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乱游欧洲》

October 4th, 2008 by 九哥

写在前面

在挪威生活的那八年里，我曾多次开车漫游欧洲。路线大致如下：

一，挪威—瑞典—丹麦—德国—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匈牙利—挪威。

二，挪威—英国—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捷克—德国—丹麦—瑞典—挪威。

三，挪威—瑞典—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德国—丹麦—瑞典—挪威。

四，挪威飞意大利（租车）—西班牙—回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返回意大利（还车）—飞回挪威。

这篇游记是我第一次开车欧洲游里发生的故事。

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本导游书。如果仅仅只想游览名胜的朋友，建议去买一本旅游手册会实惠得多。我这本书，主要是写我个人的经历，也就是我个人在旅行中所认识的人遇到的事，所以只有对异国风土人情、社会文化有兴趣，以及热爱九哥的朋友，才可能品尝到这本书真正的滋味。

一，乱游欧洲的由头

每逢八月，日本人都要外出度假，就是日本一年一度持续一星期的夏日“喔盆”节假。而我，这几年都是呆在我名古屋的空调房子里感冒，哪里也不想去。要是在挪威，八月正是每年一度的欧洲游季节，那就不知道是在哪个国家溜达了。

在挪威那些孤独的日子里，我最怕的就是节假日。大家放假一回家，城市里闲荡荡的，九哥就不知道怎样打发光阴了。那时，我时常开着车，去一座被人遗弃了的旧房子。那房子坐落在海边，从窗口，可以看到海面色彩点滴的变化。房子里的水电，当然早已去世。但房子并不是破烂得到处透风。每次去那里，迎接我的是一只已经野了的老猫。我喜欢带点水和食物，还有去别墅的情绪看望那房子和老猫。坐在房子里，边喂猫，边看着海来消磨生命。后来，我干脆把那房子取名叫“别墅”。去多了，从停车的地方到门口，都踩出了条小路。我甚至曾想，如果能很便宜地把那房子买下来，修修补补、接下来的人生就不至于闲得那样要死。但去了市政府查问那房子的主人时，我又突然怕那房子有太多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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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那座被人遗弃的老房子)

节假日还只有一两天，就是复活节，也超不过一星期，那还在忍受限度之内。但一到夏天，七、八、九三个月，挪威几乎全国放假。城市里好像只有些脸面陌生的游客。加上挪威王国的物价与王国的地理位置一样，均处在地球的最高处，比如在奥斯陆最便宜的超市里买一片豆腐，都要花掉折合3个美金。所以，去其他欧洲国家，既可以旅游，领略其他民族的文化品尝各异的美味，又可以省钱。所以到了七、八、九三个月，许多挪威人的家庭都会利用这一剑三雕的好事往西欧东欧流动，而单身女人则喜欢去南欧寻求罗曼史。而我的欧洲游，除了挪威人所有的理由外，还有其特殊的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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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根的节日)

1993年，我与我的挪威达旦玛丽安娜结束了五年的共产生活，终于彻底分道扬镳。我从首都奥斯陆搬到了挪威的第二大城市贝尔根。从此，我更加觉得自己是只小狗呆在猪圈里，天生地隔膜。那种感觉告诉我，身边没有一个挪威女人，在挪威生活就没有意义。倒不是挪威除了玛丽安娜就没有女人了，事实上，搬到贝尔根后，也曾有过好几位金发美女对九哥开过绿眼，其中住在我隔壁的那位大美人，还几次半夜三更来做梦。但已经拿到了挪威护照的九哥，十分厌倦那种靠着挪威女人在挪威生活的感觉。再说当时的我，也总觉得在挪威打的是临时工，所以没有同任何挪威女人重新定终身的勇气。才几年前的事，现在反省起来，自己是多么的纯真。其实人和人的关系，不定终身，定临时，也会另有一番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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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根市中心)

