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18th, 2010[南方人物周刊] 重庆，沉重的狂欢 [没时间的,请务必看最后一段 PART 11]
[南方人物周刊] 重庆，沉重的狂欢 [没时间的,请务必看最后一段 PART 11]
『重庆』重庆，沉重的狂欢（转）(转载)访问数：19 回复数：5
楼主作者：夏朵夕 发表日期：2010-10-17 17:05:45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重庆
1、1990年代中期以来，“化龙桥”这个地名在重庆，可以被理解成棚户区或者贫民窟。此处，背山面江，崎岖而又狭长，荒废的厂房与斑驳的民宅密布丛生，空气中氤氲着发霉和生锈味道的杂糅体。
化龙桥位于被称作是中国最大城市的重庆，并且在市中心。当然，在偌大的山城，如化龙桥般的地块并不鲜见。它们栖息在主城的繁华表面之下，你可以轻易得见。从辉煌的高楼走出，跨下坡台稍一拐弯，不过半分钟的时空变化，就已如同隔世。
老重庆城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较场口的一条石板铺成的街道，当地人叫作“十八梯”，它天然承接起山顶霓灯闪耀的解放碑商圈，和山脚江边的底层市井。夜晚静下来的时候，你在10元一晚的小旅店里，可以依稀听到解放碑那口劳力士大钟整点的报时。而距离你最近的地方栖息着的，是山城的“棒棒”、修脚工、木匠，以及领着低保的迟暮老人。
不过再不济，这终归还是在城里。若是你见到居于山区的重庆人，他们的境况要糟糕很多。相当大比例的贫困户无法抹去;多少人，一辈子甚至连县城都还没有见识过，出门坐的是马车，住在山洞或者牛圈式的草棚里。女人们来了例假，用的是塑料薄膜纸包的木灰。即便如此，他们当年也曾为“直辖”发自内心地欢呼雀跃过。
宣传文本中常用3000万人口来描述这座超级都会的壮阔，当局也多用“内陆香港”来渲染渝中半岛的繁华现在。事实上，当我们见识过“十八梯”，以及比起十八梯，仍要差上十八倍的山峦深处，检索到重庆超过2000万的户籍属于农村人口，他们去年全年的平均收入不足5000元，抵不上一平米房价的时候，很多关于这座新兴直辖市的种种臆想，才能慢慢趋向冷静，归于理智。
有关1997年重庆直辖的那一纸批文，在迎接它的大喜和狂欢过后，似乎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光泽。在历史欠债长达几十年后，这座城市已经与北京、上海、天津拉下了太大的距离。更要命的是，除了“直辖”后行政地位的骤然升起，和“川B”车牌号的从此消匿外，关于发展的实质性利好政策，长时间里若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这让贫富差距不仅仅在市区与山区间未曾扭转，也让这个冠冕堂皇的正省级城市，在深圳、广州、杭州等副省级城市面前，威风全无。
2、可是，它毕竟是直辖了。
政策对于经济的驱动效果，在这个国家，尤为显著。重庆之前，深圳和浦东已经足以叫相当一部分人感叹机遇的稍纵即逝。不难想象，只要在某年某月，庙堂赐予重庆足以撬动其跃起的动能，成就下一个特区高地的乌托邦，便有了化作现实的可能性。
所以，港商罗康瑞2003年就决定：不管现在如何，一定要抓住第四直辖市的未来。
彼时，就连本地商人都开始不再相信直辖“一夜暴富”的神话，转而将热钱投向传统的掘金旺地：珠三角、长三角，甚至紧靠隔壁的成都。罗康瑞我行我素，大笔一挥，将“化龙桥”地块整体拿下，投入重金，扬言要打造山城最为高端的奢华片区。他预言，几年之后，这里的房价必将过万;而当年主城区的房价尚在2000元左右徘徊。
罗康瑞是谁？他被港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笑称为“上海姑爷”。早在1980年代，港商对内地市场普遍不待见的时候，罗就扎入上海，开拓酒店市场。港媒评价，罗最擅长的就是投资未来。
最有力的证据是其1997年于上海锻造的那片“新天地”。当年，他创办的瑞安地产以公益性质的绿地及人工湖为代价，从上海市卢湾区区政府手中拿到了太平桥地区的52公顷土地。太平桥相当于重庆的化龙桥，破败不堪，老气横秋，是上海滩的烂伤疤。就连银行都不愿贷款给罗上马这么个项目。而罗康瑞则出手阔绰，用自有资金8个亿开工，并斥资3000万请动美国旧屋改造大师本杰明出山。
几年后，这个被称作“上海新天地”的项目横空出世。20世纪20年代海派建筑的典型代表石库门成为了时尚载体，各式奢侈消费门店纷纷入驻;沪上高端机构的发布会、答谢会、酒会、时装秀等，开始从五星酒店转场石库门，外企尤甚。新天地，自此成为上海滩的一片名利场。
