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文治《读芦笛大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一点解释

芦笛

最近有好几位朋友给我写信,寄上黄文治先生写的《富有历史穿透力——读芦笛大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问我看过没有。我当然看过,但那是黄先生在2009年写的文章,那时《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还未出版,甚至还没能真正写出来。因此,那文章跟最近出版的那本书其实并没有太多相干,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

我写书都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初衷都是在网上自娱,事前毫无统一策划,并没想到要写成一本书出版,其实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信马由缰,随意为之,连个提纲都没有。长文都是随写随贴。每天打开电脑,看看昨天写了什么,再接着边想边写,写到疲倦时就停下来从头看一遍,改正笔误后就贴出去。每天贴一段,每段大约五千字。写到十几二十段后,我就想,都写这么多了,干脆认真搞一下,写成一本书算了。《野蛮的俄罗斯》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都是这么写出来的。

之所以要写《真如神》,是某位网友问我:“老芦,老毛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真有我党吹的那么玄乎么?”我回了个帖,也就一两千字的光景,用提纲方式列举了我当时认识到的毛的错误军事决策。过后我想,还是具体说一下,于是就开始写系列连载,原来的题目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贴到《凯迪》后,被右愤不看内容就乱骂一气。于是在后来整理成书时,为我审稿的挚友谢先生就说,你用引号不好,还是改成问号算了,这样反讽的意思更一目了然。我依言行事,成书后去掉了引号,改成了问号。不过还是一点用都没有。书稿付印后,我到凯迪去打广告,照样被右愤臭骂一通,有人质问我是不是猫下的崽,为何要替一个师范生唱颂歌,笑死我了。

这种事,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在《罕见奇谈》与爱党人士吵架,一怒之下写了《治国白痴毛泽东》。某位网友看着过瘾,想转贴到国内,又怕被删帖封名,便改题为《治国英才毛泽东》。那帖子也如《真如神》一样,成了热帖。我看到转帖,暗自佩服那网友的聪明,觉得比原题还好。不料有的右愤看了题目,专门点开帖子进去臭骂一气,全不顾里面说什么,一样让我笑了一个饱。可见“民主愤青”现象,完全是肾上腺素泛滥成灾,不值得重视,更不要因此以为那些人是中国民主化的希望所在。那伙人甚至还不如不问政治的“犬儒”。

因为事前没有个提纲,甚至没有个大致想法,若是连载太长,难免会跑题。《真如神》就是这样。我原来只想把我知道的毛的那几个错误决策挑出来简单讲一下,不料越写越长不说,还偏离了军事才能的主题,扯到毛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上去。金唢呐网友便出来一声断喝,告诉我偏题了。我本来就有这个感觉,于是便把那旁逸斜出的部份分出来独立成篇,改题为《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后来收入《国共伪造的历史》(明镜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与《真如神》再无相干。

那连载在《海纳百川》网站贴出的同时,也贴到了国内的《凯迪》网站。凯迪上贴与海外网站不一样,连载并不是分别贴出,而是开帖后不断搭楼,因此无法如在国外论坛那样,把那偏离主题的部份改题后割离。所以,我只是在《芦笛在凯迪》的博客里把两篇文章分开了,但在《猫眼看人》贴出的连载仍然保留了“连体胎”原状。

黄先生看到的那份东西就更是大杂烩了,不知道是谁把我在《凯迪》贴出的《真如神》与我在此前写的《张学良为何要发动西安事变》(后来收入《国共伪造的历史》)、与《恩来是忠还是奸》、《周恩来错在何时何处》(后来收入《解剖名人》,由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等多篇文章合在一起,编成了约27万字的长文,并不是后来出的这本书,基本上没有该书的内容。这就是他何以会觉得“整个27万字的东西,有点杂乱,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如此标题也并非契合”。

虽然如此,黄先生的批评仍然很中肯,我十分欣赏。当然,我难以接受他说的我的“转变依然带有毛主义的特色,理性的底色仍然有情感的宣泄”。我多次交代过,从60年代末期,我就开始从理论上系统清算马列主义毛思想以及派生的党文化,对党文化具有超敏感性,后来在网上多次据此自称是中国顶尖的毛共党文化专家。我之所以在2003年发动“扫荡伪民运”,就是因为我敏锐地闻出了那些“民主斗士”身上排山倒海而来的毛共党文化恶臭。上次回国见到几位文化界人士,人家最令我开心的恭维话是两句,一是“老芦虽然出国多年,写出来的文章没有隔膜感”,另一句是“芦笛老师的文章毫无党文化气息,是老一代人中与毛共切割最彻底的”。

