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是刑警队长,被称为辽阳“亨特”;另一个曾是亿万富翁,被称为中国的“商业奇才”。他们曾是互相倾慕的好朋友,直到有一天,警察羡慕起大款的豪华生活,脑袋一热,疯狂地辞职傍大款,甚至不惜给大款充当“杀手”。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头来,他的这位大款朋友却残忍地把他杀害了……
  2005年1月13日,这起备受关注的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袁宝璟雇凶杀人案,经历了两年多艰难困苦的调查取证,一波三折,终于在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璟及他的三个兄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时间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它能盛得下所有戏剧性的一切;时间也是高效率的分母,它能很快蒸发掉人世间的一切;时间还是公正无私的大法官,它能把历史长河中的是非曲直,全都说得清楚清楚:袁宝璟从昔日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到后来成为手握30亿元资产的大富翁,只用了短短的五年时间;而从办公室被警察带走,到供认自己“雇凶杀人”,直至被正式逮捕、最后被判死刑,也只用了两年零五个月。
  2003年10月4日深夜,古城辽阳张灯结彩,人们仍沉浸在国庆节的欢乐之中。小老板汪兴6点钟离开家,便来到回回营麻将馆。那天他手气不是很好,玩到11点左右,便走出了麻将馆,准备上自己的桑塔纳轿车回家。这时,两个躲在黑暗角落里、携带双筒猎枪的黑影儿,一看四十多岁、个头不高、胖墩墩的汪兴出来了,便迅速地抄近路来到汪兴家附近等候。
  大约11点30分左右,汪兴下车后,走到自己的家门前刚按门铃,那个躲在暗处的瘦高个端起双筒猎枪,二话没说冲了过去,朝汪兴连连扣动扳机。“砰砰”两声沉闷的响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枪声惊亮了整个家属区本已经关闭的电灯,三楼一户女主人因为听到门铃声,立即打发自己女儿下楼看个究竟。过了不一会儿,女儿的惊叫声便传了上来,惊恐的女主人跌跌撞撞地跑到楼外,发现自己的丈夫倒在离一楼电子门三米远的地上,身下正淌出一条长长的血河。四处漆黑一片,已经没有人的踪影儿了。
  母女俩呼天抢地、嚎啕大哭。大约5分钟后,110警车赶到了现场。警察经过现场勘查以及法医检验,认定死者为汪兴,左前胸部遭猎枪击中,致左腋动、静脉断裂,造成急性失血性死亡。枪支种类初步推断为双筒猎枪。将汪兴打死后,凶手驾车逃跑,途中弃枪。
  鉴于被害人汪兴曾经是一名警察,且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刑警队长,辽阳市公安局迅速向省公安厅作了汇报。辽宁省公安厅刑侦、技侦及辽阳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了“10•4”案件特别专案组。专案组对汪兴辞职后的生活经历、接触关系、恩怨矛盾进行了全面调查,排除了许多嫌疑人,最后将重点放在了与汪兴有过亲密接触的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袁宝璟身上。
  警方经过调查很快发现,在汪兴遇害后,袁宝璟在辽阳的两个堂兄在电话里与其讲条件,想办理护照准备出国。而在2003年10月26日晚,袁宝璟的二哥曾因为钱的事情,与其堂兄发生冲突,堂兄的右手被砍伤。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袁氏兄弟4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2003年11月23日晚6点,专案组将正在辽阳一酒店就餐的袁宝璟的两个堂兄抓获。11月24日1时30分,专案组在广西南宁市将袁宝璟的二哥抓获。经过数日审讯,袁宝璟的一个堂兄终于交代了受袁宝璟指使,伙同兄弟持枪将汪兴杀死的全部过程。
  为了进一步证实犯罪,辽阳警方马上进行作案枪支的查找工作。
  护城河中部水深两米多,辽阳刑警技术大队和专案大队的全体民警冒着严寒,蹚进齐腰深的冰凉河水中。民警们先是用吊车拴磁铁吸,后来又将护城河水分段截住,再用水泵抽干河水。历经两个多月,终于在2004年1月14日早上8时30分左右,在一块一尺多厚的冰块下将作案的猎枪找了出来。至此,轰动一时的“10•4”雇凶杀人案成功告破。
  虽说辽阳是袁宝璟的故乡,至今其父亲、妹妹等仍在辽阳生活,但这里只是他的出生地,他的发迹地在北京。因此,袁宝璟被捕,在辽阳也只有一些股民和头面人物有所耳闻。有关他的信息,一直在小范围内、神神秘秘地进行着口头传播。2004年3月22日,赫然印着袁宝璟名字的刑侦信息,终于首次在大众传媒“露脸”,材料上记录了令人痛心的供述及侦查结果。
  2004年3月9日,辽阳市公安局将起诉书送达市检察院,2004年7月21日,辽阳人民检察院移送到辽阳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机关认为应对被告人袁宝璟、袁宝琦、袁宝福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被告人袁宝森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汪兴的第二任妻子、母亲等亲属,对汪兴两次被伤害,用于治疗上的费用,以及生意终止所造成的损失等,要求民事赔偿汪兴的妻子462万元,母亲10万元。
  2004年8月18日,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审理开始后,袁氏兄弟为了“丢车保帅”,袁宝璟首先当庭翻供,其他三兄弟也相继翻供,声称辽阳警方所作的有签字的供述都是虚假的,是刑讯逼供的结果。一时间,人们的心又悬了起来。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以为查无对证,却忘记了对手在投靠他们之前,毕竟是智勇双全的刑警队长。汪兴不仅在3年前就感觉到了危机,还留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询问笔录、举报询问笔录,并写好了诉状留在家里。他把袁宝璟挪用16亿公款,买凶杀人、最后又实施杀人灭口,以及自己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交代得清清楚楚。他坚信党和政府,能够铲除以袁宝璟为首的黑社会败类……
  2005年的严冬,古老的辽阳车站。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吐着白烟,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响。我被一排排生命的热浪簇拥着、掀卷着、推举着。
  这是一列普通旅客慢车,车厢内嘈杂、拥挤。座位上坐着的,过道上站着的,多数都是普通人,他们大声喧哗,大口喷云吐雾,在人群中来回钻动。
  我猛然回首,突然产生了一种超然的联想:20年前的1985年夏天,如果没有火车这个载体,如果那列普通列车不是开往北京,袁宝璟和汪兴这两个志趣、爱好、性格截然不同的人,没有坐上同一列火车、同在一节车厢,那么他们的命运,今天会是什么样呢?会不会就像那两道永远不交叉的钢轨呢?
