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伯克利听完一场关于”上海的变迁”的座谈会。主办方是社会学和新闻学院，主讲人有40年代在上海的专栏作家、陈冲、《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的上海首席记者和一个研究上海城市改造的学者。除陈冲都是老美。座谈会还同时举办了一个老上海摄影展，都是46-49年间上海的苦难瞬间。座谈会历时两个小时。从会场的布置、主讲人的材料准备，看得出是一个非常普通随意的周末文化活动。而非正式的学术报告会。因此话题都很泛泛、以各自的观感为主。在此不一一列举浪费大家时间了。挑有些亮点的说罢。一、陈冲（上海人，《小花》的女主角，80年代初国内的影坛巨星，先为独立制片人）是最大的靓点。到场3百人有一多半是中国人，其中又有一半是中老年人。我就纳了闷啦那么多白头发的大叔大婶也来追小花？小花回忆了小时候的趣事。包括植树造林的时候每天起大早去拉绳子、浇水；割扁桃体的时候大哭大闹让当医生的妈妈买冰淇淋当条件；还有偷偷看手超本的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向往西式的浪漫爱情而非当时主流的革命牺牲式爱情。小花和邻家女孩一样，象是在讲“我的快乐童年”，没有政治也没有成名史。场内的听众听得都很开心，不时被她富有强烈感染力的手势、表情、语气吸引。她最后对上海人的评价是：实际、聪明、中国最西化的群体。还特别强调“实际”（Pragmatic）。 小花一身休闲牛仔服，没化妆。端庄成熟。口音已不明显且词汇量很大。不过说到罗曼罗兰和约翰.克里斯朵夫时，却不知道英文原音是什么了，只好说普通话，让咱老中听得舒服些。这现象应了HUTUDAN兄ZT的《玻璃天窗》中的例子了。上个月小花曾应邀主持旧金山市新市长履新典礼，着实长咱老中威风。二、上海的改革一主讲说，上海的搬迁户过得挺惨。虽然他们原来的房子条件很差，但生活方便。现在搬到郊区了。虽然房子大了，但没里弄气氛了，老人们孤独的很。这位主讲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也博得场下老听众们的一片叹息同情。可不是吗，拆迁的事儿在这儿可比中国难多了。两个世界，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有一听众大婶起身控诉，起初还以为是李大师的弟子。原来是不满上海实行的强制退休制度，其中一些老的艺术家也被连带其中了，包括这位大婶的老爸，上海书法协会副会长。大婶呼吁上海市政府停止这种沙漠化海派文化的作法，要把老艺术家们都留在工作岗位上（怎么听起来好象跟钉子户差不多啊）。上海确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日后大家慢慢聊吧。兄弟吃饭去也。小花（陈冲Joan Chen)在演讲上海迷还真不少啊小花风采依旧

Ourbuddy,、黄埔、东北老哥、CHU小姐、安校长、狼协、斑竹、白丁、图图、大友、找北、双哈、不辣、简、山边、黑二、老宋、完颜、无痕、幽优、厦门海龟、海未归、纳川、兰兰、小孤、小巴、小滥、加居及龟坛的哥们姐们老少爷们儿们，过年好！（做一大揖）兄弟是本坛的后进，来的时间短不说，还光看不写。说心里话，来坛子几个月的功夫受益匪浅，看了学了很多很多；更感叹互联网的神奇，能把相隔万里的陌生人凑到一块儿热闹。有人说交流就是互换苹果，这个坛子对新手来说称得上是华盛顿的RED DELICIOUS大果园了。你的苹果还没出手，筐就已经满了。快乐快乐不是人的本能，而是主动追求的结果。记得来美国之前请学校中国同学会素不相识的热心肠找房子，终于落实了，写了诸多肉麻但发自内心的感激话。那哥们的回信很短，末了有一句 “ Thanks for letting me help you”。当时怎么看也不明白，他帮我忙还谢我，搞错了吧。后来才了解是这边儿的客套，相当于中国的“不用谢。”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句话越想越挺有味。常言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是这种快乐也不是随便就可得到的。除了你有助人之能，帮人之愿外，更要有人愿意让你来帮他才能实现。相信龟坛上来找这种快乐的人不少，比如安校长这方面的嫌疑就很大。近日风波对他的伤害里恐怕也包括打击、剥夺他追求这种快乐的权利吧。不过我还相信当一个人给自己找乐技术到家的时候，快乐也就融为本能了。因此，快乐的人永远快乐不是因为生来福相，而是自找的。家中国人一盘散沙的说法流传了很久了，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去中国的某些老外的管中窥豹的评价。至少海外的华人我觉得还是大有团结传统的。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旧金山，早期来美的华工苦力就成立了六合会，专门无偿帮助有难的弟兄。当年一下船就被关进天使岛魔鬼移民监狱的广东人很多就是靠六合会送吃送药才活下来的。前两天在地铁上碰到一阿尔及利亚的农学博士，他感慨地说才7、8年的时间，阿尔及尔的超市很快就会被中国人垄断了。他们刚来的时候是零零星星，然后家里人就来了，再后就有了华人生意开始抢占本地人的生意了。我想没有互帮互助的精神，这帮外来户怕早就被赶进地中海了。中国人的团结和西方人讲利益、契约的团结不同，中国人更讲乡土、家族关系。朋友处到一定程度，就跟编外亲戚一样，能不团结吗。龟坛的老友记们处的这么好，其实就是大家找到了另一个家，能不团结吗。互联网让中国人对家的期盼有了部分实现的可能, 接下的问题不再是找不找得到家, 而是你想有多少个家了。Keep knocking, and the joy inside will eventually open a window and look to see who’s there.祝龟坛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快乐老家！

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和失业人数的减少，美国媒体对软件外包的报导似乎减少了许多。节日的喜庆气氛也多少冲淡了一些就业市场的阴云。更令人宽慰的是，商业媒体里也开始出现一些对软件外包持不同观点的文章。这对前一阵的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悲观气氛起了积极的矫正作用。在此方面，BusinessWeek杂志的有关文章非常客观。笔者积极推荐感兴趣的读者阅读。2003年12月8日的封面文章The Rise of India和最近的BusinessWeek Online的一篇文章The Changing Face of Offshore Programming都是值得阅读。另外，笔者最近听到一点儿有关的佚事也挺有意思。 我的一个作软件的朋友最近回国一次。他在回国转飞机时遇到一个去上海出差的年轻的美国软件工程师，是作C++的。这个人工作的公司在芝加哥。公司在印度的Bangalore和上海都有办事处。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要经常到Bangalore和上海出差。他说他喜欢上海，不喜欢Bangalore。这个人在谈起Bangalore时说：“I hate that place.” 说那儿的人公然就在大街上撒尿。当我的朋友问他上海同芝加哥比怎么样时？他说：”Oh, Chicago is nothing.” 他说公司在上海的生意很好，要干得活儿挺多的。 我的朋友还谈到他以前在在一家Fortune500公司的外包经历。他们当时开发的软件在作出来之后被外包到印度进行维护。印度的维护人员还到美国专门培训了半年。但等到完全移交给印度后，印度的工程师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维护。公司的顾客异常愤怒，威胁要用别的公司的产品。公司没办法，只好又把产品拿回美国，由美国的工程师进行维护。 这条消息以及最近Dell将对公司客户进行支持的售后服务撤回美国的消息更加证实了我的观点，最近的外包干得太过火，就象几年前的Internet泡沫，现在是该降温了。