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的内容与显隐

如所周知，现代西方学者倾向于用“文明冲突说”来解释历史甚至预言未来。最著名者当数亨廷顿的《第三波》，记得那是80年代最热门的书籍之一。但早在70年代初的地下读书运动中，我看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便已熟知这套路了。老费也是用文明冲击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的，那震撼之大，给我留下了终身影响。在那之前，我熟知的只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未见过用文明互动来解释历史的全新思路，这也算是西洋文明对我这个中国伪文人（不是文人，远胜文人）的一大冲击吧。

正因为已经有过这种理性经验，我才没觉得亨廷顿那破书有什么稀罕的。事实上，他作的预言业已破产，或至少被严重质疑。但我若不上网，便打死我也想不到世上竟然会有寒江月那种只配坐肉蒲团悟道的蠢货（SH？尚待老加前去考证），连亨廷顿那本书都从未听说过，这才会悍勇绝伦地出来宣布“中华文明是个伪概念，根本不存在”，还敢觍颜自称是文科学者，连累普天下广大文科学者和她一起丢脸。既然如此，哪里还有什么中西文明冲突？鬼子只需浩浩荡荡开进无人区来便是，岂还会有义和团用祖传精神文明结晶硬气功，去跟代表鬼子物质文明的马克辛重机枪冲突的怪事？

但这些学者使用这个概念之前都从未界定，至少我本人不记得他们这么做过。这种概念，似乎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谓“范畴”，也就是外延最大的概念，因而无法给出定义来。但细想似乎又不是这么回事。我可不比老金博学多识，擅长的是思而不学则殆，但想了半天仍然无法给出个标准逻辑定义来，只能囫囵说说朴素感觉。

所谓“文明”，就是某个地域内的居民一切智力活动成果的总合，它包括宗教、文化艺术、科学、学术（指科学以外的学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道德伦理与其他价值观、mentality（心态？），等等。

根据其表现与生存力，文明可分为两大部类：显性文明与隐性文明，前者属于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同义，也就是写成书本的各种学说，包括宗教、文化艺术、哲学、科学、人文学科和其他由台湾芋仔和番薯们译为“意缔牢结”（ideology，大陆译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后者属于草根，类似所谓“不成文法”，不是写下来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人民的心态（mentality）、反应定式、思维特征、潜在的价值信念、行为规范，等等。

这两类文明中，前者最容易看见，因而也时时是学者讨论的热点。老金那系列似乎就只谈了看得见的儒家文化，但在我看来，其实后者虽然看不见，或是不容易那么看见，但作用更大，生命力更旺盛。

在过往一个半世纪中，儒家文化已被彻底淘汰，荡然无存，彻底失传。今日中国无一人懂此道（maybe老芦可勉强算懂3/10-7/10的人），要知道这一事实，看看文盲于丹、蒋庆辈的垃圾文字足矣。如今学校里开设的所有科目，无一门与传统文明有关，即使是中文，也是经过西式改造的杂种，绝大部份词汇反映的概念都是洋货，句法、语法都是模仿西货制定的；历史也是用西洋方式整理、研究、解释、传授的；艺术也类此，小说诗歌戏剧雕塑美术等等，一律使用西式技法。凡是纯国货都无生机，格律诗便是榜样。

这毫不足奇，我早在旧作中指出过，西学东渐前，中国人从未有过严格意义上的认识活动，无学术可言。就连冯友兰那国际知名的新儒家都不能不承认，中国有哲学史，学者知道该怎么做学问，始于胡适从美国奥林比亚山上偷来了天火（《冯友兰自述》，载《新浪读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夏文明倒真是个“伪概念”，因是无人区，鬼子自然能浩浩荡荡开进来顺利占领，不曾遇到任何象样抵抗。

如今尚存的所谓“华夏文明”，其实是隐性文明，也就是千百年为儒道释模塑出来的人民的心态（mentality）、反应定式、思维特征、潜在的价值信念、行为规范等等，就是它构成了文明冲突的主体。

如所周知，中国对入侵西洋文明的抵抗，从未表现为文化大论战，亦即以国学去痛批西学，或至少是指出西学的窳陋、粗放、缠夹不清之处（如老芦用西学去刻薄国学一般，除了用九阴白骨爪将《老子》、《孙子兵法》等经典戳得千疮百孔外，还公然写出《我为苏东坡改文章》，就贴在东海一枭的论坛里，他还不是只能默默忍辱），而只能由士绅利用愚民早就给模塑好的心态、行为规范与反应定式，把他们煽动起来，掀起轰轰烈烈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火烧十三行；义和神拳扶清灭洋，“扒飞车，搞机枪（“巴”之误？），撞火车，炸桥梁”（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插曲），砍倒电报杆，火烧洋教堂，痛杀二毛子……。总而言之，正因为咱们的显性文明上不得台盘，无法摆出堂堂阵势来大破连环马，所以只好“礼失求诸野”，“民心可用”，靠暴民的拳头去代替学者们的脑袋。

