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February, 2008

[讨论]谁是世上最幸运的人?

Tuesday, February 26th, 2008

谁是世上最幸运的人?回答是我们,我们从40年代到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大陆中国人,(我是说还活着的这一部分人)是世上最幸运的人!理由是,从这个世界形成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体验过我们这一代人如此多端的社会变革朝代更换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我们的人生观、是非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人际关系都一直反复无常翻天覆地、像变戏法炒股票般发生着未知的变化。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阶层属于哪个阶级,都曾经是革命者和革命对象。我们这些活着过来的每一个人,哪怕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平淡地口吻述说自己真实的人生,对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甚至我们自己的亲生后代,都是一个天方夜谭般传奇的故事;一出惊天动地的戏剧,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
  不信吗?那让我们来回顾回顾。首先,我们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整个国民政府和国军都赶到海的那边去了。49年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阶级的命革掉了。50年代初实行“人民公社”,土地又从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手里溜走了。接着的城乡户籍制度和城乡剪刀差的政策,把中国广大的农民变成了实际意义上、不可改变的国有农奴。接下来的革命对象是知识分子,57年先用“百花齐放” 的阳谋,然后把右派一网打尽。再接下来涉及到全国人民。大跃进的失算导致中国的经济全面衰退,加上某些地区可能真的出现了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60年前后饿肚子(好像连毛老人家都说他暂时不吃肉了),其结果是使一部分本来很健康的人变成了饿死鬼。几年后等中国人刚刚有点饭吃,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号召下打倒了所有的老干部,把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公检法)弄成瘫痪状态。这一回,我们的老革命们是万万没有料到,在自己抛头颅洒热血革了别人的命才建立起来的政权里,自己却成了革命对象,自己的老命被自己的同志和同志的毛孩儿们革了。等毛孩儿们闹够,以为真的可以无法无天的时候,却没想到“知识青年”还要接受农民的“再教育”,顿时他们的革命热情都消失到祖国各地的高山野林里去了。好不容易“动乱”结束“改革开放”了,本以为我国的经济腾飞大家都有好日子过了的时候,我们最最革命的、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工人阶级,包括许多劳动模范,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下岗”大军的一员。再后来吗,“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房地产改革”“股市运动”等等一波接一波没完没了地继续着。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被革了命的有哪些人:国民政府、地主富农、全体农民、知识分子、革命老干部、知识青年、工人、、、、、、总之,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民中的某个群体进行的一次革命。凡是中国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家哪个人没有被革过命?
  这里只顺便提一下。其实革命对象除了中国所有的阶层和群体外,还包括中国的自然环境。在“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下,我们蔑视大自然的规律。谁说人类本身就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我们才不管那一套,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是要凌驾于自然之上。于是,森林被砍伐,河水和空气被污染,野生动物不断减少,自然生态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其结果是,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子子孙孙们都将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埋下的恶种而饱吃恶果。
  重复一遍∶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为了实现一种理想,带着我们创造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从解放,到土地改革、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直到如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毛、华、邓、江、到今天的胡,世界上有哪个时期哪个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体验过我们这一代人如此多端的朝代更换社会变革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过去没有过,将来恐怕也不会再有吧。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难道我们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最幸运的一代人?!
  成丹 九哥
  有感于东京池袋提琴店
  取材于本人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父子琴》
  http://www.danielviolins.com/jg

[讨论]何东,你为何出国?(图)

