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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四）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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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准将
声望: 教授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72

海归分: 147206

标题: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十四） (3447 reads) 时间: 2009-12-02 周三, 14:21

作者：芦笛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从官方对儿童莫罗佐夫的表彰不难看出，斯大林缔造的新社会只有一个美德，那就是无限忠于他本人。只要做到这一点，则父兄可弑，亲人可卖，师友可诬，为一切其他形式的人类社会所强烈谴责的伤天害理的烂事都成了圣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背叛家庭”居然成了一种由政府公开提倡表彰奖励的美德，这种“新人类”真正实行了与人性的彻底决裂。

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指出，斯大林那位前神学院学生的灵感来自于《马太福音》：“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在我看来，斯大林把这段经文改成了“爱我之所爱，恨我之所恨。我让你爱谁你就爱谁，让你恨谁你就恨谁。你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只能由我主宰。”领袖不但能任意支配子民的身体，更要如上帝一样，占有他们的全部灵魂。

在控制了一切宣传工具与信息来源之后，要在广大青少年中培养出这种邪恶的宗教情怀并不困难，然而对思想相对复杂、有机会接触神本人的党官特别是高官，光靠这种宗教忠诚显然就不够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发明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权贵阶级，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将控制或享受社会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资源都精细量化为一种严格按职位分配的特权，其中甚至包括常态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公民基本权利（诸如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

在这种奇特的制度下，高官们过着类似西方亿万富翁的生活，拥有宫殿般豪华的住所与别墅，各式各样的名车，庞大的奴仆队伍与保镖队伍，对国内外时事能享受西方普通公民的知情权。然而这一切都是职位决定的。在名义上，高官们乃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一旦失去职位，他们就变得比西方破产的资本家还不如，在瞬间内沦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卡冈诺维奇的孩子们在老爸被赶出中央后突然惊奇地发现，他们家连件家具都没有，原有的一切奢华享受都是国家免费提供的。类似地，罗点点在其回忆录中也说，所有在文革中倒霉的高官中就只有刘少奇家还有家具，因为那是王光美娘家的私产，并不是由国家免费提供的。这就是林副统帅为何要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

这种无比巧妙的设计，使得党官僚们享受到的一切都完全来自于斯大林的个人恩惠，而且是随时可以撤回的圣恩。西方政客和官员的权力与财富是分开的，丢掉权位并不会导致个人财产丧失，个人财务破产也不会影响拥有的权力。斯大林发明的新社会却实行了权与财的一元化，将财富变成了权力的内容之一，而能否保有权力，则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好恶。

这是胡萝卜，大棒则是“革命的惩罚之剑”——秘密警察的监控与严惩。斯大林把列宁发明的以特务治国发展为以特务治党，用特务机关去整肃党政军内一切他怀疑不够忠诚或是有碍于革命事业的人。只有在这个崭新的社会里，特务机关才超越了一切法规，凌驾于一切权力机构之上，获得了在任何其他社会中无从想象的空前的权力，而且还变成了为全民一致歌颂感激的革命英雄。所有的高官都处在特务们的严密监控之下，谈话都被监听，私生活细节都存在格伯乌的秘密档案中。据说特务头子叶若夫甚至有斯大林的档案。只要斯大林示意，任何高官在任何时候都会于瞬间内沦为阶下囚，不但失去全部家产，本人还要备受毒刑拷打，在公开审判中尽情糟蹋自己，歌颂斯大林，然后被枪决，其家人也常常被连坐，不是被枪决（如托洛茨基全家），就是死在劳改营里。

这种制度确保了党官僚们对斯大林个人的绝对忠诚，也哺育出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现行制度的坚定决心，构成了整个国家机器的坚强支柱。斯大林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发明家，其发明完全达到了原设计目的，党机器的每个成员都只有一个信念：作党的驯服工具，一切按最高指示办，保住既有权位，向上一级阶梯攀登。为了使得这信念长存，斯大林还周期性地肉体消灭高官们，为野心勃勃的新进们制造晋升机会。

毁党造党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皮雅塔科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的个人经历最能说明这一点。他原来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后来成了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他的名言是：“为了党的缘故，你能够而且必须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之内，便改变你的全部信念，强迫你自己相信黑的就是白的。”Sadly，这表白并没能救他于灭顶，1937年1月，他被判为外国间谍被枪毙。

斯大林的“毁民造民”的社会改建工程也同样取得了辉煌胜利，所有的城市居民都给纳入了无作不在的党组织监控网，处在四面八方的持续监控下。几乎所有的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当了告密者，向特务机关告发亲友邻居的一切可疑言行。

改造的重点当然是知识分子。列宁还能容忍所谓“同路人”作家存在，那就是说，只要讴歌布尔什维克及其革命，作家们尚保留了自由职业者身份，并不一定被纳入党组织的监控网。而且，只要作品的大方向正确，作家们还可以尝试不同的风格流派。到了斯大林手上，便“同路”也不准了，作家和艺术家们被统统编入作协和各种艺术家协会，不但自己成了官僚机构的配件，而且变成了 “人类灵魂工程师”，按党下达的任务去批量制造“齿轮和螺丝钉”。

对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斯大林则采用了具有浓厚毛子特色的“限制利用改造”政策。他发明了“监狱研究所”，把富有才华的发明家和设计师们抓进监牢去，让他们在里面潜心发明创造。著名的图波列夫设计局就是开在监狱里的，别特里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етляко́в）乃是该局的骨干，他们一道设计出了苏联最优秀的战术轰炸机图-2。另一位有名的飞机设计师波里加尔波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ика́рпов）甚至被判处过死刑。