因此，“新儒家”们咬牙切齿，痛恨毛共彻底毁了中国文化，虽然不是毫无根据，但未免张大其词。敝乡有句俗话：“烂泥糊不上壁。”台湾没搞毛共那套，先总统蒋公还百计弘扬国学，不但专门针对咱们的文化大革命搞什么“文化复兴运动”，还把国学当成类似大陆政治课，让小学生回答：“拒绝吸食安非他命（或其他毒品，记不得了），到底是以下哪一种：1）礼；2）义；3）廉；4）耻？（NND，我想了半小时也没想出正确答案来，就连“廉”都无法排除）请问他们现在还有多少国货留下来？又有几个台湾年轻人，对国学经典的熟悉比得上对日本动漫的熟悉？海峡两岸的人的心态、行为规范与反应定式，等等，到底是相同点多，还是相异点多？为何彻底毁灭中国文化的毛共没能去除那相同点？

举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吧，富士康的12跳，为何不会发生在欧美在中国开的工厂里？台湾人欺负外籍劳工，把他们视为低人一等的生物，老板的虐待可以远远胜过共干，早已臭名远扬，遐迩皆知。90年代有群福建船员实在受不了船长的虐待，奋起抗暴，用极度残暴的手段杀死了船长，当时轰动了台湾全岛（这可是《中央被日报•国际版》报导的哦）。可这种事就是断不了根。几年前，泰国劳工不堪台湾雇主虐待，又在台湾大规模暴动，再度轰动全岛。这种事为何不会发生在欧美？我一位朋友是商界高级职员，在台湾大班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认为那是她一生最痛苦的经验，跟在美国老板手下工作完全两样。

台湾人甚至歧视到越南菲律宾等国去的所谓“外籍新娘”头上去，好像人家有什么不干净之处，类似印度“不可接触的贱民”。而同样是外籍新娘，若是娶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毛子（那毛可以多到摸不到皮肤，如同动物的fur一样，更不必说中人立死的腋臭了，只有丧失了嗅觉的老加，才不需要防毒面具），则立马便成了《天仙配》，只合高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戴发间。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一位70后台湾人在《我们台湾这些年》中坦率承认的。这种心态与反应定式，难道不是大陆人的标准心态与行为？

早说过许多次：偶然的历史原因造成海峡两岸的分裂，为社会学家提供了再理想不过的对照实验。从这个实验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否政府动用暴力摧毁，两岸传承的显性华夏文明都荡然无存了，留下来的只有隐性文明，正是郭老才子的《满江红》所说：“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所谓冰山，就是显性文明，而真金则是隐性文明。在我看来，所谓东西文明的区别，就是两家隐性文明的区别。所谓文明的冲突，也就是两个隐性文明的冲突。

凡是海外赤佬，似乎都该知道这点。到西方后最大的冲击，不是什么人家科学发达，国家富裕，物质享受一流，人民个个文化教养深厚，才智超群，而是别的东西。和中国学者比起来，大部份鬼佬都非常无知，起码在80年代以前如此，盖他们是看电视长大的，而我辈是看书长大的。我在旧作中介绍过，我认识的一位英国姑娘连高尔斯华绥是谁都从未听到过，一位法国姑娘不知道拿破仑第三与第一的关系，甚至不知道拿破仑第三的存在，硬要跟我说《包法利夫人》是司汤达写的，还死不服输，最后还是靠上网去查解决争论（那时网络问世还不久）。后来遇到的两位法国博士生更无知，其中一位姑娘不知道法国国歌是什么，当我忍不住表示震惊时，她还傲然地说：我为什么要知道？知道了有什么用处？另一位姑娘虽然知道是《马赛曲》，也会哼哼两句旋律（还哼不全），却说不出歌词来。