正是带着那种要摆脱什么的迫切需要，和寻求什么的强烈憧憬，具体的说就是想找一个人取代玛丽安娜和我伴随光阴。这听起来很平常的事情，对我却很有些特别，因为我理想的那个跟我伴随光阴的人，诸如上述理由，不能像玛丽安娜那样是个挪威女人。虽然不是挪威女人，但也肯定要是个女人，年龄可以从10岁到30。最好是个“在贫苦线上挣扎，长得漂亮、又能弹钢琴做饭菜的白女人”。那样的话，一来可以帮助那女人摆脱东欧地狱般的贫穷，也可以为我解闷，即填补我相当部分的空虚，满足我一定程度的被需要感，好让我更多感觉自己存在的价值。因为，过去的我是借着玛丽安娜的光在挪威那么个富有安定的国家生活的，如今，该轮到别人借我的光在挪威生活了。再加上，那时我的提琴店生意已经稳定，过过救世主的瘾也有点本钱了。所以说，去找那么一个女人，是为了满足我的心理需求，如果是个18岁以上的女人，除了满足我的心理需求以外，也应该附带满足我身体局部的需求，我身体那个很小却很重大局部的需求。当然，我想那样去做，更多的是出于“要把雷锋做满全世界”的国际主义觉悟！（？此话多余）

为此，我曾给生活在困境中的东欧许多国家的音乐学院寄过信，表示愿意全费支助一位钢琴女学生来挪威留学。回信虽收到不少，但迟迟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被茫然和孤独逼到了极限的我，决定出去疯狂一阵，去寻找一切可能的刺激和发泄。同时，过去作为中国公民，因签证而伤透了感情的我，也迫不及待要顺便享受享受我新挪威护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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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Stavanger的古屋，全木头建造于18世纪，属于该市文物保护对象）

You see，九哥是在那样一种复杂失落的心态下决定了我的第一次汽车欧洲游的。所以，那次的欧洲游不是什么“游览名胜古迹、学习异国文化、了解民间风俗”等好听的由头，而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精神、感情、肉体刺激的需求。所以我那只能算是一种低级趣味的，名副其实的“乱游”。

让我再提醒各位一次，这篇游记里写的是一个精神颓废情感变态下的九哥，有不少低级趣味肮脏下流的垃圾，只能供大家消遣或作为反面教材，因此在决定继续往下读之前，请朋友们先准备好标语口号痰盂纸巾。

二，瑞典的别墅

为了方便，我特意买了辆丰田的小巴士，尽管伴随了我4年的二手BMW还并未古老到必须退休的程度。在小巴士里，我放了张两米长的沙发，那便是床。从加油站买了个小煤气灶，带上锅碗瓢盆，外加几桶挪威自来水，（据说挪威的天然矿泉水，就是挪威的自来水）还有卫生用品若干，包括保护男性局部专用隔离套，就万事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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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靠我房子旁的就是那辆丰田的小巴士）

出发前，接到当地音乐学校一个电话，说一个星期后会有个什么活动，希望我在那个活动中开个乐器角落以帮助气氛，当然也是为我赢得更多的生意。我满口答应，害得那学校把我的事都印刷进了活动内容的介绍。可我，等了一天，又一天，实在呆不住。那时的我用“热锅上的蚂蚁”决不是文学般的形容词。“我要离开挪威！我要离开挪威！！我要离开挪威！！！”终于，又一个彻夜不眠的我，从床上跳下来，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只在桌上留了张纸条，里面写着“如果我发生意外，请将我的全部财产交给我祖国的家人。”纸条里有详细联系地址。之后，我开车离开了贝尔根。

我那次基本没作计划，没设目的，“gone with the wind”随风飘去。从挪威的贝尔根出发，经过我曾住过四年的首都奥斯陆，在朋友的客厅里呆了一夜。说是朋友，其实是一个生意上有点来往的同行。想起来真寒心，在那城市里住了四年，竟找不出几个不见见面不好意思的朋友。

第二天从奥斯陆动身，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瑞典边境。本以为可以亮亮我那小红本本，不是“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本，而是挪威护照的小红本本。可从挪威往瑞典就是一座桥，根本就没有边境护照检查，甚至连车都不用停，只是放慢到时速40公里开过去就是。早知道这么容易，以前去瑞典时拿着中国护照找那么多麻烦看那么多脸色去签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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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在从挪威通向瑞典的桥中间）