  但是,历史拒绝如果,前进的列车永远也不会停顿下来。
  1985年的夏天,袁宝璟和汪兴就是坐着这样的普通列车,走出辽阳的。无疑,那也是他们生命共同的第一个转折点。
  汪兴是独生子,1958年出生在古城辽阳。1976年下乡,1978年考入大连警官学校,1981开始在辽阳市刑警队当警察。由于他是科班出身、智勇双全,很快就成长为辽阳警方的骨干。汪兴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破获了百起以上大案要案。特别是他在一起歹徒持枪敲诈勒索案中,曾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化装成那位被勒索老人,在荒郊野外,赤手空拳与持枪歹徒搏斗,并制服了持枪歹徒,从而被辽阳人民誉为“辽阳亨特”,随后被提拔为辽阳市公安局刑警队专案队长。因此,1985年年仅27岁的他,被批准在职培训,送到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深造两年。就是在那年进京的路上,汪兴与袁宝璟相遇了。
  那时的袁宝璟看汪兴是个人民警察,很有一股英武之气,便主动热情地帮助他安放行李。也许是职业习惯,汪兴对过于殷勤的袁宝璟并不看好。但伴随着他们谈话越来越多,汪兴感觉对方谈吐不俗,话也多了起来。
  在聊天中,汪兴知道袁宝璟1966年出生在辽阳市的一个贫穷家庭,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三。袁宝璟在以后的岁月里,曾不止一次地描述自己以前的苦难,称自己出身寒门,是“贫民窟”里最穷的人家。他家当时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有时穷得连衣服都穿不起。在袁宝璟的思想深处,认为像他这样的孩子,只有考上理想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因此,高中毕业时,他的高考志愿填写得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考进北京的高校。1985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
  辽阳本来就只是一个小城市,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能到北京去上大学就已经是凤毛麟角。袁宝璟和汪兴都是喝辽河水长大的,又都与政法公安部门沾边,两人自然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彼此都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在北京期间,汪兴经常与比他小8岁的袁宝璟通电话,很快他们便成为几乎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汪兴学习的那两年里,他亲眼看到袁宝璟为了挣生活费,放弃了所有的娱乐,一边挣钱一边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袁宝璟用挣来的钱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几年间,数不清有多少油盐酱醋、烟酒糖茶通过他的三轮车,流进了京城大小胡同的杂货店。1989年毕业前夕,袁宝璟背起一只大书包,从建国门开始,只要见到有牌匾的就进去,到一个单位就向人家送一张“自我推荐表”。最终,他如愿地进入了银行工作,这是世人眼中的一个“金饭碗”。后来,他又在政法大学学习经济法,成为在职研究生。
  1985年的北京,中国改革的航船正破浪前行,对于大学学子来说,正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况且那时的北京,不仅是中国人的首都,是人们大开眼界、梦想成真的地方,还是改革开放的总指挥部,是改变观念的大本营,也是最早能领略新鲜空气的地方。
  当然,作为一个有心计的小城市人,到北京上学并不是袁宝璟的目的,他是把上大学看成通向成功的阶梯,也是留在北京的阶梯。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人生最广阔的舞台。这里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充满了诱惑力!因此,袁宝璟内心最大的目标就是:自己能够留在北京发展。然而,一个外地学子想留在北京,又谈何容易。可是,当他干了三件令同学们目瞪口呆的大事后,同学们全服了!
  第一件事是他作为一个有心计的男人,在短暂的大学期间,首先完成了婚姻大事。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的袁宝璟,但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又在学校学生会宣传部工作,这使得他受到了一些关注。很快,一位性格内向、家在北京的女同学被他吸引住了。伴随着他那富有成效的进攻,两人交往便越来越密切。这个女同学就是后来成为袁宝璟第一任妻子的宋海云,而袁宝璟当初选择宋海云,就是为了留在北京。
  在此基础上,袁宝璟又迈出了第二步,那就是他一边上学,一边把未来发展的眼光投向了现实社会,特别是盯住了看上去离财富最近的银行。于是,他向心目中神圣的“目标公司”递出一份份“自我推荐表”,在那个大多数同龄人都还不太成熟的年代,他以一种早熟的姿态,开始在京城推销自己。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宝璟如愿地进入北京中国建设银行工会做宣传工作,端起了一个世人眼中的“金饭碗”。
  然而,他走上社会以后,很快就发现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代,抱个“金饭碗”的想法已经落伍了。尤其是他看到那些大款们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看到一些高干子弟巧取豪夺、仗势欺人,他的心里极不平衡。他非常清楚他留在北京不等于能在北京站稳脚跟,“金饭碗”里的那点“薪水”只是杯水车薪。
  1992年,袁宝璟为了脱贫,又勇敢地迈出了第三步,辞去了他在银行的工作,在北京怀柔注册了建昊实业发展公司,创业资金为多方筹得的20万元。袁宝璟下海后,在资金不足、又缺乏门路的情况下,将目光瞄向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大量科研成果。袁宝璟认为,那些经过论证和鉴定之后就束之高阁、沉睡不醒的科研成果中,埋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袁宝璟仿照推销员,先是一家一家地敲企业的门,将有技术需求的企业名单及其所需之技术种类记录在案,再找到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买断相关科研成果,再卖给需要这些成果的企业。
  在推销的过程中,袁宝璟也一直留意着适合自己的项目。很快,他便相中了一个,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小黑麦”,是一个基因工程,能够将种子基因进行排序。袁宝璟相中“小黑麦”技术后,决心将之实现产业化。于是,他倾囊而出,把20万元都作为启动资金,买下了优质“小黑麦”专利。而后,他辛辛苦苦地播种、除草、施肥,实实在在地当了半年农民。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之后“小黑麦”成熟,由于麦种珍贵,很快地占领全国市场,袁宝璟掘出第一桶金……获利200多万元。
  “小黑麦”成为建昊公司所做的第一个实业项目,此后,建昊实业的资金链就开始充满传奇色彩地运转起来。
  初期的经营成功,使建昊公司拥有了发展的基础。袁宝璟的奋斗有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平台。他如果将这第一桶金善加使用,通过收购和买卖企业,便能迅速将事业做大。当时袁宝璟确实表现出了一个杰出企业家的魄力和胆识。因为企业要想获得快速发展,必须打破常规,独辟蹊径。他断然决定:建昊参股一些他所看好的企业。
  1994年,国家的宏观调控已经开始,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展开,那些严重亏损、经营不好的企业,不得不被推入改组、兼并、拍卖等产权交易市场,希望这些企业能从产权市场上获得起死回生的希望。
  这时站在交易另一方的袁宝璟,手中的资金并不算雄厚,可他却以“51控制49+融资再循环”的公式,打出了一张出奇制胜的牌:大规模收购一些即将倒闭的企业,然后予以改制,独家经营。