然而这些相当无知的鬼佬们与我辈有个本质不同：心怀坦白，光明磊落，诚实忠厚，气度恢弘，富于爱心（当然这些品德只是相对国人而言，鬼子并非天使，坏人多的是），常常表现出国人无法理解的无缘无故的爱，基本见不到国人中常有的无缘无故的恨，更见不到阴暗猜疑、疑神疑鬼等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大智慧。我孩子刚出国时12岁，英语一窍不通，但就连他处在黑洞中时也能察觉这点，对我说：这儿的人好处，心眼大，不容易得罪，不随便记仇，云云。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好像人家也没像大陆那样由政府开设政治课，到处张贴“五讲四美三热爱”，也没像台湾人用“礼义廉耻”作选择填空，该怎么做人的教导也不见于他们的教科书（起码中学以上的教科书没这些内容，我孩子是在国外上的中学，对这点我有相当把握，大学就更不必说了），似乎也与宗教无关。盖欧洲与美国不同，宗教已经基本“老兵不会死，他只会淡出”了。在我认识的鬼佬中，信教与否对人品似无显著影响（当然样本太小，不足以构成统计意义）。

因此，这种心态、反应定式、行为规范等等，不是文字教育的结果，而是千百年来的生存环境潜移默化使然。这就是看不见的隐性文明，它构成了最强大的文化传统，但去书上找是找不到的。

这种隐性文明是怎么形成的？我不同意老金的唯物史观，就算那能解释俄国人与中国人的区别，仍然无法解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两者都是农耕文明，都信奉集体主义，都没有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但中式与日式集体主义完全不同，我已经在旧作中讲过了，不拟在此重复，只想补充三点：日本人不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日本人悍勇绝伦，宁死不屈，恰与中国人的贪生怕死程度相当；日本人虽无原创能力，但学习能力一流，恰与中国人缺乏学习能力的程度相当。两国的显性文明都差不多，无非都是儒道释，是这些民族心态、性格反映出来的隐性文明，而不是圣贤经典，更不是生产方式，构成了两国最大的区别。

我在旧作中说过，文明的形成是个多元函数，影响它形成的因素很多，绝不止经济基础一个，而是包括地理，气候，自然环境，人口密度，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等各方面因素，甚至有许多无从预测、无法generalize的偶然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除了历史人物的主观作用和其他偶然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文化传统。当一种文化传统因为适合社会需要而被筛选出来，通过长期磨合，弥散到草根，形成隐性文明，熔铸出一种全民最适的生活方式之后，它就很难更改了。若是遇到外来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该民族便会逸出运行千百年的轨道，失去了最适生活方式，因而引出无穷的社会动荡，跟剥了壳的乌龟一样，在沙滩上痛苦地辗转翻滚，直至滚平半亩沙滩，而这痛苦便是隐性文明与外来观念捍格难入引起的。

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俄在内，都是处于这种剥壳（博客？）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绝不是“制度决定论”者想象的那么简单，只需来个暴力或非暴力的革命，模仿西方建起新的制度来即可。民国实验与俄罗斯实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道理不难明白：前面已经说过，隐性文明惯性极大，即使用暴力都难得摧毁，岂能指望靠建立一个新制度便能把那页翻过去？而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隐性文明作基础（不是经济基础，而是文化基础，这就是我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分歧），要建立一种新制度只能貌似而实非，挂羊头卖狗肉。

隐性文明的涵义还不止此。老金已经解释过，究其实质，儒家乃是“人事关系学”，关注的重点是通过理顺人际关系来建立和谐社会。儒家的理想社会与物质繁荣无关，只有一个指标：是否和谐，其手段则是建立一种“善良的等级制度”，其要义是把家族关系放大到全社会规模，将权力道德化（易中天语），造成一种权力与道德相结合的社会等级制度，实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毫无权利可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平等观念以及“机会均等，费厄泼赖“。但这种等级制度标榜的是道德，亦即社会上的上等人也该是道德上的上等人。通过这种粗陋的社会设计，孔孟指望靠上级的单向施恩。去消弭剥夺下属权利必然造出的社会弊病，其具体操作原则便是后世补充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为老芦终生信受奉行。

这就是儒家为何要在宣扬绝对服从的奴才哲学同时，也要强调仁爱（“仁爱”其实是对上级［君王、父亲、丈夫］的要求，下级并无仁爱的资格，下级的美德是忠、孝、节，平级则是义），强调“中庸”（也是对上级的要求），也就是不要走极端，以免引起严重恶果。两者的设计目的都是“缓和阶级斗争”，指望用上级的单向施恩，去抵消他们予取予求必然引来的下级怨恨。