北欧的三个国家，瑞典、挪威、丹麦，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这三国的语言非常接近，大概像四川话和贵州话一样接近吧。所以三国的人，用各自的语言完全没有交流障碍。此外，北欧这三个国家还有个特殊的条约，那就是谁都可以自由的到三国的另一个国家去生活工作，所享受的权利义务福利同本国人一样。住满两年后，就可以改入居住国的国籍，当然，在本人提出申请的前提下。所以，世界上许多人把挪威当成瑞典的首都，或者以为Scandinavia（斯冈底那维亚）是同一个国家，是个非常可以原谅的错误。然而，奇怪的是，这三个国家的人们，却喜欢把自己分得清清楚楚。他们会很强调地纠正你：“我是瑞典人，不是丹麦人。”就像上海人会时时不忘“阿拉是上海人，无是江北人”一样。就连电视台转播他国的节目时，都要不厌其烦在节目里加上字幕，尽管大家都知道，谁也不会找那个麻烦、也没有必要去读那些字幕。自然，这三国的人，都有着各自拿邻居取乐的经典笑话。最普遍的取乐手法就是模仿邻国的口音说话，就像北京人学天津口音拿人取乐一样。但只要这三国的人一出斯冈底那维亚，到了任何其他什么地方，见了面就会如同弟兄姐妹般亲热。

从挪威瑞典边境，我大约开了四个小时的车来到瑞典的一个主要城市，叫尤托博格(Goteborg)。那城市我以前去过。那是我刚到挪威的时候，想做点文化生意，回国正好碰到湖南博物馆的一位熟人，是过去一起下乡搞过省委工作队的老战友，他说他们正准备找国外的博物馆出展马王堆古尸。我与老婆玛丽安娜一商量，觉得是个做大生意的机会，所以自费去尤托博格，因为那里有个很有名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负责人听了很兴奋，只是十分担心古尸的保护难度以及费用。想着这件事做成了可能改变我们的命运，我带着玛丽安娜自费又飞了一趟中国。结果和湖南博物馆的负责人一谈，那个亲口对我说过“古尸出展”的领导，却突然改口说：“不是古尸出展，是古墓里的某些文物出展。”那一次会面，又一次证明了玛丽安娜的理论：“从大陆领导口里出来的话，是很难算数的。”虽然我那糟糠玛丽安娜说那话时是带了些情绪的，但我后来为大陆的公司企业办的几件事，也都是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钱，结果通通被人过河拆桥了。这其中除了我老九“不是吃大陆菜的虫”以外，是不是也有大陆人讲话办事的风格与国际不够接轨的成分呢？

在尤托贝格吃了顿中餐，一车开到瑞典的一个小城市Helsingborg（黑儿森卑格）。那里有我真正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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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黑儿森卑格城市）

那别墅是一栋坐落在300来平方花园里的小小木造平房。它过去的拥有者是一对恋人。那对恋人闹翻后，急于切断关系便很便宜地出手转让给了我。由于谁也不愿意带走那些过去碎心的记忆，所以别墅里留下了几乎所有的家具电器锅碗瓢盆，在床垫底下，甚至找到本两个人做爱的裸体相册。他们能那样便宜转让给我的另一个原因是那片土地的所有权不是私有的。那约300平方米的土地，是因为我经常去那个城市为当地的交响乐团服务，打擦边球沾上了当地政府给本市市民福利的光，每年只需交折合200来美金的地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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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的别墅）

别墅面朝大海，碰上好天气，可以清楚地看到丹麦“哈姆雷特”的城堡。海边游艇群列，碧蓝的天空翻卷着白云，特别新鲜的空气，无比宜人的景色。别墅区有许多免费公共设施，比如迷你高儿夫球场，洗衣中心等等。要是我当上市长，一定再添上个把脱衣舞厅酒吧妓院，把那别墅区变成男间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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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别墅前游艇群列的海面）

在那座漂亮精巧的小城市里没有一家小提琴店，于是我与那里最大的一家乐器店建立了生意伙伴关系，因此拥有一群固定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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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合作的乐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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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瑞典工作时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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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挪威各报纸对我的报道）

