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按：知耻近乎勇。虽然国企在全球化经营上还是小学生，能抛弃国人的“中华五千年文化战无不胜”的自大心理，虚心向世界一流企业学习，是中国企业的福音。能参加到企业奥运会的赛场上，暂时拿不到冠军也能开阔眼界、激发斗志，这也是开放和加入WTO的初期价值所在。————————————————————————————————————————————

现代经济学观点有不少与《道德经》里的思想颇为契合。更让我欣慰的是，有些我从学习经济学以来就一直萦绕脑海的困惑，竟也在这古老哲学的启示下恍然大悟。这使我想到了布坎南的一句话：“科学的经济学是作为社会哲学的一种副产品而问世的。” 　　让我先从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这个话题说起。经济学里的这个主题和文学中的爱情主题一样，有着永恒的魅力。不难看出，老子哲学的基本格调是倾向于自由放任一派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为什么会这样？道使然。何谓道？虽然老子早已说过“道可道，非常道”，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谈谈我的理解。在我看来，所谓道者，指的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也曾被亚当．斯密不无敬畏地称为“看不见的手”。市场上形成的经济秩序是这种自发秩序的典范和坚实基础：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是持自利动机的，他们通过交易达成合作，从而在实现自利动机的同时也造福了他人。从整体社会来看，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一种资源配置的分配机制，它能够最近似地反映出市场参与者的评价的最大化。因此之故，市场机制可能是人类所能够创造出来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 　　老子激烈地反对国家干预，他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说的是，谁去干预，谁就会把事情做坏。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因为：政府只有首先充分了解每个公民的利益和偏好，并能据此求出社会总体利益，才能胸有成竹地去干预经济，但仅此项准备工作便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甚至每个人自己也只能在进入选择过程时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政府是无法获取这些信息的。中国有句古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哉？”，说的是政府为什么不能干预的原因；西方有句谚语：“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说的是政府强行干预的后果。 　　退一步讲，即使政府能够无所不知，能够充分体察民情，但在干预措施的执行过程中，也常常会偏离其初衷。因为政府官员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政府和公民之间在客观上是一种代理人和业主的关系，他们的信息分配本来就是不对称的。考虑到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 　　诚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市场机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市场缺陷并不就是政府干预的充分理由，市场做不好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政府去做就一定做得好。许多人还幻想让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同时登场、双剑联袂，据说这样可以扬长避短。遗憾的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公式在这里却是不成立的，这就好比十字路口的交通岗上不能有两个警察同时指挥，否则司机和行人将会无所适从。从实践上看，政府干预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常常是好心酿成了大错。这正如《道德经》里所说的，“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更精彩的是，老子沿着这条思路一直推出：“大道废、有仁义”。我想这是因为既然道德也是人们自发合作中的产物，那么如果再人为地灌输所谓的“仁义”，不是和人为干预市场经济秩序如出一辙吗？想想我们过去推行的那些“左”得出奇的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比如“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又比如“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再看看今日道德滑坡的现状，不能不让我们去深思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当我回过头来再读《道德经》时，真有点如梦初醒的味道。 　　如果仅仅是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有触及老子哲学的真义。在我看来，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之争无非就是“有为”和“无为”的分歧。老子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已经超越了这种争吵。常人以为老子思想便是“无为而治”，其实这种概括并不准确。依我看，老子的核心思想应该是“为无为，则无不治”。照这样来看，老子就不是主张政府完全撒手不管，而是反对象“有为”论者主张的那种霸王硬上弓式的行为。老子主张的“为”是要遵循“无为”的原则去做，换言之，要对自然形成的社会秩序保持充分的敬畏。这无疑需要一种更高明的统治手段。 　　说到政府的作用问题，有关的文献可称得上浩如烟海。我在此只想强调与制度有关的两个方面，即政府在制度深化和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先说制度深化。虽然制度往往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制度又必须依靠一种外在的、人为的力量加强其效力。康芒斯是制度学派的先驱之一，他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这个定义虽有欠完备，却正中要害。这是因为，一种制度只有在全体当事人都能严格遵守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但在自发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却是无法实现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不遵守。虽然一种制度能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们的合作，它从整体利益上是最优的，但个人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并不一定遵守它。国为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在消费它时都想做一个“免费搭车客”，比方说，都希望别人是雷锋，自己则不妨自私一些，都谴责别人的假冒伪劣，自己的假冒伪劣产品却另当别论。正因为如此，诺斯曾说，如果只接受新古典假设，即仅仅假定每个人都是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社会将会倒退到一个尔虞我诈、暴力相向的丛林时代。与制度深化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制度不统一。自发形成的制度由于其自身的逻辑以及客观条件的制约，往往只局限于一部分人之间。不同制度背景中的人们在交往时难免产生隔阂和磨擦，从而限制了合作的扩大。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使得制度需要外力的强化，政府的作用也无疑在此。具体地讲，我所说的制度深化包括：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观念、惯例等）的统一；将非正式制度转化为正式制度，如将合同的惯例制订为合同法。正式制度的基本特征便是成文，成文在很大意义上也意味着意见的统一；用奖罚手段加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执行。从政府的这些任务来看，它必须具有最大的强力手段和权威性。因此，从根本上说，政府的力量是通过威慑表现出来的。《道德经》里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意思是说，如果人们已经不畏惧统治者的威严了，那么最可怕的事情就将到来。由此可见，老子及其追随者们一向是很重视法治的。司马迁作《史记》时将老子和韩非子同列一传，现在的人们虽然会对此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汉朝时，人们对黄老学派的认识确是如此。 […]