Friday, February 15th, 2008

   
  何东,你为何出国?
  “何东”这个名字如果你不熟悉,让我来告诉你。早在20多年前,当本九哥号称(冒称)湖南小提琴首席的时候,何东便是广东小提琴首席。20余年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只知道他去了美国,那天却突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他接受电台采访的录音。我对其他同胞(尤其是搞音乐的同行)在海外的生活特别有兴趣,我坦白其中有一部分出于小人心理,即想知道别人是否过得也很滋润,是否也是三个洋婆四栋洋房五辆洋车……然而,听完他的故事,我突然想问他一个问题:“何兄,你为何出国?”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据何东自己说,他虽去美国十几年了,却还没决定接受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也没有在美国人的圈子里生活,也就是说不准备打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他甚至并不喜欢也不欣赏西方的现代音乐。那么,是不是说他就无所事事了呢?当然不是,干艺术这行的都是不会甘心隐名埋姓的。多年来,何兄一直忠实和热爱着自己的事业,一直没有放弃练琴。(多么可敬!不像我九哥,早就堕落成了个做琴修琴卖琴的)而光练琴,哪来的名声和成就感呢?于是,我们的何兄在美国自己整理和改编了许多中国的小提琴乐曲,在美国自己花钱请钢琴伴奏,在美国自己花钱租录音棚,在美国自己花钱录制中国小提琴曲全集CD。正当我为何兄的赤子之心,为他在海外宏扬祖国文化的高度觉悟和热情而感动的时候,他却说那些已经制作好了的CD并没有在海外销售,而是在等着中国国内的哪个出版社看中,卖掉好多少收回些成本。这不得不让人觉得他那样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穷快活。”而依别人看,可能就接近另一种内容的“自慰”了。
  何兄的故事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生活在西方,如果想继续为中国人民服务,就应该多学些西洋的优秀音乐作品介绍给中国人民。而如果想发扬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出国为外国人民服务的话,就该把我们民族优秀的音乐作品介绍给世界人民。既然两者都不是,何兄为什么要继续耗在美国“穷快活”呢?实在点说像他那样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回广东开个学校教帮学生应该可以生活得颇“富快活”的。总之,还是我那标题“何东,你为何出国?”
  其实,“为何出国?”多年来已经成为许多海外华人的普遍问题。不少华人虽出了国,心却还一直留在祖国。在新一代留学生中,甚至有这样的人,说是在海外留学,一天却要给国内的父母情人打上十来个电话(或者泡网上聊天室),有一点屁事就往家里跑,一年到头一算,呆在祖国的时间比海外的时间还多。他们不主动接触外国人,不积极学习外国的文化,就连外国话也尽量避免讲,成天就在同胞的圈子里泡。对于这样一类人,劝他们都问自己一句:“我为何出国?”
  虽然我同意:挣大钱和物质享受不是出国的最终目的。为了学习和了解西方人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即使暂时期的贫寒,也是一种生活经历;出国,同时是对自己适应能力的锻炼和考验。这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成长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专家教授,抱着很大抱负和期待跨出国门,到头来学非所用、大材小用、扬短避长,为了生计干着与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干的事情,比如开个水平很业余的中餐馆什么的,就很难说达到了他们出国的目的。
  我们80年代出国的那一代人,尤其对一些特殊专业的人,(比如学小提琴的)出国留学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唯一的发展道路。但如今,祖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各行各业都充满着机会。中国和外国的各种交往也越来越多。在现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现在的出国人士如果一开始就认定出国学习一段时间,学会外国的语言、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再回国创业应该是最好的道路之一。即使是80年代的出国人士,就比如我们的小提琴家何兄,还有其他许多仍在海外的“穷快活”人士,如果没有政治障碍,没有洋婆洋公洋子的牵挂,都可以考虑重新设计一下自己的余生,抓紧学把外国本事,调整一下心态,赶快回国创业还是有大把机会的。不要等到我们的下一代也学成回去,我们再去跟他们抢饭碗。讲错了,应该说:不要等到我们的下一代也学成回去,到了退休年龄的我们,再回去争当祖国和家庭的累赘!
  成丹 九哥
  有感于日本名古屋
20多年前的九哥

怀旧故事《我是怎样出国的》(图)

