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故事《我是怎样出国的》(图)

February 7th, 2008 by 九哥

　　怀旧故事《我是怎样出国的》

　　昨天上午，我偶然经过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门前戒备森严，连过道行人到了大使馆门前都要绕道而行。本九哥偏不信邪，硬是要试一试。结果还是被警察客客气气地挡住。那警察对我大一鞠躬，然后告诉我，只有去申请签证的人才可从从大使馆门前经过去另外一张大门前排队。我透过那矮警察的肩膀一看，果不然，前面排着长长的队。

　　排队办签证，那对于九哥这个正宗的假挪威鬼子来说，是件多么遥远的事情啊!看着那仰首张望的人们，我不由想起我20多年前初次出国时的这段往事来。

　　那是在1983年，我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也和几乎所有的同学一样，忙着办理出国留学。虽然我最初是想去美国，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先去了澳大利亚。

　　在我们那个年代，所有办过出国手续的人都知道，出不出得了国，关键是拿不拿得到签证，而拿不拿得到签证，又关键在你有没有钱，或者有没有经济担保人？而我（当时的小九哥），和许多想出国的朋友一样，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没有经济担保人。明明知道希望渺茫，我仍决定去北京试试，如果实在不行，也有个交代，对亲戚朋友，还有单位的同事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的努力有个交代。就那样，我拿着我的中国护照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去了北京。

　　抵达北京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了澳大利亚大使馆，还没进去，就看见大门口贴了张用中文写的布告：“留学签证请去签证处”，然后是地址和地图。还好，不算太远，走过去就是。但是，还没接近签证处的大楼，就看见大楼门口挤满了人。奇怪，怎么签证也像买火车票，凭挤不凭排队？但等我跑近，就不奇怪了，因为我也在拼命往前挤，甚至比其他人挤得更起劲，不是挤着签证，而是挤着看布告。但因为人实在太多，怎么也没能看清布告上写的是什么。只听见前面的人在议论：“为什么要停办？”“什么时候才重新开办？”这时，一个中国工作人员对着大家喊话：“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停止办理留学签证。什么时候重新办理，另行通知”。十足的中国官僚腔调。

　　这时，一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伙子主动上来跟我搭腔。他自我介绍姓朱，叫朱忠。

　　“没见过你，你这是来第几次了？”朱忠问。

　　“头一次。”我老实地回答到。

　　“我已经是第十一次了。”他沮丧而卖老地说。接着，他卖弄起他的经验谈来。最后，他问我：“你的担保是怎么办的？是银行存款证明，还是仅仅担保人的一封信。有存款证明最可靠，保人的银行证明也可以，如果只是封信……”他还要继续说下去。

　　“我，什么都没有。”我又老实地说。

　　“什么？都没有？！没有存款证明、没有担保人，敢从湖南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办签证，开什么国际玩笑！你要是能签上证，我从此把自己的名字倒着念。”

　　这样的对话既不开心又浪费时间，我借故还有事，匆匆离开了朱忠。

　　我在大使馆附近逗留，想抓住可能的机会。正想着，机会就来了。我看见两个澳洲人，一男一女从大使馆里走了出来，我立刻上去装着问路，问去签证处的路，尽管我刚从签证处过来。那两个人立刻停下，很认真地听我提问，然后很殷勤地为我指出去签证处的路，说：“我们正好要去那里，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于是，我们边走边聊。交谈中，我得知他们两并不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而是澳洲某学校的办事员，是特意从澳洲来北京招生的。从他们的口里，我打听到暂时不办理签证的原因是澳洲正在调整留学签证的政策，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回澳洲开会去了，一个星期后回来。

　　这是多么重要的情报。至少我不要天天来等，天天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于是，我利用了这一个星期，去天津玩了一趟。没想到，这一玩，玩出了我出国的钥匙。事情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了“美国音乐研究会”，我以“美国爵士乐”的论文，成为了该协会最年轻的会员，而该协会的总部就设在天津音乐学院。我去天津玩，当然就顺便拜访了协会的秘书长。听说我立刻要出国深造，秘书长表现得很热情，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饭吃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得的是他向我提供了几位十分重要的协会成员的名字和地址，那其中有女高音歌唱家张权。