每一个女孩都是囚徒 　　夏天到了，街上的女孩花枝招展，娉娉婷婷。这是一个让人的心情最愉快的季节。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意见：街上的漂亮女孩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女孩会越来越漂亮？我提出了几个假说：第一，营养水平和饮食结构的改善对于女孩的容貌不无裨益，所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漂亮女孩会越来越多；第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使得女孩纷纷到大中城市找工作，因为她们在这里能够找到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所以一个地区经济繁荣的程度和街上女孩的漂亮程度正相关；第三，观念的改变一方面使得女孩更加勇敢地展示自己的美丽，另一方面使得人们更加大胆地欣赏女孩的美丽。据说美丽在于发现，所以审美能力越强的人在街上看见的漂亮女孩越多。 　　还有最后一点我想单独拿出来说说。那就是女孩越来越懂得美化自己了。美化自己的方式很多：穿上时髦的衣服、精心地化妆、甚至去做美容手术等等。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女孩子的最优化问题就是选择能够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谚语说：“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梳头”。只要投入一定的要素（包括资本和人力资本），女孩总能够使自己的容貌变得更加妩媚动人。 　　不过，这说得是女孩的绝对收益，即她现在的容貌与过去的容貌相比更加出色。如果考虑到相对收益，情况就会稍有不同。假定女孩多少都会有些虚荣心，她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压倒群芳。假定一群女孩的容貌差别不大，都是豆蔻年华，这时候，如果其他的女孩都没有化妆，只有一个女孩化妆，比如她染了红指甲，那么这个女孩马上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都会觉得她好看。别的女孩不甘落后，自然群起效仿，结果所有的女孩都染了红指甲。这时候，如果有个女孩还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想出新的点子，比如她抹了口红，这会让她在第二天出尽风头，但是别的女孩又会很快效仿，结果所有的女孩都抹了口红。数个回合下来，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女孩都染了红指甲，所有的女孩都抹了口红，所有的女孩都搽了胭脂，所有的女孩都穿了吊带背心，但是，从相对收益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女孩能够做得比所有的女孩都不化妆的时候更好。而且，或许女孩们都忽然对这种“军备竞赛”感到厌烦，可是给定别的女孩都还化妆，那个拒绝化妆的女孩会显得像个丑八怪，于是所有的女孩都只得继续化妆。这正是博弈论里常说的“囚徒困境”，每一个女孩都成了囚徒。 　　其实每一个经济学家和女孩一样，也都是囚徒。我想说的是为什么经济学家用的数学工具越来越复杂。尽管赞成经济学数理化的理由很多，也很可能说得在理，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有点社会学的解释。每个经济学家都想表现得比别人更聪明，这时候，有一个经济学家发现在论文中使用别人都不懂的数学一下子把别人镇住了。尤其是编辑不敢轻易地枪毙自己看不懂的论文，因为他们生怕别人知道他们看不懂。可是在真正聪明的数学家看来，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工具都是唬人的小儿科。这也是为什么别的经济学家很快也就学会原来看似艰深的数学工具的原因。于是想冒尖的经济学家只得去寻找更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只要他们找得到，别的学者很快也就能学得会。最后，经济学家用的数学越来越多，门外汉越来越对经济学一头雾水，经济学解释世界的能力却很难说有非常大的提高。厌倦了这种无聊的游戏，想在自己的论文中不用数学？给定别的经济学家都还在咬着铅笔头算数学题，那个不用数学的家伙会显得格外愚蠢，论文写出来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 　　女孩和经济学家的例子有什么不同呢？女孩的竞争带来了正的外部性，她们的美丽让她们自己更加自信，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愉快。所以我们要鼓励她们继续竞争，继续做美丽的囚徒。经济学家的竞争带来了负的外部性，他们让整个社会对经济学的理解更加生疏，对经济学家的态度更加不友好，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合作，从明天起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只能用白话文写作。

用常理协助分析：分钱实验的例子　　由一个人(甲)决定把一百元分多少给乙，其余留给自己，而乙可以决定接受或拒绝。若接受，两人各真正得到甲所分之钱数；若拒绝，两人都一无所获。用简单的经济学模式，各人极大化自己的收益，其预测是甲会分一元给乙，留99元给自己，而乙会接受。但实验的结果完全推翻这个预测。绝大多数情形甲会分一半或接近一半的钱给乙。甲方分给乙方的钱，平均是百分之三十多。当出现甲分不到百分之三十给乙时，多数情形乙会拒绝。　　当A只分十元给对方B，结果B拒绝。A可能认为B没有理性，为何不接受十元呢？事实上，根据简单经济学模式，A这么说是对的。但这简单模式是对实际的抽象，用于一些经济行为的分析，这可能是可以接受的简化；用在分钱的情形就不适用了。如果有人分低于三十元给我，我也肯定会拒绝。何必为了几十元而接受不公平的对待呢？有关公平的感受会影响人们的效用。　 这种拒绝低于约百分之三十的选择是很一般的，对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钱数都适用,平均百分比大致不变。你从一百元中分十元给我，我肯定会拒绝。但如果你从一千万元中分一百万元给我，我肯定会接受，因为不接受的成本太大。得出百分比不变，大慨是因为只比较十元百元的小数目。如果用千元万元以上的数目，这百分比应该会减少。　　用同样的常理推论，也可以得出，甲方选择分给乙方的百分比，也多数会随钱数的大量增加而减少。给我分百元千元，我肯定会平分。但若给我分一百万美元，我大慨只会分三十万给乙方。不过，我拿到的七十万中，我只会留三十万给自己，其余四十万会用来设立奖学金。　　不过，百分比会随钱数的大量增加而减少的推论，也未必百分之百地适用。给我分一亿美元，我又可能会平分了。五千万美元已很足够，不值得为多一千万而冒被拒绝的危险。　　一个人A从三十五元中分二十元给合作伙伴B。事后问他为什么分超过一半给乙方，他说是因为怕对方不接受。但他这种“超公平”的分法，却没有帮他避免被拒绝，反而造成乙方拒绝。乙方拒绝的原因是：接受超过一半的分配会对甲方不公平。这种公平观念及其他因素，又会对上述百分比会随钱数的大量增加而减少的推论有什么影响呢？

想不想换一个工资更高的工作？当然想。但是有了更多的工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生活更富裕。那么生活更富裕是为了什么呢？归根到底，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话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但是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我们发现，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根小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幸福是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的。传统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如何最大化财富，但新经济学认为我们应该关心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本身。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不管用什么指标什么方法测量，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人们到底是不是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比如，有两类比较可以十人们带来幸福感。一种是时间性的比较，一种是社会性的比较。如果你最近在上海的市中心买了一套别墅，你觉得很开心。但实际上你你觉得开心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因为你们在这样的房子里给你带来的，更多的是因为比较而产生的。从时间性比较来说，如果你以前住在阁楼里，那么现在你住别墅会感到非常幸福。如果你以前住的是花园洋房，那么你不会感到特别开心。这就是时间性的比较的结果。另外，从社会性比较来说，如果你和你周围的人，你的朋友同事进行比较时发现，其他人都还住普普通通的公房，而你现在有自己的别墅，你当然会很开心。如果说你周围的人现在已经都住在更好的地方了，那么你就算住在别墅里感觉舒服，你也不会非常开心。