而瑞安在周边推出的商品房楼盘也理所当然地水涨船高。凭借新天地的效应，他们没做过一分钱广告，仍引发排队抢楼的热潮。2009年，瑞安新天地片区商品房价已超过每平方米10万元。
“上海新天地”的成功，让罗康瑞渴望在内地迅速复制奇迹。他以为，重庆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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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夏朵夕 回复日期：2010-10-17 17:06:00
3、
2007年底，来自香港的瑞安执行董事邓嘉华奉命空降山城，领衔“重庆天地”项目。在到达这里以前，很多人劝他：这是座雾都，重工业污染严重，饮食麻辣，交通不畅，市民闭塞。仅仅两年时间，邓嘉华已经慢慢适应了这座有趣的城市，一些急速产生并能佐证经济复兴的变化，也令他的投资信心上涨不少：机场的起降航班越来越多，可以吃到除火锅和川菜之外其它美食的机会越来越多，供选择的国际一线奢侈品牌数量越来越多，街上的外国人和停车场里的顶级跑车越来越多。
邓嘉华以为，重庆跟香港的最大差别就是时间。香港发展的黄金期在1960年代，而重庆很有可能就是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先前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现在该轮到中西部发展的时候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规律已经验证了这一点。而重庆被赋予的地位，就是第三阶段发展的引擎。”
现在，“重庆天地”已有1/3的商户入驻，包括了香港顶级设计型咖啡馆、欧陆风的餐吧、川粤风的精致小馆以及红酒酒庄和画廊。1900亩的占地面积，360万平米的总建筑面积，使“重庆天地”成为瑞安在中国内地最大的主题项目之一。并且，一期放量的住宅楼盘，均价突破了一万三千元，刷新了当地房价的史上最高纪录，并已销售告罄。而毗邻“重庆天地”，总高度465米的西部第一高楼“嘉陵帆影”也开始投入建设。按照瑞安的规划，其建成后将成为与迪拜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比肩的“世界级高层楼宇”，档次和高度远超台北地标101大楼，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端商务中心。
罗康瑞长久的蓄势，终于等来了修成正果的时刻。如他所愿，直辖，的确不再只是一枚空头支票。
2009年以来，特别是2010年开年以来，国家陆续并密集出台一系列经济利好政策刺激重庆：成为规划建设的五座国家级中心城市之一;内陆首个保税区在渝设立;成渝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西部大开发新十年规划启动，给予其最多优惠政策;设置西部承接沿海产业示范区;“两江新区”项目已经报批，有望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的第三极;设立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以期重塑社会财富结构等。
消息传出，引得相当大数量的一批商家、资本机构、投资客疯狂进入，并迅即演化为“涌入”，甚至“侵入”。罗康瑞和他的“重庆天地”，正是赶上这个时段灿烂绽放。在此之前，没有类似的高端业态试水山城。据邓嘉华提供的销售数据，重庆天地的业主，不少人是刚刚进入重庆的区域CEO，外企高管和私营业主以及外交人员。先前，西方主要国家设立领馆，成都是当然之选;而近两年来，新建领馆几乎全部放在了重庆。
4、
化龙桥绝对是个有隐喻意义的地方。
要知道，1932年，化龙桥边的嘉陵路是重庆最繁华的城市主干道，而化龙桥则是重庆最早建成的公路大桥。过往此地的，通通是达官贵人的张扬轿车。宋子文、孔祥熙的公馆，以及诸多国丨民党时期显要人物的寓所，都建于此处。昔日陪都的盛极一时，在化龙桥就能够充分体验。