　　回到北京，我一一拜访了名单上的会员，所谓会员，其实都是些音乐界有名的老前辈。在张权的家里见到她时，老教授显得很高兴，她甚至把我当成校友看待（张权毕业于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从她那里，我又得到一位很重要人物的名字，那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音乐部的部长，（好像是盛中国前太太的哥哥）。我立刻拜访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音乐部。听说我即刻要去澳洲，部长托我到：“有机会去跟他们说一声，就说希望他们把音乐节目做成立体声的。澳洲使馆的人来了好几次了，可我们语言不通，讲不太明白。”说着，他找出了“那使馆的人”的名片递给我。那是澳洲大使馆文化秘书的名片。那名片，便成为了我出国的钥匙。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了大使馆，出示的虽然是湖南广播电视厅的工作证，但声称是中央广播电台派来的，派我来找……我出示了那张名片。于是，很快我与那名片上的人见面了。听说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来的，那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谈起了音乐（谈音乐，就等于是谈我的饭碗），谈起了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那文化秘书打了个电话，兴奋地对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人，澳洲广播电台中文部的负责人约汉.克隆先生，他现在正好在北京。”

　　“我不在意，非常地不在意。”我哪里敢在意？简直是喜出望外。

　　很快，约汉.克隆先生来到文化秘书的办公室与我握手。三个人谈得很投机。谈着谈着，文化秘书突然问约汉：“为什么不问问这位丹尼（丹尼是我的英文名）有没有兴趣帮帮我们。”约汉应和到：“我也这么想，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既懂英文又懂音乐还懂广播的大陆中国人。”

　　我觉得机会到了，于是告诉了他们我虽计划去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深造，但如果他们实在需要，先去澳洲帮他们一段时间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考虑。

　　“你有护照吗？”文化秘书问。

　　“有。”我答。

　　“带在身上了吗？”他又问。

　　“带着的。”我又答。

　　“你在澳洲有朋友吗？”他问。

　　“有。”我答。

　　“你银行里有存款吗？”他又问。

　　“有，我的意思是会有的。”我又答。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澳洲？”他再问。

　　“立刻可以。”我再答。

　　“那好，你能把护照留在我这里吗？”他最后问。

　　“留到什么时候？”我问。

　　“留到明天，明天上午10点。好，我们就这样定了。”

　　接下来，我与约汉具体谈起打算做一个介绍澳洲音乐的系列广播节目。约汉再三警告我，那只是一份钟点工，不要指望靠那吃饭。我也反复请他放心，说我有别的本事吃饭。

　　第二天上午10点，我准时拿到了我的签证！我顿时觉得飘然，不记得从大使馆是走出来的还是飞出来的。

　　我有意从大使馆来到签证处，对着那堆仍在拥挤的人们，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在人群中，我又发现了那个人，那个人叫朱什么来着？叫猪什么来着？对了，叫朱忠。我对着他用最大的动作挥动着我的手臂。他发现我，朝我走过来。

　　“你好，忠朱。”我友好而居高临下地叫到。

　　“嘿，你干吗骂人，叫我‘种猪’？”他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没有等他在靠近，只挥动挥动手里的护照，大声喊到：“我们澳洲见。”

　　去了澳洲几年后，我又移民挪威，不久成为了挪威公民。从那以后，“签证”这个词汇，就不再对我老九有意义。一本小红本本，一双鞋一个背包，坐飞机如同公共汽车，全世界满天飞。

　　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东京。当绕道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我故意把步子放得很慢，对着那些被寒风冻僵的人们，满脸一幅小人得志的神情。

　　九哥

　　于东京

　　（文章里的内容取材于本人的自传长篇小说《父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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