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三) (599 reads) 时间: 2010-6-04 周五, 上午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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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二、文明的优劣

从上节论述中不难看出,不同文明当然有高下之分,否则中国的显性文明也不会荡然无存了。这与野蛮人毁灭了古罗马的文明、蒙古人毁灭世界一流的南宋文明可是两回事——鬼子并没用暴力在中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传统文化是在和平竞争中不战自溃垮掉的。而且,无论政府怎么奖掖扶持,都是烂泥糊不上壁,台湾便是明证(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先总统袁公尊孔祭天,然而仍然无法抵挡新文化运动,后总统蒋公的新生活运动难挽颓波等先例了)。因此,至少可以相当安全地说,不同的文明可以具有不同的感召力与和平竞争力,具备更强大的感召力的文明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平摧毁相形见绌的文明。

在旧作《文明的优劣与种族的优劣》中,我指出,文明的优劣有两重涵义,一是美学上的,二是功利上的,前者是指智力活动水平的高下、精粗、美丑,而后者是指感召力、煽惑力、侵略性的强弱。在两个意义上,华夏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都是一种劣等文明,当然要在后者入侵时垮下来。光看现在有这么多爱国同志热心捍卫国故,便可知它的彻底灭绝是注定了的——倘若一种文化需要大声疾呼去抢救捍卫,那便只能是一种生命力或繁殖力极差的濒灭物种。

相对于西方文明,华夏文明在智力层次上的劣等,对中西文明略有所知者应能洞察无遗。所谓国学就只有德育一门,却连这都玩不转,连基本假设都是错误的,只能弄出个空想主义来,傻傻地指望每个社会成员都会去“克己复礼”,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天天跟自己过不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存天理,灭人欲。在今天这人欲横流的物质世界上,这些教导小青年们只能做到前半截:“非礼。”起码每个男青年与女青年外出时,想的都是如何非礼对方而不引来强烈反弹,而那女的暗自盼望的也是对方来非礼自己。一种与人性相反的说教,哪有什么复兴的可能?

更别说圣贤思维能力之低下,令人瞠目结舌。两千年过去,除了荀子师徒那对白乌鸦,竟然无一人能清晰思维,准确表述,自圆其说就更别指望了,连编本教科书的本事都没有,所有的圣贤经典都是天一句地一句的派对聊天录音稿。就这水平还配去跟西学竞争?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算术应用题里那“整数1”似乎是攻关难题:前进电器厂去年生产了1200台电动机,今年比去年多生产1/3,问今年生产多少?大家原来会的是先用1200乘以1/3,得出400,再加上1200,即得正确答案,而老师却要来多事,教大家列出1200x(1+1/3)来,把全班同学一股脑儿打进了闷葫芦:那1是哪儿来的啊?老师费尽移山心力,才让大家勉强记住,那1是所谓“整数1”,代表去年的产量。讲到最后,大家牢牢记住了如何照猫画虎,然而这么做道理何在,仍然是迷迷糊糊的,直到进了初中也不大明白。后来学会解方程,再回想小学那些高精尖难题,顿觉“一览众山小”,从此算术再无难题可言。于是不禁暗自纳闷:为何要让学生花6年的时间去学无比笨拙的算术,何不直接教代数?例如有如去讲那 “整数1”,何不弄个x进去?那还要容易理解得多。

中西之别似乎也就是这样,对没看过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人,拿“整数1”去糊弄他们,吹为人类智慧顶峰,倒也不是问题,但对掌握了初等代数的人,还要逼他们去承认算术的优越性,那就是做梦了。

这比方当然蹩脚,不过虽不中,不远矣。方今之世,凡是叫卖国学者,都是中文系那落第秀才收容所里出来的(有的连那收容所都没本事进去,东海一枭便是这样)。他们学文,并非天性爱好,亦非擅长此道,而是因为天资低下,无望学会数理化,因此只好去学识字即能掌握的科目。当年在中学搞文理分科,除个别例外,文学才子们全都集中在理工班,文史班被咱们称为“闻屎班”,这与古代还完全不一样,那时只有一门,无论贤愚不肖都只能在那里面折腾。