1964年，国家开始实施“三线建设”。当年的文件显示：“要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化龙桥一带，逐步成为大量企业的驻扎之地，微电机厂、电气厂、红岩弹簧厂、特种电机厂、铸机厂、阀门厂等纷纷建立，不少都承担着军工要务。到了1980年代，这里成为大型国企职工的聚集区。计划经济年代里，他们端着的是人人艳羡的金饭碗，“工资比普通人高几十块，还经常发毛巾、肥皂，是重庆城里的富人了”。而随着国企的改制、倒闭，和工人下岗，化龙桥也逐渐没落下去。稍有出路的人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搬离，打拼新的天地。二十年后，一片更新的天地，在化龙桥诞生。
本地土生土长的地产商人胡隆佛一直觉得，重庆自身也是个有隐喻意义的地方。它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集结着新旧中国几乎每个段落的重要历史。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宣布重庆为通商口岸始，重庆经济先后遭遇了1937年的抗战大内迁，1964年的三线建设和1998年的西部大开发。每一次，重庆都以大后方或者西部代表的身份与历史相遇，每一次相遇也都给重庆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富极一时，穷极一时;显赫一时，没落一时。
胡隆佛没有想到，又一次“重庆时间”的到来，会如此之快。
随着大量经济利好政策的频繁刺激，从春节后到现在，重庆板块的热度为所有人关注。3月份开始，重庆取代海南，成为股市区域板块的领军者;首个交易日，24只可交易股即出现23只大涨的奇观。而素有“财富嗅觉最敏锐”之誉的浙商，对重庆的诸多实质性动作，已足够叫人血脉贲张。温州某炒房团今年春节在重庆的嘉陵江边大笔一挥，买下了整栋的江景楼盘，资本源自年前在三亚赚来的高额利润。而放眼整个浙商群体，2000年，浙商在重庆的年总产值不过15亿元，去年这一数字增加至400亿元，总投资额超过700亿，浙商总数达20万人。解放碑半数的旺铺、朝天门主干交易门类的七成商户，主城五大商圈外地投资客的80%，悉数出自浙江。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房价却始终徘徊在中国大城市的下游，以至于初到重庆的外地人，不敢相信那些高档楼盘脚下的中介们隔着通透的玻璃窗贴出的吉屋报价。长期以来，重庆地产是本地企业龙湖一家独大。龙湖能去年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并挤进中国地产业的前十强，与它早就实施的外埠战略有着莫大的关联：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热门城市都是其逐利的目的地。
如今，以保利、万科、华润、首创、万达、蓝光等为代表的外埠大鳄开始高歌挺进重庆。他们开始为重庆的未来赌博。
胡隆佛的生意，也有了明显的方向转变。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主要以中低价位的楼盘为开发主体，薄利多销。现在，他已将视角瞄向了愈发增多的高端客户，以及外地涌入的投资群体。与新天地不同，胡隆佛在郊区仙女山选址，准备建一片高尔夫度假庄园城堡，并配备飞机起降坪。根据他的估算，照现在的势头下去，重庆足以支撑起国际级的别墅消费。而对于投资客而言，所需支付的首付成本，仅仅相当于购买北京、上海普通公寓楼阳台的钞票。
2#作者：夏朵夕 回复日期：2010-10-17 17:08:00
5、
2007年，重庆直辖整整十年。在此之后，“西部大开发”的新一轮十年计划又高调启动。
中国最贫困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三峡库区移民和少数民族聚集区尤为突出。独立经济学家及海外媒体将中国西部大开发称作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开发战略。过去十年，当局主要在基础建设方面广下功夫，地域间的“利益均沾”与“多方平衡”，使得“计划”色彩浓烈。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教授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分析：以现在得到的信息显示，有关部门恐怕将不会再进行“撒胡椒面”的方式，在整个西部平均分配资金与资源。重点突破政策已经并将持续出台。