  1994年初,建昊实业以510万元资金,获得海尔生生物制品有限公司51%的股权。由于企业连年亏损,收购条件相当宽松,对剩下的49%股权,袁宝璟和其他股东签订了一个“股权回购合同”,承诺在一定时间内按同样的价格买过来。就这样,袁宝璟取得了这家资产估价1000万元的企业的全部产权。随即,袁宝璟将它抵押给银行,贷到1000万元,又用这1000万,买到了一家资产评估为1900万的怀柔温阳制药厂51%的股份。然后,再以温阳制药厂股权抵押再借款,进行下一步运作。
  在这种高风险杠杆的连环运作中,袁宝璟就像一个高超的杂技运动员,连续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高难度动作,也使建昊实业集团的资产“迅速增值”。换句话说,袁宝璟只要以温阳制药厂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所得资金除了偿还原来抵押海尔生的银行贷款之外,余额又用于购买另外一家企业的51%股份。以此类推,建昊实业一口气在怀柔收购了13家这样的企业。
  1996年秋,建昊集团将总部移至北京城内。这个时候,它账面上的资产总额已高达30个亿,负债率11%,拥有的子公司和下属企业达60多个,这就是袁宝璟30亿资产之说的出处。
  1995年、1996年,正是宏观调控最紧的时期,中小国企效益下滑严重。建昊集团又瞅准时机,主动帮助地方国企重组。这样一来既让地方政府松了口气,又扩充了自身资产。乍看起来,真是一个双赢的大好局面。唯一的缺憾在于,银行的贷款总是要还本付息的,如果建昊集团收罗旗下的资产,不能创造适量的现金流,账面上就无法交代。幸好建昊集团收购的企业,基本都在北京近郊,北京近年周边地价猛涨,为它带来了不菲的收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压力。
  据一位曾经在建昊集团任职的人士透露,袁宝璟1996年开始高薪聘请专家替建昊把脉。专家们给出的建议是,资本运营不是这个搞法,哪有民企替国企承担改革成本的道理?要么找一个主业,安心搞实业;要么效仿国外风险投资公司,以卖出去为目的收购企业。袁宝璟还算从善如流,在公司主业上,他下决心关掉大部分下属企业,一心一意搞起了保健品。
  袁宝璟的另一手是买卖上市公司“壳”资源。建昊集团以1亿资金,收购了比特科技60%的股权,1997年通过重组,引入生物制药概念,抬高估价后出手转让。业界估测,建昊集团这笔交易至少赚到5000万。但此后风起云涌的资本市场上,再难见到袁宝璟公开出现的身影,直到后来的雇凶杀人案才带出了他投资期货的故事。
  关于袁宝璟早期的发迹还有一种说法,那是后来汪兴检举的。
  据汪兴说,1996年,袁宝璟玩起了“空手道”———他通过贿赂辽阳某公司的一位总经理和两位副总经理,挪用国家拨给该公司的二期工程建设款16亿元,挪用到北京市东华证券营业部袁宝璟以及其父袁敬民的账户上。挪用款项分三四次,挪用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在此期间,袁宝璟仰仗着“财大气粗”,搞了假收购“郑百文股票”,肆意操纵股市,还炒作其他股票。就这样,他利用所挪用的这笔二期工程款,使自己的资金翻了一番,达到了30亿。他利用其非法所得,先后购买了北京市怀柔县南华制药厂、金石山宾馆、花仙阁餐饮中心,并买下北京市富华大厦F座26和27两层,作为北京市建昊实业公司的办公地点,还在北京城郊建了富泉花园别墅区。
  就这样,建昊集团的资产以几何级数递增。到1996年年底,三十多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中已有建昊一席。又经过几年的稳步发展,1999年6月,袁宝璟断然拍板,组建北京建昊高科技股份发展有限公司,全力推进他看好的生物制药和环保产业。
  “建昊”两个字是从英语GeniusPower来的,意思就是创造力、智慧力。袁宝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创下了中国企业经营和发展不可思议的奇迹。袁宝璟新的奋斗也由此开始,种类包括电子、金融、生物工程、高科技生物制药、房地产……建昊集团一路蹿红,袁宝璟名声远播:收购大王、商业奇才、北京的李嘉诚等等,美誉接连扑来。
  袁宝璟的工作经历和创业经历,使其精于资本运作。袁宝璟31岁时就当上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当时他个人资产高达37亿元人民币。
  当然,也有人对他的30多亿表示怀疑:“袁宝璟哪里会有30亿?”
  一位田姓民营企业家如是说,企业家们有自己的“福布斯”排行,“我们不看车子,不看房子,当然更不看财务报表。”直到事发被捕,袁宝璟的最终身份只是北京市工商联执委。按照工商联的“组织结构”,执委之上有常委、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等。田先生说,北京工商界惟一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文京先生的身家可达55亿,按常情推断,袁宝璟应该和他还差着几个数量级。
  但是,平民家庭出身的袁宝璟,能在1989年得到银行的“铁饭碗”,证明了他的聪明干练和活动能力方面的天赋。据知情人介绍说,袁宝璟报到当天,就被下派到北京郊区怀柔县支行信贷科锻炼。他在怀柔娶妻生子,过了三年寻常人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这段时间里,这位后来的“商场奇才”心中作何感想。也许他在某一天豁然开窍:在这个时代,仅仅靠个人的聪明干练是无济于事的。
  袁宝璟能够博得亿万富翁的名头,说明他身上有一般民企小老板不可企及之处。1996年,袁宝璟拿出1000万元现金,设置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这件事后来被何建明先生写入其反映贫困大学生生活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中,并对袁宝璟作了如下描述:“当我看到他名下的建昊集团公司1996年度一年的营业收入26亿、利润5.4亿元的报表时,我确确实实相信了面前的这位只有31岁的小伙子,真的是中国当代几位巨富之一的风云人物。”
  但据建昊集团内部员工反映,袁宝璟经常挂在嘴边告诫大家要努力工作的一句话是:“我们没有什么背景。”这样的表态是一种谦虚还是真正的危机感?无从求证。至此,他作为“财富英雄“的表演算是拉开了序幕。
  袁宝璟能把别人不敢想的,通过一系列运作变成现实,使自己在北京牢牢站稳了脚跟。他能独具慧眼地看出“小黑麦”的价值,没费吹灰之力就掘出了第一桶金,神话般地挣到200万元。特别是他能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学生,在短短的几年里就神奇地变成了亿万富翁。
  他这些神奇的经历,无疑都使汪兴的神经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袁宝璟面前,汪兴自愧不如。同样一趟去北京的车,同样都去学法律,毕业后又同样经历了短短的7年,人家成为赫赫有名挥金如土的大企业家,而自己尽管比他大8岁,当了刑警队长,但充其量还是一个警察。按社会衡量当代男人的标准,汪兴觉得自己要钱没有钱,要车没有车,他的心理强烈不平衡了。于是,当袁宝璟在电话里向汪兴描述在北京的发展远景时,当袁宝璟说炒股可以一夜之间成百万富翁时,汪兴再也坐不住了,他毅然地辞了职。他的举动也曾轰动过辽阳,也曾引起过强烈的争议。那时,汪兴孤注一掷来到北京,梦想着投靠“炒股大鳄”袁宝璟迅速发财。
  当然,汪兴辞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在办案过程中,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付晓春。付晓春当时是银行的职员,比他小4岁,前夫因为诈骗被判17年徒刑,家产全部被查封,她与女儿被赶出家门。也许这个楚楚动人的柔弱女子打动了他,也许他的婚姻并不幸福,因为在他这个强者的脑海深处,不希望妻子抛头露面,而前妻喜欢社交活动、且能力挺强,反正在那一刻,汪兴的心被眼前这个无助的女人拨动了。他没有拿她当犯人家属看待,还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她,这使付晓春发自肺腑地感动。于是,1992年付晓春与在监狱的丈夫离婚后,他们就开始同居了。
  作为一个挣工资的警察,汪兴要养活两个家显然非常吃力。汪兴自然知道炒股是一种增长财富最快捷的投资方式,他又耳闻目睹了袁宝璟炒股的巨大成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他与袁宝璟交流之后,他更加坚信自己一定行。
  于是,辞职的汪兴来到北京后,自己先在证券公司开了户。一开始,他非常谨慎,尽管袁宝璟传授了一些经验,尽管他自己知道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可他还是天天泡在证券公司观察。这样足足过了一个月,他才有勇气拿出两万元投石问路,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赌注。他万万没有想到,不到20天,他就赚了5000多元,比他半年的工资还高!