Apex：「每1.2秒賣出一台DVD」的傳奇 文/熊毅晰 　　美國DVD播放機品牌Apex，由台灣移民徐安克與來自中國大陸的季龍粉共創。1999年底才在美國市場亮相，2000年底市佔率已經衝破15％，一年內就超越Sony和Panasonic等知名品牌，成為美國DVD播放機新霸主。Apex為何能以新秀之姿，爭取在威名百貨（Walt-Mart）上架？「似流星般地崛起」的Apex，迅速成功的關鍵又是什麼？ 一個新品牌如何在推出一年內，就達到市佔率第一？ 1999年底，Apex在美國DVD播放機市場正式亮相。 2000年底，這個DVD新品牌在美國市佔率已經衝破15％。短短一年，Apex旱地拔蔥，躍過老大哥Sony和Panasonic，成為美國DVD播放機市場的新霸主。 在美國最大零售通路商威名百貨（Wal-Mart），目前每星期Apex的DVD播放機售量高達6萬台。據Apex估計，平均每1.2秒，就有一位美國消費者抱著Apex的DVD播放機到威名百貨的櫃台結帳。 這個讓威名百貨的收銀員結帳到手軟的品牌，竟然是由2位華人所創：來自中國大陸的季龍粉，以及台灣移民赴美的徐安克。 究竟，這兩位黃臉孔的創業伙伴，如何在太平洋彼岸成功創業？他們打造第一品牌的訣竅又是什麼？ 今年10月舉辦的英特爾亞太科技論壇（IDF）中，由英特爾總部來的幾位副總裁，正領軍主持一場宣告「數位家庭」時代來臨的記者會。現場站台的人物中，除了如大同、宏碁等國內資訊大廠的高層之外，還有一張對台灣人而言相對陌生的臉孔──Apex營運長徐安克。 由於Apex在台灣知名度並不高，加上這是徐安克在台灣首度露臉，當天並沒有吸引太多媒體的注意。 事實上，在2002年12月《時代》雜誌（TIME）選出的全球15位「年度最具影響力企業家」中，徐安克和季龍粉就在榜上。 「流星式」崛起 《時代》雜誌形容，自從徐安克和季龍粉二人「闖入」DVD播放機市場後，對美國人而言它已經不再是奢侈品；因為Apex的崛起，也讓原本由Sony、Panasonic等超級品牌獨領風騷的DVD市場重新洗牌。 「這（ 指Apex）的確是個短時間迅速成功的故事，」 Envisionneering集團的研究總監道荷帝（Richard Doherty）在《時代》雜誌中表示。Envisionneering集團是一家位於紐約的科技測試及市場研究公司。 儘管國外媒體紛紛以「似流星般地崛起」來形容Apex，但從徐安克和季龍粉的創業以及和品牌打造過程來看，Apex的成功絕非偶然。 其中，他們掌握的4大關鍵點，更是Apex迅速深入美國家庭的重要原因： 成功關鍵1：少打廣告，低價搶灘 Apex的成功，「便宜」絕對是首要關鍵。1999年底，DVD播放機在美國還不普及。Apex的第一批DVD播放機，以試賣的心態，先舖5,000台到美國第二大電器零售商電路城（Circuit City），一台售價僅179美元。當時Sony的DVD播放機一台的售價高達400美元。結果，這個比市場主流產品價格「一半還有找」的生力軍，不出3天就賣到缺貨。 Apex就此一炮而紅！ 「為什麼有錢人才可以享受新技術？」這趟來台灣僅僅停留一天的徐安克，在接受《e天下》獨家專訪時，強調當時新創品牌的理念。 「大品牌通常花很多錢在廣告費上，」徐安克指出，在美國，一年至少要花2,000萬美元以上廣告費，才可能讓消費者對Apex這個新品牌開始有點印象。「我們覺得沒有必要，不如省下來讓售價低一點，」徐安克回憶當時的決策背景。 Apex的低價策略至今依然奏效。2002年底，Apex在威名百貨更打出49美元一台的超低價，結果一天就賣出123萬台Apex的DVD播放機，也讓威名百貨創下單日營業額12億美元的歷史紀錄。 成功關鍵2：大陸製造，美國品牌 Apex能推出比同業低一倍售價的產品，關鍵就在於能靈活操作「大陸製造，美國品牌」的策略。 今年43歲、高中畢業後就全家從台灣移民到美國的徐安克，1992年和比他大9歲的季龍粉在美國創立第一家公司。當時，他們從事廢棄五金、紙類回收的貿易工作；徐安克負責在美國收購，季龍粉負責賣到中國大陸。 倆人後來又合夥開始做汽車音響的買賣。先是幫中國大陸汽車音響製造商在美國找買主，接著索性就自創品牌。徐安克回憶，記得當時他到上海下了第一張音響功率放大器的訂單，多達21個貨櫃的數量。「大陸當地人都嚇到了，」他說：「他們很難想像怎麼有地方對音響功率放大器的需求這麼大？」 美國的市場胃納，加上中國大陸的低成本製造，「能多有效結合，就代表能有多少業績！」1992年起就開始在太平洋兩岸往返的徐安克說得很堅定。。 當然，台灣的技術實力也是Apex成功的功臣之一。就以佔一台DVD播放機成本比重超過30％的DVD播放晶片來說，聯發科就以價格和品質優勢在全球的市佔率超過5成。Apex是聯發科目前在DVD播放機晶片領域最大的客戶。 成功關鍵3：勤跑通路，由上往下 有人會問：Apex憑什麼能一創立就在大型零售通路店內上架？ 「我如果跟你講清楚，那不就不用混了？」徐安克半開玩笑地說，這些年來，不斷有人試探性地問他這個問題。 「勤跑」，就是徐安克藏不住的答案。為了跑通路，一年52個星期之中，他在美國本土的飛行次數就超過40次。「其中，飛往阿肯色州的次數就算不清了，」他透露。 阿肯色州，正是威名百貨總部的所在地。這家全球最大通路商目前在美國當地有超過2,400家連鎖店。 「Flexible」（靈活），則是Apex與通路合作的秘訣。徐安克解釋，除不能涉入通路間彼此競爭的風暴外，更要用靈活的產品策略維繫與通路間的友好關係。 徐安克舉例，在美國，電路城和「Best Buy」是二家競爭相當激烈的電器零售通路商，各自在全美國有將近1,000家連鎖店。「這一家賣得好，另一家就會不高興，甚至還會要求你砍價，」他無奈地說。 Apex的其中一種做法，是在產品型號上作文章。徐安克透露，產品包裝方面，Apex會設計不同外觀，因此有不同型號，價格也有區隔；而在舖貨到不同的通路商時，也會分開舖貨。「不能同樣舖相同型號給兩家競爭通路；當它們持續殺價競爭，除了兩敗俱傷，我們的損失其實最大，」他說得一針見血。 Apex的通路策略，則是反傳統地由上往下。徐安克強調，Apex創立之初，就堅持先專攻大型通路商。例如，之前Apex花了很多精力談下西爾斯（Sears）百貨，後續效果就相當驚人。「Sears每週夾報的DM發行量可是400萬份！」他表示。 Apex甚至還開始進軍超級市場。徐安克表示，今年初，在全美國有6,000家連鎖的電帝（RadioShack）也已經舖貨Apex的DVD播放機以及20吋電視。「這些產品因為低價，讓家庭主婦能不必經由夫妻討論，買菜時就順便買回家了！」他說。 成功關鍵4：大膽決策，小心觀察 徐安克認為，Apex會成功，一個很大的關鍵，是Apex的DVD播放機內含MP3功能。 「我們當初其實花一天就決定要內建，因為這是趨勢，」他回憶。這是Apex大膽決策的一面。而換作SONY等品牌大廠，他表示，則可能因公文往返、部門間的爭議，增加新功能可能就要耗費數個月。 另一面，則是小心觀察，等待著對的時機到來。例如，徐安克說，經常有矽谷的廠商跑來跟他建議可以在DVD中加入連接網際網路功能，「我從來沒動心過，因為時機還不到！」 持續要往全方位家電品牌邁進的Apex，也正密切注意各項產品的潛力。推出電視已經20個月，徐安克估計，Apex目前應該是美國市場的第5名。接著，Apex在今年底前也會推出LCD TV產品，接下來還有冷氣、紅酒冷藏櫃等。 徐安克透露，目前Apex正和台灣的威盛在合作一個DVD播放機結合電腦遊戲的產品，預計將會是明年Apex的主力產品。 […]