每次我去那里，都要与那些人见面。既休息，又挣钱，真是理想的好事。没好事的时候，白天出去逛逛街，买买东西，尤其是电器。瑞典的物价比挪威差不多要便宜一半，尤其是汽车和家用电器。有时我乘二十来分钟的船，跟着瑞典人去丹麦的“黑儿森儿”小镇买肉和香肠，因为丹麦的肉类比瑞典又要便宜上多少个百分比。据说丹麦养的猪口比人口还多，怪不得欧洲有人说：“只要有丹麦人，就不会没肉吃。” 黑儿森儿小镇很小，真的没什么地方好去，有时实在无聊，只好到“哈姆雷特”的城堡里去再逛上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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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别墅能看到“哈姆雷特”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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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在“哈姆雷特”的城堡前）

回别墅辛苦手做完晚饭，还要麻烦嘴巴吃。之后，就是一片惨静。我想，黑儿森卑格应该被评为世界上最干净最圣洁的小城市，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夜生活，更闻不到一丝一毫“资本主义腐朽糜烂”的气味。只有一家出租录影带的小店，价钱又便宜内容又丰富。那便是我唯一的消遣和娱乐。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在那家店里阴暗的“儿童不宜”角落耗上数小时，找到大把录影带里的熟人，把她们带回别墅。在那些孤独的岁月里，几乎天天都是靠着那些录影带里的女朋友，让我一次次进入高潮，陪伴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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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外桃源里呆上个把星期，就会觉得世界似乎已经静止不动。那种感觉，曾多次让我怀疑死亡就要降临。“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是死，还是活，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的名言时刻提醒着我。我只能重新上路，去寻找新的生气。

三，科本哈根“开黑”

也不知为什么要赶黑，好像是睡不觉。车开到了丹麦首都科本哈根正好是半夜。

科本哈根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因为从我买肉的黑儿森儿小镇，只有45分钟的火车。科本哈根火车站侧面的一片，是我每每定要光顾的趣地。那里聚集着五花八门的成人用品商店。那天，一如既往我停好车走进了一家成人用品店，看到店老板的老婆带着个4、5岁的小男孩也在店里。那孩子指着一个带有女人头部的超大女性局部器具说：“爸爸，我要那个。”那父亲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不行不行，你还没满十八岁，那是大人玩具。”那孩子竟然不讲道理大吵起来，吵得那母亲很是害臊，便把孩子抱出了商店。于是，满街都是那孩子的喊叫：“我要大人玩具，我要大人玩具。”那使得我更加觉得孩子们可爱，怪不得常被当成“大人”们的活“玩具”。

除了成人用品商店外，那条街上还有一些录影带出租店。每个录影带店里都会有几间小房间，名义上是供成人观摩录影带，但实际上被许多街女利用为“客人接待处”。所以小房间里还特意备了沙发纸巾垃圾桶。

男人援助街女，（说“嫖妓”多么难听）是一种味道，在街上逛来荡去，和这个街女答答腔，和那个街女砍砍价，又是另一番情趣。这时的九哥，被一条蛇吸引住，再仔细一看，那不是一条蛇，而是一条女人细长弯曲的躯体扭动得像条蛇一样。追上去一看，吓我一跳，因为那女人的脸和我头发的颜色一个样。在欧洲呆了数年的九哥，品腻了白女人皮肤的粗糙，而像样的黄女人在欧洲又实在珍贵。几经思想斗争，再度追上去问了问价。她的回答意外得令人不可信：“你能给多少就多少，或者做完了你看我值多少就给多少。”接着，她告诉我她“是来丹麦学发型设计的，今天是睡不觉，才出来找找‘一举两得’的刺激。”如果她是个骗子，那也不是个一般的骗子，而是个高明的骗子。无论如何，我宁可相信她讲的是真话。既然她不是专门卖淫，那我也就不算专门嫖妓。再说，她没有明确开价，我也就没有理由推脱“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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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黑美人）

在我一生中的女友大军中，从来没有过黑色的，自然也从来没有机会把祖国的“红旗”插到非洲过。要是在白天，我可能是会有所顾及的。但那是在晚上，尤其是在录影室里反正什么也看不见，两眼一摸黑，准确地说是两手一摸黑。凭着触感，我惊讶地发现，黑女人的皮肤非常细腻，简直比丝绸还细腻。真的，以后有机会一定摸摸，不是教唆你做坏事，是叫你摸摸试试，摸摸脸，摸摸胳膊，看看我有没有骗你。那天，和那黑女人做完国际贸易后，她并没像大多数职业妇女一样立刻离去，而是和我一起看了看录像。看着看着她兴致又上来了，揉了揉我的问：“能不能再给一次？”在她再三安慰我加费只是“三包香烟”后，我才放心地再无私援助了非洲一次。