  尝到甜头后的汪兴一发不可收拾,他成天泡在股市里,不失时机地小试两次牛刀,竟都小有收获。他有些飘飘然了,觉得只有在这里,才能把他以往怀才不遇、生活紧张的情绪全部宣泄出去。
  他哪里知道股市和赌场一样,有输就有赢,时刻充满着风险。果然,当他正准备大展宏图之际,股市风云突然变幻,击碎了他的发财梦。他看好的股票突然一跌再跌。此刻,投资者在前景尚不明朗之时,都隔岸观火,保持着观望的态度。然而,汪兴哪里能经受得住这种大起大落的考验?他也伴随着股市的波动而波动起来,开始是今天买明天卖,很快他那点本钱就折腾得只剩下不到一万元了。回天无力的他,不得不乖乖地投奔财大气粗的袁宝璟了。
  于是,汪兴这个心性很高的人,1994年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明确地表示想拜在袁宝璟门下,混出个“人样”来。可是,功成名就的袁宝璟,丝毫没有了朋友情谊,并没有委以他重任,而是派他前往深圳去创业,任南方建昊公司品牌经理。这个头衔听上去不错,实际上只管一个人,汪兴在人地生疏的深圳备受冷落,感到浑身的劲儿使不上,他觉得袁宝璟太不够朋友。
  在强大经济后盾的支持下,袁宝璟几次在股市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瞬间成为亿万富翁,那感觉大有指点江山、无所不能之势。他在酒席桌上同朋友谈话,特别是面对一些企业家时,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自卑,举手投足间充满了自信,把自己当成中国改革开放后股市的“开山鼻祖”。
  而这时,在中国股市的风云中,偏偏有人不知趣,偏偏有人与他争霸,甚至使袁宝璟败下阵来,这个人就是当时四川绵阳小有名气的富豪刘汉。
  袁宝璟在瞬息万变的股市上,也并非是常胜将军。1996年,袁宝璟进军期货市场时,就遭遇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袁宝璟内心把这次失败,记到了“期货枭雄”刘汉的身上。对此,刘汉一点也没有察觉到,还把袁宝璟当成朋友。
  刘汉,在四川无疑属于顶天立地的高个儿———身高一米八零,浓眉大眼、精明强干。他不爱张扬,言谈举止十分随和,绵里藏针地自称“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在期货界内,更多的人则称刘汉为“水下巨鳄”。
  据说,刘汉也是贫苦出身,早年从1000元起家,靠炒绿豆等期货赚了大钱。但刘汉自己笑称:“目前有关我起家的故事都不真实。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广汉从事贸易,主要业务为建材和成品油,经过数年打拼才有了原始积累。”1994年,刘汉做起期货生意,不是靠绿豆,而是靠钢材的期货起家。
  刘汉曾坦承:“1994年,中国的钢材现货市场很低迷,出现了波及全球的‘熊市’。一方面期货市场的钢材被爆炒,价格像坐了直升机,升至每吨3500元,而另一方面,现实中的钢材价格却只有每吨2800元,并且成钢、重钢的库存产品堆积如山,销售不出去。”
  熟悉钢材现货市场的刘汉,敏锐地作出了判断。他果断地大胆出手,集中自己所有资金,和成钢、重钢签下了旁人看来近乎疯狂的合同———以比市场价每吨高200元的价格,收购钢材厂库存产品,然后拿到期货市场沽空,正愁销路不畅的钢厂欣然同意。其中,成钢厂一家约有4万吨的钢材,被刘汉“一网打尽”。就这么简单地一进一出,刘汉大获丰收,斩获近亿元,从此跻身富豪之列。
  但是,人们真正开始熟悉刘汉这个名字,还是在2003年的“中国百富榜”上。在这个榜单中,刘汉及其兄弟以拥有12亿元的财产,排名第61位。2003年,刘汉兄弟的汉龙集团,在四川境内上缴税金共计两亿多元人民币,居四川省民营企业集团纳税第一名。
  目前,刘汉控制着两家上市公司———金路集团和宏达股份,并通过四川宏达,掌控着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刘汉兄弟的汉龙集团的经营业务,已涉足能源电力、水利交通、化工、酒业、旅游、生物制药、金融地产及教育等多个领域。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2003年,集团及旗下企业总资产为62亿元人民币,总销售收入为19.4亿元。集团拥有全资及控股企业20多家,职工总人数为12000人。
  这位在经营业绩上与袁宝璟旗鼓相当的“财富枭雄”,在市场获胜的同时,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却是杀身之祸。
  当年,袁宝璟和一些朋友吃饭,就曾夸下海口说:“在中国玩期货,没有不看我袁宝璟眼色的,没有不听我袁宝璟吆喝的。”但1996年,袁宝璟在四川省广汉市的期货生意严重受挫,损失在1亿到2亿元之间,袁宝璟认为生意受挫系刘汉所为,并因此怀恨在心,以至常常杀心萌动。正所谓财富是双刃剑,因财富,可以笑傲江湖,亦可结怨江湖,牵动杀机。
  按照常理,越成功的商人应该越尊重契约精神,可为了一笔期货合同的损失,“商场奇才”袁宝璟却违背了这个准则。这无疑与他早年贫穷潦倒的生活有关,也与他成功后的膨胀有关。
  在四川投资期货受损,最终是在雇凶谋杀案的案卷中曝光的。袁宝璟甘冒风险选择雇用杀手惩处合作人,唯一的解释是他认为通过法律途径无法解决。原因很简单,双方的资本运作都在暗中进行,诉诸法律就意味着将一切暴露在阳光下,资产帝国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
  于是,袁宝璟挖空心思地想把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就这样,他在老家辽宁省辽阳市的一名“黑帮朋友”杨忠学,进入了他的视线。
  1996年9月,杨忠学与黑帮兄弟密谋之后,指使李海洋、孙利到四川省成都市寻找刘汉,并发出射杀令:“见到刘汉就用枪打他,打死、打残都行!”
  3个月后,杨忠学为李海洋、孙利提供了一支手枪及3万元人民币。1997年1月,李海洋与孙利乘火车前往成都,杨忠学于两天后也赶到成都,把刘汉的体貌特征、所乘车型牌号告诉了李海洋和孙利。
  1997年2月1日21时许,李海洋见刘汉的车停在广汉某宾馆门前,便回到租房处取来手枪,对刘汉连开两枪,可是都没有击中。据汉龙集团的员工私下议论,当时是刘汉的保镖“替他挡了子弹”,刘汉才幸免于难。李海洋随即逃离了现场……
  后来杨忠学被判死缓,李海洋被判无期徒刑。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中,对此事的原因描述为:杨忠学怀疑四川省汉龙集团总经理刘汉,在期货交易中欺骗其好友袁某,便指使李海洋携枪潜入成都报复。
  刘汉这次虽然幸免于难,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为解心头之恨,袁宝璟又动了杀机。
  现在看来,杨忠学、李海洋只是两个“替死鬼”,而袁宝璟这个政法大学出身的企业家,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在杀手李海洋的询问笔录里,李海洋称他根本不认识刘汉,为什么打刘汉也不清楚,都是杨忠学一手包办的。而在杨忠学的询问笔录里,也称他不认识刘汉,是袁宝璟打电话告诉他刘汉的体型、外貌。显然,这一切都是袁宝璟一手策划的,而他又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于是,才有了第二次的暗杀行动。
  袁宝璟第二次之所以找到汪兴,无疑出于两种考虑:其一,第一次雇用黑社会没有成功,使他不相信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其二,袁宝璟心里知道汪兴投奔他来的热切希望,而汪兴恰恰是刑警队长出身,干这点小事应该不费吹灰之力!换句话说,通过这件事就能验证他是不是铁心跟着自己,能不能成为家族的核心成员。无疑,袁宝璟是想通过这件事把汪兴彻底绑在袁氏家族的战车上。于是,他立即打电话通知汪兴回北京。
  汪兴立即坐飞机回到北京,袁宝璟的二哥袁宝琦到机场接他,把他接到怀柔金石山宾馆,袁宝璟正在这里等他。得知袁宝璟要让他杀人,刑警队长出身的汪兴顿时不寒而栗。他当然知道参与这种杀人事件的下场,就是将来不被捉拿,心头也会一辈子罩着阴影。更令他不痛快的是,好朋友好事不找他,而是把他当成“杀手”。汪兴虽然不愿意干,可是在人屋檐下岂能不低头?