因此，在儒家经典里绝对看不到仇恨宣传，更没有邪恶计谋的教唆，盖这两者都与旨在缔造和谐社会的圣贤之道格格不入。就算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浓重的家族气息，它毕竟没有教唆你去和别的家族打冤家，械斗仇杀，更没有教唆你如台湾人或大陆人那样势利，去欺负进城的乡巴佬，逼得逆来顺受惯了的福建农民都忍无可忍，杀死船主还不解恨，还要将其碎尸万段。

然而如所周知，国人中最常见的就是无缘无故的仇恨与酣畅淋漓的窝里斗，这可完全违背了祖师爷的意思。这可不是毛共造的孽，毛只是将这背时传统发扬光大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罢了。他代表的其实是国人心目中大智慧的顶峰，那就是与建设毫不相干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把整人、控制人发展为一种空前绝后的艺术。

但这艺术并非他首创，而是隐性文明的久远积淀。从《国语》中的《司马错论伐蜀》，到法家特别是韩非子兜售的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整人手段，到《三国演义》中诸葛军师无穷无尽的妙计，一直到易中天《品三国》以及“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中对种种“利益博弈”高招的深文周纳的钩沉显隐，过往两千年的文明中隐藏着一条从未间断、代代推陈出新、于今尤烈的“灰线”。

我之所以不称它为“红线”（这其实是英文成语，red thread，只是许多国人不知而已），乃是它从未如孔孟之道一般被官家表彰提倡过，但它不但从来是辅佐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革命的另一手（看看朝廷重大政策辩论即可知道这一点），而且比显性文化更有生命力与感召力。《三国演义》、《水浒传》成了历万世而不朽的游民经典，至今非但未被淘汰，还成了名家呕心沥血去阐发其中的无数阴谋诡计的攻关课题，以最大限度地败坏国民心术（我为易中天惋惜的就只有这点，卿本佳人，缘何做贼？要是不写那什么鸟的《品三国》，钱当然少了不少，但身后名声恐怕要好得多），似乎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当然，隐性文明也未必都是“师爷心术＋痞子手段”，也有好东西。老金注意到，在传统社会，一般而言，社会下层的道德水准要高于上层。但他没有指出原因。其实这就是靠草根隐性文明使然。儒学不过是一种空想主义，其基本假设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亦即人性是可以无限改造的，这只反映了圣贤对真实人性的认识彻底阙如，我已在《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及其流弊》中阐述过了。因此，它要成为全民奉行的显性文明，根本就缺乏有说服力的推销手段，缺了一个普适的震慑手段，因而无法用可行的“他律”，去代替毫不可行或起码是极度有限的“自律”。

提供这个“他律”手段的“革命工艺学”，不是董仲舒也不是程朱发明的，而是无数落魄士人实行“三教合一”的辉煌成果。只需看一眼《两刻三言》，《聊斋》等章回小说，立刻便能洞见这一点——几乎没一篇不是“文以载道”的政治宣传品，宣传儒家那套天理大义，也没一篇不把佛家的因果报应用作劝善的强大手段。而这些垃圾又被更劣等的文人编成评书、唱词、戏剧，成了社会各界唯一的娱乐内容，把所有的人一网打尽。无论贤愚不肖，达官贵人，文人骚客，贩夫走卒，村夫市侩，统统给罩在那洗脑的大蒸笼里。余生也早，颇认识许多前清或民初生的前辈，凡是女性长辈都不识字（“女子无才便是德”么），连一句孔夫子的教导都背不出来，但儒家的基本教义完全成了她们的行动本能，而支配她们行动的潜意识动机便是冥报。

冥间的威慑力当然不是无限的，阎罗殿里上刀山下油锅虽然可怕，比起朱元璋在此世的剥皮实草毕竟遥远得多，然而就连挂在县官大堂上的前任人皮标本都无法遏止贪污的洪流，冥报又何足道哉？诱惑大到一定程度，便是不可威慑的了。这结果便是造出一个两元背反的病态社会，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与受诱惑的可能性（亦即社会等级的高低）成反比，如陈寅恪所说：“中国之人，上诈而下愚”，跟孔孟设想的“道德梯度也就是社会等级梯度”完全相反了。这种病态社会之所以能长治久安，靠的完全是下愚麻木不仁提供的稳定性。

这就是西洋文明入侵为何会摧毁了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只留下烂污货来——“破除迷信”一劳永逸地取消了冥报的威慑。在这种情况下，若还想维持“人生而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当然只会造出一个上下俱诈的恐怖社会来。而且，离开佛家的“革命工艺学”，儒教就再也不是教了，任何复活那空想主义的企图都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