ZT按:此文作者系国内著名政经杂志的总编和首席写手,也是早期海龟之一。其人加盟《南风窗》后即彻底颠覆原来的不汤不水风格，靠犀利文风和锐利视角迅速使该杂志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政经读物之一。（不过01年广州日报风波后明显棱角少了许多，唉）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直接到南风窗网站查阅，你一定会有很多发现。GDP先生的讲述 ——————————————————————————–作者: 秦朔 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全世界，人们都叫我GDP，我的英文全名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s，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 在全世界，人们都很关注我。因为我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务）的最终成果。我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增加值的总和（各行业新创造价值与固定资产转移价值之和）。 我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我是万万不能的。 没有我，你们无法谈论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我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他们看来，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我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象，帮助总统、国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涨威胁之中。没有像我一样的灯塔般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 作为总量指标，我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有密切关系。例如，在美国，以经济学家奥肯的名字命名的“奥肯定律”估算，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失业率将下降，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半个百分点。当经济增长率低于2.25%时，失业率将上升，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上升半个百分点。 没有我，你们也无法反映一国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无法确定一国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享受哪些优惠待遇。比如，联合国决定一国的会费时，要根据其“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银行决定一国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时，也是根据“人均GDP”。 我更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 最近20多年，中国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关注我，追逐我。我和中国人的“球籍”挂上了钩，和中国上个世纪“翻两番”、到202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挂上了钩。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相应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都和对我的判断有关。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我大名鼎鼎，家喻户晓。 中国爱我，我也爱中国。我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按2000年价格计算，预计到2020年，我将超过35万亿元，年均增长7.2%。我在见证一种神奇速度的同时，也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 我离人们的生活很近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那么现在请你来看一个直观的例子。几个月前，中国的一位企业家，华润集团的总经理宁高宁到泰国去，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实地体验了“GDP不这么快增长，我们将会怎样”— 我最近去泰国，与泰国一比，才感受到，GDP增长快与慢真的不一样，中国人关心GDP太对了，因为GDP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我第一次去泰国是15年前，那时泰国和中国比起来明显要繁荣得多，在曼谷大街上买的廉价冒牌货回到中国是很时尚的礼品。可这几年泰国遇到很多不顺的事，GDP增长慢了，货币贬值了，再去泰国，与中国比起来，感觉大不一样。坐的飞机是泰国皇家航空公司的，椅子明显破了，扶手都掉漆了，机舱里人明显地少，多是些旅客，但生意人明显地没有去上海或北京的那么多。泰航现在服务明显地差了，餐饮也很明显地偷工减料了。过去常抱怨中国的航空公司服务差，因为与外国航空公司比起来反差大，现在这种距离越来越小了。GDP增长不增长，航空公司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听说曼谷新的国际机场20年前就规划，现在还没有建完，曼谷的老机场也让人觉得破旧，拥挤了。 GDP增长的放缓对泰国人的生活影响可能更直接。不说金融危机让多少泰国的银行和企业发生支付困难，泰国的大街上，与15年前比起来，进步不大，用摩托车偷偷载人比比皆是，很破旧的小三轮出租车继续在运营。北京的黄面的存在了几年就不见了，因为北京在进步。泰国的城市看不出进步，GDP自然也不会增长，十几年前华润在泰国建的公寓楼当时是最好的，今天还是最好的，这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不可能。做空调压缩机的同事去看了泰国的空调市场，回来说泰国人用的空调型号旧，噪音大，好多年也不换。泰国经济蓬勃时计划修的高架铁路，后来中途下马，只留下许多几十米高的大水泥柱子，上面都长了草。现在这么要面子的泰国新政府也不能解决这些事，想必其中难度很大。看来GDP增长慢是社会整体进步慢的数字表现。 如果说宁高宁的感受有民族主义自豪的话，你可以再听一个美国人的比较。他叫罗奇，是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2003年9月25日，他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的“有关中国的产业、投资和汇率政策：对美国之影响”听证会上，这样说： 多年来我不断往返于北京和东京——这种机会最近美国财长斯诺也体验了，我只希望斯诺财长能够体会到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反差。泡沫后的日本经济差不多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1992年至2002年，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仅为1%，同期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平均约为10%。但是，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按照2001年的市场汇率计算，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大约是中国的40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中国的6.5倍)。尽管生活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亚洲经济实力的转换却是不可置疑的。中国对改革和结构调整依然毫不动摇。相反，日本把惰性的概念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宁高宁和罗奇的经历，但大部分人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生活的变化、出行尤其是出国的比较，得到类似的结论。 我不能衡量什么 我是你身边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我不是上帝，不是万能。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其实，我也不能衡量一切。 1、 我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 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但是，为了我的增加，很多人忘记了这笔借款。你采伐树木时，我在增加；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我在增加；我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于是，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我在增加，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 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我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 我当然更不衡量劳工保护，社会保障，小学生造炸药，部队武警经商，以及什么SARS灾难。