  于是,1997年初,汪兴伙同杨忠学,潜入广汉与成都地区。但汪兴在成都待了一个星期左右,还是没有找到刘汉。最后还是袁宝璟给他打来电话让他回去,就这样,汪兴无功而返。后来,2001年杨忠学被抓,汪兴得知其中有一条,就是杨忠学指使杀手四毛子等二人在成都枪击刘汉,由于刘汉坐在车内,子弹射穿玻璃没有击中刘汉才没有得逞。汪兴回到北京后没有被袁宝璟重用,而是被派到北京怀柔一家药厂当副厂长。
  1997年秋天,汪兴与袁宝璟分道扬镳了,他回到辽阳另起炉灶,自己开了一个小茶庄。干了五六年连辆车都没有混上,汪兴觉得很掉价。再加上创业初期,许多事情非常不顺,他内心深处又寄希望于袁宝璟了。
  袁宝璟说,刚开始,他并没有特别在意。大约2001年上半年,他发现他家楼下经常有四五个东北人在转悠,他才有些在意了。他认为汪兴与他玩真的了,加上那几天经常有一些南方口音的人打来电话,张口就说我们老大要你准备500万美元,1000万元人民币,如果你要报警,就灭你们全家,他才感觉不妙。于是,他曾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了警。至此,“商业奇才”袁宝璟多年来对一桩期货损失的“挂念”,以及对家乡对手的恐惧,终于被演绎成了一场噩梦……
  面对一个对公司内幕了如指掌、当过警察的对手,袁宝璟心里也一直非常害怕。远的不说,就凭他曾指使汪兴杀人,这一条抖出来就能要了他的命。而且,汪兴的敲诈电话不断加码,说袁宝璟偷税漏税,挪用公款16亿元,还说你想打我黑枪,我可以通过武警正常打死你,话语越来越恐怖。袁宝璟在笔录中承认,那时的自己,精神快要崩溃了,也承认只要汪兴活着,自己就永远无法摆脱他的阴影。
  为了袁氏“家族利益”,袁宝璟找来二哥袁宝琦,两个人密谋杀死汪兴。袁宝琦说需要提出30万元,用于“灭”掉汪兴。袁宝璟告诉二哥小心点。就这么简单,一场谋杀在袁宝琦潜回辽阳、亲自授意两个堂兄之后,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
  2001年的一天,已经晚上11点多了,汪兴正躺在家里,就听见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他还没来得及问是谁,下边就高叫:“汪兴你下来!”汪兴不知道得罪了谁,不敢贸然搭腔,便吩咐妻子马上报警。等公安人员来了以后,那个人早已经跑了。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猎手,汪兴已经感觉到危机来临!可是在他的恩怨簿上又一时找不到要他命的人。
  2001年11月15日晚上6点多钟,天已经黑了,他刚从家里出来,手机突然响了。他正边走边接电话,突然一个身高1.75米的黑影儿从后边蹿上来,照他的右肩扎了一刀,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谁在开玩笑。后来又被扎了几刀,他倒在地上才意识到不好,便一边用手去挡,一边拼命喊救命,并向出租车晃动100元钞票。当他被出租车送到急救中心时,那个家伙已经趁乱跑了。
  经医院检查,汪兴被扎11刀,被送到医院后失血性休克,因为送得及时,他被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汪兴住了一个多月院后,拖着一条瘸腿出院了。他考虑对方想置他于死地,不敢在家里住了,躲到鞍山一个远房哥哥家休养。但是,他的大脑并没有休息,经过长达9个月的大量调查,并与公安局取得联系,先后排除了黑社会报复、后妻丈夫报复等,最后他把目标锁定在袁宝璟身上,也曾打电话向袁宝璟核实。
  当认定是袁宝璟后,汪兴不寒而栗。他知道袁宝璟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从来心狠手辣,不达目的不罢休。汪兴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本来是受害者,绝不能这么轻易罢休。
  于是,汪兴一边继续打电话,展开攻心战,表示自己要对方付出同样的代价;另一方面,他非常清楚自己单枪匹马已经不是袁宝璟的对手。2002年8月23日,汪兴走进了公安机关举报了袁宝璟。一共举报了四件事:一是1996年袁宝璟利用钱权交易挪用国家拨给辽阳两公司的二期工程建设款16亿元人民币;二是指使杨忠学到四川广汉枪击刘汉;三是袁宝璟私自伪造国库券大额存单;四是因为他掌握袁宝璟许多犯罪事实,袁宝璟要买凶杀人灭口。
  汪兴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他连第一次杀他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自然也根本不知道袁宝璟在辽阳还有两个堂兄。其实,自打那次没有被扎死,袁宝璟就一直派人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袁宝璟的视野之中。袁宝璟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彻底除掉汪兴。
  袁宝璟在2004年3月16日,回答刑警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杀掉汪兴的想法的”时说:“从1998年汪兴离开我公司后,就多次打电话威胁、恐吓我,并向我索要钱财,这些事我二哥袁宝琦都知道。2001年初,汪兴再一次威胁我,给我造成了很大压力。有一天,我和袁宝琦在我办公室谈到汪兴,袁宝琦说‘不行,我就找人给汪兴办了’(意思是杀掉)。我说行,注意点。之后,袁宝琦怎么实施的,我就不知道了。”
  2003年7月初,袁宝琦带着袁宝璟提供的20万元潜回辽阳,再一次找到堂兄袁宝福。在辽阳顺鑫桑拿浴三楼的一间包房里,他对袁宝福说,为了袁氏家族的利益,“把尾巴活儿干完。”同时交给袁宝福人民币18万元。袁宝福找来袁宝森密谋后,便开始跟踪和掌握汪兴经常活动的地点。几次跟踪后,他们便准备下手了。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凶残一幕。
  鉴于涉枪案件的严重危害性,被害人身份的特殊复杂性,辽宁省公安厅刑侦、技侦部门及辽阳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了“10•4”案件特别专案组。
  专案组通过对汪兴辞职后的生活经历、接触关系、恩怨矛盾的调查,以及事先汪兴的举报,很快发现汪兴曾与袁宝璟合伙炒股,过从甚密,后来不知为什么“翻了脸”。而且,在2003年,袁宝璟的亲属袁宝福、袁宝森频繁往返于北京和辽阳。汪兴被杀不久,袁宝琦与袁宝福因为钱的事情发生冲突。
  根据种种迹象,专案组将重点放在了袁宝璟与其亲属袁宝琦、袁宝福、袁宝森等人身上。根据综合分析,专案组当即决定进行同时抓捕。袁宝森原为辽宁陶瓷花纸厂工人,袁宝福原是铁匠,都有犯罪前科。
  抓捕方案一定,专案组全体成员对袁宝福、袁宝森的住处、交通工具及活动规律展开秘密调查,对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全方位监控。为了确保抓捕消息保密,除了专案组的核心人物外,其他人只知道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而并不知嫌疑人的准确身份、具体事由。
  2003年11月23日下午5时半,秘密侦查小组报告:“目标”将在“大锅饭”饭店聚餐。晚6时,专案组全体人员分乘7辆车,迅速向目标集结,分散停车,秘密靠近饭店,等待抓捕时机。
  终于,一声令下:“饭店一律许进不许出,先控制一楼,马上冲上二楼。”专案人员快速进入现场,将主要犯罪嫌疑人擒获。整个抓捕过程仅用了5分钟,嫌疑人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从饭店撤出后,专案人员将嫌疑人连夜押赴秘密审讯地。当夜,专案组又果断下令,直取在广西和北京的袁宝琦、袁宝璟。
  次日凌晨,也就是11月24日1时30分,在广西警方的配合下,省市两级联合抓捕小组,在广西南宁市经济开发区一洗浴中心将袁宝琦抓获。