就这样结束科本哈根的话题，是不是会让读者觉得九哥太不文化？

记得头一回去科本哈根，大约是1988年跟我的挪威女人玛丽安娜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那个会议的名字好像叫“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都是欧洲各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教授学者。我作为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代表，在会上作了“摩梭人的家庭结构与音乐”的演讲。在会上有个台湾人不断以提问的手段打断我的演讲，要不是他那“成博士”来“成博士”去地叫得我心花怒放，（我没拿到博士学位，怕是永远也拿不到了）我真的要喊口号“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了。散会后大家一起去了家有名的蒙古烧烤店。那台湾人忙跑来跟我套热乎，三番五次解释他在会议上与我为难“决不是个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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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玛丽安娜和我，1988年）

第二天，玛丽安娜带我去游玩了科本哈根最有名的游乐地“Tivoli”。在那里，我还约着见了我在丹麦唯一的熟人。所谓熟人，是我在北京曾碰到的一位丹麦记者老头。他还打过我当时清华大学半女朋友的主意，问她想不想跟他去丹麦？不过，我那半女朋友没有上当，自己去了美国华盛顿留学，一直留到现在。

后来，为小提琴生意上的事情我又独自去过科本哈根几次。至于使科本哈根更出名的“美人鱼”雕像，我一直没有提起去荣幸的兴趣。更况乎那一回去科本哈根，不是开会，不是旅游，不是做生意。

我觉得科本哈根没有更多我要寻找的刺激，因此也就没有在那里多呆一会的兴趣。看了看地图，继续赶路。

四，德国

在一家咖啡店吃了点早点，便一车开到丹麦边境Gadser。从Gadser乘船下到德国的Rostock. 车从船上下来，就进入了德国，仍然没有边境检查。

由于怕晕船，上船时服了颗晕船药，（应该叫“防晕船药”才对，对不对？）结果在船上药性没有发作，等下了船那药才来劲，弄得我像只晕鸡，边开车边做梦，几次被车胎压在路边线所发出的尖叫声惊醒。为了多活几年，只好把车往路边一个很小的休息处一靠，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时只觉得肚子饿。在车上自己做了个香肠鸡蛋炒饭，摆起小桌子，悠闲自在地吃了起来。自己做饭，当然是为了省钱，但也有相当部分是我实在吃不惯洋人的食物。“吃不惯洋人的食物”也是我这些年来装鬼子装得最最痛苦的一个部分。

欧洲的公路文化十分发达，每几十里路定有一个停靠点。大一点的有餐厅、加油站、浴室，甚至钟点出租休息室。就是最小的停靠点，厕所电话和水总会有的。有些停靠点，还被妓女们利用为“守株待兔”服务基地。

睡饱吃饱精神就来了，洒了泡尿我继续上路。在不限速的高速公路上选了个第二最慢的车道，因为第一最慢的车道已习以成章地成为了东欧车、形状如火柴盒，速度如蜗牛的东欧车的专用道。我避开奔驰宝马，随着杂牌车流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一口气开到了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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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一景）

一路上，我感叹着德国人开车的规矩，我敢说他们是世界上开车最规矩的民族，只要你方向灯一亮，后面的车一定让路，决不会有人跟你抢道。如果有，那肯定不是德国人，或者不配是德国人。德国人的规矩，还不仅仅表现在开车，走路也一样。遇到红灯，就是没有一辆车，人们也会耐心地等待。记得头一回去法兰克弗参加国际乐器博览会，出场时数千人，一排跟着一排，每排之间还隔着令人舒服的距离，通道一边还保留了足够两个人通行的紧急道。人们井井有条，谁也没有插队，更没有发现有一个人投机走紧急道，如果有一个想走，那人就凑巧叫九哥。德国人的规矩，还表现在他们的买卖上，一分钱一分货，决不让价，也决不多要。总之，纪律是德国人的秉性，所以他们天生就是军人的材料，要不在第二战开始的时候怎么会那么厉害！