但是，外包是否就会停下来，美国的软件工作会前景看好呢？答案是否定的。外包会继续进行，但外包的方式会变化。美国的软件工作还会因此受到影响。 前一阵的外包方式是一窝蜂性质的。每个公司都到印度建软件开发基地。对於大的软件公司来说，这样作有道理。他们毕竟有很多的软件需要开发，把那些R&D性质的工作或软件产品近于末期的维护工作拿到印度作，从商业角度考虑，这很有道理。Microsoft在中国的亚洲研究院的工作就是长期性的R&D。这种工作不需要同客户打交道，相对独立，因而很容易拿到象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作。但对另外一些公司来说，外包方式就未必适用。 对大部分公司来说，对IT的最重要的需求是保证所有IT系统的正常运转。因为公司的正常运转完全依赖于IT系统的正常运转。比如说，一个象AT&T这样的公司，它的IT系统根本不可能有停止运转的时间。既使AT&T知道自己的雇员相对成本高，它也未必能把这些工作移到印度去。他们既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验，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这样作。现在美国公司流行的外包方式是把自己的IT部门交给象IBM Global Services, CSC, EDS这样的外包公司。他们自己不同印度直接打交道。而这些外包公司则把相当一部分工作移到印度。对美国公司来说，IT系统的正常运行可以由这些外包公司保证。对中小公司来说，它们为了降低成本，也会尽量购买现成软件。买软件服务，而不是自己购买，安装和维护软件。象salesforce.com这样的商业模型会越来越普及。而提供这些软件与服务的公司为了降低成本，也会尽量把工作转移到低成本的国家。 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再次选择 不管外包的方式如何变化，它对美国软件就业市场的影响肯定的。那就是就业机会的减少。在这方面，美国的软件行业的发展趋势如同制造业一样，工作机会会逐渐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只是时间长短问题。那么，在美国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员应该如何适应形势，生存并发展呢？ 软件开发工作机会减少并不等于没有。互联网高峰的时期所产生的大量的软件就业机会是不正常的。前两年的外包热潮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在正常的情况下，软件开发的就业机会同别的行业一样，也是有正常的需求。所以在美国，作软件开发还是一个正常的职业。只是工作报酬肯定不会象以前那么高。作软件一个最不利的因素是这个职业本身决定的。谁都知道作软件是吃青春饭的。岁数一大肯定就没竞争优势。所以真要在这个行业干下去，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就是英语的niche。这个niche可能是行业知识，也可能是专用软件等等。总的来说，需要有一般不容易取代的知识。 对许多失业的美国软件工程师来说，到中学教书是一条出路。尽管工资不高，但工作稳定。如果喜欢教书的话，这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选择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当年美国登月计划完成，NASA大举裁员，许多被解雇的航天工程师就选择了这条道路。但对中国人来说，由於语言的关系，这个出路并不合适。 许多中国工程师选择了金融服务和房地产经济方面的工作。在金融服务方面，提供个人和家庭金融计划服务，作refinance的broker等等。在房地产方面，大多数作broker。有的甚至开始了房地产的买卖。在这些选择中，房地产方面的潜力似乎较大。但这也受所在城市的限制。象达拉斯这样的城市，四面八方有无穷多的地方可以盖房，在这里作房地产的生意就比较困难。但不管作什么，切忌只作中国人的生意。这个market segment很小。作不出什么名堂来。 对软件外包到中国的思考中国软件公司也看好软件外包前景，都在积极争取这方面的机会。2003年中旬，中国科技部派了一个大规模的软件代表团到达拉斯探讨软件外包的前景。2004年新年伊始，一个省的软件园已经同达拉斯的有关部门进行联系，准备派代表团到达拉斯了解外包机会。在美国方面，由於印度的成本开始上升，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再加上印巴方面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它们也开始探索在中国进行软件外包的可能性。但在中国作软件外包的前景在近期内还十分有限。 语言障碍无疑是最大的问题。国内的一流软件公司里从美国上学，甚至就业回去的人非常有限。更别提其它的软件公司了。交流都成问题的话，更别提一起工作写软件了。由於大部分软件公司的经济实力不够，他们不可能从国外聘人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剩下的渠道就是同美国华人开的软件公司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种商业模式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在美国的中国软件公司绝大多数都是靠低价取胜。本来价钱就低的项目再转给中国公司作，那么利润就非常低。但是，这是一条起步的非常可行的道路。 第二个不利因素是中国软件公司的现状。美国公司在挑选合作夥伴方面非常看重两点，公司的有关历史和公司的财政稳定性。中国软件公司一般地来说都是历史较短，更别提有关的外包经验。在财政方面，距美国公司的要求标准也相距甚远。所以公司与公司之间直接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不大。在这方面，只有国内大的软件公司才有可能。但这并不是说一般国内软件公司就不可能在美国找到项目。在这方面一条可行的渠道是通过与在美的华人公司的合作。合作方式是partnership，而不是subcontractor的性质。笔者所见的成功的例子都是这种方式。对在美国的华人公司来说，他们也迫切希望这方面的合作成功。谁不想利用中国软件工程师的低成本的呢？ 第三个不利于中国软件公司在美国拿项目的原因是中国软件市场的需求。印度同中国的软件产值在世界软件总产值的的比例相同。但重要的区别是，印度软件的产出的百发之九十以上是出口，而中国的软件的产出的百发之九十以上是供应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需求使得国内软件公司寻求外包的动力不象印度的那样强。但这个因素的另外一方面是中国软件公司可以管理好两方面的需求，在两个方面都进行发展。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利因素，但最有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软件公司开始把外包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这同以前相比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另一方面，在美国的从事软件工作的华人个人和公司都希望同中国软件公司合作。这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剩下的就是拿项目和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总体的投资环境。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都跟以前大不一样。我的朋友的父母家在苏州。他从小在苏州长大。在多年没回去后，他这次回去深感苏州的巨大的变化。苏州运河两岸都建造的是中式的花园，绿化得非常好。工业园修建得非常漂亮。苏州市市政府官员的也从以前的管理方式转变成服务方式。据说市政府规定，外资企业在苏州投资须办的手续，所有有关部门必须在五天之内完成。这样的政府办事效率在全世界恐怕也不多。投资环境的改善会吸引更多的美国软件公司到中国建立研究开发机构。 http://www.foneftwo.com 