  2003年11月24日下午4时,辽阳警方和北京警方的8位干警,一起到袁宝璟所工作的北京东城区建昊集团大厦18楼,对袁宝璟进行刑事拘留。袁宝璟看了警方的证件后很配合地跟警方走了,他对自己的罪行非常了解。
  在公安机关,袁宝璟的几个兄弟很快承认了犯罪的基本事实。2001年初,袁宝璟找到其二哥袁宝琦,密谋由袁宝琦亲自办理铲除汪兴之事。2001年3月,袁宝琦潜回老家辽阳,找到其堂兄袁宝福,而后又由袁宝福找到其弟弟袁宝森,两兄弟密谋一番后,决定由袁宝森下手。2001年11月,袁宝森以让汪兴品鉴古董为名,将汪兴骗至楼下,趁其不备,在汪兴身上连扎数刀后逃离现场。谁知,挨了11刀的汪兴因为抢救及时而保住了性命。这次暗杀,袁宝福、袁宝森兄弟俩从袁宝璟的二哥那里拿到了“好处费”9万元。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2003年7月,袁宝璟再次指使袁宝琦潜回辽阳与袁宝福接头,并一次性开价18万元,让袁宝福将汪兴真正干掉。2003年10月4日23时左右,汪兴开车回家时,袁宝福、袁宝森二人驾车藏匿在汪兴家附近,当汪兴下车走到楼门口时,袁宝森冲了过去,用事先准备好的双筒猎枪,向汪兴连开两枪,将汪兴打死后驾车逃跑,途中把枪支扔到护城河清真桥下的河水里。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杀死汪兴50天后,2003年11月24日,袁宝璟被辽阳市公安机关抓捕。2004年3月22日,袁宝璟因涉嫌雇凶杀人被辽阳市检察院正式批捕。同时批捕的还有袁宝琦、袁宝福、袁宝森。
  2004年9月9日,这起备受各界人士关注的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袁宝璟雇凶杀人案,在他被逮捕一年半以后,终于在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了。
  这场庭审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外乎三条:
  其一,因为有关方面感觉案情重大涉及面广,一开始就采取了谨慎、回避的态度,迟迟不开庭审理,才使这起本来就神奇迷离的案件,就像罩在云雾中的庐山,更加显得神奇。
  其二,因为被告人袁宝璟来头太大,是个声名显赫的亿万富翁,他被誉为“北京的李嘉诚”,有着“收购大王”和“商业奇才”的雅号,还曾是中国首位“世界青年创业者大奖”的获得者。同时,此案的被害人汪兴,在辽阳同样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曾是身经百战的辽阳市刑警大队专案队队长。他1992年脱下警服下海经商,曾开过私人侦探社、炒过股票、办过茶社,出事前在辽阳百菜园饭店当经理。
  其三,原、被告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把舆论造得登峰造极。首先是袁宝璟的妻子知名舞蹈演员卓玛先声夺人,早在庭审前就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其丈夫袁宝璟雇凶杀人,称其“完全是被冤枉的、绝不可能雇凶杀人!他在生意场上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仅仅为了一次生意损失,就冒着杀身之祸,去杀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商人,怎么可能?他不缺钱,如果真是曾经指派汪兴去杀人,汪兴勒索几个小钱,又怎么会拒绝不给他?”
  卓玛同时转述律师的意见说,袁宝璟遭遇了“不正常的待遇”,他被抓后,即被关进辽宁省公安厅警犬基地的一个铁笼子里,背扣手铐,反复电击。审讯时,被手铐脚镣绑在椅子上,五天五夜不许睡觉,目前右小腿仍有伤。
  卓玛特别指出,警方指控袁宝璟买凶杀人,依靠的最主要的证据仅仅是袁宝琦等人的口供,而关于他买凶杀人动机的说法缺乏说服力。另外,辽宁警方限制当事人见律师有违司法公正,他被允许见律师是在24天之后,袁宝琦被允许见律师是在两个月之后。
  阻挠律师见当事人,为什么?卓玛说,袁宝璟被抓后,她先后聘请了几名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邬明安和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家众,将出庭为其丈夫作无罪辩护。而律师作无罪辩护的依据是:辽阳警方仅凭口供抓捕袁宝璟证据不足。她相信法律会还她丈夫一个公道……
  而原告汪兴的妻子、母亲及代表儿子出庭的前妻,她们虽然没有左右逢源的能力、没有丰厚资金可兴师动众,但也抱着必胜的信心,坚信通过法律一定能讨回公道,并针锋相对地向被告人提出了484万元的巨额民事赔偿。
  汪兴的母亲还曾通过媒体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我非常激动,因为我已经失去了我唯一的儿子,也是最优秀的儿子。儿子活着的时候对我非常好,总给我买东西。我今年都68岁了,儿子走后,我就得了一场大病。我真不知道以后我还可以依靠谁活着?我相信法律会还我们一个公道,我相信坏人会受惩罚的,我等着这一天!”
  2004年9月9日8点22分,离开庭审理还有半个多小时,辽阳中级人民法院最大的审判庭门前已经人声鼎沸、人满为患。其中有袁宝璟的妻子舞蹈演员卓玛、公司里的主要负责人等,还有汪兴的妻子、母亲等。
  8点42分,人们被允许进入法庭。短短的几分钟,刑庭的240个座位都已经座无虚席。晚来的旁听者,只好站在过道上或靠在墙边听庭。据说听众中还有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上午9点,庭审正式开始,审判长作出带嫌疑人出庭的指示后,门外响起“哐啷哐啷”的沉重镣铐声。身着黄坎肩、脚拖铁镣的袁宝璟第一个步入法庭,其妻子卓玛悲愤欲绝地叫了一声“老公”后便哽咽了。随后,袁家四兄弟的几名亲属当庭大哭。
  本来不宽敞的审判庭前台,坐着三名法官、三个公诉人。左边原告席上坐着四人,右边被告席上坐着辩护律师六名,外加一个书记员,已经坐得很满很满了。当八名法警押着四个嫌疑人入庭后,那小小的审判庭,显得更加狭小局促。
  审理开始,果然不出所料,袁宝璟立即推翻了原来的口供。他说,公安侦查阶段,他向辽阳警方所作的有签字的供述都是虚假的,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袁宝璟还称,警方断章取义,曲解他的意思。他从来没有指使袁宝琦杀汪兴,更没有提供资金。
  袁宝璟说,辽宁警方在2003年11月24日,在没有出示任何相关证件的情况下抓捕了他,当天就把他反铐在一个铁凳子上开始审讯。被带到拘留所后,袁宝璟和他的哥哥袁宝琦被分隔在楼上楼下。在随后的5天5夜里,警察两人一组换班,不分日夜地对他们二人同时进行审讯。审讯中,他疲劳得难以忍受,当他瞌睡的时候,警察会把他一巴掌搧醒。审讯当中,警察要求他必须按照警察的意思供述,否则,就用矿泉水瓶子砸他,用穿着皮鞋的脚踢他。随后,袁宝璟当场出示了他右小腿上的伤痕。
  袁宝璟还说,他完全明白签字画押意味着什么,但实在是没办法。审讯中曾有审讯人员威胁他,说看守所里经常有犯人打死犯人、犯人自杀的事。
  当时在那个假供上签字,就是为了先活下来,然后到公正的法庭上翻供。
  而袁宝森则称,辽阳警方7天7夜不让他睡觉,给他戴上钢盔,用木棍猛敲其头部,他的胳膊、腿部也都遭到击打。袁宝森在此前给警方作的笔录中承认,2003年10月4日,他枪击汪兴致死。而在这一天的庭审中,袁宝森翻供称,汪兴不是他杀的。事发当晚袁宝福告诉他,是自己杀死了汪兴。由于袁宝福有家庭,而他是单身,且两人是亲兄弟,又遭到辽阳警方刑讯逼供,因此他才承认人是他杀的。此后,他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并且没能从袁宝福手中拿到一分钱,所以才决定在法庭上说真话。