在很多地方，只要我在增加，哪管社会成本有多高！ 2、 我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但为了我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到今年年底，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将达3.7亿千瓦，而日本只有2.2亿千瓦却创造了4倍于中国的GDP。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外延粗放型增长，哪个国家都受不了。 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假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我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增加额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为了我的增长，有的地方拼命贷款，负债累累。有一个省光不良贷款就有1900亿，损失率估计为56%；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演变为“让利竞赛”，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拼地价，比税收减免。苏州是引进外资的样板，但一份调研通报也指出，“按照苏州目前经济的增长要求，每年需新增项目用地6万亩左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4000亩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苏州工业用地就没有余地了”；为了我的增长，连中央政府也背上了很大的财政赤字，从1979年到2001年，24 年中，只有1981、1985年两年收入略大于支出，其余22年均为赤字，赤字金额从1979年的135亿元增至2001年的2517亿元，2002年又增至3098亿元。财政赤字有其积极作用，但长期看则存在较大隐患和风险。 3、 我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当年“大跃进”，中国一年要炼1070万吨钢，结果，树都砍了，钢材却是劣质的。 为了我的增长，悲剧依然在重演。我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我是体现不出来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2002年9月16日的报道，中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我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在反映全社会劳动效益的指标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在1978～2002年24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6%，慢于我在同期9.4%的增长；反映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23年间下降63%。由于生产效益低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并未进入良性循环，城镇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5～2002 年年均仅增长4.7%，消费率（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比例）也由1978年的43%降为2002年的40%。 我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但任何数字都有它的“陷阱”。 天灾人祸和灾后重建让我增长，“拉链工程”让我增长。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我都增加了一次。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我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类似的情形真是太多了。例如，卖假药的人让我增长，吃坏身体的人去看病也让我增长。看看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的这些题目吧，《“黑”佐料调“白”腐竹》、《竹笋保鲜的“秘方”》、《病死母猪肉做鲜肉松》、《淘汰母猪变“鲜”肉》、《腐肉“巧”炼猪油》、《防寒服“败絮”其中》、《“果肉果冻”裹的是什么》、《“无公害蔬菜”令人心惊》、《土办法生产的“卫生筷”》、《黑心厂生产“黑心肠”》、《“美味”腊肉如此出炉》、《硫磺熏制“注水”中药材》、《鸡精里的“商业秘密”》……它们都可以让我增长。 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不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累积。固定资本的质量不好，没到使用期限就不得不报废，那么固定资本形成的总额再多也不能提高国民财富。当你要拆毁“豆腐渣工程”重建时，请记住这样的教训，它不仅要从国民财富统计中剔除，而且为了重建你又消耗了一次自然资源。从国民财富的角度看，国民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正像被砍伐的森林，“算做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 再听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的感慨吧—— “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到欧洲去，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了、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4、我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即使是为了促进我的增长，也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是政府主导，倚重于扩大投资的方式，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大搞开发区，跑马圈地，城市建设大大优先于技术改造安排和劳动力培训？ 是依靠财政投资输入，大规模借债，投资高速公路、铁路、水库？ 是不断向国有企业输血，将金融资源向它们倾斜，哪怕其设备闲置？ […]

Wednesday, July 23, 2003亲爱的朋友们：在我到Bangalore之前，我的所有的印度朋友都告诉我说，Bangalore因为它的美丽而被称为花园城市。现在，由於它的高科技工业，它又被称之为印度的硅谷。我到这儿的第一天，我就体会到了这一点。在我第一天上班的路上，一匹走失的马在十字路口阻碍了交通。在我们停下来等待的时候，我看到十字路口附近的德州仪器的标志到处都是，仿佛德州仪器把这个十字路口买下了一样。但我没找到德州仪器在什么地方。这个十字路口就象达拉斯的635与75交界的地方一样。我到了公司以后，上到公司楼顶的餐厅，我可以看见远处的巨大的Oracle的办公楼。他们在这个楼的后面正在建另外一座大楼。就在我们旁边的大楼上，Oracel的标志和其它公司的标志混杂在一起。在 Bangalore的机场，我遇到一位先生，他从波士顿的Intel到这里第一次出差。在我向别人了解之后，我发现微软在这里有一个大的部门。戴尔也是。还有其它的公 司。我同Lawrence吃晚饭时，他告诉我，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华维在这儿有一个大部门。在当地雇佣了约六百人。当地的TGI Friday餐馆是他们的经常社交的场所。有一天，Ramesh和我在街上走路。我看到一栋楼房上有西门子的标志。这个标志不是商业广告牌，而是公司的入口标志！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到公司工作。我发现楼下排了一长队的人。我后来知道他们是申请工作的。正在等着参加笔试。别人告诉我说，这个笔试很难。我可不想参加这个考试，以免破坏我的已经危险的咨询工作。:-) 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曾经难于找到工程师，因为很多公司都在雇人，特别是那些大的美国公司。为后来又发现这里到处是大学，两年制的，四年制的，等等。就在马路对面，一所耶稣院校正在建设中。有一个星期日，Dominick开车带着我们在市里观光，我们看见许多院校。