第二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发言汇编（二00四年一月十日 深圳）樊纲：尽快推出二板市场完善企业融资体系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发表了题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有效建立全方位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突破口》的演讲。他认为，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大的瓶颈就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中国的资本市场及二板市场都应该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作为中小企业融资主渠道的二板市场应尽快推出。　　他认为，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融资难首先应依靠直接融资来解决，对于银行来说主要是提供流动资金。而从经济体制角度来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金融体制的改革滞后，而金融体制改革的最大瓶颈则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目前，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大致各占50%，而在我国直接融资仅占融资总额的1.4%，可以说，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已经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严重束缚了将我国大量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　　樊纲主张将未来的二板市场定位为中小企业板。他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不是依靠科技企业来推动。目前中国的好企业首先也不是科技型企业，而是产生于制造业、传统产业中，这些企业有很强的生命力，竞争力。因此，二板市场的涵盖面应该更宽一点，不仅仅是指高新科技产业。　　对于二板市场推出的时间，樊纲认为已经完全成熟，应尽快推出。他强调，二板市场的推出永远没有十全十美的时机。他认为，市场的体制建设永远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去不断完善的，二板市场也是如此。　　最后，对二板市场的推出时间，樊刚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希望二板市场的推出在猴年，而不要等到马月。王国刚：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应该避免四个倾向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发表题为《创业板市场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关键和核心》的演讲。他认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重要的目标模式，而建立创业板最重要的意义是建立起一套创业机制。　　王国刚指出，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首先必须区分中小企业的类型。只有对那些本来应该由大企业所构成的产业，而由于还处在发展中的企业，以及本来应该成为大企业，由于受到体制的制约而无法成为大企业的这两类企业才真正应该考虑如何解决其融资难的困境。　　对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问题，王国刚认为，它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重要的目标模式。而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应避免四个倾向：一是每一个层次上动不动就建全国统一市场；二是每一个层次上只建一家或两家。市场上要有竞争，不能搞垄断，垄断不利于按资本市场的规律办事；三是用财政资金和行政安排资金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四是仅仅从融资角度来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他认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只是一个客观的效果。推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应把解决经济、金融方面的一系列由体制、信用机制造成的市场的种种不完善提高到更重要的历史日程上来。　　最后，王国刚认为，推出创业板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中国建立起一套激励全社会共同创业的创业机制。对此，王国刚还慷慨激昂地说，推出创业板的重要意义在于激励全社会都来进行创业。刘纪鹏：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竞争力　　著名经济学家刘纪鹏表示，目前我国边缘化的资本市场在不断弱化，提升资本市场竞争力迫在眉睫。他表示，我国未来20年的发展将围绕“产权革命”展开。　　对于去年我国中小企业不断寻求海外上市的现象，刘纪鹏不无忧虑地表示：“我们应该着手考虑我国的资本市场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如何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加快尽早推出创业板市场，如果继续迟疑，我们很可能丧失发展中的主动权，我们将在资本市场的国家化竞争格局以及自身发展中犯战略性的错误。”　　刘纪鹏坦承，目前创业板迟迟不推出，主要是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形式问题。他风趣地说道：“我的眼睛既老花又近视，有人建议我去买一副眼镜：上半截是老花镜，下半截是近视镜，我不知道它究竟应该叫花近镜，还是应该叫近花镜，可这又有什么所谓呢？只要看得清楚就行了，创业板也是这样，我们不必在乎它叫什么，关键是能发挥作用。”另一个是时机问题，他表示，目前方方面面的时机都已经成熟，时不我待，应该尽早推出。　　对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提出，刘纪鹏颇为赞赏，他同时提出了他的构想：即建设“两大一小七个场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两大指的是上海和香港，上海的定位是“内资上蓝筹”，香港的定位是“外资上窗口”，它们之间要有竞争。深圳的定位应该在中小企业，考虑到香港创业板的上市资源主要以大陆为主，建议在适当的时候，香港的创业板能够并到深圳来。七个场外指的是覆盖我国各区域的场外交易中心。　