其实,我最忌讳的,就是出于主观感情放弃绝对忠于真实的夙志。因此,尽管我极度痛恨毛泽东,我仍能持客观态度去审读李志绥的回忆录,察觉并撰文指出了该书作伪之处。类似地,我论证了张戎的“毛用《伍豪自首启事》去讹诈周恩来,使之屈服”,以及“毛先炮制了整刘志丹的肃反,为的是到陕北后为之平反而获取他的感激”之说,都不能成立。凡是我的史论中的原创性观点,都经过自己的反复“验算”,觉得与已知史实无悖,在逻辑上也完满自洽,且是唯一或可能性最高的一种解释,才敢提出来。例如对西路军全军覆没,史学界有种看法是毛泽东布下圈套,蓄意断送张国焘的基本队伍。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确能完满解释毛令西路军忽行忽止、忽东忽西的怪现象,但仔细审读了毛当时的文电后,我觉得此论证据不足,因此还是采用无罪推定的原则,放弃了这种简捷明快的解释。

因此,我虽然写作速度很快,对写作掉以轻心,并不刻意追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因为早就建立了严格的逻辑思维习惯,又受了多年的科研训练,立论还是相当严谨的。

黄先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我想,还是我无法像史学界提倡的那样,取一种中立的超然立场,去介绍史实,解剖人物,而是让浓烈的好恶溢出于字里行间,因而难免给读者一种“感情立论”的错觉。其实“感情强烈”并不与“客观态度”相矛盾,看一眼西方史学界为列宁、斯大林、希特勒等历史人物写的传记就可洞见这一点。那些作家也无法抑制自己对传主的强烈感情,但这并未影响人家的客观分析质量。类似地,对毛泽东、周恩来这类严重影响了全民族乃至我个人的命运的历史人物,我不可能取一种置身事外的超然立场,因而常常在行文中嬉笑怒骂,但那些话之所以刻薄,是因为它们非常准确地说出了实质。《真如神》中有一节《看毛泽东如何洞察天下大势》,在其中我尽情揶揄嘲弄毛泽东坐井观天,缺乏最起码的国际知识,但那完全对毛的无量昏话的准确评价,任何一个态度客观的人,看了毛的那些昏话都只能鄙夷。在此,我对毛的智力的嘲弄有着坚实的事实根据,并没有偏离客观,以感情代替事实。

正因为我立志绝对忠于真实(当然只能是态度,能否做到这一点则受限于我获得的信息),写《真如神》那几个月,才成了我一生最stressful的时期。因为中心论点“毛并没有什么过人军事才能”离一般共识太远,我不能不阅读并征引大量的原始资料,并反复推敲每一个论点,务使立论颠扑不破。这使我疲累不堪,导致胃病猛烈发作,痛不欲生(非悲痛,乃剧痛)。我写的时候就知道,这么做必然有损文章的可读性,其实是出力不讨好。书成后朋友的反应果然如此,都觉得我放弃了原来的洞察力(也就是小黄说的“穿透力”)优势,去效法学院派搞呆板考据。一位朋友建议我参考唐德刚的路子,令我十分愤愤——老唐那两下子也值得我效法?完全是说大鼓书,既没能像学院派那样发掘并层层迭迭地堆砌史料,又没能像票友派那样展示洞察力,真不知他在国内走红是为哪般。另一位朋友则深为懊丧,说此书不会像原来预想的那么轰动,认为那是因为我扬长避短,去刻意效法学院派,钻进了乾嘉学派的呆板套路,说我应该坚持《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那条路子,那才能真正发挥我的特长,等等。

对这些评论,我只能回答: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对这本书,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并没有丧失或放弃自己的洞察力优势,缺点只在于过度引用,使得该书丧失了可读性,但那不过是形式上的(同时也是经济上的)损失。我当然可以“减肥”,把那些“赘肉”去掉,留下个大众更能一目了然的骨架。但那是为了宣传,在多数学界人士(当然不包括萧先生与黄先生那类见识出众的学界人士)看来势必分量不足,因而不可能在学界留下足够影响,而这才是我的本意。写完书后,我专门上了个帖,说明那书不是为愤青写的,也不是为市场写的,是为了学界写的。我当初的意愿,就是一定要让它在学界留下影响。当然,这目标是否能达到,还有待于将来的事实证明。

至于小黄的其他批评,我倒觉得非常中肯。尤其是他指出,我过分采信了张国焘回忆录,把他对苏维埃革命的怀疑提前了。我觉得确实如此。但必须补充的是,张和毛的区别,是张比毛更像个政治家,眼界更开阔,因此在败走川北后就开始怀疑苏维埃道路,停止没收土地,改取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民主普选”等政策。跑到藏边地区后,他更干脆扔掉了苏维埃的旗帜,成立了“联邦政府”。这事被毛泽东等人当成罪行,而张直截了当就说中共的政治路线整个就错了。相比之下,毛泽东因为《水浒传》的终身影响,始终对“打土豪分田地”情有独锺,撞上了南墙都死不回头。哪怕是在莫斯科指令中共改弦易辙后,他还迟迟舍不得扔掉那面旗帜。直到季米特洛夫毫不客气地来电质问他们为何还不成立“人民政府”,中共才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宣布放弃苏维埃革命。此后毛尝到了甜头,才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正式打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因此,说张国焘比毛泽东更灵活,更善于及时纠错,更有政治头脑,其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我觉得还是基本符合史实的。