  晚8点,庭审将要结束时,唯一没有翻供的袁宝福也突然向法庭提出,被抓后遭到辽阳警方残酷的刑讯逼供。袁宝福称,辽阳警方对他进行突击审讯,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困了就给他灌咖啡,同时给他戴上钢盔,用木棍猛敲其头部。
  一时间,法庭上风云突变,似乎在验证庭审前人们的种种猜测,使人们的心顿时悬了起来。但公诉方准备得非常充分,他们不慌不忙,首先提出证据,证明袁宝璟曾雇用汪兴去四川杀刘汉。
  在公诉方为此提供的证据中,有一份证据是汪兴死后,从其家里找出的旧日诉状,还有一份是汪兴揭发袁宝璟的笔录。两份材料中,汪兴称,整个事件都是袁宝璟一手策划的,并列出了袁宝璟雇凶时的具体言行。
  汪兴还称,袁宝璟为此事专门向他提供了14万元现金。此外,公诉方还提供了被汪兴指派去杀刘汉的操作人杨忠学的一份笔录,以证明袁宝璟曾雇凶杀人。
  但是,公诉方提出的这些证据立即遭到被告方的反驳。袁宝璟、袁宝琦及辩护律师称,汪兴本身对袁宝璟极度怨恨,其揭发材料中的指控,完全可能是无中生有的诬陷,没有理由成为法庭的重要证据。
  公诉方临危不乱,又提出了权威的笔录证据,证明汪兴虽是袁宝福、袁宝森直接杀死的,幕后却有袁宝璟在花钱操纵。这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当事人袁宝璟、袁宝琦两人的笔录。此时袁宝璟应该低头认罪了,可是,精通法律的袁宝璟强词夺理地说:“第一,不知情。第二,没有指使。第三,没有提供资金。”袁宝璟翻供的理由是“公安机关曾经对他进行过刑讯逼供”。
  随之,袁宝琦也否认自己犯了故意杀人罪。他翻供的理由是并不清楚讯问笔录的内容。而当检察官针对他当初口供中的细节与他对证时,他又称,有些话他曾经说过。袁宝森翻供的理由是,杀害汪兴的是自己的哥哥袁宝福,并非自己。自己不想再为哥哥扛了。而袁宝福则说杀人的是自己的亲弟弟袁宝森,自己并没有参与。
  于是,法庭不得不翻开尘封的历史旧账,三大焦点在法庭上引起激辩。
  焦点一:到底是谁杀了汪兴?
  在法庭上,面对检察官的询问,袁宝璟称在2003年底,自己到香港时,才从哥哥袁宝琦的口中得知,是袁宝森兄弟俩杀死了汪兴,自己对账户中支出的16万元并不知情。
  袁宝森称,袁宝福曾在去年11月份时告诉他,如果自己有“意外”,就让袁宝森到北京找袁宝琦、袁宝璟要钱,因为事都是他们兄弟俩指使的。袁宝琦、袁宝璟如果不给钱,就去公安机关告发。
  袁宝福则称,去年袁宝琦找到他,想要回欠他的6万元钱。说要是不还的话,就帮他干掉汪兴。他当时没干,但是让袁宝琦找宝森去干这件事。
  焦点二:刘汉受伤与谁有关?
  袁宝璟称,自己并不认识刘汉。是汪兴得知公司损失了几千万元后,主动表示要去“收拾刘汉”。但自己表示,资本市场上几千万元的得失,只是谈笑间的事,没必要理会。说这些话时,袁宝琦也在场。但是当检察官在法庭上向袁宝琦询问此事时,袁宝琦称自己当时并不在场。
  焦点三:16万元钱到底是谁给的?
  袁宝璟称,自己并不知情。袁宝琦称,那是袁宝璟曾经让自己换外汇的钱,后来借给了袁宝福。而袁宝福称,他将其中的8万给了袁宝森,其余的自己留下了。对此,袁宝森则称自己分文没有得到,那8万元是袁宝福借给他的。
  下午4点钟,法庭审理继续进行。公诉机关又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4名被告人及6名代理律师,对此进行了辩驳。整个庭审,袁氏兄弟为了保命互相推诿、自乱阵脚,不能自圆其说。尽管审理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半钟,法院仍没有当庭宣判。
  于是,在辽阳市的街头巷尾,人们的心又悬了起来。袁宝璟毕竟是个全国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与辽阳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起案件前前后后、一波三折,法院也拖了两年之久一直没有宣判。到处又传开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袁宝璟有大背景,袁氏家族要丢车保帅,金蝉脱壳了!”
  事实胜于雄辩。就在人们的猜测议论不绝于耳之际,2005年1月13日上午9时,这起亿万富翁涉嫌雇凶杀人案,在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庄严的宣判。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这样的:经公开审理查明,1996年秋天,袁宝璟怀疑在四川成都炒期货时,损失9000余万元,是刘汉与证券交易所修改规则所致。汪兴便提出安排人去打刘汉,得到袁宝璟的认可。之后,袁宝璟出资16万元让袁宝琦交给汪兴。1997年2月1日晚9时许,受袁宝璟等人指使的李海洋(已判刑),在四川省广汉市向刘汉近距离连开两枪,因未击到刘,便逃离现场。
  1997年以来,因汪兴多次向袁宝璟借钱未果,便开始以打电话、写信举报袁宝璟的违法犯罪事实等相威胁。2001年初,袁宝璟对袁宝琦提到了汪兴的恐吓威胁,袁宝琦提出杀人,袁宝璟表示“行”,并提供30万元资金。
  之后,袁宝琦找到袁宝福,让他把汪兴“做掉”。袁宝福向袁宝森提出此事,袁宝森主动提出去“做”。2001年11月15日,袁宝森持刀对从家出来的汪兴后背砍一刀,随后在二人厮打中刺中汪兴数刀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汪兴受重伤。事后袁宝琦交给袁宝福人民币9万元。
  汪兴被扎伤后,仍旧不断威胁、恐吓袁宝璟,袁宝璟再次向袁宝琦提到此事,并说“不行就办了他”。之后,袁宝琦对袁宝福说“把尾巴活干完”,并交给袁宝福人民币18万元。袁宝福与袁宝森密谋后,开始跟踪和掌握汪兴经常出入的地点。
  2003年10月4日23时许,袁宝福与袁宝森持猎枪到汪兴家附近等候,在汪兴开门进楼时,袁宝森持枪近距离对汪连开二枪,汪兴当场死亡,袁宝福、袁宝森两人逃离现场。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袁宝福无视国法,袁宝璟因怀疑刘汉与证券交易所修改规则导致资金损失,伙同袁宝琦雇凶杀害刘汉未遂,又因受汪兴敲诈恐吓而雇凶杀人,由袁宝琦、袁宝森、袁宝福具体实施杀人行为,致被害人死亡。
  公诉机关指控四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应予惩处。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袁宝福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付晓春经济损失108538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玉芳经济损失100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汪曦江经济损失5000元;四被告人互负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宣告后,四被告人均表示要上诉。而原告更感觉人财两空坚决不服,也表示要上诉。但是,当这起案件落下沉重的帷幕之后,铁的事实再一次告诉人们,无论是什么人,有什么背景,在日益完善的法律面前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完)  原文刊于《北京文学》

附:卓玛:我先生是一个汉子
  “我相信我先生是一个汉子,他即使是冤死,他也会站着冤死,绝对不会倒下的。”
  2003年11月24日早上10点多钟,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袁宝璟在家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与妻子卓玛商讨儿子第二天的周岁生日聚会。
  下午4点多钟,北京富华大厦里的建昊集团像往常一样平静,大厦外由远而近传来的警笛声并没有引起建昊人太多的注意。飞驰而来的警车最终停在了富华大厦,几名刑警下车后直奔建昊集团袁宝璟的办公室,还没等在场的公司人员反应过来,袁宝璟已经被警车带走。