周正庆：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直接融资渠道　　《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一年来，经过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融资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根本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里面有直接融资问题，也有间接融资问题。下面，我就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直接融资渠道谈三点意见。　　第一，要从事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　　在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大型企业始终占少数，众多的中小企业除了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之外，还在拉动经济增长、丰富和活跃市场、推进技术创新、增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国内需求，是国民经济得以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内在源泉。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就业问题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压力将变得愈来愈沉重，能否妥善解决就业这个“民生之本”问题就成为关键所在。作为吸收劳动力最多，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企业群体，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二，拓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最直接的办法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在促进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支持仍然非常薄弱。　　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表明，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发展专门服务于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和创业型企业的资本市场结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突破口。以美国为例，美国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为近3万家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和股权转让的平台。而我国目前深沪两个市场仅有上市公司1285家，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需求，因此，齐心协力大力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是解决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的适宜选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这使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也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三，从建立中小企业板入手，为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和创业型企业增加直接融资渠道　　当前，社会各界对通过建设中小企业板、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已达成共识。深交所为此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建议择机尽快出台。　　我们必须看到，要使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更通畅，必须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为此，我们建议从修改《公司法》和《证券法》入手，解决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和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法律障碍。张育军：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六个基本共识　　本次论坛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达成了六个基本共识： 　　一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是中心，是关键。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中小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对于扩大就业、启动民间投资、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生产力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建立政治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核心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问题。所有制歧视、信息不对称、信用和担保服务体系建设落后、治理结构不完善、融资制度安排不合理等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我国目前的融资制度安排仍主要是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国私营公司的发展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业主资本和内部留存收益，近年来一直保持在 50%－60%以上，而公司债和外部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则不到1%，银行贷款大约在20%左右。中小企业融资难不仅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大大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引导和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和积极性，延缓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需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双重支持，良性互动。根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需要综合对策，要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互协调，功能互补的作用，建立起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双重支持，有机结合，良性互动的融资机制。