同时也看见了许多当地乱开的BMW。Mercedes在这儿也很流行，正如同亚洲的其它国家一样，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Axes的董事会主席Udaya Kumar先生非常友好和谦虚。上个星期天，他带着我和Ramesh到Bangalore俱乐部吃午饭。Bangalore俱乐部是在英国统治时期建的。它有点象美国南部的乡村俱乐部。在这种俱乐部里，有钱人和名流们在周末时在这里进行家庭聚会和社交活动。我不知道美国北方是否有这种俱乐部。因为我们交不起一年$10000(没错，是五个零)的成员费，所以我们只能跟Kumar先生到这儿来。在野餐的空地上，大约有500人，我只看见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我自己)。其它的所有人都是印度人。可想而知，这是个当地有钱人聚会的地方，而不是给化美元和欧元的人开的！和Kumar先生吃完午饭后，我和Ramesh继续我们的城市冒险活动。我们没用当地向导。Ramesh也不应该算是当地人。他不会讲当地语言，而且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5年。他想带我去看他和他的儿子Anuj发现的一个市场， 而且还有Kentucky Fry Chicken, Pizza Hut 和Domino’s Pizza。我立刻产生了兴趣。众所周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见熟悉的东西，这种感觉非常亲切。更何况我是个KFC的爱好者。:-)这个四层楼的购物中心年代已久。里面有许多小的商店卖廉价的衣服，礼品和玩具。我敢肯定，中国的玩具工业会跟随着华维进入印度。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个购物中心里有一个互联网吧。15卢比(30美分)上网半个小时。价钱够便宜的！在我的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进去看个究竟。但不一会儿，我就发现这是骗人的。每敲一下，浏览器过两分钟才能回来。坐在我旁边的Anuj已经向他爸爸抱怨了。我以前以为Axes的互联网的速度慢。但比较起来，那真是快马飞奔的速度。这里的速度大概是15个人分用一条56Kbps的联接线的速度。10分钟后，我们都决定不再用了。我们若继续用下去，肯定会得上焦躁症。我给这个网吧的人 50卢比。尽管他的收钱箱里奘满了钱，但他却声称没钱找。Ramesh和Anuj开始发火了。他们看得出那人在试图骗我这个外国人。下一个四层楼的购物中心是新盖的，非常漂亮。别人告诉我，Bangalore的建筑规则把大多数的楼房限制在四层以下。这个购物中心就象一个小的美国的 shopping mall。这里的电梯还在运转。刚才的那个购物中心的电梯停在那儿不动。这个鲜明的对比使我想起上海的早期的日子。那时候，大部分的电梯因为缺电和电费太贵而不工作。我想Bangalore现在正在经历上海在80年代时经历的增长的痛苦。在我们走出这个高档的购物中心后，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看见了两个贫穷的乞讨的小女孩儿。一个大概八岁，另外一个大概十岁。岁数小的那个还在腿上绑着绷带。我禁不住想给她点儿钱。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不管我是在车里还是走在路上，我都看到过许多这种情况。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给钱。有一次，我从一个站在交通灯边上的人(就如那些在美国路边上卖花的人)手里买了一个小玩具，以免他沦落的行乞之列。一天晚上，在我下班回旅馆的路上，一个抱着营养不良的婴儿的贫穷的年轻妇女敲我的车窗行乞。我于心不忍，伸手想从口袋里掏钱。Dominick和Ramesh 同时喊道：“别动。”Dominick马上锁上了所有的车窗和车门。绿灯一亮，车马上开走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Ramesh告诉了我他前两天遇到的经历。他在一个五星级旅馆外给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儿钱。那个小女孩刚拿到钱，别的人立刻蜂拥而上。有的人甚至抓住他的腿要钱。幸亏他距离旅馆门口很近。他跑进大门，门口的警卫帮他挡住了行乞的人。尽管我已经听说这种冒犯性的行乞行为，但我想这两个小女孩儿不会对我有什么怎么样。我於是拿出口袋里的零钱给那个岁数小的女孩儿。那个岁数大的女孩儿开始向我们要钱。Ramesh看到那个岁数小的女孩儿的腿上的伤痛，他从钱包里掏钱准备也给那个小女孩儿钱。当他正要把钱放在那个小女孩儿手中时，那个岁数大的女孩儿从他的手中把钱“抢”过来，跑走了。然后这个女孩儿居然又回来向我要钱。这时，我已经对她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怒。我的表情也从同情变成了愤怒。我想她肯定看出了我的表情的变化，吓得她赶紧跑了。幸辣的KFC餐馆里的饭冲淡了刚才的不愉快的经历。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KFC餐馆一样，餐馆里的厕所是干净的。Anuj十分高兴。Anuj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是印度籍的美国人。我们不管到哪儿，他都但心他吃的东西会让他得病。我根据我在中国的经验，告诉他不用担心。这些联锁店在提供食物方面，用的是美国标准。我建议他下次到印度来时，先找好象KFC, McDonald, Pizza Hut这样的美国餐馆。这些餐馆的标准都是很高的。我以前回中国时就是这么作的。在街道上，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大部分是男人，也有妇女)在着急上厕所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靠着墙方便。他们甚至都不到树底下或草地上。我记得在1989年，在山东济南，同样的事发生在我和我的美国朋友面前。我当时尴尬得恨不得钻进地里赶紧消失。1994年，我在上海去拜访一个中学的同学。他所住的公寓小区的铁门上写着“请勿在此小便！”。我感到特别愤怒。我简直不能相信公众的文明程度在90年代还没达到相应的水平。现在，这些标语在上海已经彻底没有了。我相信有一天，这种现象在印度Bangalore这样的著名城市也不会存在。离开KFC之后，我们在繁华的闹市街头，又看到了那个抱着婴儿行乞的贫穷的妇女。尽管有刚才的不愉快的经历，我还是因为我那天没给她钱而感到于心不忍。在经过十秒钟的思想斗争之后，我把我在KFC找的不到一个美元的零钱给了她。正当她拿钱离开时，我身后的一个人愤怒地说道：“你不应该这样做来鼓励她不工作，而靠行乞为生！”这人显然是当地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我反问道：“有这么多的人在行乞，她能找到工作吗？我想他们肯定都试着找过，对吗？”他答道：“不对。他们这么干比干活挣钱挣得更多。”我於是明白了。鉴于他们能挣得最低的工资，他们行乞也许比干活更挣钱。只有象我这样的外国人才给钱，而且还给得不少！这个年轻人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1994年，我和我的妻子在美国生活了五年之后回到中国。当我们看到沿街乞讨的人时，我们禁不住给他们一点儿钱。但别的乞讨的人立刻围了上来要钱，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其实，乞讨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中国前更严重。但我们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所以并不觉得。我们很少给钱，他们也不朝我们要钱。我们上次回去，穿着打扮象外国人一样，於是成了他们行乞的目标。这让我们经历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经历。现在我在中国再也看不见这种场面了。这让我非常高兴。我希望印度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当我坐出租车时，我迫不及待地向出租车司机了解当地行乞的情况。这个司机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表示不满。他同情那些乞讨的人，认为政府应该给这些人提供工作。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这些人应该留在政府提供的有免费食物的收容所，而不应该到这里来影响市容。他告诉我说，这里的人有10%是富人，40%是中产阶级，50%是穷人。他的这个估计让我大吃一惊。这不就是爆发革命的导火索吗？当然，如果在这50%的人当中，只有10%的人是极端贫穷(就象美国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那么局势还能控制。否则的话，这简直就是一个正在运行的社会定时炸弹。在和Kumar先生吃午饭时，我们又就此进行了一些讨论。Kumar先生同样责怪政府的无能为力和腐败。