  卓玛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她只知道,按照惯例,丈夫袁宝璟5点半下班,7点就会到家,每天晚上丈夫都会带着儿子一起吃饭。
  北京的冬天,夜幕降临得特别早,但这一天卓玛一家人的晚餐来得特别晚,因为卓玛找不到丈夫袁宝璟。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几位辽阳警察在北京警方的陪同下给卓玛带来了丈夫的消息,这是一张对袁宝璟实施逮捕后的家属通知单。
卓玛不知道丈夫到底出了什么事,但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发生在卓玛身边的事很多。

丈夫死刑的原委 妻子身边的惊险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年多,袁宝璟当初没能为儿子过周岁生日,就连儿子两周岁的生日也错过了。
  2005年1月13日上午9时,袁宝璟涉嫌雇凶杀人案在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袁宝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袁宝璟被一审判处死刑后的第46天,《英才》杂志的记者见到了袁宝璟的妻子卓玛。写在卓玛脸上的憔悴,让我们很难想象,端坐在眼前的这位藏族女子,就是四年前舞蹈剧《乘愿再来》的女主角。
  我们并没有忽略卓玛眼神中所表达出来的坚定,事实上,这种坚定已经快要将她脸上的憔悴淹没了。但是,只要一说到她刚满两周岁的孩子,这种眼神中的坚定又立刻被泪水湮没了。
  “两岁三个月的孩子不说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说话,他只会说爸爸,见了我也叫爸爸,见到戴眼镜的人就追过去喊爸爸。我先生出事以前,孩子吃饭、洗澡全是我先生负责的,孩子跟他爸爸特别亲。”
  对于一个刚满两周岁的孩子来说,袁宝璟作为父亲的印象也许就是“一副眼镜”,一声称呼,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父亲袁宝璟曾是一个亿万富豪,更不知道他在商界的奋斗史。
  在采访中,卓玛还向我们讲述了袁宝璟出事之后,发生在她身边的惊险故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去年的九十月份。按照卓玛的描述,当时在她家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辆貌似依维柯的汽车以很快的速度撞向卓玛,由于当时卓玛的哥哥在场,所以逃过一劫。自此之后,卓玛离开了原先的住地。
  第二件事发生在卓玛搬家之后。据卓玛介绍,自从胡同历险结束后,为了孩子以及自身的安全,卓玛把家搬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别墅区,但是没过多久,就先后有一辆奥迪和一辆小面包车找上门,其理由分别是找卓玛和修水管。事情发生后,卓玛决定把孩子送往外地。
  第三件事更为惊险。2004年8月17日晚上,卓玛与其先生的法律顾问谭律师一行,乘最晚一班飞机到达沈阳机场。据卓玛介绍,当时下飞机之后,卓玛就发现有人手中拿着自己的照片,然后从沈阳到辽阳的一路上都被人跟踪。
  “我很紧张,律师也很紧张。我们上了车以后那个车就跟踪我们,我们就躲,从沈阳到辽阳的路上有很多大货车,我们的车就躲在两个大货车中间,车速一直保持在30公里。”
  当我们很奇怪地问卓玛为什么要躲在两辆大货车中间时,卓玛这样说:“我们的司机非常有经验,他说制造车祸会从前面撞你,后面撞你,所以躲在货车中间他基本上撞不到你。”

一个人倒下了 企业就跟着倒
  袁宝璟出事之后,建昊集团的经营出现了很多问题。据这位高管介绍,建昊集团如今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地方。
  第一是银行贷款。一些本来要到期之后才支付的贷款,由于袁宝璟出事而被要求提前支付。“有一笔5000多万的款,当时没有到期,提前三个月,银行不放心了,看到有这种原因就要求还款,按理说贷款是基于企业贷款,不是基于企业家本身来贷款,但是在中国很多人的看法,就是墙倒众人推”。
  第二是债务人赖账。据这位高管介绍,以前跟袁宝璟很好的朋友,多年的合作伙伴欠袁宝璟500万块钱,当时要以他公司的实物分批偿还,“现在找他人都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但袁总要是一出来,他肯定又要请袁总吃庆功酒,最后500万他可能还会提前支付。像北京的另一个客户,欠建昊两三百万,他自己干脆都把车子卖了,显示他们公司很穷,袁总要是知道这个事情他也会寒心的”。
  第三是合作方。据介绍,建昊集团的一个有线电视项目,以及一个IT网络项目,也因为袁宝璟的事被迫退出。
  该高管认为,一个企业家出事能对企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正反映出中国企业的生存状态,“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和体制问题,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
  而这一社会层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心理,不管是债权人银行,还是债务人或合作伙伴,在他们眼里,企业家这个自然人与作为公司的法人实体是一回事,企业家一旦有事,人们便会用有色眼镜来看这家企业。
  社会的这种心态无形中加大企业的不安全因素,而舆论的压力有时则成为企业或企业家死亡的直接杀手。
  在对建昊集团这位高管的采访中,他告诉我们,其实袁宝璟被法院一审判死刑已经是第二次被判死刑,因为媒体已经给袁宝璟判了一次死刑。

背景资源的缺失 最终如何会收场
  卓玛已经很久没有跳舞了,卓玛说她心里那些所有对艺术的创造欲望,如今全变成了求生的欲望。卓玛告诉我们,袁宝璟出事之后,很多企业界的朋友给她打来电话,询问事态的发展。
  在对卓玛的采访中,卓玛为我们所塑造的袁宝璟是一个质朴的人,不喜欢参加聚会,不愿意攀附权贵。而我们通过对卓玛的采访,以及综合其他信息渠道也了解到,袁宝璟的性格并不张扬,相反显得有些低调,而且总是在强调“我们没有什么背景”,以及信奉“沉默是金”。背景,正是这个浓缩了中国关系学精华的词汇,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安全感的最背景,正是这个浓缩了中国关系学精华的词汇,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安全感的最大隐患。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法治秩序并不完善,一些矛盾就会由一种叫“潜规则”的秩序来解决。“潜规则”天生所具备的非公开、不明朗、缺少稳定预期的特征,使得不少民营企业家很难驾驭。比如,背景资源的富足会让人铤而走险,而背景资源的缺失却又会使企业家在出事之后,无力迎战原本就不完善的法律。
  袁宝璟的命运最终会如何收场,没有人会知道。
  2000年,袁宝璟以400万的代价,为卓玛在北京保利剧院策划了一场舞蹈剧《乘愿再来》。当时,兴致盎然的袁宝璟担任总策划,为妻子卓玛的舞剧设计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卓玛经历人间无限的艰辛、欢乐和爱的情感后,领悟到生命伟大而丰富的意义:原来天堂就在人间。”
  四年之后,卓玛领悟最深的依然是生命,那将有可能从卓玛指缝中突然消失的生命属于她的丈夫。卓玛会不会迷失在这天堂般的人间?▲来源: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