柏林是我后来多次路过的城市。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与那城市毫无缘分。那种感觉也可能有憋尿的原故，就是说每次不管是进市区还是出市区，都一泡尿要跟着一望无际爬行着的车队憋上好几个小时。那次，因为是第一次进柏林，我尽量提着兴致，首先来到东西柏林围墙的遗址看了看。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一夜间，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就被那座小小的围墙切割成两截，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28年。在那漫长的28年中，据说有一、两百人因为爬围墙而丧命。站在那遗址前，1989年11月东西德人民用锤子榔头硬是把围墙敲开的动人场面又历历在目。人们狂欢、拥抱、歌唱、哭泣。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控制，就连银行，也好像忘记了它存在的目的，破例给所有来自东德的人们发放一定数额的救济金。

柏林墙的崩溃，标榜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毕业。

而现在，遗址区变成了观光要地，那便给小贩们提供了各种就业的机会。有为客人照相的、画像的，有卖工艺品纪念品的，甚至有人把柏林墙的砖头敲成一小块一小块拿来卖钱。（据说还有假货，买时要注意）

之后，我爬上了“胜战纪念塔”，不知道这样翻对不对，原文是Siegessaule。上塔时沿梯都有游人“到此一游”的签名。而各种文字中，我们伟大祖国的简体字也不少见。站在塔尖，俯瞰柏林上下，看到东西德城市建设风格、规模、新旧破烂程度之差异，正想发几句感叹，却不由得一阵头晕。年轻时在祖国曾做过建筑工人，上工时从高架上摔下来过，所以酿下了惧高后遗症。

在柏林市中心特意找到家中国餐馆吃了顿饭。可惜那中餐极不地道，大概是为了迎合鬼子以为的“地道中餐”口味。加上那餐馆的打工仔装得很不中国人的样子，好像生怕我跟他套热乎就会求他打折一样，所以连柏林红灯区的方位都没好意思问。

吃过饭，天已见黑，我开着车毫无目的地在城里转来转去。“毫无目的”不要误会成“什么也不想做”，而是“不知道往哪里去”。终于，发现一条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满了穿着好像没穿的色情女郎。我就近找了家便宜的汽车旅馆停了下来。把满身的疲惫一淋浴冲掉，性器勃勃又出了门。

德国的色情女郎，似乎也同她们的奔驰宝马一样傲慢，完全不像其他地方的那样热情主动，你不答腔，她们都懒得斜眼看你一目。不过，那傲慢也许是德国有规定街女不准主动拉客。看着那些街女，让我记起我以前在汉堡的一点经历。

那是在三年前，我和一位提琴界的同行一起去德国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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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小提琴之城Mittenwald）

那天下午，我的生意还没谈完，他就催着我上路。我那同事是位六旬老人，那天却开着他的宝马飞奔。途中连饭都没有吃，只在加油时买了点干粮。抵达汉堡。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那老人熟门熟路把车开进了红灯区。看到那满街闪耀的红灯色情，我才对老人的底劲之源泉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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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

进了饭店的房间，我放下东西，喝了口水上了个厕所，在冲澡之前想过去问问老人明天准备几点出发，房间却没有了人，一问前台的服务员，才知道他已经出去了好一阵。

汉堡的红灯街，地名我记不得了，只记得那条街还宽敞，两边一间接一间的色情店，有成人用品店、有peep show（从一个小洞里看裸体女人）店、有录像店、有成人show店，总之五花八门不应有的尽有。路边还排排站着性感得不能再性感，也就是穿得露得不能再露的女郎们。

我花了大概10个马克，进了一家成人show店。本以为是传统的，带点艺术带点挑逗让你看一点又不让你看全的那套把戏，没想我刚坐下，一对德国职业男女正好轮到我位子前面的桌子，两人一丝不挂，没有音乐、没有表情、没有情绪、没有挑逗，那女人一屁股往我前面的桌上一坐，两腿一展开，那男人就冲了进去、、、、、、那么真枪实弹，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识，尤其那对在无色灯光下白斩鸡般肉淋淋的男女，离我还不到一米的距离。你说德国人竞业不竞业，就连脱衣秀，都做得那样货真价实。