这结果,便是叫卖国学者反不如诋毁国学者懂国学。国学专家们绝无可能如我这样,清晰地、准确地、客观地总结转述其要旨。这倒不完全是天资使然。现代大儒们的尴尬是,他们没有传统社会的生活经验,又多非旧家子弟出身,根本不曾见识过真正的儒家生活环境是什么,却生活在被西方文明无微不至地侵润腐蚀了的现代环境中,于是便“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把大量洋货误当成国货吹嘘。若不是老芦点破,则他们便到死也不可能知道现代汉语的绝大部份词汇都是从西方进口的,而他们使用的大批概念乃至论证方式都是舶来品。

更糟糕的是,现代国学专家们都是井蛙,对西学一无所知,更未掌握西式思维的基本技能,毫无比较文化的视角,只能死记硬背经典,绝无可能融会贯通,更不可能用逻辑思维去整理国故,遑论洞察其弊病或缺陷。例如孔教毫无“权利”这个概念,此乃它与西方文明竞争时的致命死穴。但不懂西方文化ABC的人是绝对看不见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 “权利”这个概念,更不知道孔教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而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是个人主义。

正因为此,市井青皮大儒东海一枭才会闹出把牛逼扯到马胯上去的笑话,竟然有本事把春秋大义与民主混在一起,一面亲力亲为上网竞选“总统”,一面奢谈“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丝毫不知按正宗儒家的观点,他不过是个犯上作乱、讪上卖直的识字响马,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就是于丹、蒋庆、东海这些卖假药的三鹿文盲的胡闹,才使得“大儒”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了辱称。

这还不限于儒学,所有国技都如此:西医可以轻易学会中医,西画家可以轻而易举地画出国画,西方作曲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中国曲调,四川美院的师生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胜过绝大部份传统泥塑的《收租院》,反过来可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正如初中差生可以轻易解决难倒小学尖子的算术题,而小学尖子绝无可能解决代数问题一般。这比喻不恰当之处,大约只在于东西文明的差距远不止代数与算术的差距。

从功利的意义上来说,华夏文明也不堪一击,绝对无法抵御人家的糖衣炮弹和化为美女的毒蛇,只会自动崩溃。近现代中国的一切动乱,都是显性文明在外来价值观冲击下土崩瓦解,精英阶层中出现空前的思想混乱引出来的。换言之,那是“文明真空” 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华夏显性文明之所以不堪一击,是因为它的基本假设和运作方式有悖正常人性,只能在扭曲人性的前提下工作,于是当西方更符合人性的价值观涌进来之后,这种人为设计便再也撑不下去了。这与资本主义世界靠和平竞赛冲垮社会主义阵营十分相似,后者的基本假设与运作方式同样违反人性,当然也就无法长期与资本主义竞争下去。

上面已经说过,儒家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生而不平等”,处于社会和家族(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下一个等级的人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穿什么样的服装,乘坐什么样的车辆等)处处严守与上级的不平等待遇,毫无权利可言,而处在上一等级的人必须知道疼爱下一等级的人,作威作福是应该的,那是你份内的待遇,但你不能像富士康大班们一样,逼得下级去跳楼。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后来董仲舒增加了“夫为妻纲”,实际上多出了一条“夫夫妻妻”,只是没有列入经典而已。据说,这就是缔造和谐社会的正道。

那么,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又该怎么办?孔子从未正面论述过这一问题,但他最恨的是“臣不臣”(也就是臣子胆敢不守本份,要干超出自己身份的僭越的事,哪怕那只不过是在家里摆设了一个只有君王才配摆的屏风),而不是“君不君”。他之所以要无耻篡改鲁国的历史《春秋》,全部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不守臣子本份的“乱臣贼子”。孟子则与他侧重不同,更强调“君君”,也就是劝诫君王们爱惜百姓。荀子是古代中国绝无仅有的天才,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人性。他的关注重点类似孔子,也是“臣臣”,但他比孔子更像个政治学家,因而能想出一套实际政治运作术来,那便是“隆礼重法”,不但要以“隆礼”(建筑壮丽的宫殿,举行盛大典礼等等)来提升君王权威,而且要用“重法”来严惩那些敢于挑战君王权威的人。更结棍的是,他首次想出用统治者的荣辱观去为百姓洗脑,使得百姓爱君王之爱,恨君王之恨,形成牢不可破的风俗,以民间私法来严惩犯规者,自觉维持既有的上下尊卑等级,这就是后来朱熹说的“化民成俗”。