以目前的政策导向看，李勇口中的“重点突破”便是在重庆。西部引擎的愿景，已从纸上谈兵，步入到资本狂飙突进的实战阶段。多方财团疯狂抢滩占位的热浪已呈袭人之势。
客观地说，长达十余年的“三线建设”，大大推进了重庆的工业化进程，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支撑了整个重庆的经济命脉。在现今重庆的大山深处，那个年代遗留下来的众多废弃厂房，仍旧掩映在草木之间。不过，它们已几乎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军工企业的特殊性质，加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阻隔，导致很多山区常年几尽封闭。
重庆的封闭，不仅仅是在山区。历史的缘故，1954年后，这座战时陪都和建国后的中央直辖市，被“贬”作了四川的省辖市，屈居成都之下。无以计数的投资、对外交流机会，只要来了四川，便留在了省会，不再调头。正基于此，作为外向型经济的晴雨表，酒店业，特别是高端酒店业，一直在重庆找不到赖以生存的土壤。1997年重庆直辖前，全市拥有的星级酒店数仅为17家，五星级酒店仅1家。
到去年年底，重庆已开业五星级酒店数达12家，绝大部分集中在2007年以后进入，且势头愈来愈猛。按照重庆市旅游局官员的预计，未来十年，重庆将引进五星级酒店88家。
6、
1960年代出生的廖勇，1983年进入著名的北京长城饭店，在喜来登集团效力七年后出国，2002年回到国内，加盟美国豪生酒店集团，任总裁特别助理。由于长期在奢华酒店工作，廖勇将商旅期间的居住品质看得极为重要。多年来，他对去重庆出差颇有些无可奈何，因为这座城市的酒店接待条件与中国的其它大城市相去甚远，甚至与隔壁成都的水准都无法比照。廖勇坦言，重庆的酒店长期以来存在“三低”现象，这也是国内酒店业界的共识：房价低、档次低、管理团队素质低。当国际一线品牌的酒店纷纷抢滩成都的时候，重庆的酒店几乎与“高端”二字无缘无份。
2008年5月，廖勇由北京空降重庆，获任豪生重庆酒店总经理。他在深扎重庆市场调研后，强烈意识到：这是一块硕大的蛋糕，但她具有保鲜期，唯有尽早吃下，才能分享到甜蜜。“2012年前，是在重庆兴办酒店的最佳时期”。
在廖勇的坚持下，豪生在重庆抢先开始了“高端战役”：房间最小面积达到42平米，专门开辟楼层设置多套供外来企业高管长期居住的顶级复式公寓等。这些在重庆都是首次出现。
如廖勇所料，国际酒店业的巨头们果真竞相跑来重庆踩点，并以最快的速度达成开业意向。仅以去年下半年为例，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完全散去，各路大佬就纷至沓来了。9月24日，欧洲历史上首个奢华酒店——伦敦朗廷酒店的缔造者朗廷集团宣称即将进军重庆;10月16日，全球酒店业十强之一的卡尔森全球酒店集团决定，拟在重庆主城开设一家超五星酒店;11月26日，香格里拉亚太区主要官员飞抵重庆，决定接管即将斥17亿巨资兴建的重宾保利国际广场，最小达45平米的标间面积将刷新奢华纪录;12月11日，喜达屋集团麾下的艾美酒店又高调亮相重庆。凯悦、喜来登、威斯汀、丽笙、凯宾斯基等都已达成入驻意向。
重庆市官方预计，未来三年内，该市五星级酒店数量将突破50家。而运营方面，仅据最大商旅网站携程旅行网提供的数据，去年全年，重庆酒店预订率较前年就增长了近三成;年底的两个月，四星级以上高档酒店平均预订率超过70%，历史罕见。
3#作者：夏朵夕 回复日期：2010-10-17 17:09:00
7、
八年前，一个叫作黄奇帆的浙江人告别常年工作的上海，飞抵重庆，获任副市长一职。这个擅长金融及资本运作的官员，开始将沪上城投的海派理念与内陆山城的独特水土进行嫁接实验。
当年，黄奇帆刚到江北机场，便巧遇一位财政部官员。对方用说笑的语气形容重庆的财政是“棺材板板”：财力薄，负债高。资料显示，这位财政部官员所提及的2000年，重庆的财政收入仅104亿元，大型国企包袱沉重，债台高筑，金融几近崩盘：全年贷款1600亿元，不良贷款占1/3。
历史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重庆开埠，便有外国金融机构进驻。到抗战时期，重庆金融业开始了狂飙突进：国民政府在渝设置陪都后，“四行一局”总部悉数迁至重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在重庆落户，成为当时中国金融监管的最高权力机构。抗战胜利时，约有250家银行坐落于解放碑附近，占当时国统区银行数的1/4。有人用“银行多过米铺”来形容解放碑彼时的资本盛况。