他认为这里的政府争论的问题太多，争论的时间太长。有些事早就应该完成。我们都认为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温和的独裁者来推动国家的发展。台湾的蒋介石的儿子就有点儿象这样。如果没他的话，台湾也不会这么快地发展到今天这个地位。想想美国政府办事的效率吧。在一个已充分发展的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等待。但是在象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们没时间等待。这使我想起几年前在台湾发生的一件事。台湾的运输部长在电视上向他们的国会议员评论道，他不能尽快地推进一个主要的运输项目，因为台湾政府不象中国政府那样有效。他的评论被理解成台湾的民主政府不如大陆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我不知道他是否因此丢掉了他的职位。但你仔细想一想，这家伙的话有点儿道理。看看过去10到20年来生存下来的新公司，哪一个不是以独裁的方式管理的？如果你跟你的老板争论，你就会被开除。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和大公司的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最终变成大公司。与此同时，大公司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就小事没完没了地开会，运转的速度跟乌龟一样。当然，大多数的新公司却因为有错误的 CEO而失败了。只有约5%的这样的公司因为有天才的CEO而历经艰险地生存下来。我敢肯定，如果中国在1989年象俄国一样变的民主的话，上海的无家可归的乞丐仍然到处都是。这肯定让我感到不痛快，甚至不想回去。它甚至可能触发另外一场内战。我现在几乎每年回上海，不是因为我出生并成长在那里，而是它比 80年代和90年代好多了。事实上，这就是我的父母为什么在美国生活五年后还不愿意移居美国。当然，中国有它自己的问题，象腐败等等。当我把这些奇谈怪论告诉Kumar先生时，他觉得特别新奇。他让我发email给他，告诉他中国政府是怎样这样快地改变了中国的。中国在所谓的共产党的统治下发展迅速，而民主的印度不仅落后而且还发展缓慢，这让他感到惊讶。根据现在的状况，由於所有的外国投资涌进印度，我想印度在今后的五到十年里会发展迅速。另外由於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如果政府管理得正确的话，它会比中国发展迅速。我希望我下次再来Bangalore的时候，不用再担心街头上的乞丐了。Robin http://www.foneftwo.com 

敲者按-这是本届美国三藩市市长竞选两大热门候选人之一的冈萨雷斯于12月2号在当地华人社区影响最大的报纸《星岛日报》上刊登的半版黑白文字拉票广告。三藩市华裔选民约占总选民人口的五分之一，举足轻重，但以往由于华人的投票意欲超低，是被主流忽视的角落。今年则大不同，华人从政热情高涨，令到候选人们争先恐后象华人社群邀宠，没事就在唐人街东串西串。这不，华人媒体也成了他们倾诉野心的阵地。西人刊登华文广告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广告文案运用中文的娴熟程度、用词照顾来自不同地域的华人文化背景、以及西方政坛公开狂踩对手风格的中文表述。这个政客新产品能一举上市成功吗？如有兴趣，我将继续为您转敲。————————————————————————————————————————————冈萨雷斯致华裔社区的公开信敬爱的三藩市华裔市民:能够为三藩市服务是在下的光荣,在此先要感谢阁下给予我这个宝贵的机会。在下出生于德州一个小镇，家母是墨西哥移民，家父是第二代墨西哥移民。与华裔家庭一样，家父坚持子女必须使用双语，继承祖先的文化传统，以及追求接受高等教育，为在美国这个新家乡创一番事业做好准备。在一个移民家庭成长的经历，也让我深深与三藩市的少数族裔联系在一起，明白移民寻找美国梦所面对的种种障碍，及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因此，于一九九零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在下没有将所学作为赚钱工具，而是选择到三藩市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工作，为社会上没有能力负担昂贵费用的弱势社群服务。这也是本人投入市政公共服务之始。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本人获选为三藩市第五区参事会同僚的信任，被推选为参事会主席。在任内，本人成功改革市府委员会的任命制度，重振市府的共信力，并推动发展可负担房屋，以及在市府面对严重财赤时，解决预算危机。可是，三藩市市府今日面对的问题，是过去八年市长办公室忽视社区利益，专著为大财团和特殊利益团体服务的恶果。因此，本人决议参加今年的市长选举，相信三藩市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我们不应该再受到政客这般不负责任的对待。本人的参选政纲是以民为本，从利益团体手上把三藩市还给每一位辛勤工作的市民。当选市长后，施政首要重点将包括：*优先发展可负担房屋，并扩大资助民众置业计划。*取缔小商业工资税，籍以鼓励创造就业机会。推行更合理和有利商业发展的商业税制。*精简市府架构，结束无节制的浪费。*推动立法，允许非公民家长可以参与投票选举三藩市教育委员。*督促校区立法，建立小规模的邻舍学校，使学生有机会得到老师更好的指导。*为长者，学童和残障人士提供免费公车服务。我的竞争对手将延续腐败的官僚恶习，继续由特殊利益团体支配三藩市的发展。请让我与你一起，共同改革市政，振兴经济，完善公校教育。阁下宝贵的一票，可以让你我共同的美国梦早日在三藩市实现。祝福生活美满 万事胜意冈萨雷斯 敬上请与十二月九日投冈萨雷斯一票

触摸海龟：温文尔雅的城市吉祥物 ——————————————————————————– 新浪文化 　　作者：`石磊、七格、袁敏　　白领在努力学习西方规范，而海龟则本身就是西方规范。　　在外人看来，上海的海龟和土生土长的本地白领非常近似，这近似的程度， 就像刚改革开放的那段日子里，我们看外国电影，觉得里面的人个个都长得差 不多，是一个意思。　　其实海龟和本地土产白领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就像武林大会上，一大 帮拿枪拿刀的里面，你总能看到这么几个人物，他们的太阳穴不高高鼓起，身 上也没什么横练十三太保的痕迹，但是他们一举手一抬足，就能显出与中原武 林各派不同之处，真要比拚起来，他们的功夫全是来自西域的，除了张无忌这 样的绝代高手，一般武林人物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海龟因为留了洋，所以一回来就透着股洋气。这种洋气，本地白领很难花 钱买到，也许白领可以穿得比他们更有品位，或者吃得比他们更有情调，但这 些吃吃穿穿的东西，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都是可以花钱去买来的，但是海龟 的那股子洋气，花多少钱也买不到，就是最高级的本土白领也买不到，更不要 提那些靠短期爆财爆出来的傻大户了。　　这种洋气，也不是靠满嘴跑洋文就能领会的，相反，海龟们在一般场合是 不太会炫耀洋文的，他们爱说普通话，所以你去看吧，酒吧里桌球旁，嘴巴里 时不时洋文出去进来的，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不可能是海龟。海龟要么不说 洋文，要说洋文，就通篇全是洋文，绝不杂一句中文，如果他们想偶尔炫耀一 下，那也是杂法文或意大利文，而且杂得很自然，就跟语言学家从来不炫耀他 们的多国语言储备一样，真要炫耀起来，那就说间或杂些标准的盖尔语或梵文。　　白领在努力学习西方规范，而海龟则本身就是西方规范。　　所以海龟老是和周围中国人的世界有些格格不入。比如，有的海龟在吃圆 台面时，大鱼大肉决不会去沾，甲鱼、鳗鱼、大闸蟹也碰都不碰，实在是场面 上有些清汤寡水过不去了，就自己给自己要了份白灼虾，也不沾调料，淡吃， 气得饭店老板当场问他：是不是嫌阿拉此地的菜不灵？结果人家很斯文地回答 说：白灼虾做得非常好，谢谢。　　就跟赞扬人家烧开水烧得真好一样，听不懂的人，真的要气绝。　　生活细节上的格格不入，还是零打碎敲的小事情，关键是做事情上。海龟 有一套原汁原味的西方管理理念，带到国内来后，起先大家还冲他的来头让个 三分，但最后切到自家利益的时候，矛盾就呼啦啦地全暴露出来了，就好比我 们国家请来的外国足球教练一样，没几天就冲突升级，即便是狡猾如米卢这样 的老狐狸，最后也是差点吃不了兜着走。很多海龟在这样那样的王安石变法中 失败，背后被人骂成是海王八，还有更难听的。反正到最后总归是上纲上线， 说他们是在国外混不成了，于是想回来骗吃骗喝，与之对比的，则是媒体走的 另一个极端，在那个极端里，海龟总是被热情洋溢地打扮成“毅然回国”的样 子，好像我们自己国家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需要他们皱紧眉头一跺脚着回来 一样，真是吓死人了。　　没办法的，我们的媒体一直就喜欢以廉价的爱国来做门面宣传，海龟派就 成了这种误导的宣传品，比方，有人就发表意见认为：“中国不需要这些在祖 国贫穷时就离弃她，富强了就往回赶的所谓的海归派，我们只需要象钱学森一 样的爱国留学生。”　　