此外还有小黄没指出的错误——我沿用了张的说法,说他是在王明已经离开中国后才回到国内的。后来我才看到官方的说法,谓张国焘回国后王明还没走,两人在上海见过面。此外,出书后我才蒙网友惠赠了未经删节的宋侃夫回忆录的全本,该书说明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纯系子虚乌有,并披露了在另立中央的大会上何长工、李卓然、罗炳辉等人血泪控诉毛泽东的内幕,证明了我对“另立中央是集体决定,并非张国焘一意孤行”的推断一点都不错。这些史实我已经写在《芦笛史论中的几个问题》里了。若以后《国共伪造的历史》有再版机会,则我当作相应修改。即使有这些问题,《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真相》的基本立论,亦即红军的分裂是毛泽东因为害怕张国焘夺权成功,捏造兵变谎言诱骗中央出逃,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至于小黄对我的《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的肯定,与我的另一位朋友的谬赞完全一样。其实那文章是我阅读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引出来的。那年我去那朋友家混吃混喝,并与他一道出游。这家伙喜欢买书,还专买文史方面的书(恰与我相反,我几乎不买书,全白看)。我那次去做客,先是抓了他的《吴法宪回忆录》,在旅游途中争分夺秒地看完了。旅游结束后回到他家,我又开始匆忙阅读杨奎松那本书,虽然我阅读速度很快,但几天内实在无法仔细阅读并记住重要内容。于是我先是用电脑抄,后来则干脆用照相机拍,临动身还在忙着干那事。那朋友看不下去,就说,你把它带走吧,这书就送给你了。我很不好意思,但大喜过望,立即就卷而怀之。回来后再仔细看了一遍,初始印象就更加强烈了: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直接就写在那本书里,然而奇怪的是杨教授竟然述而不见,于是我就把那感想写成了两篇文章《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与《宋庆龄是否为斯大林转过密电》,后来都收在《国共伪造的历史》中。

我写那两篇文章,走的都是“基于已知事实,通过严格的逻辑推导,导出未知事实”的一贯路子,也就是推导出唯一具有可能性或起码是可能性最高的解释。这解释就是:张学良之所以要发动西安事变,根本不是杨教授说的他因为想联共抗日,而“被蒋介石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该事变与抗日毫不相干,是因为红军在宁夏战役后陷入濒于灭亡的绝境,张不能不挺身出来解救他们。直接触发该事变的导火索,则是蒋介石故意泄露了将张学良部调离西北的命令。这一切促使张决定,必须立即发动早就与中共商定的“西北大联合”的政变/兵变——谁都能看出,他一旦调走,“三位一体”也就瓦解了。

这其实也不算什么发现,早就为我党高干披露了,只是我那阵还没看到。后来为了写《真如神》,我细看了《徐向前回忆录》,发现徐元帅如是说:

“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并着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区创立根据地,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待机策应河东。”(徐向前:《历史的回顾》:531页。)

换用我自己的话说得更明白些吧:徐向前是说,红军陷入危境,被迫准备第二次长征,“西北大联合”计划面临流产。中共为此通报了张学良,张要他们不要走,等他在一两个月内力挽狂澜,改变“西北局势”。向前同志的这一证词,就是对我那结论的直接证明。

杨教授是党史专家,《徐向前回忆录》想来一定看过,为何会看不出这简单真相来?我想,他是让自己奉行的“深入角色治史观”给误导了。与一般经院派史家不同,他不满足于简单发掘并介绍史实,而是想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去,重走一遍那些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准确还原他们。因此,在《西安事变新探》中,他力图按陈寅恪的教导,刻意寻找主人公“不得不如是之苦衷”。经过一番分析,便发现张的“苦衷”原来是“被蒋介石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却忘记了张之所以发动兵变,有着更迫切、更现实、更有力的理由:一方面,东北军将被调走与红军濒于灭亡,使得“西北大联合”计划行将流产;另一方面,中共蓄意吞没了莫斯科反对反蒋的重要信息,误使张以为苏联还在支持原来的政变兵变计划,这才是他孤注一掷的原因与胆气所在。杨教授见不及此,是因为他过于热心去为主人公寻找“不得不如是之苦衷”,因而为自己的思路预作定向,失去了客观全面的视角。当然,这完全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