西南大学金融系主任刘文朝教授总结，重庆曾经的金融繁盛，除却地理优势等外部条件外，“政策”是最核心的原始动力。
大半个世纪后，“政策”卷土重来。
按照国家的最新定位，重庆不仅是五座国家级中心城市之一，也将着力打造为“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黄奇帆本人，也由副市长跃升为市长。这位对金融着迷的官员，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便出现在了花旗银行重庆分行的开业礼。
在“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号令下，去年底，重庆在同一天内联袂揭幕四大资本交易所——农畜产品交易所、农村土地交易所、联合产权交易所和股份转让中心。其中，农畜产品交易所以中远期交易、要约交易和竞拍交易的形式，通过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等功能，促进相关产业资本运营，系中国首家。而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是国内开设的第二家股转中心，它将作为“第三板”资本市场，弥补非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交易的市场“断层”，可以为企业筹集大量资金，并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通道。这四大交易所的威力，黄奇帆解释为“必将改变全国要素市场格局”。
去年10月20日，重庆金融街的建设大幕在解放碑开启。按照规划，五年时间内，金融街将初步成形，总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该项目由世界著名的建筑规划设计机构美国KPF公司编制完成，借鉴了美国旧金山、香港中环和北京金融街经验。而据重庆市金融办主任罗广介绍，仅去年就有花旗银行、华侨银行等12家银行涌入重庆，月均增加1家。目前，共有9家著名品牌的外资银行在重庆设立分行。
8、
汉口银行董事长陈新民觉得不能再等了。去年他果断作出决策，并亲自指挥，启动了“重庆战略”。1965年出生的肖潇也因此于去年8月第一次来到重庆，奉命率领筹建组在山城建立汉口银行湖北省外的第一家分行。
汉口银行，是湖北目前着力打造的新型商业银行，业绩上升显著，去年的经营利润就比上一年提高了57%。陈新民去年八月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三年再造一个汉口银行”的目标。随后，在陈的大力推动下，汉口银行成功引入了联想集团和武钢等重量级的战略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联想一次性投入21亿元参与增资，成为汉口银行的单一最大股东，柳传志高调出席了签约仪式。走出湖北，谋求扩张，是汉口银行的必然路径。这家发展势头迅猛的新生代银行，在外埠首次试水，便选择了溯江而上，泊靠重庆港。
对重庆没有丝毫了解的肖潇开始了他的资本探寻之旅。初来乍到，白天，他和筹建组的同事们总是满城里“转悠”，为分行选址;晚上，他就整理资料，分析数据，拟写报告。肖潇说，他去过不少城市，重庆对外地金融企业落户对招商引资政策力度之大，国内少有。在几个备选区域里，汉口银行重庆分行最终选择落户重庆市渝中区，区政府对汉口银行购买和租赁办公物业给予了相当大幅度的补贴优惠，并对分行高管实施所得税优惠和就医绿色通道等政策支持。肖潇记得，汉口银行重庆分行选定较场口新址后，准备装修，渝中区为此专门召开现场协调会，一次性解决了所有繁冗程序，这让他强烈感受到对方的诚意。汉口银行重庆分行成为了全国城市银行在重庆开设的第一家异地分行，同时，也是开业速度最快的一家。
更让肖潇惊喜的是分行的成长速度。开业仅仅1个月时间，汉口银行重庆分行存贷款余额均突破10亿元，银行卡办理突破1000张，理财产品销售额2000多万，开业当天与企业签订的授信协议就达127个亿。