在我看来,荀子的教唆便是隐性文明的来源,也就是上述那根贯穿了两千年中国文明史的“灰线”的起点。我在旧作中指出过,儒学变成一种可实作的政治学,靠的全是荀子。实际运转的儒教是“外孔而内荀”,只是荀子实话实说,不利于欺骗麻醉百姓,因此君王们只尊孔孟。其实离开荀子“隆礼重法”、“化民成俗”那一套,儒学根本没有实作可能。因此,荀子才是“儒教工艺学”的创立人。汉宣帝所谓“汉家制度,霸、王道杂用之”就说穿了这秘密。

董仲舒当然也有贡献,那便是他的“君权神授”与“天人感应论”。“天命论”其实是《尚书》中早就有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首次将这话发挥为“上天根据民意挑选君王”说,其原意是用来“君君”的,而董仲舒则一方面将君王说成是天命代表,让一切胆敢臣不臣的野心家们死心,为“臣臣”提供了强大的形而上震慑力,另一方面也发明出“上天示警”说,算是向皇帝施加了有限的约束力。相比孟子而言,他的天命论是极大退步,尤其他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就完全冲销了孟子“老天爷是百姓的后台”论。

至此,孔教算是发育成熟了:既有老董提供的形而上论证,也有荀子设计的实作方案。等到佛教传入中国,儒家的教条便借用因果报应,以通俗文艺为载体,渗入草根社会,变成了全民包括文盲在内一致信奉的国教。它的整个运作点,便是维护既有等级秩序不被不守本份的暴民推翻:此世有灭族、寸磔(亦即千刀万剐)、大辟、腰斩、枭首示众等各种酷刑,而彼世则有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大磨(过去寺庙里都有此类生动壁画,只是后来我党破除迷信涂掉了)。最重要的还是,佛教为受苦受难的贱民们提供了希望:只要苦忍,下辈子就会生为人上人。

和谐就是这样炼成的,稳定也是这样炼成的。不能不说这设计非常之聪明,省去了常备军,国安部,公安部,中宣部等一系列镇压硬件。

可惜“太阳出,冰山滴”,待鬼子的“人生而平等”的异端邪说涌进来时,整个和谐体系便稀里哗啦垮成一片,扶都扶不起来。究其本质,无论是“人生而平等”,还是“人生而不平等”,都是无从验证的公设,可比较的只是功利与道义,而孰强孰弱是明摆着的。以功利而言,人类有智力,因此不可能结成蜂群社会,由亿万工蜂苦吃苦做,傻傻地奉养一小撮四体不勤、百花不分的蜂王和雄蜂。处于下一等级的人总想“翻身求解放”,一旦得知自己当人下人并非天意,也没有什么来世福报,那当然要“奴隶代代求解放,战鼓连年起四方,只因为,行程渺茫无方向,有多少,暴动的英雄,怒目苍天空怀壮志饮恨亡!农民武装必须步步跟定共产党,才能够,节节胜利蒸蒸向上涓涓细水入长江,细水入长江!”(Oh,how I love Yang Chunxia!)

这惨痛损失,就是我们永远无法填补的文明真空。光是天命论的倒台,便决定了现代专制制度再也无法如旧式帝制那样长治久安,党皇永远处在大司马大司空们的威胁下,统治集团的内讧永远是最大的潜在乱源。更不必说取消冥间惩罚与“来世退赔”的奖惩政策使得贱民们再也没了盼头。我党上台后猛破“四旧”,彻底破除迷信,恶化了这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换言之,文明的真空,使得社会再也没有了维稳软件,只能以“买静求安”与武力镇压两手作为等而下之的代用品。老邓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其实说的就是“在官定意识形态破产后,便只能买静求安了”,然而买静求安的前提,是经济必须持续发展,让大部份精英有“日子会不断改善,越来越好”的盼头,一旦这盼头失去,麻烦就来了。倒不是说精英们有本事推翻我党,而是普遍不满会增加社会的动荡度,就算是不在党内诱发大规模内讧,起码也得让我党到处灭火,疲于奔命,一夕数惊。此所以鬼子要说,我党现在是在演某部好莱坞电影,驾驶一列装了炸弹的列车,只要时速低于60英里,则火车就要爆炸,这就是政府为何会以“保八”为全国努力目标。那在他们其实是“政权保卫战”。