其实海龟们决定去还是留，大多是个人利益的考虑，爱国不爱国，基本上 是外人的想像。上海易趣网站的创始人之一兼CEO邵亦波，他的回国完全是出 于对个人职业生涯的考虑，所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和国内许多企业老总 的成功与失败一样，都不过是市场行为，和上纲上线没什么莫须有的关系。当 然，海龟里面有些是不学无术，在国外乱七八糟地蹲了段时间，然后弄张假文 凭回来招摇的，但国内一些企业也难辞其咎：他们看到海龟，也不管真假优劣， 先高薪聘过来再说，然后就企盼他是只会下金蛋的母鸡。一副急吼吼的腔势。 在他们眼里，海外背景就是来自神仙国的代名词，神仙国离他们这里很遥远， 而且在传说中，那里的日子真逍遥，那里的神仙会法术，所以，请个会法术的 海龟来，就是他们那点可怜的脑筋里唯一会打的算盘。　　这么一来，跳大神的先生小姐们当然就有机会如鱼得水了，倒是真正有才 华的海龟，反而被这乱哄哄的请神运动给耽误了，而整个海龟派的名声，也因 此而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海龟在人才市场里，实际上就是一种高档商品，企业要聘请他们，就是进 行高档消费。但是，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有资格进行高档消费的，就像买数码电 视，这么贵的东西买回去，要是所在的地方根本还没开通数字电视信号，那买 回去除了当摆设，还能当什么呢。　　所以和海龟相比较，就出现了一批被叫作土鳖的群体。他们就是那些没留 过洋，但富有管理或技术经验的本地高级白领。这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就像 Nokia7210和首信彩屏在血拚彩屏手机市场一样，前者说自己是国际品牌，价 位高档次足质量一级棒，后者的杀手锏就是我虽是国产，但质量和你一样还比 你便宜。反正海龟和土鳖之争，就像当年洋货和国货之争一样，看上去挺民族 利益的，实际上运转着的全是商家利益。　　海龟由于档次已经摆死在那里了，所以他们在经济萧条时，工作也不太好 找。好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发展得太快，吸收力超强，而且经营管理理念和国际 […]

Sunday, July 13, 2003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发现Ramesh把Alcatel USA 的工作牌挂在了他的衬衣上。他告诉我这是他的保证受到特殊待遇的方法。我到这儿的第一天，我见到了Ravi。我曾经同Ravi一起在Alcatel工作过几年。他在美国工作六年以后，带着他的全家回到印度工作。我见到老朋友非常高兴。他邀请我第二天出去吃午饭。我高兴地接受了。我后来又见到了部门经理 Lawrence。他坚持邀请我第二天出去吃晚饭。因为我感觉还是在美国的时区，所以我决定接受这个邀请。谁会放弃吃白饭的机会呢？:-) 我在这儿的第二天因此成了非常忙碌的一天。我明显地看出Ramesh不高兴，因为我受到礼遇，而他则受到冷落。第二天，当Ravi在午饭时间来接我的时候，我邀请Ramesh跟我们同去，他这才感觉好一些。我以为我们会到街头的餐馆吃饭。我真想把街头餐馆的食物同公司餐厅里的食物比较一下。在我离开美国之前，大部分印度朋友劝我不要到街头的餐馆里吃饭。但我想我还是挺大胆的，想去试一下。但我没想到，Ravi告诉我我们要到他的家里吃午饭。我立刻高兴地答应了。我想去探索一下普通印度家庭的文化和生活。我们没找到司机Dominick, 於是我们叫了一辆三轮出租车(上海人叫乌龟车)。Ravi觉得这样的三轮车太寒酸了，问我是否同意。我告诉他没关系，因为我小时候在中国就坐过这种车。这种车在上海早已停止使用了，但我愿意在印度再坐这种车。我去年在中国的一个小城市坐过这种车，但是是人脚踏的，而不是汽油驱动的。所以我想不会太糟的。我想我的女儿们肯定会喜欢坐这样的车玩儿。Ravi的家是一个两个卧室的公寓，有一个客厅，总共大概是1000平方英尺。在一个四层楼的第一层。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在家。我非常高兴见到他的家庭。因为他们曾经住在Plano，他的女儿在Plano的高中上学，所以我们有很多可以交谈的东西，我对公寓里的家具觉得非常熟悉。椅子，桌子，沙发，电视，风扇，灯，床，等等。我就好像回到了1989年我离开上海时我和我父母住的公寓。他们准备的饭是典型的印度饭。当我们坐下来吃饭时，Ravi的妻子和女儿站在旁边为我们服务。这让我感到有点儿不习惯。尽管我是客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坐下来一同吃饭。他们坚持让我先吃。这让我突然想起以前，当我邀请我的美国朋友到我们家时，我的母亲在厨房里做饭，因为中国的传统是给客人上热的饭。我记得这使我的美国朋友们感到不安。他们不断地要我的母亲和我们一起吃，而我却在不停地告诉他们没事儿。我现在知道他们是怎么感觉的了。我想我现在已经美国化了。:-)最尴尬的时候是当他们递给我一杯水的时(杯子是不锈钢作成的，但是玻璃杯的型状)，我问这是不是瓶装水，因为我的达拉斯的印度朋友，包括Ramesh，都要我在喝当地的水时小心。我刚一问这个问题，他们马上把水拿走，Ravi的女儿出去给我买瓶装水。我后悔没自己带水，省得她跑出去麻烦。在中国，人们总是喝瓶装水或是烧开的自来水。这是生活常识。我记得有一次路过日本，旅馆里写着“不要喝自来水”。在我离开美国之前，我到CDC 的网站查印度旅行需知。水是主要的一条注意事项。在美国，我们对水习以为常。但在亚洲，我想水还是一项有质量问题的重要资源。所有的餐具，碗，盘子，杯子等等，全都是用不锈钢做的。这很有意思。在中国和美国，这些全都是用瓷器做的。他们作的煎饼特别好吃。因为我喜欢吃辣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午饭正合我的口味。午饭后，他们给了我一勺象麦粒一样的东西让我嚼。我问他们这是什么东西，他们也告诉了我，但因为我的词汇量有限，我没弄清这是什么东西。我不想得罪主人，所以我还是接了过来。我发现它的味道象薄荷(一样道理，不同的方式)。吃这个东西的程序是这样的：取一勺，倒在手掌中，然后放在嘴里。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午饭。在我们坐着三轮出租车回来以后，咖啡已经在我的桌子上了。下午的时候，又上了一轮咖啡。我决定去看看Ramesh, 看他是否用他的Alcatel工作牌取得了同样的待遇。:-) 他转身对我笑着说：“哥们儿，自从你来以后，我的生活显著改善了！”:-)下午，有人把价值100美元的印度卢比给我送来。当天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我问Dominick 在什么地方换钱最好。根据我在中国的经验，当地人知道在什么地方换钱最好。在机场或旅馆容易被人骗。他让我把钱交给他，由他来负责此事。全套服务！我的价值1080卢比的电话卡也给我送来了。我给了那个给我送电话卡的女士1100卢比，并坚持让她留下改找的零钱。但她坚持把零钱给我。20卢比相当于40美分(一美元合46卢比)。Ramesh提醒我，坐三轮出租车只要10个卢比。所以我想对当地人来说，这相当于不少钱。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当我给在旅馆帮我搬行李的人2美元时，那个人那么高兴。同Lawrence吃饭的经历也很不一般。我想他在当地肯定是有钱人，因为他开自己的车，那辆车同Mitsubishi Galant比较象。他还拥有一栋四层楼的公寓。公寓装饰得非常好，有两辆车的车库，就象中国的高级公寓。他领着我四处观看。我看见有人正在在他的房顶上装太阳能热水器。我立刻叫了起来：“嗨，这不是我的主意吗？”我曾认真地想设计这样一个系统，并申请专利。德克萨斯的夏天太热了。太阳能用之不竭。我想我们对能源习以为常，但他们却尽其所能地节省能源。我们去一个小购物中心的阿富汗吃晚饭。Lawrence和他的妻子给了我许多餐馆的选责，中国的，意大利的，印度的，等等。我想我短期内也不会到阿富汗挨枪子儿，中国和美国也没有阿富汗餐馆，所以我选择了阿富汗餐馆。后来发现这个选择还挺不错！餐馆的装饰非常传统，就象几年前美国记者采访本拉登的时候，本拉登住的山洞。 男女服务员都打扮得象阿富汗人。甚至桌子和椅子也都象是“山洞用品”:-) 水的杯子是用铜做的，就象Indiana Jones电影里杀了那个德国纳粹的杯子。:-) 当我们点的鱼，羊肉和米饭端上来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应该只用手吃，就象本拉登和他的人那样(还记得电视里的镜头吗？) Lawrence让他们给我拿来刀子和叉子，这解决了我的进食问题。这显然是个高档餐馆，因为这里的饭菜挺贵的，价钱从200卢比到400卢比不等。但4 美元的羊腿，8美元的鱼按美国的标准还是挺不错的。在这儿吃饭的人显然与众不同，从他们穿的衣服上就能看出来。我要了一瓶印度啤酒，味道挺不错的。(我想酒精肯定是安全的 )。我不想在天空中飞22个小时跑到这儿喝Budweiser。9点时，这个地方已经挤满了人，象个大城市一样！就象上海一样！Robin http://www.foneftw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