每天，肖潇的行长办公桌上都会摆放着重庆当日发行的所有报章。到重庆来的日子里，几乎每天，他都会读到一条足以让人兴奋的利好消息;而各大银行招聘的整版广告也成为重庆报纸近一段时间来的例牌菜。当然，他也从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只要走出汉口银行重庆分行的大楼，肖潇的视野所及的范围内，全都是各大银行的炫目招牌，五颜六色，光怪陆离。汇丰和建行就在隔壁，三峡和工行就在对面，而稍微转个弯，花旗、渣打、东亚、中信、兴业的分行高楼林立。肖潇算了笔帐，整个渝中半岛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银行网点就有90家，十家以上的区域银行总部就在他的周围;而整个重庆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的银行网点已经逼近5000个，除广发行之外的国内所有股份制银行都已在重庆设点。“春节刚过，就有上海的31家外资银行组成的考察团飞抵重庆考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萌生了落户意向”。
肖潇今年过年没有回家，他一直在考量着分行的经营发展思路，预计三年内就将在重庆主城逐步完善好网点布局。
肖潇说，中国的金融史上，重庆和汉口曾经是两大光耀一时的重镇。如今，他庆幸自己能亲自见证并参与二者的渗透融入，重铸上游、中游的金融中心。
4#作者：夏朵夕 回复日期：2010-10-17 17:10:00
9、
码头文化和江湖文化，于重庆延绵千年。辣椒水里泡大，要在火炉的熏烤下爬坡上坎的重庆人，脾气向来暴躁，性子急，嗓门粗大，气喘吁吁。他们夜晚最火热的去处，是翻滚着花椒红油，可以噼里啪啦倒下黄喉毛肚的火锅店，或者可以喝茶聊天消遣“三合一”的机麻馆。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躁动的情绪。无论是横冲直撞，喇叭高鸣的出租车，还是无视红灯，你追我赶的行路之人，都能将所谓的情绪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重庆的一种特殊的场。
在这座场里，没有明显的圈层。开宝马车的人停下来，拐进九曲回肠的巷道，要一碗3块钱的小面，与坐在对面的打工仔同桌而食。穿BURBERRY的阔佬从洲际酒店的梅花表屋出来，亦会俯身买一把麻辣烫解馋。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来者不能融入这座场。这也包括着外来文化。多少年来，重庆很少兴建高雅的演出场地，偶有院团光顾，只能以大礼堂、文化宫这样的地方凑合。1998年末，理查德·克莱曼来渝演出，最终只能在体育场进行，创下了高雅钢琴音乐会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特景观。其实更多的重庆人，宁愿花20块钱玩场机麻，也绝不乐意用哪怕10块钱的付出去看场演出。更何况，高雅演出的售价，最少是机麻玩资的五倍。
陈霞是重庆当地最大的演出商人，品度文化传媒总经理。直辖以前和直辖初期，陈霞接的活儿清一色都是政治任务，像贺龙诞辰100周年文艺演出、直辖一周年庆典汇报演出等，观众全是“被安排”，根本不用考虑票房。而最让陈霞郁闷的是，大的演出团体或者一线明星到了成都，就不再掉头了，绝对不来重庆。
一直到2004年，陈霞才看到了转机。那一年，南岸区兴建了艺术中心，有700多个座位，重庆演出的窘境开始慢慢走出。出现转机的原因还被陈霞归结为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多，特别是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外籍人士的成倍增长。当然，这都要感谢重庆经济的发展开始有了明显的跃升。阳春白雪终于挺进了山城;经济发展与文化艺术间的千丝万缕，陈霞说重庆是个极好的佐证。
去年，重庆大剧院落成。这座占地110亩，总投资16亿元的剧场，其建筑规模、投资规模、技术标准等仅次于国家大剧院。陈霞随即引入了世界闻名的音乐剧演出《猫》，连演8场，创下了1000万的票房纪录，最高票价2888元，“在全国这个定价都算比较高的水平了”。相当多的观众是外地或国外来渝的高管、外交官。
见到陈霞的时候，她刚生完孩子不到三个月。生意越做越大，令她无法放下工作那摊子事儿。是日下午，她从江北兴冲冲赶到解放碑的万豪酒店，参加中英高端艺术管理培训。陈霞说自己有些激动，因为凡是在西南举办的高端艺术活动，从来都是会选在成都，而今天报到的时候，她发现很多成都人要开着汽车、坐着火车赶来重庆。
陈霞正在编制年内的演出计划。她预想，就在今年，古典音乐演出可以在重庆成为常态。
当然，陈霞清楚得很，她所做的事情，永远不会让重庆人有一天永远地告别茶馆、机麻室，和广场舞蹈。
10、