斯大林的思路很简单：把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抓进大牢去，使得他们处于戴罪立功的惶恐处境，就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党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他们给关在牢里，就没有家务的烦扰，没有了任何私生活，可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还能日夜和同行在一起切磋，必然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来。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

有趣的是，斯大林一面谴责他们是国家的敌人，甚至可以判他们的死刑，然而在他们做出成绩来之后，又能为这些“人民的敌人”授勋，甚至把最高级的荣誉授给他们。例如“工业党”的“要犯”拉姆辛（Леони́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амзи́н）是莫斯科热能技术研究所所长，在1930年的审判中被判枪决，旋即改为监禁，在牢里继续他的研究，两年后获释，最终官复原职，并先后得到斯大林奖金、列宁勋章与红旗劳动勋章。上面提到的飞机设计师们也曾获得类似荣誉。

这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整个治国战略：让国家持续处于类似对外交战的紧急状态中，以渲染国内外假想敌的威胁制造恐怖气氛，使得每个人都有瞬间内被严惩的充分可能，因而处于戴罪立功的恐惧中，同时诱之以荣誉和物质奖励，以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的能量，将之用于建设。如果说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人的贪婪，那么驱动斯大林式共产社会的动力就要复杂得多：宗教激情、因彻底缺乏人身安全感而产生的入骨的恐惧以及对荣誉与物质奖励的渴求。

在“毁民造民”的社会工程中，斯大林面对的最大挑战，还是构成了人口的80%的俄国农民。

前文已经介绍过，有两个俄国：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橱窗俄国引入了西方文化，并由本国天才作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发展。但这不过是点缀在茫茫大漠上的几丛鲜花，除此之外更是农村俄国那无限广阔的天地。这两个俄国毫不相似，彼此并不搭界。生活在农村俄国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村民们，实行的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从未听说过本国的文化巨人们，遑论读过或欣赏过他们的杰作。农村俄国有自己的原始文化，奉行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橱窗俄国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世界。这与中国还不一样。如所周知，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名人都来自于乡绅之家。

最重要的是，农村俄国实际上是由村社统治的，那个村民自治体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其成员游离于国家权力网络之外，信奉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权威，不能被国家直接操控。对斯大林要构建的那个新式国家机器，它显然构成了最大的障碍。

这就是斯大林发动“消灭富农”和集体化两大运动的政治原因。一般学者只注意到了它们的经济原因，亦即使得农村沦为城市的殖民地，以疯狂掠夺农民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获得强大的军事实力。这当然不错，20年代苏联有个经济学派，提出的就是这个主张，而斯大林完全接受了该理论。布哈林在与加米涅夫的密谈中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加米涅夫：

“斯大林的路线是，资本主义是以牺牲殖民地为代价发展起来的。我们没有殖民地，而且没人会给我们贷款，因此，我们得靠勒索自己的农民。斯大林知道会遇到反抗，因此他的理论是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对它的抵抗也就会越来越激烈。”

这话再次显示了列宁和斯大林那种毫无人味的“超冷静的理性思维方式”。令人惊讶地是，这种思维方式跟中国许多识字分子竟然不谋而合。尽管今日中国国情与当年苏联截然不同，中国已经成了吸纳外资的强大黑洞，而且业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经济业已起飞，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却一再独立发现斯大林早在20年代便发现的“真理”。摩登帝师温铁军限制农民入城的一个理由，便是发达国家之所以能避免贫富分化，乃是这些国家向殖民地输出了贫民。而中国没有殖民地，因此，为了避免城市出现像南美和印度那种贫民窟，必须把贫民留在农村，不许他们入城。而老金他们学校的那位经济学家经过几十年的独立思考与反复求索，也得出斯大林的结论，主张必须坚决维护城乡居民之间的制度性不平等，确保“低人权优势”，以无情压榨农村贱民来发展国民经济，把“奴隶社会主义”做大做强。

这的确是斯大林对农村俄国宣战的经济原因。那思路也很明快直接：将农民悉数纳入由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场，使得国家能绝对控制粮食的流通，任意决定征粮数量，任意决定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所谓“剪刀差”），使得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变成制度，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去有意 “谷贱伤农”，用这种制度性掠夺将农民的血汗悉数搜刮入国库，换回外汇，购买工业起飞必需的设备，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说便是：

“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

连伟大领袖都知道，“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确，直到斯大林死，苏联的粮食产量都一直未达到革命前的平均水平。在世界历史上，除了“社会主义阵营”，还从未见过有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如此肆无忌惮丧心病狂地掠夺殖民地，使得其农村全部破产。而这居然是对本国农民干出来的！咱们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在津津乐道“羊吃人的西欧圈地运动”时，为何偏偏忘记了苏联和一系列卫星国的“党吃人”运动？

比起基于政治原因的种族灭绝来，经济上的掠夺温柔得有如天鹅绒。这政治上的原因，国内学者似乎只有秦晖教授看出来，他还没能直截了当地说出，那就是，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其实是一场旨在彻底粉碎农村民间社会，建立党对所有农民的直接监控的政治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将农村“原子化”，粉碎既有的一切农村组织，并从根本上剥夺农民组织起来的可能，将整个农村纳入党撒下的天罗地网，使得农民彻底丧失主动或被动抵抗的能力。

如布哈林披露的那样，斯大林预见到了这必然是场血腥的战争，为此甚至发明了“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就越激烈”的理论，作为发动这场战争的舆论准备。如他过去向列宁保证的那样：“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他无与伦比的铁石心肠与超人的意志，决定了他为达目的使出来的恐怖手段，将令革命后的红色恐怖相形见绌，而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则处处“血雨随心翻作浪，白骨着意化为樵”。

作者：芦笛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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