我冒了一身汗，冷汗夹杂着热汗，匆匆逃出那成人show店，不是不好意思看下去，而是看下去就会顶不住，不是我顶不住，是我的内裤“顶不住”。

马路上的街女，人人开口都是“50马克”标准价，我正在5个美女中拿不定主意，一股浓郁的女人味把我拽进一个很大的场地。原来那气味是上百女人团结的力量。后来才听人说，那里“是汉堡最大的鲜肉市场，集中着来自全世界的各类嫩老雌肉。”一问价，仍然标准。我真纳闷怎么德国肉会那样地廉价。

看到一个绝色，消魂的程度就不用描绘了，反正一眼就把我前面的那5个都毙了。上去向她问好，她竟然没有反应。我只好掏出50马克在她眼前晃了晃，说：“你那块肉，我买了。”

她把我带进一间小房间，态度突然变得异常友善，玩着我裤子的拉链，问：“想要什么服务？”见我不明白她的意思，竟然问我懂不懂英语。听完她的课，我才学习到，在德国看女人，就像看医生一样，50马克仅仅是个挂号费，不同的治疗有不同的费用，而费用的高低要与护理人员议价。那位绝顶美女的开价是400马克全套，200马克半套，100马克法国式，50马克挂号费就只能得到用手诊断。那天，我只计划消费挂号费，所以那美人反复声明：“脱光让你摸摸是额外服务，千万别指望其她人也这样。我之所以给你额外，是因为我很喜欢日本人。”嘿？老九怎么成日本人了！

第二天，我那六旬老人同行起得很晚。一路上，像只漏气皮球。

让我把话题回到柏林。走在那条街上，问了一位女郎是50马克，就知道没有必要再问其他（其她）的了。怎么办？100马克法国式，200马克半套，要400马克才全套，那么贵！正要离去，那位女郎走过来，说：“我可以为你做模拟式的。” “模拟式？”我当什么呢！她解释说，有一种带女性局部器具的内裤，她穿着那器具，客人虽心理上跟她做，但肉体是跟那器具做。“这样既便宜又安全。”德国人也真是，不但工业发达，而且敢想敢干！

一阵寒风，把我冷缩了许多，我是说把我身体的那个局部冷缩了许多。连打了几个哈欠，无聊至极，还是回去睡觉实惠。

第二天一大早，我动身往捷克的边境去。汽车一过东德，道路就欺负人，怎么也跑不到时速100公里。天黑之前，我终于来到德国靠捷克的最后一个城市Dres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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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Dresden不想停，结果在一个路口，看见一位高窕美貌但打扮颇为便宜的女性，那打扮一看就知道不是德国货。我装模做样向她打听去捷克的路，她却问能不能上我的车。

上了车，没等我说话，她就给我指路。我开始担心她是真的以为我仅仅只是问个路，那我也太麻烦人家了。车开到一个高处，她让我把车靠一靠，下了车，她指着前面说：“虽然从这里到捷克边境只有60公里，但看看那车队吧，怕是五个小时也开不到。现在正是高峰时间，要到明天上午才会好一些。”

在我左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她说：“你要没急事，可以在我的工作室呆一夜。”

她，什么人的干活？还有工作室！我装着考虑了一下，大概5秒钟，便把车调了个头，按她指引的方向开去。是猎奇？是累了？还是没事做？或许都有一点点。管它是什么，跟着她去再说。被她带进一栋普通的公寓，上楼来到她的“工作室”。所谓“工作室”，和任何住房没有什么两样，客厅卧室冰箱彩电。

“你在这工作室做什么工作？”已经猜出了个八开的九哥，仍然明知故问。

“你先洗个澡，出来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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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芭本人）

等我从浴室出来，她已换上了透明的睡衣，敞开着双腿躺在床上。”

我把浴巾一丢，赤裸裸地冲了上去。

她那前戏的情绪，被我“呼呼”的鼾声打断。朦胧中，我觉得自己的命根子被人揪住，整个身体都在往上提，再也顶不住，再也顶不住，再、、、“啊—”我惊醒，看见她紧紧含着我的。我慢慢地退出。她紧闭着嘴唇免得从鼓鼓的嘴里憋出来弄湿床单。她顺手拿起一个玻璃酒杯，吐了出来，还拿到我面前让我看了看，说了句：“很浓啊，像果冻一样。”然后混上些果酒，用食指搅拌了几圈，再用舌头舔了舔那食指，便一口把那杯酒，连同我的子孙万代一口吞了下去。