Thursday, February 7th, 2008

  怀旧故事《我是怎样出国的》
  昨天上午,我偶然经过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门前戒备森严,连过道行人到了大使馆门前都要绕道而行。本九哥偏不信邪,硬是要试一试。结果还是被警察客客气气地挡住。那警察对我大一鞠躬,然后告诉我,只有去申请签证的人才可从从大使馆门前经过去另外一张大门前排队。我透过那矮警察的肩膀一看,果不然,前面排着长长的队。
  排队办签证,那对于九哥这个正宗的假挪威鬼子来说,是件多么遥远的事情啊!看着那仰首张望的人们,我不由想起我20多年前初次出国时的这段往事来。
  那是在1983年,我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也和几乎所有的同学一样,忙着办理出国留学。虽然我最初是想去美国,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先去了澳大利亚。
  在我们那个年代,所有办过出国手续的人都知道,出不出得了国,关键是拿不拿得到签证,而拿不拿得到签证,又关键在你有没有钱,或者有没有经济担保人?而我(当时的小九哥),和许多想出国的朋友一样,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没有经济担保人。明明知道希望渺茫,我仍决定去北京试试,如果实在不行,也有个交代,对亲戚朋友,还有单位的同事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的努力有个交代。就那样,我拿着我的中国护照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去了北京。
  抵达北京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了澳大利亚大使馆,还没进去,就看见大门口贴了张用中文写的布告:“留学签证请去签证处”,然后是地址和地图。还好,不算太远,走过去就是。但是,还没接近签证处的大楼,就看见大楼门口挤满了人。奇怪,怎么签证也像买火车票,凭挤不凭排队?但等我跑近,就不奇怪了,因为我也在拼命往前挤,甚至比其他人挤得更起劲,不是挤着签证,而是挤着看布告。但因为人实在太多,怎么也没能看清布告上写的是什么。只听见前面的人在议论:“为什么要停办?”“什么时候才重新开办?”这时,一个中国工作人员对着大家喊话:“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停止办理留学签证。什么时候重新办理,另行通知”。十足的中国官僚腔调。
  这时,一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伙子主动上来跟我搭腔。他自我介绍姓朱,叫朱忠。
  “没见过你,你这是来第几次了?”朱忠问。
  “头一次。”我老实地回答到。
  “我已经是第十一次了。”他沮丧而卖老地说。接着,他卖弄起他的经验谈来。最后,他问我:“你的担保是怎么办的?是银行存款证明,还是仅仅担保人的一封信。有存款证明最可靠,保人的银行证明也可以,如果只是封信……”他还要继续说下去。
  “我,什么都没有。”我又老实地说。
  “什么?都没有?!没有存款证明、没有担保人,敢从湖南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办签证,开什么国际玩笑!你要是能签上证,我从此把自己的名字倒着念。”
  这样的对话既不开心又浪费时间,我借故还有事,匆匆离开了朱忠。
  我在大使馆附近逗留,想抓住可能的机会。正想着,机会就来了。我看见两个澳洲人,一男一女从大使馆里走了出来,我立刻上去装着问路,问去签证处的路,尽管我刚从签证处过来。那两个人立刻停下,很认真地听我提问,然后很殷勤地为我指出去签证处的路,说:“我们正好要去那里,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于是,我们边走边聊。交谈中,我得知他们两并不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而是澳洲某学校的办事员,是特意从澳洲来北京招生的。从他们的口里,我打听到暂时不办理签证的原因是澳洲正在调整留学签证的政策,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回澳洲开会去了,一个星期后回来。
  这是多么重要的情报。至少我不要天天来等,天天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于是,我利用了这一个星期,去天津玩了一趟。没想到,这一玩,玩出了我出国的钥匙。事情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了“美国音乐研究会”,我以“美国爵士乐”的论文,成为了该协会最年轻的会员,而该协会的总部就设在天津音乐学院。我去天津玩,当然就顺便拜访了协会的秘书长。听说我立刻要出国深造,秘书长表现得很热情,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饭吃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得的是他向我提供了几位十分重要的协会成员的名字和地址,那其中有女高音歌唱家张权。
  回到北京,我一一拜访了名单上的会员,所谓会员,其实都是些音乐界有名的老前辈。在张权的家里见到她时,老教授显得很高兴,她甚至把我当成校友看待(张权毕业于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从她那里,我又得到一位很重要人物的名字,那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音乐部的部长,(好像是盛中国前太太的哥哥)。我立刻拜访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音乐部。听说我即刻要去澳洲,部长托我到:“有机会去跟他们说一声,就说希望他们把音乐节目做成立体声的。澳洲使馆的人来了好几次了,可我们语言不通,讲不太明白。”说着,他找出了“那使馆的人”的名片递给我。那是澳洲大使馆文化秘书的名片。那名片,便成为了我出国的钥匙。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了大使馆,出示的虽然是湖南广播电视厅的工作证,但声称是中央广播电台派来的,派我来找……我出示了那张名片。于是,很快我与那名片上的人见面了。听说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来的,那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谈起了音乐(谈音乐,就等于是谈我的饭碗),谈起了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那文化秘书打了个电话,兴奋地对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人,澳洲广播电台中文部的负责人约汉.克隆先生,他现在正好在北京。”
  “我不在意,非常地不在意。”我哪里敢在意?简直是喜出望外。
  很快,约汉.克隆先生来到文化秘书的办公室与我握手。三个人谈得很投机。谈着谈着,文化秘书突然问约汉:“为什么不问问这位丹尼(丹尼是我的英文名)有没有兴趣帮帮我们。”约汉应和到:“我也这么想,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既懂英文又懂音乐还懂广播的大陆中国人。”
  我觉得机会到了,于是告诉了他们我虽计划去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深造,但如果他们实在需要,先去澳洲帮他们一段时间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考虑。
  “你有护照吗?”文化秘书问。
  “有。”我答。
  “带在身上了吗?”他又问。
  “带着的。”我又答。
  “你在澳洲有朋友吗?”他问。
  “有。”我答。
  “你银行里有存款吗?”他又问。
  “有,我的意思是会有的。”我又答。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澳洲?”他再问。
  “立刻可以。”我再答。
  “那好,你能把护照留在我这里吗?”他最后问。
  “留到什么时候?”我问。
  “留到明天,明天上午10点。好,我们就这样定了。”
  接下来,我与约汉具体谈起打算做一个介绍澳洲音乐的系列广播节目。约汉再三警告我,那只是一份钟点工,不要指望靠那吃饭。我也反复请他放心,说我有别的本事吃饭。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准时拿到了我的签证!我顿时觉得飘然,不记得从大使馆是走出来的还是飞出来的。
  我有意从大使馆来到签证处,对着那堆仍在拥挤的人们,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在人群中,我又发现了那个人,那个人叫朱什么来着?叫猪什么来着?对了,叫朱忠。我对着他用最大的动作挥动着我的手臂。他发现我,朝我走过来。
  “你好,忠朱。”我友好而居高临下地叫到。
  “嘿,你干吗骂人,叫我‘种猪’?”他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没有等他在靠近,只挥动挥动手里的护照,大声喊到:“我们澳洲见。”
  去了澳洲几年后,我又移民挪威,不久成为了挪威公民。从那以后,“签证”这个词汇,就不再对我老九有意义。一本小红本本,一双鞋一个背包,坐飞机如同公共汽车,全世界满天飞。
  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东京。当绕道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我故意把步子放得很慢,对着那些被寒风冻僵的人们,满脸一幅小人得志的神情。
  九哥
  于东京
  (文章里的内容取材于本人的自传长篇小说《父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