现代专制者们最尴尬之处,还是再也无法垄断道义资源了,从此成了孔老二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党纵然百般抵制 “普世价值观”,辱骂诋毁民主制度,却从来不敢如孔教那样,光明正大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就是“人生而不平等”, “鞋子”只能逆来顺受地让“帽子”骑在自家头上,决不能“冠履倒置”;更不敢声称“受命于天”,断然否认 “主权在民”,却被迫把这些“普世价值观”写在宪法总纲里,还装模作样地为公民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权利,唯一能做的事便是暗渡陈仓,冒充“万年人民代表”,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谎言堆积而成的政治文献。

这与儒教可是两回事,你可以指责它不合理,不公平,但无法指责它不诚实——人家从来就没有平等的概念。诚然,孔孟之道是空想主义,严重偏离了人性,推行它必然造出一个伪善社会,但这并非孔孟原意,正如你不能指责后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利叶等人是骗子一般。孔孟也不是那条见不得人(当然只是见不得洋人)的“灰线”的发明人,是荀子以降的儒家塞进去的。而且,即使用孔孟原教旨,那灰线仍然能强辩过去。

例如诚信是儒家强调的美德之一,不但孔子说什么“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而且后儒还总结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来。然而古人从不知信义为何物,楚汉相争时,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前脚才与人家订了和约,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后脚就有本事毁约追击。大宋和大金、大元先后翻脸,都是出尔反尔,立约毁约,试图欺骗蛮子,这才被蛮子痛打。这传统一直保留到清朝。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乃至扩大恶化到鬼子攻入北京,完全是因为朝廷反复立约毁约,一再试图欺骗蛮子。然而这种无耻行为(比吸食安非他命似乎还更无耻些)绝不会困扰君臣们的良知,盖他们认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诚信只适用于上等人(最后缩小到只是不能欺君,就连这都未必能做到)。对造反的野蛮人或是下等人使用这一手乃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

因此,林则徐不但向道光献计发动人民战争,建议用兵勇化装为百姓去诱骗袭杀英军,而且在云南镇压练匪暴乱时诱降杀降,干出这种下作烂事来后,还不以为耻,自吹近年大有进步,运用兵法颇有神鬼莫测之机。这么干的绝非林公一人。骆秉章在诱降石达开后出尔反尔,杀害了放下武器的两万多髪匪。李鸿章也在洋枪队攻下苏州后,杀害了戈登招降的几个伪王,让戈登那在欧洲军人荣誉感中长大的帝国主义军人大骂流氓,几乎带兵去把李鸿章干了,并拒绝领取朝廷发给他的重赏。但这些对老祖宗来说都不是问题,盖他们有点像后世的马列主义者,认定自己是在卫道(=“捍卫客观规律”),凡是逆天行事的匪类都该无情除去,无论使出何等下作的手段来都是“兵法”。咱们全民引以为荣的龟孙子兵法就是这么来的。

可惜鬼子们却给现代专制者们造出了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党既不能如儒家那样,公开宣布人分“君子”与“小人”(亦即党朋说的“狼”与“羊”)两大类,“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而无情屠杀反抗的下等人乃是实现“菩萨心肠”的“霹雳手段”,又不敢坚持毛泽东思想,声称“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把一部份人民开除人籍,教唆煽动组织其他人民去百般虐杀他们,以此获得一种病态的“当家做主”解放感,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便首次出现言行彻底背反的“逆规则”现象,统治者成了不折不扣的僭主,无论是对毛左还是对自由主义者,都永远暴露着一个无法遮盖的软穴,永远无法理直气壮地从理论上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这软穴在天下无事时当然不会发作,但若党内大规模内讧爆发,则蓄意抢夺大位的人,无论是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也好,打出西方民主自由的招牌也罢,都能写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先声夺人的檄文来,而党皇根本就无话反驳。老邓当年之所以要“不争论”,其实便是自认永久丧失了所谓“话语霸权”。