我的天，但愿那只是做梦！

等我再次醒来，已经是清晨。我陪她坐在凉台上，聊起天来。

(从卢芭凉台看Dresden)

告诉我她叫卢芭，是从苏联解体后的某个小国家来的，那年24岁。她是花钱通过一家国际婚姻机构介绍给一个德国人做老婆的。结果那德国人不是真要娶她当老婆，而是利用她来挣钱，因为那男人为了制作自己的一套电脑游戏而辞了现任的工作，所以和自己真正的老婆假离婚，想出了找个东欧“老婆”来挣钱养家的馊主意。

“他人不错，我和他妻子也相处得过去。从我们那来的女孩子能做什么？到哪里还不是做这个。跟着他，至少有个依靠，有个身份，有份安全稳定。我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像我的朋友娜塔莎，和我一起出来的，现在还在捷克那边‘俄国出租车’店里做。”

“娜塔莎没你幸运，可能是因为没有你漂亮吧？”我试探着。那大概是男人共同的第一反应：只要身边的女人提到另一个女人，就想知道是否比这个女人更漂亮。

“娜塔莎没我漂亮，你真会讲话，她比我漂亮多了。只可惜，人是靠运气，光漂亮管什么用？”

天啦！比我眼前的卢芭还漂亮，那能是个什么样子。要知道，能到西欧来混皮肉饭的女孩，都像过去部队文工团招演员一样，是被选了又选，挑了再挑，百里挑一的。

“在捷克那边做一次才50马克，在这里，我至少可以得100。交一半给他，就是那个叫丈夫的人，剩下都是自己的。” 卢芭很自然地说着，说出了我该交纳的费额。

至于我问她：“你的，那个叫丈夫的人，也跟你做那事吗？”她回答得很坦然：“当然做，只是做了必须对他老婆保密。不过不是白做，我收费的。我们只是生意上的伙伴。”

我没提出给钱，她也没有逼着我要。第二天，带她出去吃了早点，等着看她要钱的耐力到底能坚持多久。一起走进家鞋店，她试了试一双白色的高跟鞋，很满意地说：“这我穿了工作很合适。”我连忙查了查价牌，刚好100个马克。说也是，虽然没享受全套，但算做旅馆费100马克也不算贵。再说，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脸面，送东西总比送钱台面。她拧着那双鞋，高兴得甚至一路搀着我的胳臂，像真正的情人一样。又一起吃过午饭，一起照了些照片，进了一家便宜食物店。这时我看到了另一个卢芭。她在精打细算着每一件需要购买的食品，不时摇摇头表示太贵。有个橘子罐头，她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犹豫了好几次。当我抢着为她付了帐后，她竟然激动地当众咬了我的耳朵。

把卢芭送回她 “工作室” 的路上，我问她将来打算怎么办？她说：“我只想赶快找个真正的丈夫，做个真正的妻子和家庭主妇。”

听了她的这番话，我的思想一阵忙乎。记得自己这次出来乱逛的目的，是要“找一个人取代玛丽安娜和我伴随光阴”，这个人“最好是个在贫苦线上挣扎，长得漂亮、又能弹钢琴做饭菜的白女人”。卢芭不正是我要找的那类女人吗?只可惜，我要找的不是老婆，因此没法满足她做“真正的妻子和家庭主妇”的愿望。

“你会弹钢琴吗？”我突然问。

“钢琴，不会，怎么啦？”

“不，没什么，随便问问。”我敷衍着。

不会弹钢琴，那还可以忍受，但，我怎么能带上个妓女回挪威？那还不让众人笑话，尤其是我的那位大学者玛丽安娜！

在她“工作室”公寓的门口，正好撞到她的“丈夫”。那是个戴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完全不像个坏人的样子，见了我，还很得体地打了个招呼。

最后离开卢芭时，她委托我如果见到娜塔莎，带她问候。我正好乘机讨了“俄国出租车”店的地址。

与卢芭拥抱道别，我继续向捷克挺进，心里急着要把卢芭的问候带给那位金发美女娜塔莎。

Posted in 九哥游记, 浓情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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