病。“上次,我陪哥哥一起去了医院,找到那位从小为哥哥看病的老医生,可有位姓左的年轻医生,对着正在给哥哥作检查的老医生说:‘查了这么多年都查不出什么病,那就是装病。治这种病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开证明。’”(怪不得我问大冒哥要不要上医院,他示意没用)
  臧阿姨决定把大儿子留在家里,养起来。所以那一段,我常见到大冒哥。真的,没事的时候,他像普通人一样:做家务、刷房子、打牌;时而还帮帮邻居李爹爹买买煤什么的;甚至、偶尔还出去做个巴小时临时工搞包烟钱。发病时,我也开始习以为常,甚至学着小瑛安慰不知内情的外人:“老毛病,不必惊慌,不会传染的。”
  如果大家听了我的劝告,都不“惊慌”的话,也许,大冒哥还残有一条命,大家也用不着为我这篇文章而伤心。问题是,没过多久,地区知青办就“惊慌”起来。三番五次做家访,十分耐心地说服教育臧阿姨:“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儿子有病,只是上头有政策,没有证明就是非法留城。你一个人可以非法留城,那别的知青也可以非法留城。这样一来,走出门,不就满街都是非法留城的知青!一查起来,谁带的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可是毛主席的指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那就是反革命呀!一家出个反革命,全家都要受牵连啊。我们邻里邻居十几年,总不能看着你老臧走到那一步。”
  对于臧阿姨,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再把儿子送下乡,就可能是把儿子送上天;而想把儿子留在身边多活几天,那就是反革命,也是死路一条。
  这时大冒哥有个朋友也在,他很天才地说:“不就是张病退证明吗?”
  “不就是张病退证明吗?” 说得那么轻巧。如果是改革开放后的现在,只要肯出钱,办法总还是有的?可那是什么年代,人人都讲觉悟啊!“病退证明”,谈何容易。
  大冒哥的朋友又解释说:“大冒又不是装病,他确实有病。这个医院医生查不出,可以换一个医院,找一个能看得出病的医生看。”当然、这么英明的主意、在当时也只是愚蠢。那是什么年头,能看得出病的医生都在改造思想,要喂猪种菜养活一帮看不出病的医生。
  那天,我又像往常一样,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才进大院,就撞到小瑛家的邻居李爹爹:“大冒崽发病了,小瑛一家人都去红旗医院了。”
  我赶紧跑到红旗医院。
  急诊室挤满了小瑛家的朋友、邻居。在门口,大冒哥的那个天才朋友把我叫住。他告诉我大冒肯怕不行了,让我暂时不要进去。我只好透过玻璃窗,看到了臧阿姨的脸,一张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脸、、、在一个角落,我找到了小瑛的背,颤抖着,一定是在哭。我觉得她此时一定很需要我的肩膀,于是没顾劝告,挤了进去。不知为什么,小瑛没用我的肩膀,只向我借了条满是汗臭鼻涕的脏手巾。
  这时,一位很帅的年轻医生从手术室走了出来。(听小瑛介绍,他就是左医生)大家一涌而上:“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不有希望???”他很镇静,很有风度地:“有直系家属在吗?”(回忆起来,他好像是在拍电视剧)大家把目光转向臧阿姨,臧阿姨示意小瑛,小瑛看了看我。于是我牵着小瑛向前走了几步。脑子里浮现出什么作文中的句子“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
  左医生看着我们:“你们是死者、、”他猛咳嗽了一下,“病人的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