重庆，是一座大江和大山附体的城市。这片两水夹持的嵯峨之地，古来是一隅无足轻重的野渡渔村，闭塞并且险要。千年的惊涛拍岸后，成就了一方聚居百万之众的通都大邑。巴渝文化在重庆，更具象地表现为码头文化、山地文化，这种文化又偏偏要承载一座巨型都会，它是城与村、开与闭、险与达的杂糅体，好似一锅炖在炉上的红汤，什么东西都可以倒入其中，反复涮洗后的滋味，每每不尽相同。
多年来，重庆人有偏安的思想，他们虽不排外，但固有的交流方式和生活习性，使得很多外来者亲近不得。满街飘着的红油辣子味道，与粗犷直率的巴渝方言交织起来，本地乡土气息浓郁。用当地著名知道人士“老罗”的话说，就是“全无国际化和大城市化的影子”。
这种局面也在改变。直辖以来，尤其是中央密集刺激重庆板块后，人力资源向重庆转移的速度加快，外籍人士的增长尤为明显。
澳大利亚人Matthew Nicholson（尼望森）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有过工作经历。他总结，一个人到异国他乡工作前，先会问自己三个问题：我要去的是哪里，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子女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生病，自己及家人有没有先进的就医保障。尼望森说，五年前，他的朋友们如果收到重庆的工作机会，一般在第一个问题上就将其否决。“没有人知道重庆，中国只知道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2001年，这位高大的体育老师加盟香港著名的耀中集团，后来因家庭原因回国。2008年11月，他回到耀中，校方高层强烈建议他到重庆任职。尼望森去年1月来到重庆考察，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的在渝外籍人士，并通过外国媒体对重庆未来趋势的报道深入了解这座城市。最终，他在两个月后成为重庆耀中国际学校的校长。
重庆耀中成立于2002年，是继北京、上海后的内地第三家独立学校。耀中在香港拥有很高的声望，一度将分校开到了美国硅谷，是学生家庭层次最高、学费也最为昂贵的教育机构。重庆耀中中方校长车智慧告诉本刊记者，刚在重庆创校时，仅有6名学生，其中3名还是外籍校长的孩子，老师仅有两位，就是校长夫妇。现在，耀中已经有92名在册学生，而其中30多位新生，都是去年9月至今年2月间进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前来耀中咨询子女入学问题，外国政丨府驻渝官员约占15%左右，而商务人士占到85%。就在采访的前几天，刚在重庆设立的匈牙利领事馆官员还特意前来参观学校，达成相关入读意向。
谈及选择重庆的理由，尼望森很郑重地回答：对于外国人而言，京沪港深，已经不再新鲜。“未来的十年，重庆直辖市被外界普遍看好发展前途，我希望成为这个跨越时期的一员，享受这种冒险。”
尼望森笑言，他来重庆的一年时间里，已经摘取了数个“第一次”：在车行买车，老板告诉他，“你是公司开张以来第一个外国客人”;在电脑城配笔记本，技术员说他是“这里第一个购买并安装英文操作系统计算机的外国客人”。
这位澳大利亚校长有时激昂，有时忧郁。临近采访结束，他说自己很想表达一个观点：现在重庆“有现代的东西，亦有传统的东西”，“这样非常协调”。但是，不能想象，这样五年、十年的超速发展过后，重庆是不是将变成下一个上海，或者深圳——满街的高楼，满眼的钢筋混凝土，与其它任何一个大城市毫无区别，没有可以让人宁静的元素幸存。
这种担忧愈发逼近现实。重庆人普遍怀念“山城棒棒军”挑着扁担满城里爬坡上坎的过往风景。而一百年前传教士照片里，山城临江密布的吊脚楼群也已化作了乌有，老重庆依稀的记忆仅能从“洪崖洞”峭壁上的那尊仿制品唤起，尽管它已转身成为重金打造的商业街区，终日的灯红酒绿间夹杂着美食和香水的味道。
尼望森说，如果到了传统尽失的那一天，他将选择离去。因为，“冒险”已经结束。
5#作者：夏朵夕 回复日期：2010-10-17 1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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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人都会热衷于冒险游戏。生意场的孤注一掷，使重庆成为今年继三亚之后的第二个冒险岛。热钱的涌入，让这座长江上的千年火炉之城，在盛夏来临前，提前感受到躁动与沸腾。