当前，在解决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方面，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服务组织体系；积极推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作用；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功能和作用，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鼓励金融创新，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新的金融产品。 　　四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是当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瓶颈的基本出路。企业不同的成长周期和阶段，所需要的不同属性的融资安排，企业初创和成长时期适宜于权益性融资，在企业进入稳定期比较适合债务性融资。企业资本需求的性质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不能简单地依靠间接融资，如果没有直接融资的跟进和投入，间接融资也很难担当主渠道。创业板市场是将资本市场的功能前移到创业时期，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直接融资对中小企业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导、示范、激励和规范作用，应拓宽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渠道，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 　　五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的关键。三中全会把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加快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已成为资本市场发展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更有效、更大程度地满足多样化的市场主体对资本的供给与需求，极大提升资本市场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渗透的能力和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功能；有利于推动各类资本流动和重组，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创造条件；有利于通过多元化的渠道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减少投资波动诱发的宏观经济波动，实现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有利于依法维护资本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强化市场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资本市场风险，建立多层次市场至为关键。　　六是加快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和核心。1999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创业板市场建设，多次在有关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决议和政策中明确建设创业板市场，特别是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再次明确“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创业板市场建设的坚定信心。三年多来国内外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创业板市场的战略决策英明和正确。当前，国内对创业板市场的需求日益强烈，海外创业板市场发展的步伐日益加快，推出创业板市场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应抓住机遇，审时度势，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的步伐，尽快推出中小企业板，为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 赵玉海发言提要　　当前，资金短缺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为此，政府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主要办法是营造一个适宜的制度框架，使市场能够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新兴的创新型企业，主要包括：制订税收优惠政策，保护知识产权，发展资本市场，设立股票期权，等等。　　除了营造合适的制度框架外，政府还应通过直接手段引导社会资本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如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可以降低商业银行贷款的担保比例（70%以下），建立贷款担保风险准备金，允许担保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风险准备金，加大财政贴息力度；以政府的资本金投入为引导，带动民间创投的发展；调整政府资金的使用方式，从奖励性资助改为风险补偿。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局长 戴根有发言提要　　戴根有在题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演讲中分析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主要原因，并介绍了人民银行对此所采取的一些主要措施。　　他认为，货币市场的买方市场特性、商业银行体系的不合理、中小企业信用状况体系不健全、直接融资的体系不健全是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四个最主要原因。而近年来，人民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出台了相应的贷款条例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二是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浮动利率进行了调整，刺激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积极性；三是通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解决了中小企业的部分融资需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 周春生发言提要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从间接融资看，尽管有的贷款名义利率比较高，但由于约一成中小企业不到1年就倒闭了，因此银行承担的风险太大，客观上导致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持非常谨慎态度。