鬼子的意识形态入侵造成的第二个重大文明真空,乃是国人永失淡泊自甘、安贫乐道的传统生活方式,改用美式物质主义生活方式。

无论是儒道释哪一家,都谴责物质享受,美化贫穷,都有禁欲主义倾向,因而压制物质文明进步,认为那只会败坏世道人心。陶渊明诗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还漏了“君子谋道不谋食”那句更结棍的先师遗训。孟子认为逐利活动会刺激人欲暴长,令人贪得无厌,互相攘夺,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而将“利”和“义”对立起来,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正当的行为动机只能是仁义而不能是利欲。到宋儒更是走火入魔,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这一套在鬼子进村后便自行崩解,但在毛泽东手上又得到空前复兴。可惜如古代一般,它只能在一个封闭系统中工作。待到国门一开,这短暂的回光返照又给抛进了“历史垃圾堆”,今日“上下交征利”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鬼子便骑火箭也追不上。

这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孕育着的社会危机,当在后文详述。这里只想指出,光是发生了上述两个文明损失,中国人便丧失了传统生活方式,显性文明中再也没有传统华夏文明可言了。而且,这两个损失都永无希望寻回。但离开了它们,哪里还有什么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华夏文明可言?

因此,国学派声称“华夏文明是世上唯一持续存在两千年的文明”,属于一种自摸行为。方今之世,根本没有什么显性华夏文明(亦即传统文化)残留物存在,剩下来的只有隐形文明也就是烂污生活方式,以及毫无礼义廉耻的骗人坑人害人欺人整人控制人的龟孙子兵法。“道统”与“文统”都已作古久矣,“政统”也不能冒充血统纯粹。除了所谓“元朝”那162年的间断,中华帝国当然一直存在,然而连俄罗斯帝国都不如——人家自成立起便没让异族征服过。

国人可以自慰的,便是征服大明帝国的外国人被咱们的烂污生活方式同化了。如果这能当成民族光荣,那么伤寒杆菌、鼠疫杆菌、霍乱球菌等等似乎比咱们还光荣。而且,咱们之所以能向蛮子撒“化尸粉”(典出《鹿鼎记》),完全是因为地理隔绝造成了东亚只有一家文明。用这种静止的封闭系统去与处在持续变化的开放系统里的欧洲帝国相比,绝对是科盲才能干出来的事。

十年前跟赵无眠辩论时我就指出,以为日本征服中国后会走上满人的道路是异想天开,盖人家挟二手西洋文明而来,并非无文化的蛮子。在这种“亡天下”的实在威胁下,中华文明能否存活下来,根本不必看光复前的台湾,看看海外华人便知结局了——凡是东南亚华人的后代都顽强地保留了中华文化,以致60年代回来的印尼侨生毫无语言障碍,能顺利插班上课,尽管人家的先辈是几百年前出国的。即使要去所谓“华侨补校”恶补,补的也是数理化而非中文。可欧美华人别说传几十代,就连第二代都是黄香蕉,许多人连汉语都不会说。这就是最能证明各种文明孰优孰劣的社会实验。

至于4747网友盛赞的“中华文明阴柔之美”,也是那伙自摸家发明的。那伙人是隧道眼,至今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170年前的琦善、林则徐的“器物”层次,以为鬼子只有坚船利炮的硬气功。其实鬼子给中国带来的最大麻烦,不是武力征服(人家也从未试图这么做过,即使是日俄也只是想肢解中国,但从无计划全面吞并中国),而是软性颠覆。上文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太阳出,冰山滴,鬼子带来的全新价值观,一劳永逸地腐蚀融化了中国赖以立国两千年的伦理基础,使得显性文明轰毁于旦夕之间,国人就此失去最适生活方式,至今找不到一个自稳的价值体系,建立与社会文化传统基础匹配的社会制度,因而永远处在动乱的威胁中。这就是我党封网的根本原因所在。一种强大的文明,是绝对不会去把虚弱的文明堵在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