李勇抽了三根烟。作为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固然对外界普遍看好重庆发展表示欢迎，但既为学者，他还是表现出深沉的隐忧。
特别是地产。他觉得，纵然比起一线城市动辄过万的房价，重庆的房市似乎确有相当的上涨空间。但是，李勇也想提醒投资者：重庆毕竟是西部城市，普遍收入低，租金更低，而楼盘的消化群体将来仍主要集中在本地。据他的了解，现在重庆外来购房的比例，只有5%。本地富人消费，即便地产呈现泡沫，他好歹可用来自住;若投资客疯狂涌入，未来有价无市的悲剧极有可能上演。
“不是国家将你规划成中心城市，你就已经是了”，李勇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中心城市”都还只是一个目标。“官方现在是在宣讲五年后，十年后，是在推销未来”，但重庆的历史欠账太多，底子太薄，“当下是经不起投机分子来趁势炒房的”。李勇说，直辖以来，温州人来重庆曾炒过几轮地产，最终都以惨败而告退。
“我不希望重庆走上海的路子，房价、物价被炒到极致，结果只能是砸了现在，毁了未来。”，“更何况，重庆与上海的差距，不是差了一点两点”。
其次是产业。独立经济学家指出，“西部大开发”前十年在改写产业结构的历史格局上问题频现，一些政策的执行存在手段单一、限制条件较多等问题，以致出现各路诸侯“厮杀”、各自资源和优势没有被有效使用，甚至上马了一批不适宜发展的项目。
《联合早报》评价：随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电子信息产业近年来正经历一波“西进运动”，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至西部。然而，在“IT西进”的位移中，却出现了不同城市同时追逐同一块肉，陷入“自相残杀”的格局。譬如，过去一年，重庆要着力打造亚洲最大笔记本电脑基地，惠普等已经进驻。较早之前，成都引入了英特尔中国总部落户，欲建西部最大的LED生产基地，而西安方面则在努力打造中国西部软件出口外包基地。
重庆的产业问题，不光集中在发展新兴产业存在毗邻城市的竞争抢夺上。大量的老牌国企以及三峡库区建设问题，亦是其经济发展的棘手之处。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觉得，作为特殊地界的“三峡库区”，其产业发展是“西部大开发”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下功夫解决。“三峡移民城镇不能‘空心化’，要有产业支撑”。而李所说的库区建设问题，在重庆是一个有着千钧重量的难题，也是过去任何一个直辖市、特区从未有过的遭遇。
这座最年轻的直辖市去年因“打黑”、“唱红”迅即被媒体和公众投以前所未有的关注目光，一场场外人难以洞察究竟的表演在此登台，有人挣扎，有人覆灭，有人狂欢。山城的气喘吁吁在另一种维度里释放出来。
而商界普遍预测：今年，在重庆挣扎、覆灭、狂欢的群体，恐怕大多将与资本相关。
重庆现在俨然一座资本之城。有人说现在是重庆最好的时代，“八十年代错过了深圳，九十年代错过了浦东，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错过了天津滨海，那么第二个十年千万别再错过山城重庆”。不过，每每有人抛出“最好时代”论调的时候，也总有悲观主义者给出“最坏时代”的一千个理由。
傍晚时光，化龙桥的“天地”里，这座城市的新贵一族们举起了红酒杯。置身民国意境的迷乱中，陪都年代的飘然之感回光返照。隔窗观望的，是化龙桥的老拆迁户们，军工厂的老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后人。多少年前，他们也如现在一样，隔窗观望过国民政府达官要员残留下来的公馆别墅，抚摸过那一堵堵雕花的壁墙。又经过多少年，城区其它地块的人们，开始隔窗观望居住在化龙桥的这些“金饭碗”职工齐刷刷的统分房，里面的彩电、冰箱是何等稀奇。十五年前，化龙桥成为了下岗工的聚居地，在外面，没有人愿意说起自己住在哪里;彼时，他们隔窗观望的，是江边竖起的幢幢大宅，和内里光影缤纷的中产世界。
化龙桥又一次成为了富人区，而重庆也似再次寻回了尊荣地位。但是，一座城的场，和场中永远葛藤的沉重，不是拆掉一片房子就能换回轻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