而股权融资可以克服间接融资、信贷封顶的问题。当前，我国应加快推出中小企业板市场，因为中小企业板市场可以给中小企业希望，导致它作出的投资决策也不一样。　发展股权融资解决“孙大午难题”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发言中指出，前段时间业界广泛关注的“孙大午案”，可以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企业融资难问题，他建议从发展股权融资入手，解决孙大午难题。　　汤敏认为，孙大午的确触犯了法律，这种行为放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允许的。因为银行业是风险很大的特殊行业，需要很强的监管。　　那么孙大午们应该怎么解决资金瓶颈呢？汤敏认为其实孙大午不应该集资，而应该把部分股权卖给出资人，变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毫无障碍，而且对于出资人也比较公平。　　汤敏表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94.5%都靠银行融资,他呼吁出于金融安全考虑,“不应该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介绍说，亚洲开发银行正在中国政府推介一种模式，即由政府和民间投资者共同出资，成立一个中小企业股权投资基金，然后把基金交给基金经理投到各个中小企业。美国的中小企业局就实行这种模式，目前还有50多亿美元的基金在运作。　　这类中小企业股权投资基金在国外很流行，不过要移植到中国，亚洲开发银行建议政府的出资比例不要高于25%，以防止政府的影响力过大。　　他表示，风险投资机构的蓬勃发展有赖于其它中介机构如咨询公司、征信公司、会计审计公司、担保公司等等，他着重强调，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资本市场———创业板，他形象地表示，创业板市场的建立将为广大中小企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一个军队只要有一个人可以当将军，所有的士兵都会义无反顾地向前冲”！　　全国政协常委、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萧灼基发言提要　　发展民营银行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此，国家应给予大力的扶持：要突破发展民营银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障碍；在市场准入、制度等方面给于同样的待遇。 民营参与民营银行鼓励和支持非公有经济；加强风险控制、风险监管和内部控制；对民营银行应实行股权多元化，避免一股独大；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给予民营银行更大的利率浮动空间。　　当前，应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以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清理和修订妨碍股市发展的政策；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加大社保基金和投资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建立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协调发展的机制；切实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支持股市的发展。　　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法室主任 朱少平发言提要　　统计显示，我国中小企业80%缺资金，其中30%的企业资金十分紧缺，这主要是由他们底子差和体制不顺两大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虽多，但并不畅通，如主板条件高、创业板未出台、柜台交易不允许、产权交易所价太低等。创业板由于可以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平台、为原始投资者提供退出渠道、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工具、为其他股权交易提供价格参照，因此推出创业板市场可以在相对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王凤荣 博士发言提要　　迄今为止，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获得银行中介的信贷资金，通向证券市场的融资通道更是门扉紧闭，这是典型的“金融脱媒”，这实质上是导源于金融抑制的制度安排，是经济转型中“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的结果，本质上是金融抑制导致的“制度性失灵”，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层面。应该摈弃以规模和所有制为标准的金融资源配置格局，以效率为导向，对金融制度进行市场化重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增量引入和存量改革并进的方式，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 刘焕泉发言提要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研究提出了加快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的初步工作思路：概括起来就是抓好“一、两、三、四、五”的工作，即加快一法两系建设步伐，着力推进中小企业三个创新，重点扶持四类企业，致力优化五个环境。一法即加快民营企业立法；两系即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三个创新即着力推进企业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不断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四类企业即着力扶持科技型、外向型、吸纳下岗人员再就业型、农产品加工型民营企业；五个环境即致力优化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舆论环境。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长 吴家曦发言提要：　　在由于信用担保行业发展还不成熟，社会信用水平还比较低，政府利用自身相对较高的信用来发展信用担保行业，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政府要有效保障担保机构的发展，在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政策性和市场性并行原则。政府应准确把握财政资金对担保机构的投入，以较大的财政投入建立风险补偿、分散机制，应加强政策性扶持和奖励性投入。应大力加强法规配套和协会建设，建立起担保行业的外部保障机制和内部自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